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论文范文1
（一）根据气味特征进行人身的同一认定气味是人身上挥发的一种味道，因为人的体质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每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是不同的，利用人体的气味是人身同一认定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根据手印和指纹进行人身的同一认定手印和指纹进行人身的同一认定已经广泛的运用在刑事案件侦查中，而且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通过指纹的人身同一认定已经相当成熟。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很难在犯罪地点不留下任何线索，所以在大部分犯罪现场经常会有犯罪人遗留下来的手印和指纹，这就要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时进行仔细地勘查。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两只相同的手，每个人的手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每个人的手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手上有缺陷，有的人的手粗壮，有的人的手很纤细等等，通过对手的外形判断，能够进行人身认定。其次，每个人的掌纹和指纹也是不一样的，通过对掌纹和指纹的提取进行鉴定，能够对人进行统一认定。
二、昆虫学在刑事科学技术中的应用
在杀人案件侦查中，昆虫对尸体的作用是判断死亡时间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人死亡之后，尸体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肌肉松弛、出现尸斑等一系列反应之后，尸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昆虫。尸体上常见的昆虫有5目67科之多，尸体上的昆虫不仅仅是蚕食尸体，而且还能带入更多微生物进入尸体内，这在有很大创口的尸体上表现的尤为严重。蝇类是尸体上最为常见的昆虫，通过对蝇类在尸体上的繁殖程度可以判断人的死亡时间。比如，在常温下，卵期的发育时间是1-2天，蝇类幼虫可分为三个成长期，一般要6-10天。当然，不同种类的苍蝇的发育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在判断尸体死亡时间，要根据周围的环境、温度、湿度等情况判断，不然的话，盲目判断就会存在偏差，给侦查案件来带困恼。对于一些死亡时间很长才发现的尸体，用昆虫来判断死亡时间更显得重要。因为尸体在死亡超过3天，法医很难通过普通的病理学知识来判断准确的死亡时间。而通过昆虫的繁殖等情况却可以判断超过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尸体的死亡时间。所以，昆虫学的发展给刑事案件侦查提供了更加科学可靠的依据。
三、分析技术在刑事科学技术中的应用
物证是证据学里面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就讲究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才能定罪。而现代化学、物理学、仪器分析技术的出现，更是广泛引用在物证的检验鉴定上。
（一）在司法化学里面，运用薄层分析，紫外光谱等分析仪器，可以检验各种成为的化学物质，为提取有机物质提供了方便。
（二）物理和化学在刑事技术上也广泛应用，例如提取指纹的方法——硝酸银法，就是利用硝酸银与潜伏在指纹中的氨化钠发生反应，从而让指纹显现的更加清晰。
（三）仪器分析法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很高，现在很多勘查车上都配备了很多分析仪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刑事案件侦查中。
四、高新科学技术在刑事技术中的应用
（一）DNA指纹技术对人身的同一认定自上世纪末发现可以检验DNA以来，DNA检验指纹的技术不仅已经广泛的应用在刑事案件侦查，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现在DNA检验技术已经具有了很大的权威性。DNA检验的范围非常广泛，比如通过DNA我们可以检验人体的唾液、头发、精斑、尿液等，然后通过检验的结果进行人身的同一认定。不仅如此，DNA检验还具有非常大的可靠性，其检验的出错率非常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现在DNA已经广泛的应用在侦查案件中了，这对侦查犯罪案件的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DNA检测的出现，还对犯罪分子起到了威慑作用。因为在案件中，犯罪现场都留有犯罪分子的DNA，而案件中累犯很多，很多犯都是多次作案，这在减少犯罪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
（二）自动化技术在刑事技术中的应用随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未来产业自动化已经不仅仅是节约劳动资源，降低成本这样的简单了。“科技创安”是我国建设新型警察队伍的重要要求，在最大限度预防犯罪活动的情况下，警力资源也越来越紧张，警察队伍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利用先进的自动化科学技术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已经成为了当前的不二之选。
（三）纳米技术在刑事科学技术中的应用纳米是一种长度单位，纳米技术在我们的科技领域起到了指导作用，曾经有人大胆预言，未来很多高端的科学技术都要需要依靠纳米技术来革新和发展，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纳米技术的发展给科学发展带来很多便利，纳米技术的发展方向是把各种仪器设备小型化，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让纳米技术为科学技术服务，比如用纳米技术生产抗菌、抗水等仪器。然后又通过纳米技术制造出小型仪器，把这种仪器设备利用在证据的检验上，不仅使得在侦查案件中携带方便，而且有很大的灵敏性，便于侦查人员的操作，从而减少了人力物力，提高了侦查效率。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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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 现状 发展
刑事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的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我国的公安部门以及世界各国都在广泛的使用当中。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接收遗留的刑事技术进行旧摊位的改造，使其向公安部一直到地方各级逐步建立了刑事技术组织和机构，和大量的刑事技术人员培训等，我国刑事技术工作有了非常跨越式的并且有效的发展。尽管爆发后，我国的刑事技术工作受到了“砸烂公检法”的影响，使其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但是经过了那十年的动乱，尤其是之后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形式科技工作组织和相关机构都获得了非常顺利和快速的恢复与建设，自此，刑事技术工作获得了飞跃式的迅速发展。
一、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状况及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技术开始在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技术才开始从现代意义上开始逐渐发展。纵观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刑事技术的发展过程，虽然在刑事技术的现代意识和发展等方面都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对现代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得到稳定和客观有力的证据，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关键，没有哪个采取依法治国方针的国家不去重视物证的重要性，而这就应该高度重视刑事技术，于是，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刑事科学技术，也使得我国的刑事科技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我国刑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对于一个案件，办案人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取大量证据，但这种认定也需要做出大量的样本。在当今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人群中，无论是人还是物其流动性都是非常大的。如果数据库采用人工纸质的方法，不管是从保存或查找样品的方式都是非常不方便的。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要求办案人员及时解决的情况下，取消争议尽快对案件的质量要求不降低的同时，通过计算机技术建立相应的软件操作系统，在不影响案件本身的质量基础上，能够有效的提高实际的工作效率。
二、对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状况及发展的新思考
（一）大力发展自身特色
应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力发展工作自身所具有的特色。刑事科技要继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把自己的特点放在首位，不能只利用其他学科，谋求发展。首先，刑事科学技术是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社会主体要保证技术的不断更新，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把握时展的脉搏，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应用于实践，更好的服务人类。此外，刑事技术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服务的，因此应该在同一时间，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应该对相关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培养一系列具有较强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的专业人才，刑事科学技术只有通过合理的法律和法规开展工作，其实际的工作效果才能够获得认可，让刑事技术发展的更完整，更有其自身的特点。由此看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力发展工作自身所具有的特色是促进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有效方法。
（二）加强深化理论研究
应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加强和深化相关理论研究。非常广泛的刑事技术的参与范围是比较广的，涉及到很多的领域的运用，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只是有技术而并没有相关的理论指导，就比较容易让主体逐渐转变为任凭感觉和经验而进行的科学活动，让主体科学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因此应该从实践中把握理论的真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对相关的材料进行大量的积累，并且很多的理论研究都要依赖这些材料，同时，还应该对其进行反复的确认之后才能够获得最后的理论。与此同时，得出的这些理论也应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加以测试，并且将其作为指导应用于实践当中，这样才能够将模糊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生活抽象概念当中，以此来有效保障刑事科学技术相关时间以及理论的分离是不能够脱离现实。由此看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加强和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三）实现标准化的发展
应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效实现标准化的发展。刑事技术对专业技术的要求非常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当事人的命运。因此，应该建立严格的规范化体系来规范刑事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才能够构建科学、合理的标准？因此，应该按照实践当中所取得的有质量的、并且大量的材料加以认定，然后从客观的角度对价值的特征或者是标准价格等加以行之有效的研究和分析，然后对其进行总结，然后构建合理化的体系，再将科学的、合理化的标准应用于刑事技术的广泛实践当中，这样才能够实现刑事技术的统一监管发展，从而使其能够更规范更严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效实现标准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实践中的刑事科学技术以及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还在学习过程中的邢科专业的学生，如果已经选择了邢科专业就应该在实际的工作以及学习当中学会自勉、自强、自立、自爱，在学习中不断总结践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升华自己，努力学习和工作，总结探索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创新，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更早的、更快的成为我国公安的刑事技术相关工作当中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国的刑事技术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新枫.大力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J].中国刑事警察，2015，（05）.
