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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发展论文范文1
关键词: 危机应对/财税法问题/有效发展 内容提要: 我国为应对经济危机所采行的大量财税政策成效甚为显著，但在财税的立法体制、权力行使、透明度、程序保障、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方面却存在突出问题，已直接影响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必须系统解决；危机应对与财税法的有效发展(1)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尤其要求加强财税法领域的风险防控、信息披露、情事变更、财税调控等理论的研究，以更好地推进财税法治，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是当代各国最重要的主题。一国的发展必须遵循规律，在整体上关注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地防范和化解各类危机，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有效发展；同时，一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因而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撑，而财政的法治化水平，则直接关涉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影响人民的福祉和人权的实现。由此可见，对于一国的发展不仅应关注其协调性、有效性，还应关注其与财政法治、人民福祉等方面的关联性。 从发展的协调性和有效性来看，如何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各类危机，无疑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2008年以来的国际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积聚的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有效发展，还可能引发政治、社会、法律等诸多领域的危机。面对危机，只有临危不惧，相机而动，辨证施治，才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国普遍采行多种经济政策，其中，财政政策尤为重要。大量的预算支出、税收减免、国债增发、政府采购等财政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使财政政策在危机应对方面居功至伟。而上述各类财税手段的施行，则离不开财税法的有效保障。由此便产生了危机应对与财税法治、人民福祉等方面的内在关联。 事实上，基于法定原则，在预算、税收、国债等诸多领域，都需要严格依法行事，即使危机时分亦不得例外。正因如此，在各国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财税法的调整备受重视，财税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但与此同时，基于危机应对的应急性等诸多因素，背离法治精神的各类问题亦可能发生，从而使财税法制建设潜伏隐忧，如不及时调整，便可能形成财税法发展中的危机，影响财税法的有效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类财税手段，探讨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提出财税法的有效发展问题，强调在危机应对方面不仅要关注经济的有效发展，还应重视化解危机的各类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尤其是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和相关立法，更应符合法治精神，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财税法的宗旨。此外，本文还强调，危机的应对与财税法的有效发展，有助于财税法研究的深化；同时，财税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有助于促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并有利于危机的防范和化解。因此，本文还特别提出了深化财税法研究应当进一步关注的若干财税法理论。 二、应对危机的主要财税手段解析 在应对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以及整体上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广泛运用了财税手段，特别是预算支出和税收减免的手段。从我国的情况看，应对危机所运用的主要财税手段，包括预算手段、税收手段、国债手段、政府采购手段、转移支付手段等。对于这些手段，可以作进一步的具体解析： 1.预算手段。危机发生后，我国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预算支出，以通过政府公共资金的投入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国家推出的在两年时间内投资四万亿元的计划，曾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它同美国提出的七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都是应对危机的直接而重要的手段。 2.税收手段。我国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税收手段是非常丰富的，择要枚举如下：第一，在税率调整方面，国家为了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调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为0.1%；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实现引导消费的目标，调高白酒、香烟的消费税税率，等等。此外，国家还调整了一系列的“准税率”，如在增值税领域，将小规模纳税人的 征收率调低为3%，同时，调高出口退税率，以鼓励出口。第二，在税基调整方面，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调整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或扣除范围，同时，进行成品油的“费改税”，等等；第三，在税收优惠方面，实施了大量的减免税，如对个人所得税中的储蓄存款利息免税，等等。 3.国债手段。国债手段早已成为应对经济波动的重要措施，我国在2007年就决定分期发行1. 55万亿特别国债。此外，在我国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相当部分资金来自国债的发行。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无论是赤字的弥补，还是对内需的拉动，国债手段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4.采购手段。政府的公共采购，直接影响到广大市场主体的利益，以及市场整体的繁荣和复苏。采购手段的运用，不仅关系到微观主体的权益，也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本国经济的发展，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否可以优先采购国货，采购的规模、比例、数量如何等等，不仅是国内法上的重要问题，甚至还涉及国际经济和法律的协调。 5.转支手段。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虽然同为预算支出的重要形式，但其性质、领域等毕竟不同。在危机应对方面，既要有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的政府采购，也要有最终对广大居民的生存和消费产生重要影响的转移支付。因此，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相关补贴等方面的转移支付，是应对危机、拉动消费的一个重要举措。我国政府已经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很多。仅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就提出了拟投入8500亿元的计划。此外，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的提高，以及保障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等方面，都需要国家的大量投入。 上述几类手段，都是非常直接的财税手段。其实，其他的许多政策工具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财税手段有关。例如，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提出了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这些规划的出台，看似产业政策或规划手段，但其中大量涉及财税手段的支持。即使是货币政策，也需要与财政手段相协调。可见，财税手段对于应对危机确实非常重要。 从上述简要列举的各类手段来看，我国应对危机所采行的财税手段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涉及预算、税收等基本手段，也涉及其它的辅助性的手段；既涉及直接的财税手段，也涉及融入其它经济政策中的间接的财税手段。因此，对于各类财税手段的具体运用及其化解危机的重要作用，还需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 在强调法定原则的情况下，上述各类财税手段的采行，都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上述各类手段的运用过程，同时也是财税法实施的过程。因此，透过上述各类措施的确定和实施，不仅可以看到财税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更能看到其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探寻其未来完善的基本路径。 三、从危机应对看我国财税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考察上述为应对危机而采行的各类财税手段，可以发现我国财税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尽管对此已有人予以关注，但学界和实务界仍需进一步予以梳理和深化。目前，我国财税法制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下列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一）立法体制问题 财税立法体制问题是人们探讨多年的老问题，但也是历久弥新的重要论题，其核心是财税立法权的配置问题。