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1
尽管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时代潮流，但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在检务公开方面仍然持积极稳妥的态度。系统考察域外检务公开的立法与实践，对推进我国检务公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英国：检务公开里的保守派
2000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信息自由法》。该法规定，公共机构拥有的信息，除了例外信息都是应当公开的。《信息自由法》通过一个长长的清单（该法附表1）一一列出了适用该法的所有公共机构，超过500个，包括政府所有部门、各种立法机构（该法并未包括有自己法律的苏格兰）、军队、警察及很多其他组织的名称。
从理论上讲，英国检察机关作为政府机构，应当适用《信息自由法》的规定。但《信息自由法》附表1并未列举检察机关（也未列举法院）。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信息自由法》还规定了一系列豁免信息（例外信息）。依该法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公共机构所持有的信息，如果涉及犯罪的调查、以及与法律实施活动有关的信息等，公共机构没有义务回答是否拥有该信息。
在英国，尽管刑事政策是可以公开的，但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诸如内部会议等，进行政策传达，而不公开。实践中，“关于不决定真正运行的透明度，在实际上是零”。英国学者伦・黑格森一语道破天机：“在苏格兰，有关案件的信息在审判前可以公布多少，我们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其目的在于保护被告人，以免对其形成偏见。”
《信息自由法》自实施以来，因“由地方当局实施的诉讼程序中的调查信息的排除范围太广”而受到批评。鉴于此，英国正在积极推进检察工作的改革，进一步扩大检察工作的透明度。正如英国皇家检察署检察长肯・麦克唐纳曾经指出的：“检察机关透明、公正、有效，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的标志之一。那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他还指出：“我们希望站在司法工作的最前沿，我们想让老百姓感到他们可以信赖我们。”
美国：有限的检务公开模式
美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公开的社会，公开性在美国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民宗教”。1966年，美国政府颁布《信息自由法》，该法坚持“最大程度的公开”原则，要求所有“机构”都要保证“任何人”都可利用所有“文档”。不公开的文件限于该法规定的九种例外情况。美国检察机关事务公开规则统一适用政府的《信息自由法》。鉴于检察官执法的特殊性，联邦司法部于1971年专门颁布了《与媒体关系指南》（1975年修订），美国律师协会于1977年《国家追诉准则》（2009年第三次修订），对检务公开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根据《与媒体关系指南》的规定，向媒体公开的内容应当考虑“三种利益应当平衡：公众知情权；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政府有效地实施司法管理的能力”。检察官应当将以下刑事案件的信息公布：被告人的名字、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和类似背景信息等。
为了防止某些信息的公开将带来对将来的程序中的裁决的预断，检察官将限制提供以下信息：（1）对被告人性格的观察。（2）被告人的陈述、自认、自白或者不在现场的陈述，或者被告人拒绝陈述或者没有陈述的情况。（3）调查过程中的推断，如指纹、图表、检验、弹道测试；取证事务，如DNA测试或者被告人对测试和类似检测的拒绝的情况。（4）与证人的身份、作证情况、可信度有关的陈述。（5）与案件中的证据和辩论有关的陈述，无论这些内容在审判中是否使用。（6）任何被告人有罪的意见，对指控进行有罪答辩的可能性或者减少罪责的答辩的可能性。
实践中，美国检察机关的透明度是较低的。相对于法庭审判的公开、透明而言，美国检察机关多数执法行为，如、辩诉交易决定、大陪审团程序，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来都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究其原因，源自于联邦最高法院担心，要求检察官向其他机构解释其决定会导致执法秘密泄露给罪犯而影响刑法的执行。
鉴于美国的检务公开与其民主化潮流背道而驰，美国民众普遍要求扩大检务公开，提高检察机关的透明度。美国学者安吉娜・J.戴维斯建议，检察机关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发起公共信息运动，向公众提供有关检察义务和职责的日常信息。第二，设立检察审查会，通过对检察决定进行随机审查，并公开审查报告，告知公众特定检察院履职情况，促进检察机关依法履职。
法国：普遍公开和特定公开结合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侦查和预审程序一律秘密进行，并不得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根据该法规定，无论是侦查还是预审，都实行不公开原则。
由于预审程序的秘密、书面、非对审特征，以及预审法官在预审中的角色冲突，人们对预审程序的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鉴于此，法国正在不断推进诉讼程序与司法制度的变革，以提升司法透明度。具体体现在：
第一，明确规定检务公开的情形。2000年6月15日刑事诉讼法增加第11条第3款，作为第11条前两款的例外。该条款规定，“为了避免传播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信息，或者为了制止对公共秩序的扰乱，共和国检察官得依职权，或者应预审法庭或诸当事人的请求，公布从程序中提取的、不包含任何评论涉案人犯罪证据是否确实的客观材料”。2004年3月9日法律增加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视具体情况，经共和国检察官或者预审法官批准，为实现科学或技术性研究或调查，特别是为了防止发生事故或者方便对受害人的赔偿或负责对受害人给予赔偿，正在进行中的司法程序的材料可以传送给由司法部长听取有关部长意见之后的条例赋予此种资格的机关或组织。”可以看出，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第3款规定的是普遍公开的情形，而第11-1条规定的是特定公开的情形。
第二，建立检察工作报告制度。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共和国检察官每月应向驻上诉法院检察长报告自己辖区内的刑事法律实施情况。他还可以公开其意欲在大审法院辖区内实施的刑事政策。驻上诉法院检察长则需要向司法部长报告自己辖区内刑事政策的执行情况。
第三，建立不裁定书公开制度。1993年1月4日法律增加刑事诉讼法第177-1条，规定在预审法官进行侦查之后作出“不移送”决定的情况下，可以应涉案人的请求或者经涉案人同意，依职权或者应检察院的要求，命令公示预审法官所做决定的全部或者一部，或者命令在指定的一份或数份报纸、期刊上或视听传播部门一份公告（措辞由法官拟定）。1993年1月4日法律还在1881年7月19日法律第13条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规定，在“不移送裁定”或者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取得既判力后3个月内，此种裁决决定的受益人可以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强制在其受到刑事追诉的过程中对其指名道姓进行报道的报纸或期刊刊载上述公告。当然，对视听传播活动也可以采取上述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规定不裁定的公开，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是为了保障被不人的无罪推定权利。也就是说，在不裁定作出后，犯罪嫌疑人可以请求，检察院可以要求，或者预审法官可以依职权主动公开不裁定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以澄清事实真相，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等合法权利。
第四，推进预审程序的改革。2000年6月，法国议会通过《加强无罪推定的被害人权利保护法》，加强了预审程序的透明度。
俄罗斯：宪法推动检务公开
1992年1月，俄罗斯联邦议会颁布《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该法第4条第2款确认了检务公开原则。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检察机关的活动公开。至于公开的形式，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向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居民通报法制状况”。
当然，检务公开也有一些例外，即以不与关于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俄罗斯联邦立法规定相抵触，不与关于国家秘密的和法律予以专门保护的其他秘密的俄罗斯联邦立法规定相抵触为限度。
《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第5条第2款规定：“检察长和侦查员没有义务就其承办案件和材料的实质问题作出任何解释，也没有义务将它们提供给任何人查阅。但是，在联邦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并依照联邦立法规定的程序允许提供查阅的情况除外。”2000年2月18日，俄罗斯联邦通过决议指出：《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法》第5条第2款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导致检察机关体系的各级机关拒绝将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材料提供公民查阅，而且还会阻挠对上述拒绝的司法审查。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允许查阅上述材料的事由。正因如此，俄罗斯联邦宣布《俄罗斯检察机关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
检务公开重在程序和立法
上述国家均坚持审前程序“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对检务公开进行严格限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受到刑事检控，在其没有得到正式的裁判宣告之前，都被推定为不是罪人。因此，“即使是掌握证据而最了解其涉嫌犯罪事实的检察机关，于正式审判前，也不能向社会公布其是否有罪，更不能透露所掌握的证据”，否则，即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二是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基于审判中心主义，法官在审判前应避免产生预断，避免受到民意或者舆论的影响。而检务公开可能泄露案件信息或者其他某些信息，使犯罪嫌疑人成为媒体炒作或者公众娱乐的对象，导致法官产生预断。
