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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范文1
关键词：水土保持 “长治”工程 实施 可持续发展
德安县地处长江中游鄱阳湖西北岸，赣北中部，总面积864.5km2，总人口15.6万人，是一个以丘陵低山为主的县份，据1998年3月遥感调查资料，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43km2，占山地总面积的21.7％，成为德安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2000年5月德安县列入第六期长江上中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县，规划治理期为6年，对燕沟等5条小流域进行开发治理，对爱民水等3条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治理区总面积197.1 km2，共治理8条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73.126km2.第一年开工治理的小流域有燕沟、高塘、磨溪3条。一年多来，全县共完成“长治”工程开发治理面积11.23 km2，占6年规划治理任务的15.28%，其中:营造经果林269hm2， 营造水保林314.5hm2，封禁治理539.9hm2，投劳25.3万个，完成土方60.91万m3，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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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认识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长治”工程的保障问题
2000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也是德安县实施“长治”工程的开局之年。对德安人来说，“长治”工程是一项要求高、难度大的全新工作，为了“开好头，起好步”，按照“高质量、高效益、高标准”的要求，德安首先从四个方面着力解决工程实施的保障问题。
1.1 统一上下认识，落实思想保障
一是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吃透项目内涵，了解项目实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二是利用广播、电视、标语、宣传单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让全县干群了解“长治”工程、熟悉“长治”工程，强化人民的水保观念和意识；三是层层召开动员会，大力宣扬“长治”工程利国福民的重大意义，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认识统一了，“长治”工程的实施就有了坚强的思想保障。
1.2 健全各种机构，落实组织保障
一是成立了县、乡两级领导小组。县级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长，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分管领导为副组长，16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与县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办公室主任由县水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两名副局长兼任。乡级领导小组由乡（场）长任组长，党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与县对口的相关单位人员为成员。
二是扩建了办事机构。水保办由过去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股及一个执法中队，人员由3人增至10人，并通过考试考核竞争上岗。
各级领导多次深入现场检查指导，并及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为“长治”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领导与组织保障。
1.3 制定优惠政策，落实环境保障
德安县委、县政府研究制订了承包治理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和转让、减免税收、机关职工可带职离岗承包治理等6条最有吸引力的过硬政策，引入社会机制，激励全民参与；各乡场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全县已初步形成共同参与水土保持治理的良好氛围。
1.4 拓宽投入渠道，落实资金保障
一是以优惠的政策吸引社会投资；二是克服一切困难，确保匹配资金；三是资金投向适度倾斜，调动群众的开发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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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责任为主攻点，着力落实“长治”工程的各项措施
为了确保“长治”工程“开好头，起好步”，德安县主攻了三个强化，狠抓了五个落实。
2.1 主攻三个强化
2.1.1强化责任分工
一是领导小组明确分工，组长抓总，副组长分别负责三条小流域实施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二是县“长治”办正副主任各负责一条小流域的具体实施，工程技术人员住在小流域协助乡村抓落实；三是乡村干部分到小班，落实到山头。层层下达责任书，签订责任状，明确任务、技术、标准、时限、奖惩。
2.1.2强化技术培训
为了提高项目区干群的科学防治水平，县水保办扎实开展了技术培训工作。一是选派三名技术骨干参加了长委水保局的规划培训班，并对水电局机关干部、乡场水利水保员进行了系统培训；二是编写了《水土保持“长治”工程技术问答》，并编入县农委的《农业实用技术知识问答》，下发全县各有关乡村及开发大户；三是县“长治”办强化学习了“水土保持技术”并进行了严格的考核和考试；四是县“长治”办技术管理人员和乡、村、组干部作为二传手、三传手深入小流域对施工人员和广大群众进行现场培训和指导。因而，工程施工质量明显提高。
2.1.3强化资金管理
一是设立了专帐专户，配备了专职财会人员；二是建立了严格的审批手续；三是资金使用实行报帐制，分小流域按科目建帐；四是严格执行了验收、结算、报帐程序。
2.2 狠抓了五个落实
2.2.1落实规划设计
德安县修编了县级水土保持规划，编制了8条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规划和精品果园示范基地的规划设计。各类规划设计的完成，为工程实施奠定了基础。
2.2.2落实规章制度
一是明确了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三同时”制度；二是县政府颁布了封禁通告，各乡村制订了封禁公约，在各封禁区设立了封禁牌；三是落实了水保执法监督制度；四是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五是健全了项目管理制度。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2.2.3落实治理措施
一是明确了预防为主、治管结合的指导思想；二是制定了以大流域为骨干、以小流域为单元、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以减少泥沙危害为根本、以实现秀美山川为目标的治理方针；三是落实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保土耕作措施、预防监督措施。各种治理措施的落实是项目落实的主要体现。
2.2.4落实资料建档
县“长治”办专门配备了一名资料管理员，负责文件、资料的收集、分类、建档和管理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2.2.5落实执法监督
德安县成立了执法监督机构，充实了工作人员，加强了执法监督规范化建设，配备了专用工具。 3
以强化示范为拉动点，着力突破“长治”工程的治理模式
德安县紧紧围绕“开好头，起好步”这个课题，认真做好“示范基地”这篇文章，带动全流域的开发治理，促进全流域的持续发展。在已开工的3条小流域分别采用了3种不同的开发治理模式，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实现了开发治理模式的突破。
3.1 燕沟小流域模式
燕沟小流域以“大户承包”为特色，两名专业大户分别在县园艺场和宝塔乡承包治理，通过工程措施分别建立42.7 hm2和8 hm2果园及养殖场地。
3.2 高塘小流域模式
高塘小流域以乡村组织农户施工，分户承包治理为特色，通过机修梯田结合人工整地，在高塘乡茶树洼、黄桶乡新屋邓和桂家垄分别建立精品果园18.67 hm2、8.6 hm2和3.5 hm2.
