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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特征范文1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环境；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调整速度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近年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Douglas0．Cook(2009)分别采用两阶段和综合两种动态部分调整模型，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发现在宏观经济繁荣时调整速度较快。原毅军，孙晓华(2006)的研究得到调整速度与上一年GDP增长率正相关，与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和财政支出增值率负相关的结论。黄辉(2009)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影响调整速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调整速度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现象。本文对前人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基于部分调整模型，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进行调整速度对比研究。在目标资本结构的回归中不考虑宏观因素。这样改进可以避免双重考虑宏观经济因素造成研究结果不稳定性和不显著性。
一、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1．研究模型
接受Nerlove的部分调整模型(partialadjustmentmode1)的构建思路，构建下面的资本结构部分调整模型(1)
其中，和分别表示公司i在第t年末的最优资本结构和实际资本结构。为调整系数，表示在一个年度内公司的资本结构向目标水平调整的快慢，并间接反映调整成本的大小。
根据屈耀辉(2006)等人的研究，目标资本结构可表示为公司特征向量与行业特征向量的线性函数
其中是影响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一组相关变量，和分别为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
将(2)式带入到(1)式整理得到本文的回归模型(3)式
2．变量设计
(1)资本结构变量。本文分别使用账面资产负债率和市场资产负债率两种资本结构进行研究。
表示账面资本结构，市场资本结构。表示长期负债，表示短期负债，表示账面总资产，表示流通股账面价值，表示流通股市场价值。
(2)目标资本结构拟合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对目标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用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用主营业务的自然对数表示，目前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资产有形性(TANG)，用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表明有形资产的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非债务税盾(NDTS)，用固定资产折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研究发现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性(GROW)，用托宾Q值表示，公司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税收因素(TAX)，用所得税除以利润总额表示。考虑行业特征因素，用行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观经济变量。仿照Douglas0．Cook(2009)，本文选用GDP增长率来定义宏观经济环境。GDP增长率定义为本年GDP减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的具体情况是，l3年的GDP增长率数据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中位数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按照GDP增长率的二分位数再进行划分，将样本分成四个部分。取GDP增长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义为为宏观经济环境衰退；取GDP增长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义为宏观经济环境繁荣。
二、样本选取与估计方法
选择沪深两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数据，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经过数据整理，获得分布于十二个行业的715家公司的9295个样本观测点。样本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由于模型(3)把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内化其中，模型右边包含因变量一阶滞后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删估计方法，把模型(3)右边所有变量的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1
注：括号里的数据是T检验值，表中***、**、*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2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环境；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调整速度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近年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Douglas0．Cook(2009)分别采用两阶段和综合两种动态部分调整模型，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发现在宏观经济繁荣时调整速度较快。原毅军，孙晓华(2006)的研究得到调整速度与上一年GDP增长率正相关，与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和财政支出增值率负相关的结论。黄辉(2009)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影响调整速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调整速度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现象。本文对前人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基于部分调整模型，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进行调整速度对比研究。在目标资本结构的回归中不考虑宏观因素。这样改进可以避免双重考虑宏观经济因素造成研究结果不稳定性和不显著性。
一、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1．研究模型
(2)目标资本结构拟合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对目标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用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用主营业务的自然对数表示，目前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资产有形性(TANG)，用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表明有形资产的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非债务税盾(NDTS)，用固定资产折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研究发现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性(GROW)，用托宾Q值表示，公司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税收因素(TAX)，用所得税除以利润总额表示。考虑行业特征因素，用行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观经济变量。仿照Douglas0．Cook(2009)，本文选用GDP增长率来定义宏观经济环境。GDP增长率定义为本年GDP减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的具体情况是，l3年的GDP增长率数据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中位数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按照GDP增长率的二分位数再进行划分，将样本分成四个部分。取GDP增长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义为为宏观经济环境衰退；取GDP增长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义为宏观经济环境繁荣。