检察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2
摘 要刑事证据见刑事审判的基石；对证据材料的质证是查明案情的关键；被告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可以细分为证据材料获的得的时间、渠道以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等阶段，但在现行法律及实际审判中，往往轻视被告人的权利，造成控辨的严重失衡。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的处理也习惯性地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这些都不利于公正审判。为改革这些弊端，首先，应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让被告人、辩护人尽可能早地获得全部证据，使之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其次，应把证人是否出庭接受询问的权利完全赋于被告人，改变目前由法庭行使该权利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第三，对被告人当庭的控诉、控告应严格依照《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的程序来处理，改变目前合议庭越权代办的现状。论文关键词：证据 质证 被告人权利 目 录论文摘要、关键词…………………………………………………………………………Ⅰ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1现行制度的弊端………………………………………………………………………………1解决弊端的设想………………………………………………………………………………4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4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4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6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7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证……………………………7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8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8结束语…………………………………………………………………………………………9参考文献……………………………………………………………………………………10 我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证据则是正确应用法律的基石，它是查明案情的唯一手段，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它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必备前提。基于此，对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以及如何保障被告人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存在着大量弊端，受强职权主义及有罪推定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诸多的合法权利受到剥夺或流于形式而不能实现，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段错案。现就从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以达到控辨平衡的观点出发，谈一下刑事证据的质证方法与弊端。一、应当确立证据先知制度证据先知制度是指在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结束后，决定提起公诉时应当将全部证据提供给辩护律师、被告和被害人，以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有充分的准备。这一制度有时也被称为“证据展示制度”、“证据洗泄制度”或“证据公示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力，特别是辩护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促使控诉与辩护的平衡，达到查明案情，保障人权的目的。（一）现行制度的弊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些规定看似给了律师很大的权利，但要想达到与公诉人平等对抗还差之甚远。1、根据法律的规定，案件在审查起诉时辩护律师就可以调查取证，取证的范围法律并没有限制，但此时律师对案件了解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对律师的口述，这些口述是否属实，此时还无法判断，从公诉机关获得的诉讼文书也不能全面反映案情，卷宗中有多少证人证言、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述都不知道。这时让律师去调查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就象盲人摸象一样无从下手，在这种浑顿的困境中，刑法第306条这把利剑却悬在律师 的头上，不定摸错哪根弦，剑就下来了，我国为此被追诉的律师占律师犯罪的80%以上。有这样的风险性存在，律师就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实际上就形同虚设。而此时的控方公诉机关，不但得到了全部证据材料，而且可以依职权自由补充取证，控辨的失衡在此就从此已经形成。到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这种倾斜就更加突出。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起诉所移送的证据界定为：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辩护人除了可以看到这些材料以及依据刑诉法第36条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再也得不到检察院所掌握的其它证据。那么，哪些是律师看到的“主要证据”呢？根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涉及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还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由此可以看出，检察院有权自由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这种自由决定没有任何监督机制，使之“合法地”隐瞒了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其证据。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283条的规定，将“主要证据”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案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这种“司法解释”的内容就可以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意”！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语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证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拿什么让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呢？2、《刑诉法》36条的规定，仅是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力。作为被告人，法律规定其有自行辩护的权利，当然也处于和公诉人对抗的地位，而在此前，被告人多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即使不羁押，法律也没有赋予他们庭前获取控诉证据的权力与渠道，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仅凭公诉人当庭：“断章取意”的宣读，然后马上问他们有无异议，除了“有异议、不真实”的笼统回答外，还能说些什么？别说他们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就是辩护律师在这种没有思维准备、缺乏全案证据相互对比、印证的前提下，能准确、清析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吗？如能，也应当要求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在不阅卷的条件下做出公正判决，但这是天方夜谈。所以，尽管现行法律确立了控辨平衡的原则，但在“武器、弹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弱势方突然遭到强势方的袭击，除了毁灭则别无选择。（二）解决弊端的设想我认为要缩小这种控辨实力的差距，应当将辩护律师获取证据的时间提前。在审查结束后、向法院起诉前，应当将全部卷宗展示给辩护人，以便于辩护人在此阶段有目的去调查取证，充分、安全、清楚地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去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法律也应赋予被告人在这一时间获取全部证据材料的权利，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来阅读、对比。以便于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对遗漏的、有利于自己的情节或证据及时向公诉人或法庭提出补正请求，这对实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目的有利无弊。另外从我国《刑诉法》的改革历程来看，其趋势是由职权主义转向现代当事人主义，为了避免法官阅读全卷后“先判后审”的弊端，采取了现在部分移送证据的方法，但这种做法 不但违背了现代当事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反而使控辨双方的地位更加不平等。以前辩护人还能够得到全部证据，改革后却只能看到“主要证据”了，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刑庭审改革绝不能放弃“实体真实”的传统，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先知制度和庭前预备程序、使正式庭审集中于与公诉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问题上，保证控辨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机会和条件，特别是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以便法院能够在公正程序下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做出公正裁判。