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的表现范例6篇

经济建设的表现

经济建设的表现范文1

【关键词】 煤矿建设项目; 环境经济; 成本效益分析; 指标体系

一、煤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煤炭资源储量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煤炭在我国的主体能源地位。在煤炭科学开采和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煤炭的主体地位不仅取决于是否在技术上实现了科学开采的条件,而且要衡量煤炭开采实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煤矿建设项目较其他项目而言,具有工程量大、工程期长、不确定性因素多且长期环境影响显著等特点,不仅对矿区生活和生产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而且会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对煤矿建设项目环境经济评价是实现煤炭科学开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不同的影响因子对受体环境产生的影响不同,在对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进行经济评价时,有必要将其做个分类,针对影响因子和带来的环境后果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煤炭建设项目产生污染物的主要承载体,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气、粉尘,来自于煤矿工业场地燃煤炉排烟、煤炭装卸和运输等环节。大气污染的后果会导致酸雨增加、气温上升等对区域经济带来损失,特别是农作物的减产方面。

(二)水资源污染

煤矿建设阶段和投产运营阶段会因矿井水及污、废水排放造成水资源污染。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废水、生活废水、矿井水等。由于不同区域的地下水位条件、矿井排水能力、水资源自身恢复能力、煤炭开采技术水平等条件不同,煤矿开采工程中不仅对矿区内的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而且还会对采区以及周边地区水资源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地采矿区地表塌陷带来的地表积水,也会对当地土地生产力带来破坏。

(三)固体废弃物堆积

煤矿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煤矸石、掘进矸石、燃煤炉炉渣等固体废弃物,其中,煤矸石主要来自矿井地下开拓和煤炭筛选过程,掘进矸石主要在建设期产生,燃煤炉炉渣来自锅炉房、食堂等地。固体废弃物如果长期积压,随雨水冲刷可能渗透入地表,污染土壤和水体。

(四)土地资源破坏

煤炭型项目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破坏:地表塌陷、地面下沉、裂缝等。几乎所有的井工采煤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地表塌陷,地表塌陷会使原来的土地改变功能甚至丧失使用价值,地面下沉导致地面建筑物损害。

二、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模型构建环境经济评价指标

成本/效益分析模型是通过权衡成本与效益来评价项目经济可行性的一种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着重于效益与成本两个方面的计量和比较。煤矿建设项目引入成本/效益模型评价环境经济,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评价项目的贡献水平,达到合理分配项目建设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模型,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生产力、社会福利和生态资源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常表现为负的环境成本和正的环境效益。效益和成本存在着对称关系:放弃的效益就是成本,而避免的成本就是效益。环境成本指因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环境成本和间接环境成本。直接环境成本包括污染物的清理费用、排污处理成本、罚款、损害赔偿、购买环保设备等,间接环境成本包括生产力损失、人体健康损失、生态资源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等。环境效益是环境成本的对立,是改善环境和减少环境破坏带来的经济收益,环境效益也可以分为直接环境效益和间接环境效益。具体评价指标如表1和表2所列示。

三、环境评价指标的量化和货币化

为了便于评价,我们需要将环境评价指标进行量化,然后将量化的结果转换为货币单位。在具体评价工作中,环境成本(或效益)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直接具有市场价值,有的则不可直接衡量,需利用替代物品来间接表示。

(一)环境成本指标的量化和货币化

1.对于直接环境成本,一般可以量化,损失直接表示为货币形式。直接费用主要包括:购买环保设备成本、污染物清理费、排污处理成本、环境污染和损害的赔偿费、罚款、其他直接费用。

直接费用C1=C11+C12+C13+C14+C15。

2.在计算间接环境成本时,一般不能直接表现为货币,需要计量各种危害造成的损失间接获得,例如,由于大气污染带来身体疾病的损失费用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法和医疗费用法获得。间接环境成本主要包括生产力损失、人体健康损失、生态资源损失、社会福利损失四个方面。

(1)生产力损失包括三个方面:农作物产量降低损失、林业损失和渔业损失。对于生产力损失,可使用直接市场法评估。直接市场法是使用环境破坏造成的产量损失,乘以该产品的市场价格,来表示该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即环境成本。估计模型为:

C21=?驻Q21×P21

式中,C21——环境恶化带来的农作物产量下降损失

?驻Q21——因环境恶化产生的农作物产量降低

P21——农产品单位价格

林业损失C22和渔业损失C23的评估原理同农作物损失。

(2)煤烟、粉尘等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价值,用人体健康损失法评估。我们将环境污染给人们健康带来的损失,在经济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环境污染引起某种疾病(比如,矿工矽肺病)的发生,为治疗该疾病支出的医疗费用;第二类是因疾病暂时丧失工作能力、提前死亡和劳动力生产率永久降低等误工损失。人体健康损失为第一类经济损失与第二类经济损失之和。评估模型为:

Ch=C24+C25=■(Li+Mi)+■■

式中,Ch——由于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疾病损失成本

Li——i疾病不能工作的收入损失成本

Mi——第i类疾病医疗费用

?仔t+i——年龄t的人活到t+i岁的概率

Rt+i——在年龄为t+i时的预期收入

R——市场贴现率

T——退休年龄

(3)生态资源损失,主要是由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污染造成的,可使用防护费用支出法来计算这一指标。防护支出法是计算为减轻泥沙流失量和水体破坏增加而带来的环境后果,人们需要采取各种拦截泥沙的生物或工程措施所支出的费用。有时候在计算生态资源损失时,也可使用恢复成本法。恢复成本法是将为恢复煤炭企业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质量恶化所发生的成本,作为环境成本估计。

(4)社会福利损失,具体体现为居民享受福利的减少。享受福利损失是一种外部不经济性,可以使用意愿调查评估法作定量分析。对享受损失的计量可通过消费者支付愿望(即消费者愿意花费多少的价值去享受商品或劳务)来间接获取。

(二)环境效益指标的量化和货币化

直接环境效益指煤矿建设项目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后,节约的罚款、赔偿金等支出,以及能直接为矿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间接环境效益指采取环保措施后,减少的环境影响成本的价值,主要包括因环境质量改善而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体健康、节约生态资源和提高社会福利。在联合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和我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核算中,均未考虑环境效益问题,这是因为从环境效益和环境成本的关系看,环境效益核算可通过环境成本核算间接表现出来。因此,这里不再对环境效益指标的量化和货币化详细陈述。

(三)环境经济评价结果

依据成本/效益模型,环境经济评价结果可使用三类指标得出,即环境经济净现值、环境经济成本效益比及内部收益率表示。环境经济净现值是环境影响的总效益与总成本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环境经济成本效益比是环境影响的总效益现值与总成本现值之间的比例。计算如下:

λ=NPVb-NPVc=■■-■■(1)

?捩=■=■(2)

NPVb=NPVc?圯■■=■■ (3)

式中,NPVb——环境经济总效益现值

NPVc——环境经济总成本现值

λ——环境经济净现值

?捩——环境经济成本效益比

IRR——内部收益率

r——市场贴现率

若(1)式中λ>0,即环境经济净现值为正,表示煤矿建设项目能带来正的环境效益。

若(2)式中?捩>1,即环境经济成本效益比大于1,表示煤矿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效益大于环境成本。

若(3)式中IRR>市场贴现率,表示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对项目经济收益的贡献能力强。

四、案例研究

以陕西华电榆横煤电公司某煤矿为例,应用成本/效益模型进行环境经济评价。

(一)煤矿建设项目概况

该煤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境内,井田面积251.75km2,总资源量3 171.57Mt,设计可采储量993.51Mt。该煤矿设计年产量5.0Mt/a,并配套建设5.0Mt/a的选煤厂1座,服务年限52a,项目建设期3年。项目静态总投资为393 928.0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 817.3 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2.49%。

(二)项目环境经济评价指标及货币计量

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该地区以风沙地貌为主,地表植物多为沙生植物,农作物约占地43.47%,属于荒漠化草原和农业生态系统。该煤矿建设项目周围3个自然村居民已搬迁,地下水和空气质量检测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该项目环境经济评价指标及货币计量见表3。

由表3计算结果可知,建设项目环境经济净现值为2 066.02万元,大于0;环境经济成本效益比为1.21,大于1,项目环境经济内部收益率为9.76%,大于项目市场贴现率。说明在计算期内,项目环保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该煤矿建设项目在环境经济方面是可行的。

五、结论

基于对环境影响的内涵和环境保护的外延的正确理解,理解煤矿建设项目环境经济评价与其他项目环境经济评价的不同,才能科学、全面的构建煤矿建设项目环境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在对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各个方面,依据成本—效益模型,建立了环境经济评价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煤矿建设项目经济外部性。通过对环境经济评价指标的量化和货币化,能直观全面地反映煤矿建设项目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案例证明了该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和合理性。本文研究对评价煤矿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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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耿海清,陈帆,王青春.提高煤炭矿区规划环评有效性的对策[J].中国煤炭,2010,36(3):18-21.

[4] 耿海清,仇昕昕,刘磊,叶前.煤炭矿区规划环评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煤炭,2007(10).