二、样本选取与估计方法
选择沪深两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数据，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经过数据整理，获得分布于十二个行业的715家公司的9295个样本观测点。样本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由于模型(3)把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内化其中，模型右边包含因变量一阶滞后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删估计方法，把模型(3)右边所有变量的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1
注：括号里的数据是T检验值，表中***、**、*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3
摘 要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使企业可能丧失偿债能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财务风险会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
关键词 财务风险 成因 防范
一、财务风险的概念及特征
财务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各种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有可能丧失偿债能力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因而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企业管理者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
财务风险的特征：
1.客观性。即财务风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客观存在。
2.不确定性。即财务风险虽然可以通过各项措施加以预防，但由于财务风险受到各种可变因素的影响，因此不能准确地确定财务风险的大小。3.复杂性。即财务风险由于其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因而会造成财务风险的复杂性。4.激励性。即财务风险的不可避免会使得企业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以尽可能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5.共存性。即财务风险与收益是共存的，二者成正比例关系，一般来说，财务风险越大，相对应的收益也越高。
二、我国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由于财务风险具有客观性特征，财务风险存在于财务工作的各个环节。我国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较多，既有宏观的企业外因素，又有微观的企业内因素。总体来讲，主要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宏观财务管理环境的复杂多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企业宏观财务管理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而且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新式财务管理环境。宏观财务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信息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着企业走出国门，但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建立起约束规范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则，这些不利的宏观环境必然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
（二）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我国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不能有效区分开来，这就很容易造成财务管理人员是由企业投资者任命的。因而产生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财务管理混乱，理财观念和理财方法落后，职业道德和职业判断能力跟不上宏观财务环境的变化。
（三）企业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
现阶段，我国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及企业与上下级之间，资金管理及使用等方面权责不分、管理混乱，这就会造成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同时，由于我国企业财务决策缺乏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很多企业盲目决策，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进而也会产生财务风险。
（四）财务管理系统落后
同国际知名大企业相比，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系统还较为落后。进入21世纪以后，财务管理系统的应用进入了图形化管理的时代，从简单的数字化报表，升级为图形化的交互式财务报表，使财务管理人员能够便捷、准确地进行企业的财务管理。但我国大多数企业还在使用传统的较为落后的财务管理系统，这一方面不方便企业进行财务管理，另外也会造成财务风险。
三、企业提高防范财务风险的措施
（一）认真分析企业宏观财务管理环境
企业应当认真分析复杂、多变的宏观财务管理环境，总结其变化趋势和发展规律，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多种应对措施。进而提高企业应对宏观财务管理环境复杂多变的能力，防范由企业宏观财务管理环境变化而造成的财务风险。
（二）提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财务人员素质的高低对于防范财务风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要积极引进高素质高财务技能的人才，引进具备财务管理经验，熟悉国内外财务法规的如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财务人员。同时企业还要财务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职业判断能力，定期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加强财务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学习，提高职业判断能力。
（三）进行科学性的企业财务决策
在企业财务决策过程中，要避免各种经验决策和主观决策，综合考虑企业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的因素，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各种决策模型进行合理规范决策。
（四）引进先进的财务管理系统
现代先进的财务管理系统具备功能齐全、涉及的领域多、安全高效等特点。企业应当从长远考虑，拨出专项资金，引进如Oracle电子商务套件、金碟、用友、易飞ERP等先进现金财务管理系统，提高迅速处理大量数据、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财务信息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红梅.论我国企业的财务风险及其防范.会计之友(中旬刊).2009(10).
[2]黄艳华.浅谈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措施.中国市场.2007(26).
