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宪法监督；模式；反思
潘恩在讨论宪法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宪法界定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以此作为限制政府的方式，任何超越此界限行使权力的政府行为都构成“无权利之权力”。如果政府行使了无权利之权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但潘恩没有说明，这种反抗权是法律权利，抑或是政治权利？这种抵抗是合法的反叛，抑或只是法律外的革命？
在古代，除非事实上的革命，找不到对违宪行为的救济措施，而革命一旦发生，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宪法，而是国家制度。中世纪，违宪审查思想开始萌芽，英国的坎登爵士提出自然法的原则要得到遵守，就必须融入到英格兰宪法中，即法律的解释者应当界定个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法政府的界限，这种理论在近代演化为宪法至上的原则。而宪法至上的原则“只有存在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机构的保障，并且政治权威的行为还得接受审查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1803年，美国联邦法官约翰·马歇尔率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迈出了以“制度化的限制”来维护秩序的第一步。二战结束后，宪法监督成为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卡尔·J·弗里德里希在《超验正义——的宗教之维》一书中总结到：“一个宪法政治秩序的基本功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在选票箱之外对于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制度化的限制来实现的。”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1919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则规定“宪法有疑义时，由下列各员组织特别会议解释之：参议院院长，众议院院长，大理院院长，平政院院长，审计院院长”。随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详细分析了应采用特别机关来解释宪法的原因：“至宪法解释问题，除君主国以该权限属于君主外，各国先例尚有三焉，（一）属于国会者；（二）属于法院者；（三）组织特别机关者。惟第一届国会所组织之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则主张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夫以宪法会议解释宪法，诚可谓独开生面。然中华民国之宪法会议，实由国会两院会合成之。故该草案规定为宪法会议，无宁视为与规定属于国会者同调。以国会解释宪法，常易益其纠纷。盖宪法必因行政、立法两方面争议，始有解释之必要。若以解释权付之国会或国会两院所组织之宪法会议，则无异于以原告裁判被告，非独不平，而借解释以省纠纷之目的，亦不可得而达矣。次之，则付与法院解释，亦有疑义。盖法院为与行政、立法平列之机关，非有临乎其上，取得强制解释之权力，疑义一也；法院为政府委任之官吏所构成，安知不倚于一偏，疑义二也；法官固有解释一般法律之责任，不必均精于宪法，疑义三也。英美因以解释宪法之权付与法院，而法官遂有无上之权威，是又不可不慎也。本法第一百一条，权衡取舍，乃采特别解释机关之先例。”
在国民政府由训政转向时期，吴经熊等人主张建立专门的审查机关，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中详细地规定了宪法的保障问题：“为直接或间接保障宪法之实行，及解决关于宪法之纠纷，应设国事法院。国事法院之职权如下：解释宪法上之疑义；审查违宪法令并宣布为无效；关于违宪行为之处分；解决中央政府各机关间、各地方政府间及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争议，及其他不能解决之事项；受理行政诉讼；统一解释行政法令；受理公务员被弹劾之案件，并惩戒被弹劾人及其在行使国事法院职权时，所发见应受惩戒之公务员；移送负刑事责任之被惩戒公务员于普通法院审判；解决其他直接或间接违背宪法，而非普通法院所得解决之政治上事件。国事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为之决定及解释，有拘束普通法院之效力，国事法院设平事十一至十五人，其中国半数由国民大会直接选举之，余由国民政府五院各推二以上候选人，提请国民大会选举之。平事中研究法律者至少应占五分之二，研究政治及经济者至少应各占五分之一。”[5]1940年，国民参政会的“期成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由宪法解释委员会为之”。
二、新中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确立
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在废除旧法统、伪宪法的同时，也割裂了宪法监督自身的继承性，致使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得不在空地上重新起步并采用了民国时期最不看好的议会监督模式。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以法律解释为内容、以全国人大为实施机关的宪法监督模式。82年宪法在54年和78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弥补了全国人大作为非常设机关而不能进行经常性的宪法监督活动的缺陷。第67条第6、7、8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职权立法、授权立法、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层出不穷，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立法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制的统一，200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立法行为的宪法监督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启动了宪法监督体制。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同时规定了审查的程序，第9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消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及时纠正。”200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进行违法审查，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是违法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继《立法法》之后，我国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三、我国现行宪法监督模式的困厄及出路
议会监督模式虽发轫于英国，但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的，由议会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以及效力上都是相同的，宪法至上原则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我国实行成文宪法，因此，从法理上确认了宪法至上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除了议会监督模式的一般弊端外，还包括：
1.立宪权和立法权的合二为一。我国宪法从程序上明文规定了创制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区别，“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但82年宪法同时又将立宪权和立法权的主体合二为一，其结果导致了全国人大的权力中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我国抽象性的宪法审查只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上，而没有扩展到人大常委会自身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上面来，宪法仅仅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总纲，宪法监督流于形式。
2.人大职能方面的缺陷。英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但英国的上院同时也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而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立法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因此，我国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审查（我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还是事后审查（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都是抽象性的，不涉及具体的法律是否适用或宪法诉讼问题。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注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启动了宪法诉讼。宪法诉讼和一般的司法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宪法监督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造成了本来应该由同一个机关来实施的两项职能却要由两个机关来承担：司法机关可以进行宪法诉讼却不能对法律进行一般性审查，也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而解释宪法是宪法诉讼的前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抽象性合宪审查却不能裁定宪法诉讼，一旦二者之间产生矛盾怎么协调？
《监督法》颁布实施之后，我们面临的下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法（违宪）审查了，这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发展的关键，因为宪法至上的原则决定了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能例外。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难以真正实现。而如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那么又有什么制度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
3.从实践上看，我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曾因监督机关的虚置，造成54宪法的不宣而废。82年宪法虽然规定了比较健全的宪法监督制度，2000年又启动了宪法监督程序，但现行宪法颁布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过一部法律因违宪而无效，也没有纠正过一起违宪行为。
鉴于议会监督模式的弊端，采用议会监督模式的国家纷纷寻求改革——走向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即使英国这样不成文宪法国家也不例外。1974年，斯卡曼勋爵在题为《英国法律——新发展》的演讲中呼吁：“一个法律制度在其受立法机关支配时，除非它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它便是它自身，在其受行政支配时，它便不会有确切的人权保障……我们的法律结构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供我们建立一个对这个国家中业已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行为的法律控制……我们务必寻求一个新的宪法解决方法以运用司法权力把议会的立法置于宪法限制之内。”[6]1988年，前苏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下设立了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宪法监督委员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实，我国谋求新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尝试从未间断过：一是讨论1982年宪法草案时，当时有宪法保障一章，人们开始探讨建立宪法委员会的可能性，但最终的宪法文本仍然采用议会监督模式，并进一步规定由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1990年、1991年起草监督法的时候，稿子里也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到1993年修宪，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由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实施这种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中国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法院可以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不能对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那么只要把法院司法权的范围扩大到抽象的行政行为，甚至审查立法行为，就成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开端。由于我国司法机关一向比较薄弱，因此，它不可能担任这种重任，惟一可行的办法的就是顺应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
注释：
[1][法]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A].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与权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0.
