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范文1
关键词：评价 评价学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评价活动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 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 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 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 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 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 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 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 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 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范文2
关键词：网络舆论生态；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网络舆论；社会生态学
近年来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不断增多，传播学、管理学、情报学等诸多学科不断介入，相继推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同时我们看到，作为多种现实社会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网络舆论的研究与治理更需要综合视角与理念的介入，本文在社会学视域下，全面审视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并尝试对网络舆论生态进行意义重构，以此推进网络舆论治理中生态理念的介入。
一、社会生态学的概念介入
在生态学中，生态的概念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19世纪60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一词，即研究生物体、种群、群落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生态学”概念中，环境要素是构成生态系统的重要物质基础。这就将生物本身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环境不再局限于自然环境中的空气、水分等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了生物与其他生物体之间的竞争、共生等有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生物个体与一系列环境系统相互嵌入与影响的关系，并对“生态系统”进行思考。于是，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生态一生态系统一自然生态系统一“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脉络，“生态”概念也从原来的生物学范畴延伸到社会学领域，从对自然生态的关怀转向对社会生态的关注。
美国生态学家布克钦在《生态学与革命思想》一书中提出“社会生态学”概念，全面阐释了社会生态的思想，指出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他提出了“社会”和“生态”两个向度，“社会”向度强调从社会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以寻求构建平衡的生态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关怀。“生态”向度主要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倡导运用生态学的相关思路和方法进行自然重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价值。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一些学者对社会生态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并发展，生态意识不再停留在社会因素对生态的作用上，而是将社会作为独立的有机生态系统M行思考，由此推及到网络社会。
遵循社会生态的逻辑思维，网络社会无疑也是一个自我协调演化的生态系统。它不仅是一种技术结构，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关系，即表面上是技术化延伸的结果，但实质上是社会互动关系的具体投射。网络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联动、相互影响，组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网络舆论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因子，直接影响着网络社会生态的发展。当然，以社会生态学视角重新审视网络舆情，并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网络社会生态的因子，而是要看到，网络舆论的发生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具有自身的传播和发展规律，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生成和演化的生态系统。
二、网络舆论生态的意义建构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谣言、舆论暴力、舆论绑架等诸多问题不断显现，网络舆论生态概念的重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网络技术大发展带来的诸多舆论问题的回应和反思。在此，将网络舆论生态概念的核心定义为“关系”与“互动”，强调个体与群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各要素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共生。
（一）关系
网络舆论生态关注的是一种关系。网络舆论生态的概念是将网络舆论本身视为一种关系结构。不同的舆论产生于不同的环境，舆论的相互作用又会创造新的环境，因此，我们在研究网络舆论生态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了解舆论本身，而是要关注舆论之间、舆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关注舆论自身所创造的符号环境或所创造的特殊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嵌入与映射的前提下，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现实社会舆论生态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网络社会环境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概念中实现统和。
（二）互动
网络舆论生态强调的是一种互动。与网络舆论环境的静态描述不同，网络舆论生态概念的核心是“互动”，即各要素或系统之间的互动，并且关注如何通过这种互动产生一种健康平衡的舆论环境。其中，任何与舆论产生一定互动关系的环境都可以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要素，包括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它关注环境中各种因素的互动。
（三）平衡
网络舆论生态倡导的是一种平衡。生态学提出了“平衡”的概念，强调保护性、恢复性和创造性的生态解决办法，特别强调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最高境界，也是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目标，其核心要义在于，网络舆论各要素系统（包括舆论主体与舆论环境及各中介要素等）通过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等作用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稳定，最终实现和谐共生。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舆论生态平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并不具有稳定性，而是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且，这里所说的平衡与正面舆论、负面舆论的多少无关，与舆论活跃程度无关，是网络舆论各要素之间能够互相激发、协调的一种状态。因此，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目标也不是消灭负面舆论，而是实现正负舆论协调共生的健康状态。
（四）开放
网络舆论生态提倡的是开放和多元。网络舆论生态概念内容丰富，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去解读。从舆论主体来看，包括草根舆论生态、媒介舆论生态、官方舆论生态等；从具体内容来看，网络舆论生态也分为政治舆论生态、经济舆论生态等；从舆论平台或途径来看，也可以分为微博舆论生态、微信舆论生态、手机舆论生态等。
（五）思维
网络舆论生态传递的是一种思维。它不单将网络舆论作为一种“生物”现象，而是将其作为一系列的有机整体，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它将个体与群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有机统一起来，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有利于提升网络舆论研判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三、网络舆论生态的结构分层
网络舆论生B既崇尚以人为本，将人看作是生态系统的核心，同时也强调技术理性，关注技术对网络舆论的影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及其衍生或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成为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重要环境结构，直接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的发展状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渗透，以达到动态平衡。
（一）技术环境
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各种舆论场中，媒介传播技术直接决定和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展，不同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手段，不同媒介平台，均会导致舆论发生不同的走向。从总体上看，作为网络舆论的生存环境，技术性特征是网络舆论实现的关键性因素，直接影响着网络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影响着舆论传播的深度。如博客、BBS上的舆论传播速度和广度远远低于微信和微博。同样，由于微信和微博在信息传播上的差异性，也导致这两个舆论生态场明显不同，微信舆论主体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强关系、小圈子，相对比较稳定，微博舆论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弱关系，处于相对松散的不确定状态。当然，我们所说的技术并不单纯指媒介技术。其中既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传播技术等纯技术范畴，也包括网络语言等影响网民发表和舆论传播的技术性要素。换句话说，网络舆论在其发生和传播过程中，也受到非媒介技术规范的钳制。比如，人们因为掌握信息技术、语言技术等关键资源和因素能力不同，而在网络舆论生态环境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拥有资源多的人则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舆论生态中往往成为核心或者领袖。当前，随着自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出现跨群体、跨地域、跨国界的交互式扩散，受众由被动地接受信息到主动参与传播信息，原有的“主流”与“非主流”、“权威”与“非权威”等概念被不断解构，网络舆论生态中一些关系和现象遭遇新的解读和重组。
（二）社会文化环境
网络舆论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环境成为网络舆论生态的重要滋生土壤，它们建构着网络舆情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络舆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碎片化特征。纵观以往研究，许多都是以舆论为中心，强调舆论给社会带来的进步和风险，却不同程度地弱化了社会文化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受众等等）对舆论的作用，比如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建构和影响。换句话说，网络舆情的发生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形态紧密相关，其中不断传递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准则、道德规范等为网络舆情提供了空间和可能。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形态既包括网络社会文化，也包括现实社会文化，二者相互嵌入、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网络舆论生态的文化圈层。但在实践中，网络社会文化比现实社会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更容易催生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和焦点现象，这也直接决定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特征。
