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范文1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 外语课堂 教师角色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106-02
语言教学以听、说、读、写为基础不断延伸，语言的四要素成为外语教学和提升语言技能的基本步骤。外语教学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文化中所蕴藏的思维方式和言语习惯以及历史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民族的言语交际习惯和思维方式差异，进而折射出民族文化的迥异。
1.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1.1文化的界定
所谓文化，即人文化成，人文由大脑对自然现象进行认识、改造和重组的一系列活动所形成。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积淀产物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将与衣食住行等以实用性为重点形成的认识和运用活动视为文化，将长久形成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也视为文化，文化由语言和文字两大要素组成，特定社会群体创造共同认可和使用的语言文字，它们共同成为社会群体文化的缩影，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体现了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人类社会不同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民族文化，文化和语言相辅相成，二者共同作用，共同影响。
1.2跨文化交际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立足中西文化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学者文秋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将其分为跨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交际能力作为语言的最重要功能，交际能力主要包含语言、语用和策略三部分;而跨文化能力主要指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与宽容度以及如何灵活处理文化差异三方面的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主要是对语言深层文化差异的灵敏度和辨别能力，它有效地帮助语言学习者厘清语言文化交际的深层差异性。而对待不同语言文化的宽容度则是指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能理解与尊重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求同存异。而灵活处理文化差异中则要求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通过辨别文化差异，用目标语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来指导自己的言语活动，尽量减少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冲突，从而实现语言交际效果。
2.中西文化差异
由于中西文化属于不同文化体系，导致文化间自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文化差异集中体现在语言文化的使用方面。作为汉藏语系的汉语与作为印欧语系的英语代表两种语系的不同文化特征，要想提升外语教学效果和教师的教学能力，外语教师通过专业知识积累与教学经验不断进行外语教学中文化差异积累和反思。
2.1 中西语言特征差异
在外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文和外文（以英文为典型）在词法和句法层面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词法层面差异主要表现为，汉语词汇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词汇主要采用词根复合构成，词缀不发达;而英语词汇形态丰富，通过形态实现词性的转化，具有丰富的前后缀等。这种词法差异导致汉语构词缺乏词法规律，而外语教学可通过总结词缀形式在教学过程中减轻学生的词汇记忆负荷。比如英语中的“friend”、“friendly”、“friendship”、“friendless”由“friend”作为词根，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词汇，而中文对应的是“朋友”“友好的”、“友谊”、“无依无靠的”，词法构成的规律相对缺乏，导致词汇的记忆难度较大。某些词语出现意义不对等，比如“the one”表示独一无二的人（唯一），笔者曾错误地运用“I’m the one.”是为了表示我也是其中一个，结果让外国朋友觉得很尴尬，他说“the one”一般用于情人之间，表示对方的唯一挚爱。
而句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中西SVO的句法结构中S的成分有所差异，汉语通常是话题型主语，将话题作为强调部分置于句首。而外语尤其是英语在句法方面强调应用语态，比如英语经常使用被动语态，而汉语在口语中极少使用被动，或以主动代替被动。这种语言句法的不对等导致学生在语言学习中采取语言迁移方法的难度加大。
2.2 中西语言环境差异
中西方由于地理环境和语言所处的经济政治等社会背景具有极大差异性，导致了跨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进而导致语言对照空缺或词义不对等，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词汇空缺。中西方语言词汇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会出现部分词汇对照的空缺，比如英语中Give the person a sack（给某人一个袋子），指解雇某人;Pink list（粉红色清单），指解雇通知等等。而汉语中一些蕴含民族文化的词汇如之乎者也、土地庙、观音菩萨、南柯一梦、中山装等，在英语中也基本呈现空缺。第二，词义不对应。由于中方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导致词的意象与词义的联想不同导致词汇表达不同语义，甚至词义在不同民族出现词汇色彩意义的褒贬对立。“aggressive”在中国人理解中会偏向于“有侵略性的”、“好胜的”而在美式英语中多指代“开拓进取”。“狗”在中国的很多表达中含有蔑视和鄙夷色彩，比如“打狗棒”、“狗腿子”、“关门打狗”、“狗仗人势”等，而西方则常用狗来形容亲近的人或忠诚等形象，比如“爱屋及乌”即 love me， love my dog，You are a lucky dog等。词汇的这些差异背后都蕴含着语言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容易造成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语义冲突。
2.3 中西语言习惯差异
语言交际习惯在中西文化差异中屡见不鲜，这种语言习惯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日常用语（见面问候语、告别语、致谢词、道歉语以及各类忌讳语和隐语等）展现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巨大差异：见面问候时，西方人习惯讨论天气，而中国人则更常询问吃饭没，干什么去等简单的问候和寒暄形式。对于别人的称赞采取不同回应，中国人偏向于采用谦虚和客气，表示不敢当，而西方人会欣然接受并感谢。在日常交往中，西方人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忌讳在聊天中讨论年龄、以及个人收入等私人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内容侵犯了个人隐私，或者他们认为与交谈者并没有亲密到可以分享私人信息。
2.4中西文化习俗差异
作为外语教师必须充分了解中西文化习俗的差异，要想地道而准确地表达自己，学生在学习语言过程中除了要准确把握语法结构和词汇，还要考虑目标语使用者的文化习俗，理清母语和目标语双方存在的生活习俗差异，这种习俗差异成为语言运用是否恰当的重要标志。比如在中西方文化中对于红色的理解有极大的反差，中国人喜欢红色，红色代表喜庆和欢乐;而西方人则不爱红色，他们认为红色代表血液和暴力。这些就是民族传统认知和文化习俗的差异。
3.中西文化差异对外语教师角色影响
中西文化差异作为外语教学提升的关键，外语教师引导学生如何准确地运用外语思维方式把握中西文化差异，成为外语教学重难点。鉴于中西文化迥异，导致外语课堂上教师与其他学科的教师角色具有较大不同之处。
3.1教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更繁重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较大，语言间的区别性特征较多，导致外语课堂教学不能仅从传统语言教学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着手，教师除了把握语言学习的四要素之外，还要充分把握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尽量减少由于语言负迁移对语言学习的消极影响。这要求外语教师必须提升自我专业文化素养，教师必须通过自身对中外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和对比，把握语言间的文化差异，进而减少跨文化教学过程中的外语教学难度。同时，教师还要以教材为蓝本，不断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将文化教学渗透进外语教学的各个板块之中，及时进行中西文化对比，运用实际的语言材料等语言事实让学生领会外语思维方式与汉语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不断汲取和吸收外语思维方式，不断调整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中式英语错误表达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教师的整体教学任务在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中显得更加繁重，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语言间的差异，引导学生进行准确地道的语言表达。
3.2外语课堂氛围更轻松，师生间的相互关系更平等
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导致师生关系具有等级性，学生对待教师毕恭毕敬，而不敢丝毫懈怠，教师成为课堂的主体，学生应当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而削弱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相比之下，外语课堂应当创设外语学习情境，让学生在仿真的语言环境中熟悉并运用外语思维方式，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让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显得更自在，处于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状态中，教师应当主动让位于学生，以教学主导的身份引导语言教学过程，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体，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外语实践能力。