经济建设的表现范文2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又将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其经历的时间长短等情况也就不同。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被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以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经过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其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阶段。其社会性质,属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5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矗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他经济成分是指占公有制经济以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3~14页)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个体经营者通常自己购置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经营的收入纳税后归个人所有。

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形式,就是说它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私有制经济。

二者的不同点是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从事生产、经营,私营经济主要是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

二者的相同点是生产资料、劳动成果都归个人所有,都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对它们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4~15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五、一部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7页)

共同富裕与一部分先富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可以借助先富者的经济力量,并通过先富者的示范作用,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励广大劳动者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学习致富技术、经验,探索和开辟致富之路,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六、“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安定团结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八、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9页)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是既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九、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第36页)

从狭义上讲,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等。从广义上讲,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包括有关经济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内容。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等属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又称“经济管理体系”,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划分、管理机构设置、企业经营方式等内容。经济体制既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和方式,又反映社会生产、经济运行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36~38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和基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一方面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分散、自主经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双层经营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克服带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通过创造条件,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农户承包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十一、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手段。计划,就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行政命令下达计划,按计划安排生产和流通。市场,作为调节手段,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来促使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和流通。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调节手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并没有排除必要的计划,并且,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手段不断改进,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十二、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有市场不等于就有市场经济。市场是在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出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全社会生产和流通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时才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十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5页)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侧重讲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市场经济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十四、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9页)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矗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十五、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3页)

经济特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主权,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一块特定地区。所以,特区在经济上“特”,在政治上不“特”,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的经济特区实行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但同国内其他地区仍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全国都可以利用特区,观察和了解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经济特区来观察和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十六、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8~59页)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我国向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是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人口多、增量大,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对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影响。人口多、增长快,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部分的基金就多,国民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十七、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64页)

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智力的发展,体力的增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世界,国际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十八、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页)

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下,还有具体的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弊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九、人民、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78页)

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总之,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十、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5~76页)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密切联系。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十一、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7页)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我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是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分权,是一种从属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它,也不能与之平列。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二十二、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1~73页)

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来说是专政。不可能只有民主而无专政,也不可能只有专政而无民主。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同时,也只有坚持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毫不手软地打击敌人,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二十三、阶级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0、第72页)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阶级是一个经济范围,是经济实体。当剥削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同时被消灭。因为剥削阶级一经产生,就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因此,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存在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斗争可以直接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阶级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等。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二十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3~74页)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彼此互相依赖、真诚相待、共同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责任。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

二十五、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6~80页)

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两者密切联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是国体的表现形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的管理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能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集中人民的意志,使人民参加对国家的管理,从而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二十六、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要求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6页)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有法可依,是指立法方面的要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才有法制可言;有法必依是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是执法方面的要求,要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违法必究是指无论何人,只要违了法,一律要受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全面贯彻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才能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形成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

二十七、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8页)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密切联系的。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矗法制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同时,社会主义法制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发扬民主,了解人民的意愿,才能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其次,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制以法律形式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益肯定下来,并用法律手段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人民以法律为武器,同侵犯自身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使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二十八、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的关系(教材第92~93页)

宪法与普通法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都是法律,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不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相比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最大的权威性。首先,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普通法律只能依据宪法精神制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其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矗普通法律、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宪法为“母法”,普通法律为“子法”,就是从法律效力方面说的。再次,从制定和修改的程序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

二十九、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2页)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首先,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国家的建设者。因此,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承担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要职责。其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前提,只有保证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才能调动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义务又是实现权利的基础,公民只有自觉履行义务,为社会、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充分享受权利和自由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三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7~10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革命的理想、信念,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社会主义道德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严格的纪律,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只有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才能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再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可见,两个文明建设缺一不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即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三十一、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页)

在我国,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共同理想从总体上和全局上包括了个人理想,共同理想的实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共同理想还为个人理想指明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共同理想要通过个人理想来实现。由于整个社会是由各个社会成员及其从事的各行各业组成的。因此,符合共同理想要求的又切合自己实际的个人理想,有利于共同理想的实现。没有个人理想,共同理想就会落空。

三十二、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118页)

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思想道德建设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十三、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13页)

纪律与自由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自由如果脱离纪律的约束,就会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由。只有遵守纪律,才能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那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存在的。我们不仅要遵守纪律,而且还要同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只有人人遵守和维护社会主义纪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十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0页)

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属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形态。两个阶段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整个社会事务的权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在整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这些共同点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共产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完善、发展,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决定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三十五、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页)

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与人类的最高理想是密切联系的。具体表现在:

经济建设的表现范文3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国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1003

1引言

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包括公路,铁路,机场,城乡电网等。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绝大多数是进行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的建设,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不仅可以使中国加快摆脱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还可以扩大内需,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的增长。2012年林毅夫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设施建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武汉市从1990年到2010年武汉市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0年的38.9728亿元上涨到2010年的1474.64亿元。同时,武汉市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76.83亿元,到2010年的5565.93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990年度的303.1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7004.9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2673.17元上涨到2010年的58961元。 在武汉市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武汉市政府将每年的财政收入投入基础设施是否为武汉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充分发挥了作用。

本文在结构上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通过实证分析,通过ADF检验和协整,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动态修正曲线,找到二者间的联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结论。

2文献综述

在历史上,研究过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凯恩斯主义学派,李嘉图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基础设施只是消费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需求,能促进劳动力雇佣。李嘉图学派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会对运输成本和分配产生影响,降低贸易利润能够增加比较优势和促进国内和国际的贸易流动。此外,基础设施会增加市场参与度。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能增加生产,交通,通信以及分配系统能够增加搜索,交易,以及装载货物的能力,交通,通信以及分配系统会产生内在的收益,并且被认为是基础设施投入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外,基础设施会使得生产力提升,技术扩散,信息扩散,人力资本的发展更加简单。

从国外的学者来看,Ferranti (2004)发现基础设施投入带来的收益随着经济体趋向于成熟呈现倒U型。Briceno-mendia (2005)通过研究一些美国的案例发现随着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的投入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Aschauer (1989)通过研究美国1949-1985年商业利润,私人资本,公共资本,劳动力雇佣情况,和产出,发现公共部门的投资回报要比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大得多并且私人的生产量和公共部门的基础设施存量有着极强的相关性,但同时他的研究结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的研究结果与选择的样本数据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因此人们认为他的研究结果存在偶然性。Holta-eakin 和Schwartz (1994)用一阶差分法降低了Aschauer的结果是假的的可能性。Calderon和Serven (2005)用广义矩估计法发现三类基础设施,电信,交通和电厂能对产出产生积极和重要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资产的边际产出超出了那些不是基础设施资产的边际产出。Esfahani和Ramirez (2002)发现政府机构的因素会对基础设施对经济产生的增长作用产生影响。

在国内学者中,胡鞍钢和刘生龙(2010)运用中国28个省市1987―2007年的数据基于一个巴罗类型的增长模型以及对该模型进行分解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交通基础设施和地理位置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中扮演了重要的位置,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西部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李一花和洛永民(2009)采用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因素分析法和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增长十分明显并呈现出地区差异。王新宇,刘贵(2010) 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的相互关系中主要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交通,邮电和电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突出;同时认为经济增长会促进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却无明显的促进作用。石涛(2009)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正外部性效应,结构差异效应,时空效应以及挤出效应等,因此,他认为只有把基础放在系统协同中才能提高投入效率。王海滨(2009)研究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以1978-2008年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3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和短期的经济拉动效应,且短期效应要大于长期效应。张镝和吴利华(2008)运用1952-2006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两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认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有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动态均衡,同时二者之间具有双线因果关系。陈建国(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认为如果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偏重于能大幅度提高交易效率的那些基础设施建设,则会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当该幅度达到一定比率后,交易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就变得十分有限。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外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研究早于中国,而我国学者侧重于对交通建设的研究分析,而忽视了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分析,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多采用面板数据,将省之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建立模型变量进行检验。通过以上文献参考,我们发现:第一,大部分文献都是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的研究,缺少对总的基础设施的研究。第二,大部分文献研究的基础设施存量,而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的影响缺乏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武汉市1990年到2010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民收入总产值,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两者间的简单模型,亦在考察武汉市的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复杂关系进行初步研究,并分阶段的观察基础设施对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

3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

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结构效应,成本效应,环境效应,资本吸引效应,社会公平效应等。基础设施的结构效应是指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可以加速基础设施产业本身的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的高度化合理化,同时加速其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其他产业的经济效益。成本效应是指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基础设施服务,从而达到改善经济活动中的工作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费用。环境效应是指基础设施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共享等目的而建立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能源,电信,生态,环境等经济型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文化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人类生产与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吸引效应是指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坏,会影响到资本投入的多少。较大的基础设施投入能降低交易成本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加快当地的经济增长;反之,较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使得交易成本增加,必然会减少私人资本的投入。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必然会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分配效果,是该项目能有利于社会的财富分配。

同时,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动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推动基础设施的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关系如图1所示。

4实证分析及结论

4.1实证分析的思路及基本模型

首先,本文通过选取武汉市1990-201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根据Aschauer的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表明GDP与基础设施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为了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对GDP和基础设施投入去对数,得到LnGDP和LnX 利用Eviews3.1统计软件,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在平稳性检验之后,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二者存在协整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利用OLS回归分析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间的估计模型。然后将1990-2010年的数据分成两个时段,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再利用上述方法分别求出基础设施投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观察相关系数的变化,检验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回报是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降低。

建立模型:LnGDP=α+βLnX+λ9

(X表示基础设施投入,GDP表示武汉市的国民生产总值)

4.2数据处理

在此文章中,选用的是武汉市1990-2010年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于武汉市2011年统计年鉴,说明:1.城镇50万及以上项目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其他投资”2.本文用城镇50万及以上项目投资代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本文选用Eviews3.1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

4.2.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大多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是平稳性检验的常用方法,包括DF检验,ADF检验,PP检验等。笔者采用ADF检验法,分别对变量LnGDP和LnX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LnX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分别为-3.8315,-3.0299,-2.6551,t检验值-1.875046均大于相应的临界值,从而不能拒绝H0,表明LnX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LnX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分别为-3.9591,-3.0810,-2.6813,t检验的统计量-3.569106,在5%,10%的水平下拒绝H0,表明LnX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LnX是一阶单整的。LnX―I(1).

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可得Ln GDP是一阶单整的。Ln GDP―I(1).