（三）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的发生、发展与消解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环境、媒体平台、网络话语等生态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催化，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发舆论的变异，由此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状态。当前，网络舆论表现出以下特性。第一，舆论热点的转化性。具体舆论事件衍生出其他事件，某个舆论议题转向其他议题。舆论的转化性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如“表哥”杨达才事件中，关注点由对包茂高速公路上重大交通事故，转向杨达才在事故现场面带微笑的照片。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又从“微笑门事件”转向到“表哥事件”，从态度问题衍生出问题。第二，舆论主体的罗宾汉情结。在舆论事件中，人们往往具有同情弱者的心态，如在涉及到官与民、贫与富之间的矛盾时，总不自觉地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其中可能会忽略事件的是非曲直。第三，舆论传播的高度传染性。单线传播转向交互传播，传统媒体的线状传播转化为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形成了链状、环状、树状相结合的传播结构，实现了舆论的裂变式传播，速度和广度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迅捷和广泛。例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首先在推特上发酵，后来迅速在中东一些国家扩散蔓延，这种传染力是非常强大的。第四，舆论的不确定性。网络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事实与谣言并存，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其不确定性、模糊性、脆弱性不断显现。
四、网络舆论生态的变迁
从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作为网络舆论的重要主体，在突发事件发展舆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媒体和网站等平台成为网络舆论发展的重要环境要素，而语言文本等则成为反映网络舆论生态图景的重要因子。在此，仅从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及媒体话语的转变，发现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已经发生变化。
（一）官方舆论生态的大众化
当前，传统的官方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网络时代人们的思想习惯，这不仅损害了人们对官员的信心和信任，也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后，空洞、客套的官方话语生态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话语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进一步提升，假、空、长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成为当前官方舆论生态改善的重要典范。
（二）媒体舆论生态的“萌”化
在网络社会中，新闻媒体成为话语权的重要掌控者，在舆论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新闻媒体，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处于角色的碰撞和转换之中，媒体的话语风格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一改过去较为严肃、拘谨、呆板的形象，变得更接地气、更有亲和力和活力。例如，2013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微博发了条“再见了，北京”的微博，借用某夫妻移居大理的心路历程，吐槽北京的雾霾现象，文风清新，一度成为网络舆论场焦点这一微博的表述方式打破了媒体官方体例的束缚，成为网络舆论生态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三）网络舆论生态复杂化
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脆弱性越来越凸显，在此必须认清几个趋势。第一，移动化趋势锐不可挡。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更加巩固，智能媒体不断发展，尤其是智能穿戴设备爆炸性增长，其在网络舆论中的终端作用越来越明显。第二，媒介融合大势所趋。从技术上看，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决定了这个大方向；从政策上看，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了要着力推进媒介融合。我们也看到，媒体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自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都有可能成为媒体。一些大V的微博甚至比媒体更具有传播力。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两个舆论场的重合部分越来越大，其舆论强度也越来越强。第三，网络社交私密化趋势明显。互联网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自于网络社交功能。当前网络社交私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Path、whisper、无秘、吐司等用户不断增多。这种私密社交使网络舆情的私密化、隐蔽性、复杂性越来越强，给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强调多元治理模式，即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促使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模式实现扁平化转向，与此同时，要弥合官方和民间、主流与非主流的隔离状态，促进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作为民俗事象的婚姻习俗，曾引起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大体上沿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人生礼仪等路径展开。此外，国外学者还就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进行深入探索。与国外婚姻习俗的系统性研究相比，国内的起源性研究侧重于婚姻的外在形式与婚礼，在方法上偏重于文献传统。
婚姻习俗这一民俗事象曾经引起国外民俗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就相关间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视角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以婚姻形态进化理论为代表。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学说。进化论提出以后，对婚姻形态以及婚姻仪礼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摩尔根(I,ewisHenryMorgan)在研究中全面引人了进化论，提出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婚姻形态进化理论。在摩尔根看来，人类的婚姻形态经历了从杂交、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演化过程。此外，摩尔根还极为重视婚姻形态研究，认为它是家庭形态的基础，而家庭形态又是亲属制度的基础。换言之，亲属制度有赖于婚姻规则。基于这种思想，摩尔根率先提出了亲属制度理论，用以分析婚姻问题。这种研究视角一直为后来者所沿袭和推崇。
在20世纪中叶，结构功能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秉承了摩尔根的研究思路，将婚姻纳人亲属关系的分析中，分别形成“家系论”(descenttheory)与“联姻论”(alliancetheory)，并且就社会关系的原动力问题展开学术争论。这两种理论还有不同的表述版本，例如，纵向理论与横向理论、血统理论与姻亲理论、“继嗣理论”与“交换理论”等。当然，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并不影响理论阐述和学术争论。家系论强调亲属制度的纵向关系，主张代际关系的接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认为婚姻是家庭之间的关系‘它不过是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而已。家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德克利夫一布朗
((AlfredReginaldRacTcliffeBrown)、福特((DaryallForde),福特斯((MeyerForEed}与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E.Evana-Printchard)等人。与家系论的主张截然相反，联姻论以婚姻交换为中心，认为禁忌让家庭之间通过婚姻结成亲属网络，然后以横向联姻网为基础组建社会的框架结构，所以联姻重子家系。联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Ikvi-Sfreuss)b家系论与联姻论两种观点的对立，使它们在解释亲属关系时缺乏普遍性与连贯性，当然，他们对形式的过分注重，也招致了广泛批评。尼德海姆(}odneyNeedham)就是批评者之一，在他看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和列维一施特劳斯“过早地建构了宏大理论”川。当然.也有人认为，理论上的对立责任并不在于学者，而是与田野工作地点的民众诊释传统有关。从总体上讲，结构功能学派所主张的家系论来源于非洲和中东的调查;而结构主义学派所主张的联姻论来自于南美洲、东南亚的调查fz}0签子这种逻辑，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论，缘自于民众不同的解释系统。
不久，有关婚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进人全面反思。与此同时，婚姻问题研究也逐渐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本土人的观念成为发总的核心，即学者的理论是否真实地映射出当地民众观念，开始作为一个间题浮出水面。利奇主张反思工作应当从概念和分类假设开始，他指出，婚姻、亲属制度、单系继嗣与非单系继嗣、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的分类等都应当列人反思的范畴。这些分类的问题在于“分类者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参考框架，而不是另一个”，而且“分类强加的思想禁锢很难彻底打破”。利奇总结说，“我们把时间耗费在把客观世界的现实填充到一组预先发展好的，而不是从观察得出的概念框架中去”}3)(Pl.7b)。利奇的贡献还在于，他明确提出英语的思维模式不“定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模式。利奇的这种主张得到了尼德海姆的赞同和借鉴。尼德海姆十分强调对分类词汇的批判性使用，以及对间题的恰当陈述。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应当直接依赖于本土内在的分类，用本土术语进行思考，换言之，就是按照个案自身的展现来理解它，而不是应用预设的概念和分类去解释。
20世纪70年代初，在婚姻研究中引人了更多的分析变量，例如性别、声望、地位和权力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姻研究中的亲属关系转向再次得到关注。正如迈克尔·赫茨费尔德(Michaelrierzfeld)所评价的那样，亲属关系获得了无所不在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对婚姻和亲属制度研究的反思工作仍在继续。例如，博恩曼(JohnBorneman)认为，婚姻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和范式倾向，压抑了自愿亲属过程，他据此提议，亲属研究应当转向关心与被关心的框架上〔礴，当然，这种看法体现在学者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方面。
此外，其他学科还从各自角度加人到关于婚姻的讨论中来。例如，贝克尔(GaryStanleyBecker)、彼德·布劳(PeterM.Blau)就分别从微观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婚姻现象。
