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中的酒文化范文1
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合生”的 文献 及“合生” 研究 的学术史，并对“合生”的本义及其渊源进行了探讨，进而对“合生”的演变及其体制作了勾勒与描述，最后，阐述了“合生”与唐宋伎艺及杂剧的关系。
【关键词】 合生 演变 伎艺 杂剧
唐代有所谓“合生”，延及宋代，不少学者径指其为“杂剧”。但对“合生”何以得名及其渊源流变则歧见甚多，说法不一。在唐宋，“合生”作为一种伎艺，广泛流行于文人、伶人与艺伎之间，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合生”与杂剧关系密切，其发生 发展 的 历史 脉络、性质、内涵的准确定位，将为我们探索唐宋的杂剧形态提供一条新的路径，需要重新研究。
一 “合生”的文献及其研究史
以下是有关“合生”的文献资料。《景龙文馆记》“合笙”条:
殿内奏合笙歌，其言浅秽，武平一谏曰:妖巫娼妓、街童市女，谈妃主之情貌，列王公之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笙”，不可施于宫禁。（1）
《新唐书•武平一传》:
后宴两仪殿，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婴滑稽敏给，诏学士嘲之，婴能抗数人。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
《全唐文》卷二六八载上文题“谏大飨用倡优 狎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七“礼乐”部亦引上条，但其中的“胡人袜子”、“妖妓胡人”中的“胡人”皆作“伶人”（2）。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合生”条:
唐书武平一传曰，中宗宴两仪殿，胡人袜子何懿倡合生歌，言浅秽，平一上书:“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号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即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时也。今人亦谓之“唱题目”。 《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条:
有谈歌妇人杨苎罗，善合生杂嘲，辩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以侄女呼之，每令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3）
《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
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
《夷坚志》支乙卷六:
江浙间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4）
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引子”:
由是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妄言。
以上关于“合生”的资料，大多语焉不详，致使后人对“合生”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清人王棠在《知新录》一书中将“合生”释为“杂剧”;任半塘十分赞同王棠之说，也认为“合生于唐为杂剧”（5）。戴望舒则释为“歌舞”（6）;胡忌、周贻白也持此观点（7）。另有一些学者将“合生”释为“说唱”，如戴不凡认为“合生”是“即席吟诗作词的一种玩艺”（8）;李啸仓是最早提出将唐宋的“合生”区分开来的学者，认为宋代合生类似双口相声，但中间夹以歌唱（9）;严敦易也主张合生“就是一种说唱夹杂的形式”（10）。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多种伎艺综合说”，如孙楷第就认为“合生”含有歌舞、题咏、滑稽、铺陈，介于杂剧、说书与商谜（11）;程毅中先生认为合生与笑话、商谜类似（12）;沈曾植的《海日楼札丛》卷七“合生”条（13）、王振良的《合生考论》（14）亦主此说。
由于后人对“合生”理解多有歧义，且“合生”与唐宋伎艺关碍甚深，并涉及后世的演剧形态，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二 “合生”的本义及其渊源
“合生”又作“合笙”，《新唐书•武平一传》的“合生”，《景龙文馆集》作“合笙”;《东京梦华录》在两次引用中，一作“合生”，一作“合笙”，可见两词相通。关于“合生”二字的得名，向来号称难题，顾颉刚曾推测云:“‘合生‘未知何义，不知是否即合演也。”（15）严敦易认为:“合生这个名字很特别，不易解说，这当系一种专门的行业中的术语，正和小说谓之银字儿一样。”（16）任半塘则认为:“合生”二字，至今尚无的解，或可认为由两人对面歌舞，科白情节相生之意（17）。
我认为，唐代的“合生”就是“合声”，也就是将“题目”之词配合声乐之意。考“合生”这一伎艺出自“妖妓胡人”，其 音乐 也本源于“胡乐施于声律”者，则“合生”一词或为外来语。
需要指出，唐代的“合生”作为一种伎艺，源自唐代的“题目”。将此“题目”配之以声乐，即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谓“唱题目”，也即唐代的“合生”。一些研究者往往割断唐宋合生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唐代合生与宋代合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伎艺，这可能是出于对“题目”的误解。事实上，唐代的合生同样源自唐代的“题目”。“题目”本无唱，因合之以声乐故云“合生”，也即“唱题目”。换言之，“合生”是采用了佛经译名的叫法，而“唱题目”则是 中国 式的俗称;前者反映了该伎艺音乐的外来背景，后者则说明该伎艺的本土渊源。在某种意义上，“合生”一词也可理解为中外伎艺的融合与衍生。无论如何，“合生”与“唱题目”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已。
为了说明“合生”与“题目”的关系，需要先了解唐代的“题目”。“题目”并非今日的文章名称或标题，而是“品题”、“标目”之意。这种品题的对象指的是某一特定的人物，因此，“题目”实际上就是“品题”人物。
题目人物始自汉末的清议。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大权尽委奄寺，遭到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的太学生们的非议。其内容即所谓的“品核公卿，裁量执政”（18），清议由是兴矣。到魏文帝时，制订了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衡量人物的重要依据，就是看此人的“清议”如何。清议一般由中正主持，负责考察“乡党评论，人才臧否”（19），以定人品高低，题目人物由此盛行。《晋书》卷四三《山涛传》:
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卑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魏晋之际，品题开始讲究辞藻，《吴志》:“（李肃）字伟恭，南阳人。少以才闻，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20）《后汉书》卷九八:“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这里的所谓“目”，即题目，唐李贤注云:“命品藻为题目。”此即唐宋之际题目人时往往简称为“目”之肇始。至南北朝时，题目人物逐渐演变成一种以嘲弄式韵语进行谐谑的方式，并迅即地得到传播。《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须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
到了唐代，题目人物成为一种专门的伎艺，有人专擅此技，初唐有魏光乘、张元一，中唐有曹着等。
魏光乘，贞观中为左卫率府长史，喜好题目人。《朝野佥载》云:“魏光乘好题目人。姚元之长大行急，谓之‘趁蛇鹳鹊‘。侍御史王旭短而黑丑，谓之‘烟熏水蛇‘。杨仲嗣躁率，谓之‘热鏊上猢狲‘。”（21）文中的“谓”，即“题目”之义。
张元一，武则天朝为拾遗郎中，亦好题目人。宋马永易《实宾录》卷八“逆流虾蟆”条:“唐郎中张元一性滑稽，有口才，喜题目人而已。”至于张元一本人是如何题目人的，《朝野佥载》卷四记载甚详:“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鹙入凤池‘。”（22）所谓“目”，即“题目”。
曹着，贞元进士，以善于题目人物而着称。《唐国史补》卷下:“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诨语自贺兰广、郑涉。近代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纡，隐语有张着，机警有李舟、张彧，歇后有姚岘、叔孙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着。”（23）据此可知，“题目人”与“诙谐”、“轻薄”、“诨语”、“咏字”、“寓言”、“隐语”、“机警”、“歇后”、“讹语影带”等皆为当时流行的伎艺。顺便指出，“题目人”并不是指“作题目的人”，而是指对人进行“题目”，即“题目人物”。