3.3 磨溪小流域模式
磨溪小流域以大集体承包为特色，集体组织施工，通过机修梯田结合人工整地，新建精品果园31.73 hm2，并发挥集体经济力量的优势，兴建了一座冷冻库，创办了果脯加工厂，建立了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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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科研为支撑点，着力提高“长治”工程的技术含量
“长治”工程实施以来，德安县以科技为支撑，与科研单位密切配合，不断提高科技在水保开发中的贡献率，增强水保的发展后劲。
4.1 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江西省水保科研所在燕沟小流域建立了生态科技园，既设立了径流场、气象哨，研究水土流失机理和规律，及时观测水土保持效益，又建立科技示范基地，作为科学治理的样板，营造经果林、种植百喜草，引种驯化经果林树种，做到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4.2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范文2
【关键词】 整体性治理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 整合策略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1、定义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目前在西方最为推行和前沿的治理理论，希克斯在其著作《迈向整体性治理》（2002）中将整体性治理理论定义为政府机构之间在充分沟通与合作的条件下，达到有效的协调与整合，使得彼此的政策目标能够连续一致，政策的执行手段能够相互配合，创造相互强化的效果，达到没有间隙的合作治理。波利特在其发表的《联合性政府》一文中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范式。简言之，整体性治理理论是以政府内部各层级机构、部门的整体性运行为出发点，强调预防、公民需求和结果导向，充分重视信息技术在治理当中的重大作用，通过在政策、规章、服务和监督四个方面的层级整合、功能整合、公私部门整合，达到整体性的治理效果，为公民提供一站式无缝隙的单一窗口服务的新兴治理理论。
2、问题指向
碎片化与棘手性是整体性治理理论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希克斯认为，以往根据功能将政府划分成了各个部门，部门之间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以至于难以有效地解决越来越复杂的民生问题，整体性治理则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整体性治理所指的碎片化是“专家之间因为缺乏协调所导致的结果”；“碎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有无数种问题的来源，必须在完善设计的整体性治理当中才能准确的知道它的由来”。韩保中则认为“碎片化是指不同功能及专业的机关间，缺乏沟通、合作与团结，导致各自为政的局面，无法有效处理共同的跨界议题，造成政府机关个别或整体政策目标执行时的失败”。棘手性是整体性治理的一个挑战方向。希克斯指出“人民有许多联合性的难题（Joined-up problems）……，这些难题并不是按照专业、功能或机构的边界发生的”，“解决跨部门边界（Boundries）的复杂难题，需要新的途径”，“棘手性是指许多民生问题跨越了数个部门的边界，导致很难以单独的某个部门独自解决的情形”。按照他的理解，棘手性的问题是跨越部门边界的、是具有联合性质的不能以单一部门的力量解决的，因而整体性治理需要以此来作为努力的方向，找到解决这些棘手性问题的对策。
3、核心概念
（1）目标与手段相互增强。希克斯认为单纯的跨界合作并不能构成整体性治理，要分辨一个政府的管理形态是否为整体性政府需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程度来判断。他以组织机构的政策目标和手段是否相互增益将政府的治理形态分为渐进式政府、领主式政府、整体性政府、碎片化政府和协同型政府五种，而整体性政府要求的则是达到目标与手段相互增强的效果。
（2）信任与责任。希克斯认为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信任是整体性治理所需要的关键性整合，没有信任的相互合作和协调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即使成为现实也是不会长久的。因此，建立信任的相互关系对于构建整体性治理战略非常关键。同时，希克斯认为责任感是整体性治理当中最重要的，这里的责任感包括了诚实、效率以及有效性（或项目责任）三个方面的内容。诚实主要是指在涉及公款使用的时候应当遵守规矩；效率主要涉及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政策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有效性（或项目责任）指的是行政人员应对其行政行为负责。
（3）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重要治理工具，也是整体性治理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其快速发展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邓利维认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的、协同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的数字化。因此，整体性治理理论把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作为治理的手段，整合不同的网络支撑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简化基础性的网络程度和步骤，从整体性目的出发，力求建立一个统一、标准的信息平台，简化政府治理的程序，实现轻松快捷、资源共享的在线治理模式。
（4）协调整合。希克斯将整体性治理中的整合分为两个维度进行了阐释，一个是政府的组织构架与形态，一个是政府运作。在政府的组织构架与形态上的整合包含治理层级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门的整合三个方面，治理层级的整合是指国际与国家层级的整合、中央与地方层级的整合等阶梯式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是指将具有不同功能的各部门进行整合；公私部门整合是指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营利性组织进行整合。在政府运作层面则包含了政策、规章、服务和监督四个方面的整合，政策整合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内容、政策评估以及政策过程的整合；规章整合是指有关个人的规章制度与公共部门的规章制度、私人部门的规章制度中的内容的整合；服务整合是指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整合；监督整合则是对政策整合、规章整合、服务整合三方面的科学评估。
二、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1、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1）存在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不足的现象。政府部门之间合作不足主要是由于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条块分割所导致的。部门间条块分割导致的合作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职能上的重叠，导致资源浪费；二是行政行为上的互相推诿，导致治理效率低下。行政职能上的重叠主要表现在各部门分别对自己所辖范围内的行政事务负责，这样就容易出现因为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不足导致政出多门的情况；同时，不同的部门彼此之间可能目标冲突、数据不一致、标准不一，多重管理和执法最终导致人力、财力资源的双重浪费。行政行为上的相互推诿在那些职能重叠、边界模糊的行政问题上屡见不鲜，“遇到好管的事，都争着管；遇到有财政资金分配支持的事，都抢着要”，遇到难管的事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终导致行政效率低、信任度缺失。
（2）存在公众及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的现象。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公民、企业、环境NGO等，但是由于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公民、企业、环境NGO等民间治理主体在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作用不明显。我国获得环境标志认证的企业数量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企业基数来说偏少，参与渠道受限、专业人员不足、活动经费有限等才是我国环保NGO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作用受限的主要因素，公民的“搭便车”思想也限制了其作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3）存在信息闭塞的现象。我国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信息不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的信息闭塞；二是电子政府服务系统建立不够完善导致的信息闭塞。“环境中污染物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检测设备的技术要求愈来愈高，而多数环保部门现有的监理仪器装备严重匮乏、陈旧落后、档次低、品种少。基层环保部门情况更糟，以至于不能及时出数据；有些需要监测的项目，无能力监测，只好放弃”。网络技术的运用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上面也显得非常欠缺，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我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达14257个，其中国家级机构45个，省级400个，地市级2252个，县级环保机构8866个，乡镇环保机构2694个，但是这些机构多数都没有自己独立的网站，有独立网站的也很少更新。