依据严格的法定原则，按照“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的要求，财税立法权应主要由立法机关行使，政府经由法律或立法机关的授权，方可行使部分财税立法权，且不应成为财税立法权最重要的享有者。即使考虑现实的调控需要，以及危机的应对等问题，并因而提倡“动态”的法定原则，也必须注意对政府财税立法权的限定，[11]这样才能使财税法上的法定原则既能保持其合理内核，又能与时俱进；既能够解决经济生活中亟待处理的问题，又能够符合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 从危机应对所采取的各类手段来看，政府在财税立法权方面的强势地位非常突出，这与历史上政府立法权过大，以及现实中应对危机的需求急迫均有关联。无论是税收减免的安排，还是税基、税率调整等，各类课税要素的变动，本来都应实施“法律保留”，但由于历史和现 实的双重因素影响，实践中往往由国务院甚至其职能部门直接操作。长此以往，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必受影响。 因此，尽管为应对危机而采行的手段具有一定的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有些措施是不符合法治精神和法律规定的，不能将其长期化、固定化。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立法体制的问题，明确界定和配置相关主体的立法权，并确保依法行使，才能更好地推进财税法自身的发展。 （二）权力行使问题 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采行的各种财税手段，涉及多种权力的行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预算支出权、预算调整权、税基税率调整权、税收优惠决定权、国债发行权、采购调控权、转移支付权，等等。上述权力的配置，在立法上已有基本规定，但在具体行使时，却可能存在越权、滥用权力等问题，导致某些主体的权力行使不充分、不完整、不及时，并因而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例如，在上述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政府要增加支出1.18万亿，由此使原来收支较为平衡的预算失衡，导致中央预算的赤字大增，从而涉及巨额预算调整。由于4万亿的投资计划如此巨大，且涉及两年共计1. 18万亿的预算调整，因而无论是从重大投资计划的角度，还是从预算调整的角度，都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其预算调整审批权进行审批。但实际情况却是此次投资计划的出台和预算调整，仅由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并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其在权力行使上的问题是显见的。这也是4万亿投资计划推出不久，即在法律上广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其实，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及时、充分地行使预算调整的审批权，则可使如此重要的危机应对措施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并由此得到更好的遵从。 4万亿的投资计划，同国债发行权的行使也有密切关联，毕竟在因扩大预算支出而使赤字大增的情况下，国债必然会成为弥补赤字的至为重要的手段。如前所述，早在2007年，我国就决定发行1. 55万亿特别国债，因发行规模大且跨越数年，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专门予以审批，[12]从而至少在形式上符合国债发行审批权的行使要求。通常，依据国债法定原则，为了更好地体现监督，所有的国债发行，无论是否是用于应对危机，都应由国家立法机关行使其国债发行的审批权，政府部门不得越权自行批准，否则即违背宪政的基本精神。 4万亿的投资计划，与采购调控权也密切相关。国家制定巨额投资计划，就是为了拉动内需，调整结构，恢复经济，而投资计划的重要实现形式则是政府采购。由于政府采购向哪些领域倾斜，以及国货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等，会影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产品销售以及经济复苏，因此，采购调控权同样非常重要。 4万亿的投资计划，只是我国应对危机的一类手段，其中涉及的诸多财税法问题，特别是权力行使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例如，对于上述的预算调整审批权，我国《宪法》和《预算法》的规定非常明确，但却存在权力主体行权落空或行权不到位的问题。又如，国债的发行审批权同样应由立法机关来行使，并且在历史上已由其行使，但在应对危机时似乎行权不畅。至于上述的采购调控权，则在总体上尚未完全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权力来对待，因而还缺少宏观或整体上的行权机制。而这些不足，无论是对于整体的危机应对，还是对于经济的有效发展，最终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我国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诸多税收措施，包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增值税转型、消费税调整、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的税收安排等，涉及税收优惠决定权、税基确定权、税目税率调整权等财税法上的重要权力。对于上述权力的行使，税法已有基本规定，但在具体行使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目前这些权力主要由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行使，尽管便于及时应对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但与法治精神的要求则相距甚远。此外，由于经济危机使税收减收因素增加，而税收增收需求加大，因此，依法征管的问题会日益突出，对税收征管权的行使必须做出应有的限定。 上述各类财税法上的权力，作为法定职权，各类有权主体必须积极行使，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超越，或滥用。只有各司其职，各依其轨，既有监督，又有协调，依法行权，才能实现财税法制的基本 目标。 （三）透明度问题 透明度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信息权。财税透明度直接关涉公民权利、纳税人权利。财税立法与执法的透明度，因其与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直接相关，历来备受瞩目。无论是正常状态，还是危机时分，都必须保持财税领域基本的透明度。[13]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财税立法的透明度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财税立法毕竟关系到国民的基本财产权，直接影响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私人利益，因而不可不慎。在一定意义上说，财税立法要体现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平衡，如果把财税立法视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种广义上的“协议”，则由于此类“协议”影响至为深远，因而必须透明，尤其应让公众知道某种财税立法为什么要出台，立法背景是什么；同时，财税立法的基本内容要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才能使财税立法更好地体现民众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才更加具有执行力和可操作性。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对财税立法的透明度亦时有关注。例如，在进行成品油的“费改税”的过程中，曾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至少在形式上注意了透明度，只不过当时征求意见的时间较短，以至于有人认为过于“形式主义”。但类似的“形式主义”的立法参与却并不普遍。例如，非常重要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大税收暂行条例的修订，就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其他税收立法领域的“神秘主义”亦屡见不鲜。 上述财税立法透明度较弱的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税执法，使执法的依据和效果令人质疑。与此同时，财税执法方面的透明度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如转移支付的数额、方向、绩效等执行中的不透明问题，因危机而在税收征管领域征收“过头税”的问题，等等，都已引起关注。至于各级预算支出的透明度不够等“老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4]。如果能够增强财税执法的透明度，加大各个方面的监督力度，则财税执法方面的许多问题，将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我国目前已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增进立法和执法的透明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依据该《条例》，有关财税方面的许多信息，都应依法公开，[15]这无疑有助于推进财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四）程序保障问题 无论是立法分权还是权力行使，无论是财税透明度的提高还是公众参与域的扩大，都离不开程序保障。财税法的重要性和现代性，要求把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熔于一炉”，因此，在财税立法中会涉及大量的程序法规范。尽管如此，程序保障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例如，在发生经济危机等紧急状态下，应该有政府进行财税调控的应急程序，包括在什么情况下，由哪个主体启动应急程序，由哪个主体提出应急预算支出方案，由哪个主体审批，由哪个主体执行，由哪个主体监督，等等；具体的应急委员会如何组成，如何讨论，如何决策，都需要有程序保障。上述的4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也涉及程序保障问题[16]。如果4万亿投资的程序持续不清，就会导致“跑部钱进”之风愈演愈烈，从而严重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 此外，各类主体的财税调控权的行使，也都需要程序保障。无论是国债的发行调控，还是税基、税率的调整；无论是税收优惠的确定，还是转移支付的施行，等等，须臾也离不开程序保障。