观以上“题目”之 内容 ，则知唐代以外貌品行来概括题目的方式，继承的仍然是南北朝的传统。《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唐代的“题目”资料中，所见到的基本上都是短语式的绰号，虽然这种绰号对品貌的概括十分 艺术 、文雅，如“鹙入凤池”、“望柳骆驼”之类，但还未见刘宋时期的何勖采用过的题目韵语，而这种韵语在宋代却以“合生诗词”的形式被继承。何以唐代会中断传统?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唐代的题目嘲诗曾经存在过，只是未被载诸 文献 ;或虽载诸文献，但却未被保存下来;或虽被保存，却未被以“题目”之名（24）。如《开天传信记》载黄幡绰题目安西牙将刘文树（25），即以题目的方式进行戏谑。而且，黄幡绰的题目采取了嘲诗的形式，这种形式与《洛阳搢绅旧闻记》中宋代谈歌妇人杨苎罗以蜘蛛题目云辨的“合生”方式如出一辙。可见，唐代的题目也包括嘲诗的形式，宋代的合生诗词当渊源有自。其二，唐代的题目嘲诗可以有多种称谓，即题目嘲诗曾以其他名目存在过。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有所谓“连脚嘲”，就是以诗赋的形式连头到脚对人的体貌特征和品行进行嘲弄（26），将其与宋代的“合生诗词”相比较，可见二者一脉相承，因此，这种“连脚嘲”即唐代的题目嘲诗。
根据以上 研究 ，我们有如下结论:
第一，唐代题目人物的品貌行止是颇为流行的戏谑形式，这种形式与“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性质完全相同。当然，由于此类戏谑不登大雅之堂，“题目”与“合生”所保存下来的资料只是沧海一粟。在唐代，“题目”的诗词形态曾以不标“题目”的方式，或以“连脚嘲”之类的名义存在过。唐代的题目诗词上承刘宋时期何勖的题目韵语传统，下开宋代合生诗词的先声。第二，从时间的坐标看，作为滑稽诨科性质的“题目”起自魏晋，流行于南北朝，盛行于唐朝，而“合生”直到唐中宗时期才开始出现，可见，“合生”是在“题目”的基础上 发展 起来的。
第三，从“题目”到“合生”的演进机缘，当起于“胡人袜子何懿”等人，他们对“题目”披之于“胡乐”、“异曲”，施之于“咏歌蹈舞”，使之成为“合生”这一新的伎乐形式。正因为如此，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才将“合生”称之为“唱题目”。北宋去唐未远，他将“合生”与“题目”联系的看法值得重视。顺便指出，《西厢记诸宫调》卷五中保留的【乔合笙】曲，以及宋代戏文《乐昌分镜》中的【合生】曲，有可能就是存留的唐代合生的“胡乐”。
三 “合生”的演变及其体制
对于后世“合生”的基本性质，我认为需要 参考 伶人的意见。因为“合生”既然为伶人用语，所以，伶人自己的解释才是最具权威性的。那么，伶人是怎么解释“合生”的呢?《行院声嗽•文史》云:“合生:捻词。”（27）《行院声嗽》作者不详，其文载于无名氏《墨娥小录》卷一四，但该书于明隆庆五年（1571）由吴继聚好堂刊印，出自苏州刻工之手（28）。此书虽收入于明刻本之中，但其中大量的话语见于宋元笔记和戏曲之中，如“唱曲”为“咽作”，见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八:“唱曲:善讴、谚作。”所谓“谚作”即“咽作”，音同异写。又见关汉卿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会咽作。”又如“婆婆”为“卜儿”、“秀才”为“酸丁”、“官人”为“孤老”、“贼”为“邦老”等等，皆习见于元杂剧。事实上，“合生”一词明代以降已经很少见诸记载，有之，亦多为回顾、考证之文，说明该词已经逐渐退出通行语言的舞台。因此，《行院声嗽》所记载的应该是宋元时期的行院话语。
问题 是，“捻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唐敦煌写卷斯六一七《俗务要名林》:“捻，奴牒反，同‘捏‘。”可见，“捻词”即捏词，也即编造“词”之义。汤式《笔花集》“卓文君花月瑞仙亭”散曲:“传奇无准绳，关目是捻成。”（29）“捻成”，《雍熙乐府》引该曲正作“捏成”。天一阁本《录鬼簿》“关汉卿”条贾仲明吊词云:“捻杂剧班头。”又，同书“孔文卿”条贾仲明吊词云:“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其中的“捻”，皆是编造之义。如此，“合生”一语类同于唐宋的“作语”。
宋元伶人将“合生”称作“捻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此时的合生更为注重作词也即造作题目的技法，宋代合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进一步发展了唐代的合生。这种继承和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宋代的合生，不仅题目人物，也“指物题咏”（见《夷坚志》） ;不仅对人，也对事物进行品题。其二，不仅有“滑稽含玩讽”式的乔合生，也有非谐谑性质的普通合生。需要指出的是，合生本来就是诨科性质的，无所谓“乔合生”，只是到了宋代，一些士大夫借用合生的方式进行游戏，才使合生具有非玩讽的性质，于是，才以“乔合生”一语来指称原来意义的合生，换言之，合生就是乔合生，宋代的非“乔”性质的合生反倒是后起的。其三，宋代合生在体制上，吸收了酒令令格的体制，使之更为复杂与完备:作为宋代合生“捻词”之“词”，已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言词，甚至不同于普通的诗词，而是指具有一定令格的韵语;宋代的合生不仅由一人，也可由多人合作完成;题目对象的数量，由一人一事，变成数人数事。
关于合生体制与酒令关系的问题，尚未有人提出，且脉络隐晦不彰，需作详细的清理。虽然有人认为合生的“具体体制等 目前 尚无破解”（30），但有关合生的体制情形，文献中已有记载，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又，《梦粱录》卷二〇“小说讲经史”条:“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这是关于“合生”的关键解释。对于宋代的“合生”体制，我认为以上两书解释得十分清楚: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可惜的是，人们往往忽视宋人对合生的这句关键性的诠释，我们不妨在此进一解。“起令、随令”起自唐代的酒令，宋代依然盛行。这种酒令的体制由以下要素构成:
第一，规定令题及要求。即先商定酒令所咏之对象，同时，对令格提出具体要求。第二，由一人先咏，是为“起令”;然后由众人按照其令格进行附和，是为“随令”;由于“随令”所咏之事不同，故为“各占一事”。第三，所咏之令是一种有一定格式的韵语。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类似诗词，但由各人分咏。这就是“捻词”也即“合生”的含义。第四，这些令格式韵语往往具有谐谑性质。且看以下数例:《唐摭言》卷一三: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半臂着襕，未见口唇开胯。”一座大笑。（31）
上文中“干改令，诸人象令主”，这是规定令题;“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安障。”这是起令，并标示令格;“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半臂着，未见口唇开胯。”此即随令。
宋代的酒令中便明确记有“起令”，《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与佛印起令”:
东坡谓佛印起令曰:“要头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个字不间。”东坡曰:“黄莺儿扑蝴蝶不着，虚张尾翼。”佛印应声答曰:“二郎神绕佛阁相视，鬼奎危娄。”（32）宋喻文豹《唾玉集》“行令”条:
东坡先生尝行一令，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一人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济既济。”一人云:“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先生云:“牛僧孺父子
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盖为荆公发也。（33）
宋代合生的体制与上述酒令的形式基本相似。关于以类似酒令令格形式造作合生的实例，见《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三折:
（众旦云）姨姨，俺则这等吃酒可不冷静?（正旦云）待我行个酒令，行的便吃酒，行不的罚金线池里凉水。（众旦云）俺们都依着姨姨的令行。（正旦云）酒中不许提着“韩辅臣”三字，但道着的，将大觥来罚饮一大觥。（众旦云）知道。（正旦唱）
【醉高歌】或是曲儿中唱几个花名。（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诗句里包笼着尾声，（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续麻道字针针顶，（众旦云）我不省的。（正旦唱）正题目当筵合笙。 在上述表演中，是以行酒令为内容的。所谓“不许提着韩辅臣”、“曲儿中唱几个花名”、“诗句里包笼着尾声”，这是规定酒令的令格。但最后正旦却称这是“正题目当筵合笙”，说明将酒令转换为表演的形式即可作为题目合生，表明了二者的相似性。当然，合生与酒令也只是相似，并不完全相等。酒令的对象无所不包，而合生则以题目人物为主，以题目事物为辅。酒令以说为主，合生有说有唱，甚至还有表演。至于宋代合生的形态，我不赞成那种完全将唐宋的合生截然分开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二者一脉相承，其基本的特征依然是以题目人物的方式进行戏谑。观北宋《洛阳绅旧闻记》所载谈歌妇人杨苎罗以蜘蛛题目云辨的“合生”方式，便知与唐代“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并无不同。
