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咏李诗韵范文1
关键词:唐彦谦;李商隐;诗歌;师承;职称论文
(一)在题材上,唐彦谦的咏物诗和咏史诗,无论从诗歌手法还是风格上,都和李商隐的咏物诗和咏史诗相似。
咏物诗至晚唐可谓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元人方回说:“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书,则一字不能作”,从侧面揭示了晚唐诗人对风物的特殊癖好,可见晚唐咏物诗之多。李商隐和唐彦谦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咏物诗可以说是这一诗歌创作倾向的反映。但是和其它诗人相较,李商隐的咏物诗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从唐彦谦的咏物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不同的传承。晚唐咏物诗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致力于穷形尽相的图貌摹态,笔致精工纤巧,有的绮艳无骨,排比,偶韵较律,形式主义较为严重。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酬唱之作有《茶中杂咏》(十首)、《渔具诗》(十五首)、《奉和袭美茶具十咏》等等都具有此种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托物讽世之作很多。如袁郊的《月》、曹邺的《官仓鼠》、韩偓的《观斗鸡偶作》、唐备的《道旁木》等,其讽刺的矛戈所向,上至皇帝、官僚,下至浇薄世面,无所不包。
李商隐创作了一百多首咏物诗,其中也有图貌摹态之作,如《微雨》、《落花》、《牡丹》等;也不乏讽刺之作,如《赋得鸡》、《乱石》等,但是不同之处是,李商隐还创作了许多托物寄怀之作。诗人借咏物抒发因仕途抑塞、挫折频仍而产生的凄切悲伤之感,表现出低徊深婉、摇荡人心的悲剧美。这些咏物诗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如《流莺》:
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岂啭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潮夜露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1
流莺的飘荡哀鸣,欲栖无枝,寄寓了诗人陈情不省,身世飘蓬之感。
唐诗咏李诗韵范文2
唐诗中的马的意象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骏马类。如骏马、千里马、宝马，诗如李白的《天马歌》；一是病马类。如老马、瘦马、病马，诗如杜甫的《病马》。
唐诗中的骏马意象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一，通过渲染骏马英武的外形，表达豪情壮志，抒写激昂情怀。如杜甫的《房兵曹胡马》一诗，前四句写马英武的外形、矫健的身姿。先写马的俊逸，再写马耳锐利劲挺，突出骏马出身不凡、傲骨铮铮的特点。然后顺势写骏马四蹄腾空、肆意奔驰的雄姿，别具神韵。后四句是虚笔，由咏物转为抒情，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表达了房兵曹为国立功的愿望，更是诗人自己的人生志向的写照。整首诗洒脱豪迈，表现出青年杜甫锐意进取的精神，彰显了诗人的豪情壮志和激昂情怀。
其二，唐诗中的骏马形神兼备，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诗中的骏马或凌厉勇猛，或不辞辛劳，或不畏艰险，表现了诗人对纵马边塞、建立军功的崇尚与期盼，同时也表现出唐代欣欣向荣的社会气象和诗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在《房兵曹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四句诗中，诗人将驰骋沙场的雄心壮志寄托在飞奔的骏马上，并使社会环境和自己的人生理想相契合，既反映出时代特征，又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唐诗咏李诗韵范文3
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享誉盛名。她是一位诗词文赋兼擅,有着多方面艺术才能的女作家。可惜,其诗文散佚太多,欲窥豹一斑者不可得,历来学者鲜有提及。然而学者对其诗评价却极高,称她的诗可和李白、杜甫、陶渊明等比肩。
她的一生既享受过幸福,也饱经了苦难。尚18岁,和情投意合的赵明诚结婚。期间,夫妇俩诗词酬唱,生活舒心适意。此时,闺房绣户是她的生活世界,而美满幸福的婚姻爱情便成为她主要的人生理想。李清照甜蜜宁静的生活使之诗词风格意境愉快。随着赵明诚的出仕,夫妻恩爱却短暂分离,生活出现了暂时的缺憾,此时多创作表达相思夫君之词。靖康之难是李清照的人生转折,她家破夫亡,受尽灾难和折磨。南渡后,她遗留下来的诗多是这以后所作,仅存诗近20首。这些诗文“抒情言志”,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对往昔美满自由生活的回忆,体现了李清照不图偏安,志图报国的士大夫情怀。
靖康之难前,《分得知字》为李清照和诗友在一起分韵作诗所成。《感怀》作于宣和三年,是在和赵明诚屏居之后,赵明诚出仕时所作,表现了夫妻二人的共同理想和正直廉洁的品格。《诗和张文潜二首》分析了唐朝之所以发生安史之乱的原因,通过总结历史教训,表现了李清照对北宋末年朝政的担忧。“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借古讽今,揭示当朝政治危机,不难看出李清照赤忱的爱国之心。靖康之难以后,李清照于建炎三年,1129年,随夫乘舟出芜湖,沿江而上至乌江县,创作了千古流传的《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现了诗人崇尚气节的精神风貌,讽刺了宋朝统治者偏安偷生。《咏史》是借古嘲今,斥责了由金人扶持的伪齐、伪楚政权,对于在民族危难之际保持民族气节的人士给予赞扬和肯定。李清照于杭州所作五篇帖子系应酬后宫,是歌功颂德之作。《偶成》于赵明诚去世后所作,诗中抚今忆昔,从“十五年前花月下”到“安得情怀似往昔”,表达了诗人对亡夫思念哀悼之情。作《题八咏楼》时,李清照在金华避乱,“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于后人愁”她感叹祖国山河破碎,徒成半壁,表现了她强烈的忧国之心。同时作的《钓台》,“臣舰只缘因利往”形象地刻画了受名缰利索所羁的世人形象,“往来有愧先生德”,是对汉隐士严子陵表示崇敬之情。李清照于病中越发思乡,作《春残》以抒发思乡之情,“春残何事苦思乡”可见她思乡之切、之苦。《晓梦》是唯一一首记梦诗,全诗想象丰富,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寻求解脱苦闷的心情。《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其中,李清照表达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原百姓的关切怀念。《断句七则》描述了诗人南渡以后的生活和时时感伤。
在李清照遗留下来的诗篇中,其中《诗和张文潜二首》是一首为数不多的和诗佳作,诗作中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过人之识和高超文艺。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自唐以来,人们多把责任推到杨贵妃身上,即史家也不例外。而李清照的这两首和作,不附和歌颂中兴大业,也不同于即景抚今吊古、感叹百年兴废,而是着重解析天宝事变的历史根源,昭示安史之乱后皇室内部斗争的深化,从总结历史教训方面拓展诗作意蕴,其中不乏警句“夏商有鉴当渠成,简策汗青今具在”、“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见出诗人有超人的识度,应该说没有深刻的历史反思是难以做到的。