但上述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尚缺少公开、细致的程序安排，因而不可能做到全面的依法调控。在人治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财税法治自然难以全面实现。 上述的程序保障，直接影响财税立法和财税执法，影响各类财税调控权的行使，并进而影响财税透明度。如果财税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按照公开、细致的程序展开，则自然会提高财税透明度；同时，由于财税透明度直接关涉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重要权利，因此，为了保障公众的各类宪法性权利，以及财税法上的权利，必须在程序保障上作出相应安排。 可见，程序保障对于更好地进行财税立法和执法，对于各类主体有效行使各类财税调控权，对于提高财税透明度， 对于保障公众的各类相关权利，都至为重要。唯有切实提高程序保障水平，才能更好地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 （五）法律意识与法治观念问题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也在不断提高和增强，这无疑是重要进步。但与此同时，还要结合应对危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审视目前在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方面存在的不足。 例如，在各类财税调控权的行使过程中，不仅要求社会公众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还尤其要求行使调控权的国家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正确的法律意识对于形成法治观念非常重要。能否真正地依法办事，能否把一切调控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对于实现调控目标无疑非常重要。如果能够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与国家全局的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如果能够在行使各类财税调控权的时候，注意均衡保护各类主体的权益，则财税法调整的整体效果会更好。 总之，上述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诸多问题，在未发生危机时也存在，只不过有些问题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只要针对上述问题的成因，不断完善财税立法体制，解决好各类财税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问题，不断增强财税透明度，并加强程序保障，提高法律意识和增强法治观念，就会大大有助于解决财税法发展中的问题，避免发生法律危机，就能够通过加强财税法制建设，促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 四、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 财税法的“有效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命题。[17]财税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如何发展，如何有效地发展，对于整体的法制建设，对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为此，前面已经结合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财税手段，探讨了影响财税法有效发展的具体问题，下面有必要结合前述问题，对“有效发展”作进一步提炼，明确“有效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价值，从而更好地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 在“有效发展”方面，所谓“有效”，一方面强调财税法必须符合规律、符合民意、符合法治精神，从而使其合法有效；另一方面，也强调财税法的发展必须关注财税法的整体，考虑财税法系统内部的协调，重视财税法自身的可持续，从而使其发展更有效率，也更有效益。 在“有效发展”方面，所谓“发展”，强调的不仅是数量的增长，更是质量的提高。因此，财税立法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应着力解决前述各类问题，包括：第一，立法体制要协调。立法权的分配要协调好，各级各类立法主体依法行使各自的立法权，有助于财税法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第二，各类权力配置要和谐、得当。只有各类权力，尤其是各类财税调控权配置得当，相关主体充分、及时、完整地行使权力，才能有效地实现财税法的目标。第三，要增强财税法的透明度。透明度体现的是相关主体之间的沟通，财税法制系统只有能够有效地输出、反馈，并加强系统输入，才可能持续地运转。第四，要加强程序保障。没有程序保障，财税法的制定和实施就会出现失序和失范；同时，在程序保障之下，财税法的运行会更有效率，也更有效益。第五，要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对上述各类问题的解决都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财税法的有效发展。 依据“有效发展”的上述内在要求，可以分析财税法制建设诸多方面的得失。例如，近些年来，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了大量的财税法规、规章，同时，在其他法律中亦隐含大量的财税法规范，财税立法的总体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单纯的立法数量并不必然意味着财税法的发展，更不意味着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因为这些立法的系统性还不够，财税法系统所应有的结构、层级、功能、协调性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高层次的立法还不多，有些重要的立法甚至尚付阙如；不同层级以及相同层级立法之间的协调性还不够，立法上的交叉、重叠、抵牾、冲突等还时有发生，财税法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尚存很大空间。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尚需进一步推进。 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在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财税法的有效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的有效发展 ，特别是大量财税调控措施的依法推出。各类财税调控权的有效行使，都有助于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并且，在应对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过程中，财税法自身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财税法自身的有效发展，推动了财税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使财税法的运行更加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从而有助于解决财税法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各类突出问题，化解可能产生的各类危机，进而对于整体的法制完善，对于有效实现法治，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要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应解决好量与质、形与神等诸多方面的关系问题。在量与质的关系方面，不能单纯重视立法数量，尤其应注意提高立法质量；在形与神的关系方面，不仅要使许多财税立法具备一般的法律外观，还尤其要使其在实质上体现宪政的精神、法治的精神，确保财税法是合法有效的。因为违反宪政精神、法治精神的恶法，数量越多，危害越大。 要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不断提高财税法的立法质量和执法水平，还应当注意“全面、协调、可持续”，[18]从财税法整体的角度考虑其发展。只有基于财税法系统的整体，才能更好地考虑协调的问题，做到主要法律齐备，各类立法配套，相互之间互补而不冲突，且能形成整体合力。同时，只有体现法治精神，反映民众诉求，体现经济规律，财税法才是可持续的，才能得到有效发展。 五、财税法的有效发展与财税法研究的深化 如前所述，只有不断地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有效发展，而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类财税手段，都需要财税法的保障。事实上，财税法的有效发展，财税法治水平的提高，非常有助于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也有助于财税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财税法研究的深化，会进一步促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并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 前述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显现出的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这对于财税法研究的深化非常重要，其中涉及的如下几类财税法理论，尤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风险防控理论 从风险防控的角度说，财税法是重要的风险防控法。财税法之所以能够防范和控制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风险，是因为财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由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宏观调控）、保障稳定，是财政或税收的基本功能，而财税法则能够通过保障收入的有效分配，使国家、企业、个人等各类主体各得其所，来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通过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通过兼顾公平与效率，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企业等各类主体的发展，来增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和稳定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诸多风险，因此，财税法是重要的风险防控法。 