宪法监督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宪法监督 关键 缺漏 建议 【论文内容提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但宪法同民法、刑法等一样，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规范．更加需要建立与完善监督制度。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沿着宪政轨道健康发展。 法律一旦制定。必然会有违法的行为出现，没有必要、可行的监督和诉讼制度，法律就无法贯彻和落实，其规范功能就无法发挥，法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或成为没有权威的空洞纲领和道德说教。宪法同民法、刑法等一样，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规范，而且处于最高地位．更加需要建立与完善监督制度。因此宪法监督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宪法监督是依宪治国的关键 “任何法律，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如果不能贯彻执行，不过是一张废纸。”有法不依，其后果是使法律形同虚设．甚至还不如无法可依。因为这不仅大大贬低了法律的尊严．使人们本已淡薄的法治观念更加匮乏，而且容易助长“人治”倾向。所以，保障法律特别是宪法的实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重要的课题，而宪法监督则是其关键环节。 宪法监督，是指国家和社会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宪法得以全面、正确实施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使宪法发挥最大限度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能。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之所以要加强宪法监督，除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外．主要还有： (一)加强宪法监督．从而保障国家各项工作都依宪进行．是由宪法自身的性质与特点决定的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其内容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特点，这使得宪法规范一般都比较原则、概括．需要制定其他法律把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而这些“依据”宪法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真正合宪．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审查和裁决，以保证法制的统一。第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要求对上述主体行为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并对其违宪行为进行制裁以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第j三，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非法侵害时，在依照其他程序仍不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可提起宪法诉讼，以使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得到全面有效的保障。 (二)加强宪法监督，也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美国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建立起来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保障美国宪法的实施，实现权力制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以宪法法院为核心的宪法控诉制度，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1957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践，则从反面证明．没有一套完整统一、具有权威性又便于操作的宪法监督制度，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法制混乱 如果说依宪治国是法治的灵魂，那么宪法监督则是依宪治国的关键。所以，加强宪法监督．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能否真正建立起法治国家的关键。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漏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和宪法实践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并对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实践表明，其作用发挥得还不理想，还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漏洞。主要表现在： (一)在思想观念上对宪法性质、地位、效力的认识不足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作为宪法权力和职责、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其宪法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宪法实施的状况．影响其在宪法监督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55年的一个复函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得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又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将宪法排除在可以引用的范围之外。似乎宪法成了“上帝之手”，它在其他法律制定以后。便不再起任何作用了。这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宪法不是法．不具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致违宪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特别是由于缺乏违宪责任制度，违宪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更使人们对宪法地位和效力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加深。“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可见。宪法意识不强．对宪法缺乏应有的尊重，已成为影响我国宪法实施的一大障碍。 (二)缺乏有效的专职机构 ．宪法监督未能经常化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保障我国宪法实施的关键。但在宪法监督实践中，党的政治保障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而全国人大每年只开一次会，会期仅半个月左右，而且议程多，所要行使的职权达l5项，代表的素质又难以适应宪法监督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高的要求．因而根本无暇顾及宪法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所要行使的职权有21项之多．而且当前立法任务相当繁重，进行宪法监督实在力不从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也多次承认：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环节，要认真改进和加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各有各的职责．进行宪法监督又不过是协助性的工作。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方面也很不尽人意。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当然享有对国家权力行使者行宪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但由于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途径又不畅通或尚未建立，加之人民群众宪法意识、法制观念不强，因而在监督宪法实施中的作用也不理想 可见，在宪政实践中，宪法监督主体都还未能切实有效地发挥其应有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缺乏专门的富有效率的专职机构．使我国目前宪法监督的状况很不理想。 (三)宪法监督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 组织机构和制度程序是实现宪法权威的基本物质形式，我国宪法的至上权威尚未真正确立起来．除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外，还缺乏制度上、程序上的保障。’ 1．一些必要的制度，如宪法解释制度、宪法修改制度和违宪责任追究制度等尚不完善。我国宪法虽然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原则规定并未具体化、制度化．这项职权并没有真正得到行使。尽管现行宪法对宪法修改的机关程序等都有所规定，但仍过于原则，不便操作。而违宪责任追究制度的缺乏，则使大量违宪现象得不到相应制裁，从而严重损害了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2．有关国家机关职权行使得还没有具体化、法律化。我国宪法只原则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缺乏相应的法律把这一规定具体化，使宪法监督具有可操作性。这不能说不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一大漏洞，以至进行具体的监督活动时于法无据、无法可依。 3．宪法还不具有可诉性。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它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而宪法的法律效力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而我国却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还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四)宪法监督主要限于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 从理论上讲，宪法监督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容：审查法律、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但我国则偏重于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对具体违宪行为以及兼具二者特点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则审查力度不够。根据我国宪法、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相互之间，通过备案、批准、撤销制度，来实现对法律、法律性文件等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处理。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也并非尽如人意，但毕竟使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处理成为可能，在现实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审查，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又缺乏相应的政治、行政、法律责任形式．也没有可操作的程序以及主观认识上的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因而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往往不了了之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府机构改革作为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容易造成不同部门之间职权分工的交叉或空白。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不同机关往往会发生权限争议。这不仅会因政出多门而降低效率，而且还会加重人民负担。当前这一现象比较严重，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主要停留在政策指导上，还没有依宪依法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三、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议 (一)提高全民宪法意识 首 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提高宪法意识，发挥其在宪法监督、保证宪法实施方面的关键作用。具体说来，第一，坚决清除依宪依法治国是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和党章都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党员，都必须遵守和服从这一规定“在遵守宪法和一切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这不仅无损于党的权威．而且还会增强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第二，树立公民意识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任何党员，首先是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不能因其党员身分而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 其次．广大公民也应提高宪法意识。要明确宪法与公民的关系。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有限政府，约束国家权力的根本法公民的权利正是通过权利制约权力而得以保障和发展。因此，维护宪法权威，也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此外，还要树立宪法也是法，并且是最高法的观念。