虽然都以“题目”为特征，但从合生到捻词，意味着宋代的合生在形式上的侧重点有所转移。唐代的合生以“咏歌蹈舞”为主，北宋的“唱题目”依然注重于“唱”，到了南宋，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都城纪胜》与《梦粱录》皆将合生列于“说话四家”;《醉翁谈录》则将合生归之于“说者”;《夷坚志》“合生诗词”谓之“曰”等等，说明宋代的合生偏向于“说”，或者是带有动作表演的科白。出现这种变化，应该与合生体制转向酒令令格有关。合生的 音乐 本出自胡乐，在合生形式较为单一化时还能够兼容，一旦合生诗词与起令、随令相似时，其体制就完全多元化，可随时随地进行改变，相对固定的【合生】或【乔合生】之曲就难以满足需要了（34）。
四 “合生”与杂剧的关系
从本文的第一节中可以看出，关于合生的性质其实是众说纷纭的。我的看法，合生是一种伎艺，施之于表演，便是戏剧;施之于应酬，便是应命咏诗;插入勾栏说话，便是“说话四家”之一。元无名氏【中吕•粉蝶儿】《阅世》:“折末道谜续麻合笙，折末道字说书打令，诸般乐艺都曾领。”所谓“合笙”即“合生”，可见，在伶人眼中，合生与道谜、续麻、道字、说书、打令一道被视为“诸般乐艺”的。这种“乐艺”，是伶人的基本功，可以单独表演，也可以组合进戏剧之中，还可以用于非表演的场合。
但唐代的合生，是属于杂剧范畴的，因为唐代杂剧的边界远比后世宽泛，不仅包括歌舞戏，还包括博戏、杂伎与谐剧（35）。唐代教坊中，即有“题目人”的戏谑形式。据《教坊记》载:“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标弄百端。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
黄幡绰为唐玄宗时期的着名伶人，他的訾诟即题目戏谑的一种形式，此种“标弄百端”的“题目”，带有一定的滑稽性的模仿动作，科白相间，在唐代即被视为杂剧，也是宋代杂剧打诨的先声。这一点，我们已在《杂剧起源新论》一文中作过阐述（36）。事实上，这种以题目人之品貌作为谐戏乃当时伶人的一项职业任务。我甚至怀疑，所谓“绰号”的得名，即来自黄幡绰的题目人，因为“题目”也简称“目”、“号”（37）。所谓“绰”即黄幡绰，所谓“号”即题目人。如果此论不错，也可证当时黄幡绰题目人的名气与 影响 。除了黄幡绰在前述《开天传信记》题目刘文树外，唐代伶人的题目谐谑又见《寓简》:“西域胡人自言其国山川险峻，或谓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明皇时又番胡入见，伶人讥其貌不能堪，相与泣诉于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泪，桔槔打不出。‘”（38）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唐代伶人题目人的流行。需要说明的是，单纯的题目并非杂剧，只有当其加入“标弄百端”的表演，或者成为“咏歌蹈舞”的合生时方可视为杂剧。
我们还可提供宋代合生进入杂剧的实例。宋代有一个以擅长合生闻名的艺人双秀才，载于《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39）。仅从“双秀才”一名即可看出合生与文人诗词的关系。不过，“双秀才”是如何表演其“合生”伎艺的，史无明文，然而，我们在朱有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第二折的“献香添寿院本”中还是发现了“双秀才”的踪迹:
［副净同捷讥、副末、末泥上，相见了，做院本《长寿仙献香添寿》。院本上］
捷云:歌声才住，末泥云:丝竹暂停;
净云:俺四人佳戏向前。副末云:道甚清才仙乐?
捷云:今日双秀才的生日，您一人要一句添寿的诗。捷先云:桧柏青松长四时，副末云:仙鹤仙鹿献灵芝;末泥云:瑶池金母蟠桃宴，副净云:都活一千八百岁。
自从我们在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和“双秀才”相识后，不意一百余年后在此再次与之遭遇。期间，似乎再也无人提及。显然，不可能是朱有炖忽然忆起了这位隔了数代的先人，在剧中发思古之幽情。合理的解释是，一百多年来，“双秀才”及其“合生”伎艺一直潜伏在伶人记忆中，被代代相传。所以，我们常常感到，明人的作品，包括朱有炖、刘兑的杂剧，以及明人的传奇，甚至比元杂剧还更为顽强地在接续着宋代杂剧以及民间伎艺的传统，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民间伎艺的传承现象。“双秀才”是和他的“合生”伎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献香添寿院本”之所以是为“双秀才”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做寿，是因为这一院本中保留了他的“合生”伎艺。换言之，既然被祝寿的是“双秀才”，就应该采取“双秀才”的形式为其祝寿。我认为，剧中副净、捷讥、副末、末泥为双秀才的生日一人一句所做添寿诗，便是所谓“合生”，宋元伶人的“捻词”。其中的“捷云:今日双秀才的生日，您一人要一句添寿的诗”，即规定令题及要求;“捷先云:桧柏青松长四时”，即所谓“起令”;其后副末、末泥、副净所附和的诗，即所谓“随令”。关于金元的合生，《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题目院本”中保留了《柳絮风》、《墙外道》等二十种剧目。所谓“题目院本”即“合生院本”，明人张宁《唐人勾栏图》:“合生院本真足数，触剑吞刀并吐火。千奇百巧忽不前，满地桃花细腰舞。”（40）此可见合生与院本的关系。
至于合生与元代杂剧，我们在上一节中，已列举了《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三折中“正题目当筵合笙”的例子，现再举一例，见《老庄周一枕蝴蝶梦》第一折:
（引四旦上）（见科）（生云）你这四位大姐，都是院里的?会甚么吹弹?（四旦云）所事都会。先生要甚杂剧，俺就扮来。（生云）好大话也。我说出来，你说不会，怎了?（四旦云）人会的，俺便会;人知道，俺便知道。（生云）既如此，您将乐器各作四句诗，都要有出处的言语。（一旦云）苍梧云气赤城霞，锦乐钧天帝子家。醉里忽逢王子晋，玉箫吹上碧桃花。（生云）妇人只知枕席之事，也晓得这等言语?（又一旦云）世人多虑我无忧，一片身心得自由。散筵清闲无个事，卧吹凤管月明秋。（生云）我学生会天下士大夫，止不过学而知之，似列位者，少有。（又一旦云）尘世飘飘万丈坑，暮去楼阁古今情。谁将羌管吹残月，白玉楼头第一声。（生云）又妙又妙。（又一旦云）非希非易亦非奇，音律轻歌韵正宜。说与君家如得悟，无忧无虑亦无疑。（生云）酒保，把前后门都关了，不要放一人进来，俺五个直吃的尽醉方归。（做弹唱，送酒科）
本场演出是剧中的一段插演。表演开始，先由生来指定题目、提出要求:“您将乐器各作四句诗，都要有出处的言语。”这就是合生的“指物题咏”;然后由伶人各以韵语的形式完成对不同乐器的题咏，此即是“各占一事”;其一旦先咏玉箫，是为“起令”;其后由诸旦分咏凤管、羌管，是为“随令”;最后，一旦以韵语打诨的方式结束了这场表演，这是非常典型的合生表演体制。
该剧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剧中四旦称“先生要甚杂剧，俺就扮来”，可见，其后所演就是“杂剧”。然而，实际所演出的却是合生，这说明在当时的伶人看来，合生即是杂剧。《老庄周一枕蝴蝶梦》的作者是史九散人，生活于元初，他在剧中所插演的合生，有可能出自宋金时期。至少，将这种表演性质的合生视为杂剧，是宋金时期的观念。如此，王棠在《知新录》一书中将合生定义为杂剧，是有根据的。
结 论
第一，关于“合生”的语义与来源。唐代的“合生”就是“合声”，也就是将“题目”之词配合声乐之意。“合生”作为一种伎艺，源自唐代的“题目”，所谓“题目”即“品题”、“标目”之意，将此“题目”配之以声乐，即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谓“唱题目”。题目人物始自汉末的清议，魏晋之际，品题开始讲究辞藻，至南北朝时，题目人物逐渐演变成一种以嘲弄式韵语进行谐谑的方式，到了唐代，题目人物成为一种专门的伎艺，有人专擅此技。唐代题目人物的品貌行止是颇为流行的戏谑形式，这种形式与“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性质完全相同。从“题目”到“合生”的演进机缘，起于“胡人袜子何懿”等人，他们对“题目”披之于“胡乐”，施之于“咏歌蹈舞”，使之成为“合生”这一新的伎乐形式。
第二，关于“合生”的演变及其体制。宋代的合生，不仅题目人物，也“指物题咏”;不仅对人，也对事物进行品题。不仅有“滑稽含玩讽”式的乔合生，也有非谐谑性质的普通合生。宋代合生在体制上，吸收了酒令令格的体制，使之更为复杂与完备;作为宋代合生“捻词”之“词”，是指具有一定令格的韵语;宋代的合生不仅由一人，也可由多人合作完成;题目对象的数量，由一人一事，变成数人数事。从合生到捻词，意味着宋代的合生在形式上的侧重点有所转移。唐代的合生以“咏歌蹈舞”为主，北宋的“唱题目”依然注重于“唱”，到了南宋，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合生偏向于“说”，或者是带有动作表演的科白。出现这种变化，与合生体制转向酒令令格有关。当合生诗词与起令、随令相似时，其体制就完全多元化，相对固定的【合生】或【乔合生】之曲就难以满足需要了。
第三，关于“合生”与杂剧的关系。合生是一种伎艺，施之于表演，便是戏剧;施之于应酬，便是应命咏诗;插入勾栏说话，便是“说话四家”之一。但从历时的观念看，虽然唐代合生的表演性不强，但却可归属当时“杂剧”的范畴，因为唐代杂剧的边界远比后世宽泛。正因为如此，“合生”在宋代顺理成章地被伶人引入杂剧，成为表演 艺术 。《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中擅长“合生”的“双秀才”在朱有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的存留，便是合生进入杂剧的实例。金元的戏剧“合生”，则以“题目院本”的形式保存在“院本名目”中。此外，元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老庄周一枕蝴蝶梦》等剧中皆有“合生”的表演。 注释：