不仅整体上的财税法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相关风险具有防控功能，而且，具体的财税法制度也能够防控具体的财税风险。通常，财税风险包括预算风险、税收风险、国债风险、采购风险、转支风险等，这些风险都需要通过财税法上的相关具体制度来加以防控。 其实，如同私人经济主体一样，国家作为公共经济的主体，也需要防范风险和危机。财政法上的财政风险，与预算支出过大、债务负担过重、税负过重或税收不足等有直接关联，因此，有效地解决赤字规模过大、债务依存度过高的问题，有效解决税负不公以及由此产生的征收不可持续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制度建设上，尤其应当关注收支平衡，特别是转移支付和政府采购规模，以及征税和发债规模等问题，通过优化税法、国债法、收费法等制度设计，确保形成良性的“取予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和现实需要，在未来的财税立法中，结合《预算法》的修订和《国债法》的制定，结合多部税收法律的出台，需要进一步强化预算平衡与预算调整、赤字与债务规模控制等制度，使预算的编审与执行，以及国债的发行与回收等制度安排更加规范；此外，由于课税努力与税负公平影响着国家的征收和国民的遵从及其引致的税收风险，因而需要进一步关注税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关注 税法上的可税性理论。 （二）信息披露理论 众所周知，当今的风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信息的不充分、不确定直接相关。为了解决信息的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在许多法律领域都需要确立信息披露制度，以保护各类主体的知情权，如纳税人的知情权、投资者的知情权、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管理者的知情权，等等。加强信息披露，对于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和危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研究危机的应对，还是研究财税法的发展问题，都应关注信息披露理论。[19] 财税法上的信息披露，包括国家向国民的信息公开，也包括国民向国家的信息报告，其核心是国家或国民的知情权问题。通常，人们更加重视的是国民的知情权。例如，在预算法领域的预算知情权问题，一直引人注目，对此前已述及；此外，在纳税人权利方面，通常也把纳税人的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权利。[20]至于在国债的发行、使用方面，以及转移支付、政府采购、政府收费等方面的知情权，同样非常值得重视。 除上述国民的知情权以外，为了加强管理，国家也需要获取相关信息，因此，在许多制度中，对国家的知情权也有大量规定，尤其要求企业、个人等主体应当对其经济活动、收益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申报、报告，从而使国家可以在征税、收费、发债等方面做出判断，同时，也可以在财政支出方面做出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对国民的知情权一般是从权利的角度加以规定的，而对国家的知情权，在许多情况下是从国民信息义务的角度来加以规定的。例如，我国现行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的知情权，主要是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的权利，具体包括办理税收事项的时间、方式、步骤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应纳税额核定及其他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计算方法，发生争议时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及需要满足的条件，等等。 与上述知情权相对应，现行税法制度还规定了纳税人的信息义务，包括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即纳税人除了通过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提供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外，还应及时提供其他信息，如经营情况变化、遭受各种灾害等特殊信息。此外，纳税人还有报告其他涉税信息的义务，包括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转移定价信息的报告义务，对抵押权人、质权人的欠税情况说明义务，企业合并、分立的报告义务，全部账号的报告义务，处分大额财产的报告义务，等等。 无论是哪类主体的知情权，都需经由充分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为此，需要对财税法上的信息披露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加强研究，并提炼出较为系统的信息披露理论。 （三）情势变更理论 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带来了重大的情势变更，它不仅严重影响私人契约的履行，也会使原来形式上收支平衡的预算发生失衡，从而影响国家预算的实施。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情势变更的法理在私法领域的运用，同样也要考虑其在财税法等公法领域的运用，并提炼财税法领域的情势变更理论。 情势变更所带来的财税法问题是多方面的，如预算调整问题、预算支出优先权的变化问题、税收制度的微调应对问题、特别国债的发行问题、财税程序法的完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涉及财税法的许多重要领域，是财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财税法领域的情势变更理论和制度问题，要考虑情势的重大性、变更的不可预见性、整体的情势变更的广泛性等诸多因素，并基于财税法所具有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紧密相关的自足性，提出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分析财税事项变更的程序、权义调整、责任分担等问题，以进一步丰富财税法理论。 （四）财税调控理论 在危机应对和财税法的发展过程中，财税调控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从财税法的角度所进行的财税调控理论和制度的研究都还很不够。如果仅是从宪法、行政法等视角来研究财税法，则不利于财税调控理论的提炼；如果基于经济法、社会法等现代法 的视角，则有助于财税调控理论的研究。无论从各国的制度实践，还是从财税法理论拓展的角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财税调控理论的研究。 六、结论 本文着重对危机应对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类财税手段进行了解析，并针对这些财税手段的法律保障，提出了我国在财税法制建设方面应予关注的五类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就会影响财税法的有效发展，甚至会引发财税法的危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 应当承认，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财税手段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财税法的有力保障。为此，必须解决好立法体制问题、权力行使问题、透明度问题、程序保障问题，以及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问题，不断提升财税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样，才能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解决好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相关问题，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各类危机。 财税法的有效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需要学界和实务界深入研究。危机应对与财税法的有效发展(第8页)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一方面，危机应对为财税法的有效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明确何谓有效发展，为什么要有效发展，以及如何有效发展等问题；另一方面，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客观上为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有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有助于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各类危机，对于解决财税法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法律危机，尤其具有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危机应对，还是财税法的有效发展，都有助于推动财税法理论的深化；同时，财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财税法的法治化水平，促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并进一步推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从而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风险和危机。从危机应对、财税法有效发展及其与财税法理论研究的关联来看，在财税法理论研究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理论、信息披露理论、情事变更理论和财税调控理论的研究，这对于推进财税法理论的整体发展意义甚巨。 总之，通过应对经济危机的财税手段及其法律问题的解析，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加强财税法治、推进财税法的有效发展，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之必要；同时，危机应对与财税法的有效发展(第8页)，也对财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提出了要求并指明了方向。