宪法不论从制定程序、内容结构，还是从效力上看，都具有法律属性。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依据和基础，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公民守法护法。首先是遵守宪法，监督宪法实施。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加大宪法宣传教育的力度．以期在全社会形成学宪法、懂宪法、护宪法的氛围。 (二)在国家权力机关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1．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 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尽管存在不同的模式设计，但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设想，得到了较多人士的认同。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首先，设在全国人大下面．体现了宪法委员会崇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其以高度的权威来行使职权，也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性质相适应。其次，设在全国人大下面，也符合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便于处理它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保证国家机关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2．宪法委员会的职权。 宪法委员会隶属全国人大。其职权主要有：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发现违宪条款．有权分别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和处理建议。审查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省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如认为其违宪，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撤销建议。审查中央国家机关及其重要组成人员、各政党、全国性社会团体的具体行为，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和处理意见。就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分别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对因法律规定不明或未作规定而引起的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根据宪法精神、原则并结合现实需要，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处理建议。等等。 审查方式是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并重，既可以积极对以上法律性文件或具体行为依职权进行全面审查．也可以应一定主体(如：由全国人大选举、决定的国家机关重要组成人员、全国性社会团体．一定数量的全国人大代表或公民等)提出的违宪审查请求而进行。 3．宪法委员会的组成与任期。 宪法委员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候选人应是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是政治专家或法律专家、经济专家。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当然的委员，现任委员长兼任主任。同时，考虑到工作的重要性和专业性．宪法委员会可以招聘有关专家作为顾问或工作人员。委员的任期应比其他代表长一些。至少应担任两届。以保证宪法委员会工作的连续性和委员的独立性 4．省级人大也应设立相应机构。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公民宪法意识淡薄，违宪行为大量存在．所以有必要在省级人大也设立相应的机构。其职权是对本级和下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进行违宪审查，如认为违宪．有权向本级人大或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和处理意见．处理本级和下级国家机关的权限争端。 (三)加快宪法监督的法制建设 1．制定人大监督法 在我国，监督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人大的监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我国宪法、组织法虽然规定了各级人大享有监督权，并对监督的对象、方式等也作了规定，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应尽快制定出包括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的基本法，其中应包含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程序、效力、违宪责任形式、裁决及其执行等，以保证人大监督权的充分行使，切实体现其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 2．制定政党法。 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 治。我国已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础，也是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必然选择。但是，这一制度还没有具体化、法律化。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行为、相应的政治法律后果．以及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方式、程序、效力等都应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3．制定宪法诉讼法。 宪法也是实体法，具有实体法的属性。因此，宪法的实施同样需要程序法来保障．使其具有“可诉性”，以有利于对一切违宪行为进行追究和制裁。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他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时，而向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宪法权利和自由，通常可以通过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来保护。但由于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现有法律难以涵盖全部宪法权利和自由，致使某些宪法权利和自由成为“空中楼阁”。所以有必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诉讼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受理机关、审判程序、责任形式、判决和执行等。根据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级人民法院设立宪法权利法庭，作为宪法权利纠纷的管辖机关。这既体现了宪法权利的重要性，也有利于维护审判权的统一。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它关系到依法治国的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速度和质量。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沿着宪政轨道健康发展。
宪法监督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在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既是对域外宪法与进行考察的启示，亦是对中国宪法与进行多维剖析的结论，其具体设想主要包括：在我国宪法中对宪法的监督保障作专章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它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不受其它任何行政、检察、审判机关以及政党、社会团体的干预；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性质、职权、产生、组成、监督宪法的方式、程序等，都应有专门规定。
宪法监督，是指为实施宪法而进行监督的制度和活动的总称，它包括对违宪的审查和处理，对宪法的解释，以及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批准和备案等制度。宪法监督是宪法能够得到确实有效地贯彻实施的主要保障，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探讨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以保障宪法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一、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域外考察
近代违宪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在此之前，1799年法国宪法确定的“护法元老院”拥有撤消违宪的法律、法令的权力，可以说这是西方国家最早的一个司法审查机构，但由于这个机构无论是对本国还是外国影响都不大，所以并不认为是违宪审查的典型代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责”。从此，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整个十九世纪审查国会法律的先河。美国的违宪审查，即司法审查对欧美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建立“宪法保障法院”，其主要职权是监督宪法实施。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由法院进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有二十多个国家设立，审理违宪案件。
纵观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及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以违宪审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其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制约和平衡。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又主要由掌握权力相对微弱的司法机关即法院来行使，本身就体现了权力制约、平衡原则，因此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又称为司法审查制度。这种司法审查制度又可分为普通法院审查制度与审查制度，后者又可称为专门机关审查制度。第二，资本主义国家违宪审查的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抽象的原则审查”，或叫“预防性审查”。这种审查由依照法定程序对某项法律、法令进行预防性的原则审查，确定其是否符合宪法。如法国宪法第6l条规定：“各个组织法在公布前，议会两院的规章在施行前，都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应就其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这一法条同时还规定：“为了同样的目的，各个法律在公布前，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长、六十名国民议会议员或者六十名参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二是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对有关法律、法令进行审查，并在判决书上宣布有关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如美国、意大利都是这样。三是宪法控诉，即任何公民都可以根据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侵犯为理由，对某一项法律法令向提起控诉。这种控诉是德国所独有的一种审查方式。控诉的提出不一定基于具体案件的发生，也不一定涉及本人利益，只要认为某一项法律侵犯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就可以提出。第三，资产阶级的违宪审查制度大多在本国宪法中有明文规定。如法国宪法第七章专设一章规定了“宪法委员会”的产生、组成、职权、地位；德国宪法第九章用相当大的比重规定了联邦的组成、权限；意大利宪法中则专列“宪法的保障”作为一章；其他如日本、奥地利、卢森堡、加拿大、希腊、瑞典、西班牙等国家的宪法也有明文规定。由此可见，宪法监督极受重视。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有宪法监督制度，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由国家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采用权力机关或专门机关监督的制度。
二、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必要性