3.3教师成为外语文化的引导者
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通过中西文化差异选用灵活教学策略和手段让学生更准确地把握外语学习过程中，对文化差异准确把握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熟悉中西文化在语言特征、、语言环境、语言习惯、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教师应当拓宽教学渠道，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外国风俗和外语表达习惯，可以通过图片、电影、电视等多媒体手段，以及小说、报纸等文字材料来把握，同时可以创设情景来理解外语遣词造句上的差别，把握字词意义差别或句法结构差别，或者把握一些非常地道的外语表达方式。
4.结语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民族语言中可窥探出民族文化形态的多样化，也将民族文化差异表现的淋漓尽致。作为汉藏语系的汉语内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信息，儒家中庸思想成为汉语表达的重要准则，强调语言表达的含蓄委婉，重视语言表达中的集体主义等等，而相比之下，以印欧语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强调语言内容表达的直接性，突出个体特征等特征成为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语言思维。外语教学实践过程中把握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有效地调整教师的教学策略，转换自身教学定位，不断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学生创设和模拟外语语言环境，才能全面提升外语教学质量，共创良好的中西文化差异的课内外学习环境和氛围。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范文2
关键词：戏剧改良；中国热；二元对立；差异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9—02
一、五四“戏剧改良”对西方戏剧的态度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中国戏曲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和批判。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几乎都加入了讨伐旧戏的队伍，纷纷撰文探讨“戏剧改良”问题。“新剧”倡导者采用文学进化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等作为思想武器，对“旧剧”进行激烈批判。他们认为文学经由低级慢慢进化到完全发达的阶段，“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戏剧）被种种旧戏的恶习惯束缚，到如今弄成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他们指责旧戏的脸谱、嗓子、台步、行头、武把子、翻筋斗等是“下等把戏的遗传”、“竞技的遗传”，是应随着历史进化而废弃的“遣形物”。主张“中国旧戏，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相比之下，“遣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在西洋戏剧史人类精神的表现，在中国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西洋名剧，总要有精神上的寄托，中国戏曲，全不离物质上的。”所以，只有“扫除旧日的种种遣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批判“旧戏”，还是探索建设“新剧”，“西方”总是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存在。一方面，西方理论（进化论、人道主义）成为评判中国戏剧价值不容置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解剖”下，旧戏被贴上“进化不完全”、“物欲”、“非人类”的标签。另一方面，西方戏剧又是中国戏剧仿效的对象，在先进、文明的西方戏剧对比之下，旧戏显出落后、野蛮的特征。中国旧戏与西方戏剧构成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关系极不对等：后者不但被用来否定前者，还被用作前者改良的榜样。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西方成为带给当时知识分子羞耻感和压迫感的“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意识到文学改良和国家复兴有着极大的连带关系，于是亟不可待地要改变传统中国文化，以对抗西方文化。但对抗的前提是承认对方的压迫。“新剧”倡导者为了论证“旧戏”之应废，给其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这些标签恰恰迎合了西方对中国戏剧一贯的想象。与此同时，亟待建立的“新剧”需是“文明”、“进步”的，而这种文明进步还有赖于西方的认同。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才算是“文明”、“进步”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试图扭转中国戏剧的劣势，取得与西方戏剧平起平坐的地位，却不得不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内矛盾地认同西方戏剧对中国戏剧的俯视，这是与对抗西方的初衷相违背的。
二、“中国人礼仪”事件前后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两种态度
如果说近代中国是被迫“西化”的，那么在启蒙时期的欧洲，“中国化”则是自愿的。启蒙时期是中国和西方最早有深入接触的时代，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总体而言比较正面。这些正面的看法，主要来自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耶稣会士。耶稣会士熟悉中国礼俗，通晓汉语，来华传教不忘著书立说，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通讯，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耶稣会士宣传说，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中国古书印证了许多《圣经》的真理；儒家经书充满理性精神，孔子是伟大的自然哲人，儒教是已发展得十分完善的自然宗教，接下来就能接受启示宗教（基督教）；中国的王朝是由哲人管理的，哲人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和勇气；朝廷不论出身血统，通过科举制选贤任能……这种对儒家传统的认可实质是一种适应策略，为的是争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论耶稣会士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赞扬多么不遗余力，毕竟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因为在传教士眼里，世界分为“基督教的“与“非基督教的”，中国因其“非基督教”而与“基督教的”欧洲自然形成对立。在这个层面上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中国（非我）与欧洲（自我）同一。
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习惯与信仰采取宽容态度，允许中国的基督徒祭孔祭祖、用汉语主持天主教仪式的做法引起了天主教其他修会的不满，认为这不符合教义。于是各方发生激烈争执，最终于1700年爆发了“中国人礼仪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主要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天主教徒能否祭祀孔子、能否依传统礼仪祭祀死者、能否用汉语中的“天”、“上帝”称呼三位一体的神。“中国人礼仪事件”实质上是主张教义纯洁的正统派与采取适应策略一派的冲突。正统派纯洁教义的动机无可厚非，就连积极推行适应策略半个多世纪的耶稣会内部也对教义的纯正问题提出过异议。但他们的反对理由很值得注意：“龙华民神甫认为，‘上帝’一词指的丝毫不是天主，不是一个精神的、超验的人，而只是指物质的天体。至于中国典籍中说的‘神’，龙华民觉得它们与天使迥然不同，因为它们被赋予了肉体的形式、在龙华民的要求下，熊三拔神甫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人不区分精神与物质，因此不可能用他们的语言形成灵魂、天使或神的正统教义中的概念。”可以看出，与利玛窦等人认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可以融合的看法相反，正统派从根本上强调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性在于中国的哲学是物质性的，缺乏西方思想包含的精神实体和抽象概念，所以中国的语言也是具体的、物质的，无法表达形而上学观念。这就将中西文化的差异上升到了思想范畴和思维模式根本不同的程度，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范文3
关键词：他者；后殖民批评；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65-05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指出：“在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使用‘意义’一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意义’这个词：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他看来，词语的意义取决于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获得。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也指出，“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且以互相关联却又互相冲突的形态持续下去”。他通过对一些基本词汇的考察，揭示词汇内涵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威廉斯之后，梳理关键词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与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强调词语意义的变异性。本文对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考察，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和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他者”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丰富的内涵，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属性：一为差异性，这是它在印欧语系中的基本意义；二为建构性，主要表现为“他者”对主体的建构乃至掌控；三为从属性或次要性，相对于高一级事物而言，低一级事物往往被认为是“他者”。这三种属性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人们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不如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词的侧重有所不同。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三种属性都有所体现，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只有仔细辨别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不同内涵，指出其中的细微差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后殖民批评。