二、把证人、鉴定人是否出庭的权利完全赋予被告人（一）关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问题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1）未成年人；（2）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力不便的；（3）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4）有其它原因的。第144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1、关于未成年人可以不出庭做证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精神也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但如果未成人不出庭，对其证言就无法充分质证，如果将该类证据做为定案依据，就无法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这一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不但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而且颠覆了“事实清楚”这一法律的基石。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侦查机关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任务，在询问中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使能够客观公正地执法，其询问也难免有疏漏存在，再加上未成人的认识与理解的局限性，其证言的效力本身就低，再不经过充分质证的程序，这种证言就不应该作为定案依据，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剥夺被告人生命权，在此前提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就放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公正！2、在庭审活动中，法官置于中立地位，庭前只看到了主要证据，并未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审查，那么在庭审开始前，在全部证据尚未出示质证的情况下，“不起直接作用”的判断标准及依据是什么？该证言所起的“间接作用”对案件的定性量刑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此时法官是无法判断的。同时，为了避免洗入为主“洗判后审”弊病，不应赋予法官这一权利。3、关于“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可以不出庭的规定则纯属于人民法院自我减少麻烦的规定。“严重疾病”如果界定？是严重到不能说话还是不能辨别是非？“行动极为不便”又如何界定？是不能走路还是不能坐轮椅？这种“仁道”与被告人的人身权乃至生命权相比，甚至与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相比，是否应当让路？证人“行动极不方便”，但控辨双方及法官的行动是方便的，证人不能到庭，到其住所组织一个质证程序还是可行的，而法院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却不惜牺牲被告人的权利，这与“为保护未成人”而牺牲“事实清楚”相比，恶之又甚！4、关于“有其它原因的”问题。立法者的本意是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在不能穷尽所有客观条件下，给予法官的自由采量权，但现实中公检法却“相互配合”，把该解释当成了证人不出庭的档箭牌。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警察与检察官把抓捕罪犯并将其送进监狱做为事业成功的标志，而忘记了公正执法、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及尊严这一根本任务。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也往往使多数司法人员都视公、检、法为一家人，政法委也常将三家召集在一起讨论案件并协调关系。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法官能办检察官“难堪”吗？以逻辑来分析，即然有法院“准许”的存在，就应当有“提供证言一方的申请或说明”这一前置条件，但在庭审中或卷宗中，辩护方却从没有见到过类似的申请或证人不能出庭的说明，法律对此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果说前三项还为辩护人保留了部分权利，这一项则剥夺贻尽。5、关于鉴定人在法院准许下可以不出庭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鉴定人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正因为庭审中存在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不能克服的专业问题，才委托鉴定人员做出专业结论，而这一结论在没在经过质证程序以前，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就可以决定鉴定人员无须出庭，这种外行决定内行的做法，其形式是荒谬的，其本质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是“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产物。 （二）上述弊端的解决办法以上所列举的问题，致使刑事庭审流于形式，在实际审判中，参加庭审的所有人员在不认识证人、不了解证人品行以及是否与被害人、被告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仅就其在侦察机关陈述的范围内，去判决该证言是否客观、真实，这类似摄制电影时采用的“蒙太奇”手法，达不到质证的真正目的。为了查明整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不应对部分案情是否客观做以认定。在现实庭审中我们经常碰到公诉人出示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第五次供述笔录，也经常碰到同一证人有不同的几份证言，只要某份供述笔录与证人的某一份证言能相互印证，判决书就会据此认定事实，至于其它的四份笔录在哪里？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出示？证人的其它证言怎么排除则一概不说明理由，这不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也不符合现代诉讼结构。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应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如遇到特殊情况，就应当另行组织一个质证程序，以使证人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在庭审中侦查、起诉阶段制作的证人笔录，只有在需要唤配证人记忆或证人在法庭作证与先前陈述不一致的情形下，才允许在法庭宣读，除此之外，应以证人当庭陈述做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是证言的最大利害关系人，一个证人是否需要出庭接受询问，应有被告人或辩护人决定，否则，所有未出庭的证言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椐。只有这样，才能削弱法官强职权主义的色彩，使被告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公证审判的目的。三、对被告人的当庭控告权应予以保护近年来，媒体暴光的刑事冤案可谓层出不穷，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刑讯逼供”是最魁祸手。这些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无一例外地向法庭提出了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但法官不是不予理睬，就是简单地要求被告人举证，即使在被告人亮出伤疤、血衣甚至提供了看守所“同号”证人姓名的情况下，法官也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庭后落实”，而这一“落实”则往往“落空”。这种做法，违犯了《宪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客观、公正的原则。（一）让被告人完全承担“刑讯逼供”成立的举证责任违客观公正首先，“刑讯逼供”是否成立，是检察院立案侦察的义务，让一个公民去调查取证，然后直接在法庭上出示是强人所难，也有违法定程序，何况该公民为了“保证刑事案件的顺利进行”，在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怎能代替司法机关履行取证义务呢？其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无一例外地都是侦查机关能够控制的场所，如果进行刑讯逼供则选择的地方会更加隐蔽，第三人很难看到逼供的场景，要想取得证人证言根本不可能；即使偶然有人看到，此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人也无法了解其姓名、住址，更无法对其询问、记录，在证人不愿做证的情况下，被告人、辨护人也不能象司法机关那样拥有法律赋于的强制取证权；同时，从法律程序来讲“刑讯逼供”是另外性质的案件，辩护人是无权取证的，该合议庭也无权组织对相关刑讯逼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此时让被告人举证，一方面是举证不能，另一方面审判程序也违法。（二）检察官在法庭角色错位在庭审开始时，检察官在宣读起诉书前，住住自称“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并依法监督法律的实施”，但当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控告时，检察官不是依法立案侦查维护公民的人身权益，而是努力驳斥被告人的证据及观点，此时严然成了实施“刑讯逼供”人员的辨护人，这种漠视被告人权利，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检察官，如何能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三）对这种控告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我国《宪法》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刑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定为有罪。”第八十四条至八十六条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控告……”；“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口头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接受。对于不属于属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不予立案的，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是一个无罪公民；做为刑讯逼供的受害人有权向法庭提出控告；案件的性质属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应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当接受控告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在不予立案时应当通知被告人；被告人有权申请复议。