中国制定宪法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对阶级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自1908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文的钦定宪法性文件诞生以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制宪历史，其间出现了近二十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并不是随宪法的产生而同时存在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中没有关于宪法监督的内容。1911年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第十六条虽然规定“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此项规定过于简单。未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第五十四条对此宪法性文件的效力作了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实施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相等”。然而此规定过于简单，不可能使之得到确实执行。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虽然未发生效力，但这部宪草在第十一章规定了“宪法修正及解释”，明确规定“国会得为修正宪法之发议”，“宪法有疑义时，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宪法会议由国会议员组织之”等一系列规定，从而在中国制宪史上第一次将宪法监督中的宪法解释部分写进宪法内容。因而有着重大意义，但因未付诸实施，同样使宪法监督胎死腹中。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对宪法监督有了进一步的规定，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还规定了宪法修改、解释制度，但仍未对违宪审查作出明文规定。后来，1936年的《五五宪草》与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虽规定了司法院的解释宪法权和违宪审查权，但并未明文规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几个宪法性文件也未对此作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四部正式宪法，即1954年、1975年、1798年和．1982年宪法。这四部宪法关于宪法监督的规定各不相同：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消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1795年宪法只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修改、解释宪法，并未规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利；1798年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力和“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
回顾中国制宪史，在宪法监督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宪法监督制度在宪法内容中没有应有的地位。无论是北洋军阀统冶时期和统治时期的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四部宪法，关于宪法监督的规定往往只用很少条文一带而过，有的宪法甚至根本未涉及这一内容，所以根本不可能象意大利宪法那样专设“宪法的保障”一章，这样导致宪法实施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第二，宪法监督没有专门的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天坛宪草》规定的“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另一种是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由司法院解释之”，所确定的机关不是专门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新中国成立后，除1975年宪法外，都规定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这就以根本法形式确认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关的监督宪法实施权。通过对宪法监督制度的历史回顾和对中国制宪史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应在宪法中规定，设立专门机构监督宪法实施。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宪法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法律效力，如果不对其实施予以必要的监督，必然不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同时宪法还是其它一切法律的立法基础，其它任何法律必须依据宪法而制定，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抵触的部分或全部无效。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从广义上赋予一切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但是，要真正使宪法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保证宪法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发挥宪法的最大作用，就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宪法实施，因为广大人民、一切机关、社团组织，不可能以监督宪法作为专门职责。
第二，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保障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还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它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全面反映了我国的国家本质，代表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提出了国家权力的来源，宪法对此加以具体规定，就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但只有宪法得到确实有效地实施，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得到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专门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加强国家橡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资产阶级宪法中违宪审查制度产生的最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体现和保障“分权和制衡”的原则。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司法机关或立法机关审查违宪正是这些原则的体现和保障。我国是实行“议行合一”制度的国家，没有必要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权和制衡，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权力中的制约、监督机制则可以借鉴，因为我国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必须向权力机关负责，并受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机关对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同时宪法的规定也是监督的基本依据。如果通过权力机关设立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无疑更有利于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权力予以必要的制约与监督。
第四，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宪法的重要任务。．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国家机关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由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不能随意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公民的人权是宪法的主要职责之一。法国1789年宪法的序言《人权宣言》指出：凡权利无保障的地方，都没有宪法。对于经历了十年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由此可见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必要性。
第五，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是历史上正反经验教训和实践的必然要求。我国建国以来通过的四部正式宪法，除了1975年宪法以外，对宪法的监督实施都作了规定，都规定由最高权力机关或其常设机关来实施这一权力。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这一权力并未真正得到有效实施。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机关，行使一切国家权力，事务繁杂，特别是其常设机关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组成成员大多都是兼职委员，显然不利于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难以制止不断发生的违宪现象。二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宪法监督包括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对法律法规合宪性审查缺少应有的程序上的规定，因而一旦违宪现象发生，权力机关却不知用何种程序予以监督、审查和处理。三是宪法监督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执政党的某些个别领导没有法律意识和护宪、守宪意识，习惯于以权代法，阻碍了宪法监督的正常进行。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真正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才能使这项权力有效行使。
第六，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是民主发展的趋势。监督宪法实施的主管机关，目前已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全世界已有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德国、埃及、智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专门机关主管监督宪法实施工作，其中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有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我国设立监督宪法实施专门机关，既符合我国民主实践的要求，又符合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综上所述，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势在必行。
三、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可行性
笔者关于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设想是：在我国宪法中对宪法的监督保障作专章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它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不受其它任何行政、检察、审判机关以及政党、社会团体的干预；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性质、职权、产生、组成、监督宪法的方式程序等，都应有专门规定。
第一，关于宪法委员会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宪法委员会的性质应该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专门设立的负责监督保障宪法实施的机关。它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也不同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它以监督保障宪法实施作为自己的唯一职责。有的学者主张，我国的监督保障宪法实施权应由人民法院行使，理由是有利于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之间权力的制约、监督，可以避免行政机关对审判工作的过多干扰和保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宪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不符合我国国情，不能在我国适用，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与我国“议行合一”的制度相矛盾。我国审判机关必须向权力机关即立法机关负责，如果让审判机关监督宪法实施，包括违宪审查的权力，必然导致审判机关制约权力机关，从而影响立法权的正确统一行使。二是与我国政治生活实践不相符合。在我国，法院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如果法院拥有监督宪法实施权，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然而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不符合其本身的需要。若采用事前审查，必将导致法院的主要职权由行使审判权转为行使宪法监督权；如果象西方国家那样采用事后审查或附带性审查，又不能适应我国民主实践的需要。三是所有的违宪争议都提到，这意味着我国要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体系，这显然不实际。因此由人民法院行使监督宪法实施权不可取，但仍有可借鉴之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一定范围的法律在是否合宪方面有疑问时，可以提交宪法委员会由其裁决。