[2]孙运梁.“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的产生、嬗变及其整合――以“权力―学科―知识”理论考察刑法知识形态的尝试[J].刑事法评论，2014，（01）.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范文3
一、刑事科学技术改革的必要性
1.刑事科学技术重要的战略地位
刑事科学技术是依据刑事诉讼法律，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查明事件法律性质，发现犯罪、揭露犯罪、证实犯罪、预防犯罪规律的科学技术手段与方法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 它将现代物证摄影技术、痕迹检验技术、文书检验技术、法医检验技术等高新技术与传统刑事技术相结合运用于侦查破案，使原有单一的“勘查访问、摸底排查”等破案手段向“现场采证、鉴定查询、科技破案”转变。 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以法律为指导，以技术为基石，时刻保持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为打击犯罪提供技术保障，为侦查起诉提供证据保障。[2]
2.刑事科学技术重要的学科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法制不断健全和普及，讲证据、重证据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此大背景下，刑事科学技术作为侦查的关键手段，是提高公安机关办案质量的重要工具，刑事科学技术必然是武装公安人才的必备武器。相应地，在各大公安院校课程建设中，刑事科学技术学科建设必然是重中之重，它的学科地位自然毋庸赘述。[3]
二、刑事科学技术的教学困境
据统计，全国刑事警察约16万左右，刑事科学技术人员不足3万人，仅占18%；另外，刑事科学技术人员除担负大量的日常性现场勘验还担负不同类型的检验鉴定工作，这种“一警多用”的现象对刑事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回溯到刑事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我们深思当今各院校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以铁道警察学院公安技术系15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查，得报告如下：
从以上报告可得出如下刑事科学技术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1.实训教学薄弱，课堂技能训练不足
从上述报告可看出，83%的学生愿意从实训课中学习知识，只有13%的学生喜欢理论课。而实践中刑事技术教学设置以理论为主实训课为辅，没能考虑受众需求，进而影响学生学习效果。[4]
再者，公安专业刑事科学技术实训教学主要遵循传统模式开展，即完全遵照教材或实训手册既定步骤要求学生操作，并且短暂的实训课程使得老师不能对每一位学生在实验中遇到的不解之处进行指导，更没有机会进行再次实践操作。这种实训模式让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地位，也限制了学生实际操作思维和动手能力，并且与学生参与的公安实践工作脱节较大，所以93%的学生反映实训课按部就班无实践指导意义。再者，因个体智力、能力等存在差异，传统实验教学限制了接受能力强的学生探究新问题，也让基础差的学生越感困惑，造成学生不重视实训教学，怠于思考和探究新知识。
2.课堂互动环节薄弱，教学效果单一
在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的五段教学法开展教学，并且授课中紧遵教材多以讲授为主，课堂上缺少与学生交流互动，教学方式可总结为：我讲，你听；我说，你记；我问，你答。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存在，并使教材成为了禁锢学生拓展思维的枷锁。
3.培养目标不明确，学生抓不到重点
多数教师备课充分、知识渊博，他们迫切希望传授更多知识给学生，因此在短暂的课堂教学中开展“满堂灌”式教学，追求“大而全”的教学目标，忽略了对某些重点知识进一步详细讲解。 这使得学生并不能吸收被授予的全部知识，并且在盲目听讲中难以把握教学重点。再者，大学教育与初高中基础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要求学生在课下补充阅读加以深入研究，而“满堂灌”式教育方式让学生难以在课上把握重点，进而在课下也难以开展有所侧重的自我学习与深入研究。这就使得学生的自我学习事半功倍，进而导致知识滞后，学意倦怠。
4.学生对考试课与考查课认识差异较大
刑事科学技术课程设置中常分为考试课和考察课，如痕迹检验、法医学、文件检验等实践价值大的课程均以考试课形式开启；特殊痕迹检验、声纹鉴定、测谎技术、人像检验技术等新兴但实践价值依然较高的刑事技术学科则以考察课形式开启。
而学生对考试课、考查课重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调查表明67%的学生认为只有考试课重要；13%认为考试课与考查课同等重要；20%重视考试课，考查课视教师而定。据分析得知大多学生只在乎期末考试成绩，因此将考试课视为重点，对不参与期末考试的考查课则任课教师要求严格与否而定。这种以成绩为目的、以教师为中轴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忽略了课程带来的知识财富，错失了学习新技能的机会。
5.刑事科学技术教材更新缓慢，实践运用与理论脱节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刑事科学技术的知识更新更加迅速，而刑事科学技术教材却在某些原因下更新缓慢，内容与实践脱节，导致大多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无法充分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并逐步产生“课本知识无用”的意识。
三、刑事科学技术教学改革的措施
1.改革学分制度
笔者分析了刑事科学技术学生的思想状态，发现：大一学生思想起伏较大，而在大二大三过程中随着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状态将会产生两极分化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大一学生刚从高中学习状态过渡到大学，此时他们仍有渴望学习、愿意学习的动力，但随着大学“自主式”学习的慢慢融入，一些自控力较差的学生会产生惰性。二是在入学后，学校未及时对学生进行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分析与培养，导致大多学生在入学一年后不能明确目标，内心感到迷茫，不知所云。笔者认为，针对以上情况，可对本科学生进行学分体制改革计划。
该计划主要结合学分，在不同阶段对其进行刑事科学技术实践探究，循序渐进，使学生时刻产生探究意识，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例如，对大一学生可以组织关于物证技术的小型案发事故现场，在校园某一范围内设立“刑事技术实验园”，使学生在该范围内发现、探索刑事技术的奥秘，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组织相关讲座，充实学科概念，扩展专业视野，使学生对刑事技术热爱并主动探索。[5]
在大二、大三年级，可实施学分增加模式，激励学生对刑事科学技术学的思考。此学分制度不同于必修课和选修课学分，而旨在培养学生探索与创新能力。以学分作为激励，鼓励学生去从多角度分析理解刑事科学技术，若对于在刑事技术方面有新奇发现，并用论文或其他形式获得认可，以此为据增加学分。这不仅打破了公安院校传统教学学分模式的困扰，还鼓励了学生开拓创新，为有能力、有潜力的未来刑事科学技术人才提供施展才智的平台。
2.改变“重理轻实”思想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而刑事科学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主要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以满足公安实践需要。为彻底消除“重理轻实”现象，必须打破传统教学观念。首先，根据所学知识，培养学生自主设计实验，独自完成实验的能力。其次，增加实践课堂教学时间，使学生有充分时间去思考探究。再次，为从根本上杜绝重理轻实的观念，笔者建议将实践课单独设课，予以独立考核。这将是克服“重理轻实”现象的最佳途径之一。
3.改革教学方式
1.改变灌输式教学模式，优化课程结构
在传统教学中，灌输式讲授几乎占据了大量课堂教学时间，却忽略了学生接受能力。在课堂上，教师要尽量创造“教学互动”的机会，多与学生交流，有助学生思维的开拓，调节课堂气氛。例如合理设问启发学生思考，通过提问明白学生知识盲点，学生也可以通过老师的提问对知识点进行巩固，从而达到课堂双赢。
2.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利用多媒体教学是当今各学校教师授课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教师应当合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并丰富教学手段，使课本、科技、学生接受力融为一体。
3.优化课程考核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态度。
合理设置考试课与考查课，帮助学生纠正考查课不重要的认识，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担任考查课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更多一份辛劳和付出，在教学中以精彩的教学内容、活泼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严格要求学生，并制定合理有效的考核标准，如，将平时表现、课堂听课状态、积极回答问题参与讨论、积极参与实践报告和总结制作等纳入考核范围，优化考查课考核机制，以此提高考查课教学效果。
4.及时更新教材，丰富教学资料。
刑事科学技术日益更新，现有课本知识全面、基础性与理论性较强，很适合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学生进行基础学习。但教材内容缺点在于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考虑到教材的系统性和全面普及性、传承性，要求教材应具备稳定的体系结构，所以教材一般不会有本质变动。 笔者认为，教师可将新知识、新技术的运用、实践部门的新理念等知识以知识链接、扩充阅读等形式形成教辅资料加以优化，以此补充教材的知识滞后性。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范文4
1群体结构层次复杂
由于“体改生”的招录条件的规定，使得学习同一专业的“体改生”的生源五花八门，有的为高校毕业生，有的为退伍士兵；有的毕业于地方院校，有的毕业于公安院校；有的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已参加工作多年。学员来自五湖四海，群体结构层次多样，教育管理难度增大。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在学习新专业时程度就参差不齐，学习的方法、兴趣度、投入度及学习的效率就完全不同。
2职业特色鲜明
由于“体改生”入校前已通过全省统一组织的政法干警招录考试，入校时已确定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具有预备警察身份，无择业的后顾之忧，因而容易产生优越感，滋生懒散情绪。
3学习时间短，内容多，任务重
根据目前的安排，体改生在校学习理论时间为二年，但经过几年的实际运作，实际在校学习时间为一年，而所开的课程基本上是按二年的学习时间来安排的。这样一来，时间短，内容多，任务重，要想教好和学好，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怎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把如此多的内容传授给学生们就成了首先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既要兼顾专业的教学，又要兼顾公安基本知识的教学；既要有理论的阐述，又要有较多动手操作的训练。所以，转变教学观念，整合教学资源，精选教学内容就是应对体改生教学的应有之义。