而现实中，身为检察官的公诉人面对被告人的控告无动于衷，法官越睑代办去“落实”，“落实”的结果又不告知被告人。这不但违犯了有关管辖权的规定，而且还严重剥夺了《宪法》、《刑诉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在未查明控告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被告人在侦察机关的供述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有可能是客观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在没有“法律结论”前，这些证据是不应做为定案依据的，同时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控告权，法庭此时应立即中止审理，将控告材料移送检察院审查。结束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日显重要，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刑事诉论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出台，《刑事证据法》也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逐步健全，能够对目前法律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改正并完善，使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充分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1）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1月号，总第9期。（2）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1999年8月号，总第16期。（3）冯中华主编，《检察与审判（审判版）》，《检察与审判》审判版编辑部，2000年5月号，总第25期。
检察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3
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具有对刑事被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权力，还有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和人民法院的审判（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法律的这种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不少问题，其中尤以检察官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冲突为甚。以下按照刑事诉讼的三个阶段分别论述。
一、侦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在刑事诉讼当中，除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外，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非常笼统，没有具体的监督措施，导致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无法操作。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监督。所以，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常发生。这是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监督措施而造成的。但是，如果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任何刑事案件的侦查程序中都参与，因为其凌驾于其它司法机关的特殊地位，公安机关的侦查又会被检察机关所控制。
二、审查起诉阶段，即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行为存在监督空白。
《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法律依据。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检察机关的公诉行为也属于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的行为同样需要监督。上述法律虽然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未规定具体的监督措施。对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1999]1号）有更详细的规定，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一章中规定的法律监督分为三节，分别是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但是，惟独没有检察监督。
显而易见，公诉阶段的法律监督还是一片空白。公诉阶段没有监督的刑事诉讼，将失去刑事诉讼监督的完整性，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性都可能受到影响。哪么，公诉阶段的法律监督又由谁来实施呢？是检察官自己吗？这显然不可能。
三、审判阶段，公诉人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不合情理。
公诉人在刑事审判中的地位，与原告在民事审判中的地位相当。公诉人与民事原告的不同只在于他代表的是国家，其诉讼请求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但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样得靠起诉而得到人民法院的认定才能实施。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法律规定人民群众也有监督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能通过人民行使申诉、举报、控告的方式请求有关的国家机关来达到目的。但是，人民检察院就不同了，因为人民检察院在国家司法制度中的特殊地位，他还负有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直接侦查的权力，所以他可以依职权直接对法官采取任何在他看来适当的措施。
在此情况下，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还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吗？我国的刑事审判采用的是纠问式诉讼，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如果对刑事审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判决结果还能公正吗？因此，在刑事审判当中，检察官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在现实中起到的不可能是监督而只能是讹诈！所以，既便检察官出示的证人“书而证言”没有经过质证，法官还是原样采信；既便公诉人提出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存在很多疑点，法官仍然确信无疑。因为刑事审判中公诉人与辩护人诉讼地位的极大悬殊，造成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正确意见也很少被法官采纳。
检察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4
一、几经变迁的检察制度
早在1624-1662年间，荷兰统治下的台湾殖民地，就任命某些类似今日检察官职权的“法律事务官”或“法律执行官”。这可以算得上是台湾最早出现的检察制度。不过，荷治台仅38年，且其后长达230余年，已改行与西方检察制度无关的传统中国法制，故荷治时期台湾法律经验，与当今台湾检察制度几无关联。
严格意义上来说，台湾地区近代检察制度的产生是随着日本的占领而开始的。1895年日本，并设立台湾总督府，将台湾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起初，台湾总督府法院，虽在刑事诉讼程序上有“检察官”的规定，但实无检察制度。1896年5月1日，台湾总督府颁布第1号法律《台湾总督府法院条例》。据此而没的台湾总督府法院，自1896年7月15日开始运作。法院采用三级三审制，没有一个高等法院、一个复审法院，十五个地方法院。各法院，除设置若干名判官，并以其中一名担任院长之外，同时设置检察官，判官检察官均由台湾总督任用。在以后近50年的日本统治过程中，虽然司法制度以及检察制度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变更，如在1943年，台湾跟随日本纳入“战时司法体制”，但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中国检察制度于1945年10月25日起施行于台湾，并于同年11月1日开始实际运作。1949年12月9日，原在大陆的“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开始在台湾办公，“国民政府”迁移至台湾。从此，民国时期确立的检察制度在台湾地区得以延续和发展。随着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发展，台湾地区的检察制度也不断发生变迁，别具地方特色。
二、审检分隶的领导体制
台湾检察制度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检察机构设置上实行“审检合署”制，各级检察机关附设于各级法院内。全台共分为三级检察机关，即：终审法院检察署、高等法院检察署(处)和地方法院检察署(处)。1980年台湾地区开始推行司法改革，实行审检分隶制。在领导体制上，台湾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前后大相径庭。改革之前，台湾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实际上合为一个机关，不但在机构设置上实行“审检合署”制，在领导体制上检察机关也没有独立。自司法改革后，检察机关虽然在机构设置上仍然实行“审检合署”制，名义上称某某法院检察署，领导体制却逐渐发生了改变。
1980年6月29日台湾公布的“法务部组织法”规定，“法务部”主管台湾检察、监所、司法保护之行政事务及“行政院”之法律事务。据此，台湾检察机关隶属于“法务部”领导。各级法院仍属于“司法院”管辖，但“法务部”不是隶属于“五院”中的“司法院”，而是隶属于“行政院”，“法务部”之下还设立有专门管理检察事务的检察司。
同日修正公布的“法院组织法”也做了相应调整：将各级检察机关，而非检察官，配置在各级法院，以建立检察机关的完整体系。亦即第一级为地方法院(分院)检察处，置检察官若干人，以一人为首席检察官。第二级为“高等法院”(分院)检察处，置检察官若干人，以一人为首席检察官。第三级为“最高法院”检察署，置检察官若干人，以一人为检察长。各检察机关检察官名额在6人以上者，得分组办事，每组以一人为主任检察官，监督该组各事务。主任检察官职位和同级法院的庭长相同。主任检察官互为，事务较繁的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得指定主任检察官一人，协助处理有关事务。检察机关之所以“配置于”法院，是因为检察官执行职务的区域，以其所配置法院的管辖区域为标准，故检察机关并非法院的附属机关，检察官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其职权。