第二，关于宪法委员会的地位问题。笔者认为，既然宪法委员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特设机构，那么其地位必高于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同时也不受常设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约，宪法委员会行使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对除全国人大以外的一切国家机关、政党、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公民的行为是否合宪予以监督，因此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包括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的行为都要受其监督。有的学者曾提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一个专门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来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弊病。其一，不利于对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根据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两个月开一次，一年中只开六、七次会。每一届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次数有限，但是每一次全体会议要讨论、审议、决定的议案、决议、法律又很多，事务繁杂，即使有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也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其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往往会染上常委会自身的弊端，即对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限于听几次报告，通过几项决议，并不能真正保障宪法实施的监督，同时，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多数委员并非专职化，其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对宪法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缺少权威，对宪法的解释有时会违背立法原意，影响宪法的有效实施。其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实施，不利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但是也不可避免有时会出现违宪行为，而把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从属的专门委员会，必然不利于对常设机关的行为予以监督．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一年只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议程又极多，对常设机关的监督只是听听工作报告而已，这种形式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而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则可解决这一矛盾。
第三，关于宪法委员会的权限问题。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以行使“监督宪法实施”为唯一的职权。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解释宪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因此在实践中，宪法解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宪法一向把“解释宪法”的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有时会导致一方面宪法解释的工作开展太少，另一方面有时宪法解释与立法原意不尽相符。而把解释宪法的权力赋予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宪法委员会则是恰当的，这样会使解释宪法权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同时又有较高的权威性。所以，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全国人大常设机关或一定数量的公民、政党团体，可以就宪法某一条文的含义及适用时的疑义提请宪法委员会作出专门的解释，这种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同时每次应向下届人大会议报请备案。二是违宪审查权。宪法委员会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规、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国家主席的命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其是否合宪予以裁决。一般来说，宪法委员会并非对每一部法律、法规以及每个国家机关的所有行为是否合宪都予以裁决，而是有宪法明确规定的限定范围。三是接受有关宪法实施中的控诉，并对此进行裁决。一般来说，国家机关在依法执行职务、行使职权时，往往会与当事人(包括公民、法人)发生一定的关于法律理解的冲突和纠纷。当这种冲突、纠纷直接涉及对宪法及其实施的具体理解时，当事者双方应可以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控诉，宪法委员会认为依法可以受理时，应受理并作出裁决。四是其它的与宪法实施紧密相联、应由宪法委员会实施的权力。如监督各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审查各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等。
第四，关于宪法委员会的组织问题。宪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特设机关，其产生和组织应由全国人大专门通过法律予以规定。按笔者的设想，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注意：一是宪法委员会应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担任宪法委员会的委员一般应有必要的条件，如年满三十五周岁以上，必须从高等政法院系毕业，有丰富的阅历、经验，长期从事法律教学研究、法庭审判或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而且必须德高望重、公正无私等，只有这样，宪法委员会行使职权才能具有权威性。二是关于任期。以六到十二年为宜，不宜与全国人大每届改选相重合。三是关于宪法委员会人数。以二十到三十人为宜，另外还可以有四至五个在全国各地的巡视小组，监督地方区域内的宪法实施情况，保证宪法确实得到贯彻实施。
宪法监督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人们通常将宪法监督模式在总体上划分为四种典型的类型，即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宪法委员会监督型和监督型。不同的国家之所以要选择不同的模式，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如理论基础、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司法体制等。对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差异性的存在
宪法监督模式是宪法监督理念的制度化，是宪法监督中各要素在具体组合和运行时所呈现出的不同范式。宪法监督理念要付诸实践，必须依赖一定的制度，现代国家对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尽相同的安排，这些现实中的宪法监督制度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和观察角度，可以形成各自不同的宪法监督模式。如根据宪法监督权力的集中程度，可将宪法监督分为集中型(或集权型、奥地利型)和分散型(或分权型、美国型)两大模式，这种分法最先由意大利宪法学家莫罗·卡佩莱蒂(Mawr~)Coppelletti)提出…：根据宪法监督权限范围的大小，宪法监督模式又可分为全职式、多职式和少职式三种类型，这种划分方法是由我国学者杜钢建先提出来的；而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又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分法，将宪法监督模式分为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和专门机关监督型；另一类是四分法，即将三分法中的专门机关监督型再细分为监督型和宪法委员会监督型。本文出于差别性研究的需要，采纳四分法之说。
(一)立法机关监督模式。这种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模式，即英国模式和前苏联模式。英国模式基于立法机关的至上性，认为立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限制。英国从未有任何一部法律对违宪审查问题作过规定，实践中一旦有了违宪问题，也只能通过议会自己来解决，议会可以制定和修改包括宪法性法律在内的任何法律文件，通过日常的立法活动以及积极的法律修改、法律调节活动，忠实地维护宪法的尊严，保持宪法各项基本原则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前苏联模式强调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与司法只不过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报告工作，不允许有高踞其上或与之平行的机关存在，因此在前苏联的宪法监督制度中，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
(二)司法机关监督模式。该模式滥觞于l803年美国首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的判决，故亦可称之为美国模式、马歇尔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负责(一般是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由于其司法性极强，与普通的司法管辖无本质区别，同等地存在于整个司法系殊对待。其监督的提起一般是来自具体案件中3"-事人的违宪审查请求，监督的方式也就只能是事后审查，而没有纯抽象的就法论法的事前审查。所以美国模式下的宪法监督，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司法审查。该模式在拉美国家、英联邦国家、北欧及希腊、瑞士、日本等国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三)宪法委员会监督模式。这是法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确立并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特有模式，故又称之为法国模式。第四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miteconstitutionne1，它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主要职能并非违宪审查，而是对议会两院的意见分歧进行协调，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nseilconslitutionne1，从字面上看又可译为“宪法评议会”，还有人译为“院”。当然，第五共和国委员会的变化决非停留在文字游戏上，而是在职权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展，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宪法监督机构，兼政治性与司法性于一身。
一方面，积极地对政治问题作出判断(如裁决有关选举事项、确认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在总统采取重大行动时接受总统的咨询等)，不像美国模式那样回避政治问题(如在最经典的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大法官便是借助于程序性违宪的裁决驳回诉求，回避了从实体上正面回答尖锐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它在裁决选举争议时采取的程序规则与普通法院的无异但它只进行抽象的事前审查，且内容范围较窄，有违宪请求权的主体也有限。
(四)监督模式该模式由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提出，并于l920年发轫于奥地利，后被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故又称之为凯尔森模式、奥地利模式或欧洲模式。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是一个专设的裁决宪法争端的监督机关。这与法国模式相似，但它与法国模式还是有较大的差异，引入了美国模式的许多做法．具有较强的司法性，如在监督原则上坚持公开原则；在管辖范围上不仅进行抽象的违宪审查，还进行附带的具体审查或民间的宪法诉愿审查；在监督方式上，不仅有事前审查，而且有事后审查；在监督内容上，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审查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则只进行秘密的抽象的事前的和歧视性的审查，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各国对宪法监督模式的不同选择，决非纸上谈兵的结果，而是与各国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休戚相关，主要涉及到法律理论、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和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
二、模式差异与理论基础
法律理论虽然不具有客观物质的决定力量，但其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的实际存在，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价值取向起到深层次的遥控作用。也为宪法监督模式的构建提供理性的前提或准备有力的思想武器美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来自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指出，美国要实行三权分立的，三权之间的权力分配就要尽可能平衡，但实际上司法机构在三权中最弱，“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而只有判断”。所以由它来监督宪法是最合适的，对宪法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也最小。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正是通过这种理论创立了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一开司法审查之先河法国宪法的理论基础虽然也是源自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但法国在权力分立的旨趣上却与孟德斯鸩的初衷相去甚远，即法国的权力分立不是为了使三大权力相互制衡，而是为使三大权力绝对分离，尤其是司法权不得干涉行政权和立法权，l790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一项法律中规定：“司法职能今后将永远与行政职能分离。普通法院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构行使职权，也不得对执行职务的行政官进行查询，查者应受罚”13可见，三权分立这个原创于法国人的理论在本国革命伊始就受到形而上学的理解，未得到充分贯彻，倒是被远隔重洋的美国人奉为圭臬，并且一开始就把握得十分到位英国模式的选择主要是接受了“议会至上”原理，认为议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几乎也是万能的因而违宪审查当然就是议会的众多权能之一。