二、人生仪礼层面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一般而言，凡·吉纳普(ArnoldvanGennep)较早地对人生仪礼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个体“人生危机”的分析，提出了“通过仪礼”(theritesofpassage)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仪礼都是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态，因而具有通过仪礼的共同特征，而通过仪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脱离(separation)、转变(transition)和加人(incorporateion)仪式。在不同的仪式中，这三种类型发展的程度不一致。在理论上，凡·吉纳普将其提升为前闭限仪式(preliminalrites),限仪式(liminalrites)与后阂限仪式((postliminalrites)，他认为一个完整的通过仪礼包括这三种仪式。根据他的解释，通过仪式的意义有两种:从社会角度看，它承认个体社会状态的过渡;从个体角度看，它使经历仪式的个体对自己的社会状态有充分认识。因此，通过仪礼的功能在于，整合由社会状态的过渡带来的无序和不稳定。凡·吉纳普一直将过渡仪礼的思想贯穿于订婚与婚礼研究的始终，他认为“婚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永久性地加人新环境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变更关系、破坏社会平衡，以及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苏醒过来的场合”C5)(r}o-n.;}oas)
其后，涂尔干(mileDurkheim)、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与沃纳(W.I,IoydWarner)等在审视仪式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和意义时，都运用了生命危机仪式，进而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确认了凡·吉纳普的研究范式，在他们看来，仪式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表述。而米德((MargaretMead)、柏特生(GregoryBateson)与杜波伊斯(CoraDuBois)等学者则从心理的角度关注仪式，侧重于研究仪式与文化、人格的关系。在真正意义上遵循通过仪礼研究并对其分类进行拓展的，应当说是查普尔(EliotD.Chapple)与库恩(CarletonS:Coon)。他们在凡·吉纳普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强化仪礼，’(ritesofintensification)的概念，用以指代关于的仪式。而且，他们还区分了与季节相关的岁时仪礼、与群体活动相关的周期性仪礼以及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通过仪礼，并指出后者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查普尔和库恩还引人互动理论来解释仪式，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恢复社会互动中的平衡〔a7(wamt)0
特纳((VictorTurner)延展了凡·吉纳普关于“闹限”阶段的观点，提出人生仪礼的现实意义就蕴含于它的象征性中，在“阑限”期间，仪式主体处于一个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文化区域，主体的身份含混不清，通过“阑限”之后，仪式主体被安置到一个恰当的社会结构中，权利与义务得到明确界定〔}7(r}-vs>。在特纳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结构与反结构组成的一个辩证地发展过程，而仪式创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场合，将人类内在的反结构无序力量引人结构的社会有序中，在这个意义上，仪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于是特纳就将仪式研究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
特纳一反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研究传统，引人结构冲突模型来解释仪式，不仅深化了凡·吉纳普的“通过仪礼”理论，而且还对以后的仪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特纳一道同是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的格尔茨(CliffordGeertz),也曾对仪式进行了深人研究，他认为，“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像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世界”，从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r}xs>。利奇也注意到仪式在生存世界和想像世界中的意义，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与格尔茨略有差异。他强调仪式所表达的是，实际经历的世界与抽象思维中的另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文化则在其中起到了交流和解释的作用。在有关通过仪礼的论述中，利奇从互表的时间和空间出发，将通过仪礼的意义总结为跨越社会界限，并且标志着社会时间流逝的间断[[9](P83,8U-82)0近期的仪式研究还引人了诸多可变因素，例如，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仪式的整合与瓦解功能，等等。受到这种多元化研究趋势的影响，仪式通常被视为一个多角度的，兼具两重性的复合体。
三、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以外，还有一类相关问题需要提及，那就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婚姻习俗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婚姻、婚礼、亲属结构等问题，尤其关注社会转型、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趋向折射出他们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
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宗族世系理论，认为地域化宗族构成了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他还对中国的婚礼作了细致地描写，认为婚礼表达了姻亲关系的不确定性[f;](}-}s.}_zrz)。马丁(EmilyMartinAhern)关注于婚礼中婆家与娘家地位的平衡，将娘家的优势地位解释为姻亲在“亲属仪式”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认为强大的姻亲到场可以帮助姐妹的夫妇家庭完成角色转换，因而具有控制婆家的〔tz](tzar3o-r)0萧风霞(SiuHelenF.)、杨美惠(YangMayfairMei-Hui),阎云祥等人将目光聚集于中国婚礼的复兴与意义一匕提出铺张的礼仪具有强化关系建设的现实作用}is](etzt-1n,t}s-tes)。克洛(ElisabethJoan}rnll)注重中国社会变迁中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以及婚姻与亲属结构之间的关系[14]D霍姆格林(JenniferHolmgron)研究了中国北方的婚姻与亲属制度，并且就寡妇再婚、婚姻与地缘的关系、亲属关系与政治控制等问题作了深人探讨〔‘，。罗梅君(MechthildLeutner)强调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并以此为框架说明官方婚姻策略与民众婚姻实践经历的变迁t叫。除了对中国的宗教与仪式进行研究以外，武雅士((ArthurWolf)为了验证韦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的性嫌恶理论((sexualaversion)，还一直致力于中国变异婚姻形态一一童养媳的研究，指出它是父系社会在婚姻规则和禁忌紧张之间的一种折衷[l](rtst-tsz)0
总之，这些学者在国内研究与国际前沿理论之间架设了桥梁，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解释，与此同时也增大了理论检验的可能性，对于国内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婚姻习俗研究对中国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基本上也是沿着婚姻形态和婚姻仪礼两条脉络展开研究。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研究相对分散性，系统性较弱，这些研究特点，可能与中国社会在文化、民族、地域上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
1924年《歌谣周刊》刊载婚姻专号，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意义上婚姻研究的滥脑。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国外婚姻进化论的影响，相关研究大多执著于追溯起源，把现存的婚姻形态解释为过去文化的遗留物。在这一阶段，民俗学的视野也从民间文学拓展到了民俗事象上。黄石、蔡献荣、陈怀祯、杨江松等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这种倾向。黄石十分注意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其在尚处于描述阶段的民俗学研究中处于显著位置。尽管在黄石的研究中能够看到历时性与共时性，也能够发现比较与实地调查的运用，但是大多数学者对此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仍然坚持对民俗事象进行溯源式考察。在同一时期，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进化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然而，进化论的研究思路，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钟敬文在阐述国外民俗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时，特别提到了英国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他阐述道，“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人类学派。除建国之初的前27年外，这一理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几乎从未间断，[187(1b-}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俗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将婚姻习俗置于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着重考察它的变迁。与此同时，婚姻习俗研究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趋势，这使得不同研究视角聚焦在同一对象上，丰富了相关研究。此外，国内学者还对仪式作了深人研究。他们将社会变迁、权力关系与政治的视角导人仪式研究，关注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学者通过中国本土的调查，对国外亲属关系理论进行反思，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等。
五、相关评价及讨论
国内外学者的开拓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婚姻仪礼研究体系，也为相关主题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钟敬文指出，“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9]换言之，运用西方的理论应当注意其偏颇之处，与研究对象本土性的吻合程度以及运用理论的深度。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政治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加甄别可能对我们的研究十分不利，某些国外理论无法解释源远流长的中国民俗事象。例如，进化论可以解释婚礼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婚姻形态的存在，却不能够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婚礼的复兴，以及彩礼和嫁妆的不断增长?贝克尔的效益最大化理论可能适合于西方社会的婚姻行为选择，却不能解释在中国社会文化压力下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对单身的偏见?这些都说明，要有选择地运用国外相关理沦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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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关于社会诚信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评述
关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开始于齐美尔（Georg Simmel）。齐美尔从信任视角对货币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分析，重点阐释了信任的重要性及社会秩序功能，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则从信任这一重要资本主义伦理视角分析了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意义。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信任来自家庭和血缘关系，信任保证了婚姻关系的产生和稳定，信任更容易建立。评价：古典社会学家对信任的研究为其后研究起到了奠基础、搭框架、提供概念工具等作用，但存在着过于追求宏观理论的兴趣趋势、忽略了微观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上为单纯的定性研究等不足。