2、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政府的自利性特征。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将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纳入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具有自利性的取向，他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当公共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更多选择的是自身利益。我国目前官员考核选拔的重要衡量标准是GDP，即使还有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考核指标，但GDP在其中还是占据着主要位置，这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促进本辖区的经济增长，不惜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降低环境准入的标准，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引进来，对他们的污染破坏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干扰环境部门执法。
（2）制度建设滞后。在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落后可以简单概括为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和模糊性以及组织管理模式的不合理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在环境治理上的研究起步较晚，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法律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相较于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所面临问题的难度和宽度还是有所不足，导致一些环保问题无法可依、模棱两可。其次，我国现行环保法律法规对于跨地域性的生态问题规定多个治理主体，但是没有细化主体之间的职责和义务，导致在执法的过程中无所适从，自由裁量。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政府直控式的管理模式使环保部门工作的开展受限，成为制约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的重要因素。
（3）社会环保意识不高。从整体性治理视角而言，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企业、公众、非营利组织更是践行环保政策、环保行为的直接主体。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全民无法做到共同参与、共同治理，无论是民众、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环保意识不足，参与度不够。公众虽然重视环保，但是落到实处的行动还是非常有限；企业追求利益，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环保NGO很多挂靠在行政机构之下，行政色彩浓厚，在资金、人员等方面缺乏独立性，大多数心有余而力不足。
（4）技术支撑不足。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才能高效运行的系统，掌握信息、处理信息对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有着很大的作用。首先，环境信息的获取需要更为先进的监测装备和更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国目前在监测装备上的先进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由于购买装备的费用过高，很多政府部门都不愿自己掏腰包去完善监测系统。其次，有很多的政府网站缺乏有关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通报，即使是专门的环保部门网站数据也没有及时更新，网络技术的运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策略
1、构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组织与形态的整合策略
（1）加强治理功能的整合。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治理功能的整合主要是指“机关内功能之整合，如行政院之各部委，或功能性机关间的整合，如健保与社福功能之整合”。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功能的整合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首先，强化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大力宣传“生态城市”的理念，严格执行绿色GDP制度，将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转变为每一个部门、每一位公务人员的切身责任。其次，构建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目前在我国实行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大部门治理方式（即大部制）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因此构建我国“区域环境综合管理体系”，将区域内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协调整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突破口。最后，建立协调议事机构，由于涉及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部门有很多且同属于一个级别，因此设立一个较高级别的协调议事机构对于推动全国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加强治理层级的整合。行政层级的整合意味着减少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层级，创建扁平化的行政组织结构模式，扁平化的组织机构有利于增强信息共享、加强各部门各层级的横向联系、缩短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距离，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加强治理层级的整合可以通过“省部合作”、“市区共治”、“市县共治”、“友好城市”来实现。“部省合作”是近年来不断见诸报道的跨越层级鸿沟、实现互不隶属的政府部门之间直接衔接向等级间协商转变的很好体现。因此，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实现治理层级的整合。发展“市县共治”、“市区共治”有利于减小市级行政部门的压力，调动县一级和社区等相关部门治理环境问题的积极性，市级政府运用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先进奖励、大力宣传等工具，运用经济杠杆与分级统筹、合作参与的形式，推动县级和社区积极参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友好城市”是促进国际间城市交流的重要方式，目前其主要涉及文化、经贸、教育等方面，若将其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将是拓宽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渠道的重要途径，也是打破国际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层级的重要方式。
（3）加强与私营部门及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由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公共部门作为治理主体存在的各种缺陷，公私合作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就显得尤为重要。公私合作不仅要求在公私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和顺畅的参与机制，还要求在私人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时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法律和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公私合作可以从实行合同能源管理、采用美国E.S萨瓦斯提出的BOT与TOT模式、大力推广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与私营产业合作的整合策略出发，大力培育环保NGO，拓宽其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渠道，走出一条“政产学研联盟”一体化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道路。
2、构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运作层面的整合策略
（1）加强政策的整合。政策的整合是希克斯关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关键活动之一，为了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上的整合目标，我们要保持有关环保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以高效的管理和执行，提供给国民更好服务质量的治理，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在我国的具体实践当中，我们要在环境管理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技术政策和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四个方面下工夫，以生态城市建设为中心，把握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好与快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等。
（2）加强规章的整合。规章可以分为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国务院组成部门以部长令形式的是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以政令形式的是地方政府规章。要将以上类似的规章制度形成一股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合力，就必须要对其进行整合，构建一个整体性的规章制度框架。首先，在国家层面上理清各部委的相关职责，以免出现规章重复、多头执法的现象。其次，在地方层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本地方相应的规章制度，与中央层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规避地方政府自利性的特质。再次，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区域环境保护督查机构，增强其协调处理跨行政区域污染防治的职能。