财税法学界应当以此为契机，更加重视财税法的理论创新，不断提高财税法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力，这也是新时期财税法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和必由之路。 注释:危机毕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因此，危机应对必须立足长远，不能仅为了解决危机的问题，而忽视经济的长期的、协调的、持续的、有效的发展；应当以危机为契机，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结构，这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2008年9月1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次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将现行的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按千分之一的税率对双方当事人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2008年10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 8%。 2008年12月5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该方案明确，原来征收的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改为征收成品油消费税。成品油价税费改革已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国务院公布，自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特别是在1998年因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而使赤字大增的情况下，我国开始大量增发国债，用以应对经济波动，拉动内需。 由于经济危机等诸多因素，我国在2009财年安排的赤字达到空前的9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为7500亿元。如此庞大的赤字规模，构成了国债发行方面的巨大压力；同时，对于国债的合理规模、地方债的发行等问题，又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为应对危机曾提 出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政府采购涉及许多行业和领域，因而政府采购法与许多行业法密切相关，涉及与《铁路法》、《公路法》、《建筑法》、《国防法》等许多法律的协调。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WTO成员方之间有关政府采购的国际协调亦非常重要。 钢铁、汽车、电子、纺织、物流、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石化、轻工、船舶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财税政策相关。财税政策对于上述十大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日益显现。 [11]2009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其中包括1984年9月1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85年的授权决定仍然有效。198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使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进一步扩大，尽管更多地体现了“动态”的法定原则，但却缺乏对财税立法权的必要限定。 [12]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及调整2007年末国债余额限额的决议》，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发行数额最大的一笔特别国债，主要用于配合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流动性过剩等问题。 [13]OECD国家和IMF等国际组织对财政透明度非常关注，并注重以多种立法形式加以规范。可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财政透明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此类问题在广东、上海等地的实践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务院已提出争取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将中央部门预算向社会公开。 [15]2009年1月7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信息的公开和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这体现了对财税透明度的关注。 [16]我国一直在酝酿制定《政府投资管理条例》，投资决策程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17]与此相关的是财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类问题笔者曾作过简要讨论。参见张守文：《论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 [18]在这个意义上，有效发展与科学发展是内在一致的，都是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必然提出的要求。 [19]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维度同样是财税法研究的重要维度，同时，加强财税法领域的信息理论与制度的研究，还有助于推进信息法学的发展。 [20]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都比较重视纳税人的知情权，这是纳税人行使其相关权利的重要基础。为此，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1月6日发布的《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中，也将纳税人知情权作为第一项重要的权利加以明确。
财税发展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会计制度和税法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调节作用，正确运用并合理安排二者关系是处理企业、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的关键。会计制度的重要性不必赘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税法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新会计制度和准则的颁布与执行，税法与会计制度的矛盾愈发突出，建立完整、独立的税务会计制度刻不容缓，笔者就此阐述拙见。
税务会计是以纳税人为会计主体，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依据税收法规，运用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对税务资金运动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的核算与筹划，目的在于使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及时、准确地缴纳税金并向税务部门提供税务信息的会计学科，其会计主体是负有纳税义务的独立纳税人，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分离还是统一，我国会计界对此仍处于争论之中。我认为我国税务会计模式不宜采用英美那样财税分离的模式，也不宜采用法德那样典型的财税合一的模式，而应采用适度分离的模式。
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的必然性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既是贯彻新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和税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1）财税合一制度有其局限性。在高度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两者合一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我国建立成熟市场经济的紧迫性日益加强，这种体制的弊病暴露无遗。首先使会计核算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市场时刻在变，企业的经营要适应这种变化，会计核算也要适应，合一的会计制度为符合税法要求而对核算方法规定过死。例如：通货膨胀、科技发展等因素对收人计量的影响都无法如实反映，最终会计核算跟不上市场经济变化；其次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也以收入的确认为例：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对收入确认原则是不同的，如果片面追求制度合一，就会造成该项信息失真，使企业决策失误。
（2）企业经营的市场化要求二者分离。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已经转换，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会计上体现为利润与税收分别核算，也就使两项制度分离成为必然。其次，企业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已经趋于多元化，民营、私营企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二者合一的会计制度对他们更加不适应。最后，市场经济要求等价交换，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结合点是分配机制，从税收角度讲，两者存在一定矛盾，国家干方百计保证税收收入，纳税人想尽办法少交、不交税，而税务会计的出现恰恰满足双方的要求，合理的税务会计制度既保证国家税收要求，又维护了纳税人的利益，对经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新的会计制度，取消行业准则。统一会计制度，不论经营范围和所有制形式如何，财务会计制度唯一，要求企业真实反映和核算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其他非经济因素影响，包括税收在内，同时财务会计也具有了一定的弹性，不同企业可选用不同的具体规定，这些都相应要求建立税务会计制度。