在宋代,几乎没有哪一位诗人没有写过和韵次韵之作。但是和韵之作,因受原唱思路、用韵的限制,一般不轻易写好,所以和韵之篇少有名作。有关这两首和诗,人们评价不一。有认为二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鹿革脯矣”。也有认为二诗“未为佳作”,不过基本都承认“出妇人亦不易”。
从这两首诗来看,应该说写的比较直白,但也应看到两诗写得非常流畅恢廓,两首诗在思想内容上浑然一体。而且诗作采摭了唐末以来的正史、野史笔记传说,融化了大量历史掌故,写来蕴含深远,显示出诗人深广的文化素养。而且诗人有时作诗用险韵,即以她和张文潜的这两首诗来看,实际不是和韵,而是次韵。即完全按照原诗的韵字和次序。以次韵之作,完全按照张文潜的原诗的韵字和次序,受到的限制可想而知,且受张文潜思路的限制,能写到如此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诗艺之高超。
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以史带论的。一个文人要想证实自己有识见、有思想,他不是要在哲学中作抽象的思索,而是要在具体史实的褒贬中体现才力。在这里史和诗有着血缘关系,钱谦益说摘要:“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李清照在和诗中回顾了具体史实,但就在这种回顾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识见。
中国古典诗歌讲究意境。诗词的最大特征是摘要:“言有尽而意无穷”。李清照和诗虽行文较直白,跳跃性不是太大,但其笔力还是凝练的。关键是她没有人云亦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体现了自己对历史的感受,且识见卓越,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意境。尤其是两首诗的结尾用典,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细细琢磨又觉得很微妙、含蓄又透彻,完全可以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了。
由此不难看出,她的诗多有哲理感悟、爱国抗敌的大夫情感。所以,爱国主义精神是李清照诗文创作的亮点。
李清照在她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诗作中,生动地展示了她的情感历程和生命历程摘要:崇尚高洁之志;爱国抗敌之思想;针砭时弊之情感。这些诗大多和民族兴亡直接有关,几乎没有一首是感叹个人得失,际遇不平的,充分展示了李清照作为一个女子却难得的政治胸怀、民族气节、宏伟气概。而这些诗歌的创作也无不体现其艺术价值之高。
唐诗咏李诗韵范文4
后人称诗人李商隐和杜牧为小李杜，自从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等这批中唐诗人相继去世以后，元和诗坛上的那种活泼与锐气的诗风也逐渐消失。直到晚唐时期的诗人李商隐、杜牧等一批青年诗人的崛起，才使晚唐诗风摆脱一种没落的风气，重新出现生机。诗歌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诗风俊爽清丽，各自独树一帜。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杜牧的古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善于将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为一体，气格紧健，造句瘦劲。他的七绝成就最高，意境幽美、议论警拔、韵味隽永。咏史绝句，立意出奇，史识高绝。杜牧的写景抒情绝句，意境幽美，韵味隽永，于盛唐七绝之外，别开妙境。杜牧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美的形象，用绝句体小诗加以描写，含蓄精炼，情景交融，在短短的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图画，如《江南春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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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咏李诗韵范文5
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合生”的 文献 及“合生” 研究 的学术史，并对“合生”的本义及其渊源进行了探讨，进而对“合生”的演变及其体制作了勾勒与描述，最后，阐述了“合生”与唐宋伎艺及杂剧的关系。
【关键词】 合生 演变 伎艺 杂剧
唐代有所谓“合生”，延及宋代，不少学者径指其为“杂剧”。但对“合生”何以得名及其渊源流变则歧见甚多，说法不一。在唐宋，“合生”作为一种伎艺，广泛流行于文人、伶人与艺伎之间，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合生”与杂剧关系密切，其发生 发展 的 历史 脉络、性质、内涵的准确定位，将为我们探索唐宋的杂剧形态提供一条新的路径，需要重新研究。
一 “合生”的文献及其研究史
以下是有关“合生”的文献资料。《景龙文馆记》“合笙”条:
殿内奏合笙歌，其言浅秽，武平一谏曰:妖巫娼妓、街童市女，谈妃主之情貌，列王公之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笙”，不可施于宫禁。（1）
《新唐书•武平一传》:
后宴两仪殿，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婴滑稽敏给，诏学士嘲之，婴能抗数人。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
《全唐文》卷二六八载上文题“谏大飨用倡优 狎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七“礼乐”部亦引上条，但其中的“胡人袜子”、“妖妓胡人”中的“胡人”皆作“伶人”（2）。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合生”条:
唐书武平一传曰，中宗宴两仪殿，胡人袜子何懿倡合生歌，言浅秽，平一上书:“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号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即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时也。今人亦谓之“唱题目”。 《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条:
有谈歌妇人杨苎罗，善合生杂嘲，辩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以侄女呼之，每令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3）
《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
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
《夷坚志》支乙卷六:
江浙间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4）
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引子”:
由是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妄言。