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使后殖民批评在西方学界得以正式确立。如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女性被男性建构为“他者”，萨义德的《东方学》也揭示了一种类似的文化现象，即西方将东方构建为“他者”。“女性他者”和“东方他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处于一种对象化的从属地位。《东方学》之后，东方作为从属性的“他者”形象为人们广为接受。但如果详加辨析，我们可以发现，萨义德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
东方“他者”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绝对的差异性。萨义德在《东方学》开篇即指出，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树立作为“他者”的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他者的差异性被看作是绝对的和扩大化了的，东方学“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西方人眼中，东方被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是一个与自身完全不同的异类。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欧洲（西方）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断向海外殖民扩张。东西方之间逐渐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与西方相比，东方往往处于弱势或边缘的地位，沦为从属性、次要性或边缘性的“他者”。东方“他者”经过了一个“以其弱代替其异”的过程。东方“他者”的差异性和从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种属性的赋予都源于欧洲（西方）主体的权力话语。而东方学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集中体现。东方学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也正好与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相吻合，往往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至今仍与西方帝国主义密切相关。而东方被这套学术话语的框架所控制，更可悲的是，现代东方也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他者化）过程。
萨义德既反对将东方看作完全不同和神秘的“绝对他者”，更反对将东方看作从属性或次要性的“奴性他者”。他所认可的是适度的“差异他者”。一方面，他指出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的他者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者的存在有利于不同文化身份的建构，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他希望人们能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并善于接纳他者，在心灵中“积极地为一种外来的‘他者’创造一个场所”。这种意义上的“他者”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他者与主体之间的交流是双向和平等的。另一方面，主体与他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属于“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他倡导以人文主义超越民族和文化的边界，欧洲（西方）将东方平等对待，将东方和东方人的经验视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东方也以人文主义来反抗西方的压迫和控制，东方学的解决之途不是“西方学”，东西方之间实现平等的唯一解决途径在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我们反抗种种扭曲人类历史的非人性行径和不公正现象的唯一武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萨义德实际上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即绝对差异性的“他者”、从属性的“他者”以及适度差异性的“他者”。其中，前两种“他者”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后一种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从“他者”三种意义的使用上，体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考。萨义德的《东方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萨义德学术身份受到质疑：他是否属于他所批判的东方学传统是一个问题；其次，东方学话语的同质性论断有失偏颇，应当承认许多西方的东方学家为延续和发扬东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再次，人文主义解决之途体现出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以源自西方的学说来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是相当困难的。此外，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忽视东方的文化反抗，同时对性别、阶级等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尽管《东方学》存在一些瑕疵，但萨义德指出东方不平等的“他者”地位，揭示东方学话语与帝国主义的合谋，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后殖民批评空间，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许多启示。《东方学》中存在的一些盲点和问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某些补充和修正，后殖民批评也在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萨义德《东方学》的基础上，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消逝当下的历史》不再仅仅局限于东方学学术话语或是与殖民地相关的西方著作，而是选取西方的学术经典，深刻揭示西方学术话语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等各领域中表现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戳穿西方学术和道德话语的虚伪。其中斯皮瓦克对康德哲学的解读显得格外重要。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到崇高时指出：“事实上，没有道德理念的发展，我们经过文化教养的准备而称为崇高的东西。对于粗人来说只会显得吓人。”“粗人”一般指未经文化教养者。斯皮瓦克坦承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作了“误读”，她认为此处指的是奴隶或土著，因为在康德看来，他们还没有获得主体身份，是自然的而不是理性的存在。她在《判断力批判》的另一处找到了更明确的证据，康德写道：“如草对于牲畜来说，牲畜对于人来说，都是作为后者的生存手段而必要的：而我们看不出人的生存究竟为什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所想到的是比如新荷兰人和火地岛人，那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了）：于是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绝对的目的。”斯皮瓦克指出，“在康德的思想中，主体具有地理政治上的区别”，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印第安人难以思考“人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康德等哲学家看似思考的是全人类的问题，其实代表的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欧洲主体成为了全球的立法者，向外推行西方的文化、政治、宗教、法律便成为一项重大使命和文化工程，从而将西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合法化。殖民地人民的主体地位被预先取消，成为沉默的“他者”。
同时斯皮瓦克指出早期后殖民批评中的性别盲区，扩大了“底层”的定义。将第三世界妇女纳入“底层研究”之中，包括中上层妇女。在斯皮瓦克看来，subaltem一词极富弹性，并不简单指某一受压迫阶层或群体，而是泛指没有自主支配的权利、没有向上流动途径、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而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广大女性明显具有这些特征。斯皮瓦克指出，印度的民族独立并未给妇女带来平等和解放；致力于“底层研究”的学者们也忽略了她们的存在和反抗；西方女性主义者将自己作为全球女性的代言人，遮蔽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臣属者女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因而臣属者女性被双重（乃至三重）边缘化了。斯皮瓦克以印度女性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为例，指出女性的反抗活动被排除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之外，在底层研究小组中也被贬低为只是工具性的，“男性底层人和男性历史学家在这里达成一致见解，即繁殖的性别是一个异类，极少看作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官方的历史学家和“底层研究”小组的成员都只是将女性作为从属的“他者”来看待。政治和历史再现体制抹去了她们的声音和地位。她们并非不能说话.但即便以死来言说，她们的声音也无法被听到，成为完全沉默的“他者”。