3．1994年开始的税制改革使我国的税种、税目、税率、计税依据等进一步完善，使建立单独的学科成为可能。新税法对税务的会计处理作了明确规定，如：企业所得税条例即对费用的扣除、收入的确认、资产的处理作了规定，新税法也明确说明财务会计与税法不符时以税法为准，新税制在会计核算上的明确，使得建立税务会计有了法律依据。
4．两者分离是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税务会计在国际上已成为独立的学科，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增加与世界经济结合度越来越高，国外的企业走进来，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这就要求我国的税务会计必须尽快完善，早日融人国际经济舞台。
前面所述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说明了税务会计有自己的核算主体、核算对象、核算方式、核算目标。两者在质上的差异决定了税务会计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性，从完善会计学科的角度讲，建立税务会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两者分离的可行性
1．税法的逐步完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在完善税法方面所做工作越来越多，新的《税收征管法》出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也将统一，税法对会计核算的规定明细化，税务会计的法律基础是坚实的。
2．会计理论体系的健全。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会计理论也有了很大发展，理论方面为税务会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几年来会计、税务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使税务会计的建立有了更充足的人力资源。
三、我国应选择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的混合模式
我国税务会计模式不宜采用英美那种财税分离的模式，也不宜采用法德那种典型的财税合一的模式，而应当选择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的混合模式，即应当是在认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一定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吸收彼此的合理内核，互相借鉴，更好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应无限夸大两者间的差异。这种混合模式与日本的混合模式也不同，不应仅仅是单方面的依据税收法则对财务会计进行协调，而应强调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相互协调发展。
结合目前的情况来说，由于这几年我国会计改革的步伐较快，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已基本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而会计国际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因此，目前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应借鉴国际惯例，从保护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出发，从更高层次地体现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科学结合的需要出发，税法要主动向会计准则靠拢，有限度的允许企业进行职业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逐步采纳会计准则的一些精神，允许企业采用快速折旧法，许可各种减值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等），以减少业务差异、降低纳税人的核算成本。还要改变纯粹为纳税需要而明显违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的一些会计处理方法，如财政部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和补充规定等。另外，对于我国会计处理还不规范、甚至存在规制空白点的业务类型，首先要规范和完善会计制度的建设，并同时考虑与税收的协作问题。
四、社会环境决定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不应“过度分离”
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适应我国企业到美国等境外上市的需要，我国参照美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制订了完善的会计准则，2006年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但我国的会计和税收环境与美国有很大不同，我国税务会计模式不宜采用美国那种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独立的财税分离模式。
财税发展论文范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财税发展论文范文4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财政基础理论；建设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074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0 引 言
我国现有的治理理论主要是针对政府、企业、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此，我国在开展财政基础治理工作时应从我国现有的财政基础理论上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而财政是我国开展治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只有根据社会的发展现状制订出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才能将政府、企业、社会中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做到维护市场统一、和谐，实现国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概述
财政基础理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财税体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现阶段，我国的财税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已经与国家现代治理工作的进程相连接、相交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快速发展，并保证财政基础理论可以在指定的范围内发挥出重要的支撑作用，从而实现国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可以有效地保证理论创新、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改革与实践。
早在多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开展了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并将其理念、思路进行了全方面的创新、完善，从而保证财税体系可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而财税体制的改革、创新都是建立在对应的财政基础理论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全新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法，在财税改革过程中，其不仅会对现有的财税体系的实践层面进行改革，同时还将对现有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层面进行全方面的创新、完善，这对我国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来说是一种机遇与挑战。
2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
现阶段，在我国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政基础理论在建设过程中，要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深刻体会到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财税体系改革理论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要想保证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2.1 从根本上摆正了财政与财税体制的位置
财政基础理论是我国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建设财政基层理论，需要通过国家政府的收支活动或以国家的主体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将财政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含义体现出来。其作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全新改革的总体目标，主要以股价的治理体系为基础，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改革。因此，就要做到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学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在经济领域将财政重新定义，从而将财政体系与财税体系的位置进行转变。由于财税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工作人员应对财政基础理论的认识及定位逐渐提升，并将其以单独的财政体系理论呈现在大众面前。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主要对国家国情、经济特点进行了全面概括，并将其以财税体制的形式展现出来。但财政制度可以有效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相匹配或类似的经济制度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全新的财税体制。