以上关于“合生”的资料，大多语焉不详，致使后人对“合生”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清人王棠在《知新录》一书中将“合生”释为“杂剧”;任半塘十分赞同王棠之说，也认为“合生于唐为杂剧”（5）。戴望舒则释为“歌舞”（6）;胡忌、周贻白也持此观点（7）。另有一些学者将“合生”释为“说唱”，如戴不凡认为“合生”是“即席吟诗作词的一种玩艺”（8）;李啸仓是最早提出将唐宋的“合生”区分开来的学者，认为宋代合生类似双口相声，但中间夹以歌唱（9）;严敦易也主张合生“就是一种说唱夹杂的形式”（10）。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多种伎艺综合说”，如孙楷第就认为“合生”含有歌舞、题咏、滑稽、铺陈，介于杂剧、说书与商谜（11）;程毅中先生认为合生与笑话、商谜类似（12）;沈曾植的《海日楼札丛》卷七“合生”条（13）、王振良的《合生考论》（14）亦主此说。
由于后人对“合生”理解多有歧义，且“合生”与唐宋伎艺关碍甚深，并涉及后世的演剧形态，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二 “合生”的本义及其渊源
“合生”又作“合笙”，《新唐书•武平一传》的“合生”，《景龙文馆集》作“合笙”;《东京梦华录》在两次引用中，一作“合生”，一作“合笙”，可见两词相通。关于“合生”二字的得名，向来号称难题，顾颉刚曾推测云:“‘合生‘未知何义，不知是否即合演也。”（15）严敦易认为:“合生这个名字很特别，不易解说，这当系一种专门的行业中的术语，正和小说谓之银字儿一样。”（16）任半塘则认为:“合生”二字，至今尚无的解，或可认为由两人对面歌舞，科白情节相生之意（17）。
我认为，唐代的“合生”就是“合声”，也就是将“题目”之词配合声乐之意。考“合生”这一伎艺出自“妖妓胡人”，其 音乐 也本源于“胡乐施于声律”者，则“合生”一词或为外来语。
需要指出，唐代的“合生”作为一种伎艺，源自唐代的“题目”。将此“题目”配之以声乐，即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谓“唱题目”，也即唐代的“合生”。一些研究者往往割断唐宋合生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唐代合生与宋代合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伎艺，这可能是出于对“题目”的误解。事实上，唐代的合生同样源自唐代的“题目”。“题目”本无唱，因合之以声乐故云“合生”，也即“唱题目”。换言之，“合生”是采用了佛经译名的叫法，而“唱题目”则是 中国 式的俗称;前者反映了该伎艺音乐的外来背景，后者则说明该伎艺的本土渊源。在某种意义上，“合生”一词也可理解为中外伎艺的融合与衍生。无论如何，“合生”与“唱题目”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已。
为了说明“合生”与“题目”的关系，需要先了解唐代的“题目”。“题目”并非今日的文章名称或标题，而是“品题”、“标目”之意。这种品题的对象指的是某一特定的人物，因此，“题目”实际上就是“品题”人物。
题目人物始自汉末的清议。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大权尽委奄寺，遭到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的太学生们的非议。其内容即所谓的“品核公卿，裁量执政”（18），清议由是兴矣。到魏文帝时，制订了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衡量人物的重要依据，就是看此人的“清议”如何。清议一般由中正主持，负责考察“乡党评论，人才臧否”（19），以定人品高低，题目人物由此盛行。《晋书》卷四三《山涛传》:
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卑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魏晋之际，品题开始讲究辞藻，《吴志》:“（李肃）字伟恭，南阳人。少以才闻，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20）《后汉书》卷九八:“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这里的所谓“目”，即题目，唐李贤注云:“命品藻为题目。”此即唐宋之际题目人时往往简称为“目”之肇始。至南北朝时，题目人物逐渐演变成一种以嘲弄式韵语进行谐谑的方式，并迅即地得到传播。《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须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
到了唐代，题目人物成为一种专门的伎艺，有人专擅此技，初唐有魏光乘、张元一，中唐有曹着等。
魏光乘，贞观中为左卫率府长史，喜好题目人。《朝野佥载》云:“魏光乘好题目人。姚元之长大行急，谓之‘趁蛇鹳鹊‘。侍御史王旭短而黑丑，谓之‘烟熏水蛇‘。杨仲嗣躁率，谓之‘热鏊上猢狲‘。”（21）文中的“谓”，即“题目”之义。
张元一，武则天朝为拾遗郎中，亦好题目人。宋马永易《实宾录》卷八“逆流虾蟆”条:“唐郎中张元一性滑稽，有口才，喜题目人而已。”至于张元一本人是如何题目人的，《朝野佥载》卷四记载甚详:“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鹙入凤池‘。”（22）所谓“目”，即“题目”。
曹着，贞元进士，以善于题目人物而着称。《唐国史补》卷下:“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诨语自贺兰广、郑涉。近代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纡，隐语有张着，机警有李舟、张彧，歇后有姚岘、叔孙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着。”（23）据此可知，“题目人”与“诙谐”、“轻薄”、“诨语”、“咏字”、“寓言”、“隐语”、“机警”、“歇后”、“讹语影带”等皆为当时流行的伎艺。顺便指出，“题目人”并不是指“作题目的人”，而是指对人进行“题目”，即“题目人物”。
观以上“题目”之 内容 ，则知唐代以外貌品行来概括题目的方式，继承的仍然是南北朝的传统。《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唐代的“题目”资料中，所见到的基本上都是短语式的绰号，虽然这种绰号对品貌的概括十分 艺术 、文雅，如“鹙入凤池”、“望柳骆驼”之类，但还未见刘宋时期的何勖采用过的题目韵语，而这种韵语在宋代却以“合生诗词”的形式被继承。何以唐代会中断传统?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唐代的题目嘲诗曾经存在过，只是未被载诸 文献 ;或虽载诸文献，但却未被保存下来;或虽被保存，却未被以“题目”之名（24）。如《开天传信记》载黄幡绰题目安西牙将刘文树（25），即以题目的方式进行戏谑。而且，黄幡绰的题目采取了嘲诗的形式，这种形式与《洛阳搢绅旧闻记》中宋代谈歌妇人杨苎罗以蜘蛛题目云辨的“合生”方式如出一辙。可见，唐代的题目也包括嘲诗的形式，宋代的合生诗词当渊源有自。其二，唐代的题目嘲诗可以有多种称谓，即题目嘲诗曾以其他名目存在过。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有所谓“连脚嘲”，就是以诗赋的形式连头到脚对人的体貌特征和品行进行嘲弄（26），将其与宋代的“合生诗词”相比较，可见二者一脉相承，因此，这种“连脚嘲”即唐代的题目嘲诗。
根据以上 研究 ，我们有如下结论:
第一，唐代题目人物的品貌行止是颇为流行的戏谑形式，这种形式与“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性质完全相同。当然，由于此类戏谑不登大雅之堂，“题目”与“合生”所保存下来的资料只是沧海一粟。在唐代，“题目”的诗词形态曾以不标“题目”的方式，或以“连脚嘲”之类的名义存在过。唐代的题目诗词上承刘宋时期何勖的题目韵语传统，下开宋代合生诗词的先声。第二，从时间的坐标看，作为滑稽诨科性质的“题目”起自魏晋，流行于南北朝，盛行于唐朝，而“合生”直到唐中宗时期才开始出现，可见，“合生”是在“题目”的基础上 发展 起来的。