4思维活跃，人文知识较强，不太适应新的学习氛围
而学习刑事技术的体改生作为招录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具有自己的特性。一是动手操作的训练较多，刑事技术专业对学员们的要求不但要能懂，而且要会用，学以致用方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二是数、理、化的知识要求较高，对于原来是学文科的学员来说，难度将较大，有些完全是全新的知识学习；三是在动手操作训练中，有对单个知识点的训练，而更多地是对整个专业的完整、连贯地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进入角色，真正为公安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所有的这些特点或特性都表明，对体改生的教学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针对性，要有自己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对原有的教学要进行改革，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
二“体改生”刑事技术实验教学的现状
1专项不专
虽然“体改生”在进校之前，都是专业设岗招生的，但进校后由于各种原因，各专业所学内容大同小异，区分度不强，学校过分强调了通识教育，公共基础课程开课过多，而忽略了公安专业的教育特点，导致专业课程的学习无法突出。
2训练缺乏
“体改生“实行高中学历起点的专科教育，学制两年，在校期间安排一年的理论教学，一年的实践教学，其中，半年时间到公安基层部门实习，因此，在校系统的学习时间也仅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员还要学量的非专业课程。因此训练的时间在整个课时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这就使得学生的动手训练严重不足，制约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3创新不够
当前对刑事技术专业学生的培养，教学方法是还是老一套，实验内容也多是演示性实验，设计性实验较少，创新性内容不多，很难满足现代社会对刑技人才的需求，而且“体改生”尚没有独立的教学体系，没有统编的教材和大纲，大专生、本科生、“体改生”所使用的教材几乎差不多，没有一套能比较适用各层次的教材，不能很好的适用各个不同专业、不同层次教学的需求。
4师资不强
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公安院校中从事刑事科学技术教学、科研的教师中有50%以上是半路出家从事此专业的，而且许多学校由于教学、科研任务重，教师动手实践机会少，到实战部门锻炼机会少，外出进修学习机会也少，使得教师知识面受到了局限，视野不够开阔，较难把一些现代技术知识，一些鲜活的案例融入到刑事技术的教学中来。
5投入不足
刑事科学技术学科是一门集知识、技能、应用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需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需要有大量的“高、精、尖”仪器设备的投入，而目前，这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装备、设备还非常落后，这严重影响了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整个刑事技术专业的教学难以和实际接轨，难以完成培养掌握现论与刑事技术专业人才的任务。
三关于“体改生”刑事技术实验教学改革的一些思考
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公安职业特色
应按照“突出人才培养针对性、突出公安职业特色、突出警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突出实战教学”的原则优化刑事技术人才的培养方案。构建“三个平台”（通识课、专业课、素质拓展课）、“七个模块”（警察职业素养、法律基础知识、警务基本技能、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选修课、讲座）的课程体系。应以突出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为目标，将学生已学过或掌握了的部分基础课程压缩，增加专业课程的学习时间，更好地促进学生对专业课程全面深入的学习，进一步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2调整实验教学内容，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根据“体改生”人才培养要求，我院将“痕迹检验”、“刑事图像技术”等课程综合成“刑事技术”一门课程，作为非刑技专业“体改生”学习刑事技术的专业主打课程，刑技专业“体改生”则分别开设；根据“体改生”各专业特点，“刑事技术”开设内容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如侦查专业只开设痕迹+照相+化验，治安、网监、经侦专业只开设痕迹+照相+文检，这种设置，更突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另外，根据培养目标和各实验教学模块的功能及实战部门对人才的需求情况调整实验项目，紧贴公安实际，科学地划分实验层次，逐步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的实验项目，如刑技专业“体改生”《手印学》增加了“血潜手印的显现与提取”、“手印显现综合训练”，这些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设，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突出实践教学
（1）针对“体改生”特点，在教学中采用“专题式教学”、“片段式教学”等教学方法，改变面面俱到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步实现由传统的章、节理论讲授向基础知识自学、重点理论讲授、操作方法实训、考核方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转变；（2）在实验课学时安排上，打破以往一次课2学时的排课方式，以实践教学内容为引导划分教学单位，刑事技术课程采取4课时联排，同时进一步加大实验课的比重，校内实验实训总学时达到了必修课总学时的55%以上；（3）以典型案例为原型，使学生在逼真的情景中训练，提高了实训的实战性、针对性、综合性和科学性，以达到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各项措施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当前公安工作的需要，因此刑事综合训练布置的现场要切合实际，不要流于形式。（4）建立刑事技术协会，协助教师进行实验教学与管理。2008年我系成立了刑事技术协会，是由学生组成的专门开展刑事技术各项活动的社团组织，旨在运用系部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实验设备，利用社团活动时间，通过师生互动提高同学们的实验操作技能和自主创新能力。（5）建立与刑事技术专业紧密相关的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将前沿的新知识、新方法、新案例应用到教学中，并允许教师带学生直接参与办案。湖南警察学院于2008年6月成立了面向社会服务的“湖南鉴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主要由刑事技术专业骨干教师组成，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也承担者司法鉴定职责，开创了“教学―科研―办案”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在鼓励教师搞好教学科研、积极办案的同时，我系积极鼓励学生跟随老师参与办案，学生在校期间，就进入了实战阶段，将教学-科研-办案真正落实到教师和学生身上，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将来走向公安实战岗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6）创新实验室开放管理机制。实施《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以综合性实训项目为牵引，增强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实验室和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4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建立和完善校局合作培养机制
校内，进一步加强了刑事技术实验室、战术训练场、模拟街区、模拟派出所、模拟法庭等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按照各专业的特点，进行实践训练和演练，提高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校外，进一步完善了实习基地建设，建立一批稳定的长期的实习基地。另外，公安院校要积极变革当前的办学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院校+实践单位”结合的联合培养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实践单位的合作，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5创建新型师资队伍培养模式，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要加强现有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专业教师到基层公安机关挂职锻炼和实习锻炼的力度。要在公安工作一线广泛建立专业教师联系点，为教师实习调研、随时跟踪反馈公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有效的平台。力求每一个教师既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二是要大力培养教官型教师。继续从公安实战部门选拔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业务骨干到公安院校担任教官，进课堂讲课，指导实训，建设一支与办学规模相匹配、与专业建设相配套，适应实践教学需要的教官型师资队伍。
2009年，从招收第一批“体改生”开始，湖南警察学院就积极向省厅汇报，争取政策支持，从各市州公安局选调了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政治表现突出、业务素质好的18名优秀民警来校担任教官。这批教官的到来，促进了老师、学员与实战部门的双向交流，发挥了他们在公安实战方面经验丰富的优势，对专业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实战结合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案例资料。
总之，对“体改生”的培养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是更好地改进“体改生”的培养模式、教学方式和方法，切实提高公安院校“体改生”人才培养质量，最终推动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走向成功。
参考文献
[1]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08.