这一原理在英国l8世纪宪法名家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又译作《英法解诂》)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戴雪对之推崇有加，认为“在今日视之，其所持论已成经典”，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一书中还摘了一段精彩的原文。现转引部分如下：
巴力门的权力所至，诚有如柯克(SirEdwardCoke)所云，不但是卓越，而且是绝对。惟其如是，他的管辖权当不能受制于何人何事……倘若专就地位观察，他是至尊无上；倘若专就权限观察，他是无所不包含复载。故切实言之，巴力门对一切法律可以创造，可以批准，可以扩张，可以收缩，可以裁减，可以撤回，可以再立，又可以诠释。
可见，英国模式的价值基础是议会至上原则。两个多世纪前精通英国宪法的政论家狄龙(I)e—Llme)曾发出过一句流传甚广的精警语：“除了将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外，巴力门无一事不能为。这是英国法家所共同主张的基本原理。”_4J前苏联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议行合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建立无产阶级理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一项政权组织原则。所谓议行合一，就是代议权、执行权合而为一，或代议机关、执行机关合而为一。“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都被认为是‘议行合一’制”J。议行合一原则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按照这一原则，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同一级国家机构内，人民代表机关地位至高无上。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相互间的制约关系。但在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上，只能受其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对其负责。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实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地位更高：首先，人民代表机关的性质是国家权力机关，而议会的性质只是立法机关；其次，人民代表机关产生其他所有的国家机关，而议会除产生政府内阁外，并不能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如元首、法院等；复次，人民代表机关真正反映民意，可以绝对地对其他国家机关实施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则不能反向监督。而根据西方的分权学说，议会有权监督政府，政府也可以制约议会，如在议会对内阁表示不信任或拒绝通过信任案的情况下，内阁可以通过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重新选举的意义在于，当议会与内阁的意见难以调和时，通过选举的方式询问民意，可见议会的意志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
奥地利模式直接受到规范论者凯尔森的法学思想的影响，凯尔森提出了法律规范的等级性理论，他认为，国家作为人格化的法律秩序，不是一个相互对等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诸法规的体现，而是一个不同层次诸法规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规范的效力为另一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产生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这一回归(regre~s)必然以一个“基本规范”为终点。所谓基本规范，就是“一个不能从更高规范中引出其效力的规范"t6J。通过各级规范的层层回归，我们会发现，只有宪法的效力不能产生于任何更高的法律规范，宪法就是基本规范，是其他一切规范产生的最高法律来源。
这种严格的法律规范的等级之分，使得宪法与普通法律被当然地区别开来，进而要求将宪法的适用与普通法律的适用也区别开来，这就为在普通法院之外再设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凯尔森在他亲自主持l920年奥地利宪法的制定时，将自己的法学思想贯彻到立宪之中，使得这部宪法成为最早确立制度的法典。
三、模式差异与法律传统
在移植任何性质的法律制度时，都不得忽视传统这个有着深刻作用的因素。法律传统的外延极其宽泛，包含很多的东西，这里仅就西方两大法系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法系(1egalfamily)是法的一种分类，其根据是法的历史传统、表现形式和司法审判方式。宪法监督模式一般都与特定的法系相关联。笼统地讲，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适合于荚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监督模式则适合于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意大利、韩国等)。
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悠久的判例法传统，遵循“先例约束原则”，普通法院的判决不仅对本案有效，而且判决中所依据或体现的原则还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这恰好同违宪审查对于裁决的普遍性要求相一致。在实行普通法院监督模式的国家，法官造法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法官的创造性是判例法永不枯竭的源泉。宪法监督与普通的司法管辖并无根本区别，一切争议，无论性质如何都以同样的程序和方式由同一法院裁决，不会因为某一案件中可能存在违宪问题而特殊对待。这使得在宪法争议案件中，普通法院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宪法和法律，可以作出必要的解释，宣布法律无效。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传统深厚，普通法院的法官对于成文法具有极强依赖性，只能墨守成规，不能从具体案件中得出什么新的规则，立法者通常享有崇高的威信，并制定浩繁而严密的法律条文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援用，法官的唯一任务是司法，无权造法，更不具有更改法律的权力，这就决定了大陆法系国家普通法院的法官没有足够的心理；位备，经验积累和资格条件向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发起挑战。而且，大陆法系传统中不存在“先例约束原则”，普通法院的判决只有个案效力，不具有普遍效力，如果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势必会产生传统方面的障碍，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在赋予其违宪审查权的同时，赋予其判决的普遍效力。
当然，法系对于模式选择的影响也非绝对的，如日本这个大陆法系国家自二战以后一直实行普通法院监督模式，至今尚未发现有什么明显尴尬的事件，更无迹象表明其必然会崩溃。但正如前面所言，这是有历史成因的，近些年来，日本也有学者针对最高法院存在的判决数量少、不敢对权力进行批判、缺乏正面处理问题的勇气等问题提出批评，进而主张革故鼎新，建立…。
另外，英国这个普通法系传统的发祥地，也是最早确立司法独立的国家，(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初步确立了法院独立原则，规定了法官终身制)，却没有实行普通法院监督的模式，而是一直实行议会监督模式，原因何在？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影响模式选择的因素——历史际遇。
四、模式差异与历史际遇
英国确立议会监督宪法的模式，与英国议会至上的历史际遇休戚相关。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可谈。其一，关于“长期巴力门”。英国1641年的议会在历史上通常被称为长期巴力(IngParliament)。当时，议会与司徒雅王室争权，起初双方互有胜负，后来议会大胜，王室大败。议会下院(HouseofCom—mons)便以法案废除了君主享有的解散议会的特权，规定议会的永久性不轮换，并且至少每3年自行集会一次，这次斗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限制了君主专制，另一方面正式确立了议会权威。其二，关于“七年巴力门法案”。英国议会1694年规定每3年选举一次，据此，1717年将是改选年。但是l7l6年，英王与内阁为了防止雅各党人上台，遂请议会通过一项七年巴力门法案，将大选期限由三年一次改为七年一次。这项法案如果发生在美国．正如戴雪所言，“必被视为违宪，决不能有法律效力”．但在英国它却顶着反对党的违宪呼声而最终获得通过，并且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宪法习惯。此项法案在实质上强调了一种理念：即议会本身“决不是选民的人，亦不是选举团的委办会，反之，他在法律上有国家的立法的权力”，“如果不明此旨，我们将不免轻视他向来所有立法的至尊性；如果轻视此项至尊性，我们将不能见及七年巴力门法案的宪法重心”【。其三，英王与议会的关系。英国皇嗣的法统问题在《王位继承法》通过之前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法，适至该法案通过以后，“如许重大问题的措置遂得定实此项法案已刊载于威廉第三代档案第十二及第十三册第二章；依据此法英王实受巴力门拥戴而登大位。故在此际嗣君对于王位的继承权只赖巴力门的一宗法案决定”，由议会来决定王位继承问题，又解证了议会权力至上性的生动史实。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嫁接美国模式纷纷以失败告终，这也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法院与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际遇及其形成的效应有关。
欧洲的法院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是封建王权的堡垒，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法院凭借登记权(即法令只有经法院登记才有效)阻挠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新法律，为资产阶级所深恶痛绝，而议会在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功勋卓著…。由于法国革命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排除了司法审查的可能，法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宪法变革，有时行政权占统治地位，有时议会至上，最后才为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国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宪法监督模式，这种在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际遇中形成的模式是法国所特有的，很难直接为别国仿效。
美国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的诞生也有着独特的历史际遇与深刻的政治背景。它直接渊源于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的判例。当时美国第二届总统亚当斯在离任之前火速提名了一批联邦党人出任新调整的法官职位，这些人选在共和党人杰斐逊就任总统前两天获得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批准，次日，亚当斯正式签署了这些法官的委任状，并着手下发给法官本人，因而这些法官被称为“午夜法官”。但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仍有几位法官的委任状未能送出，其中就有马伯里。杰斐逊上台后十分厌恶“午夜法官”，命令国务卿麦迪逊停发尚未发出的委任状。
于是，马伯里向最高法院提讼，请求最高法院对国务卿麦迪逊下达强制令，强令其向马伯里等人发出委任状。杰斐逊认为从宪法理论上讲最高法院无权对政府下达这种强制今，因此他指示麦迪逊拒绝出庭。
这样一来，时任首法官的马歇尔就被推到党派之争、权力角逐的峰头浪尖上。他深深知道，即使最高法院下达强制令，麦迪逊也未必执行，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一场宪法危机。而在一旁静观其变的国会，手握弹劾权，时刻准备着对可能作出不当裁决的大法官进行弹劾。经过慎重的思考，马歇尔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分析方法，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回避了马伯里的请求，尤其是在程序上，他认为，马伯里提出请求所依据的《1789年司法法》第l3条违反了宪法第3条关于最高法院管辖权的规定，构成违宪，是无效的，因而驳回了马伯里的诉求。该判例的直接意义在于解决了政治斗争中的尖锐矛盾，马歇尔也得以明哲保身。但马歇尔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了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的始作俑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层意义越来越深远。
五、模式差异与司法体制
司法体制的界定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凡是与司法活动有关或对司法活动有影响的机关都属探讨之列，我国的传统说法是公、检、法三家，也有人提出公、检、法、司四家，有人提出只宜限于检、法两家。但近年来，倾向于法院一家的呼声日渐高潮。本文由于主要不是讨论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模式，因而也就不必在此问题上纠缠下去。在这里，为了使分析的视角更加清晰，我们权且将司法体制理解为法院的体制。法院的体制包括宏观上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微观上的法官任职方式。
(一)关于法院的组织体系。普通法院宪法监督
模式通常适用于具有单一性司法制度的国家，监督模式则适合于具有多重性司法系统的国家在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美国，司法权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其中，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违宪审查和解释宪法的最终权力。它既能保证宪法实施的统一性，又能通过多层级的审判体制保证宪法裁决的准确性。在美国没有特别的专门的“宪法诉讼”程序，违宪审查一般存在于普通的民事、刑事或商事等诉讼中。但在实行监督模式的国家，通常先对诉讼门类进行划分，分为民事、商事、行政、社会、刑事等，然后再由不同的法院按不同的程序去处理，当发现关于宪法问题的诉讼时，就由专门的负责审理，普通法院一概不得涉猎，它们至多把有关宪法问题的争议提交，而无权对宪法争议作出实质性的裁决。