（3）加强服务的整合。整体性治理理论中服务的整合，指的是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内容、供给方式以及其产生影响的整合，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提供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相结合的积极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中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活跃、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模式，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4）加强监督的整合。首先，构建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在政府方面，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科技进步、资源消耗和利用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考核指标，建立起一个“政绩指标”和“绿色指标”相统一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市场方面，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加大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以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和是否破坏城市生态环境作为考核标准，决定是否强行关闭该企业；在公民个人方面，可以建立环保奖惩机制，促使公民在日常行为中自觉遵守环保政策。其次，完善环境监督体制。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力度，通过立法构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的环境治理监督体制。
3、构建一体化的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系统
（1）改造和整合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信息资源系统。制定《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集中报送管理办法》，在政府网站上设立当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专栏，按照分类、及时、双向、集中的原则采集和反馈有关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的政策、制度、节能、排污等实时情报。
（2）建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公开、共建和共享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企业的能耗与排污情况、污染布局以及环境评价的相关信息，促进信息共享，形成环境治理的数据信息网络。
（3）通过信息流与服务再造，力争向“一站式”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系统靠拢，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采取网上办公服务的方式，将事前审批、环境评估、税费缴纳等涉及不同部门的对接活动联合起来，转变传统串联审批的方式为并联审批，实行一次性告知服务，实现“一站式”的服务目标。为了实现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可以在环境治理数据信息网络的基础上，收集和传递由各省市提供的各种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实现与各级城市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及环保科研部门的局域网相连，通过网络将国家级、省部级和地市级的环境治理信息系统相连，促进不同区域间的信息交流，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及时了解全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况，为科学决策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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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范文3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比较
前言：现阶段，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制定出多种治理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在达到某一阶段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随着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相关工作者开始进行了对不同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分析比较，积极研究治理模式各自的优势、劣势，力求实现对单一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突破，以达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更好效果。
一、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 政府强制模式相关概述
政府强制模式是指相关政府机构采取指令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对污染排放者进行限制的行政法律手段[1]。这种治理模式充分的发挥了政府的主体作用，以企业为作用对象，通过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强制治理，使得整个治理模式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政府权力无限性、政府干预直接性、政府管理行政性三个特征。权力无限性使政府具备了代表公众治理生态环境的权力，能够切实维护公众利益，将政府变成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合法主体。干预的直接性体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管理的行政性则加强了经济性和法制性手段。
（二） 政府强制模式的优势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权威性。生态环境的治理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需要全面、系统的规划，政府强制模式对协调各部门关系和配置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做到统筹全局。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突发问题的高效性。在面对突发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时，政府能够快速的反应，并制定强制性政策，使负面影响得以消除。
政府强制模式对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具有限制权力。在一些企业和个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环境恶化时，利用政府强制模式也能够有效的进行制止。
（三） 政府强制模式的劣势
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受到限制。由于政绩考核等因素影响，一些下级部门不愿意将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汇报给上级，使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切实的生态情况，不能及时做出治理决策。
治理成本负担过重。现阶段生态环境恶化迅速，治理成本不断升高，治理过程中的所有人力、物力又都需要政府负责，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制约了其他主体作用的发挥。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治理的强制性，使很多其他生态环境治理祖逖难以发挥作用，降低了治理效率。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 市场调控模式相关概述
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是将生态环境私有化，并通过市场对生态环境中的各类资源进行分类评价，确定稀缺程度，促使人们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加快技术创新，科学合理的进行资源配置，并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过程。
市场调控模式具有生态环境私有化、治理措施市场化，资源配置有限性的特征，能够明确损害责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
（二） 市场调控模式的优势
补足治理资金。市场调控模式能够调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在政府难以支撑治理成本时予以补足。
提高治理效率。市场调控模式的环境治理市场化特点，能够推动企业对技术的创新，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治理效率。
增强节约意识。市场调控模式能够利用价格机制减少资源浪费的情况出现，促使人们积极寻找可替代资源，以达到增强节约意识，减少资源浪费的目的。
（三） 市场调控模式的劣势
市场不完备性。在市场主体运作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利益的追求和成本的缩减忽略环境问题，再加上环境改善的收益属于社会共享，投资者投资积极性受到影响，使环境治理受到了严重阻碍。