[2]赵幼鸣.对刑技专业体改生模拟综合训练教学的一些思考和实践[J].公安教育，2011（11）.
刑事科学技术论文范文5
关键词：侦查学；研究；缺陷
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4）02-0009-05
为了应对严重的犯罪，侦查科学应运而生。因为当代犯罪形势的严峻复杂，这门诞生于欧洲的学科在中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和广泛的研究。从1980年代至今，侦查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审视这门学科的研究历程，剖析这门学科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在研究这门学科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导致当代侦查科学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化而侦查科学研究仍无法解放思想、放眼世界的背景下，这门学科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指导实践上都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
笔者拟就当代中国侦查科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当然，笔者论及的侦查科学仅指中国内地的侦查科学，不包括港澳台。
一、未能科学地界定“侦查学”概念
对侦查学的定义五花八门。这里笔者分两条路径抽取若干有代表性的侦查学教材来认识一下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侦查学这一概念是如何界定的。
（一）公安路径
在早期，公安机关把侦查学称为刑事侦查学，而且那时把“查”字写成“察”。在《刑事侦察学》这本书里，是这样定义侦查学的：“刑事侦察学是一门研究犯罪对策的科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需要不断运用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去提高它、丰富它”。这是我国对侦查学的最早定义。20世纪80年代，侦查学仍称为“刑事侦察学”，当时教材里的概念是：“我国刑事侦察学是研究刑事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规律、特点，研究揭露、证实、预防犯罪的对策、方法的一门综合性应用科学。”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把侦查学称为“刑事侦察学”，当时侦查学教科书作了如下界定：“我国刑事侦察学是研究刑事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研究揭露、预防、证实犯罪的策略、方法的一门应用科学。”“刑事侦察学是研究公安机关如何运用侦察策略手段和刑事科学技术，发现、控制犯罪和揭露、证实犯罪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是公安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侦查学的概念同时用了三种称谓，有的称为侦查学，有的称为刑事侦查学，有的仍然称为刑事侦察学。这时，对侦查学是这样界定的：“刑事侦察学是研究刑事侦察活动规律和方法的专门科学。”此阶段，研究者对侦查学概念的科学性比较关注，开始指出了侦查学概念界定中的“斗争说”、“对策说”、“打、防犯罪说”、“方法说”的缺陷。进入21世纪后，一般把侦查学称为刑事侦查学，此时对侦查学是这样定义的：“刑事侦查学是在认识犯罪行为、侦查行为和二者相互作用的规律的基础上，研究揭露和证实犯罪行为的对策及其规律的一门应用性学科。”4年后，这部教材的修订本，对刑事侦查学的概念也进行了修改：“刑事侦查学是在认识犯罪活动、侦查活动的二者互相作用规律的基础上，研究揭露、证实犯罪、揭发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对策的一门应用学科。”2007年出版的公安高等教育本科系列教材将刑事侦查学称为侦查学，这时侦查学的概念是：“侦查学是研究侦查主体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运用各种侦查技术、侦查策略和措施、方法对案件进行侦查，以查明案情，揭露和证实犯罪，查缉犯罪嫌疑人的一门对策性学科。简言之，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法律应用学科。”2013年出版的由地方公安院校编写的侦查学教材，对侦查学是这样定义的：“侦查学是研究侦查犯罪活动及其规律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二）政法路径
在政法系统，1980年代初就将侦查学称为“犯罪侦查学”或“刑事侦查学”。当时的全国法学教材里将侦查学界定为：“犯罪侦查学，是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的任务为目的而研究如何遵照诉讼法律规范发现证据、搜集证据、固定证据，以揭露犯罪、揭发犯罪人所采取的物证技术、侦查措施与侦破方法的一门法律科学。”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法律院校也对侦查学教材进行修改。当时，法律院校将侦查学称为刑事侦查学或侦查学。在当时的法学本科教材里，对侦查学是这样定义的：“刑事侦查学是根据我国刑事犯罪的规律和特点，专门研究查明案情、搜集证据、揭露犯罪和查缉犯罪嫌疑人的科学。”1997年出版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材里将侦查学称为刑事侦查学，对侦查学是这样界定的：“刑事侦查学是以刑事侦查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是研究揭露、证实犯罪和揭发犯罪人的具体侦查方法的科学。”1997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开始用侦查学一词，在该书里侦查学的涵义是：“侦查学是研究侦查犯罪活动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侦查学教科书里给侦查学这样的概念：“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机关对刑事犯罪进行侦查活动时所采用的各种侦查技术、侦查措施和侦查方法的科学。”2007年出版的何家弘主编的现代法学教材《新编犯罪侦查学》放弃了对侦查学这一概念的定义。王传道主编的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刑事侦查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于2013年进行了再修订，在此书里，侦查学的概念是：“刑事侦查学是研究揭露犯罪的原理、途径、谋略和方法的学科。它的内涵是通过专门的调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发现、收集证据，揭示出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内在（不是外在）、必然（不是偶然）的联系。其外延包括揭露犯罪的原理、途径、谋略和方法。”
从上述路径及时间顺序看，无论是公安路径还是政法路径，早期的定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妥。当时称犯罪嫌疑人为犯罪分子，强调侦查学的阶级性。不得不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侦查学研究者的脑子里充斥着有罪推定的思维。由于有罪推定思维的影响及阶级性的左右，在这一时期，很难给侦查学以科学的界定。后来，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人们的思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也影响了侦查学的研究者。侦查学的阶级性被削弱，有罪推定理念受到了挤压。但这一时期，对侦查主体的认定还很狭隘，对侦查学概念的界定还很片面，尽管弱化了有罪推定，但仍将揭露犯罪作为侦查的最重要目的，还是不自觉地认为侦查就是要破案，要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侦查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揭露案件的真实，哪怕立案侦查，最终也可能因为不存在犯罪事实而将该案撤销。在侦查过程中，既要收集能够证明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能够证明无罪的证据。只有彻底抛弃有罪推定，才能有效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进入21世纪后，国家更加强调依法治国，保障人权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侦查的目的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反思，提出了侦查的不同层次的目的――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侦查的直接目的是揭露案件的真实，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用这样的理念来衡量侦查学概念，还会发现这一概念存在的硬伤――政治色彩过浓。
侦查学是一门中立性的学科。它应该是侦查主体用科学的方法对案件真实情况的揭示。侦查主体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因为政治的因素而滥用侦查权，轻易地偏袒某一方。不能为了所谓的社会政治稳定而用非科学的方法展开侦查。在定义侦查学的概念时，还要有国际化的视角。一些发达国家对侦查学概念的界定是值得参考的。英美国家通常认为，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用于法学领域解决犯罪侦查问题就是犯罪侦查学；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认为犯罪侦查学是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种综合性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确定犯罪证据并识别犯罪的学科。这种中立性的界定是值得借鉴的。
我国对侦查学概念的界定应该说是日趋成熟，渐趋科学的，但细细去推敲，就连2013年由王传道主编的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刑事侦查学》中提到的侦查学概念也仍然存在着不足。
笔者认为，未能对“侦查学”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其原因除了历史局限性外，更重要的是因为缺乏重视、缺乏传承、缺乏探索。
二、想当然地总结侦查学研究方法
侦查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在不同的教材里，总结出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1980年代的侦查学教科书里，将侦查学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坚持实践第一；纵横结合；密切联系社会现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研究方法。”1990年代初总结出的侦查学研究方法有：“社会调查法、分析综合法、比较分析法和科学实验法”。1990年代后期，认为侦查学的研究方法有：“调查法、总结法、比较法、实验法、统计法和案例分析法”。同一时期，法学本科教材认为的侦查学研究方法则有：“调查研究法、经验总结法、比较借鉴法和模拟演示法”。同一时期，西南政法大学侦查学教材里提到的侦查学研究方法是“历史总结法、社会调查法、比较借鉴法和科学实验法”，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侦查学教科书里提到的侦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研究犯罪方式、总结侦查经验、实验、吸收其他科学成果”。进入21世纪，研究者提出的侦查学研究方法有所变化，公安高等教育本科系列教材里提到的研究方法有“经验总结法、案例剖析法、调查统计法、科学实验法、比较研究法”。地方公安院校认为的侦查学研究方法是“总结侦查经验法、案例分析、科学实验、跨学科与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2013年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系统教材《刑事侦查学》里提到的侦查学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法、经验总结法、比较借鉴法、模拟演示法”。