(二)法官的任职方式。任职方式包括法官的产生方式、素质要求、角色扮演等内容
实行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的国家，法官必须具备违宪审查的必要条件。法官由行政首脑提名、议会批准而产生，他们一般持有律师资格证书，从事过各式各样的职业(主要包括公务员、律师、法学教师、社会工作者等)，具有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经验，享有特殊的身份保障，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经任命，即终身任职。在普通法院型模式下，法官扮演着独立自主的角色，基本上可以免除政治压力，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被总统提名而进入最高法院以后，即不再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人的牵制，恰如哈里·杜鲁门总统所言：“最高法院的人事安排这种事简直没法千……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把一个人送到最高法院，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了我敢肯定这一点”。
宪法监督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宪法监督与宪法相伴而来，通过两百多年的实践，宪法监督充分展现了其独特而深刻的价值。然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却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纵观中西方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有部较为完善的宪法仅仅是实现的前提条件，而的实现与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则必须有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我们知道，近代西方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与完善，使市民社会由与政治国家混为一体状态中渐次分离出来，并进而成为一个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种渐变的历史过程在法律上的一个重要表征既是宪法的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宪法监督价值逐步确立与实现的过程。
一、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
“市民社会”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中世纪启蒙思想家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等等，都对“市民社会”进行过论述。随着市民社会的概念不断演进，其已融入时代精神并形成持续更新的理论体系。从词源上讲，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从拉丁文CivilisSocietas演化而来的。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词有协会、联盟、结社之意，与英文Society(社会、社团、协会)之意近，而拉丁文civiliS在古代尤其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就代表了一种西方特有的法律和社会至上的意思。该词最早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它指一种城邦。古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第一次明确了市民社会的含义：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己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这里，市民社会就是文明社会的同义语。所谓的文明社会则是指与自然状况相对的人类社会，因而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政治社会。在中世纪，另一种社会观念开始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观念认为，政治权力机构只是社会中众多机构之一，社会并不等同于其政治组织。这种观念上的重要分化，是近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渊源之一，也为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奠定了思想基础。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和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一个象征着文明、进步的理想社会，虽然他们尚未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原则区分，但由于近代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市民社会己开始作为与政治国家而非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而存在。如果说古代及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就是指人类文明，那么近代的市民社会则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存在物。从l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离国家和政治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在中国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域里曾经有过市民社会的萌芽，甚至有相当的发展。但是，总揽中国的历史，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和计划经济以及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一直称“联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政治形态统治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压倒一切，政治权力没有时空限制，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必须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受其支配和控制。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颠倒现象，这种状况不是政治社会化，而是社会政治化，因而，市民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是难以形成的2O世纪初，中国的帝制被废除，标志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寿终正寝。同时，在思想领域，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使延续几千年的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出现暂时中断，市民社会开始显现。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政治运动高潮迭起。特别是中的政治挂帅，就把这初步形成的市民社会逐渐给削弱甚至近乎消灭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成热的市民社会，与法治就失去了基石，宪法监督的价值就无从生成。
二、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宪法监督与是对孪生兄弟，的发展必然促进宪法监督不断完善，进而彰显宪法监督之价值。然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建立在成热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相应地，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也必须在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
当然，在黑格尔那里，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的领域”，国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是“绝对自在目为的理性东西”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终极依据。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从社会关系，特别是从经济关系中来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他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样，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摈弃了黑格尔的“精神理念”，而且也指出了人们的利益实现方式即“物质交往”，并由该方式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纠正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就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独立于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之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
作为政治国家的一种形态，其依然决定于成熟的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代议民主制只有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则强调市民社会成热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对比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市民社会的发展情况，认为“英国的市民社会比法国的市民社会发展成熟，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在商业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法国的传统贵族和农民在革命前仍然存在，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在晚期实现现代化国家中，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提供了某种参照。它们一般先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坚固的市民社会基础，然后顺理成章地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发展，虽然其过程也不尽如人意，但没付出太人的代价。苏联、东欧的代价颇大，原因之一就是在政治变革之前没有市民社会作为基础。市民社会与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已为西方的历史和法治之路所证明。通过对西方发展史进行深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铺垫了之路，为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提供了社会基础。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蕴涵着与宪法监督的基本价值。
从经济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孕育、产生、发展及其成熟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就没有市民社会。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平等，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统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平等是近代以来人际关系中的根本和核心理念，它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是人对自身本质的自我意识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这就必须否定社会等级特权，实现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与平等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使人“从身份到契约”，摆脱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在契约的基础上来获得自身需要的社会资源，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使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趋向于自由、平等的原则。既然市民社会通过摆脱对政治国家的依附关系，形成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领域。在市场经济作用而生成的市民社会表明了国家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市民社会与国家形成了二元分立的结构体系。而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则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到社会与国家的抗衡，再由市民社会与国家互补互动进而到最终以市民社会消融国家的历史过程。当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成后，人能够最充分地展示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权利的场所。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财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私人关系占主导地位，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和市民利益得到发展和保障。因此，市民社会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不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民，更不同于传统国家中的臣民。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他和公民不同，因为他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人。所以，市民社会这种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的功能，无疑是与民主相联系的。大家知道，民主离不开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我实现，而市民社会正好为民主准备了社会土壤。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自从其形成以来，就必然追求独立地位，追求主体的平等，追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离。因此其本身就蕴涵着平等价值。