4.2.2协整检验

为检验LnX和Ln GDP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两边协整关系的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以Ln GDP为解释变量,LnX为被解释变量,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可得式: Ln GDP=0.799782LnX+2.402354+et

R2=0.989806,DW=0.512953F=1844.874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3.1222,检验的统计值为-4.182395,小雨相应的临界值,故拒绝H0,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LnX和Ln 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3误差修正模型

以上分析可知,LnX和Ln 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二者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再将协整模型中的误差看成均衡误差通过建立短期的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即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构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参数符合经济理论:可决系数R2=1.0000,拟合得非常好。系数显著性检验,给定a=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3=18时临界值t=1.734,由于各解释变量的t 值均大于临界值,因此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给定0.05的条件下,查DW表,当n=21,k=3,得下界临界值为1.026,上界值为1.669,因为DW统计量为1.3333,小于4-dL,根据判定区域可知不存在自相关。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Ln GDP的变化取决于ΔLnX的变化,且ΔLnX每变化1,Ln GDP会变化0.384557,并且上一期的 Ln GDP的变化不会影响本期的 Ln GDP的变化,误差项对上一期并没有起到修正作用。

5决策及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经济的增长具有乘数效应,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乘数效应逐步减弱,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正相关关系。根据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重视基础设施投入,保障基础设施投入能跟上经济发展速度。通过以上的结果分析,表明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能推动国民收入的增加。因此,政府要重视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但同时,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避免重复投资,浪费资源。基础设施投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企业生产,因此促进经济发展。此外重视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缩小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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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ésar Calderón,Luis Servén.The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Economic Research Divisio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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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téphane Straub,Charles Vellutini,Michael Warlter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Z].April,2008.

[5]李一花,洛永民.财政分权,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09.

[6]陈建国.我国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效应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J].新疆大学学报,2010.

经济建设的表现范文4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语言分析;数理基础;方法论基础;模型功用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3000312

一、引 言

当前正在持续并不断延伸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标准经济学建模方法在此次危机预测与应对中作用的探讨,其矛头直指计量经济学,认为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现实表述与预测方面作用甚微,一些极端观点甚至要求放弃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因之引发当前学术界关于计量经济学“失败与否”的学术之争。争论的实质可归结为一个问题:计量经济学是否是精确、无局限的绝对科学?

对于计量科学的精确性、绝对性的探讨由来已久,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只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早在1939年,Keynes就指出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理论的先验正确性问题[1],二是线性假设以及滞后期与趋势决定的主观随意性问题,

正如凯恩斯所说,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基本是以线性假定为前提的,Juselius在谈及VAR类模型的局限时,也提起过VAR类模型的设定是线性的,因此其对于跨越多个时期的模型预测并不十分理想。

收稿日期:2012-11-24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经济学哲学名篇中元经济学问题研究”(L11BZX010)

作者简介:刘丽艳(1978-),女,辽宁沈阳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哲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研究。Email: lucyliuliyan@bipteducn 三是计量经济学的结构不变性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造成了计量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局限。相对于凯恩斯,Lawson的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极端,Lawson对当前计量经济学建模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2],认为当前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在研究现实经济机制方面作用甚微,模型未获得关于经验现实的真正洞察,其预测结果不具备经验充分性。

而 Juselius则更倾向于为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进行辩护[3],认为计量经济学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在面对当前危机时应做一些转变[4]。并指出正确设定的、具有经验充分性的协整向量自回归(Co-integration Vector Auto Regrssion, CVAR)模型可以实现这一转变[5]。作为计量经济学的拥护者,Hendry同样对计量经济学进行了辩护,指出虽然计量经济学方法确实可能会产生谬误回归,但这种谬误可通过检验进行回避与拒绝[6];Hendry提出根据数据生成过程(DGP, Data Generation Process)进行建模的理念,指出计量经济学应根据DGP过程进行经验建模,进而保证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

国内学界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持肯定态度,李子奈认为,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建立、估计与检验过程来说,其方法具有坚实的统计、逻辑基础,符合科学研究的发现过程[7]。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实质上就是回归分析,是证实与证伪、归纳与演绎、检验与发现、相对与绝对相结合的过程。并探讨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政策评价、结构分析、预测与检验功能上的局限。

李子奈在他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与局限”中均有提到这一观点。洪永淼认为计量经济学模型面临三个主要问题:非重要因素的影响问题、观测数据问题以及样本外预测问题[8]。但计量经济学理论本身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与全面,只是由于经济系统的时变性、不可逆性以及经济数据的缺陷导致了计量经济学的分析、预测没有物理学那样精确,这也是计量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

那么计量经济学究竟是怎样的科学?它是否具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不足与局限?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就要从其模型方法的概率和统计学科基础进行探讨,从其表述语言、方法论及功用层面进行基础研究,以提高其应用研究的科学性,使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计量经济学的语言分析:模型语言经济学表述的非充分性

经济学语言学转向引发人们对语言在经济分析中作用的广泛关注,进而产生一个问题,计量经济学的主要语言是什么?计量经济学语言具有什么特征?其在经济分析中又处于什么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什么是计量经济学的语言以及计量经济学语言的方法论地位来着手。

要探讨计量经济学的语言,离不开对计量经济学的界定及其基本分析结构的探讨。计量经济学是通过模型来表述经济现实的,基于统计、概率方法的模型构建是计量经济学经济表述的主要手段与方式,也是计量经济学进行经济研究与分析,以及作用于应用实践的基础途径。从学科的自我表述与实践应用两个层面来说,一方面,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要表达方式,也就是计量经济学的“语言”;另一方面,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分析结构来说,模型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结构,是计量经济学描述、解释经济现实的主要手段,也是计量经济学进行学科表述与对外自我表达的主要途径,可称为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语言”。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既是方法又是语言,在计量经济学经济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经验实证的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来说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其语言也必然离不开经验实证的方法论基础地位,是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

那么,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在经济学研究中处于何种位置?其经济学的表述充分性如何?是否能够替代自然语言?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明确经济学学科本质与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模型语言的方法论地位。作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其特殊的学科性质决定其不等同于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同时人类社会也不等同于实验室。经济现实的复杂多变性,人性与人类心理的不可预测性,使得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有机体,这些必然复杂化经济学的表述及其语言,单一的基于以概率和统计的模型语言难以完成这一任务。此外,从经济科学理论表述层面来看,经济理论并不必然由数学或统计学来证明。经济学的语言是多元而非一元的,数学、统计语言是经济学分析语言中不可替代一种,是“多元”中的“一元”,但并不必然比其他语言更重要。当然,这也解释了计量经济学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模型语言在经济分析语言中的地位。

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是计量经济学科学化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其自身与生俱来的方法论局限:

首先,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面临经济研究中价值判断理念的计量化问题。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经济现实的表述是建立在表示现实经济活动结果数据的概率分布假定基础之上的,模型语言对经济现实中不可度量的社会关系、政策和心理等价值理念的处理是通过主观假定赋值或虚拟变量来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价值判断的这种表述稍显随意、主观,是不精确的;此外,很多价值判断理念难以通过统计语言或概率分布来表述。因此,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存在着价值判断理念计量化的问题。经济研究是以人及其构成社会的经济活动与关系为核心的,而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述不仅是“量”的统计,还包括“质”的描述。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经济现实的解释与描述是通过变量与现实经济因素的映射来完成的,因此,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是建立在模型方程涵盖待解释经济变量这一前提之上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模型是否可以包含所有经济因素,也就是经济因素都可以通过适当量化的形式纳入模型语言的表述范围吗?答案是否定的。很多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政策、环境因素以及微观计量模型中的心理因素,都很难一一映射为计量模型中等价的变量形式。虽然虚拟变量是一种选择方式,但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虚拟变量通常是简单的“二进制”(0,1),这种“是与否”的极端表述方式很难精确描述经济现实的渐变过程与渐变效应。

此外,即便勉强将价值判断理念通过主观赋值的变量进行计量化,还存在现实经济因素与观测数据统计方式的非“一一映射”问题。很多模型表达的变量或符号在现实经济中有多个对应统计方式,而每种方式的选取都代表着不同的样本数据,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涉及到国家开放程度这一政策理念及其模型对应变量的选取。究竟用什么代表开放程度,现实中选取模型样本数据时就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GDP占比作为一国开放程度的度量标准,有的将对外政策的颁布作为开放程度的度量。这种变量的选取通常以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更优作为条件,可以说这种选取模式是稍显主观随意的,并不具备严格的科学性。

其次,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难以完全取代经济学表述中的自然语言,一元的模型语言难以对经济学进行全面、充分表述。第一,能够表述经济世界的是语言性的词语而不是人为创造的符号、模型,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语言并不比自然语言更接近经济现实,同时,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所描述的逻辑建构具有其本身的局限,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学自然语言的使用。虽然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中的数学公式与统计推断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但这种“话语”本身也有语言问题,爱因斯坦指出,“就数学定律指涉现实而言,它们并不确定;就其确定性而言,他们并不指涉现实”。数学哲学的观点展示出数学、统计的模型语言,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语言,其所构建的“经济世界”并不比自然语言的更准确,也不比自然语言的更接近现实世界。第二,人们生活的世界是词语的世界而非函数的世界,对语言最重要的沟通与交流功能来说,经验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作为交际语言并不具备足够的充分性。虽然其在统计推断与函数符号表达上具有严谨性与便利性,并因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科学性,但对于语言最为重要的交际功能,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并未表现出任何超越其他语言范式的优势,尤其是在与公众交流时[9]。用函数与符号表达的数学语言是自然科学的通用语言,“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它就像过去拉丁语对学者一样,而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它不幸是希腊语”[10],因之其模型方程与符号的表达范式可能更容易使人们感觉它只想通过深奥的数学让人肃然起敬,而不是更有助于交流。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不论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多么严谨、精确,也不可能做到对完整社会关系进行精确表述,这取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的非精确性与局部性,因为任何模型都不可能把整个社会复杂多面的关系全部纳入模型体系,无论从技术层面来说还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说,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计量经济学的数理基础:非精确数量关系的度量

由于计量经济学以概率和统计作为其学科的数理基础,其结论是基于样本数据(总体样本的一部分)的推断做出的,而非真实的针对总体样本进行的精确运算,因而其结论并非是确定的、精确的。而计量经济学中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不对称性与非精确性、概率约化(Probabilistic Reduction, PR)方法下统计推断的非确定性,都导致了计量经济学度量精确数量关系上的局限。

1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不对称性与非精确性

由于观测值很少是现实经济中经济变量的真实值,因此随机模型的存在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说理论或模型是正确的时候,表示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是完全一致的。很多人都认为,即使我们认为理论或模型是正确的,两个世界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如观测误差、非理),因此人们建立随机模型,来表示这种“一致”的随机性。如果认为观测值和真实值的误差是处于正态的随机分布,即这种“一致”本身就是模型的随机因素。但随机模型本身由于其概率基础的非精确性以及两类前提假定的不对称性,使其模型检验的逻辑基础受到质疑;同时其概率基础的随机性,也严重削弱了随机模型的可靠性与精确性。