[3]李薇.我国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08(12).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4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7-0001-05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5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基础上，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的。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出了更多挑战。面对新的情况，如何从统计学知识体系来渗透经济分析方法，并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问题来探讨其发展趋向，对于提升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关键问题
从概念上来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学、统计学知识体系基础上，以统计知识为核心，围绕经济学知识进行研究和分析。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也经历了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以计划经济为主时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利用数理统计和模型分析，来完成对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优化和平衡。同时，借助于政府统计系统，从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分析中，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研究，改进下一阶段计划经济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但是，对于统筹兼顾、优化管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我国统计学发展历程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概况的讲，主要是围绕国民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来展开，如利用国民经济账户、投入产出、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等，从各个核心部门、核心指标、核心统计体系中来分析国家、产业的发展状况，减少经济危机的发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借鉴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计划经济管理理论，同时借鉴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思想，完善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方法，逐步实现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在以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将实际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特别是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的可比性，统计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等。
一、宏观经济统计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念研究
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主要依托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包括经济循环理论下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以及各类标准、统计分类等内容。宏观经济统计，从概念上理解为从宏观上来探讨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统计测度理论和方法。从统计范围来看，主要从经济活动中来获取统计数据，包括各类经济活动的信息整理、也包括各类统计部门设计的用于统计实际数量的调查资料。统计学是依据统计学理论，运用统计学方法来对各类经济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如利用抽样调查来进行统计分析，以实现对样本总量的推断；在获取相关统计数据内容时，常用的统计方法有分类法、关联统计法、变化率统计法、总量统计法、结构统计法等。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独立性和地位更趋重要。概括来讲，经济统计分析从统计方式、统计数据上来全面认识经济获得，并从有效分析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统计数据的测度方式及搜集方法，与传统的调查方法，如普查、抽样调查、统计报表相类似，在现代经济统计中，增加了软统计内容，如抽样问卷、心理量表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宏观经济统计基础上，利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以实证经济分析来处理统计结果。从概念上来看，广义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括的经济活动较多，不仅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内容，还有其他与国民经济管理相关的统计分析。微观来讲，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从经济问题的统计分析研究中，来构建统计分析模型，并从统计分析变量或指标中探析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结果。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研究
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包括宏观经济学目标、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和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三项内容，对于宏观经济学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象，如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等建立均衡统计分析，从国民收入分配统计分析中来构建各项统计指标，如产业结构统计分析、经济周期统计分析、知识经济发展与创新统计分析、消费-投资需求分析、通货膨胀统计分析等等。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主要从宏观经济运行体制及组织结构上，围绕国家经济社会重大战略开展统计分析。如创新型国家经济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城镇化区域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宏观经济统计目标主要从国家统计、部门统计、行业统计、区域统计等层次化统计数据基础上来开发，围绕社会创新、政府管理、科学研究等内容展开统计方法创新。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问题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归结为制度化的统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专题型或问题型统计分析工作。在制度化统计分析工作中，围绕政府统计调查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中来搜集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并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综合表现上来剖析主要问题和成功之处；对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对执行效果进行对照分析，并从存在问题中来提出应对建议。