1宋曾慥《类说》卷六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2册影印明天启本。
2明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七“礼乐”部。
3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条，笔记小说大观本。
4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1页。
5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6戴望舒《小说戏曲论集•关于“合生”》，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7胡忌《宋金杂剧考》:“它应是一种歌舞形式的伎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6页。周贻白《 中国 戏剧史长编》:“唐代所谓合生，实以歌舞方式出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4页。
8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页。
9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合生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62页。
10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5—66页。
11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 问题 》，原载《学文杂志》创刊号，收入《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一书，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5页。
12程毅中《宋元小说 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13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七“合生”条，辽宁 教育 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14王振良《合生考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15顾颉刚《合生》，《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
16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17任半塘《唐戏弄》，第270页。
18《后汉书•党锢传》。
1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七“九品中正”条。
20《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注引。
21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引，四库全书本。
22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四，宝颜堂秘笈本。
23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四库全书本。
24虽有“题目”之实，却未冠以“题目”名称的现象宋代也有。《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一引吕本中《童蒙训》佚文云:“晋宋间人造语题品，绝妙古今。近世苏黄帖题跋之类，率用此法，尤为要妙。”可见，在苏黄帖中，保留了以题目方式造作的 内容 。
25唐郑𣘼《开天传信记》:安西牙将刘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猿猴。唐明皇令黄幡绰嘲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
26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四“今上在东都有洛邑僧静泰敕对道士李荣叙道事第五”:显庆五年（660）八月十八日，敕召僧静泰，道士李荣在洛宫中。……静泰奏言:“此对旒冕宜应雅论，幸许剧谈，敢欲间作，亦请嘲李荣头。”圣旨便曰:“可令连脚嘲。”泰曰:“李荣道士，额前垂发，已比羊头;口上生须，还同鹿尾;才堪按酒，未足论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圣旨令连脚嘲，便曰:‘李荣腰长，即貌而述;屡申驼项，亟蹙蛇腰;举手乍奋驴蹄，动脚时摇鹤膝。‘”（《大正藏》第52册，第391页）
27明无名氏《墨娥小录》卷一四，明隆庆五年吴继聚好堂本。
28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55页。
29明汤式《笔花集》不分卷，天一阁藏明抄本。
30齐森华等主编《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9页。
3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
32宋无名氏《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与佛印起令”条。
33宋喻文豹《唾玉集》“行令”条，四库全书本。此外，《能改斋漫录》卷一四“举酒行令”条、《寓简》卷一〇、《拊掌录》、《籍川笑林》“行令”条皆有类似记载。
34合生有两种句格，一为七言，一为杂言。其七言者见《西厢记诸宫调》卷五;其杂言者见《乐昌分镜》、《小孙屠》第三出、《东墙记》传奇等。七言者当为早期合生的用以配乐格式，因为与《洛阳绅旧闻记》、《夷坚志》“合生诗词”的句式相似;杂言者为变体。但无论七言或杂言，都表明合生有相对固定的句格。
35详参拙作《论唐代杂剧的形态》，《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36拙作《杂剧起源新论》，《中国 社会 科学 》2000年第3期。
37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四:“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鸠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双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为‘驱驴宰相‘。”
38宋沈作喆《寓简》卷一〇，四库全书本。
唐诗宋词中的酒文化范文2
翻阅资料，观点不一。胡云翼《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夏承焘《唐宋词选》皆作“晚”；《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教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史》(罗宗强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陈强主编，高教出版社)等权威版本，皆是当今古代文学一流专家主编，也作“晚”。当然《词综》和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作“晓”。由此看来，教材持主流派观点，无可厚非。最有意味的是，词学大师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作“晓”，所编《全宋词》却又作“晚”。难道词学大师在“晓”、“晚”问题上亦举棋不定?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清朝李调元在《雨村词话》中评价：“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斑。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对于李清照及其《漱玉词》的评价可谓切中腠理，但可惜的是《漱玉词》已经散佚，今本为后人所辑。可李清照作词时准确的用字二者只能居其一，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要弄清“晚”、“晓”的来龙去脉必须从源头入手。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是最完备的笺注本，其注“晓”、“晚”二字之渊源最为可信。
《古今名媛汇诗》《古今女史》《草堂讨余别集》《诗余神髓》《古今诗余醉》《词菁》《词综》《古今别肠词选》《清绮轩词选》《诗词杂俎漱玉词》作“晓”，《草堂诗余别集》注：“一作‘晚’。”这清楚完整的记载，人们会认为“晓”是词人本意，“晚”是误传。那么，权威大家主编的诸多今之注本作“晚来风急”原因何在呢?大概是因为“晓”与下片的“黄昏”句相抵牾。词的下片是：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既有“黑”、“黄昏”字样，人们便以为是写作者“黄昏”时一段时间的感受，那“晚来风急”似乎顺理成章。愈深入探讨愈觉得不能盲从，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也不能根据注本用“晓”、“晚”的数量决定。所以要打开词人心扉，知人论世，细审词作抒情技巧，再从词作的意境方面作一系统梳理。
首先，“晓来风急”可否讲通。乍看难以讲通，有两点疑惑：秋季何时是“乍暖还寒时候”?早晨，词人是否可饮“三杯两盏淡酒”?