侦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里面既包含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因此，用于侦查科学研究的方法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又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较为多样。正因为这一多样性的特点，使得研究者在总结侦查学研究方法时显得有些随意。当然，不同学科会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但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总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方法应该是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总结出来的。既然方法是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总结出来的，那么它就会有一个固定的名称，会有相对固定的内涵。但我们的侦查学教科书却不断去改变名称、创造名称。侦查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用于侦查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特定的几种，但教材中对侦查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却很想当然。想当然地给侦查学研究以某些方法，想当然地赋予某种方法以某一特定的内涵。
出现这种随意性，一方面可能是对侦查学的研究方法认识不足，对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科学性认识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研究者并没有真正使用那些适合于侦查学的研究方法去开展研究。
三、学科体系结构不合理
早期侦查学的学科体系有“两块说”、“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之分。之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侦查学的内容包括：侦查基础理论、刑事科学技术、侦查措施、侦查策略、侦查方法等。后来，刑事科学技术从侦查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在此情景下，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正式批准设立“公安学”、“公安技术学”两个一级学科。这似乎是公安科学发展的一件大好事。但对侦查学而言，则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侦查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在侦查学的内容体系中既包含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也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内容。缺少了任何一类科学的侦查学都是有严重缺陷的，都是无法真正发挥其指导侦查实践这一功能的。现在，设立了公安学和公安技术学两个一级学科，把侦查学归人公安学，侦查学是公安学的二级学科。这样，侦查学的处境就更尴尬了。本来侦查学与刑事科学技术学就“打架”，有人主张刑事技术学是侦查学的组成部分，有人反对。对此，笔者不作评断。但审视侦查学与刑事技术学的研究、内容结构，把两门学科的内容比较后会发现，一块重要的内容漏了，既不在侦查学里，也不在刑事技术学里，这一块称之为侦查技术。何谓侦查技术？只要把当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用于侦查就是侦查技术。缺少侦查技术研究的侦查学是缺乏科技含量的侦查学，是缺乏运用科技引领侦查工作的侦查学。这一学科体系的缺陷并没有引起侦查学研究者们的关注，以至于在新近出版的侦查学教材里仍然没能弥补这一缺漏。笔者主张，就算刑事科学技术成为独立的学科，但侦查学中仍然应包含有侦查技术的内容。当前的侦查学教科书无权抛弃侦查技术这块内容。
四、对侦查学原理的认识混乱
混乱之一是对什么是原理看法不一；混乱之二是对侦查学原理或侦查原理到底包括些什么认识不一；混乱之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对侦查学原理或侦查原理要不要发展变化没有明确的主张。
到底侦查学原理或侦查原理是什么意思？对此没有明确的意见。有的把原理称为基础理论，有的把原理称为基本理论，有的把侦查学原理作了扩大化的理解。在众多的教科书里，只有一本教科书对侦查学基本原理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一“侦查学基本原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观点，研究贯穿整个侦查学学科内容的基础理论”。但这一解释仍然没有把什么是侦查学或侦查原理说明白。
什么理论能成为侦查学或侦查的原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研究者专门论述。在很长时间里，侦查学或侦查的原理有三个：物质交换原理、同一认定原理和因果关系原理。后来又增加了犯罪再现原理。那么，到底侦查学原理或侦查原理应包括什么呢？除了以上提到的四大原理外，有的书里提出，侦查学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行为科学基础、决策科学基础、科学方法论基础和同一论基础”。有的书还会在三大原理外加上“方法论基础”。郭冰在《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一书里提出：“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理论真正融入侦查学，并形成侦查学自身的基础理论时，才能称其为侦查学的原理。”这一主张确立了一个理论成为侦查学原理的标准。但其实还是不好理解，什么是真实的融入呢？郭冰认为，“侦查学原理之中发展较为成熟且运用广泛的主要有物质交换（转移）原理、侦查对抗性原理以及同一认定原理，这三大原理从不同的角度指导侦查实践，具有重要的地位”。程小白主编的《侦查学》中论述的侦查学基本原理有四个：物质交换、犯罪再现、侦查对策优化和同一认定。何家弘主编的《新编犯罪侦查学》，则将侦查认识论、侦查方法论、侦查价值论、侦查程序论、侦查模式论、侦查博弈论、侦查心理学原理、侦查行为科学原理都作为侦查原理。由此可见，侦查学原理或侦查原理确实有些混乱。这一混乱说明了侦查学基础研究的不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侦查学原理或侦查原理要不要发展呢？除了三大原理外，侦查学或侦查原理要不要增加，老原理的内容要不要更新？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是，从研究者们所撰写的教科书或著作看，这一变化并没有在教材或著作中体现。这也说明了侦查学研究的不足。
五、侦查方法理论成果未能很好地指导实践
侦查方法是侦查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侦查学的学科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现在的侦查方法理论成果却未能在侦查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侦查实务部门的侦查人员常常觉得侦查方法不够先进，侦查中遇到的难题未能在理论中找到破解的依据。出现这些状况，原因有二。一是侦查方法的研究滞后于侦查实践；二是对侦查中的难点未能通过专题研究加以解决。
侦查方法滞后于侦查实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信息技术与侦查的关系研究不够，侦查学研究中吸纳信息技术不够。当今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在侦查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侦查学理论研究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侦查方法研究上，信息化侦查手段、方式未能被及时吸收，并通过升华转变为侦查方法。在所有侦查学教科书里，至今仍缺“信息化侦查方法”的内容。二是对当代其他科学技术的吸收远远不够。当代科学技术，除了上述提到的信息技术外，还有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航天技术等。这些当代科学技术与侦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如果在侦查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能够较好地吸纳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那么将为侦查方法的创新、提升提供很好的帮助。然而，在侦查科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只是被动地吸纳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而且吸纳之后的转化又显得十分缓慢。这些都导致侦查方法滞后于侦查实践，难以在实践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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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法学 刑法哲学 刑法理论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而什么样的目的才是正当的，正当的目的之界限何在，又是一个理论问题。既然理论决定方法，于是不难理解，刑法理论决定刑法方法。进一步深究，任何刑法理论都还有一个“前理解”问题，那就是刑法理论观。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随着社会对刑事司法的需求日益提高，随着刑事司法日渐文明化，出现了一种以为刑事司法服务为目的的刑法理论，在我国古代表现为律学，在西方的古罗马时代表现为注释法学。WWW.133229.cOm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形式，面向司法实践的刑法理论无疑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刑法理论。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注释刑法学，由于对注释刑法学的不满，学界又出现了规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刑法教义学⑴、刑法信条学⑵等不同诉求。尽管表现形式和理论逻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致力于为刑事司法服务。因此，这种层面的刑法理论不仅务求“有用”，而且“用”在司法，这是人的实践理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和要求。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由于在我国传统中，刑事司法隶属于行政，而在当前政治体制中，刑事司法又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价值诉求问题，但并未因此改变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同时又由于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国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就不自觉地采取了行政逻辑方法，而非司法逻辑方法。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使这个层面的刑法理论真正面向司法，笔者提出并倡导“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区别于前述各种刑法理论。“司法刑法学”的提法并不是要造一个新名词，而是为了表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这种形式理性是实现刑法的确定性、安定性所必需的，尽管封闭起来的刑法规范对某些从自然正义来看理应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鞭长莫及，但这是保障人权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在这个封闭的规范界限内，并不意味着凡是进入界限之内的行为都是犯罪，都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主义看来，界限之外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界限之内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犯罪。即是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虽然首先强调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但绝不无视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对于这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不能只从哲学上理解和界定，更要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在刑法注重行为人主观心态事实及其评价、注重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的意义上，刑法是最强调个案差异的司法法。当然，这种理论上的个案差异性，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在大多数案件中刑事司法官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但这已足以表明，个案裁判必定是始于对个