第三，从“题目”到“合生”的演进机缘，当起于“胡人袜子何懿”等人，他们对“题目”披之于“胡乐”、“异曲”，施之于“咏歌蹈舞”，使之成为“合生”这一新的伎乐形式。正因为如此，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才将“合生”称之为“唱题目”。北宋去唐未远，他将“合生”与“题目”联系的看法值得重视。顺便指出，《西厢记诸宫调》卷五中保留的【乔合笙】曲，以及宋代戏文《乐昌分镜》中的【合生】曲，有可能就是存留的唐代合生的“胡乐”。
三 “合生”的演变及其体制
对于后世“合生”的基本性质，我认为需要 参考 伶人的意见。因为“合生”既然为伶人用语，所以，伶人自己的解释才是最具权威性的。那么，伶人是怎么解释“合生”的呢?《行院声嗽•文史》云:“合生:捻词。”（27）《行院声嗽》作者不详，其文载于无名氏《墨娥小录》卷一四，但该书于明隆庆五年（1571）由吴继聚好堂刊印，出自苏州刻工之手（28）。此书虽收入于明刻本之中，但其中大量的话语见于宋元笔记和戏曲之中，如“唱曲”为“咽作”，见宋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八:“唱曲:善讴、谚作。”所谓“谚作”即“咽作”，音同异写。又见关汉卿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会咽作。”又如“婆婆”为“卜儿”、“秀才”为“酸丁”、“官人”为“孤老”、“贼”为“邦老”等等，皆习见于元杂剧。事实上，“合生”一词明代以降已经很少见诸记载，有之，亦多为回顾、考证之文，说明该词已经逐渐退出通行语言的舞台。因此，《行院声嗽》所记载的应该是宋元时期的行院话语。
问题 是，“捻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唐敦煌写卷斯六一七《俗务要名林》:“捻，奴牒反，同‘捏‘。”可见，“捻词”即捏词，也即编造“词”之义。汤式《笔花集》“卓文君花月瑞仙亭”散曲:“传奇无准绳，关目是捻成。”（29）“捻成”，《雍熙乐府》引该曲正作“捏成”。天一阁本《录鬼簿》“关汉卿”条贾仲明吊词云:“捻杂剧班头。”又，同书“孔文卿”条贾仲明吊词云:“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其中的“捻”，皆是编造之义。如此，“合生”一语类同于唐宋的“作语”。
宋元伶人将“合生”称作“捻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此时的合生更为注重作词也即造作题目的技法，宋代合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进一步发展了唐代的合生。这种继承和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宋代的合生，不仅题目人物，也“指物题咏”（见《夷坚志》） ;不仅对人，也对事物进行品题。其二，不仅有“滑稽含玩讽”式的乔合生，也有非谐谑性质的普通合生。需要指出的是，合生本来就是诨科性质的，无所谓“乔合生”，只是到了宋代，一些士大夫借用合生的方式进行游戏，才使合生具有非玩讽的性质，于是，才以“乔合生”一语来指称原来意义的合生，换言之，合生就是乔合生，宋代的非“乔”性质的合生反倒是后起的。其三，宋代合生在体制上，吸收了酒令令格的体制，使之更为复杂与完备:作为宋代合生“捻词”之“词”，已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言词，甚至不同于普通的诗词，而是指具有一定令格的韵语;宋代的合生不仅由一人，也可由多人合作完成;题目对象的数量，由一人一事，变成数人数事。
关于合生体制与酒令关系的问题，尚未有人提出，且脉络隐晦不彰，需作详细的清理。虽然有人认为合生的“具体体制等 目前 尚无破解”（30），但有关合生的体制情形，文献中已有记载，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又，《梦粱录》卷二〇“小说讲经史”条:“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这是关于“合生”的关键解释。对于宋代的“合生”体制，我认为以上两书解释得十分清楚: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可惜的是，人们往往忽视宋人对合生的这句关键性的诠释，我们不妨在此进一解。“起令、随令”起自唐代的酒令，宋代依然盛行。这种酒令的体制由以下要素构成:
第一，规定令题及要求。即先商定酒令所咏之对象，同时，对令格提出具体要求。第二，由一人先咏，是为“起令”;然后由众人按照其令格进行附和，是为“随令”;由于“随令”所咏之事不同，故为“各占一事”。第三，所咏之令是一种有一定格式的韵语。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类似诗词，但由各人分咏。这就是“捻词”也即“合生”的含义。第四，这些令格式韵语往往具有谐谑性质。且看以下数例:《唐摭言》卷一三: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半臂着襕，未见口唇开胯。”一座大笑。（31）
上文中“干改令，诸人象令主”，这是规定令题;“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着篱，未见眼中安障。”这是起令，并标示令格;“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半臂着，未见口唇开胯。”此即随令。
宋代的酒令中便明确记有“起令”，《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与佛印起令”:
东坡谓佛印起令曰:“要头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个字不间。”东坡曰:“黄莺儿扑蝴蝶不着，虚张尾翼。”佛印应声答曰:“二郎神绕佛阁相视，鬼奎危娄。”（32）宋喻文豹《唾玉集》“行令”条:
东坡先生尝行一令，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一人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济既济。”一人云:“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先生云:“牛僧孺父子
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盖为荆公发也。（33）
宋代合生的体制与上述酒令的形式基本相似。关于以类似酒令令格形式造作合生的实例，见《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三折:
（众旦云）姨姨，俺则这等吃酒可不冷静?（正旦云）待我行个酒令，行的便吃酒，行不的罚金线池里凉水。（众旦云）俺们都依着姨姨的令行。（正旦云）酒中不许提着“韩辅臣”三字，但道着的，将大觥来罚饮一大觥。（众旦云）知道。（正旦唱）
【醉高歌】或是曲儿中唱几个花名。（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诗句里包笼着尾声，（众旦云）我不省得。（正旦唱）续麻道字针针顶，（众旦云）我不省的。（正旦唱）正题目当筵合笙。 在上述表演中，是以行酒令为内容的。所谓“不许提着韩辅臣”、“曲儿中唱几个花名”、“诗句里包笼着尾声”，这是规定酒令的令格。但最后正旦却称这是“正题目当筵合笙”，说明将酒令转换为表演的形式即可作为题目合生，表明了二者的相似性。当然，合生与酒令也只是相似，并不完全相等。酒令的对象无所不包，而合生则以题目人物为主，以题目事物为辅。酒令以说为主，合生有说有唱，甚至还有表演。至于宋代合生的形态，我不赞成那种完全将唐宋的合生截然分开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二者一脉相承，其基本的特征依然是以题目人物的方式进行戏谑。观北宋《洛阳绅旧闻记》所载谈歌妇人杨苎罗以蜘蛛题目云辨的“合生”方式，便知与唐代“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并无不同。
虽然都以“题目”为特征，但从合生到捻词，意味着宋代的合生在形式上的侧重点有所转移。唐代的合生以“咏歌蹈舞”为主，北宋的“唱题目”依然注重于“唱”，到了南宋，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都城纪胜》与《梦粱录》皆将合生列于“说话四家”;《醉翁谈录》则将合生归之于“说者”;《夷坚志》“合生诗词”谓之“曰”等等，说明宋代的合生偏向于“说”，或者是带有动作表演的科白。出现这种变化，应该与合生体制转向酒令令格有关。合生的 音乐 本出自胡乐，在合生形式较为单一化时还能够兼容，一旦合生诗词与起令、随令相似时，其体制就完全多元化，可随时随地进行改变，相对固定的【合生】或【乔合生】之曲就难以满足需要了（34）。