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信任视为约定（交换的一种代表性媒介）的一种结果，而彼得?布劳（Peter Blau）则把信任描述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两者可谓是对信任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70年代后，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逐渐多起来。
此外，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并用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去解读信任的产生与扩展。评价：以上研究重拾信任研究并将其推向深入，概念工具与理论视角的丰富以及将信任视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并将之与制度或伦理相联系起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为国内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阔思路和视角，也为本土化研究和反思提供了探讨对象。
（二）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社会学从90年代才开始展开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其学理探讨围绕着当代中国信任缺失、信任度下降等问题展开。很多学者肯定了信任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及其当代价值。学者们或通过理论考察（张静，1997；潘敏，2007），或通过个案访谈（薛天山，2002），或通过大型社会调查（刘爱玉、刘明利，2012）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从现代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信任（郑也夫，2006），对信任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有的学者从中、日、美三国的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王飞雪、山岸俊男，2002），有的学者则专门研究中国人的信任结构、特征，并分析其原因（李伟民、梁玉成，2002），有的学者探讨了信任的建立与发生机制（彭泗清，1999），有的学者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如杀熟现象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郑也夫，2006），还有的学者从社会转型期对信任类型进行分析与预测（张禹青，2012），等等。
研究方向与内容。1.研究方向集中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等分支。如《关系与信任：中国乡村民间组织实证研究》（2004）、《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2010）、《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2011）、“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信任、利益互惠和差序式治理”（杨光飞，2009）。2.关于中国当代社会信任类型的分析及对策建议。梁颖用“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概括西方社会学关于信任理论的历史变迁，“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是其三种表现形态，且三种类型的信任呈现出“同生共存的历史生态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并得出“合作型信任乃后工业社会之理想的信任类型，其对发展基层民主和促进社区良好治理均存有迫切性，至关重要”的结论（梁颖，2011）。“关系信任”与“普遍信任”是另外一对描述信任类型的术语，陈福平通过定量分析着重探讨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同这两种信任类型的关系（陈福平，2012年）。3.信任的建立机制。有的认为信任从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中产生，有的认为信任可以通过理性的算计来获得，也有这两种观点的碰撞与融合（郑也夫，2006）。从另一个社会与个人视角来说，有的认为信任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多，有的认为信任与社会因素多一些（彭泗清，1999）。4.对信任研究所嵌入的中西方学术传统差异的反思与新诉求。反思：翟学伟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把有关‘信’的现象和问题分别放在不同的领域中去研究，这主要源于其部分组成整体以及整体需要分解的探究路径”，而中国研究思维关注重点是部分与整体间的联系。新诉求：“从连续体的角度来重新定义诚信、信任和信用”，重点关注“人与制度的博弈以及转换的问题”，这才是符合国人思维实际的解决问题之出发点（翟学伟，2011）。
研究不足。一是基本概念不清，尤其是诚信与信任的概念有必要厘定清楚，可惜的是，这一问题似乎太过基础而少有学者问津。二是总体上看，研究内容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对信任的发生机制及信任本质问题还缺乏深刻的研究；一些研究只是在重复外国学者的论述。三是再研究范围上，针对互联网时代下虚拟社会的信任研究不足；对社会诚信研究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后续研究缺乏。
二、“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逻辑及其意义
笔者认为，要展开对诚信建设路径的社会学分析，首先要清晰界定诚信、信任等概念，继而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社会学有关信任研究的理论、剖析信任本质及其产生机理，进而结合河南省情着重探讨“诚信河南”建设的意义、路径、要注意的问题及其体制机制的探索与创新，核心围绕的是如何让诚信河南成为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文化基因。
以一个省份为基础展开诚信建设的研究，其意义至少有这样的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研究力图从社会学视角系统梳理有关信任研究的前沿理论，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对“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其次，从应用层面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这标志着新时期诚信建设课题的提出。而《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则从提高提高全民文明素质的角度，强调“大力倡导敬业诚信、创新创业、劳动致富、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这又指出了诚信建设的应用价值。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诚信建设应用价值的逻辑还在于诚信带来信任，信任带来合作与互惠，其关键在于：一是转变信任类型，以适应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从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的诚信扩展至带有契约性质的普遍意义上的诚信；二是用制度保障诚信建设：突出个人、企业、政府三个层面的诚信制度建设；三是具体的体制机制保障。因此，这一研究着力从诚信建设对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系统作用与发力机制角度去发掘、深化、拓展理论研究的应用价值。再次，从方法的层面看，这一研究还可以尝试采取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回顾诚信在20世纪我国的发展状况的同时，系统梳理中原文明中的诚信史，从而为当代社会诚信问题出现提供历史与思想背景。
三、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
具体来说，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应该包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等诸多方面。
研究的主要内容。具有可分为七个方面。1.“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此部分在系统梳理信任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论对于“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作用。2.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现代价值及其超越：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特点；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现代价值；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超越：诚信类型及其转换的社会背景。3.“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意义：“诚信河南”与社会转型；“诚信河南”与风险社会的应对；“诚信河南”与简化复杂环境、拓展社会资本；“诚信河南”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文化基因；“诚信河南”助推企业转型升级、锻造核心竞争力。4.“诚信河南”建设的基础、原则、任务、目标体系及其实现。5.“诚信河南”建设中要注意的几个关系：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诚信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诚信与法制的关系；诚信与个体素质的关系.6.“诚信河南”建设的机制创新：信用监督机制创新；信用自律机制创新；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创新.7.“诚信河南”建设的系统探索：“诚信河南”与政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商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社会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司法公信建设
在基本思路上，首先梳理信任研究的专业理论，为理解和剖析“诚信河南”提供理论解读视角。接下来分析中原文化中关于诚信传统及其历史性超越的必然性，从而为“诚信河南”建设提供社会思想史背景。第三部分则重点从专业角度剖析“诚信河南”的重要意义，突出其与社会转型、风险社会、社会资本理论、信任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了这些基础性问题之后，第四、第五和第六部分则对“诚信河南”进行了思路设想与制度设计，勾勒出“诚信河南”建设的理想类型。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社会调查法和理论分析法三种方法。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将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诚信河南”的信任研究理论基础的梳理；二是“诚信河南”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阐释与分析；三是如何让诚信体制机制创新确保“诚信河南”建设实效，包括“诚信河南”机制创新、“诚信河南”系统探索；四是如何将社会学理论中有关信任的理论研究与河南诚信实际进行有效联系，即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河南实际如何有效衔接；五是如何研究出符合河南实际的诚信机制创新与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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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塔尔科特•帕森斯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是美国圣公理会的一名牧师，后担任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学院院长。1920年，帕森斯进入美国阿莫斯特学院学习哲学和生物学。在学期间，受到经济学家汉姆顿教授的影响，他对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在英国，他在L•T•霍布豪斯、金斯伯格和莫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学习，一年后，转入德国海德堡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并在那里受到了韦伯和马克思理论的深刻影响。1927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31年开始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1944年起任哈佛社会学系教授，1946年出任社会关系系主任，1973年退休。