案行为的形式理性规范评判，而终于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不过，对个案行为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只是在少数案件中才变得明显和重要，这是由于此时在控辩双方之间发生了实质理性规范评判的分歧；而在大多数案件中，由于控辩双方不存在这种实质分歧，因而实质理性规范评判被遮蔽在形式理性规范评判之下而变得不明显、不重要了。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则是辩方主体，或者说辩护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实质理性；而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法官那里得到了有机统一。因为很显然，明显不是犯罪的行为，检察官通常是不会错误地起诉的，而其起诉的行为通常具备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要件。在一些案件中，轻视辩护权是危险的，因为只有辩方才能提出行为不是犯罪的实质理性规范评判，也只有在此种前提下法官才能将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统一起来。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对于成案机制，我们可理解如下：首先，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行为，显然不是先经过刑法判断才确定它们不是犯罪，而是根本没有进入刑事司法视域。这类行为之所以不会花费任何刑事司法资源，只是基于民众“朴素的犯罪观”。其次，许多行为是犯罪，显然是理智正常的人都知道的，司法三段论纯属多余。再次，有些行为不是只根据“朴素的犯罪观”就能判定为犯罪的，但也不是先确定律犯哪条才成案的，而是基于“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加以初步判定，再从刑法规定中加以验证的。但是，由于成案问题没有进入传统刑法学的视域，朴素的犯罪观和专业（法律人）的犯罪观就不可能被区分，更不可能被从上述意义上理解。即便是对定案机制，传统刑法学也失之偏颇。因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定案机制不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政机制，而是一种由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司法机制。定罪被长期理解为一种认识活动，体现到实践中，就是采取行政逻辑，而其司法性被长期遮蔽着。因此，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犯罪构成模式，往往是司法结论式的犯罪要件体系，而不是司法过程式的规范评判体系。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司法刑法学应着力于满足刑事辩护的理论需要，以抵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形式主义追诉的威胁，使自身成为规制刑事权力的有力武器。作为定罪模式的犯罪构成，是且只能是控辩审三方共同使用的司法话语平台，尤其是辩方的诉讼防卫平台。在定罪活动中，辩方的辩护是防卫性的，即便需要其承担一定诉讼证明责任，也不要求自证无罪，而只要求证明至引起法庭合理怀疑，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不可动摇地总是在控方。因此，辩方的防卫都是以否定式命题提出。作为辩护之内容的否定式命题，在犯罪构成模式内应有一席之地，这必然就表现为在逻辑上继构成要件之后的排除性或消极性条件。[2]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权利逻辑原则。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司法刑法学要做到将文本上的刑法规范变成现实中的刑法规范，实现公平正义，就必须关注我们社会自己的刑法生活，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刻阐释刑法第1条所说“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的法理。为此，笔者提倡对我国的刑法生活进行“描述——经验”维度的研究，并在“规范——实践”层面正确处理刑法生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3]司法刑法学的上述性
质，决定了其方法论原则是生活逻辑原则。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现在看来，这些主张之所以不妥，首先是因为其刑法学思维缺乏分化和在分化基础上的整合。思维形式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既是思维活动不断逻辑化和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其前提和基础。没有刑法学思维的分化，就没有刑法学体系的科学化。刑法学思维分化为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下节予以探讨）与司法刑法学的不同层面，有利于刑法学思维的主观逻辑更符合刑法现象的客观逻辑。如果刑法学思维扁平化乃至平面化，势必使刑法学思维陷于混沌。因此，抽象谈论犯罪论与刑罚论，是很难论清犯罪与刑罚的。其次，定罪活动和量刑活动都是刑事司法活动，也都是刑法解释活动，同时又都不是由单边主体进行的非公共性、非程序性活动。因此，司法刑法学应研究作为一种司法模式的定罪和量刑。在此基础上，司法刑法学应为定罪和量刑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参与定罪和量刑的技术手段。关于定罪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定罪论，关于量刑的模式和技术的司法刑法学理论就是量刑论。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分析法学看来，法学家关心的是法律是什么，立法者或伦理学家关心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4]正是由于分析法学的努力，法律科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18、19世纪之交，萨维尼最终确认了法学是一门实证法而非自然法的学科，从而使法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掀开了法学真正独立发展的历史。[5]“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是以“一种带有救世主式的附加条款的实证主义”、一种“有合法性的实证主义”，创立刑法学的。新派学者李斯特，较之费尔巴哈具有更为显著的实证主义倾向。[6]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把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引入刑法理论，他才被称为“近代刑法学之父”。这表明，刑法学是作为一种研究实证刑法的法律科学而存在的，其为刑法科学而非刑法哲学。在他之前的贝卡利亚，其划时代性的《论犯罪与刑罚》无可否认也是一种刑法理论，但不是实证的，而是思辨的，不是刑法科学的，而是刑法哲学的，故不应称贝卡利亚是刑法学之父，也不应认为他是刑法学家。由于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立法学之类的与主观愿望密切联系的学问不属于法律科学，[4]因此在传统的刑法学体系中，面向立法的刑法学是没有存在合理性的，而没有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之分，刑法学的司法面向就必是被混沌地表述，因为这种刑法学事实上不得不顾及立法，其理论逻辑往往在司法与立法之间滑来滑去。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后，通行的刑法理论观认为，刑法学的核心是刑法解释学，它通过对刑法的基本制度、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以及刑罚适用的解释，阐明刑法规范的客观意义，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地适用刑法和帮助公民学习刑法，而且有助于刑法的修改、发展和完善。[9]这里，刑法学的立法面向仍是模糊的。在“理论刑法学”的探索中，有的学者提出刑法学体系由立法论、定罪论、量刑论、行刑论四大板块组成。[10]其中，立法论包括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学体系、刑事立法结构、刑事立法解释。[11]近年来，有的学者也提出将刑法学分为注释刑法学、刑事立法学和刑法哲学。[12]很明显，司法需要理论指导，立法亦然，没有理论指导的立法不可能是科学的立法。法律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立法理论，是因为它在当时盲信立法是完美无缺的、立法能力是无限的，而这些观念渐成泡影，随之便提出了立法理论问题。但是，这个面向立法的刑法学体系，不宜称之为刑事立法学，这一称谓不如立法刑法学来得准确。司法刑法学的基本范畴是定罪论与量刑论，而立法刑法学的基本范
畴则是立罪论与设刑论。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第一，当今是一个立法频繁的时代，也是一个立法民主化的时代，立法以及立法评论活动亟需相关立法理论指导。第二，立法面向的刑法学之所以比司法面向的刑法学出现得晚，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能以古非今，以传统理论范式束缚当今理论面貌。第三，事实上在刑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散的立法研究，而且谁也否认不了刑法解释的局限性，立法完善既不可避免，立法研究既比比皆是，就不能回避在刑法学中发展出体系性的立法刑法学的需要。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如后所述，刑法哲学不是刑法学，故不是基础刑法学；刑法史学、刑事政策学等都不是基础刑法学，否则基础刑法学只是一个统称而已。由于古典学派法律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报应主义的刑法观念局限了刑法学研究的视野，妨碍了对犯罪和刑法本质的认识，以德国学者李斯特为代表的实证学派主张将刑法学研究从狭窄的法律概念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建立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和行刑学在内的“全体刑法学”设想。这种亦被称为“整体刑法学”的体系，是“为了克服专业的片面性，实现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是“冯·李斯特所追求的伟大目标”。但是在德国，“由于各专业的任务和方法的不同，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学科”。⑹实际上，由学科建构规律和规范所决定，⑺这样的全体刑法学是不可能的。在我国，首先倡导刑事一体化的，是储槐植教授“在刑法之中、刑法之外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的主张。有的学者据此主张建立“一体化刑法学”，在一体化刑法学中，狭义刑法学应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行刑学和刑事诉讼法学。[12]在方法论上重谈李斯特的老调是没有意义的，刑事一体化是先见之明，但应理解为刑法学者要立足于实体法而关照程序法，刑诉法学者要立足于程序法而关照实体法，如此等等，而不能理解为将各相关学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没有重心的大杂烩。
基础刑法学，也可称为刑法法理学或理论刑法学、元刑法学，是总结刑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概括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的研究成果而建构起来的刑法学之基础科学。基础刑法学是对一定的刑法哲学理论的科学转化和延伸，同时也是立法刑法学和司法刑法学据以建立和展开的科学基础。如果大体上说，司法刑法学是司法参与者的刑法学，立法刑法学是立法参与者的刑法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可视为刑法学者的刑法学。因此，基础刑法学不应像立法刑法学或司法刑法学那样，不得不拘泥于民族国家一时一地实在刑法的立法实践或司法实践，而应放眼于全世界的刑法实践，寻求建立普遍性概念、原理和体系。19世纪初期，费尔巴哈就已明确提出了“普遍法学”概念。[14]费尔巴哈之后，耶林对历史法学派的狭隘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如果科学不决心把普遍性的思想与民族的思想作为同质之物，并行不悖，就无法把握科学自身所处的世界。它不仅会使法学沦落到“国土法学”境地，还会使法学的境界下降到政治的境界。他竭力倡导一种普遍法律科学。沃勒斯坦在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反思过程中，首先也批判了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15]这种观念，就是基础刑法学的指导原则。