第一点疑惑，吴小如先生在《唐宋词鉴赏辞典》(第1213页)中解释道：此词作于秋天，但秋天的气候应该说“乍寒还暖”，只有早春天气才能用得上“乍暖还寒”。我认为，这是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候。秋日清晨，朝阳初出，故言“乍暖”，但晓寒犹重，秋风砭骨，故言“还寒”。
吴先生认为“乍暖还寒时候”系“写一日之晨，而非写一季之候”极有见地，由此，“晓来风急”正与上文“乍暖还寒”相吻合。
第二点疑惑，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第148页)诠释道：古人于卯时饮酒称“卯酒”，亦名“扶头酒”。白居易《早饮湖州酒寄崔氏君》：“一扶头酒，澄泓渴玉壶。”贺铸《南乡子》：“易醉扶头酒，难逢敌手棋。”“扶头”，原义当为醉头扶起。“扶头酒”是一复合的名词。宿酲未解，更饮早酒以投之，所以只是较淡的酒，以此种饮法能发生和解的作用，故亦以“扶头”称之。
“卯酒”表示饮酒时间在“卯时”，即早晨五时至七时之间。“扶头”表示饮酒的目的是使头脑清醒。昨夜饮酒致醉，晨起困乏如病谓之“酲”。酒病以扶头淡酒解除，谓之“解酲”。“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白居易《卯饮》)，可见卯饮扶头酒会生出暖融融、很舒畅的感觉。李清照词有“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念奴娇・萧条庭院》)句，其“扶头酒”即为卯时所饮。故晨饮“三杯两盏淡酒”符合宋人饮酒之习，于李词有证。
其次，《声声慢》写在丈夫去世前或后?词人到底要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乍看容易，实需辨正。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第三卷126页)这样阐述：该词作于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家破夫亡，受尽劫难和折磨。从前轻盈妙丽的望夫词如今变成了沉重哀伤的生死恋歌，词境由明亮轻快变成了灰冷凝重。这是词人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时代苦难的象征。
现今常见的多数版本对于作词的时间和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上述观点大致相同。
90年代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套大型丛书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中词学专家陈祖美所著《李清照评传》的第二章，否定了以前有关《声声慢》系李清照晚年所作的说法，修正为《声声慢》作于赵明诚在世时，特意唱给丈夫听的。“晓来风急”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所谓卫庄姜被丈夫疏远甚至虐待之事。从训诂学解释“暴”，疾也，“日出而风日暴”，“暴”自然就是“晓来风急”的意思。再进一步挖掘，“怎敌他、晓来风急”更与《诗经・卫风・硕人》有关。《诗序》谓，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故庄姜无子，国人闵之，为作此诗；朱自清则说“《硕人》篇要唱给庄公听”。由此看来，这首《声声慢》的题旨当是从对《终风》和《硕人》篇的隐括中，表达作者“无嗣”和何以“无嗣”的“难言之隐”。因此，李清照的《声声慢》很可能是唱给丈夫赵明诚听的。
第三，要探讨的问题是，“晓”、“晚”哪一种用法更能表现词作的意境。
“晓”、“晚”二字的根本区别何在?“晓来风急”乃写一整天事情，“晚来风急”则写一晚间的事情。
李清照用14个叠字，写怅惘若失心态。先是“寻寻”，无获；复“觅觅”，无果。寻来觅去，找到的却是“冷冷清清”a“冷清”之感蹙凝于心，故“凄凄”；“凄凄”之情不堪承受，故“惨惨”；“惨惨”之情无以寄托；方终之于“戚戚”。所以，这泼墨狂写之“愁”，不是静态的、一时的，包含着动态过程，有时间跨度，不仅仅只限于“守著窗儿”的“黄昏”一刻。李清照词给人的感觉是，一大早就百无聊赖、丧魂落魄，一整天的愁惨凄厉、魂不守舍。
《声声慢》所写的事情有：饮酒浇愁、秋风送雁、黄花堆积、雨打梧桐。这些事，不太可能完全发生于“晚”、“黄昏”这同一时空条件之下。例如，“雁过”和“细雨”不太可能同时：“雨”中飞雁毕竟少见。而“风急”和“黄花”存在因果联系：正因“晓来风急”，方才有“黄花堆积”。《声声慢》的叙事，是按照拂晓、白天、黄昏、天黑的线索展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艺蘅馆词选》作“晓来风急”，并附有梁启超的一段眉批：“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这几句话，对词旨阐释深入浅出，也解决了此词流传中的一大疑点，即“晓来风急”更加合理。
综上所述，唐圭璋先生的“竟日愁情，满纸呜咽”(《唐宋词简释》)，是言简意赅且切中肯綮的评价。比较权衡，还是“晓来风急”吻合词境，符合李清照本意。
唐诗宋词中的酒文化范文3
摘要：唐诗宋词双峰并峙，横亘在中国文学史上，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惊叹折腰。有宋一代，词作为一种新型的诗歌形式，出现了一大批杰出而有富有张力的词人。音乐和文学的完美结合，感性和理性的天然交融，意境和内容的相得益彰，宋词摆脱“诗余”之说，最终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宋词繁荣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关键词：宋词；婉约；太祖三誓；市民生活
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他的《宋元戏剧考序》中说到：“凡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足以与唐诗比肩，堪称文学史上的“双壁”。从唐五代的“婉约香软”到打破“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藩篱；从“柳永体”到“易安体”到“稼轩体”到“白石体”确实为一代之奇。作为一代之奇的宋词，为何如此繁荣，即使在清词出现了中兴，但仍令后世望尘莫及？
（一）太祖三誓与宋词
宋太祖作为一个杰出的帝王，以“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又以“杯酒释兵权”稳固了宋王朝的基业。太祖在御宇之初，曾立下三条誓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不得有违此誓。”简简单单的三条誓言，深深影响着两宋三百年多年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不难想象《水浒传》中，各种犯事者都喜欢到柴进家中避难，因为柴进是周世宗柴荣的嫡系；两宋党争极为激烈，但是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仅仅只是贬谪，并未遭到人身的迫害，仍能够保全性命，不像明清时期的文字狱那么恐怖黑暗。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和“杯酒释兵权”致使宋王朝在建国之初就“兴文教，抑武事”。面对契丹和西夏及金的威胁，常常在战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最终选择“弃财于夷狄”。两宋之际，理学作为儒家思想新的产物，在思想上处于统治的地位，儒家强调修齐治平和兼济天下，所以，战败赔款的阴影，增强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民族的心里认同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报价卫国的爱国情怀深深印在了词人的心里。无论是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还是贺鬼头的“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无论是辛稼轩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吐万里如虎”，还是岳鹏举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无不彰显着爱国情调，高扬着爱国主义豪壮之音。尤其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面对着残山剩水，民族危机和耻辱感极为强烈。
两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开明的王朝，处处充满着人文关怀。对于南唐南汉等国的降臣降将，并不是如以往的统治者一样，将屠刀指向他们，而是依旧给他们官职俸禄。宋代极为重视科举，革除以往科举的弊端，增强科举取士公平和公正性。同时科举取士的名额也明显增多，使得整个宋代人才辈出，特别是北宋王朝，是中国杰出人物最多的最为集中的时期。而且宋代的俸禄特别的高，即使是个闲职，仍然有很高的工资。所以“冗官”“冗费”的出现给了文人多闲暇的时间和经历从事文学创作，所以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仍有钱和时间在东坡上买地，于是字号“东坡居士”，仍能够“左牵黄，右擎苍”，仍能够与朋友们泛舟游于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
教育的普及，从根本上提高了两宋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所以人们说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不仅反映了柳永词的流传广，而且可以看到两宋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对词的喜爱。在宋代帝王与士大夫都是一等一的文化家族，不像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等一的文化士族歧视帝王，导致帝王自卑。然而宋代，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的社会地位和自身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都喜欢创作，喜欢抒发真实情感。无论是晏殊词的珠圆玉润，还是波词的倾荡磊落，还是李清照词的神愁形瘦，还是辛弃疾词的慷慨激昂，都是文人们心底最真切的倾吐。
（二）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城市生活的繁荣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柳永，在《望海潮》中写道：“江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据说，当时的金主闻到此词，有挥鞭南下入侵之意，足见城市生活的繁华和市民阶层的欢快喜悦。
宋代城市生活的繁荣我们不仅从柳永的词作中可以看到，还可以从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一目了然。当时的首府东京和临安都是人口上百万的大城市，而且市和坊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出现了夜市，整一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宋代的官员多是文化修养极高的文人士大夫，加上宋代优厚的俸禄，生活奢华，浅酌低唱，轻歌曼舞。词作为一种和乐的文学体裁，自然备受青睐。
市民生活的繁荣自然离不开一个古代特殊的群体——歌妓。杜牧曾经“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然而唐人与宋人不同，唐人好轻佻，宋人好理性，唐人对待歌妓更多的是玩弄，宋人对待歌妓则更多的是怜惜疼爱。所以，白居易让自己身边的歌妓去伺候元稹，杜牧让豆蔻少女苦等几年，而柳永虽经常出入青楼楚馆，只是将笔触伸向那些平民女子的内心世界，述说她们的苦闷与忧伤，苏轼在侍妾死后，寒蝉凄切，泪眼千行。柳永、秦观、周邦彦等都曾对歌妓挥洒墨汁，足见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的宋词的发展。
（三）词自身发展的需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素共同促进，相辅相成的结果。词作为一代文学之奇，能够屹立在中国文学史册上，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和乐而唱的，词也不例外，最早的词作也是和乐而唱的。而且有词调词牌，句式长短不一，依据唱腔用字，讲究四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能言诗之不能言，但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词互补各领。
无论是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还是苏轼的“以诗为词”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无非是体现诗词的分工与合流，然而就是这种合流就突破了词为艳科的局限，开拓了词境，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功能，使得词的“诗化”倾向更加地明显，词的美学功能和词格更加突出。所以刘熙载在《艺概·词概》中写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既可以表现个人的生活情趣，又可以展现广阔的社会图景；既可以怀古凭吊，又可以金戈铁马；既可以写黍离亡国之痛，又可以写宦海沉浮之寥落，总之社会的林林总总皆可以纳入词的视野。
唐人追求的是一种靡丽而富艳的审美，宋人则不同，追求的是一种理性，是一种不减唐人高处的雅俗共赏。雅俗共赏最完美的体现者是“奉旨填词柳三变”。“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不可谓不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不可谓不雅。在词的风格中还呈现出婉约和豪放的趋势，一般人认为豪放以苏轼和辛弃疾为代表，婉约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其实在宋代那些词作家中，大都是豪放中渗透着婉约，婉约中流露着豪放。（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马积高，黄均.中国古代文学史中[M].人民出版社，2009.