如国家统计局和各下属统计单位，每年要对上一年度的统计工作进行汇报，以经济分析白皮书形式进行综合。制度化宏观经济分析工作，能够从社会生产、市场供需、收入分配、金融市场化、国际收支等多方面进行呈现，既有动态指标，也有近期、中长期发展趋向分析。宏观经济专题统计分析具有灵活性和变化性，主要是围绕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从经济问题中来展开针对性调查统计分析。其特点表现在：一是对所研究的问题或专题具有较深的研究；二是多采用多重调查方法来实现对专题问题的全面分析，如抽样调查、软实力调查、问卷调查等的综合使用；三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统计分析能力，特别是用网络化平台技术来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不足，改善数据质量等。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多样性，针对不同问题，有搜集数据、整理数据方法，也有针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还有基于统计描述和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总的来看，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工作，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提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不同领域所涉及的统计方法具有交叉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分析中动态经济分析、静态经济分析、比较动态经济分析、比较静态经济分析方法所反映的经济学问题，能够从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中体现目标、过程、方法、绩效、因素等统计描述信息，改善统计分析的应用实效性。主要常用的方法有因素分析法、指数分析法、弹性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应用回归分析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法等。对于不同经济变量体系的描述，根据经济运行过程及数量特征，从所选定的指标变量上来进行估计，包括推算、核算和估算等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是基于统计分析应用，从构建基本逻辑架构中来分析客观存在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活动中各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动态性，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聚类、因子分析等方法中，运用分层回归、分位回归以及协整分析方法来转换，以促进对各项分析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同样道理，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中，面对大量微观性数据，如何发挥统计变量测度及过程变量特征分析优势？实践中常用统计系统描述方法，将系统分类及归纳至分位、分层、立体、动态的复杂系统中，从探索各关系变量及因素之间关系上来进行描述性分析。如在人口普查以及经济普查中，对于各类模拟系统方法的运用，主要从各因素的顺序识别和组内方差缩小、组间方差扩大上来实现动态过程的科学推断，提升核心主体的统计分析精度。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趋向研究
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来看，当前社会环境下面对更多挑战，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点：一是做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的重要决策导向研究，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从海量数据分析中来挖掘科学的信息资源，来优化和辅助市场化竞争、产业竞争及区域、国际间的竞争需要。哈佛大学加里·金（GaryKing）提出“信息革命背景下，对于海量数据资源的统计分析，将席卷商业界、学术界和政界”。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精细化测量行为研究，从经济领域、商业领域来拓宽延伸，以促进社会发展；二是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关键期，从协同政府、行业、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以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来完善社会发展科学管理水平，从中长期发展政策分析中来进行科学谋划和实施。对于统计信息平台中的活动、业务、行政记录、财务信息等资料，要按照统计数据的统一化要求进行科学转换，增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决策科学化能力；三是强化创新型国家建设统计分析工作，围绕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展要求，从国家科技政策制订，到各项经济统计工作的实施，都应扎实推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和驱动地位；四是构建高端化的产业结构统计分析模型，围绕我国全面转型过渡期的产业结构现状资料，从构建“三高一低”产业结构高端化统计目标入手，加大对信息化金融产业的创新，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强产业辐射及带动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进程转移；五是注重金融统计分析，完善我国金融管理体系，提升金融管理效率。在建设金融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上，发挥统计手段来全面跟踪和优化我国货币政策服务环境，挖掘金融数据，加大金融风险监测和防范；六是注重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依托大数据时代数据集中化平台，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创造有利环境，实现大数据的共享、合作和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大数据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赵彦云,周芳.试论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发展新模式[J].教学与研究，2014(01).
[2]侯福忠.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商业，2013(15).
宏观环境特征范文6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监测;监测指标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及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图分类号：Q1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排放的污染防治问题,而且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问题。人们开始认识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对环境生态的演化趋势、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动态监测与控制体系,这就是生态环境监测。可以说,生态环境监测是开展生态保护的前提,是实施生态管理的基础,是建立生态法律法规的依据。
一、生态监测
生态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尺度上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条件、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从环境监测发展历程来看,目前所指的生态监测主要侧重于宏观的、大区域的生态破坏问题,它具有反映人类活动对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全貌、有机综合影响的优点。