这也意味着，不应把刑法学整体上定性为应用法学。应该反思那种将关于某种对象的科学研究要么归为理论科学要么归为实践科学（应用科学）的理论观。对任何对象的科学研究，都既有“理论的”，也有“应用的”。即使是巫术也分为“理论巫术”和“应用巫术”。弗雷泽认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为“应用巫术”。[16]同样，由巫术发展而来的宗教也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即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在两者之中，信仰在先，因为必须信仰神的存在，然后才会想到取悦于神。[16]以历史眼光看，学科体系建构会逐渐消除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线性分类倾向。对任何一种实义客体，都可能也应该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是功能互补，而无高低之分的。刑法学界前些年有学者主张刑法理论应是一种刑法哲学，有学者则主张刑法理论应是刑法解释学，⑻这也表现了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人在思考任何对象时，思维的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抽象，而另一极总是牵挂着终极具体，在这两极之间，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或从具体到抽象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便分别是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科学技术的领域；而终极抽象的一极便是哲学（包括部门哲学）。所有这些思维，都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途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论者能够看到实证刑法学的广阔前景是值得赞赏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分类是混杂的，并没有厘清其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刑法哲学是不应与属于刑法科学的各学科并列在一个序列中的。其次，虽同属刑法科学，但具有实证科学性质的刑法数学、刑法人类学等是不应与具有规范科学性质的“刑事立法学”（本文所谓立法刑法学）等并列在同一序列中的。再次，所谓刑法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含义是模糊的，并不能据此确定各类、各种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复次，实证刑法学的具体学科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实际上有多少种实证科学，几乎就有多少种研究刑法的实证方法，就可以形成多少种实证刑法学。最后，刑事政策学并不属于刑法学，因为前者是一种权力科学，而后者是一种权利科学。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刑事法学乃是就法学的观点、研究犯罪行为及其法律效果，以及犯罪的追诉、审判与执行的规范科学，包括刑法学（又称刑事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含刑事诉讼法学与刑事证据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含监狱学）等。犯罪学乃是采用科际整合的实证方法，研究犯罪（包括刑法尚未明文规定的新兴犯罪行为和自杀等社会偏差行为，下同）现象、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人的经验科学。刑事政策学乃是就法律政策的观点，研究各种促生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成效的对策，包括刑罚理论与刑罚手段、保安处分理论与保安处分手段、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等。犯罪侦查学乃是研究刑事科学侦查与鉴识，运用物理学、化学等科学与技术，转化成为刑事科学或刑事科技，用以从事科学与科技的犯罪侦查、刑事证据的收集与鉴识。[18]这一观点所作分类较为妥当。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在科学而非哲学的意义上界定“刑法学”。有人可能会说，一切皆变，因此完全可以约定，刑法学现在是指刑法科学和刑法哲学的统称。有的学者便提倡一种中间意义的刑法学，即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的统一体，但必要时会涉及刑法史学与比较刑法学；并认为，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并非性质不同的两种学问；既不能要求我国的刑法学从刑法解释学向刑法哲学转变，也不能一概要求将刑法解释学提升为刑法哲学。[19]这种刑法理论观并不妥当。理论形态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种需要循序渐进的辩证过程。在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需要分立的当代，用刑法学指称两者的统一既不符合刑法学的近代史实，也不利于刑法哲学与刑法科学的分立，其实质是不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或者说很可能使刑法哲学落入纯法学的倾向。刑法哲学是思辨的和超验的，而刑法学则是实证的和经验的，将两者统称为刑法学，极易抹煞这种区别。刑法学，一方面应包含实证的科学研究，即采取价值无涉的立场，这种刑法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的范式；另一方面，刑法学又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而包含了文化科学的研究，即采取价值关联的立场。作为实证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刑法现象；作为文化科学，刑法学研究作为社会规范的刑法规范。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
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其结果，自然是实践经验比理论研究更实在，进一步的结果，自然是理论工作受到贬低。这就存在一个理论观问题。事实上，上述陈旧的理论观把刑法学者几乎通通变成刑法专家，似乎不能成为实践专家的刑法学者是没有价值的。其实，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刑法理论只是“技术刑法学”，而不是刑法学的全部，更非刑法理论的全部。在刑法理论中，基础刑法学与“实际”就明显疏远；而刑法哲学，如后所述，更是远离“实际”。只有远离“实际”，才能看清“实际”，才能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实际”。刑法理论的学术品位，从而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尊严，靠的往往也是远离“实际”。只要以自然与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还裹挟在感性之中而未觉醒；只要以理论与实际的实体性合一为基本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至多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刑法理论的“有用”只涉及刑法之“用”，刑法理论更需要关心刑法之“体”，这并非技术刑法学所能胜任，因为对刑法的自然理性和人道尊严的确证，不能用“有用性”来衡量，因为它恰恰是对“有用性”的质疑和反思。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理想主义者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也无法持久，除非他是个理想主义者。”[20]要在每一个刑法学人之内实现刑法学的整合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办法只能是在刑法理论界之内、刑法学人之间实现这种整合。这就需要一种学术心态，即每种研究向度的刑法学人都有义务尊重其他向度的刑法学人。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学生们在学习刑法或专攻刑法之时，常常想当然认为自己的课程或专业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等没有内在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与数学、动物学、生物学、考古学、医学等等就更没有关系或没有多大关系了。“博览群书”对研习刑法的意义，并不为他们所理解。这种状况显然与刑法理论观乃至法律理论观的误区存在重要关联。在这种理论观看来，刑法理论的研究范围（形式客体）与研究对象（实义客体）同一化了，因此只能是就刑法研究刑法，或在刑法之内研究刑法。这样培养的刑法专业学生以及法科学生，知识面之狭窄，从而法律观之浅薄，以及问题意识之缺乏（没有从社会中发现法律问题的意识），从而研究能力（没有运用各种学科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的能力）之薄弱，常令法科教师油然而生悲哀感；当然，学生未必不如老师当年，也不能说法学教育退步了。但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今天，不进则退。难道这是仅通过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吗？非也。必须转变法律理论观，就本文而言，就是转变刑法理论观，非此不能打开遮蔽已久的刑法理论视野，非此不能充分准备刑法人才的后备军。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但神学不诉诸理性吗？神学也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化之举，对于神学而言，是理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22]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
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人们以哲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哲学；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科学；以神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形成刑法神学。就特定社会来说，这些理论形态的生存条件各不相同；但从整个人类来看，这些理论形态必定是不可或缺的。
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说，法哲学是哲学而非法学的分支；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哲学两门学问，因为纯法学倾向的法哲学家落入科学主义误区，他们高估法教义学和片面醉心于科学思维，此种法哲学家企图离开哲学去回答法哲学问题，这种法律科学主义被称为“法哲学的安乐死”；相反，哲学主义是那些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法哲学家的误区，他们不关心法律问题，不关心法学此时此刻对哲学提出的问题。[23]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区分开来，有利于使刑法科学成为真正的刑法科学，也有利于刑法哲学的发育成长。相反，把刑法哲学看作是刑法学的一部分，既不符合哲学与科学相区分的本来面目，也容易导致对刑法哲学这种刑法理论形态的漠视，这对于十分稚嫩和脆弱的当代中国刑法哲学而言，不是件好事。当然，可以把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统称为刑法理论。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但是，社会本体论不可能回应刑法研究者对刑法的存在性的惊异。只要这种惊异客观存在，就必须进行专门的刑法本体论研究。所谓刑法的本原与本质、刑法的起源与演变、刑法的前途与命运、刑法的作用与局限等，都是刑法本体论的论域。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因为，科学是有事实可求、有统计可考的学问，“但是科学的对象，还有观察试验或统计所无从着手；而人的思想又不能不到的，于是又演出假定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的哲学。例如数学的哲学、物理的哲学、生物学的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等”。[26]