四 “合生”与杂剧的关系
从本文的第一节中可以看出，关于合生的性质其实是众说纷纭的。我的看法，合生是一种伎艺，施之于表演，便是戏剧;施之于应酬，便是应命咏诗;插入勾栏说话，便是“说话四家”之一。元无名氏【中吕•粉蝶儿】《阅世》:“折末道谜续麻合笙，折末道字说书打令，诸般乐艺都曾领。”所谓“合笙”即“合生”，可见，在伶人眼中，合生与道谜、续麻、道字、说书、打令一道被视为“诸般乐艺”的。这种“乐艺”，是伶人的基本功，可以单独表演，也可以组合进戏剧之中，还可以用于非表演的场合。
但唐代的合生，是属于杂剧范畴的，因为唐代杂剧的边界远比后世宽泛，不仅包括歌舞戏，还包括博戏、杂伎与谐剧（35）。唐代教坊中，即有“题目人”的戏谑形式。据《教坊记》载:“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标弄百端。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
黄幡绰为唐玄宗时期的着名伶人，他的訾诟即题目戏谑的一种形式，此种“标弄百端”的“题目”，带有一定的滑稽性的模仿动作，科白相间，在唐代即被视为杂剧，也是宋代杂剧打诨的先声。这一点，我们已在《杂剧起源新论》一文中作过阐述（36）。事实上，这种以题目人之品貌作为谐戏乃当时伶人的一项职业任务。我甚至怀疑，所谓“绰号”的得名，即来自黄幡绰的题目人，因为“题目”也简称“目”、“号”（37）。所谓“绰”即黄幡绰，所谓“号”即题目人。如果此论不错，也可证当时黄幡绰题目人的名气与 影响 。除了黄幡绰在前述《开天传信记》题目刘文树外，唐代伶人的题目谐谑又见《寓简》:“西域胡人自言其国山川险峻，或谓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明皇时又番胡入见，伶人讥其貌不能堪，相与泣诉于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泪，桔槔打不出。‘”（38）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唐代伶人题目人的流行。需要说明的是，单纯的题目并非杂剧，只有当其加入“标弄百端”的表演，或者成为“咏歌蹈舞”的合生时方可视为杂剧。
我们还可提供宋代合生进入杂剧的实例。宋代有一个以擅长合生闻名的艺人双秀才，载于《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39）。仅从“双秀才”一名即可看出合生与文人诗词的关系。不过，“双秀才”是如何表演其“合生”伎艺的，史无明文，然而，我们在朱有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第二折的“献香添寿院本”中还是发现了“双秀才”的踪迹:
［副净同捷讥、副末、末泥上，相见了，做院本《长寿仙献香添寿》。院本上］
捷云:歌声才住，末泥云:丝竹暂停;
净云:俺四人佳戏向前。副末云:道甚清才仙乐?
捷云:今日双秀才的生日，您一人要一句添寿的诗。捷先云:桧柏青松长四时，副末云:仙鹤仙鹿献灵芝;末泥云:瑶池金母蟠桃宴，副净云:都活一千八百岁。
自从我们在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和“双秀才”相识后，不意一百余年后在此再次与之遭遇。期间，似乎再也无人提及。显然，不可能是朱有炖忽然忆起了这位隔了数代的先人，在剧中发思古之幽情。合理的解释是，一百多年来，“双秀才”及其“合生”伎艺一直潜伏在伶人记忆中，被代代相传。所以，我们常常感到，明人的作品，包括朱有炖、刘兑的杂剧，以及明人的传奇，甚至比元杂剧还更为顽强地在接续着宋代杂剧以及民间伎艺的传统，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民间伎艺的传承现象。“双秀才”是和他的“合生”伎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献香添寿院本”之所以是为“双秀才”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做寿，是因为这一院本中保留了他的“合生”伎艺。换言之，既然被祝寿的是“双秀才”，就应该采取“双秀才”的形式为其祝寿。我认为，剧中副净、捷讥、副末、末泥为双秀才的生日一人一句所做添寿诗，便是所谓“合生”，宋元伶人的“捻词”。其中的“捷云:今日双秀才的生日，您一人要一句添寿的诗”，即规定令题及要求;“捷先云:桧柏青松长四时”，即所谓“起令”;其后副末、末泥、副净所附和的诗，即所谓“随令”。关于金元的合生，《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题目院本”中保留了《柳絮风》、《墙外道》等二十种剧目。所谓“题目院本”即“合生院本”，明人张宁《唐人勾栏图》:“合生院本真足数，触剑吞刀并吐火。千奇百巧忽不前，满地桃花细腰舞。”（40）此可见合生与院本的关系。
至于合生与元代杂剧，我们在上一节中，已列举了《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三折中“正题目当筵合笙”的例子，现再举一例，见《老庄周一枕蝴蝶梦》第一折:
（引四旦上）（见科）（生云）你这四位大姐，都是院里的?会甚么吹弹?（四旦云）所事都会。先生要甚杂剧，俺就扮来。（生云）好大话也。我说出来，你说不会，怎了?（四旦云）人会的，俺便会;人知道，俺便知道。（生云）既如此，您将乐器各作四句诗，都要有出处的言语。（一旦云）苍梧云气赤城霞，锦乐钧天帝子家。醉里忽逢王子晋，玉箫吹上碧桃花。（生云）妇人只知枕席之事，也晓得这等言语?（又一旦云）世人多虑我无忧，一片身心得自由。散筵清闲无个事，卧吹凤管月明秋。（生云）我学生会天下士大夫，止不过学而知之，似列位者，少有。（又一旦云）尘世飘飘万丈坑，暮去楼阁古今情。谁将羌管吹残月，白玉楼头第一声。（生云）又妙又妙。（又一旦云）非希非易亦非奇，音律轻歌韵正宜。说与君家如得悟，无忧无虑亦无疑。（生云）酒保，把前后门都关了，不要放一人进来，俺五个直吃的尽醉方归。（做弹唱，送酒科）
本场演出是剧中的一段插演。表演开始，先由生来指定题目、提出要求:“您将乐器各作四句诗，都要有出处的言语。”这就是合生的“指物题咏”;然后由伶人各以韵语的形式完成对不同乐器的题咏，此即是“各占一事”;其一旦先咏玉箫，是为“起令”;其后由诸旦分咏凤管、羌管，是为“随令”;最后，一旦以韵语打诨的方式结束了这场表演，这是非常典型的合生表演体制。
该剧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剧中四旦称“先生要甚杂剧，俺就扮来”，可见，其后所演就是“杂剧”。然而，实际所演出的却是合生，这说明在当时的伶人看来，合生即是杂剧。《老庄周一枕蝴蝶梦》的作者是史九散人，生活于元初，他在剧中所插演的合生，有可能出自宋金时期。至少，将这种表演性质的合生视为杂剧，是宋金时期的观念。如此，王棠在《知新录》一书中将合生定义为杂剧，是有根据的。
结 论
第一，关于“合生”的语义与来源。唐代的“合生”就是“合声”，也就是将“题目”之词配合声乐之意。“合生”作为一种伎艺，源自唐代的“题目”，所谓“题目”即“品题”、“标目”之意，将此“题目”配之以声乐，即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谓“唱题目”。题目人物始自汉末的清议，魏晋之际，品题开始讲究辞藻，至南北朝时，题目人物逐渐演变成一种以嘲弄式韵语进行谐谑的方式，到了唐代，题目人物成为一种专门的伎艺，有人专擅此技。唐代题目人物的品貌行止是颇为流行的戏谑形式，这种形式与“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的“合生”性质完全相同。从“题目”到“合生”的演进机缘，起于“胡人袜子何懿”等人，他们对“题目”披之于“胡乐”，施之于“咏歌蹈舞”，使之成为“合生”这一新的伎乐形式。