如果说“底层研究”小组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分析，那么斯皮瓦克则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对殖民地社会内部的性别问题的思考，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扩大了“底层研究”的领域。批评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由阶层延伸到性别，这也是后殖民批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她对康德等人的哲学解读有矫枉过正之嫌。西方学术话语可能带有种族（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甚至与殖民扩张相联系，并为殖民统治所用。但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或盲目排外、完全抛弃西方的知识体系，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的殖民扩张无疑意味着侵略、杀戮和掠夺，但随之而来的先进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例如，斯皮瓦克以寡妇自焚为例，试图说明女性的声音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争论中被淹没。而印度寡妇自焚陋习之残忍尤甚于古代中国女性的裹足。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遵循的基本价值之一，不管是否出于殖民者统治需要和文化控制的目的对这些陋习加以禁止，客观上都应加以肯定。此外，斯皮瓦克将女性视角引入后殖民批评，涉及到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的优先性问题。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民族问题往往成为主要矛盾，性别、阶级问题被置于次要位置乃至被遮蔽，往往是由情势所迫。
霍米・巴巴一方面认同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处于一种从属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关系。西方与东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权力并非为殖民者所有.被殖民“他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围绕这种矛盾复杂的关系，巴巴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模拟”、“混杂”、“第三空间”等等。
在《模拟与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一文中，霍米・巴巴将拉康关于“模拟”的论述运用于殖民地的文化分析之中。一方面，“模拟”表现了殖民者确认他者、改造他者的欲望。殖民者力图改造殖民地文化，要求被殖民者“模拟”自己，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为了达到改造的目的.殖民者必须首先学习殖民地语言、努力适应本土的文化传统，这就必须对西方权威文本进行翻译、阐释甚至修正。殖民话语在转译过程中就会造成“缺失”，使殖民话语的矛盾冲突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被殖民者是“不合适的（或不可侵占的）”主体，既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也是具有差异性的主体。通过模拟，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几乎相同却又不完全相同”，模拟构成了对殖民者“‘规范化’知识和规训权力的内在威胁”。模拟既是殖民者推动殖民权力运作的手段，也是被殖民者抵抗殖民权力的手段，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霍米・巴巴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让他更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在斯皮瓦克和“底层研究”小组的基础上，霍米・巴巴将后殖民批评的思路进一步引向社会内部。转向对美国非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杜波依斯理论的研究，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尤其是“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他指出，“少数群体”的出现源于社会内部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并且少数群体内部可能会根据不同形式的社会差别和歧视，再次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即杜波依斯所指出的“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中的偏见”，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再度边缘化，形成不断衍生的“他者”。并且，少数群体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前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也存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霍米・巴巴借鉴了杜波依斯所提出的“准殖民地”概念，指出即使在当今的伦敦、巴黎和纽约仍然存在一些处于“准殖民地”地位的群体，如“居住在大城市贫民窟里的劳工、美国的黑人群体，不但他们的身体被隔离，而且他们在法律和风俗方面也受到精神上的歧视……所有这些人占据着真正的殖民地地位，构成了少数群体问题的核心和本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视线由“东方”转向“西方”社会内部。如前文所指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并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同样，少数群体也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的“他者”，相反，霍米・巴巴指出：“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少数群体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变成少数群体是一种诗意的行为”。在他看来，少数群体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批评视角。重新思考自由平等、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等重大问题。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少数群体可以形成一种跨文化的联盟，建立多元共存的人类文化，因而少数群体的联盟更能准确地表达全人类的意志，更有可能找到解放人类文化隔阂的有效方法。
霍米・巴巴进一步阐释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矛盾复杂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但是他过分依赖精神分析理论。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为一种固定模式，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一些社会历史因素，同时这种模式也淡化了东西方事实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关系。霍米・巴巴所说的被殖民者对殖民当局的文化反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无力的本能反应。他对少数群体的思考体现了西方后殖民批评由关注“外部殖民”转向关注社会“内部殖民”的趋向。他将少数群体看作诗意化的存在，但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联盟就能代表全人类的意志，又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能形成一个牢固的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不产生新的少数群体呢？
四
从以上解读和分析可以看出，“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大致而言，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都侧重强调西方话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东方“他者”的文化抵抗。而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丰富的内涵极具启示与借鉴意义。首先，我们既要警惕西方话语霸权塑造“奴性他者”的图谋；同时我们也要尊重文化“他者”的差异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主张“开放的民族主义”，坚持民族差异性和有容乃大的原则，容纳和吸收不同文化的优势，为我所用。其次，我们更应体现出具有差异性“他者”的价值，在文学批评乃至思想文化建设中，应坚持差异性研究，打破西方的“准则”，抵制“趋同性”。在西方学者对他者的思考中，列维纳斯试图引进源自东方的犹太教义打破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传统，但他始终无法超越这一传统。叶秀山先生曾指出：“既然列维纳斯如同许多欧洲哲学家那样，没有较多机会接触中国传统哲学材料，中国的学者应当来‘替他’把这件事做下去，把他已经走到‘边缘’的路，继续走下去，以收资源共享、相得益彰的效果。”差异性研究可以说是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要求。再次，处于激烈变革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当代中国，我们更应关注社会内部边缘和弱势的“他者”。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范文4
关键词：东西方体育文化；间性；特质；同质；变迁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3-0213-0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ree main viewpoints of differences， homogeneity and fusion concept betwee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sexual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It is concluded that nature i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sense of value， homogeneous provides the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exchan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that change is the norm of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that it must reflect the change and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quality.