6.2/从政治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对立性。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这一特性，使得市民社会从开始便蕴涵着精神，蕴涵着宪法监督价值。综观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产生首先是从等级政治中解放出来，这样使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私人利益和体现在政治国家中的普遍公共利益相分离。这种分离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生活的二重化：同一个人作为国家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是彼此分离的。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民主制国家的特点，也是形成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等级制度的消除，能产生吗?再从政治权力的属性看，权力具有强制性、支配性和扩张性，如果政治国家介入市民社会，那么，在市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中，市民权利必然会被侵蚀。因此，市民社会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排斥与限制。对人类民主和法治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治。尽管市民社会根植于平等个体相互联系的私人社会生活，但是，市民社会并非只是一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而是一种深深地穿透于政治权力之中的力量，从而使权力处于分立的状态，制度上的表现为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此，与国家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便与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制度层面上的深深植根于西方市民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中。市民社会的建构，在于培植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私人自治领域和与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自治领域。发展的目标在于使法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在社会领域内实现依法实行社会自治的秩序状况，在政治国家的领域内严格依法运行、配置、限制政治权力。可见，在对公权力的控制和对私权利的保护中，实现平衡是市民社会建构和发展的同一目标。法治的精义就在于“依法治权”，由法律来支配权力，出于对公民私权领地——市民社会进行保护的考虑，理想的倡导者们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划定基本的界限，权力只能控制在政治国家范围内行使，因而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是传统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宪法监督价值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
三、实证分析：美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
美国大厦之建立，深受欧洲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英国经验自由主义与欧陆分权思想的完美结合。当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国家而且至今仍在适用这部宪法的国家，仅持有理念是不够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是其的根本成因。美国是一个没有经过封建社会的移民、多民族的国家。在殖民地时期，没有王权、没有贵族、没有等级制度。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它的农业是资本主义农业，而行政管理体制是以地方自治为主，各殖民地之间也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中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条件。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殖民地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最初来到北美的移民在其母国都属于中下等阶层，新大陆给他们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因为自由和机会均等，贫富差距并不大，殖民地社会的人口靠自身的繁衍和移民不断增多，到1775年人口达到250万。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初步形成，·而初步形成的中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同代表着专制的殖民地统治制度产生了矛盾，1776年(独立宣言》标志着革命的开始。独立战争及其后制定的宪法，使美国初步步入了社会。
美国独立后，于1787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但由于当时美国在整体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英国的殖民专制影响尚未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宪法和都受到严峻挑战，虽然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确立了宪法监督，但宪法监督的价值却无从生成。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的宪法监督价值才逐渐得到确立。在此之间，美国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是关键因素。
宪法监督论文范文6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似乎总在交替进行。当社会需要向前发展的关键时期，最高法院往往采取司法积极主义的姿态，对社会的发展助以强大的推力；而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最高法院又往往采取司法消极主义，以便其他两个政府分支不受阻碍和干扰地组织社会和国家各方面的生活。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在实行一段司法积极主义之后，紧接着又实行一段时期的司法消极主义，或者相反。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这种交替实行的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实际上起着社会和国家政治进程调节阀的作用。这一方面颇有点像是中国古代治道中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之效，另一方面也像中国戏剧中唱黑脸白脸的，通过角色的对比和互换，收到最佳的剧情和表演效果。但不管怎样，至少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以来，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始终伴随着司法审查的进程，表面上的两种基本态度，实质上反映了司法机关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为适应社会的律动而作出的参与或干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有助于丰富对西方政治体制运作，特别是对司法审查的本质的了解和认识。又为了能够，或者说名正言顺地实行司法消极主义，法院及其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还发展出一套具体的实行原则，其中主要的有政治问题原则、明白性原则、宪法判断的回避原则等。这些为实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消极主义原则所创立的具体执行原则，除了作为实施司法审查制度技术上的意义之外，也反映了作为负责司法审查职能的美国司法机关，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实施司法审查制度所进行的规范化的努力。在司法审查到具体制度都没有由宪法设定任何可依循的框架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机关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自身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性的建制，终于使其可以按照能够辨识的范式从事全无定式和规律可循的司法审查职能了。即使这些具体的原则本身犹存在不无争议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有关这方面的争议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但终于使司法机关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实行司法消极主义时有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认的根据，并多少能使她们所作出的有关决定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了被人认为司法机关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这方面的决定完全是即兴的、随意的行为，全无章法可循。即使只是为了常被人认为这是司法机关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为逃避司法审查责任而找到的“借口”。这“借口”也有了实际的内容而不是虚妄的推托了。三、结束语让我们回到宪法监督司法化的主题。既然在我们倡导的宪法监督司法化之中，司法机关将担负重要的角色，那么，司法机关自身在逻辑上就必须培养、创造与宪法监督职能，通常是针对司法审查的职能有关的制度、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事关宪法实施的这一重要职能。通过上述关于美国司法理性和谦抑的介绍和分析，至少可以看出，司法机关所担负的司法审查职能已经大大地超越了传统上司法审判的职能。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被赋予宪法监督职能的司法机关，虽然不是显然地别离传统意义上的机关、性质、职权、审判方式、判决效力等基本框架，但实质上无异于对传统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和提升。上面介绍和分析的司法理性和司法谦抑，可以视为这种改造和提升的必要组成内容。我们既然倡导宪法监督司法化，就自然应该推崇司法理性和谦抑的价值。而且我们坚信，无论在任何国度欲实行宪法监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造和提升都不可能避开司法理性和司法谦抑这样本质上属于观念、态度上的“软件”。而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美国经验，或可成为其他国家日后创建这类宪法监督制度的有益的参照体系或借鉴的启迪。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1]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33页。[2]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26-228页。[3]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26页及脚注k。[4] 参见拙著《民主宪政新潮》，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五章第二节。[5] 载《耶鲁法学杂志》第99期，1989年12月。[6]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7] 详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六讲第六节。[8]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47页。[9]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47页及该页脚注[18]、第252页。[10] 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11]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88页。[12] 纽黑汶：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3] 引自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54页。[14] 参见拙著：《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21页。[15]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50-251页。[16] 关于英法两国的政治协商机制，英国学者维尔有精要的分析，详细请参见[英]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版，第327页。[1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0页。[18]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1-3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