期间于1949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1979年在德国慕尼黑逝世。帕森斯一生致力于在早期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观的社会体系理论，并将这一社会体系简化成理论模型，用于分析各类社会现象；他乐观地将社会看成是和谐的、功能明确的、均衡发展的宏观系统；这与他所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1937年，帕森斯首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此书把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弗洛伊德等各理论家的思想综合起来，以科学和唯意志论的视角去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何以作为民主的社会行动结构的对立面”。此书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以经验主义为主流的社会学界的认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它逐渐受到广泛的重视，因为它为二战后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答案，以回应如何用有关社会行动结构的理论去解释恐怖政权的问题。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六十年代，美国的实力在战胜国地位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平稳发展的时期。美国在战后这段时间内，以最民主、最稳定的工业社会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逐渐成熟，他在1951年发表的《社会体系》和《行动的一般理论》，1956年的《经济与社会》，以及1960年的《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从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的角度，发现行动系统内部各因素的相互关联，并提出了分析社会发展的结构功能视角。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凸显，社会各类冲突不断。此时，社会学界批判帕森斯的声音开始出现，主要集中在批评他忽视了冲突与非均衡的社会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帕森斯在晚期著作中借鉴生物进化论提出了社会进化模型，在其1966年的《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和1971年的《现代社会体系》等著作中，通过描述社会的分化、适应的升级、包容与价值的普遍化，达到社会变迁与进化的效果。帕森斯的主要理论体系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系统作为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基本单位，“分析社会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范畴：界定组织目标，并使用其合法化的价值系统、关系到资源流通的适应机制、与目标实施直接过程机制有关的工作法则以及整合机制”。也就是在行动系统中，有四个因素发挥着影响，即行动者、目标、限制条件以及价值规范。其中，行动者代表在行动单元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组织系统，其主要特征是“自我”，而不是人的个体，是主观的意识。目标，指行动系统本身期望达到的未来的状态，并由行动者通过意识和行为去实现。限制条件，是行动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其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其中，条件是行动者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环境，它通常在目标之外甚至在与目标相反的方向存在；而手段是可以通过行为者的主观意向予以抉择。价值规范主要涵盖了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通过合法性引导行动者选择自己行动的目标和手段。这四个影响因素中，限制条件和价值规范影响着行动者对于目标的选择。在帕森斯唯意志论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规范比限制条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影响力也更大。帕森斯在这一早期的理论中，将外在的环境与价值规范内化成行动者的主观意志，并通过主观意志来影响整个行动系统的发展。在以上四种因素的影响下，任何行动系统包含着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系统。文化系统指系统内人们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如、语言、民族习俗等。当全社会的价值观被其成员所内化，就产生了“社会化”，从而形成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聚合力。社会系统是由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组成，其基本单元是角色而不是个人。社会系统是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重点描述的概念，社会系统中各个不同角色发挥的作用，也突出体现了一个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功能的区分，它论及不同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指人们的相互依赖。人格系统指系统中的个人所拥有的性格和社会属性，从而决定个人的需要、动机和态度。行为有机系统是后期添加进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拥有生物特性的行动系统单个组成体-个人。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帕森斯侧重描述四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当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谐而稳固，就形成了行动系统的制度化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化是在文化系统的内在作用下，其他三个子系统合法存在的关系。
2.模式变量分析法
在分析行动系统及其子系统时，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量”的方法，用于剖析行动系统。这一方法类似于“二分法”，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当行动有机体面临选择时，其价值取向会发挥引导作用，使其在两个极端中间做出选择，最终决定行为的方向。这五对模式变量包括：情感中立性-情感性，表示在行动中，行为体需要表达自身感情还是去除自己的情感因素。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或父母对子女需要表达情感性；在医院或学校中，医生和教师的工作需要不添加个人的情绪，公平地对待其服务对象。自我取向-集体取向，是指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因素还是集体的利益。在商业行动中，行动者首先会考虑个人的商业利益，人们也普遍期望公务员在其工作和决策过程中，能够以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普遍性-特殊性，指行动中以普遍的一般性规范为基础，还是以某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或者以具有某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特权阶级，从而用普遍的规范约束其行为是对这一变量的体现。自致性-先赋性，指人们的发展道路是以起先天赋予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的因素为主要基础，还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后天取得的成绩来进行发展。专一性-分散性，指人或者行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还是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如朋友关系是一种分散性的关系，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则具有专一性。帕森斯上述五种模型因素是其唯意志论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是将社会看成是向着普遍论、表现、特定关系与情感中立的方向发展。行动系统中的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有机体系统，在相互影响和选择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以上五个变量来进行决策，这构成了帕森斯行动系统理论中分析框架的重要维度。
3.AGIL模型-交换模型
在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在理论发展后期，提炼出了一个更加抽象和简明的理论模型。他将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用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四个方面代表了与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不同的接近程度，意义在于以最有效和可能的方式综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一模型被帕森斯称为交换模型，后被他的学生们命名为AGIL模型。这四个方面的功能包括：适应功能(A:Adaption)，指适应并利用外部环境以从中获得工具和资源来实现系统自身的目标，外部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积极乐观地或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都是必须的。在行动系统中，适应功能对应行为有机系统。达鹄功能(G:Goal)，指明确系统的目标，并利用资源达到这一目标。在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通过其具有的性格和社会价值观来确定系统的目标以及通过不同途径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达到这一目标。整合功能(I:Integration)，指在行动系统中协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使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社会系统通过制度和规范协调不同方面的关系和利益，达到行动系统中不同因素的团结，来发挥整合的作用。维持模式功能(L:La-tence)通过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来维持现有系统的运转模式。在行动系统中，文化系统通过最主观的方法发挥着维模的作用。但是由于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界物质条件的支配，所以这一功能也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AGIL模型除了在宏观层次对行动系统进行分析之外，也可以被用来分析每一个子系统，即子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也存在这一种四分法的功能划分。帕森斯在他的理论中，重点分析了行动系统中社会系统内部的AGIL功能。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组成部分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对应了这四种功能，分别是：经济发挥适应功能，政治发挥达鹄功能，规范用于整合，价值观可以维持模型。在社会系统的这四个子系统都生产明确的产品-金钱、权利、法律和。这些产品作为输出品，被输入其他系统发挥作用，从而使四个子系统之间存在边际交换资源的现象，一个子系统同时接收其他三个子系统的输入和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三个子系统。只有这种资源交换达到和谐状态，整个系统才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帕森斯将这一理论称为交换理论。
4.社会进化理论