利益矛盾。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的情况，市场调控模式的主体往往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环境保护，甚至使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十分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企业自觉模式相关概述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资源环境，因此企业有责任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企业自觉模式就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最大程度上降低其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具承诺自愿性、治理形式多样性及成果双赢性的特征。
（二）企业自觉模式的优势
减少污染源。企业成为治理主体能够大大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检测机构成本，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
降低治理成本。企业自觉模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企业在治理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有效的治理措施，减少治理成本。
弥补法律空白。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滞后性，企业自觉模式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标准之上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
（三）企业自觉模式劣势
对非自愿企业没有约束力。企业自觉模式没有法律效力，不能够强制性的要求非自愿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来。
重复建设现象众多。由于企业属于自愿参与治理工作，个体行为突出，缺乏整体性，十分容易出现治理设施的重复建设现象。
结论：
通过对不同治理模式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各单一模式的优势、劣势，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者应对各个模式进行融合，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力求研究出更有效的治理方法，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谭九生.从管制走向互动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湘潭大学学报，2012，9（5）：63-67.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范文4
【正文】
一、从城乡比较的角度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继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之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广泛忧虑。近年来农村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重大问题。[1]由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晚发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上存在偏差,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甚至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2]不仅如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习惯于依赖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经验而很少采取能反映自身特点的治理措施。因此,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建立在讨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自身特点之上。
我国农村范围广阔,汇聚了水、土地、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等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飞速发展,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以及受农业生产长期破坏的影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有加剧的趋势。据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2007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森林资源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过度采伐等问题;天然草原面积3.93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但有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而退化、沙化草原是中国主要的沙尘源;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和城市相比,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土壤、水和大气污染,而且还强烈地体现为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环境整体质量下降。自然资源因素不仅是农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的不当利用)也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体现(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具体而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以下显着特点:一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区域广,地区差异大。农村生态环境在整个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破坏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影响。二是与农村工业比重低、农业家庭经营方式的现状相适应,农村环境污染源小、数量多、分布广,农业生产活动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其中由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的面源污染比重较大,且有不断上升趋势。三是农村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常常发生在自然资源利用中,如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污染和土地退化、盐碱化的影响;过度放牧造成草原荒漠化;滥砍滥伐对森林的破坏;过度狩猎造成野生动物种群下降等等。四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农村贫困密切相关。农民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往往不得不去破坏环境。[3]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上述特点表明,其治理除了借鉴以工业污染防治主要体系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之外,尤其需要重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广、散,农村生产活动特点和自然资源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地位。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分析民事合同治理的现实基础。
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现实歧向
在环境治理中,合同很早就得到了运用,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创设了“横滨方式之公害防止协定”。如今,行政合同在生态环境管理中被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又提出了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根据学者界定,环境合同是指“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立和转移达成的协议”,[4]环境合同概念的提出对于探索环境法上的合同具有重要意义。有疑问的是,环境合同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环境分配合同”与“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5]都纳入环境合同范畴,如何协调现行具有环境内容的行政许可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性质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且“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6]是否能够涵摄环境合同中“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也不无疑问。环境民事合同顾名思义就是以环境资源利用保护为目的的民事合同。在张炳淳先生看来,环境民事合同“应用了合同的外观形式,将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及污染损害赔偿等事项通过合同加以约定,以确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7]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仍然面临合同目的、性质和法律适用等问题。以张文例举的发电厂与二氧化硫回收单位签订的二氧化硫回收合同为例,该合同的缔结并不一定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完全可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结果。该回收合同亦属于民法上的一般民事合同而适用民法调整。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有待进一步论证而难以在生态环境治理上与环境行政相提并论。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合同治理的探索转向一般民事合同。