首先,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不对称性。计量经济学的证伪或检验需要逻辑依据,随机检验在逻辑上具有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源于对标准逻辑的构建,即对于给定的一系列假定,我们能逻辑性地得出一系列结论:①如果所有的前提都为真(在某种意义上),那么所有的结论也都为真(同样的意义上),这是必然的。②如果任何一个结论是错误的(同样意义上的),那么给定系列的前提假设中至少一个是错误的——但我们不能确定哪一个是错误的(多于一个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是错误的,因为可能所有的都是错误的。③如果存在任何一个错误的前提,我们不能排除结论中可能有正确的结论,这是必然的。④如果结论中有一个是正确的,给定系列假设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错的。这里我们可以说,如果正确运用逻辑,那么前提的正确性可以传递到结论上(假设到预测),而结论的正确性却不一定能传递到前提上,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对称性。同样,对结论的证伪可以至少传递到前提上(一个),但对前提的证伪却不能传递到结论(除非结论与前提一样)。计量经济学的随机检验是建立在通过对结论(根据经济理论、数据建立的模型)的证伪进而证伪前提(经济理论假说)的逻辑基础上的,而逻辑不对称性则削弱了这一检验的逻辑基础。

其次,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相对性与非精确性。这里用简单的线性模型来探讨随机模型检验的相对性与非精确性问题。假设线性的两个变量,C=a+bY的每个观测值允许有10%的误差,通过式(1)和式(2)两个观测值,可以通过方程确定a和b的值,即进而通过确定系数的方程与Y3来确定C3的值,得出C3的计算值和观测之间的误差为17%,超出通常10%的标准。

实际上C与Y的观测值可能与其真实值有10%的偏差,而对于第三个观测值C3,其计算值和观测值之间可能有大到17%的误差,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就此确定是非线性的。同时,未对线性假设进行确定并不必然表示对非线性假设的肯定,基于单一观测值的检验并不构成对假设的反驳,而0误差也不代表对线性关系的肯定。15%的误差可能不足以确定模型就是线性的,但也不足以说明模型是非线性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对线性假设的非肯定。要区别开对线性假设的非肯定并不代表对非线性假设的肯定。任何判定的标准都应基于对观测误差本质的了解以及对理论本身的了解。通过判断P值来判定,这要求首先观测值符合高斯正态分布步钟形曲线,如果我们假设观测均值是真实的,数据的分布是正态的,那么正态分布的观测值曲线可以用来计算P值,如5%,作为接受的标准。这样的一个缺点就是,很可能错误地接受了不适合的方程或模型。如果观测值的概率分布不是正态的,或如果每次观测到的值不是独立的,那么P值检验就难以进行。若实际的误差分布与假定有差异,则此方法带来的问题足以影响到计量经济学的精确性。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随机的是模型,而不是现实经济世界。任何随机模型的检验都是对这种假设的一致性的检验,即对理论本身的检验。只有人们认为模型绝对为真,任何违反一致性的变化完全都是由真实世界难以解释的变化引起的时候,人们可以选择相信现实世界是随机的,但这点显然是不成立的。而随机性把理论的真实性变得无可非议,认为理论是不可能出错的,这一先验观点严重损害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基础。计量经济学随机模型这种把理论和模型假设看成是真实的,世界是随机的这种看法是不诚实的,也是随机模型局限性的一个体现。

2 概率约化方法下统计推断的非确定性

计量经济学概率约化方法(Probabilistic Reduction,PR)的出发点是,经验模型是实质性信息与统计信息的混合体,其主要目标是应用数据来了解观测对象。这两类信息最初被包含进两个不同的模型——理论模型和统计模型,前者是由理论变量构建的,其中一些变量可能是不可观测的;后者则是专门根据数据Z:=(Z1,Z2,…,Zt)潜在的可观测随机变量设定的,问题是找到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方式,同时不违背实质性信息与统计信息任何一方的完整性。

根据概率约化方法,Z是随机过程{Zt,t∈T}的一个实现,根据Kolmogorov定理,随机过程的概率结构在某些温和规律性条件下,就联合分布D(Z1,Z2,…,Z

建立统计充分性的难度显示,对数据盲目的集合不大可能产生任何规律性;即便偶尔产生了,对一致性度量与外部有效性的探索也将会消除这种伪规律性。现实应用研究中的计量模型,其统计充分性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充分问题,原因并不取决于建模者,而是经验数据本身就难以完全符合强概率假定。现实中的数据很少能满足统计上要求的时间平稳性或不同数据生成过程的同质性,因此要建立完全的具有统计充分性的模型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也是计量经济学数理基础本身所固有的一个局限。

四、计量经济学的建模过程:不平衡方法论基础的局限性

计量经济学基于经验数据模型符合科学研究的发现过程,是其优势所在,但同时,其建模过程的方法论基础并不平衡,表现为认识论基础上归纳内容重于演绎内容,逻辑学基础上对检验的重视超过发现,一般哲学基础上对“特殊”与“一般”的处理未达到平衡,而这些建模过程中的方法论基础不平衡导致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局限性。

1 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中认识论基础的不平衡:归纳重于演绎

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为经济学提供经验内容,可见经验归纳在计量经济学中独特的重要性;而计量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也无不体现了归纳法或经验检验在经济研究中的兴起与盛行[13]。虽然计量经济学不只包含归纳,从其建立模型过程看,除去其中经验检验部分则是明显的经验归纳,最初的模型设定与检验后的模型政策评价、预测等功用的实现均属于演绎内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计量经济学作为“为经济学提供经验基础”的学科,其模型方法不可避免地侧重经验归纳,而现实经济研究应用中,这种对经验归纳的侧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局限。

首先,对归纳赋予过多权重可能会导致模型方法的归纳内容缺乏正确前提,进而产生不可靠甚至错误模型结果。缺少足够演绎内容的模型设定,很可能是基于错误的经济理论或数理逻辑,模型设定不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模型的检验结果就会很危险,会有较强的误导性,因为它可能直接导致完全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进而削弱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的意义,得出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模型设定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只有设定正确的模型才能通过正确的检验步骤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对归纳给予过多权重可能会导致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的不平衡,使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倾向于追求统计分析上的完美性,进而趋向于形式主义,降低研究的质量,甚至产生方向性错误。应平衡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归纳与演绎内容的权重,过于重视经验归纳内容,忽视演绎部分,很可能会导致对统计显著性的片面追求而忽略模型的经济意义,进而沦为缺乏经济意义的形式主义,产生“伪回归”谬误。而现实经济研究中也确实存在这种统计上显著、检验环节完美而经济意义上贫乏的研究结果。其中较为普遍的是根据研究目的进行模型设定,随意性较强,甚至有时不符合经济理论或经济惯例,与经验现实相冲突。有时为了突出待研究的关键变量,可能较为随意地增减其他变量以获得关键变量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这种模型设定是单纯地对经验归纳的偏重而忽略演绎内容在模型设定中的意义,致使研究缺乏经济理论基础,导致可能误导性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

总之,必须认识到,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应将抽象演绎与经验归纳相结合。演绎内容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设定,为归纳内容设定了前提,决定了经验归纳的方向,它就像建筑物的地基一样限制并主导着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筑——模型的经验归纳部分。不能片面地强调归纳或演绎的重要性,而应平衡两种方法在计量模型方法中的应用。

2 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中逻辑学基础的不平衡:检验重于发现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并非是狭义的回归分析。广义的计量经济学具有多重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它形式上是统计学、经济理论与数学三者的结合,其目的是为经济研究提供经验基础。在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与估计两个环节,由于是以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关系论导向进行模型设定,而且严格遵循从一般模型到特殊模型的建模范式,很可能发现与原有的先验理论不同的,并通过严格系列检验的新经济关系,或是证伪已经存在的旧有经济关系,这是一个检验与发现综合运用的过程,它不仅是单纯的检验,还是对新事物探寻的过程。正如丁伯根对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辩护,“它从一定程度来说是检验与发现的结合”,但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计量经济学中的理论发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而是估计、检验过程中对先验设定理论假说的完善,或者是对更为适合样本数据、对样本数据拟合更好的模型形式的探寻。

同时,也必须承认,计量经济学对检验的重视要远重于发现。Hendry曾指出,计量经济学的三大黄金定律就是“检验、检验再检验”。理论检验功能也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传统功能,可见检验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中的核心地位。对检验过于重视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忽略其另一面——发现,这也造成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一定程度的局限。

首先,对检验赋予过多的权重,而忽略发现的重要性,很可能使计量模型分析沦为“统计的炼金术”或“经济学的鬼把戏”。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对检验的重视程度远超发现,这一逻辑学基础的不平衡很可能导致建模者对检验技术的先进性与复杂性的片面重视,即过于偏重统计显著性而忽略对模型经济充分性的考察;同时,建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可能导致理论发现的“异常现象”,很可能在对检验的片面追求中被忽略掉。对于与先验观念相冲突的、导致统计充分性降低的、不符合检验标准的“异常现象”的出现,建模者很可能以其不符合检验标准为根据,在未考虑其可能的经济充分性的前提下,为突出某些变量的显著性而对变量进行随意删减,结果可能将模型从正确设定的方向引向歧途,错过最为重要的“理论发现”。模型的设定脱离了经验现实,进而使统计分析变成形式化的“统计的炼金术”。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根据根本就没有科学性的理论假说,而只是盲目地根据研究目的对变量回归关系进行检验。这种缺乏理论指导的计量分析早在20世纪40年代计量经济学著名的方法论争论——“没有理论的度量”中就已指出其谬误性。无论检验步骤、方法如何完善,没有正确的前提很可能造成“伪回归”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使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成为“经济学的鬼把戏”。