第二，关于“合生”的演变及其体制。宋代的合生，不仅题目人物，也“指物题咏”;不仅对人，也对事物进行品题。不仅有“滑稽含玩讽”式的乔合生，也有非谐谑性质的普通合生。宋代合生在体制上，吸收了酒令令格的体制，使之更为复杂与完备;作为宋代合生“捻词”之“词”，是指具有一定令格的韵语;宋代的合生不仅由一人，也可由多人合作完成;题目对象的数量，由一人一事，变成数人数事。从合生到捻词，意味着宋代的合生在形式上的侧重点有所转移。唐代的合生以“咏歌蹈舞”为主，北宋的“唱题目”依然注重于“唱”，到了南宋，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合生偏向于“说”，或者是带有动作表演的科白。出现这种变化，与合生体制转向酒令令格有关。当合生诗词与起令、随令相似时，其体制就完全多元化，相对固定的【合生】或【乔合生】之曲就难以满足需要了。
第三，关于“合生”与杂剧的关系。合生是一种伎艺，施之于表演，便是戏剧;施之于应酬，便是应命咏诗;插入勾栏说话，便是“说话四家”之一。但从历时的观念看，虽然唐代合生的表演性不强，但却可归属当时“杂剧”的范畴，因为唐代杂剧的边界远比后世宽泛。正因为如此，“合生”在宋代顺理成章地被伶人引入杂剧，成为表演 艺术 。《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中擅长“合生”的“双秀才”在朱有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的存留，便是合生进入杂剧的实例。金元的戏剧“合生”，则以“题目院本”的形式保存在“院本名目”中。此外，元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老庄周一枕蝴蝶梦》等剧中皆有“合生”的表演。 注释：
1宋曾慥《类说》卷六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2册影印明天启本。
2明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七“礼乐”部。
3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条，笔记小说大观本。
4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1页。
5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6戴望舒《小说戏曲论集•关于“合生”》，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7胡忌《宋金杂剧考》:“它应是一种歌舞形式的伎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6页。周贻白《 中国 戏剧史长编》:“唐代所谓合生，实以歌舞方式出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4页。
8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6页。
9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合生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62页。
10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5—66页。
11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 问题 》，原载《学文杂志》创刊号，收入《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一书，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5页。
12程毅中《宋元小说 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13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七“合生”条，辽宁 教育 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14王振良《合生考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15顾颉刚《合生》，《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
16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17任半塘《唐戏弄》，第270页。
18《后汉书•党锢传》。
1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七“九品中正”条。
20《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注引。
21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引，四库全书本。
22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四，宝颜堂秘笈本。
23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四库全书本。
24虽有“题目”之实，却未冠以“题目”名称的现象宋代也有。《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一引吕本中《童蒙训》佚文云:“晋宋间人造语题品，绝妙古今。近世苏黄帖题跋之类，率用此法，尤为要妙。”可见，在苏黄帖中，保留了以题目方式造作的 内容 。
25唐郑𣘼《开天传信记》:安西牙将刘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猿猴。唐明皇令黄幡绰嘲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
26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四“今上在东都有洛邑僧静泰敕对道士李荣叙道事第五”:显庆五年（660）八月十八日，敕召僧静泰，道士李荣在洛宫中。……静泰奏言:“此对旒冕宜应雅论，幸许剧谈，敢欲间作，亦请嘲李荣头。”圣旨便曰:“可令连脚嘲。”泰曰:“李荣道士，额前垂发，已比羊头;口上生须，还同鹿尾;才堪按酒，未足论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圣旨令连脚嘲，便曰:‘李荣腰长，即貌而述;屡申驼项，亟蹙蛇腰;举手乍奋驴蹄，动脚时摇鹤膝。‘”（《大正藏》第52册，第391页）
27明无名氏《墨娥小录》卷一四，明隆庆五年吴继聚好堂本。
28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55页。
29明汤式《笔花集》不分卷，天一阁藏明抄本。
30齐森华等主编《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9页。
3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
32宋无名氏《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与佛印起令”条。
33宋喻文豹《唾玉集》“行令”条，四库全书本。此外，《能改斋漫录》卷一四“举酒行令”条、《寓简》卷一〇、《拊掌录》、《籍川笑林》“行令”条皆有类似记载。
34合生有两种句格，一为七言，一为杂言。其七言者见《西厢记诸宫调》卷五;其杂言者见《乐昌分镜》、《小孙屠》第三出、《东墙记》传奇等。七言者当为早期合生的用以配乐格式，因为与《洛阳绅旧闻记》、《夷坚志》“合生诗词”的句式相似;杂言者为变体。但无论七言或杂言，都表明合生有相对固定的句格。
35详参拙作《论唐代杂剧的形态》，《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36拙作《杂剧起源新论》，《中国 社会 科学 》2000年第3期。
37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四:“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鸠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双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为‘驱驴宰相‘。”