(一)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从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原因来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是主要的原因。农村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分布场所,农村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有很高的依赖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具有负外部性,如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因此,自然资源的直接或间接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规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实行的是自然资源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在自然资源二元公有制框架下,自然资源的利用往往是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行政许可法》(2003)第十二条将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但是对于行政许可后是否需要缔结合同以及合同的性质并未做出统一规定。理论上存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之争。笔者拟从国家的双重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家在自然资源的初次分配中具有双重身份即所有者和管理者,国家基于管理者身份体现在对有限自然资源享有的行政许可以及事后监督上,而国家参与有限自然资源许可合同缔结是其所有权者身份的体现,由此形成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将土地、林业、渔业、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等都列为民事纠纷。自然资源转包、转让、出租等合同的民事性质自不待言。自然资源民事合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利取得的重要途径,生态环境源头控制目标要求我们在可能危及生态环境的合同缔结时就应当着手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因此自然资源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源头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自然资源民事合同而不是合同缔结后第三方观察到的单方行为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欲从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角度进行规范以从源头上控制自然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合同的绿化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民事合同的绿化和监管就形成了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非因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产生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如农村某些工业污染、居民生活污染和外来生物入侵等,民事合同仍然是其权利的取得、行使和让渡的最重要的形式,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同样可以建立在诸如此类的民事合同之上。
(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不当缺失
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各国均采取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概莫例外。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单行法为主干,以及大量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构成的政府主导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制度内涵其中。这些法律制度规定政府在包括农村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位、职责、基本制度等,确立了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如《宪法》(2004)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1989)第七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分工合作。不过,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上也存在城市化倾向。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虽然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也有所涉及,但立法是以城市污染防治为中心,对农村污染严重的化肥农药污染、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养殖业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等缺乏具体规定。除了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环保监管模式外,民间环保组织是另外一类引人注目的监管模式。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民间环保组织先后在西方一些国家建立起来,如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等。我国从1978年成立第一个官办民间组织环境科学协会以来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民间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从业人员公有22.4万人。[8]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民间环保组织扶贫解困,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等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工作。然而,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模式重要内容的民事合同治理尚未建立。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范文5
【关键词】 矿区环境 综合治理 政策分析
矿区环境是指自然资源开采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既是对大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的治理，也包括对生态环境破坏后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治理。
一、抚顺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概况
抚顺煤田东西长18公里，南北宽2-2.5公里，面积约36平方公里，始采于1901年，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的开采历史。抚顺煤田由多个矿井、坑组成，分为井工开采和露天开采两种形式。井工矿有老虎台矿、龙凤矿、胜利矿、西露天深部井，露天矿有西露天矿和东露天矿。抚顺矿区煤炭开采所引发的环境灾害主要包括井工采煤沉陷区、露天采煤边坡变形区和剥离物排土场三种类型，总面积达40.2平方公里，占抚顺建成区总面积的33%。目前抚顺矿区环境灾害主要表现在：地表沉陷、边坡滑移、地表开裂、矿震、空气污染、地表水污染等，给地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抚顺采煤引发的地质灾害治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矿区环境得到逐步治理。对采沉区企业、居民进行搬迁；对西露天矿北帮西区边坡进行综合治理；编制了《抚顺市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整治与土地复垦规划》，开展了“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一期工程”、“西露天矿北帮环境治理示范区一期工程”、西舍场土地复垦项目、西露天矿北帮和采煤沉陷区生态恢复项目、抚顺浑河及其支流防汛安全综合治理工程。
二、矿区环境综合治理面临的问题
从抚顺开展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实践来看，矿区环境治理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矿产资源及土地复垦与环境保护的法规、规章和文件，对我国矿山开采和环境治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目前在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第一，由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采煤企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时有发生，因而不同程度上制约了环境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以抚顺为例，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省属国有大型企业，企业虽然在矿山灾害治理、农民补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整个灾区的居民搬迁、企业搬迁、农民土地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等大量的治理工作仍然由政府承担。