其次,即便是计量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检验,也不是毫无瑕疵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的逻辑不对称性严重损害了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权威性与说服力。前文已经探讨过计量经济学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非对称性,前提的正确性可以明确地传递到每一个结论,而对任一结论的证伪却只能模糊地传递到前提,即难以确定是哪一个或哪些前提是错误的。这种逻辑上的不对称性决定了逻辑在检验中的作用:①只通过检验从理论中推理出来的结论(可能很多都是正确的)不能检验理论本身。②不可能通过前提的真实性间接性地证实所有结论,当其中一个前提恰好是公认的陈述时(至少有一个,这样才能进行解释和预测),由于我们不能知道相对于经验事实来说什么时候这个公认的陈述是对的。③证明前提都是错误的并不能证明特定结论的正确性。由于结论正误和前提正误的不对称性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最大障碍,对结论的证伪并不能证明理论本身有问题,如果在建模过程中添加了附加假设。由此可见,对随机模型本身的检验并不能检验理论假说的真伪。计量经济学中的检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无力的。

最后,计量经济学的检验是概率意义上的,是随机的、相对意义上的,难以获得绝对的、精确的结论,认识到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只是在给定的某一显著性水平上,给出是否可以接受待检验的假说;其接受与否是以显著性水平为评判标准的,如经常使用的10%,5%和1%显著性水平。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显著性水平是人为选取的,并非是计量经济学科学体系天然生成的。而且,即便通过显著性检验,也不能完全确保检验的假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里还有一个10%,5%或1%“弃真”(错误地拒绝了原假设)的可能性,通过检验也是存在错误可能性的。也就是说,通过检验只是证明错误的概率偏低而已,而不能绝对地排除错误的可能性。因此,计量经济学以概率为基础的检验,其相对性和非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是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之一。

3 建模过程哲学基础的不平衡:“特殊”重于“一般”

不同于一般哲学中的一般与特殊,本文的一般与特殊指“一般模型”与“特殊模型”,两者的关系在计量分析的两个层面得到体现:一是始于“一般模型”的建模范式和始于“特殊模型”的建模范式,二是约化过程中“一般”与“特殊”模型的相互转化方面。

“一般模型”源于Hendry的“包含模型”[14],始于一般模型指从包含所有可能影响变量的一般模型开始的建模范式,在不丢失任何信息的前提下,通过约化过程将复杂的一般模型约化为便于统计分析的、简单的特殊模型。而始于“特殊模型”的建模范式则相反,从包含核心因素的特殊模型开始,通过检验揭示不足之处,再通过增加可能影响因素来完善模型的建模范式。由于模型是对经济现实的表述,理论上应只有一种正确的最终模型设定,但现实中由于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模型推导过程中对统计充分性的片面追求,很可能使二者的最终模型设定相距较远。

因为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从特殊模型开始进行到路径的“中途”时,发现个别核心变

量已经满足了统计显著性检验的要求,而就此停下来将其作为最终模型。

计量经济学中的“特殊模型”与“一般模型”的转化,在时间序列数据建模过程中尤为突出。由于现代时间序列数据通常采用数据导向的建模方法,为保证其经济理论基础充分性对约化过程进行理论或结构约束,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将“一般模型”实施约束进而转化为“特殊模型”。再通过包容性检验来验证这一“特殊模型”的包容性,若无法通过包容性检验,则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般模型”,再逐步约化生成新的“特殊模型”。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方法就是“一般”与“特殊”交替进行的过程。

然而现实中由于始于“特殊模型”的建模范式更有利于迎合研究目的,更容易通过统计方法上的“努力”突显出某个或某些待研究变量的统计显著性,而成为建模实践应用中一种通用的范式。现实约化过程中,常难以做到两者的转化,而采用单纯的删减变量方式,这都为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带来局限。

首先,现实中无法满足“一切条件不变”假定,进而造成始于“特殊模型”建模范式的经济基础的非充分性。由于现实经济错综复杂,各经济因素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若模型中包括的变量并非所有影响因素,而只是部分影响因素,并试图从这一局部来探寻整体,那么首先就要求模型包括的部分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时,其他未被包括进来的因素满足“一切条件不变”假定,即经济现实满足其他变量不变的假定,但现实中其他影响因素一直是在起作用的,难以满足这一前提假定,这必然造成基于这一假定的模型估计的问题。如始于“特殊模型”建模范式下,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常出现多种模型设定形式并得出多种不同结论,其主要原因就是始于“特殊模型”的建模范式的局部性与片面性。

其次,始于特殊建模范式混淆了协整方程与均衡方程。均衡方程描述经济体中所有经济变量之间长期的稳定关系,是一个整体概念,其所涉及的时间序列变量(如果样本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的话)是经济体中所有影响因素的,是完全的而不是仅仅给定的;协整方程表达的虽然也是长期均衡关系,但其描述的仅是协整方程中包含的变量关系,是局部概念,是不完整的,因而方程中的协整系数也不是变量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因为它是不完全的回归系数。协整方程与均衡方程的关系实质上也是某种“一般”与“特殊”的问题,基于协整方程的模型也可以称之为“特殊模型”,而基于均衡方程的模型也可称之为“一般模型”,若非经过均衡方程约化得出的(根据建模目的随意设定的)协整方程,其与均衡方程是有较大偏差的,将这样的协整方程误认为均衡方程,并将其回归系数描述为潜在的真实经济关系,则是对经济现实的扭曲。

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应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两者的不当认识与处理,会导致模型分析结论的不可靠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完全实用主义的“特殊”,即不对现实经济做全面的观测,仅根据研究目的设立“特殊模型”,一旦通过检验就到此为止;或仅仅不能通过检验时才逐个增加解释变量,只增加到通过检验为止。这样得到的模型并不具有统计与经济上的双重意义,也使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与科学方法相背离,并渐行渐远。

五、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功用:计量经济学局限性的外在体现

当前经济危机导致的对计量经济学的重新审视,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功用。本质上来说,计量经济学模型功用的局限是计量经济学局限性的外在表现。作为一门可靠而非精确的科学,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模型也非万能的,其在理论检验、变量预测和经济结构关系表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1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检验功用的局限

计量经济学通过对理论进行建模并通过检验模型来检验理论,模型设定是检验理论的关键。因为不论建立随机模型还是非随机模型,模型都要比待检验的理论本身更为具体。为了经验检验的足够确切(现实),总是需要对模型添加进去进一步的假设,以使其适用于特定的经济事件和数学方程[15]。如回归方程应该是线性的还是二次型,观测值中可能包含的随机误差成分,方程中可允许的误差是多少,结论的经济意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为模型设定假设条件。

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是由两部分构成:理论本身和为设定解释理论的方程而附加的假设[16]:①构成理论本身的一系列的行为假设,C=F(Y)。②关于上述理论表述关系的简化的行为假设: C=a+bY,其中a为正,b介于0和1之间。模型是两个系列假设的统一,经济研究是假定这两部分假设都是为真的,并通过对现实数据的应用来推导出第二个假设方程的系数。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反驳一个根据理论建立的模型是否就能反驳该理论?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计量经济学模型建立的过程中,建模者人为地添加了很多约束假设,这些假设与理论内涵(implication)共同构成了模型的内涵。对基于理论建立的模型的反驳,相当于对理论以及附加假设的并集进行反驳,并不能直接得出对理论的反驳,也不能证实理论为错。除非能够保证建模过程中附加的假设是绝对正确的,才能保证:反驳模型=反驳理论,但现实中有时甚至难以保证附加假设的正确性,致使这一条件很难得到满足。因此,试图通过反驳一个根据理论建立的模型来反驳理论是徒劳的。

博兰认为在对理论建立模型的同时,也建立一个与此模型完全相反的反模型,对两个模型进行检验,如果反模型不符合现实,证伪,则模型是正确的,即附加假设是正确的。

第二,检验根据一系列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是否就能检验理论?答案也是否定的,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不一致性。模型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理论假设的统一,这意味着逻辑上的不对称性,即一旦理论的预测被证伪,我们不知道究竟是理论本身的基本假设出现问题,即第一部分,还是附加假设出现问题,即第二部分。这挑战了建立模型就是为了检验理论的观点。如果想通过模型的经验检验证明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就要证明该理论的所有可能模型都是错误的,这和波普所说的需要“证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17]很类似,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由于对理论建模有无数种方式,排除误差的可能性,只有每个理论建立的模型预测都导致至少一个错误结论的时候,才能证明理论本身至少一个基本假设是错误的。但由于每个特定模型都有特定的附加假设,只有通过证明所有这些附加假设都是正确的,排除第二部分是错误的可能性,才能得出第一部分,也就是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但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对理论建立模型,进而对模型经验检验来对理论进行证伪是很困难的。

2 计量经济学模型变量预测功用的局限

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缘起自宏观经济的短期预测,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也不乏成功预测的例子。预测成为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一个主要功用,也是判定模型的一个重要标准。但随着经济现实的复杂化,计量经济学预测的精确性受到严重质疑,显示出其模型预测功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

首先,从其学科方法论基础上来看,计量经济学学科并非如劳森所说的寻找覆盖法则(事物之间恒定联系的规律性)的科学。计量经济学也难以达到卡特赖特所期望的构建封闭系统进而测度精确覆盖性法则的层次。而成功预测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对“覆盖性的法则”的探寻,即对潜在的社会—经济结构、选择结构以及因果机制的精确法则机制的探索。计量经济学只是对经济现实中潜在的、不明显的规律的可能表达,而且即便是“不明显的规律”,也是基于样本的。预测是对于样本外的、尚未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的,这种基于样本内知识进行的样本外预测,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伴随着经济现实的复杂、多变以及很多不可知因素,预测的非精确性难以避免。

其次,从学科性质上来看,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也不是探寻因果机制的精确科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对因果机制的探寻在其模型方法中是以概率或分布函数体现出来的。概率分布假定是统计分析的前提与基础,然而现实经济数据很难严格服从正态分布,因而基于正态分布假定估计出的结构关系并不是全然精确的。同时计量经济学可控实验的缺失,更加剧这种不可靠性。建立在不可靠因果机制基础上的变量关系,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预测结论的准确性。