1989年12月22日台湾再次修正“法院组织法”，规定各级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检察署，改掉已使用近十年的检察处旧名称。第一级及第二级检察机关首长名称，也从原来的首席检察官，更名为检察长；第三级检察机关，即“最高法院检察署”的首长，亦更名为“检察总长”。目前台湾地区检察机关共没有“最高法院检察署”、台湾省高等法院检察署、台湾省高等法院花莲、高雄、台南、台中分院检察署以及台北等21个地方法院检察署。
2006年1月13日台湾“立法院”通过“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引进类似“独立检察官”制度，在“最高法院检察署”设特侦组，特侦组由6名以上、15名以下检察官组成，由“检察总长”指定一人为主任；特侦组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及其它人员，则由“检察总长”自各级法院检察署中调用，不受辖区限制。另外，“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将由领导人直接任命，改为由领导人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任期四年，不得连任。
三、主导全程的检察职权
检察官乃“侦查程序之主导者”，此为台湾法制基本出发点。台湾地区检察官主导刑事案件的全过程，是所有刑事案件的程序启动者、过程指挥者和结果承担者，拥有完全的刑事侦查权。无论是警察还是调查局的调查员、安全局的特工，其司法调查权都来源于检察官的授权。检察官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可以指挥、调遣警察、调查员、特工，以实现他的调查目的。必要时，可以请附近军事长官派遣军队辅助侦查工作，这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比较少见的。具体地讲，台湾地区法律规定检察官具有以下7项职权：
1、实施侦查。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28条规定：“检察官因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应即开始侦查”。检察官是侦查机关，而司法警察官和司法警察、调查员等都是其辅助机关，都应协助或者服从检察官的指挥，随时将侦查结果移送或将搜集证据结果向检察官报告。2001年以前检察官可以自行签发搜查证(台湾地区称为搜索票)进行搜查扣押活动。2001年台湾地区修改“刑事诉讼法”，限制了检察官的搜查扣押权。第128条第一款规定：“侦查中检察官认有搜索之必要者……并叙述理由，申请该管法院核发搜索票。”
2、提起公诉。台湾地区实行刑事诉讼公诉为主、兼顾自诉的原则。检察官是公诉的主体。提起公诉，是指检察官制作书，向法院刑事庭请求审问处罚被告的诉讼行为。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检察官以侦查所得之证据，足任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被告知所在不明者，亦应提起公诉。”台湾地区的检察官实施侦查后，认为证据无法满足的法定条件时，可以自行作出
不决定。
3、实行公诉。检察官提起公诉后，在法院就处于原告的地位。法院应当审判开庭日期通知检察官，检察官应当出庭支持公诉。在庭审中，检察官要陈述的要点，经审判长同意或者直接询问证人、鉴定人。证据调查完毕后，还要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辩论。审判长作出判决后，检察官如果对判决结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诉。
4、协助自诉。台湾地区“刑诉法”允许被害人及其一定关系人提起自诉。自诉案件无需检察官启动侦查程序，自诉人直接到法院要求对被告处以刑罚。但是，如果自诉人不熟悉法律，如果任其自诉，可能无法追诉犯罪，延误诉讼。因此，台湾地区“刑诉法”又规定：法院应当将自诉案件审判日期通知检察官，检察官对于自诉案件，可以出庭陈述意见。
5、进行自诉。是指自诉案件的自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自诉人到庭以后不进行陈述，或者到庭后不经许可而径行退庭时，检察官此时要承担起自诉的职责。另外，当自诉人于法庭辩论结束前死亡的，或者在法庭辩论结束前丧失行为能力的，或者因服兵役而无法到庭自诉的，可以通知检察官进行自诉。检察官进行自诉，并不改变自诉案件的自诉性质，而且，自诉人事由消失时，亦可继续行使其自诉人的资格。
6、指挥刑事判决的执行。台湾地区的检察官负责所有刑事判决的执行，包括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易服劳役刑、保安处分以及训诫的执行。但是在财产刑执行时，检察官可以交由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使用民事执行程序执行。对于死刑的执行，由检察官和书记官到羁押犯人的监狱，和监狱长共同监督死刑的执行。
7、其他法律规定检察官的职权。在许多涉及公共利益事件中，台湾当局需要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检察官介入或者加以规范监督，如死亡宣告、未成年子女监护、社团与财团事务的监督、犯罪被害人的补偿以及对各级选举正常进行的监督等。
检察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5
我国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与权力分立、制约平衡体制下的域外国家法院有根本的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并不具有西方政治构建中三权分立体制，在横向的国家权力配置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具有平等地位，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各有分工，后三者均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从属于立法权。但人民法院是专门的司法审判机关，享有独立审判权，且只有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审判权，任何个人、组织、机关、政党不能行使审判权。我国的审判独立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而是一种技术上的独立。我国的审判独立既不独立于行使人民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不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国目前的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配中，坚持审判独立是相对独立，在该权力分配体系下，法院应尊重和服从宪法关于法院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其负责的规定；相对于上级法院或下级法院，本级法院应该尊重和服从的是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工作的规定；同时，人民法院必须接受与之并行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客观地评价我国现有的审判独立是一种不完全的审判独立，这种不完全的审判独立也仅局限于法律条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一方面是法官外部不独立，即法官的审判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尤其是党委政法委）、地方政府、人大及部分地方领导的干预；另一方面是法官内部不独立，即法官审判工作不能排除法院系统内部上级法院、本院院长和庭长的干预、干涉；同时，法院还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政治任务。②（二）是审判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包含三个层次的独立，其中第三个层次是法官独立，对法官独立的表述主要有：法官独立审判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作出裁判时，对其上级和其他法官保持独立，具体划分为审判权独立、身份独立。③法官独立审判有两重含义，即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前者是指法官在审理各种案件时，不受来自司法外部的诸如国会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社会势力的干涉；后者是指法官在审判时，不受上级法院和法官的压力和指示，简言之，不受来自法院系统内部的干涉。①许多国家都在本国宪法中明文规定了法官独立，如《德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受宪法和法律的拘束”。相较之下，我国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司法独立，也不是人民法院独立，更不是法官独立。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据此，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就是人民法院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疑难、重大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得出结论。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集体决策制最突出的表现是审判委员会这一“权威”机构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对案件作出结论，集体承担风险。法学界对此的理解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合议庭审判独立，更不是审判员审判独立，这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特点，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②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培训教材中表述“:中国的审判独立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③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同志更是直接指出：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是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这个审判权是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不是给审判员的认为合议庭和审判员可以独立审判，庭长、院长不能过问，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是相违背的。④因此，我国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其它机关具有独立的地位，但是法官并不是独立作出判决，法官在审理普通案件时受到庭长、院长的过问，在涉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则按照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执行。