唐诗宋词中的酒文化范文4
通过这样一次探索便让我发现，在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中包含了不少与民俗文化有关的内容。它们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世世代代，年年岁岁，为人们的生活增添意义和乐趣，振奋或抚慰人们的心灵。由此而引发的思绪和灵感，又往往成为诗词创作抒情咏怀的缘由和契机。在我国古典诗词中，与民俗文化有关的作品数量可观，佳作迭现，这确实是诗词发展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民俗是约定俗成、世代积累、长久稳定的，往往超越历史阶段而存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往往不失留有一些旧时民俗的痕迹。古老的民俗很多都能延续至今，并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而不失其历史光泽。民俗总是与人民生活形影相随，结伴而行。而后代的人们对于前代的民俗，也总是怀有兴趣，并会感到亲切和易于理解。我们如果要对延续至今的这些古代民俗给予现代诠释，除了追本溯源，还要证明其历久不衰、与时变易的内在原因。
下面我们来看看当代一些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③，对所选词的民俗背景就有专门的诠释。从戴复古词只选了一首，十分的别具见地：
“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洞仙歌》） 这首词纯用当时口语，写的是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时，在酒楼的小阁上大家围桌而坐的场景。三杯两盏淡酒之余，请来歌妓唱曲，唱的就是重阳应景的时令曲子，以此来酬佳节。十分生动真实的描绘了一幅与宋词相关的节日民俗场景。
黄杰先生也写过一本《宋词与民俗》④，这本书则是从民俗学的观点和角度，系统性地重新审视宋词的价值，并剖析了古典诗词与民俗文化的联系。
以茶汤为例。按宋时的习俗，客来时进茶，客去则进汤。进茶时要唱“茶词”，进汤时则唱“汤词”，其作用与当时酒筵上歌妓劝酒常用的“酒词”相仿。“茶词”与“汤词”同为宋时“茶道”的内容之一。两宋饮茶之风极盛，有不少著名的茶品，喝茶时讲究饮茶的方法、器具和场合。因而在两宋词中，“茶词”、“汤词”亦独为一类，为数甚多。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既是师友，又是茶侣，又多擅长以诗词咏茶。黄庭坚是江西分宁人，分宁就是宋时茗茶产地之一。富弼为相，会见黄庭坚，所得的印象，就是“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 ⑤。北宋文豪欧阳修在《归田录》⑥中也写过这样的文字说：“腊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亦作“日铸”，绍兴山名，其地产茶）为第一。自景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这里所说的这种双井白芽，就是黄庭坚家乡特产的名茶。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看民俗文化中的节日民俗部分。
唐代诗人王维曾写过：“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⑦诗中说得明白：正是重九佳节，正是那阖家登山、遍插茱萸以示亲人间共避邪恶、相互祝福的节日习俗，牵动了这位离乡背井的游子的思亲之情，使他不吐不快。这种“情”不是单方的，作者想象远在华山以东的家人们，在秋高气爽之中相拥登上山巅，每个成员都佩带上芳香的茱萸，也正在为“少一人”而深感遗憾。两情远隔重山，发于一旦，是由重阳节日所激发，通过重阳的节日活动连结起来的。对于离别的亲人们来说，思念之情时时都会袭上心头；然而面对节日的有关情景，思念总是更加强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节日在人们心中掀起的情感波澜是带有普遍性的；诗人的感觉更加敏锐，说出了别人欲言而未能言的话，因此，“每逢佳节倍思亲”，便成为中外古今广为传诵的名句。可见，节日习俗不仅对诗人的创作心理，也对读者的欣赏心理起着积极的作用。
寄意于民俗风情的诗作还有《寒食即事》⑧。《荆楚岁时记》云：“冬至后一百五日，谓之寒食。”即在清明节前两日，寒食节人们要灭除旧火，禁火三天，没有热饭吃，故曰“寒食”。而只有得到皇帝特许者，才能燃烛。唐时，朝廷在此日以宫苑中榆柳点火以赐贵近宠臣，《寒食即事》诗所描述的就是个中景象。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在全民灭火寒食之中，作者有意推出了从皇宫中传递火种的镜头，画面所体现的特权自然是引人注目的。特权阶层中是些什么人呢？作者又借东汉的“五侯”来指当时那些弄权、炙手可热的权臣宦官。全诗并无一句议及政事，却又借助寒食节的习俗，写了皇帝对宠臣权贵的特殊待遇，深有讽喻意味。
节日习俗是民俗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独呈异彩的一部分；各个节日又各具时令特色及文化内涵。由于节日活动特别能引动人们的思绪，触发创作的灵感，所以诗人词家总是借景抒怀，驰骋想象，施展才华，写出情景交融并深刻体现民族文化传统的佳作。其中个人的感受与群体的文化成果既融汇一体，又生发升华，具有突出的深厚度。这些诗词所写的也无非是人间世态、风花雪月、悲欢离合和愿望理想，却因与特有的节日风情相结合，因此民俗风格深刻鲜明，尤富生活气息，读来如醇酒醉人。节日习俗是人人享有、年年重现的，人们对之十分熟悉，这就使创作与欣赏在心理上得到沟通，因而与节日习俗有关的佳作往往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了解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反映节日习俗的诗词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值得注意与研究。
若再上升到民俗文化，其本身内涵也是非常庞大且丰富的。有关妇女生活、婚丧喜庆、饮食服饰、百工伎艺、音乐歌舞、各地物产、市井游乐、宫廷庆典、神怪灵异、社会交际、佛道宗教，乃至草木虫鱼、行话俗语、医卜星象等内容，在古典诗词中都有生动如实的记录。这些蕴藏丰富的民俗迹象，现在已很少被运用，所以我们对诗词的研读和考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民俗文化的复兴。
①李商隐《无题》
②解释来源自“百度百科”
③俞平伯 《唐宋词选释》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④黄杰 《宋词与民俗》 商务印书馆 2007年7月版
⑤ 据清朝潘永因所著《宋稗类钞》卷六记载，富弼曾讥黄庭坚，原话为：“将谓黄某如何，原来只是分宁一茶客。 ”
⑥此段文字选自欧阳修《归田录》卷一
唐诗宋词中的酒文化范文5
【关键词】朱淑真；诗词；南宋；仕女生活
古代仕女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仕女”一词，旧指生于并嫁与贵族或官僚家庭的妇女。她们深居内宅，属社会封闭型人群。优裕、安定的生活，使她们不必为衣食操劳。她们有充沛的自由时间随自己的兴趣修饰服饰妆容、专研织绣女红，而家庭的环境也使她们能有更多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受到父辈兄弟的影响，她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研习诗词文章和书法绘画，甚至有可能接触政治军事等一般来说男人涉足的领域。仕女在古代女子中无疑是比较出色的群体，她们曾经有过才华和梦想、快乐和幸福、压抑和挣扎，她们身上闪耀着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也无法埋没的光彩，由于这些美丽而兼具智慧的女子，古代女性才得以甩脱“柔弱”、“无才”、“卑微”的标签。但是也正由于非富则贵的家庭环境，她们的生活和价值观更容易受封建礼教的支配。
朱淑真，字号幽栖居士，属仕女阶层，是宋代诗词创作数量较多的女作家，共留下了337首诗歌、33首词，被魏仲恭收录为《断肠集》。《断肠集》与李清照的《漱玉集》并称为宋代女性文学作品的双璧。①朱淑真的诗词多是闺怨和爱情篇章，清新婉丽，情真意切，其文章深得晚唐五代遗韵，当时广泛流传着“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虽欲掩其名，不可得耳”。[1]这个典型的闺阁女性，将敏感的心灵和如火的激情全部投放在闺阁这一狭小天地中，从独特的女性创作视角展示南宋仕女的生活和感情状况，这是朱淑真诗词真正价值所在。
南宋时期，由于战争、商品经济发展及官员游宦等原因，男性及整个家庭在社会上的流动性极大，这就迫使南宋士大夫们重新思考秩序、正位、纲纪等问题，女子相夫教子、正家以礼的“主内”角色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仕女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之言，传致内外之物，毋得辄升堂室，入庖厨。”[2]她们在特定的节日里才能走出闺阁，融入社会，体验世俗浓郁的节日氛围，或家族的祭祀当中，或是与姐妹们一起庆祝节日，因此这些节日对她们显得特别重要，这是她们大书特书的内容。除此之外，她们只能通过日常的梳妆打扮、读书写作、刺绣女红等打发日子。当然，这些仕女还有特殊的打发烦恼的方式——饮酒。朱淑真的作品也体现了以上特点。