最后,从现实经验数据的非稳定性与数据生成过程的非同质性上来看,一方面,经验数据难以满足统计分析的前提假定要求,进而损害其统计充分性;另一方面,结构参数的不稳定性又进一步加剧了预测的不精确性。正是基于这一点,任何经济数学模型,包括计量经济学中用于短期预测的VAR类模型,

西姆斯(A·Sims, 1980),认为为使结构方程可以识别而施加的约束是不可信的,而VAR模型可避免结构约束问题,进而提高预测的准确度。VAR模型试图通过实际经济数据而非经济理论来确定经济系统的动态结构,建模时无需提出先验理论假设,或者说它不排除任何假设,而是通过时间序列提供的信息将这些假设区分出来。VAR模型每个方程的左边是内生变量,右边是自身的滞后和其他内生变量的滞后。对于这类预测问题,都是无能为力的。这也充分说明了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上的局限性。那么计量经济学中用于预测的VAR类

如常用的VAR模型的变形,结构VAR(SVAR),协整VAR(CVAR)等等。模型能否进行精确的宏观经济预测?从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学术界的突发性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VAR 类模型是数据导向性较强、经济理论导向性相对较弱的建模范式,从其模型设定层面来看,该类模型较为适用于自由经济体系。但经济现实中由于各经济体政府干预程度不同,致使模型的“外生约束”因国家、政体和时期的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导致VAR类模型的适用程度各异。同时,VAR类模型的线性假定前提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预测的精确性,因为随着时间序列时期的增加,线性假定所决定的VAR类模型走向与经济现实发展趋势的偏差会逐渐增大。这都局限了VAR类模型的预测功用。

3 计量经济学模型经济结构表述功用的局限

传统计量经济学观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的,认为经济理论是先验的真实,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作用就是为先验理论决定的模型结构参数估值,

这个观点是斯潘诺斯对传统(先验的)计量经济学观点的解释,后来也用来解释早期计量经济学中的经典方法论争论,第一次是凯恩斯(1939,1940)与丁伯根(1940)之争,第二次是库普曼斯(1947,1949)与Vining(1949a,1949b)之争。这也是计量经济学结构表述功用的体现。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结构表述则侧重于计量经济学的结构观,并以此为基础来看待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作用与局限,本文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后者。

计量经济学的结构观是结构经验主义在计量经济学中的体现,源起自Fraassen的结构方法,结构经验主义认为科学描述的是结构而非其领域的内容。计量经济学语境下,结构是“对经济机制进行直接特征描述的不变特征集”[18],而这种不变特征是由参数表述的。经验模型中,结构观用于表述经济“框架”下的一种恒久性观点。要求在样本信息集扩大、时期延展、政策体系变更以及新信息源增加的情况下,结构参数都保持稳定不变。因此,结构的理念是就稳定性与不变性来理解的,在这一结构观下,计量经济学的经济结构表述局限就较为明显。

首先,经验观测数据难以满足结构模型所界定的结构参数的时间稳定性(样本时期延长)、体系稳定性(经济体系变更)以及样本稳定性(样本信息集扩充)。对于时间稳定性与体系稳定性问题,界内的探讨已经较为成熟,早在1939年凯恩斯就提出了计量经济学模型结构参数的非稳定性问题,这也正是“卢卡斯批判”所揭示的思想。对于样本稳定性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若要在样本信息集变更的情况下保证参数的稳定性,则对观测数据具有较高的要求,即样本数据要满足数据生成过程的同质性,因为统计分析是基于“平均”理念的。由于现实经验数据很难保证观测数据生成过程的同质,因此,对于结构参数保持不变的三个前提条件,现实应用研究中都难以得到满足。

其次,计量经济学的经验模型难以保证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因而很难对经济结构进行准确的表述。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中,从理论模型(可能机制)到可估计的经验模型的转化过程也是非正式的。计量经济学经验模型假定数据必须是由某些基本的概率分布所产生的,这样才能对数据生成过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模型中用数据来对现实进行表述。上文已指出,现实中的经验数据很难完全满足模型所假定的概率分布条件,这样就难以避免其所带来的经验模型统计分析充分性上的局限,进而造成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估计结果与经济现实的差距。

最后,计量经济学模型难以对DGP 过程进行结构性的表述。约化理论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同样面临着真实数据生成过程的不可知性问题。更进一步,约化理论本身也很难解释清楚经验模型如何在具体层面影射可观测到部分的数据生成过程,而转化、边缘化和因式分解后得到经验模型的过程也忽略掉了一些变量,难以表述完整、可观测部分的数据生成过程,发生了进一步的数据损失。另一方面,从认识论上来说,DGP过程本身就是不可知的,其复杂性与不可知性使计量经济学经验模型对真实、完整的数据生成过程的表述成为不可能,而仅能对DGP中可观测、可度量部分进行局部表述,也就是局部DGP(LDGP)。可见,计量经济学的结构表述难以达到精确、完全的层次,其经验模型对经济结构的表述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就是类似,这也是计量经济学模型难以避免的内在局限性。

六、结论与未来研究空间展望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相对的科学,其概率统计学科基础以及其表述语言、模型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其优势所在也是其局限所在:

①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模型语言经济学表述的非充分性,体现在其对价值判断理念计量化及其对自然语言取代问题方面。

②计量经济学度量精确数量关系的局限性,体现在计量经济学基于概率的随机检验的不对称性与非确定性,概率约化方法中推断的非确定性以及建立统计充分性的难度层面。

③模型过程方法论基础不平衡的局限,体现为其对归纳与演绎、检验与发现、“特殊”与“一般”三个关系处理的不平衡。

④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检验、变量预测和结构关系描述功能上的局限,其实质是计量经济学的非精确性、科学的相对性的外在表现。

本文对计量经济学局限性的思考是计量经济学学科性质基础研究的一部分,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涉及到其理论基础、学科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等,未来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应进一步延展与纵深:

第一,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层面。纵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每次理论与方法的范式革命都源起于其对当时经济危机处理的无力,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的计量经济学反思。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仍在进行中,学术界关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争论仍在继续,也就意味着未来一个阶段计量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可能处于范式变革阶段,如何获得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实质性进步是个重要课题。

第二,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研究层面。计量经济学以科学化经济研究为目标,其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体现了科学哲学界定的科学标准,现代科学哲学的多样化发展、科学标准的多元化表现,也必然会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走向提供多维空间。

第三,关于计量经济学自身研究方法体系方面。计量经济学目前的研究方法体系庞杂,以教科书研究范式为主其他各种方法体系为辅,各有优势与弊端。如何综合当前计量经济学方法体系中的各个派系,发展出一个科学、系统,能最大程度发挥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研究范式是未来的研究目标。

第四,关于计量经济学概率统计基础的研究。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体系以概率统计为其数理基础,如何正确、合宜地应用统计与概率方法,最大限度提高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是计量经济学与数学两个领域应共同探讨的问题。

第五,关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方面的研究。由于现代经济学统一理论体系缺位,很难为现代计量经济学提供一个一致的、系统的经济学基础。当前计量经济学的建模范式虽几经转换却仍处于探寻阶段,加之计量经济学本身的非精确性与局限性,必然导致当前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何为计量经济学建立一致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不仅仅是计量经济学理论界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理论界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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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的表现范文5

关键词 现场 经济 技术 签证 控制 措施

现场经济技术签证是对原工程承包合同的补充。现场经济签证是施工活动中,用以证实在施工中遇到的某些特殊情况的一种书面手续,是超过施工图纸以外发生的工程量的费用。在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中,除中标价、设计变更等环节外,影响工程成本的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现场经济技术签证。

一、现场经济技术签证分为三类

根据现场经济技术签证的具体程度,现场经济技术签证可分为三类:

1.如果现场经济技术签证不仅对于发生的变更事实予以肯定,而且对于发生变更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也予以确定,则按签证中约定的工程价款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2.仅对变更的事实予以定性的肯定,但未对变更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予以定量的确认的工程签证,则参照签订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的计价方法或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

3.既没有对变更的事实予以定性的肯定,也没有对变更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予以定量的确认,但承包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能确认实际发生工程量的,则参照签订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的计价方法或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

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现场经济技术签证工作中存在某些问题

1.建设单位驻工地代表业务单一,大多数对合同、协议、图纸、会审纪要、工程预算定额及有关规定不熟悉,导致盲目乱签证,且对签证资料不及时进行办理,或签字意见不明确,造成结算时争议较大。

2.有些建设单位驻现场工地代表,对现场经济技术签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态度不认真,对签证中的项目、工程量及材料价格不仔细审核,随手乱签字,致使有些经济签证内容前后矛盾、工程量重复,造成工程结算时甲乙双方争执不休,迟迟不能定案。

3.有些施工单位所作经济签证资料,文字不规范,意义不明确,内容不具体,语句模棱两可。另外,经济签证内容与预算定额口径不一致,造成结算时无法套用相应定额。

4.有些施工单位对经济签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重视工程质量、人员安全,急于追赶合同工期、盲目采用新工艺、新材料,疏于对工程造价的管理,导致工程资金难以回收,加大了工程贷款利息,无形中提高了工程的成本,使施工单位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三、现场经济技术签证应控制的范围

除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工程内容以外,经建设单位认可的设计变更通知书、工程更改证书或纪要、材料代用证书、施工组织设计的技术措施方案,定额中明确规定的与有关调价文件,以及凡应具备有技术文件通知单、证明书,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双方协调确认的会议纪要等项目不再另行签证外,其他经济技术签证应严格控制,实事求是地认真核实,并给予确认。

四、为了加快工程结算工作,需做好现场经济签证的编制、核实、审查工作。现场经济技术签证应注意如下事项

1.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必须明确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现场代表的责任和权力,使施工单位在办理与之有关的各项手续时明确到人,以免建设单位在结算中否认其代表签字的有效性。

2.凡合同约定和预算定额中有规定的项目不得进行签证,但对于定额没有的项目,或建设单位指定材料价格与定额内材料价格出入较大时,应及时在经济签证中明确其价格,以免结算中双方发生争执。

3.经济签证必须具备建设单位驻工地代表、监理公司现场代表以及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共同签字盖章,方能有效。