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架构里，着重讨论了行动系统或社会系统的均衡状态，将系统看成是静态的、以主观导向为主要发展动力，却忽视了社会冲突和进化的一面。面对这类批评，帕森斯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在AG-IL模型的指导下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分析社会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能量交换的关系，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达到能量供求的平衡，系统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子系统不能够得到自身发展充足的资源供给，其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将不稳固，同时其内部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冲突，引发系统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帕森斯将社会进化分为四个过程：分化、适应力提高、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分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或结构分成两个以上的单位或结构，其特点和功能意义与原来不同”。适应力提高是子系统分化的结果，分化是适应外部环境和对资源不均衡状态而做出的反应，合理的分化是为了使系统更具适应性。包容是系统发挥了整合功能，接纳新的子系统和组织，使基础更加稳固、效率更高。价值普遍化是将新的单位和组织的存在变得合法化，使社会和个体接受并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使进化后的社会变得更加稳固。帕森斯的理论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化并且完整地进行呈现，可以算作世界社会学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理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框架，他在半个多世纪里都居于近乎统治地位。“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帕森斯的模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主要运动参照点”。他改变了以往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思路，转而注重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使社会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观点和声音逐渐兴起，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帕森斯普遍行动理论的模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图示，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一模型虽然易于实用且简单明了，但是说明力相对较弱，涵盖的层次也不够全面，容易被证伪。第二方面，帕森斯的理论过分注重分析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的冲突、失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与繁荣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逐渐显现，帕森斯之前基于社会和谐所提出的理论逐渐受到挑战。虽然在理论后期，帕森斯致力于发展社会进化理论，但仍然没有脱离其结构功能理论和行动系统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社会变化仍然不具备特别的说服力。第三方面，在社会进化理论中，帕森斯对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概念区分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这一理论仍然被帕森斯头脑中深刻的意识形态理念和道德文化所影响。他一直认为，美国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因此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这些缺点在经过默顿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之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二、默顿的功能分析理论
1910年7月4日，罗伯特•金•默顿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俄罗斯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裁缝，母亲是崇尚自由思想的非犹太教社会主义者。高中时，默顿经常在图书馆、音乐厅及博物馆中接受艺术的熏陶。1931年，默顿从坦普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学的启蒙教育。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索罗金、帕森斯等知名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9-1941年，在图兰恩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另外还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79年，从哥伦毕业大学退休并被授予荣休教授，2003年在纽约逝世。默顿一生中因其杰出的社会学理论贡献，获得了许多至高的荣誉。其主要的理论为中层理论、功能分析理论、失范与越轨以及科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主要关注结构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重点阐述默顿思想中与功能理论相关的理论。
1.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是默顿在批判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找到的一条构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实质性理论研究的途径。默顿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依靠唯心的理论逻辑分析，得出的宏大的、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事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中层理论试图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的几个逻辑层次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介于小的工作假设与试图说明一切的社会现象的总体理论之间的中层设想。它“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中层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功能主义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从而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逻辑假设与推断，还注重在经验与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理论建设。默顿的社会学理论因此也被称作为“经验功能主义”。
2.功能分析范式
默顿在以往功能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创新了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他对传统功能理论的三个假设提出了修正：第一，传统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功能具有统一性，即社会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项目都和谐地相互联系着，并且对整个社会整合与运行做出贡献。默顿认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对整个系统或其他部分是否起作用，或者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是需要通过实践证明的。第二，社会功能的普遍性，认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会对整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默顿却认为，从经验的立场出发会发现，某些功能的存在有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适应性起到消极作用，同时也需要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一个功能的存在是否会长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即认为在一个整体中，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这个假设同样不能被实践经验所检验，正如一个角色可以拥有不同种社会功能一样，一个功能也可以由社会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承担，因此当一个部分不能适应整体发展时，也许会被其他可以发挥同样功能的部分所替代。默顿对功能的概念和角色进行了个体适应模式的类型更加详细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功能是指一个结构要素或者一个行动对社会调适做出的贡献，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结果。在这一概念框架下，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从11个方面对功能进行分析：功能的归属、动机和目的、客观效果、功能在社会单元系统中的效果、功能需求、赖以实现的机制、功能选择、结构制约、动态和变迁、功能分析的有效性以及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含义。从客观效果的角度，他提出了有关功能的以下几个著名概念：（1）正功能与负功能“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这是为了建立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正功能与负功能的提出，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中将所有社会结构要素都视为对系统发挥有效作用的存在，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现有的许多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指导社会研究者从正负功能相抵之后的功能净差额的角度评价社会系统的运转，同时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学理论支持。（2）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这一对概念是为了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通俗来讲，显功能是指系统中有意安排的、显而易见的且外在的客观功能；潜功能是指未认识或预想到的后果。默顿重点强调了潜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西方国家政治机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功能分析范式下，显功能有正负之分，潜功能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这两对概念互相补充和支撑，为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较为明晰的、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越轨与失范
负功能和潜功能的提出，挑战了传统的乐观、宏大的功能分析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的不同角度。在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和“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两篇著作中，他利用功能分析范式和中层理论指出，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通常是由于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脱节而导致的，并提出了越轨与失范两个概念。“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失范被看作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在这方面，文化价值标准可能有助于产生与这些价值自身的要求相违背的行为”。“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将某些人人都有的共同成功目标实际上完全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了或完全堵死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在失范模式的情况下，越轨行为的发生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结构的适应。默顿将这类适应情况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他用简明的表格，分析不同的适应行为对文化和制度的反应情况。遵从行为服从于文化目标和制度化的手段，通常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而得到较高社会地位或财富的人群。创新是指文化上服从而制度上却拒绝，通常指采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仪式主义指采用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承认文化目标的存在，这通常指社会的中下层阶级，父母通常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使其遵守社会制度却突破现存的生活状态。退却主义指既拒绝文化目标又拒绝社会制度，通常指精神病患者、孤僻者等逃避社会的行为。反叛是对现存文化和制度的否定和拒绝，并以新的目标与手段取而代之，例如革命者。