诗中节日与风俗
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节日注入了新的内容，带来了轻松愉快甚至奢靡的风情。节日风情反映了人们当时丰富的生活情趣、平衡的社会心态。南宋时有帝后“圣节”，“圣节”之外，还有一些官定的节日，重要的有元旦、上元节、中和节、天庆节等。节气性和季节性的节日有立春、清明、端午、七夕、中秋等。朱淑真以诗词的方式记录了宋代节日、饮食、服饰等众多方面的风俗，展示了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仕女们的生活状况。
朱淑真有《元夜三首》和《元夜遇雨》四首诗反映了元宵节灯火辉煌、繁华热闹的盛况：“阑月笼春霁色澄，深沉帘幙管弦清。争豪竞侈连仙馆，坠翠遗珠满帝城。一片笑声连鼓吹，六街灯火丽升平。”“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香街宝马嘶琼佩，辇路轻舆响翠耕。”“揭天鼓吹闹春风。”这些诗句再现了元宵节人声鼎沸，鼓乐齐鸣的欢腾，人们竞相攀比，以示富有，大街上热闹非凡，人群熙熙攘攘，拥挤中妇女们的首饰撒落满地的景象。笑声、锣鼓声、马嘶声、翠耕声不绝于耳，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元宵节南宋街市上的热闹繁盛景象。
立春代表着春天的正式开始，更深层次地饱含着人们对未来一年的希望、憧憬。“梅花枝上雪初融”、“柳条如线著春归”，从朱淑真诗中我们看到了立春之日的物候特征，雪融化、柳树已发芽。“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剪称联钗”、“韭黄兰茁簇春盘”、“玉管吹灰适报春”。立春时节人们拾野菜卷春饼、挂春幡、设春盘、玉管吹灰等多种典型习俗，生动形象地再现于朱淑真诗词中。
五月五日端午节，又有端五、重五、重午、天中、浴兰令节之称。端午节家家要在门口铺设桃、柳、葵花、菖蒲、艾叶，还要吃粽子、五色汤元、茶酒等，有些人家将泥塑张天师像悬挂于门额上，用来禳毒气。朱淑真有诗“纵有灵符共彩丝”，灵符彩丝都是辟邪驱病之物。
七月七日南宋妇女有七夕乞巧的民间习俗，妇女们对月穿针，或把蜘蛛放入盒子内，乞求织女赐予女红巧技。第二天如果网丝圆正，美名“得巧”。朱淑真诗“拜月亭前梧叶稀，穿针楼上觉秋迟。天孙正好贪欢笑，那得功夫赐巧丝”四句点出七夕“拜月”、“穿针”、“天孙”、“巧丝”，再现七月七日南宋妇女乞巧的民间风俗。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清光消雾霭，皓色遍高空。愿把团圆盏，年年对兔宫”。从朱淑真诗中得知，南宋时，家人八月十五中秋节要吃团圆饭，喝团圆酒，饮酒赏月已成民俗。
十一月冬至宋人也颇为重视。“八神表日占和岁，六琯飞葭动细灰。”朱诗反映了宋代冬至祭祀祖先、玉管吹箫的民俗。腊月底，被认为“月穷岁尽之日”，故称“除夜”。民间洒扫门闾，除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先。朱淑真除夕诗共有三首：《除夜》两首和《除日》一首。“爆竹声中腊已残，酴酥酒暖烛花寒。朦胧晓色笼春色，便觉风光不一般。”燃放爆竹、饮酒、守岁等已成为当时节日习俗。朱淑真作品中除夕晚上饮酒守岁、燃放爆竹、插桃符避鬼的风俗基本涵盖了南宋人的生活风尚，体现了南宋的生活文化。
诗中酒文化
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据今人研究，当时的酒可分为黄酒、果酒、配置酒和白酒四大类。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3]。宋时出现了一批名酒，北宋晚年的名酒如宋英宗高后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后家的天醇等都是达官贵人家酿造的。另有如开封丰乐楼的眉寿、白矾楼的和旨等都是大酒楼酿造的。还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归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等。南宋晚期，名酒有军队殿前司的凤泉、浙西提举常平司的皇华堂、苏州的双瑞等，都由官府生产。以上名酒只有一部分是商品，但这也是宋时酒文化发达的标志。[4]
宋代，女性作品中有关酒意象的诗词有110首，是前代总和的5．5倍，而写酒意象的女作家35位，是前人的4倍。[5]宋以前，先秦卫宜夫人、汉朝卓文君、晋刘妙容、唐代陆蒙妻蒋氏、鱼玄机等女性，她们的作品中都留下了酒的印记。宋代，随着酿酒业的空前繁荣，饮酒者身份由皇宫贵妇、唐代女官之流进而扩大到小家碧玉。如杨慧淑、连妙淑为龙宫皇妃，魏玩、李清照是相门之妇，张玉娘、朱淑真则是宦门淑女。宋代，酒是流淌在女作家精神世界的血脉，贯穿着她们人生丰富多彩的情感浪花，浓缩着她们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古代酒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她们美丽的倩影。综观朱淑真《断肠集》，提及酒意象的作品有60多首，占其作品的五分之一，占宋代酒意象总数的一半。
朱淑真作品关于宋代饮食习俗记载的以酒最盛，展示了酒的种类、用途。淑真诗：“爆竹声中腊已残，酴酥酒暖烛花寒。”酴酥酒即屠苏酒，宋时正月初一饮酴酥酒，可以避邪，不染瘟疫。正月初一饮的酒还有椒酒和柏酒，以祝长寿。“椒盘卷红烛，柏酒溢金杯。”所以有“元日进椒柏酒，椒为玉衡量之精，服之令人身轻，柏是仙药”。[6]从中，我们看到宋人除夕夜饮酒颇为讲究。“金杯满酌黄封酒”，黄封酒是宋朝官酿的酒，以黄纸封口，称黄封，是御赐酒，后多用来指上好酒。“当尽新篘玉友醅”，玉友即是一种名酒，色彩莹白如玉，糯米和酒曲酿制而成故称玉友醅。有关饮酒风俗朱淑真作品中更是比比皆是，“强切菖蒲泛酒卮”、“无聊酒独亲”。酒可以消愁抒闷，可以闲情遣兴，可以祝寿、助暖。朱淑真笔下的当时人们对酒的嗜好、饮酒的风俗再现了宋代仕女生活缩影。
诗中服饰妆扮
古人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宋朝有“服制”规定，实际生活并不恪守一律。衣冠服饰在宋发生了许多变化，显示出时代特色。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宫中、朝中装束对社会服饰风尚起着重大影响。宋皇后常服有“龙凤珠翠霞帔”，“后妃之服”规定有祎衣、朱衣、鞠衣、礼衣等，是参加不同仪式的装束，常服则大袖、长裙、霞帔等。而其“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7]穿背子很普遍，《师友谈记》记禁中贵妇著有“黄背子”或“红背子”。北宋末，服饰多变。京城中“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被指为“服妖”。[8]
“宋代女性多服窄袖衣，与长裙相配穿着，衣料以罗为多，柔软轻薄，宋词多有罗衣、罗裙之称。”[9]“上身多穿袄、襦、衫、背子、半臂等，下身是裙和裤。”[10]衫和裙也是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作为南宋仕女，朱淑真诗词在不经意间展现出自己的外貌服饰，呈现出宋人的服饰面貌。朱淑真作品中点到四种服饰：罗衣、衫子、裙子、带围。其中罗衣是提到次数最多的，“乍著薄罗偏觉瘦”、“瘦怯罗衣褪”、“泪滴罗衣不忍看”、“泪滴罗衣暗断肠”等等，可见，罗衣是朱淑真经常的穿着，同时也是宋代女性最普遍的服饰。朱淑真作品中也常提到这些服饰，“愁看罗袖上”、“解却红裙小簟凉”、“淡红衫子透肌肤”。此外，带围也是宋人腰间的装饰，“陡觉湘裙剩带围”、“带围宽尽小腰身”，可见带围在宋人服饰中使用较普遍。
服饰之外，宋代女子头饰也很丰富。朱淑真作品中有很多有关头饰的描述，“坠翠遗珠满帝城”，提到了珠翠，“闹蛾雪柳添桩束”，又提及了闹蛾、雪柳这些宋代头饰，这些都是节日妇女装扮自己的头饰，各具特色。朱淑真诗中除了提到用于节日的头饰，还有平日里所戴头饰凤钗，“卸却凤钗寻睡去”。此外，朱淑真作品中提到的头饰还有金钗和梅花，“玉体金钗一样娇”，“笑折一枝插云鬓”，“自折梅花插鬓端”，“谩把梅花取次妆”。无独有偶，北宋著名女诗人李清照《清平乐》中也写到“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朱淑真词有：“盈盈笑靥，称娇面爱学、宫粧新巧。”“只有宫娃无一事，每将施额斗妆匀。”都是指将梅花折来贴在额前的情形，从中可以窥见宋代女子头饰之丰富、之常见。
朱淑真的诗词反映了南宋的节日风俗、饮食习惯和讲究的服饰装扮。透过这扇窗口，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宋代的一些民风民俗，更好地解读了朱淑真诗词。
注 释：
①本文引用所有朱淑真诗词，均出自张璋、黄畲校注：《朱淑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宋）魏仲恭.断肠集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3．
[2]司马光．司马书仪·卷三[M].丛书集成本，第43页.