生态监测的对象可分为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湖泊、海洋、气象、物候、动植物等。每一类型的生态系统都具有多样性,它不仅包括了环境要素变化的指标和生物资源变化的指标,同时还要包括人类活动变化的指标。
国内对生态监测类型的划分有许多种,常见的是从不同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可分为城市生态监测、农村生态监测、森林生态监测、草原生态监测及荒漠生态监测等。根据生态监测两个基本的空间尺度,生态监测可分为两大类:宏观生态监测,微观生态监测。宏观生态监测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至少应在区域生态范围之内,最大可扩展到全球。微观生态监测研究对象的地域等级最大可包括由几个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生态区,最小也应代表单一的生态类型。
根据监测的具体内容,微观生态监测又可分为干扰性生态监测、污染性生态监测和治理性生态监测以及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生态监测。宏观生态监测必须以微观生态监测为基础,微观生态监测又必须以宏观生态监测为主导,二者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监测应包括宏观和微观监测两种尺度所形成的生态监测网。
生态监测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综合性生态监测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交叉领域,涉及到农、林、牧、副、渔、工等各个生产行业。
2长期性自然界中生态过程的变化十分缓慢,而且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控功能,短期监测往往不能说明问题。长期监测可能导致一些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发现,如北美酸雨的发现就是典型的例子。
3复杂性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生态监测中要区分自然因素(如洪水、干旱和水灾)和人为干扰(污染物质的排放、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这两种因素的作用有时十分困难,加之人类目前对生态过程的认识是逐步积累和深入的,这就使得生态监测不可能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4分散性生态监测站点的选取往往相隔较远,监测网的分散性很大。同时由于生态过程的缓慢性,生态监测的时间跨度也很大,所以通常采取周期性的间断监测。
二、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与优先监测项目
1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主要指一系列能敏感清晰地反映生态系统基本特征及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的并相互印证的项目,是生态监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工作。生态监测指标的选择首先要考虑生态类型及系统的完整性,一般说来,陆地生态站(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等)指标体系分为气象、水文、土壤、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六个要素;水文生态站(淡水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指标体系分为:水文、气象、水质、底质、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游泳动物、底栖生物和微生物八个要素。
从生态资源的环境价值、评价问题、所受的环境压力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生态监测指标可分为条件指标和环境压力指标,其中条件指标又可分为反映指标、暴露指标和生态指标。反映指标是关于生态系统中生物在各层次上(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及生态系统)组合状况的环境特征的指标;暴露指标是关于反映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压力大小的环境特征指标;生态指标是生态系统中受外来环境压力下,能满足生态系统中层次生物正常生活和循环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状况的指标;压力指标是关于自然力和人为因素影响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指标。
2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确定原则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应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在可作为监测指标的众多要素中,科学性、实用性、代表性、可行性尤为重要。一般来讲,选择与确定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2.1代表性指标应能反映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表征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2.2敏感性确定那些对特定环境敏感的生态因子,并以结构和功能指标为主,以此反映生态过程的变化。
2.3综合性真实反映生态环境问题。
2.4可行性指标体系的确定要因地制宜,同时要便于操作。
2.5简易化从大量影响生态系统变化的因子中
选取易监测、针对性强、能说明问题的指标进行研究。
2.6可比性不同监测台站间同种生态类型的监测应按统一的指标体系进行。
2.7灵活性对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在不同地区应用时指标体系也应作相应调整。
2.8经济性尽可能以最少费用获得必要的生态环境信息。
2.9阶段性根据现有水平和能力,先考虑优先监测指标,条件具备时,逐步加以补充,已确定的指标体系也可分阶段实施。
2.10协调性多数生态环境问题已是全球性问题,所确定的指标体系,尽量和“全球环境监测系统”(CEMS)相协调,以便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3优先监测的指标体系
优先监测指标体系必须满足对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持能力进行评价的最大的要求。优先监测指标的确定原则是:当前受外力影响最大、可能改变最快的指标;反映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持能力的关键性指标;有综合代表意义的指标。
根据专家意见和安徽省实际,下列指标可列入优先监测的指标体系中:全球气候变暖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或植物区系位移的监测;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的分布及其栖息地的监测;水土流失面积及其时空分布和环境影响的监测;人类活动对森林、草原、农田等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监测;水体污染对水体生态系统包括湖泊、水库、河流和海洋等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监测;主要污染物(农药、化肥、有机物、重金属)在土壤———植物———水体中的迁移和转化的监测;水土流失生态平衡的监测;各生态系统中微量气体的释放通量与吸收的监测等。
三、结语
生态监测是环境监测领域的扩展和对环境监测的新的要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为满足更深层次的环境管理的要求,我们对不同的生态系统开展了一些生态监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张建辉,吴忠勇.生态监测指标选择一般过程探讨[J].中国环境监测,1996,4.
[2]王洪庆,陶战.农业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探讨
[3]张增祥,彭旭龙.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与动态监测的空间信息定量分析方法及应用
[4]刘晓强,申田,连兵.生态环境监测的关键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