国家治理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要想实现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现状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做好财税体系的改革与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
2.2 从宏观上梳理了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我国以往的财税体系改革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一些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并将其归纳、总结、融入到对应的财税体制中。在1994年，我国就了相应的财税体系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分税的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梳理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保证了所颁布的改革制度可以有效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从而保证财税体系的改革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虽然1994年的财税改革总目标是以分税来实现的，但其与我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的框架结构基本一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体系与财税体系进行全新的定位，并从宏观上梳理了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保证了财政基础理论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相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的生活需求来说，我国要想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站稳脚步，就需要认清自身的发展形式与竞争能力，并根据国家的发展现状制订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目标，并将遏制我国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中的不足）进行创新完善，才能实现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我国应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制订出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全面的国家治理体系。
2.3 从总体上勾画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形态
要想保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的进行，就需要事先做好总体的勾画工作，将财政制度的基本形态体现出来。
2.3.1 从公共财政制度到现代财政制度
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但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统领、覆盖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概念。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财政基础理论，并保证财政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共特性。不管是从公共财产的概念，还是从一些基本制度等形态下开展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都需要⑵湔体的改革目标落实到相应的财税体制中，才能保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下去。
2.3.2 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统一体
要想保证财税制度与财政制度以统一体的形式进行创新，就需要对现代化的财政制度进行创新，并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角度将财税制度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等。同时还要以社会的发展趋势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建立一个公平、统一、和谐的市场环境。
2.3.3 公共性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完善相应的财政基础理论时，应该以公共性的角度进行建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建立出来的财政制度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保障人民的自身权益，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另外，在建立财政制度时不管在哪一种趋势下进行制定，都应根据国家现有的财政功能及作用进行完善，从而保证财政基础理论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如果制定的财政基础理论没有任何的公共性，那么整个财政制度的真正意义就不复存在。公共性是在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特性质，不管在任何的经济体制下，都可以将财政制度中的大概意义体现出来。将公共性与财政基础理论相结合，可以有效的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与财税体制进行判断，找出不足之处，并为其制定有效的解决的对策。
2.3.4 非营利性
非营利性在财政基础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无需考虑所制定的财政制度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关系，要以非营利性的特点进行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会过分的追求商业利益。在我国现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要想做好财政理论的建设工作只有在营利性的边缘进行建设，才能保证财政基础理论可以有效地对财政的运行格局进行合理的判断，找出其中的不足，并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财税改革工作的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在建设过程中要以公共财政的发展目标作为整个财政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视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政基础制度的建设工作与财税体制的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3 结 语
本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文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希望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能有效地加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工作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税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国家快速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吕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适应性变革[D].济南：山东大学，2015.
财税发展论文范文5
会计与税法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联系，只要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涉及会计核算，就必然会涉及税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一方面立法部门需要结合会计实施规定来制定税法，同时税法的执行也以会计核算为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税法的制定与执行又影响着会计的发展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会计信息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同时随着会计核算方式的更新，也促使税法逐步改革与完善，两者的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本文对财务会计同所得税会计关系探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
1.1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是在传统会计基础上形成的一个会计分支，是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它以货币为主要衡量手段，通过一系列会计程序，对企业产生的经济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与计量，并通过财务会计报告形式来具体体现，最终向企业经济利益相关者提供会计信息的经济管理管理活动。财务会计属于对外会计，其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企业所有者、债务人及社会公众等，它承担着准确提供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效益的任务，会计工作者以对外报告为目标。
1.2所得税会计
所得税会计是税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它以国家税收相关规定为标准，其和核心内容是应税所得，通过收集、整理与研究财务会计资料处理会计所得与应税所得关系，它是反映企业所得税确认与计量的各种程序与方法的总和。所得税会计是依据所得税法中的各项规定对企业的收支以及盈利或亏损情况进行核算，并得到企业应缴纳所得税的一种专门会计程序，其目的是实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协调发展，并确保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2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相互依赖关系