人类在取得巨大实践成就的同时，却面临着严重的价值危机。当今，哲学重心转向了真理与价值的重新统一。然而，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流派都认为真理与价值不可调和。[27]真理与价值能够统一且应当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则是社会本身，所以讨论价值论应以本体论为逻辑前提。但是，本体论无法替代价值论。刑法价值论，是一个重要的刑法哲学范畴。不厘清这个问题，刑法理论和刑法实践都缺乏价值基础，都容易偏离正当性。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转型期，刑法价值论尤为重要。因为，“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历史转折和重大的历史斗争，都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其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⑼
刑法哲学不能直接为现实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技术性支撑，甚至不能直接为其提供原理性论证，因而显得十分无用，非急功近利之人所能理解，但是要看到，“用”从其中来，故而是最大的用。在中国刑事法制走向现代化之际，尤其如此。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这表现在刑法哲学为刑法共同体（包括刑法的实践者、研究者）提供其不可或缺的“定向架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图”）与“献身架构”。[28]“科学依赖于某些基本的、非经验的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29]这一命题自然也适用于理解刑法学与刑法哲学的关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刑法教义学的说法来自德国。德国学者认为，法教义学可用来描述下述活动，即以形成某些内容确定的概念，对原则作进一步填补，以及指明个别或多数规范与这些概念和原则之间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活动。透过此活动而发现的语句，之所以为教条，是因为它们在法教义学看来具有法律权威性。教义学一词表示认识程序须受到此范围内不可质疑的法律规定的拘束。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7—1
08页。在拉伦茨看来，尽管法教义学包含一定价值导向，但其所持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立场，因为它假定法规范是正确之法。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德国学者还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学科，它包括对现行法律的描述、对这种法律之概念的体系研究、提出解决疑难法律案件的建议，因此法教义学有三个维度，即描述——经验、逻辑——分析、规范——实践的维度。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德国学者认为，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刑法教义学，其基础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规，致力于研究法规范的概念、内容和结构，将法律素材编排成一个体系，并试图寻找概念构成和系统学的新方法。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刑法教义学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以便利法院适当、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安全和法公正。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⑵“刑法信条学”来自我国学者对刑法教义学这一名称的质疑。论者认为教义学说法已不符合现代德语的标准意思，而且教义的说法与宗教意思太近。相对于法学信条来说，法律理论仍处于探讨阶段；相对于法律理论来说，信条已成为一般接受的基础、一门学科基础的理论。在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在李斯特和宾丁时代创立的。根据罗克辛的说法，刑法信条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刑法信条学特别表现在刑法总论部分关于犯罪行为的理论即一般犯罪理论，而分则的基本理论与总则的信条学有重大区别，刑法信条学的主要任务是便于法学教育和发展刑法理论体系。刑法信条学的主要方法是体系性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性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不仅使概念内容得以明确和体系结构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探索新概念和创建新体系。体系性方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减少审查案件的难度；有利于平等地区别适用法律的条件；有利于简化法律并使法律适用工作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有利于法律和法学的继续发展。但体系性方法的缺点是：有可能忽略具体案件的公正性，有可能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能把刑事政策作为合法的体系性指示；容易导致人们使用抽象概念，使人忽视和歪曲法律材料的不同结构。为了克服体系性方法的缺陷，人们在刑法信条学中尝试了问题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公正和符合目的的可能性。问题性方法同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目前，在德国刑法信条学中，体系性方法是主要方法。但起先存在本质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体系性方法之争，现在基本采取了折中立场。在德国，传统刑法信条学以违反规范的行为为导向的观点，已被功能主义体系所取代。功能主义的主张是，刑法信条学的全部概念应从刑法的任务出发加以界定。根据客观归责论，不法和责任是刑法信条学两个中心范畴。参见王世洲：《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4页。
⑶刑法解释学名称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未能准确把握刑法解释。刑法解释不同于注疏文化经典等解释活动，它不是一种私人活动和非程序性活动，而是具有特定的公共性质和程序意义，这种性质和意义集中体现为司法性。一旦忽视了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所谓对刑法的解释也就充满了个人性和非程序性，亦即非司法性。因此，与其称之为刑法解释学，不如称之为司法刑法学，更有利于提醒人们注意从刑法解释的司法性来理解和把握刑法解释。同时，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并不以刑法解释为其全部内容，除了刑法解释外，它还探讨其他相关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学对司法面向的覆盖也不全面。如后文所述，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信条学等称谓亦未必能成为辩护之学、权利之学，其对司法过程未必给予了应有关注，其所寻求的也未必是交谈客观性。司法刑法学这一称谓是可取的。司法刑法学为刑事司法中的实体问题服务，既表明了其刑事实体法学的性质，也表明了其为司法而非立法服务的面向。这一称谓的表达功能具有优势。此外，司法刑法学这一概念具有对应性，其是对应于立法刑法学的。
⑷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意义是完整的，而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因为与刑罚有关的行为规范，不能靠刑法本身来提供，而要靠刑法的前位法（行政法）或者伦理道德来提供，否则国民不可能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也不能否认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的意义，刑法是在“第二次性”的意义上确认和强调行为规范的。
⑸参见杨春洗等主编《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⑹[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⑺有的学者在评论时下颇为时髦的“国学”时深刻指出：“设学科，立机构，就好比画圆：半径要一定，长度应适中；否则圆将忘了其中心，忘了其几何的性质。这一点，乃现代学术分科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进步之所在。”缪哲：《国学的学与术》，载《南方周末》2010年3月4日第24版。
⑻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1页；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⑼唐凯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1][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
[2]刘 远．犯罪构成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5）：11—19．
[3]刘 远．生活、政策、实践与文本——对刑法概念的去蔽[j]．当代法学，2010（1）：92—99．
[4]刘星．法律是什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7—48．
[5]郑水流．法哲学名词的产生及传播考略[j]．中外法学，1999（1）：13—19．
[6]刘 远．论刑法的概念——为基础刑法学而作[m]／／刑法论丛：第1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8．
[7][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m]／／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5．
[8]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8—9．
[9]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7．
[10]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679．
[11]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崭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88—89．
[12]苏彩霞．提倡刑法学研究的“开放性思维”[j]．法学杂志，2003（4）：20—21．
[13][德]安舍尔姆·费尔巴哈与比较法学[m]／／考夫曼，编．拉德布鲁赫全集：第6卷，舒国滢，译．北京：法制出版社，2001：315．
[14]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68—69．
[15]孙亦平．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16]李晓明．中国刑法基本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
[17]林山田．刑法通论[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8：28—29．
[18]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3．
[20]赵汀阳．博弈问题的哲学分析[j]．读书，2003（2）：76—85．
[21]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0—111．
[22][法]弗郎索瓦·夏特莱．理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4，85．
[23][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j]．外国法译评，2000（3）：1—12．
[24]欧阳康．社会认识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39，240．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1．
[26]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69．
[27]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30．
[28][美]e·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285—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