Keywords： eastern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inter-sexuality； nature； homogeneity； change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世界共有4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前三者合称东方文化体系，后者可称西方文化体系。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的论争从近现代以来一直存在。20世纪30年代起，张岱年就试图在理论上彻底驳倒“全盘西化”论。他主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肯定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中西学术的会通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民族间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并不能消除中西文化的特点。 在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更应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1]。尤其批驳了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传统文化除了有阶级性、时代性以外，还有人类性和超时代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性和时代性的内容，决定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继性。中国文化虽然在近代落后了；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重要典型，它独立发展，源远流长，不仅在历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在今天乃至未来仍有它深厚的民族性基础和坚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不仅不会被淘汰，相反，只要中国人民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的根干上就一定能开出现代化的奇葩[2]。
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是中西文化在体育层面上的体现，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存在较多争论的议题。关于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主要存在3种观点：差异观、同质观和融合观。
差异观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中国传统体育植根于农耕文化，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根源于工业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静，强调情感，主张内敛；西方体育文化主动，强调理性，主张竞争：这2种文化具有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3]。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从文化根源上讲，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因子，是中国与西方文化在体育层面上的不同体现，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共同影响的结果。
在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观的基础上，有专家在差异中寻根溯源，尝试在表象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二者的同质关系，提出了中西体育文化的同质观。同质观主张中西体育文化同根同源，只是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发展先后的关系。主要观点在于：1）从文化根源上说，西方体育文化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样都诞生于农耕文明；2）中西体育文化的不同表象是由于二者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所表现出的差异；3）这2种文明是人类文化同一形态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同产物，是同质的，而非独立的不同的文明主体[4]。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深刻变化，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先进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大力倡导，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形式之一的现代体育活动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这些西方现代体育活动的传入与发展，一方面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体育的大门，另一方面也对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双方的碰撞和交锋促使更多的人冷静地思考中西体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于是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卢元镇[5]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动力。如果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的交流史，那么也可以将一部世界的近现代史看成是一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这些学者认为应大力推进中西体育文化的融合，西方体育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带来了现代因素，与此同时，中国传统w育文化可以使西方体育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顽疾，中西体育在融合中互补互惠，共同发展。
以上3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价值，却从未平息中西体育文化关系多方论点质疑的争论；而文化间性的提出，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态度审视中西体育文化关系及各自的发展。
1 文化间性的几个核心概念
1.1 差异哲学
差异哲学源远流长，世界存在于差异之中。霍尔在《表征》一书中对差异作出了以下描述：差异是意义的根本，是事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意义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和比较中才能生成。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论不谋而合。 “不同”或是差异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又不是毫无关联的，各种异质因素相互关联，即产生了“和”，“和”是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和谐互补的共生关系。“和而不同”深刻地揭示了众多异质因素共生存在又和谐共处的规律。
1.2 视域融合与交往原则
文化之g的对话既是自我视域与他者视域相融合的过程，也是当前视域与过往视域相融合的过程。在文化的对话和交往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平等与尊重2大原则。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以相互尊重为前提，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性的各异。接触、对话、变迁，这是文化间性的体现，也是文化存在的常态。
1.3 与“多元文化”和“文化融合”的区别
对文化间性的定义，不仅仅是彼此的差异与相互关系，还必须厘清其余2个概念：“多元文化”和“文化融合”。“文化间性”不同于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中被定义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避免移民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也是美国在消除种族差别的政策失败后所采取的政治文化策略。“多元文化”提倡不同文化传统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基本上等同于双语混合和文化混合。“文化融合”是以原来的2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例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1.4 文化间性
“间性”一词来源于生物学，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使用中指一般意义上的关系与联系。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间性已成为很多研究的关键词。文化间性指的是一种文化与他文化际遇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互借鉴的内在关联。“文化间性”与“多元文化”“文化融合”等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以文化间的差异和开放为前提，强调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交流对话过程中，尊重差异、求同存异，扩大相互理解宽容的空间。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并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最终旨归。在这个过程中，差异的存在是关键。正是由于差异性的存在，各种异质文化之间才有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借鉴的可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彼此烛照，发现自己、反观自己并诱发创造性灵感，从而革新求变。
2 中西体育文化间性剖析
2.1 特质：存在的价值
2.1.1 中西体育文化特质的产生