第二，矿山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机制尚未建立，企业应该承担的因煤炭开采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补偿费用，没有完全纳入煤炭生产成本项目中。现行的煤炭成本核算管理办法对煤矿沉陷治理费用等提取标准规定过死，尽管也考虑了不同矿井开采条件的差异性，分类别地制定了标准，但与实际需要仍有较大差距，制度性煤炭成本缺失，导致煤矿企业成本外部化，没有形成煤炭生产与矿区环境综合整治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第三，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矿产资源及土地复垦与环境保护的文件和法规，不同程度地对矿山土地复垦和环境治理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但一些相关条文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对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要求还不全面，已有的政策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处措施而流于形式。
第四，在矿区环境治理中，国家和省有关部门都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在治理过程中，搬迁补偿费用高，环境综合治理任务相当艰巨，仅靠当地政府与企业投资难以完成，需要国家在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
第五，矿区环境治理工作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既有停产井工煤矿开采造成的稳沉区，也有继续开采煤矿造成的非稳沉区；既有即将闭坑露天煤矿开采造成的边坡变形区和排土场，也有恢复开采露天煤矿产生的新的边坡变形区和排土场；既有地面沉陷区频繁的矿震，也有地下贯穿城市的地质断裂带隐患。
三、德国采煤矿区的环境治理经验
德国在矿区环境治理经验值得借鉴。德国高度重视矿区的治理问题，在1991年至2004年期间，累计投入150亿欧元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环境得到有效治理。主要做法：一是建立政府运作机制。在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过程中，联邦政府承担投资主体责任，出资组建专业化治理公司，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项目进行控制，负责总体规划、项目预算和资金使用的审批。二是实行公司运作模式。由专业治理公司承办项目，负责规划制定与申报、项目招标、项目监控、储备后续土地、资金使用与控制和招标工程治理公司等。三是因地制宜，科学治理。首先是消除坍塌与滑坡为主的地质灾害，把矿坑进行湖泊化改造。在露天坑矿的治理上，采用钢管振动、注水等方法加固危险斜坡；铲平陡峭的边缘填土，保持边坡的长期稳定。通过对矿坑边坡稳定处理，利用河流、矿坑水做水源，对矿坑注水，形成水面。其次是以再生旅游资源为目标，全面进行地表水系治理。对矿坑水人工提升、疏导地表水系，进行综合净化改造，变死水为活水，变污水为净水，形成优质旅游资源。再次是以生态恢复为目标，进行全面绿化。综合治理的土地中，50%治理成为森林和农田，30%治理成为旅游性湖泊，15%治理成自然保护区。四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重整资源建设产业园区。将矿区周边的居民和褐煤加工企业进行搬迁，对土地进行整
理开发，建设新兴工业园区，用新兴企业代替原有企业。
四、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对策
由于矿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与方法的综合性和多样性。所谓综合性是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来研究，充分考虑对其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建立与综合治理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模式；所谓多样性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露天矿、井工矿和排土场等不同的环境问题，采取不同的科学治理方法。
1、创新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模式
鉴于目前我国矿区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城市建设、煤矿企业生产的发展趋势，以及借鉴国外矿区环境治理经验，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必须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在管理体制上，国家组建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机构，负责全国矿区环境综合治理的指导监督工作，负责制定和完善矿区环境治理的法规、政策，管理矿区环境综合治理专项基金，统筹安排综合治理资金使用；省级政府成立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分支机构，负责编制区域内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督促检查综合治理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协调解决有关采煤生产和环境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市级政府设立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机构，负责落实矿区环境综合治理的各项法规、政策和总体规划，负责调查分析矿区受灾居民、企业的具体问题，研究拆迁安置办法、制定应急预案，处理突发性事件。在运行机制上，建立省属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公司，采取国家出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治理矿区环境。
2、完善矿区环境治理机制
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国家通过设立采矿城市环境专项治理基金，合理确定采煤沉陷及相关地质灾害补偿范围，加大对转型城市基础设施的补偿力度，重点对破产、停产、废弃矿区及其生活功能区的补偿；完善企业过渡期援助机制。国家通过设立转产基金，支持矿业企业转型项目；拓宽筹措矿区治理资金渠道。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将每年由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安排的矿管部门补助经费、矿产资源勘查和保护项目经费，专项用于加强矿山土地资源复垦、环境管理和整治；国家制定特殊政策对采矿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减免征收有偿使用费，用于废弃矿区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国家环境保护、农业生态建设等专项资金向矿区倾斜，并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设立国家废弃矿山土地资源复垦专项基金。
3、科学制定矿区环境治理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引导相结合。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正确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加快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步伐。坚持近期治理目标与长远发展相结合。统筹兼顾，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远近结合，分步实施。坚持改善生态环境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努力解决群众的住房搬迁、土地补偿、就业等实际问题，使人民群众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坚持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对矿区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搞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老工业基地振兴，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4、出台新的矿区环境治理政策
完善矿区土地复垦鼓励政策。在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关于废弃矿山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的相应法规，设立专项经费，从根本上解决矿山土地复垦与环境治理的政策问题。完善矿区治理税收优惠政策。在矿区环境综合整治的城市中试行税收增量返还政策，给予资源型城市相应的税收政策优惠，形成政策洼地效应。完善矿区土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利用矿区环境治理腾空的土地招商引资问题应给予优惠政策支持。支持鼓励地方增加土地复垦数量，扩大建设用地，充分运用土地资本的运作和政策支持，发展接续或替代产业。
5、落实综合治理保证措施
科学制定矿区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根据矿区企业开采的地质条件、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条件，科学合理地制定矿区土地恢复与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依据采矿业的特点、发展规律和建设进程，将环境保护、灾害防治等内容纳入企业发展规划。适时调整地方产业布局。对于可采资源储量仍然较大，不得以实行“保城限采”措施的城市，充分考虑一次性资源日益短缺，应给予特殊的建设用地政策。鼓励城市在产业布局和城市建设上，逐步向煤田以外发展，为未来继续开采留有余地。构建环境防护监控体系。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为先的方针，坚决控制新的矿区环境污染和破坏。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新矿区和继续生产的老矿区，硬性规定生态恢复的技术措施及资金保障，不能再走重生产轻治理的老路。大力推进环境治理市场化。积极鼓励外商外资、社会、企业、集体和个人对矿区环境的治理投入，增加土地复垦，扩大建设用地。充分利用矿区土地级差地租和土地资本运作政策，发展接续或替代产业。对环境治理类项目应放宽行业、投资规模审批或土地规模方面的限制，对重大项目给予特殊支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S].