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在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为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经验性分析模式，是对现代功能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在对社会现象即功能方面更加具有解释力。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一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将社会系统看成是有机统一体，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利用意识形态逻辑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西方社会，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发展现象。这一理论既关注对结构、要素的剖析，也重视对功能、关系的考察，把对社会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也包含着辩证思想的要素。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反对的声音逐渐出现，结构功能主义忽略对社会现象的历史分析，过于强调社会和谐与均衡忽略矛盾、冲突和过分强调文化和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忽略经济利益等因素对社会的作用等理论缺陷被指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该理论的精髓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三、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简言之，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任何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具有自己的功能；任何结构都是一个系统，系统下还包含不同的子系统；系统的四个功能即整合、适应、达鹄和维持模式。在分析社会系统时，也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当今教育社会学中，许多研究都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教育中的现象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节中，笔者重点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思想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教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重视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要与政治阶层、经济制度和职业技能的需要相联系，揭示出家庭、大众传播工具和社团与专业教育机构的关系。帕森斯认为，学校教育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即选择和社会化。他通过AGIL模型，阐明社会平衡取决于贯穿社会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普遍相关性。例如，教育可以看作是来自L向A和G的输出。孩子们被教授相应的价值观，然后被输入劳动力市场，最终接受承认的组织责任位置。学校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分工细化所带来的对职业技能需求进行满足的功能。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类型，直接影响到其未来在社会的职业和地位。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社会系统的发展需要将哪种价值观进行社会化，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学校里的氛围和师生关系，社会需要的普适的价值观会逐渐被学生接受，以达到文化目标社会化的目的。“在帕森斯看来，学校属于社会系统中具有文化、教育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维持组织，是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的组织。”高等教育在维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中，起到了将价值体系制度化的功能。
2.高等教育研究中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应用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范文6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现代性;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38-007
一、社会学：现代性生成与反思
现代性催生了社会学，社会学的生成和成长皆发生在现代性铺陈的世界里。现代性一个重要的向度即现代化，现代化表征的现代社会，也正是社会学理论扎根之处，社会学学科的安身立命之地。当社会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各显特质并日益相得益彰的时候，社会学不再满足于现代性占据的世界，向后现代迈开了前行的步伐。回顾孕育和生成社会学的历史场域，显现了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也更能藉此反思社会学的朝向。工业革命以来，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捣毁了恬雅的生活镜面，工业化、城市化、制度化作为表征的现代化成为人类生活最为时髦的概念，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精神――守时、勤奋、节俭的个人品格[1]，焕发出积极的集体风貌，催生出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裕的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马恩的这一经典概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时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车轮所到之处，大生产取代手工业作坊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社会迸发出无尽的创造力。但与此同时，失业、犯罪等各类社会问题的日益蔓延困扰着社会，引起了社会思想家的关照并着力于社会现实的诊断和社会理想的建构，“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发出挑战。此时，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 [3]在此场景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凸显了对人的解放，自然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令人文社会学者艳羡，意欲找寻社会规律的哲学家孔德率先破题，“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4]于是，发轫于19世纪初叶的社会学“俨然成为一门探究社会秩序经世致用之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强烈关注社会问题，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延续学科价值，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5]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并指出，“随着工业主义的到来，数以百万的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众民主化的发展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迁，使得新旧世界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场始发于欧洲和北美内部一系列变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风驰电掣般疾驰着。社会学就是产生于对这种变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纪还深深地留有其初创时的痕迹。”[6]如果追寻作为现代性的解说者――社会学思想长廊里竞相绽放的理论之花，就可以捕捉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从现代性中汲取养分，成长为一个日渐独立学科的轨迹。面对急剧变动的全球世界，悲观论者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7]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8]，敏锐指出当代世界无法破除的谶语――隐藏在国际互动背后撕裂世界的“原罪”和结局，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肯定两位政治学家观点重要性的同时，从社会学的眼光指明世界变迁只是多元现代性的发展，“必须将现代性的扩张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形，它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大宗教扩张或大帝国扩张。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文明的扩张几乎总是并且不断地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它施加给所到之处社会的影响力比大多数历史情形下要剧烈得多。” [9]社会体系的复杂化和世界体系的多元化，成为社会学反思性增强的缘由。继承传统社会学藉由社会结构关涉社会秩序，藉由社会行动探讨社会关系，藉由社会批判探讨社会进步的特点，当代社会学研究议题增加了性别和种族的因素，放置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社会场域里，以流动的反思性监控瞬息万变的社会世界。“这种趋势孕育出的社会气候与知识氛围，正是产生社会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话语的源泉，而后者在表述前者的同时，又推动着它们的发展。”[10]从社会学的传统理论范式起锚，指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谱系，并注意到本学科所发生的转向，自有其批判性反思的学科特质。
二、社会学传统理论范式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首开社会学以来，深深烙印着自然科学印记的实证主义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并给社会学披上科学主义的外衣。一代代宣称从孔德那里得到灵感、不遗余力地发展社会统计学，试图以数据模型探求“人类理性的进步”的“科学社会学家”，正在全面解析世界，却没有超越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滥觞。从实证主义者相信社会现实的客观实在性、规律性和可认知性，到建构主义者剖析适当的社会事实而非切实的社会实在，并更多关注隐于事实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经典理论范式一枝独秀的时代早已过去，米尔斯所言社会学想象力激发的多元化视角促成了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反思和超越。
在科学史学家库恩看来，范式（paradigm）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11]范式的发展中，范式Ⅰ会导向常规科学，而从异例到危机再到革命，也就意味着范式Ⅱ的产生。[12]社会学矢志于社会事实的描刻与解释，已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理论范式。瑞泽尔认为，社会学是多范式的科学，社会学具有三种基本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动范式。三种范式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却难以综合成一。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社会图像。[13]周晓虹则在瑞泽尔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从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种理想类型建立了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见图1。[12]由此形成的四种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事实深挖，遵循自然主义的路向;或则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批判，体现在人文主义的价值;或则重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勾画，依然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之内;或则重于微观侧面的解释阐发，始终紧贴人文主义的面向。复杂社会的场域中，社会学的基本范式给予社会学学科更多的解释力，也呈现出社会学的想象力。
哈贝马斯从人类社会生活三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语言或沟通、权力或支配出发，衍生出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实践的认知兴趣、解放的认知兴趣。三种认知兴趣衍生于社会文化生活，又决定三种学术研究取向及知识形式如下。黄瑞祺据此理论基础把社会学思想类型化为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并绘制了哈贝马斯的知识论框架。见图2。[14]