[3]（元）脱脱.宋史·卷185《食货志》[M].第4514页．
[4]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14.
[5]舒红霞.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与酒文化[J].殷都学刊，2004（3）．
[6]梦粱录（外四种）[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16.
[7]舆服制三[M].宋史·卷一五一.第3534-3535页.
[8]（宋）岳珂.宣和服妖.桯史·卷五.第54页.
[9]张维清，高毅清.中国文化史（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61．
[10]姚瀛艇.宋代文化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620．
唐诗宋词中的酒文化范文6
一、选修教学准确定位，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选修课的设计，必须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实际水平。选修课程也应该体现基础性，但更应该致力于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促进学生有个性地发展。根据课标精神，教学中我们将《唐诗宋词选读》选修课的教学目标定位有二：一是指导学生在必修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对诗歌的鉴赏和审美能力，让学生习得方法，构建起能力。具体讲就是既要指导学生学会有感情地诵读诗歌，准确解读诗歌作品，准确地了解作家的思想与作品的风格，系统地掌握某一题材的作品主题与表达技巧，构建诗歌的知识网络；同时又能提高学生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在感受和体验作品的过程中，得到精神陶冶和审美愉悦。二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有所选择，获得个性化的发展。具体讲就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兼顾学生个人的爱好，教学方法上多进行探究性学习，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解读。
二、整合教材，实行模块教学
鲁人版《唐诗宋词选读》以话题的形式组织单元，在教材内容的安排上分为讲读篇目和课内自读篇目，但基本以朝代为序列，分为“气象恢弘的初盛唐诗歌”、“姿态横生的中晚唐诗歌”、“北宋的旧曲新声”、“南宋的乱世词心”四个话题，每个话题以作家作品为单元编排，这样虽然能让学生对唐诗宋词的发展历程和代表诗人有一个总体了解，但这样编排整体感不强，比较零碎，不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教学实践中我们打破了原有专题的框框限制，把教材整合为三大模块。
(一) 导学模块
对于诗歌鉴赏，虽然学生在选修课的学习中有所涉猎，但是难免缺乏系统的知识储备和方法积累；同时，古典诗歌离学生的生活时代已远，学生要长时间的连续学习，难免会有畏惧之心。因此，教学之初，我们先设置了导学模块，导学模块的教学重点是导之以法，授人以渔；导之以趣，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并树立学习诗歌的信心。这一模块的教学以讲解课型为主，教师重点利用学生在初中和高一必修课中所学的文本，重点从意象和意境、诗歌特点、表现手法，诗歌鉴赏的角度等方面入手，引导学生梳理常见意象、意境和常用手法；让学生明白古代诗歌的语言特点。诗歌鉴赏的角度，从诵渎入手，让学生学会看题目、看作者、看注解、看文本，并注意抓住关键词句、意象意境特点、用典、修辞手法、言外之意等，由浅入深全面把握一首诗歌。这样一来，学生初步掌握了诗歌的解读方法，消除了畏难情绪，拥有了探究学习的兴趣。
(二) 名家模块
唐诗宋词的璀璨星空里有五颗耀眼夺目的明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这是选修重点讲授和学习的内容。教学中重点以赏析课型和诵读课型为主，重视方法的示范，授人以渔。
一是整体把握这些重点作家作品及主要特点。
这五位大家，分别代表了唐诗宋词的不同风格，每一位大家，在人生的不同时期，由于背景和人生经历的不同，作品的风格也不尽相同。如学白的诗歌重点引领学生学习他的代表作《将进酒》和《梦游天姥吟留别》，让学生体会李白的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性格，以及李白作品中夸张与想象的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学习杜甫重点突出对其诗作风格―“沉郁顿挫”的’体悟，在结合学生先前学过的作品如《登岳阳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基础上，重点学习《兵车行》和《旅夜书怀》。学习苏轼重点以教材里所选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和自读篇目里的《江城子・记梦》为主讲篇目，意在让学生体会苏轼词作豪放的风格和深婉细腻的情感。学习辛弃疾重点引领学生感悟其作品中的爱国思想，教学中重点学习有比较深厚的现实内容且手法圆熟精到的《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和体现婉约含蓄风格的《青玉案・元夕》。学清照则重点学习能够代表其词前期和后期风格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和《声声慢》(寻寻觅觅)，让学生形成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认识。
二是讲授重点作品，学会解读方法和诵读方法。
叶老曾讲，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诗歌选修教学也是如此。在引领学生学习重点作品中，让学生学会解读诗歌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先通其词语和句意，玩味意象，描摹意境，品赏手法，体悟其感情，学会在鉴赏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同时，教授重点作品时，引领学生掌握诵读的方法。教学中指导学生做到三读：音读(即读正字音，读准节奏)、意读(即理解诗句，理清脉络)、情读(即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把握情感，明晰主题)。如以《将进酒》为例，首先让学生整体感知，把握这首诗的感情基调：以悲伤起势，最终归结于“愁”；再读诗歌，分析作者的情感变化：悲―欢―愤―狂。在诵读时要利用语气和节奏的变化恰切的诠释诗人的情感。比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一句，起势“君不见”属客观陈述，所以语气应平缓，“黄河之水天上来”让我们想到滚滚黄河之水从天上一泻而下的磅礴气势，所以读来应气势轩昂，特别是“天上来”三个字，更应该体现出一种大气磅礴之势，紧接着“奔流到海不复回”表达的是时光易逝的感叹，语气应转为低沉，一唱三叹。中间“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一节，句式变得简短，感情也较为欢快，所以节奏上应紧凑轻快。
(三) 题材模块
除了重点作家的作品外，对于其他的作品，我们打乱教材的编排顺序，按题材做了有机的整合，依次划分出山水田园诗、咏物言志诗、边塞征战诗、羁旅思乡诗、咏史怀古诗5个板块。咏物诗以《房兵曹胡马》和《马诗》为主，山水田园诗以《次北固山下》和《汉江临泛》为主，怀古诗以《泊秦淮》和《桂枝香・金陵怀古》为主，边塞诗以《从军行》和《燕歌行》(并序)为主，羁旅思乡诗以《商山早行》和《除夜宿石头驿》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