4.经济签证的内容应明确,项目要清楚,且具体部位及工作内容应尽量详细。若需附图说明的,应尽量附图。同时,签证数量及价格要明确。

5.由于签证事项随时发生,故应随时协商解决、随时签证,不得拖延。如遇特殊情况不能签证的,应随后及时补签。

6.经济签证应公正合理,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高估冒算。

7.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对经济签证的确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建设单位现场代表将现场实际情况发生的数量及价格的确认推卸到结算部门审核,那么会给施工单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五、现场签证管理应采取的措施

1.健全建设单位驻工地代表对应负责制,并在《建设施工合同》中明确其责任和权力。

2.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提倡廉洁奉公,反对采取不正当手段牟取私利。

3.对建设单位现场代表进行必要的素质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预算知识,并加强对预算定额及相关知识和法规的学习,使之既熟悉现场情况,又熟悉经济法律、法规,以达到“是非清,责任明,签证有据,结算公正”,继而实事求是地办理签证。

4.施工单位应加强自身修养,练好内功,不仅需加强经济管理的工作,同时应加强对经济签证重要性的认识,认真理解建筑工程合同内所明确的内容,熟悉预算定额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施工企业的自身利益,在办理经济签证时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5.加强对现场经济技术签证的审核。项目经理或技术负责人对现场签证应逐一进行审核,对于不合理的签证,应及时给予纠正,做到既堵塞漏洞,又公正合理。

经济建设的表现范文6

近年来,随着我县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公经济人士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上有觉悟,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影响的代表人士。如何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发展经济、奉献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我们统战工作,特别是工商联工作必经认真研究的新课题。最近,我县就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县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成为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批有实力、能力强、素质好,有影响、有潜力、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涌现出来。县工商联充分认识统一战线在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中所肩负的光荣使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办法和新途径,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现状

近几年通过全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努力,工商联的具体工作,现已建立乡镇商会6个,行业商会5个,基层非公经济党支部4个,初步建立了600多人组成的县乡(镇)两级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其中列入县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的有47人。在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呈现五大特点:1、中共党员比例相对较高,典型示范作用日益明显。在47名代表人士中,中共党员20人,比例为43%,表明中共党员这一群体中政治影响力较强。2、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在47名代表人士中,最大年龄57岁,最小年龄35岁,其中40岁以下的16人,占34%;41一50岁的26人,占55%;50岁以上的11人,占11%;年龄结构形成梯次,表明这部分代表人士年富力强,既有丰富经验,又富有开创精神,对企业发展极为有利。3、文化结构基本合理,但女性所占比例偏低,占14.8%。47名代表人士中,大学文化程度8人,占17%;大专以上文化8人,占17%;中专(高中)文化程度12人,占25.5%。4、代表人士的企业有一定代表性。目前,我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已有32人担任县以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常执委。其中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人,县政协副主席1人,县工商联常执委42人。企业资产有所增幅,目前,在42名代表人士的企业中,50万元以下的29户,50一200万元的6户,200万元以上5户,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2户。纳税额不断上升,42名代表人士的企业,20xx年度纳税在10——50万元以下的9家,纳税在50万元以上的3家,最高一户纳税在200万元以上。在20xx年县委、县政府表彰的“优秀纳税户中”被安排为州、县政协委员的个体私营企业就有10家。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代表人士能依法经营、按章纳税。5、非公人士积极参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4月23日,县内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代表等230余人参加了由**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商会)、县非公有制经济办公室四部门联合举办的“立足特色,抢抓机遇,推动**非公有制经济跨越发展”论坛。并积极填写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科学发展意见和建议表,为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从以上我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的结构情况看,这支队伍在政治上有了一定先进性,在经济上有了一定代表性,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力。

二、基本做法和经验

1、把强化个体私营经济的主体意识作为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是20xx年以来**县个体私营经济得长促发展,以下是20xx年与20xx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对比数据:20xx年,全县有个体工商户2406户,从业人员3222人,注册资金1087.5万元;私营企业18户,投资者人数56人,雇用工人数208人,注册资金1384万元。20xx年,全县有个体工商户3237户,从业人员4574人,注册资金4718.10万元;私营企业55户,投资者人数133人,雇用工人数865人,注册资金7691.11万元。与20xx相比,20xx年分别增长了34.54%、41.96%、333.85%、205.56%、137.5%、315.87%、607.23%。二是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全县私营科技企业和从业人员不断增多,管理结构提高,企业产品档次、科技含量逐步提高。我县的龙马公司、龙鑫公司、瑞利电子厂、毛南纺织厂等都属私营科技企业。在市场激烈竞争中,我县私营企业渐渐从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企业转化,走科技兴企之路。之前,各企业在生产中注重产量,忽视质量,缺乏知名品牌。现在,各企业在狠抓产量的同时,注重产品质量,努力打造自身品牌和形象,各行业产品质量在整体上有很大提高,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名牌 产品,如"龙马信扶水泥"、"贵州春茶第一壶"、"平里河四月桃"、"玉水松花皮蛋"等。三是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对财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20xx年全县非公经济纳税总额为831万元,20xx年非公经济纳税总额为2757.34万元,比20xx年增加1926.34万元。二是积极回报社会。陈立地、陆龙军等非公经济人士及龙马水泥厂、瑞康蚕茧公司等企业纷纷为我县文化教育、修桥修路扣资解囊。三是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20xx年我县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到5439人,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四是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使部分社会无业人员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促进了我县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县个体私营经济之所以取得较快发展,从调查情况看,主要取决于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地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主体来抓的结果,实行县四家班子挂钩各企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与企业老板交朋友,交心谈心,为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组织非公经济人士学习有关政策,是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

20xx年以来,利用各种会议组织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及基层党组织学习党的各个阶段的重要文件精神。一是对国务院(20xx)3号文件和黔府发(20xx)14号《省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意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贯彻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增强其放心、放手、放胆地发展,增强企业做强做大的信心;二是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认真领会《讲话》明确提出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为新阶层的新概念、“三大历史任务”等;学习十七大报告等,学好、用好政策,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通过贯彻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我县非公有制经济的内在活力进一步增强,呈现出总量上有所扩张、质量上有所提高、贡献上有所增加的良好态势。一是思想认识得到不断深化。全县上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从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主体的转变;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副业到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业,必须发展壮大的转变;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由被动向积极主动发展、无尚光荣转变,即“三个转变”。全社会基本形成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3、把抓组织网络建设,形成阵地和渠道,作为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县把会员发展同乡镇商会建设结合起来,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并抓住**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大好时机,把非公有制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乡镇,适时组建了商会,建立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在此基础上,重点地把那些在当地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热心乡镇商会工作的私营企业主发展为工商联会员。实践证明,乡镇商会、同业公会建设为开展非公经济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阵地,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渠道。

4、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各项服务作为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县工商联在贯彻“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自身优势,以服务为载体,卓有成效地开展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工商联参政议政的政治优势,为非公经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对工商联的归属感。**县工商联把调查中了解到的非公经济人士的愿望、要求和意见进行疏理形成文字材料呈报县委、县政府,建议县委县政府把非公经济经济领导小组成立在工商联,引起县委主要领导的重视。二是发挥民间商会优势,建立和完善服务体系,以“服务立会”为宗旨,把开展商会服务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商会除设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投诉中心、企业会计记帐公司外,把融资服务和维权服务作为商会服务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目前,已成立了个私经济担保公司,为非公经济人士贷款提供担保。三是发挥联系广泛优势,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党委、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及群众团体联系和合作。采取中秋座谈会、联谊会等形式,让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面对面交流,争取彼此间的沟通与配合,拓宽了工商联当好政府助手的渠道,协调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解决广大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四是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增进友谊,相互了解,采取轮流接旗举办的形式,每年分别在有商会的乡镇举行一次商会杯联谊运动会,为各乡镇及非公经济人士之间的交流、沟通、了解、合作搭建了平台,增进了团结和友谊,增强了凝聚力,展示了非公经济人士的形象,为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和三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存在问题及思考

我县在做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做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渠道单一,网络弱化,部门未形成工作合力,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因素仍然很多,需要解决的矛盾还十分突出。为此,我们在探索和实践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要谁掌握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在想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针对工商联的职能特点和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思考一:面对变化的新形势,工商联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更新观念、提高认识,不断探索和研究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概念和内涵,才能找准做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着眼点和自身位置。

党的十五大以来,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客观上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和充分认识,个体私营经济不再是过去的“有益补充”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支重要的先导力量,尤其对欠发达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鼓励、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当前,我们在大力制订政策,倡导发展非公经济的同时,如何能真正把非公经济思想政治工作摆上重要的战略位置,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推动整个非公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来抓,避免出现把经济工作作为“硬任务”,而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软任务”,嘴上说得多,实际做得少。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大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党政干部的思想认识,建立一支懂经济、会法律,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愿意为广大非公经济人士服务的干部队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随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研究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概念和内涵。我们考察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是否具有代表性,通常主要从经济实力、政治素质和社会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建议应允许存在区域差别,可以根据当地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非公经济人士队伍情况,具体制订量化标准。总的来说要重点培养那些在当地拥有一定经济实力,有良好的企业信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政治上能与我党团结合作,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光彩事业的私营企业主、“三胞”投资者、民营科技企业家,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人士。工商联作为具有统战性、民间性、经济性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在工作中如何能定好性、找好位,把握好“三性”的统一,找准工作着眼点。从调查情况看,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工商联组织不同程度存在片面追求商会职能、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联要把握好定性定位的问题,立足于党和政府联系非公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经济助手,寻求党委、政府的支持,把做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最主要的任务。