抛开法律文本规定，笔者认为民主集中制是行政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司法权区别于行政权的特征在于司法权的裁判中立性，居中裁判要求法官完整、直接参与整个庭审活动，依据法律和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从而得出结论。审判委员会成员并未参与案件的审理过程，只是凭阅卷和庭审法官的汇报而下结论，刑事诉讼要求审判公开、直接原则、言词原则等原则无处贯彻。导致法学理论界几乎普遍地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导致我国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判、审分离”、“审而不判”、“先定后审”直至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原因之一。⑤这种悖逆法治原则的现象不但受到法学理论界的批判，同样引起了执政党的关注，在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改革配套实施细则的出台，我国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相对独立地位必将不断完善。（三）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作为唯一拥有审判权的机关，在审理和裁判案件中，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的干预，纵使其他机关权力再大，也无法在审判范围内获得任何特权。①我国54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79年《法院组织法》第4条重申了54宪法的规定，这表明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等都无权干预，法院只遵循法律规定审判案件，“这一规定实质上就排除了法院审判对法律之外的其他机关、团体、组织或者个人的服从”。②它有利于防止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确实坚持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听从这些人的非法指挥，抵制非法的干预，就在一个重要的环节上挡住了“特权”的通路，使一切公民在同样的法律规定面前受到同等的待遇，彻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有可能。③继承54宪法的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推敲两者之间差异，54宪法认为法院独立审判就是“只服从法律”，没有留下任何含糊和缺口，而现行宪法在规定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同时，却又指出:“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那么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如国家权力机关、政党等组织是否可以干涉？从现行宪法来看，政党并没有包含在“社会团体”之内。现行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里的“社会团体”与现行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的“社会团体”相同。这就说明，现行宪法把政党与社会团体并列对待，社会团体并未包含政党。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也规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不属于该条例规定登记范围，换句话说，该条例所规定的社会团体并不包括政党等组织。综合以上规定可以得出，宪法126条关于法院不受干涉的规定不包括各级党委对法院独立审判案件的干预，也不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独立审判案件的干涉。但是，无论是党委还是人大常委会对法院具体审判的案件进行监督甚至干预都饱受批判。④82宪法关于审判独立规定和54宪法的规定仍有很大差距。宪法留下的这个空间，还需要法律加以规范。⑤
二、人大合宪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现行宪法涉及人大与人民法院关系的条款有第3条、第67条第（6）项、第104条、第128条等的规定。内容为：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一）监督——负责关系的宪法关系理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审判独立关系，核心是掌握宪法规定两者之间的监督——负责关系，首先必须全面把握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规定人大监督方式：1.工作报告和专项报告1954年宪法第80条、第86条，1978年宪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但82年宪法全部取消了54年宪法、78年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向本级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目前听取和审议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和专项报告已经变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了解法院、检察院工作情况的一项固定程式，是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全面监督。从立法看，2006年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8条，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2004年修正《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2009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2条，均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统计人大及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或专项报告。现行宪法虽经过4次修改，但对于这部分内容从未明确规定报告工作。对于这种矛盾之处，张友渔教授在著作中指出：立宪时考虑到法院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作工作报告，也可以不作工作报告，根据实际需要决定。不宜硬性规定必须作工作报告。但也不能硬性规定不作工作报告，需要报告的还得报告。并且人大、人大常委会可以要它作报告。①部分学者认为，这会“加剧司法权的行政化，责任主体归属不明，责任不清”，②且规定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法律有违宪法精神，应当在适当的时候作出修改。③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全国人大认为需要法院、检察院报告工作，应为法院、检察院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制度化作好宪法安排；如果认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监管方式应有区别，则应贯彻现行宪法的规定与精神，通过监督宪法实施，取消普通法律关于报告工作的规定。2.质询我国1978年宪法第28条、第36条分别规定各级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但1982年宪法取消向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规定。宪法第73条明确接受质询的机关为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排除了法院、人民检察院。正如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指出的：在有了第73条后，质询权行使主体和质询对象就都特定化了，这就从逻辑上直接将“两高”等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都排除在质询对象的范围之外了。④紧接着1982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6条、第33条，1989年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42条严格按照宪法条文，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的对象为：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可是在：2009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6条，2010年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14条，2004年修正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8条、第47条，2006年制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5条等4部普通法律、法规又将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纳入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质询对象。上述规定对于宪法规定的质询对象的扩大，是对于宪法规定的“质询对象狭窄”疏漏的完善吗？①查看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刚刚将1978年宪法第36条第4款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政府所属机关提出质询。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至1982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第7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最后在正式宪法文本中去掉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显然不是立宪者的疏漏，而恰恰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在制度设计上的良苦用心。上述四部普通法律、法规在实质上修改了第73条的内容，违背了宪法的原意，必须以宪法规范为依据来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消除两者之间的抵牾。3.特定问题调查、罢免与撤职现行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特定问题调查权首先由宪法是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后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1条、第52条进一步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启动特定问题调查。