差异或特质是间性理论的基础与出发点，而文化差异的产生可以从文化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中找到依据。从19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他的弟子们向进化论主义的方法和成果发起了一系列的质疑，提出了“历史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主义的观点中，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过去，每种文化都是“与众不同”的，即独特的和特殊的。每种文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过去的所有沧桑对它的现在都有影响，何况文化不同，经历的沧桑也不同。在历史主义主宰美国人类学期间，一种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英国兴起，即“功能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主要观点是：在解释社会和文化特征时，应联系它们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功能。历史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从历史和共识的角度为中西体育文化的各自存在提供了必然性的理论支持。中西体育文化的产生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的地域、经济、社会等各种关系和需求之中，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体育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历史积淀中，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自然孕育而成的。这种存在是复杂的、必然的，且是客观的。
最初，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阶段，即蒙昧―野蛮―文明，并将文字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从广义上讲，人类以生产力水平作为参照物，先后经历了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等几个阶段。如此看来，文明的发展是历史的概念，但世界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又有着极强的地域色彩。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的一片荒原上。”[6]自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灿烂的两河文化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古埃及文明、米诺斯―爱琴海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东方的华夏文明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等[7]。每种文明都有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下孕育产生的特质，这是必然的存在，也是其存在的价值。中西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类分支，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适应当时、当地人们的需求，有着各自鲜明而各异的特质。
2.1.2 中西方体育文化特质的表现
1）价值观念的差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观念之中，在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下孕育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崇尚自然、注重伦理教化，但缺乏竞争意识。而西方体育则在西方哲学中重规则、重争斗等观念指导下产生了以个体性、激进性、流变性、开放性为特征的“竞技体育文化”，西方体育崇尚规则，注重精确，有强烈的竞赛意识，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重力量、速度、形体。
2）表现形态的区别。古希腊人崇尚自然科学，以客观理性作为一切思维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哲学根基孕育出了独特的体育文化。于是，古希腊人创造了跑步、跳远、铁饼等极具竞技特性的体育项目，并倡导和实践着一套严格细化的竞技规则；因此，有学者认为西方体育就是“物理体育”和“立法体育”。然而，中国体育却表现出另外一种形态，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探寻人存在的价值。这样的文化情怀孕育出的体育理念是：注重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心愉悦；注重度的把握，不刻意追求超乎常态的体格与体能，拒绝以单纯的量化指标衡量优劣。
2.1.3 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意义
近现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与传统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于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避之弃之。鲁迅和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人的肌肉不够发达，必须提倡斯巴达精神，甚至认为西方体育文化代替中国传统体育是时代的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这样的观点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片面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之中，在其悠久的演变过程中，依靠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存在是必然的，是不可替代的。人类文化形态是多元与瑰丽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彼此的价值，没有东方体育的内敛，就无所谓西方体育的张扬。奥林匹克运动虽已拥有全世界的影响力，但也无法掩盖和代替中国体育的内敛张力。世界需要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质共存，中国文明需要传统文化的承载与复兴，而西方w育也需要中国体育文化的平衡与调整。
2.2 同质：共同视域下的对话与交流
2.2.1 中西体育文化的同质
中西体育在价值观念和表现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是其特质的体现，也是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客观存在且不可忽视的，但是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体育文化，人类在生理、心理、社会和发展等各个方面又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人类文明因为地域的不同，划分出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却在很长时间内经历了共同的发展阶段和阶段交叉。这就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拥有不可取代的特质的同时，在较为广泛的区域内体现出或明显或隐蔽，但必然客观存在的同质化因素。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的体育文化，在追求健康、娱乐身心、磨练意志、不断超越、向往和平、尊重规则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共同的认知，这使得中西体育文化有着同质的根源。比较中国古代体育和西方古代体育，二者在某些体育运动形态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在人的基本运动能力，例如跑、跳、投掷、摔跤、举重等方面，中西方不存在差异，除此以外，在身体技巧的表现上，中西方也出现了雷同。据记载，春秋时期的“燕戏”便是表演手倒立、鱼跃等动作，出土的汉化石像记载了20余种的倒立，有单手、双手、直臂、屈肘、屈体、直体、地上、搏上、盈案上手倒立，甚至绳索和马背上手倒立等[8]。这些种类繁多的倒立和技巧与雅典体操乃至现代体操有着极大的相似。中西方体育在骑射、狩猎等休闲体育活动形态方面的结构样式也大同小异[9]。于是，在文化间性理论的分析下，中西体育文化的特质与同质是并存的。
2.2.2 中西体育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文化同质与特质的存在提供了共同的视域，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必然。特质性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各有长处，人类的共性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交流，而这种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性客观存在，但不能以简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进行区分与比较，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必须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不可否认文化势能差的存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状态下，一种文化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强势的作用和影响，比如战争、殖民等，但是这绝不是常态，且不会长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内敛、谦和、儒雅、自在、柔美与西方体育的刚劲、张扬、对抗、规则、超越各有风格，只有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交流，才能实现文化的沟通与互鉴，这是世界文化繁荣的基础。
2.3 变迁：量与质的控制和时代的变迁
2.3.1 “度”的变化与“质”的稳定
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文化系统的开放，会受到他文化的影响，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会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和变化。吸收与借鉴，是常有的形态，但是不同文化的进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习惯与思维，于是原有文化系统会产生排斥性的反应。就是在这种排斥与吸收之间，自身文化系统会进行自然的选择和适度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在“度”的范围之内，并不会影响自身文化系统的根基，即保持“质”的稳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西体育文化的交往一直存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唐朝对外政策的开明，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一直到清代中后期的闭关锁国，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从未停止，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体育文化互学互鉴，互通有无。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体育伴随着殖民入侵， 西方近代体育迅速在中国发展，学校体育基本上全盘西化。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自身体育文化体系遭受了严重的质疑与诟病，这不仅仅是度的变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质的稳定，所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过程中，中西方文化自身会进行兼收并蓄的调整与变化，这种对话与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是平等的，且各自应该在“度”的范围内保证“质”的稳定。