2.1所得税会计在财务会计的基础上发展与完善
所得税会计是由财务会计发展而来的，所得税会计的出现是以社会经济发展、工商业增加及资本积累增多等环境的诱导为基础的。同时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对企业涉税经济事项的准确记录有利于所得税计算的准确性。首先，会计分期假定为企业计算相应使其内的应税所得额提供了时间基础，同时也方便了企业投资人、债权人等及时掌握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效益；其次，会计收益确认与计量为所得税提供了计税基础，它主要是针对企业所得利润进行征税，而会计中的收益计算，为所得说中的所得计算奠定了基础，所得税设计就是以会计收益计算理论为原理的。最后，在会计账簿系统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所得税也逐渐有了其发展与成熟的书面依据。所得税既包含了实账户，也包含了许多虚账户，当会计发展到虚实账户相互分离，并通过虚实账户来准确体现会计收益时，所得税便出现了。
2.2所得税会计的发展依赖于财务会计理论
所得税的发展经历了各种曲折而复杂的历程，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在发展过程中未能充分结合会计理论。美国政府早在1861年就开始征收第一联邦所得税，这时的美国会计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所得税制定与实施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1909年，财政部发文，表示允许企业估算财务年度的期末库存，以权责发生制为依据确认收入、费用等，此时美国会计理论正处于成熟发展时期，要求企业所得税的计算需依据公认的会计原则，至此，美国所得税制度在会计理论的支持下基本上确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所得税会计的发展依赖于财务会计理论，是在充分借鉴与发展会计理论中相关概念、方法的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的。现代所得税依据会计理论来调整会计收益，计算合理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不仅减少了所得税计算的程序，提升了所得税计算效率，同时也使所得税理论能够在会计理论更新与改革的带动下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3财务会计在所得税会计发展的条件下更加规范化
会计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大大提升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所得税会计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一方面现代所得税制度使会计工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先后颁布了所得税会计准则，使财务会计及所得税会计更加规范化，同时使会计所提供的计税资料与税法要求能够更一致，让投资人也能够从财务会计报告中获得更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所得税会计推动了会计的进步，并拓宽了会计应用范围。所得税法规定纳税所得需要依赖于会计记录，所得税更加广泛地打开了会计的研究领域，促使所得税会计逐步脱离财务会计，进一步完善会计理论与方法，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财务信息。
3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差异
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核算依据、对象、目的及原则四方面。在核算依据方面，前者属于企业对自身经营情况的核算，主要依据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等，后者则是依据《企业所得税》等法律文件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具有法律效力；在核算目的方面，前者是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记录、整理等得到企业经营状况，为企业管理者决策提供依据，而后者是国家制定的对企业经营收益进行依法征收的税额，是国家强制实施的；在核算对象方面，前者主要是以企业日常经济活动为依据，并将企业主要的经营情况体现在收支表上，而后者主要以企业应缴纳的税款为依据，是依赖于财务会计出现的，同时并非企业的任何一笔进出账都需要缴纳所得税，与税收无关的项目是不需要征税的；在核算原则方面，其差异主要体现在确定性原则、税款支付原则和谨慎性原则三方面。
4结论
财税发展论文范文6
[关键词]适度分离 税务会计 财务会计 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2-0154-01
姜皓（1991-），吉林松原人，长春工业大学2010级本生科，研究方向：会计学。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趋势下，税务会计逐渐从财务会计中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核算会计。我国实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这种做法，是我国在2000年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制度》中明确规定的。但鉴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应该在实际执行中更加客观和全面。为了讨论和证明我国的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合理发展模式，我将从世界税务会计主要的三种模式发展进行比较以及分析。
一、财税分离的会计模式（以英国和美国为例）
独立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英美的税务会计模式，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的差异是允许存在的，财务会计有着不受法律约束的独立性。世界上会计准则相对最完善的国家当属美国，却也不能很好的避免会计上的虚假和偷税漏税。因为涉及美国当时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与世界通信财务报表的审计上的错误，即使是2002年排名世界第五大的安达信会计公司也不得不宣告破产。在此之前安然公司由于股价持续走高，一直被人们所看好，甚至被许多人看作是美国最成功的公司。而在1996年到1999年期间， 安然一直没有向政府纳税，这一点暴露了美国核查体系的重大缺陷。由此可见，美国完善的会计准则和对里税务会计模式也不能完全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甚至在税收管理上还有很大的漏洞。为了防止这类财政丑闻的发生，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25日通过了对美国商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从而打破了之前会计职业界的自律模式，一种独立自主的新的模式在政府的监督下产生并逐渐变为主流，明确的表现出了政府在会计规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二、财税合一税务会计模式（以法国和德国为例）
财税合一模式是典型的法国和德国税务会计模式，是不允许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存在差异的。因为此模式强调会计须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服务，因此财务会计会被税法所约束，强调为政府税收服务。但此模式的优势在于会计核算与税务核算具有一致性，从而省却了中间复杂的调整工作，期末可根据相关的会计资料，会计报表直接确定税额。其中法国的政治特点是中央控制地方，计划经济起主导作用，适应这一会计模式。但这一模式也有弊端，由于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高度统一，受税法的影响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
三、混合型税务会计模式（以日本和荷兰为例）
日本和荷兰两个国家采取的是混合型税务会计模式，并且汲取了其他两种模式之长处。例如长时间致力在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协调工作的日本，对于我国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其中的会计内容与体系，有着较高的价值和借鉴意义。政府主导性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其经济特点，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证券市场在日本较为发达，而政府、国内银行、国际资金又是证券市场中主要经济的来源，所以政府，债权人对财务会计信息有一定的要求。从法律方面来看，经济法制在日本较为健全，为主的是商法和证券交易法，对于财务会计来说其约束较多，所以，对财务会计起到协调作用的就是日本的税收法则，是一种纳税调整会计的方法。
四、我国应选择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
通过世界税务会计的三种主要模式发展进行分析比较，再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选择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成为必然。适度分离是指在保持二者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又不过分分离，保留差异性的同时又吸取双方的优点相互借鉴互相补足，达到完善。有些类似于前文所述的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却又有所区别，不仅税收法则对财务会计起协调作用，更要重视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间的协调相互发展，达到适度分离的状态。
五、结论
通过论文研究获得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的成果，得出的结论归纳如下：
1.如前文所述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模式、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合一模式、混合型税务会计模式在国际上被广泛的应用，顺利的解决了许多企业财务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中出现的矛盾，但是这些模式不能盲目照搬，运用在我国时，要考虑与我国的具体国情是否相适应，结合我国的经济情况，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务会计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