并在《监督法》中，对特定问题调查权的程序加以细化，明确了调查对象、启动调查的主体、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材料要求以及报告对象等。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法院、检察院相关人员，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监督法》明确规定可以依法定程序予以罢免和撤职。这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最严厉的手段，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得以落实的保障。体现了我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本质。4.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重点综合宪法全文来看，仅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现行宪法在规定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负责关系上是与行政机关相区别对待的，安排法院、检察院只对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但不负工作责任，以确保其独立行使职权。在人大和法院、检察院的监督负责关系上，审议听取工作报告、专项报告、提出质询都不是现行宪法文本之内的条文内容，也不是宪法文本之上宪法精神所涵盖的。正如学者提出的：人大代表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之投票表决和法院听取人大代表对审判工作的意见等等，按宪法本意原应都是不应有的事情。②我们强调宪法文本，其意义就在于回归文本，用文本来解释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宪法和法律问题，让宪法成为法治时代的最高指示。③加强人大对监督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应是对人大任命的司法机关的“人”的监督，这是宪法文本之内有具体条文可依的监督；宪法文本之外大有可为、必须为之的监督。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程序。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启动后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④
三、确保审判独立、树立审判权威
检察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6
关键词 量刑建议 试行情况 障碍分析 破解思路
量刑建议权,亦称量刑请求权或“求刑权”,是指检察机关在量刑裁判前的某个诉讼环节,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认罪态度和社会危害程度等,代表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的权力。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正式开始试行量刑建议制度起始于8年前。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始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并在2000年初确定为公诉改革的课题之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在部分案件中试行量刑建议的改革,以证据开示为前提,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以及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提出量刑建议。随后,国内部分基层检察院也陆续建立了量刑建议或量刑答辩制的试点。① 从试行情况来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适当行使,一方面有效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取到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②另一方面鼓励被告人主动认罪,提高了诉讼效率。③ 因此,我国检察实务部门的领导同志提出,“量刑建议制度应全面推行”。④ 但是,总结我国量刑建议制度探索实践,笔者认为,要想在我国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实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实质化,尚存在观念、理论以及实践三个层面的障碍,对这三个层面的障碍进行分析并破解是在我国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关键所在。
一、观念层面的障碍及其破解
观念是一切事物的先导,“制度未行,观念先动”,一项社会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的变革要想得到成功推行,最首要的是要得到公众认可,否则这项制度势必因丧失民意基础而难以运行。正如以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而著称的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其著作中所深刻揭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一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⑤
就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确立来看,其观念层面的障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量刑建议权性质认识不足,认为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是在“抢权”
量刑建议自试行以来,一部分社会公众甚至部分司法人员对量刑建议权的认识不足,普遍认为:量刑是法官在经法庭审理判决被告人有罪之后的事情,定罪权与量刑权共同构成刑事审判权的内容,量刑权专属于法院,检察院并不享有。比如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刑事审判中,量刑一般被认为是法官的职责,检察官在文书和公诉发言中可能就被告的量刑情节作出决定即发表意见,可能就处罚条款的适用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刑罚段,但习惯的做法是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⑥所以,现在检察院推行求刑制度就是检察机关在“抢权”,会出现“使检察官全能化,造成全面的‘检察官司法’的局面。”⑦另有学者指出,“从保护人权和维护法官权威角度出发,法律对诉讼结构的设置不允许公诉方拥有量刑建议权是合理的??如果把量刑建议看成权力,有悖于理论、不利于诉辩平衡、有碍司法权威并最终影响司法公正。”⑧
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将确立量刑建议权视为检察机关“抢权”、损害法官权力的观点,其原因在于对量刑建议权的权力性质认识不足。
1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
公诉权的终极目的是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遏制犯罪,恢复被破坏了的法律秩序。依照刑事法律关系的原理,犯罪行为一旦发生,行为实施者就必须承担由刑事法律关系所决定的义务,即接受国家对其判定有罪并处以刑罚的义务。而作为社会利益保护者,检察机关担负起控诉犯罪的职责:将被告的犯罪事实提交到国家刑罚权的享有者即审判机关面前并提出定罪量刑的请求。犯罪因国家刑罚权的判定而受到制裁,被侵害的法益由此而得到救济,社会秩序由此得到恢复,检察机关在某一个具体案件上的求刑权因此而归于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讲,公诉权包括定罪请求权和量刑请求权,这两项权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定罪请求权是基础,量刑请求权是最终目的,定罪请求权解决的是某一危害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而量刑请求权是在解决犯罪构成问题之后,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有无及其大小的问题,两者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者是基础,没有前者,自然就不会存在后者;后者是请求确认前者的目的,没有后者,对定罪的请求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其请求也就不是完整的请求,所以法国学者称公诉为“适用国家刑罚之公诉”。⑨ 因此,量刑建议权从本质上讲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如果肯定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无疑应当肯定其量刑建议权的正当性。
2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
从域外考察情况来看,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并非我国独创,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学者也认为求刑是检察官“论告”的组成部分,是公诉应有之义。如日本学者高田卓尔教授认为,“主张有罪之场合,陈述法院应科刑罚之种类与份量之意见,称之为求刑。刑罚系具体刑罚法规适用之结果,故求刑属于关于法律适用之意见,自不违法。”⑩此外,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中可以导出检察官有求刑权,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应就事实及法律之适用陈述意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8条第1项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及被告人得陈述事实和法律意见。”⑾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48条规定,“检察长在法庭上支持公诉, ??应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⑿,等等。
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检察官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积极主动地行使量刑建议权。辩诉交易使得美国检察官逃避了审判环节的风险,同时增强了案件处理结果的可预测性。来自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资料表明,有罪答辩大约占美国全部刑事案件定罪率的90% ,根据该局对美国37个大城市检察官的调查,每100名因涉嫌重罪而被捕的成年人中,约有一半最终被定罪,其中94%是有罪答辩的结果,经审判定罪的仅占6%。⒀ 当然,这种以大城市为对象的抽样调查不一定能反映包括乡村在内的整体情况,但总体而论,无论在联邦法院还是在州法院,实证研究和一般理论分析均认为,有罪答辩大约占重罪定罪率的90%左右⒃。这部分案件均不使用陪审团审理,检察官在将案件移送给法院时会提出明确、具体的量刑建议,法官在简单核实被告人是否出于自愿辩诉交易后即按照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⒁ 对需要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定罪和量刑是两个独立的步骤,在陪审团裁决有罪后,法庭还要作关于量刑酌定因素的听证。检察官在量刑听证程序上也会提出明确、具体的量刑建议。为了帮助检察官正确行使量刑建议权,许多检察官办事处制定了指导助理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规则。