2.3.2 时代的变迁
中西体育文化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迁。学界之前对于中西体育文化对比的讨论，很多情况下混淆了2个层次。对比中西体育文化时，应该进行2个层面的分析，一是中国对西方，一是传统对现代。前者是时间的纵轴，后者是地域的横轴。中西方体育文化由于产生地域的不同，根据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解释，必然会产生风格各异的体育文化形态；但是这2种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适应性变迁与调整。文化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反映，也是社会变迁的载体。西方体育文化也经历了变化与发展，同样是力与美的展示，同样是对于和平的追求，但商业和科技因素的加入，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及竞技体育3大体系的构建，使得西方现代体育的张力得以充分地体现。中国传统体育同样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但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基本上停滞不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在传承历史、保持东方特质的基础上，找准时间的坐标，不局限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而是应该致力于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创造。
3 结束语
关于中西体育文化关系的议题讨论已有多年，差异论、同质论、融合论等观点虽各有价值，却依然争议不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间性指一种文化与他文化际遇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内在关联。文化间性以差异和开放为前提，强调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关注对话中彼此的变化。以文化间性来分析和诠释中西体育文化的关系，得出“特质”是中西方体育文化存在并体现各自价值的基础，这种特质的存在可以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中得到印证；中西体育文化同为人类体育文化，人类在生理、心理、社会和发展等各个方面又有着极大的共同之处，于是形成了中西体育文化在追求健康、娱乐身心、磨练意志、不断超越、向往和平、尊重规则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或共同的认知，这使得中西体育文化有着同质的根源。而这些同质的因素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必然，而这种对话与交流是平等且互惠的。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双方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在“度”的范围之内，不能影响自身文化系统的根基，即保持“质”的稳定，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迁。于是，中西体育文化各自的特质是其存在的价值基础，同质所产生的共同视域为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自身的需求，而变迁是中西体育文化在对话交流与时展过程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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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义，白晋湘.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 [J]. 体育学刊，2007（3）：124.
[7] 招子明，陈刚.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11.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范文5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殖民者西方文化
一、后殖民主义起源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一种具有批判主义特色的思潮，后殖民主义主要是指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解放以后，民族内部与国家的矛盾迅速激增。一些具有先进西方思想的知识人物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后殖民主义的产生。正是这些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有力促进了后殖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后殖民主义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对其殖民地的侵略扩张，正是有了殖民主义存在，才有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存在。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后殖民主义的典型代表，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才使得现代主义随之产生。
二、后殖民主义的特征
2.1后殖民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文化差异的表现。这些文化差异并不是中西方文化差异，而是殖民者国家和殖民地以及其他第三方国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后殖民主义而言，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常说的文化差异，而是认为这些差异是政治、社会价值。后殖民主义强烈反对人们用单一的一个概念对不同的国家文化做一些评价。宽容、平等乃是后殖民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单从这一方面来看，它又和文化对立观点性质等同，有些人指出，后殖民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差异，因为有差异才能体现出人们对这些差异所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
2.2后殖民主义核心是“话语”和“权力”这两方面。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过：“从心理分析的观点来看，绝对分离或排斥的模式与基于相互重合的模式之间的外在矛盾能够加以克服。”这已经说明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是“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此外，福柯还运用了一些微观方法对权力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分析，并说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结论。正是由于有了权力，才使得后殖民主义在这种环境下茁壮成长起来。同时说明后殖民主义正是在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上建立起来的，这种霸权表现在西方列强对其殖民地的话语霸权，使得其殖民地的文化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主要是对殖民地的文化观点造成一定的强迫概念，使得其殖民地被迫认同自身的文化。这种权力关系正是后殖民主义想要建立起来的一种体系。
2.3后殖民主义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之所这样说是因为后殖民主义对一些主导表示抗拒，他们觉得一切主导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此外，后殖民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一切以现代为基础的所有观点提出批判、质疑。如福斯特代表作《印度之行》，其书中所说内容不仅充满了典型的反殖民主义思想特点，同时殖民意识格外强烈。殖民主义意识在书中所刻画的人物、描写、语言设定上都有着充分体现。福斯特把两次印度之旅的全部写在了《印度之行》中来，书本所写内容是两位英国女士前往印度所遇到的种种事情，从一些事情上来体现英印两国人民之间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对造成巨大差异的殖民主义提出批判和质疑。小说主要事件的表现表达了印度人民强烈渴望解放的心声，同时用情节描写对列强霸权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
2.4后殖民主义将民族起源作为批判主体。主体形成越是复杂越能体现出后殖民主义将相互依赖的“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关系。爱德华，萨义德在关于身份时曾经说过每一个文化都有另一个完全不一、完全对立的存在。一个“自我”身份被创造出来，同时就对有与其相对立的另一个自我存在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从后殖民主义观点看，“他者”的存在代表了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者”没有处于中心地位。由此看出，殖民主义总是会对他者进行一些强迫性文化霸权，这样长期下去就造成了殖民地对殖民者之间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后殖民主义的存在就是要以中心主义为批判主体，从而改变这种中心主义的文化形态，以弱势地位的“他者”改变这种地位。
三、矛盾因素在后殖民主义特征中的体现
由于后殖民主义是依赖于后现代主义而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后殖民主义必须一边批判对象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自身话语的合理性；一方面指出“主体”等话语都属于虚伪代言，都是资本主义利益的产物，另一方面就要努力证明自身话语其真实性。这种自相矛盾没有自身代表意义的批判主体，必然会表现出一些矛盾性：
1、与西方列强进行谈话时，必然要先对其文化主体有所了解，才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否则只能凭空进行批判。但是，如果只了解西方文化，对自己民族文化认识有所欠缺，便会导致失去自身民族文化或者因自身特色而被西方文化所抛弃。
2、批判主体身份的模糊性。很多批判主体其本身并无明确定义，并且只是一些身份模糊的商人知识分子。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造成他们代表第三世界进行发言时总是会汇合中心，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信程度，致使后殖民主义的定义也变得模糊起来。
3、在后殖民主义中的批判主体，因其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殊权力，并不能真正代表被压迫人民。所以，不能够真正代表后殖民主义进行批判。