38宋沈作喆《寓简》卷一〇，四库全书本。
唐诗咏李诗韵范文6
[论文摘要]许衡的《编年歌括》以歌谣的形式铺叙历史，是诗、史联姻的结晶，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念。组诗的艺术特色主要反映在整体编排，时间意识，概括简约，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统一以及语言的通俗化、精炼化、形象化和音乐性、节奏性等方面，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是前代咏史诗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许衡的文化建树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诗文创作外，他在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也是举世皆知的。其经史不分的思想影响颇大。许衡有着文史兼融的知识结构，并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这种主体优势，60多岁时为太学教学需要创作了由27首诗组成的《编年歌括》，以歌谣的形式概括性地记述、评价了自唐虞三代至金27个朝代的历史“歌”，可歌可咏之谓也；“括”，对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概括。这一组诗，既是史，又是诗，同时也堪称咏史诗。四库馆臣评许衡的《编年歌括》云：“其编年歌括，尤不宜列入集内，一概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议论宗旨，亦颇赖此编，以存弃其芜杂，取其精英，在读者别择之耳，其文章无意修辞，而自然明白醇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集部．别集类一九．鲁斋遗书》)此{仑虽站在正统的学术立场上，说《编年歌括》的形式不符合规范而不应辑入文集，但也注意到它的思想价值，并认为许衡编年歌括与其散文一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许衡对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进程的总体看法在组诗中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通变”意识。许衡《编年歌括》虽然是各个朝代独立成篇，却深深地隐含着“通变”的思想。他以通与变的关系来阐说朝代变更的原因，并指出这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源都是“数”。许衡认为：“五帝之禅，三代之继，皆数然也。其间有如尧舜有子之不肖，变也!尧舜能通之以揖逊，而不能使己之无丹朱。商均汤武，遇君之无道，变也!汤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纣。圣人遇变而通之，亦惟达于自然之数，一毫之己私无与也。”(《鲁斋遗书．语录上》卷一)
第二，“数”与“变”的关系。在《唐虞》中，许衡以尧舜“官天下”与夏的“家天下”形成鲜明对比，并说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尧舜有子之不肖”，于是尧舜乃从不通中寻求变化，因此便会有“禅让官天下”，产生“禅让制”。许衡把这种通变的认知思维贯穿于整个歌括中，但将朝代变迁原因暗寓于各断代史的吟咏、述诠中。最后，许衡提出这些变迁都是符合“自然之数”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元朝统治者提供了历史依据。蒙古灭宋金，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大一统政权，元王朝同样是符合“变通”之理的，具有正统地位，“天眷地顾，笃兴我元。四海会同，本枝万年”(许衡《稽古千文》)。
第三，较开放的正统观和民族观。由于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蒙古统治者对“正统性”的观念特别敏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治国施政的方略上，也反映在修史及史学意识上。许衡作为由金入元的大儒而能够较快地接受这一历史变迁，说明其思想意识中并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认为“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干载亦皆人”(《病中杂言》)，华夷是本同末异。《编年歌括》宣扬了正统、非正统的区分标准不是夏夷之别而是政权是否合于“数”的理念，认为蒙古虽为异族而元朝则是合于“自然之数”的政权，当为正统。而对于汉与鲜卑、匈奴混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李唐王朝，《唐》诗中更予以肯定：
李氏建极临九有，纪年三百八十九。
神尧太高中睿玄，肃代德顺承其后。
宪穆敬文并武宣，懿僖昭哀皆继守，
总来二十一称尊，高后一朝为武后。
“建极”、“临”、“神尧”、“称尊”都是组诗中其他作品所用极少的字眼，带有极大的权威性和肯定意味。由此可见，许衡也是在向本朝统治者昭示着一种道理：依照唐制行汉法应是开明的统治政策《编年歌括》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段和技巧等方面也显示出鲜明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堪称中国古代咏史诗的上乘佳品。
组诗体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这一点，既表现在所有诗作的总体编排上，也表现在每一首诗的具体文字中。许衡将27首诗以编年形式排列起来，按朝代更替的时间顺序，依次叙述、评论了上自唐虞，下迄金代历朝的史事，“始自尧戊辰，终于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内减三十四”(《总数》)。作者以宏大的历史眼光，纵观3600年的历史，纵论27代的兴衰成败，描述和评价了元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使组诗体现出高度的概括性。每一首诗，也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内容囊括整整一个朝代的兴亡变迁。许衡编年歌括中使用的时间性数字，可谓空前之多。每首诗中都交代了该朝代存在的时间，有的还明确指出历经几帝，传了几世，如前举《西汉》的前两句“西汉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龄”；《东汉》：“东汉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算”。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作者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些数字难免有所偏差，但总体看来还是基本准确的。职称论文
组诗中，除《总数》外，最长的《周》98字，最短的《北齐》，仅l6字。语言的精炼并不意味着牺牲作品内蕴的丰富性，恰恰相反，正是言简意赅的文字体现出思想内容的高度概括性。如《唐》，有唐一代，具体事件何止千万，但许衡用史学家的眼光进行选择、提炼，以极其精炼的语言勾勒出其大致进程，包括该朝代存在的时间、经历的帝王以及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