正如特纳所认为的，“理论关注的不是特定条件下人们的具体行为和互动，而是一般意义上人类行为的本质”[15]，社会学理论传统范式都属于元理论的层面，揭示了社会学论域内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围绕传统理论范式，现代社会学有四个被视为根本的论题：行动、理性、结构和系统。[16]我们认为，这四个理论命题勾连着社会学传统理论与当代走向，只有统合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交集中，才能更好理解社会学理论的历史逻辑，把握社会学理论当代变轨与未来路向。
三、本体论继承：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本体论（ontology）的出现可追溯到克劳伯，他把本体论称为“第一科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科学，认为这种研究运用于与创造存在物的上帝一样的一切实体。正是因为本体论与存在（being）相关，而存在（being）的界定本身众说纷纭，本体论因此莫衷一是。“大体上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用的本体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从广义说，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种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得到认识，因而研究一切实在最终本性的为本体论，研究如何认识则为认识论，这是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对称。 从狭义说，则在广义的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之分，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这是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对称。这两种用法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同时存在。” [17]为了既避免意识形态的纠葛，又不拘泥于人本哲学关于存在（being）的本体论研究，语言哲学家的本体论认知之于社会学更具借鉴意义。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本体论的终极存在或终极结构说，认为以前的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具有时间或空间关联的个体或实体构成的最大的类聚物，而他则认为它是已经实现的事态的最大类聚物――所有事实的总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作为世界的最终实体的对象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存在于与某些其他对象的特定结合或配置之中，即只能存在于基本事态或事态的关联之中。” [18]语言成为世界的主体，语言的结构映照着社会的结构。语言的主体性、自明性和完满性，都是社会的另一种表述。“世界是怎样的，这属于认识的问题，世界是这样的，或者说，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着，这唤起了本体论问题。”[19]社会学倾注于结构与系统的关怀，就是在回答社会是如何存在的，经验资料的验证是在证明一个特定社会的样态，理论提升总是要抽象出社会的同源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学概念体系。
孔德笔下的社会是道德生活之所在，人的精神发展状态会直接决定知识的类型和社会组织形式。神学阶段对应于神权政体，形而上学阶段对应于王权政体，科学阶段对应于共和政体。科学即实证，“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20]。毛斯认为，社会表现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现象，具体体现为各种法律、宗教、道德和经济制度。“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向，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与人对其自身、对其面对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识的那一生动瞬间”。[20]社会唯名论者韦伯的论著中没有确切的社会概念，社会行动为根基、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组织”体现了社会的特征，“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20]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论断，是另外一种关于社会的认知。总体而言，古典时期的理论家怀揣“生物学的隐喻”[21]，相信社会的有机体属性，虽然不乏有人更倾向于社会的建构特质，但总是从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的角度生发理论思维，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意义重大。
现当代社会学理论逐渐脱离了哲学的思辨，却融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卢曼援引了语言学自体生成的概念（autological concept），提出“社会显然是一个自我描述的客体……换言之，社会概念必须是自体生成的，它必须本质上包含自身。” [22]布希亚目光指向符码控制的消费社会，从消费观看社会地位和意义的分层，从生产―交换―消费构筑的复杂社会关系中看到“人际关系已经被转变为与物品的消费之间的关系”[23]。更进一步，布希亚犀利地肢解了世界，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拟像，“模拟的广泛存在是导致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界限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23]。符码、时尚、拟像、片段化秩序、迷狂，这一系列当代世界在社会理论里的映像，呼应着社会的超现实巨像。社会是由众生构成的整体，突生的特性和新的诱因始终存在，社会学脑海里社会的本质仍然在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萦绕在心间。
四、认识论发展：我们如何面对社会？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亦称知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认识论必然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而且将其贯穿于全部认识论的内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认识论结论。” [17]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了社会学兼备科学与人文的双面性。社会学研究者认知和研究社会的过程，自身无疑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难以完全从事实的“认定”中抽离。韦伯以“价值中立”匡正研究者摇摆的立场，也赋予社会学客观公正的价值基线。社会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冲动，社会行为的人本意蕴，分别是社会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原始动力，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认知张力始终存在。当科学主义的大旗冉冉升起，社会学知识堕为数字化模式的时候，社会学认识论的钟摆开始回归于人本，力求以人的方式研究人，以人的方式言说人。
面对扁平化的地球空间，社会中人际互动的网络密度空间复杂，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却也不得不指出，“个体并非那么举足轻重。个体不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体都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加易变的关系网中。” [24]整个社会关系蜕变成语言游戏，正如孩子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定置于语言游戏的网络中。[25]消费主义与电视画面的兴起已经加速了现实的“内向破裂（implosion）”，模糊了以往倍受珍视的高贵与低贱的界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历史成为“遗产”，陈腐的博物馆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多媒体体验场所。[26]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27]现代性孕育的社会学，不仅需要认识结构与系统为核的宏观社会学，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探析话语的生产逻辑。多元化的人际互动，虚实结合的社会关系，都给社会学认识自我提供了机遇。当代社会学固守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认识论本问题，并在发掘人与社会突生的互构关系中发生了跃迁。
五、方法论超越：我们如何认识社会？
“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17]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28]。对应于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者遵循的方法论也集中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并可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区别。（见图3）
如果说实证主义浸透着自然科学的认知取向，体现了社会物理学的科学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各自代表的相对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瓦解了实证主义的大厦，也让社会学的视角呈现出更多的面向。“这三种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为的实验环境下进行研究，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探究，而不是对其中一些孤立的变量进行调查;都要求对当事人的意义建构获得理性解释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对他们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进行测量，也不只是对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证实;都注意反思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力图排除或否认这些影响。”[30]
当代社会学风起云涌的理论思潮，纷纷指向社会生活丰富的多个面向，不再守望社会学先辈遗留的财产，固守边界以至于湮没于世界变幻的洪流中。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全球化“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制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同时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地方”[31]。民族国家独立之后的世界格局中，东西方不再单纯囿于地理的区隔，当代世界体系重构的速度和深度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主义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32]东方学为旗帜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是对武力征服和殖民掠夺之后，新兴的文化殖民化运动一次深刻的审查。女性主义社会学不再认同由“他（he）”为主体书写的历史，试图建构两性对等的认知框架，重新思索权力、语言、结构和文化诸要素。“女性主义社会学至今依然处于边缘状态，但也正是这种边缘状态使她们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女性主义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也因此具有更多无法预知的愿景。”[33]
族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隐含的世界体系假设;网络访谈与问卷调查、多媒体影像技术的应用，正在扩展社会学资料搜集的方法;社会本质建构的论调，颠覆了追寻隐于表象背后真实的方法承诺。“正如德里达在解构传统戏剧的过程中提出，我们不用借过去来发现未来，也不应该顺从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展现。实际上，在我正在进行的事情中未来已经被发现、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即处于写作未来的过程中，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样。”[23]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只是顺应复杂社会的产物。社会还在剧烈变动中，社会学方法论远未成形。
六、小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