四、总结
总而言之，后殖民主义并非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代表词语，本文我们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特征的研究以及对特征中矛盾问题的研究得出，后殖民主义确实由后结构主义产生而来，伴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就是解构主义的产生。在西方列强中的一些学术者对西方文化进行自省之时，更多来自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已经对后殖民主义思潮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更深程度的研究，并且通过这些研究来近一步揭示了文化、霸权、知识、权力、意识等各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把后殖民主义成功运用到文学实践中来，更能体现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价值，这对所有研究批判主义文学的人们来说都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但昭熠，翟毅.后殖民主义研究概述[J].社会科学动态，2000（9）.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范文6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传统节日；体现
中西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各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形成第过程。节日是具有特殊社会文化意义而需要纪念的日子，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总结和延伸。该民族的每个民族节日， 都具体地反映这个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反映该民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西传统节日习俗差异直接体现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文化差异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中的体现
1、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的不同。除了共同的节日，如新年、国际劳动节等，各自还拥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除夕、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中元节等。西方国家有情人节、愚人节、复活节、狂欢节、万圣节、圣诞节、感恩节、母亲节、父亲节等。
2、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起源不同。中国古代在生产力和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十分重视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因而有：“春雨贵如油”、“清明忙种麦， 谷雨种大田”。勤劳的中国人民在终年劳作的过程中掌握了自然时序的复杂规律， 总结出四季和二十四个节气， 形成了以节气为主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再有，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西方国家由于长久受基督教的影响，传统节日与宗教有关，例如，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圣诞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西方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3、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庆形式不同。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以家族、家庭内部活动为中心，讲究合家团圆，带有等级制、封闭式、家族式的封建社会特征例如中国的除夕夜，。全家要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只是家人团聚，不会邀请外人。而西方的节日，经常会邀请朋友共庆节日，表现出互动性、众人参与性、狂欢性，崇尚个性张扬，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等都是如此。
4、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礼仪不同。中国的节日宴席，家族长辈或贵客一般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团团围坐在饭桌旁，有等级区分。餐桌上酒、美味佳肴是必不可少的，大家一起吃、喝，相互劝菜、夹菜和劝酒，有一种浓浓亲情的气氛。而西方人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有“女士优先”的习惯，用餐时讲究坐姿端正，吃饭优雅，吃饭发出声音被视为粗鲁了。
5、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观念不同。吃喝是中国节日的永恒主题，中国人对生命的追求是以健康长寿为目的，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良好愿望，认为通过饮食可以实现。西方的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信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节日习俗以玩乐为主题，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以健康快乐为目的，并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
6、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饮食不同。中国人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将吃看作头等大事。节日更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而且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特色食品要求，以区别于其他节日。如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饺子、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注重食物的营养，西方节日食品主要是烤火鸡、牛排、水果沙拉、甜，主要目的在形而不是吃。
7、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的色彩不同。在中西传统节日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大。红色， 是中国文化中的崇尚色，象征喜庆和吉祥之意。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而西方文化中的红色， 是“火”与“血”的同义， 象征残暴与杀戮。白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常有悲凉之意，常用于丧葬礼中。而西方， 白色的象征着纯洁、高雅、无邪， 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不同文化之间的颜色象征意义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的产物， 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
8、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节日的目的不同。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传统节日都拜祭祖宗。祭祖活动、烧香拜佛是中国节日重视的传统祭祀节日内容，祈求祖宗保佑全家老幼平安，出入顺顺利，长命百岁。西方节日最主要的活动内容之一是敬神，感谢上帝的恩惠，虔诚地祈求上帝继续赐福于人类。
中西传统节日及其习俗有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主要源于岁时节气，烧香祭祖，祈求吉祥幸福，以吃喝为主要内容，追求健康长寿，红色为节日的最爱。西方的节日主要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信奉上帝，以玩乐为主，注重于情感友谊，追求健康快乐，通过宗教活动和娱乐形式来实现。不同民族传统节庆的形式，是由该民族的文化体系的生存形态和生活方式决定。
二、中西文化相互参透
传统民族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发挥着传承文化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但较为封闭蕴含有太多的伦理色彩。西方传统节日的节日氛围上很好，节日娱乐性强，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不论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中西文化传递的都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人朋友的祝福。如西方人上午见面说：“Good morning！ ”，祝愿时说：“Good Luck！”。西方的新年，人们说得最多的是“Happy New Year ！”，中国的春节，人们相互祝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国有七夕节，西方有情人节，中国有中元节，西方有万圣节，中国有敬老节重阳节，而西方有父亲节、母亲节。中国有除夕夜，西方有平安夜。中国有农历新年，西方有圣诞节。中西之间有着不同之处也有天然相同之处，两种节日文化互相渗透、彼此影响。随着中西文化、经济交流日趋频繁，西方节日越来越受到中国年轻一代的欢迎，特别是圣诞节、情人节，而中国的春节、中秋节等同样得到世人的青睐。
三、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对中西交流的意义
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中西交流日益频繁。中西文化差异成为了中西传统节日跨文化交汇与移植的最大障碍。通过了解中西传统民族节日折射出的文化差异，在国际交流中克服文化差异，避免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达到更有效的融合。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开始走出国门，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魅力，中国人也开始了解西方节日文化的迷人之处。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要坚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克服陋习，在适当吸收西方节日文化精华的同时，既不崇洋，也不固步自封，不迷失自我。在“全球化”的今天，为我们展开中西文化对话，为中西文化交流更健康快速的发展，为积极参与人类现代文化共构，为人类平等、自由与和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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