思考二:因地制宜,主动出击寻求配合,才能找到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就给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几年来,各级统战部、工商联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在新形势下,如何能够按照江总书记的要求,把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活、做到位。我们认为,要因地制宜,寻找有效载体和新途径、新方法。目前,我们要在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媒体,通过开办专题、建立商会网站和举办培训班、召开座谈会等经常性教育的基本方式以外,在新途径、新方法方面要重点在六个结合方面做工作,即,一要把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党、团、工、妇等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根据企业情况,创造条件,使党、团、工、妇组织做到成熟一个组建一个。二要把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同引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与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结合起来。在组织代表人士结对助学和社会公益捐助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引导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参与我县农业产业化开发。三要把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同非公有制企业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目前私营企业的文化建设几乎还是空白,还没有引起广大干部和私营企业主的足够重视。建议非公企业采取灵活多样,简单易行、小型分散的形式,开展一些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使企业健康向上发展,寓思想政治工作与各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中,使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境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得到升华。四要把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非公经济人士关心的问题入手,将教育内容渗透到办实事之中。近几年,个体私营经济虽然得到较快发展,但调查中发现,制约个私经济发展和困绕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因素仍然很多,如融资难、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不能落实、“三乱”问题未得到根本治理、多头管理等。广大非公经济人士迫切期望政府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们要根据广大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愿望和要求做一些具体工作。党委、政府要加大各部门工作压力,强化督查,加强银企合作,实行税费“一本清”,避免税费征收回头望,提供良好社会治安环境,具体量化优惠政策等。通过办实事,使广大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五要把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结合起来。20xx年,县委、县政府对12家企业和30户个体户进行表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非公经济人士的热情,对于引导广大非公经济人士走爱国、敬业、守法的道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目前这些活动还未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覆盖面较窄,缺乏连续性。为使这些活动深入有效,可以分行业、分层次、全方位地进行,动员全社会参与。六要把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同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结合起来。把政治安排作为牵动整个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来抓,真正起到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切实搞好政治安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在政治安排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集中表现在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教育不够、引导不力、政策不完善、工作不深入、举荐程序不规范和安排人数的比例相对较少等。建议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要进行动态调整、滚动安排。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以典型带动全面,使这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建设中的主人翁作用,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思考三: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好体制问题,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在新的形势下,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理顺体制,提供组织保证和规范各项制度上做文章。我们看到,一方面团结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主要由工商联来做;另一方面,工商联又缺乏必要的工作手段和工作条件,要改变这种状态,又不完全取决于工商联自身,而实际上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等体制管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党委、政府重视,自上而下,理顺体制,赋于工商联实实在在的工作载体,让工商联有职有位。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面广量大,涉及部门多,需协调处理的问题多,应加强党的领导,建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参加,有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个体私营经济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分工负责,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又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靠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来约束和提供保障。如建立非公有制经济联席会议制度,定点服务制度,定期交流联谊制度,定期调查研究制度和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的培养、考察、举荐制度等,实行目标考核责任制,使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关于我县卫生队伍人才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县政协 陈永华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卫生行业是专业技术高要求行业,卫生人才资源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积极推进我县医疗卫生人才发展战略,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卫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来切实保障全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就我县卫生队伍人才建设、引进、培养、使用几个环节,本人会同所联系的卫生部门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思考,现将调研情况简述如下:

(一)全县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现状

截止20xx年底,全县有19个乡镇卫生院、县人民医院1个、县妇幼保健院1个、县疾控中心1个,县卫生监督所1个,县合医办1个,县卫校1个。编制床位共314张,卫生系统实有干部职工478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23人,其他非卫生技术人员55人。这423名专业技术人员中,从职称分类上看,具有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108人,初级职称310人,分别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2%、25.5%、73.3%;从学历层次看,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56人,专科学历233人,中专及以下学历134人,分别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3.2%、55.1%、31.7%。

另外,在423名专业技术人员中,医生274人,护士98人,其它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1人,实际在岗414人,不在岗9人。

县属医疗机构主要是县人民医院,该院是国家卫生部评审通过的一所二级乙等综合性医院,是**县“120”急救中心、孕产妇急救中心,是全县唯一的县级综合医疗机构。医院现开设有以下科室:

1、职能科室:院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门诊部、财务科、病案室、信息科、防保科、合医科、总务科;

2、临床科室:门诊室、内一科、内二科、外一科、外二科、妇产科、中医科、五官口腔科、传染科;

3、医技科室:放射科、检验科、b超室、药械科、功能检查室、输血科、病理科、手术室、消毒供应室等。

20xx年8月县编委核定县人民医院编制病床100张,现实际开放床位221张,核定人员编制145人,20xx年年底实际在编在册职工人数为139人,缺编6人。在编在岗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117人,占总人数的84%;行政、财务、工勤人员22人,占总人数的16%;大学本科学历37人(21人为全日制本科,16人为函授本科),大专学历41人,中专学历50人,高中及以下学历11人。

现有的117名专业技术人员中,医生53人,护士47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17人;具有高级职称副主任医师5人,中级职称[主治(主管)医师、主管护师、主管药师、主管检验师]43人;初级职称(医师、医士、护师、护士、检验师、检验士、药剂师、药剂士)69人。

(二)我县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尊重专业知识,重视专技人才在全县已形成共识,全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建设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上来看,我县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人才配置不合理。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纵观全县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现状,总的表现为:卫生系统严重缺编,专业技术人员总量不足,有准入限制的执业医师、执业护士所占比例不足。从知识结构上看,高级职称人才偏少,高学历人才比例不高,缺乏学科带头人,某些特色专科专业人才短缺,特别是既懂专业、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尤为紧缺;从人才分布上看:高学历、高职称人才主要集中在县直医疗机构,19个乡镇卫生院无高级职称人才,中级职称人才只有18人,占乡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总数235人的7.6%,初级职称人员则占92.4%,甚至少数乡卫生院还存在无执业医师的状况,造成人才资源储备不均,分布失衡。

二是卫生技术人员业务水平总体不高。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客观上造成医疗单位卫技人员技术水平整体不高。从全县专业技术人才看,副高、中级、初级人才比例为1.2:25.5:73.3,与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关于医疗机构高级、中级、初级比例12:40:48的定位相比,中高级人才比例偏低,尤其是高级人才偏低最为明显,远远不及周边县市医院的结构比例;从学历上看,大学本科56人(含第二学历)、专科233人(含第二学历)、中专及以下学历134人,比例为13.2:55.1:31.7,高学历优秀人才缺乏,导致人才总体素质不高;另一方面,由于人员不足,医疗卫生单位为维持正常工作秩序,派不出人员参加半年以上的进修培训,使卫生技术人员外出进修学习机会少,导致专业技术水平很难提高;第三方面,由于政府投入有限,医疗卫生单位自身困难,人才培养经费无法保证,难以开展有计划、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致使部分人才出现知识老化、能力退化,思想僵化,应用新知识、新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难以提升我县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医疗救治保障能力。

三是进人机制不畅。现行进人机制主要有“公招”和“人才引进”两种方式。“公招”主要采取招录公务员模式,注重综合素质考试而忽视专业技能考核,用人单位缺乏选人参与权和用人自主权,造成用人单位被动招人。在“人才引进”上,由于我县招考人才门槛较高,要求被招考对象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而护理人员大多只具有中专或大专学历,在目前护理人才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在我县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等条件下,就无法招录进来,因此,形成用人单位对公招进来的人员满意度不高,符合引进资格条件的人才不愿意来,用人单位看中的人才引不进来,导致进人机制不畅,人才引进困难。

四是用人机制不活。受传统用人体制影响,县属医疗卫生人才在使用上缺乏有序流动,即使有所流动,也仅限于个别技术岗位之间,没有长远的有计划的统筹安排,缺乏应有的活力。个别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不高。

五是编制过少,人员缺乏,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目前,由于实行编制管理,编委原核定的人员编制已完全不能满足现在的实际工作需要。以县人民医院为例,原核定编制床位100张,145人,现在实际开放床位221张,而人员编制并未相应增加。根据《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卫医发[1994]30号)精神,按原编制每床配备1.45名人员比例计算,总人数应为320人左右;按照每床至少配备0.88名卫生技术人员、每床至少配备0.44名护士计算,县医院应配备194名卫生技术人员、97名护士,行政、工勤等人员29人;按现实际开放床位,应增加170人左右。

(三)探索我县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新思路与新对策

当前,我县卫生事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卫生重点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人才因素成为影响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人才市场的放开,对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引进竞争日趋激烈,为深入推进我县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促进人才队伍迅速壮大,我们要在着力“培养、引进、使用”人才上下功夫,确保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健康有序进行,确保卫生人才可持续发展。下面,就加强我县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广辟渠道,培养选拔人才。充分尊重人才个性,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努力创造宽松、和谐的人才成长环境。一是认真落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继续医学教育,积极组织专业人才参加业务进修,促进知识更新,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二是鼓励医疗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积极参与执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资格考试,力争用三至四年时间,让所有专技人员取得执业许可,高、中、初级职称比例接近或达到12:40:48。三是抓好卫生管理人才的培养。县属医疗卫生单位定期开展竞争上岗,交流轮岗;选派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上级机关学习锻炼;四是定期选派部分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科研能力强、具备较高学术素质的优秀中青年卫生技术骨干作为培养对象,通过送到对口帮扶医院或高等医学院校进修学习,给予参加专业技术进修、学习、培训、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支持,促进其快速成长。

(二)合理利用,盘活现有人才。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应着眼于现有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一是建立完善的卫生人才评价机制。加强卫生人才的考核和奖惩,规范卫生管理人才的推荐测评,规范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聘、执业资格注册,以及工勤技能人才的职业资格评聘等制度。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评价机制。二是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作用。积极为高层次人才开展医学科研、技术攻关创造条件,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积极听取高层次卫生人才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卫生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放宽医疗卫生单位人才流动限制,加强县乡医疗卫生单位人才交流,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增强活力。

(三)增核编制,壮大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一是适当增核卫生单位人员编制。建议根据国家卫生部医疗机构人员、床位设置的相关规定,按辖区服务人口的相关比例等配备医疗机构人员编制,使我县卫生人才资源达到相关标准和要求,有效提升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

(四)拓宽视野,积极引进人才。一是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上,协调有关部门尽量简化手续,充分尊重用人单位的自主权,落实“用人单位选人,人事部门审查”的进人机制,建立起引进中、高级人才的“绿色通道”。二是公招专业技术人员坚持以“人事部门主导,用人单位参与”的公招新模式,特别是要加大医院自主择人的权限。协调有关部门逐步完善公开招聘医疗卫生人才办法,使其考试、考核方式和内容符合医疗卫生人才专业性、实践性强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