[2] 土地复垦规定[S].国务院令第19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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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卷设计与结果统计
本次调查，根据城乡居民的特点，分别设计了城市问卷和乡村问卷，但都按环境认知评价、环境行为、环境意愿等模块，并结合城市和乡村实际，设计了相关问题，以了解城乡居民在“知”“行”“意”方面的环境素质状况。城市问卷以主城九区样本为主，乡村问卷以渝东北的万州区、开州区、城口县、云阳县和渝东南的黔江区、武隆区、秀山县等区县为主。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5份，回收率96.1%。其中，收回城市问卷443份，乡村问卷422份，样本人群类别分布情况见表1。城市样本分布：性别均衡，中青年、受过高等教育、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均占绝大多数，中高收入者近一半。故样本人群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问卷涉及问题的真实状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乡村样本分布：性别、年龄分布接近于城市样本，但学历、行业身份、收入分布均略优于城市样本，这与乡村问卷调查是通过农村电商营销网络渠道开展有关，但样本人群长期工作生活在农村，对乡村环境治理情况体验深切且综合素质较高，所以更有利于客观地反映问卷涉及问题的真实状况，故乡村样本人群具有代表性。
二、调查结论分析
（一）环境认知。1.普遍具有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城乡居民普遍都关注环境问题，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方式、气候变暖、人类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紧密相关，治理污染非常必要。分别有68.6%和65.7%的市民对我市实施机动车限号和垃圾分类政策非常看好。对治理环境的主要动力的认识，排在首位的是企业改革与自律（250人次），其次是政府引导及法制健全（224人次）、社会组织及公众力量（223人次），人数分布较为均匀。显然，大多数居民认为治理环境不光是政府的责任。2.环境认知不够全面准确。总体看，城乡居民对环境知识的了解不够全面准确，对环境治理的权力、义务和参与方式不够明确。城市问卷分析表明：城市居民对城市四大环境污染的认知准确率为52.4%，对PM2.5平均值标准值的认知准确率为54%；12369电话平均知晓率为69.1%。城市和乡村问卷总体分析表明：相较于偷排偷放、机动车尾气、化肥农药污染、噪声污染等，57.6%的城乡居民认为当前重庆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垃圾污染；8.9%的居民表示“了解并参与过环境影响评价”，但不少市民认为影响评价就是个人对周围环境状况好坏的评价。这充分表明，城乡居民整体环境认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3.对环保社会组织认知度不高。443份城市问卷中，对“你所了解的我市民间环保组织”的调查，选择较多的是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发展中心（83人次）、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43人次）和重庆市九龙坡区绿山墙志愿服务中心（41人次），还有15.2%的城市居民表示没接触过、不清楚。可见，城乡居民甚至城市居民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还不够高。（二）环境行为。1.了解环境信息大多选择官方渠道。城市问卷分析显示：市民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且通过大众传媒（电视广播、网络）的获取频率高于从各种环保宣教活动、宣传单等途径获取的频率；选择政府环保信息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电视新闻等官方平台的人次明显高于选择论坛、热搜、个人微信、个人微博等非官方平台的人次，而对于参加过环境教育培训的选择最少，仅为11人次。2.对参与环境治理的信心不强。63.4%的城乡居民认为，治理环境征求公众意见重要且必要。在城市问卷中，对“愿意以哪种角色参与环境治理”，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环境污染监督员（257人次），其次是环境决策民意代表（241人次）、环境信息宣传员（195人次），表明“前端”参与及“过程”参与的意愿强烈。对“参加环境保护、维护自身环境权益面临的困难”，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环境信息掌握不够（303人次），其次是居民缺乏与政府、企业对话的力量（255人次）、没有合适的表达途径（195人次）。3.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力不足。分析显示：对身边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排序垃圾污染排第一位，大多数城乡居民都认为开展垃圾分类很有必要，但实际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力却不足。调查结果是实际参与过垃圾分类的市民仅82人次。乡村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显示：村民对秸秆采用焚烧处理的为33.1%，对农业生产中地膜使用的处理作为垃圾单独处理的为39.3%。环境监督方面，面对身边环境问题拨打过12369电话的村民为31.2%，对周边存在环境污染及隐患的企业，18.2%的乡村居民认为“自己没办法管”，11.1%的城市居民选择“忍一忍或绕行避开”。（三）环境意愿与满意度。1.对政府推动环境治理满意度较高。调查结果分析显示，城乡居民对我市环境改善充满信心，81.0%的城乡居民认为我市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对城乡居民了解并认可的环境治理措施（多选），选择频率最高的是“碧水、蓝天、绿地、田园、宁静”五大行动（298人次），其次是河长制（260人次）、湖长制（219人次）、山长制（176人次）。2.城市居民对周边环境的满意度高于乡村居民。调查结果分析对比发现，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周边环境表示满意（非常满意为54.9%，比较满意为24.8%），接近一半的乡村居民对周边环境表示不满意（不太满意的为31.5%，很不满意的为12.8%）。3.对环保维权的途径与方式了解不多。城市问卷中，对身边环境问题，187人次选择向环保部门投诉，82人次选择向环保组织求助，43人次选择无视。这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环保社会组织或公众参与环境维权、环境诉讼多为原则性规定，对具体的参与方式、程序未作规定，对社会组织管理和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缺乏引导有关[1]。4.具有积极的环境治理支付意愿。对“个人支付污染治理费用”，城市问卷中，分别有53.7%和34.1%的城市居民愿意承担因治理污染导致的个人消费支出5%以内和10%以内的增加；乡村问卷中，对于增加乡村环境治理资金，61.9%的乡村居民更倾向于通过增加财政补贴的方式实现环境污染治理。
三、思考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