在素材处理上，组诗还特别强调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不仅表现在充分尊重历史，所述史事皆可核之于史书，绝无臆造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对历史事件、进程和变迁的认识态度上。《夏》首句“姒夏继有虞”，何以称之为“姒夏”?《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日：‘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王莽篡汉本是许多士人不愿承认的事件，但许衡却在《东汉》、《西汉》之间将“新室”作为一个朝代正式列出，虽否认其正统性，却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唐》“高后一朝为武后”句，既不像某些正统史学家那样讳言其事、掩饰史实，也不因武后曾改国号为“周”就将之单列为一个朝代。
组诗还体现出通俗性的艺术特征。这既反映了作者为教学需要而创作的目的，同时也反映了元代文学世俗化的倾向。“歌括”的形式本身就带有一些民间歌谣的色彩。而且这27首诗中，绝大部分是五七言诗，但还包括6首六言诗和1首四言诗。六言诗和四言诗独特的结构韵律也使得这类作品诵之如歌谣般通俗晓畅、明白如话。六言诗如《西晋》：“西晋武惠怀愍，四叶五十二年。司马乾纲解纽，五胡割据中原。”四言诗如《北齐》：“高齐五传，年得四七。文宣昭成，后幼失国。”所用的语言简约流畅、平直如话、通俗明白，几近口语，读来全无晦涩之感，皆朗朗上口，便于理解，便于记诵，正适应作者在太学教学的需要。
组诗还有一特点，即大量地运用数字、干支以及帝王庙号，并在不同诗中运用相同的字，如《魏》“曹魏合五主”的“合”字又见于《陈》“陈氏合五朝”，《秦》“三世都经四十霜”的“霜”字又见于《东西(魏)》中“一十七霜元氏灭”。这些字本身的意思已是十分明白，在不同诗中重复使用就使得诗歌更加通俗易懂，全无滞障。并且，许衡还以散文句法入诗，进一步增强了诗的通俗性，如《大辽》“九传耶律之辽”。
诗歌对音乐性和节奏性有着特殊的要求，《编年歌括》也体现了这一点，十分注重平仄韵律。组诗采用的诗体包括五绝、七绝、六言、四言和排律。不同的体式和韵律造成诗歌各自不同的语势、风貌。排律如《周》“姬周三十有七王，历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之下厉宣幽，十有二朝居镐邑。东都二十五相传，五百一十五元日。平桓庄禧惠与襄，项匡定简灵景继。悼敬元贞并定哀，思考威烈安夷烈。显与慎靓及赧王，厥后秦人并王室。”气脉贯通，一气呵成。绝句如《吴》：“孙吴凡四传，权亮休与皓。五十九年春，青盖洛阳道。”体制短小，意味深长。六言诗和四言诗略近歌谣，每句一顿，简洁有力，朗朗上口。
诗歌的语言还要求精炼概括，意味深长，重在表现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编年歌括》语言的精炼是和表意的丰富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整个作品语言含蓄隽永、词约意丰的特色。《蜀》首句“刘蜀炎汉裔”，五字即交代清了刘氏父子与大汉王朝的血脉联系，暗示了正是这种血脉联系使得刘备可以由织席贩履起家，号召天下，成就帝业。《秦》“秦人灭周自昭襄”，仅一句话而事件因果立现，同时还包含了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组诗在运用“春秋笔法”方面也很有创意，于一字之内暗寓褒贬。《新室》“王莽号新室，窃据十四年”，一个“窃”字，足见作者对王莽以人臣身份僭越称尊的不齿；《周》“秦人并王室”，一“并”字，表现出作者对于秦国统一天下是持认可态度的。他并不因秦曾为周之属国而以秦为逆，也不因秦行暴政而抹杀了秦的历史功绩。作者的历史观虽未脱离正统论的轨道，但带有发展的、前进的性质。如前文所述，他坚持认为“秦人灭周”而非“秦灭六国”，始终以周王室为天下之主。这样就使得诗中所含意蕴更加丰富，言有尽而意无穷，能够使人反复品味。
许衡是文人、学者兼诗人，他对历史的观照是以历史家的宏观视角和学者的深邃认知为基础的。因而他的诗将审美时间和审美空间有机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独特而深沉的历史感。《蜀》有句云：“刘蜀炎汉裔，二主据成都。四十三年后，山川入魏区。”纵是四十三年的历史过程，横是巴蜀大好江山。二主煌煌帝业，顷刻之间尽入“魏区”，无须追问兴亡到底是因何人何事，一瞬间江山易主的悲凉和凄怆即刻呈示在读者面前。再如《吴》：“孙吴凡四传，权亮休与皓。五十九年春，青盖洛阳道。”五十九年的孙吴基业，最后换来的是铺满洛阳道上的青苔，展现了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悲怆感的审美世界。
组诗善于运用审美意象来增强诗歌的审美效果，形象化地传递丰富的思想意义。《秦》“胡亥子婴俱不昌，三世都经四十霜”句，《东西(魏)》“东魏孝静不再传，一十七霜元氏灭”句，都以“霜”代“年”，使文字更加形象。叙述朝代兴亡，用一“霜”字，顿使全诗一片清冷，给人以凄凉衰败、无可挽回的感觉，产生出强烈的审美效果。《梁》“五十五番春”也是运用审美意象来创造类似的审美效果。
《编年歌括》还善于使用典故以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在有限的篇幅内表达更丰富的内容和情感。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典不仅精确，而且明白易晓。《魏》有句云：“曹魏合五主，文明齐高章。祸稔萧墙内，四十五年亡。”《论语》载：“子日：‘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曹魏政权被司马氏篡夺，乱自内起，实是“祸起萧墙”。这个典故的使用恰到好处，形象贴切，韵味深远，而且是士人常见常用之典，不会给人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这组为教学需要而作的《编年歌括》不仅具有“寓史于教”的实用性和目的性，还有“以诗达意”的文学观赏性。它们形式通俗，语言平实而又具有丰富的思想底蕴和深刻的审美内涵，寓理于情，寓情于史，针砭人物，评骘史实。作品不只是在述史、咏史，而且是用充满音韵美、意境美的诗化的语言演绎人类社会发展的哲理。
许衡的《编年歌括》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对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有一定贡献。这一形式历史上早具渊源，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代历史学家班固叙述“太仓令”之女缇萦上书救父之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史诗。诗末“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既是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这首出自史学家之手，用史笔所写之诗，以记史叙事为主，“隐括本传，不加藻饰”，仅于篇尾稍露作者倾向，南梁诗歌评论家钟嵘认为它“质木无文”(《诗品》)，而清代学者何焯则称其为咏史诗的“正体”(《义门读书记》卷四六)。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人们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逐渐深入，咏史诗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情况。西晋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借史事抨击当时不合理的门阀制度，倾吐了对寒门之士被压抑的不平和对权贵士族的蔑视，名为咏史，实为抒怀，托古言今，借古伤怀，创造了咏史诗的新范型。左思改变了班固咏史诗专一叙事的模式，取得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相对于班固咏史诗之“正体”而被称为“变体”，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班固“质木无文”的“正体”到左思借古咏怀的“变体”，咏史诗经历了一个由偏重叙事到借事抒情，由“质木无文”到典丽华美的过程。后来的咏史诗多沿左思一路发展而来。晋陶渊明的咏史诗即是借史以咏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