由上可看出,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而享有的当然的诉讼权力,它并非新的权力,更非我国所独创,而是现代法治国家检察机关行使实体诉权的主要内容之一,与辩护人享有的量刑答辩权是一种对等的诉权,全面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仅是“确权”,而非“抢权”。
(二)对量刑建议与实际处刑存在的差异理解不够,认为出现差异就是检察机关“办错案”
有人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会把检察机关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不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威信与良好形象。比如有人认为“在案情重大、复杂、疑难的情况下,法院的量刑则极有可能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不一致,则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上诉和抗诉,社会效果不好。”“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法律监督的职责,其所作出的决定是不能随意被变更的。实际处刑与量刑建议不一致就是说明检察院在办错案。”⒂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观念上的错误,是在于不能客观地看待量刑建议与实际处刑之间存在的差异。
日本学者臼井滋夫依据日本最高裁判所事务总司编辑的《昭和四六年即公元1971年司法统计年报———刑事编》这一资料,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按检察官建议量刑的70%到90%程度进行量刑的案件占大多数。对大部分刑事案件来说,检察官求刑与法院量刑是不一致的。⒃ 另一项对德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与最终刑罚的调查表明,检察院建议适用的刑罚与法官最终判处的刑罚也不一致,在570个案件中,与检察官建议的刑罚相比,法院判刑较重的占8% ,较轻的占63%。⒄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量刑建议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法官实际判处的刑罚与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不一致的情况也是大量存在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这项制度的根基。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目的是影响法院量刑而不是一定要求与法院的量刑相一致,只要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的确能影响到法院的量刑就足以表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如果一味机械地要求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必须与法院量刑相一致,其最终只会扼杀整个量刑建议制度。
二、理论层面的障碍及其破解
我们在论及一个制度的合理性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为它寻求理论正当性,能否消除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消除理论上的争议和分歧往往会成为一个制度能否确立、能否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确立量刑建议制度所面临的理论层面的障碍主要在于存在两大理论认识误区,如果不能走出这种认识误区,陷入理论争议的漩涡,将直接影响这种制度的建立。
(一)误区一:量刑建议权损害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量刑建议权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意见的主要理由在于,“公诉方的量刑建议权可能会干扰法官的裁判权。”⒅更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院的职责是审查和支持公诉,也就是行使检控权。审判权和检控权是两个不同领域内的国家权力,不应相互影响和干扰。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有越俎代庖之嫌。”⒆
笔者认为,反对者之所以会走入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主要原因在于对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本质认识不足。
1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其应尽职责
从诉讼的原理来看,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是作为解决人类社会纠纷而存在,三者虽有较大区别,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纠纷的活动。从诉讼理论上说,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提起,原告必须具有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才能进入法院的审理过程,这种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不但要求法院确认被告应承担的违法责任,而且还要求法院通过具体的制裁内容来实现所承担的违法责任。没有这一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法院是无法进行审理的。从这一意义出发,刑事诉讼也具有同样的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提起人,相当于民事、行政诉讼的原告,而作为诉讼中的原告,除了要求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就被告人具体的刑罚内容提出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样的诉才是一个完整的诉。所以作为公诉权享有者的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提出具体的量刑请求,不但是其应有的权力,而且也是为诉讼原理所包含的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2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法院审判的基础和依据
从公正、公平的角度出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并没有独立的利益诉求,它只是作为刑事诉讼三角结构关系中的居中裁判者,依法公正地审理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提出的各种主张和出具的各种证据,进而进行公正的肯定或者否定。刑罚的最终决定权固然属于法院,但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刑罚是由检察机关首先提出来的,因此,法官的量刑裁判只有在检察机关提出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的意见,并且由辩方针对这个意见进行答辩和质疑之后,审判机关才能在兼听双方意见的基础上行使刑罚裁量权,其权力的行使才因此而具有了正当性的品格。因此,检察机关提出明确具体的量刑要求是法院进行审理和判决的基础和依据。
3 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并非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力,本身无最终处置的性质,其诉讼请求能否成功还有待于法官的裁决和评判,请求只有程序约束力而无实体约束力,法院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正如高检院朱孝清副检察长撰文指出的,“刑事诉讼中的裁判员始终都是法官,而不是检察院。试想,如果认为检察院启动了程序、提了意见就是裁判员,那么,被告人在审判中不服法院判决提出上诉,对法院审判活动提出意见,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中对裁判员的裁判提出不同意见,岂不是都成了裁判员?”⒇]因此,那种认为检察机关拥有和行使量刑请求权会侵犯法官量刑裁判权的观点是不成立的,相反,量刑请求权的充分行使有益于法院正确行使权力,使裁决最大限度地接近公正。
(二)误区二:量刑建议权有损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也是法治国家建立的价值目标所在。法官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依据法律,独立自主地对案件进行审判被认为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如上所述,定罪量刑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法官的职权,而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似乎从形式上对法官的量刑权形成干预,以致反对量刑建议建立者认为,“从公诉方来说因拥有量刑建议权使得其不屑与辩方争辩,因为无论辩方怎样争辩都是为了赢得法官的支持,而自己本身就拥有类似于法官的权利,这就使得它不屑与被告方争辩,缺少对争辩的积极性。由于辩方不敢争辩,公诉方不屑争辩,因而争辩活动就很难展开,不利于法官属中裁判,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难以对案件作出公正裁判”,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会“增加许多不稳定因素,最终影响司法公正。”[21]
笔者认为,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不但不会损害司法公正,反而更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理由如下:
1 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是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制约
从权力制衡理论来看,任何一种权力运行框架都必须考虑权力之间的合理制约与平衡,以防某项权力恶性膨胀,刑事诉讼运行也概莫能外。在相对法定刑主义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事物往往具有双面性,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大也会适得其反。因为法官个人品格、学养及经验的不同,制度规范的缺失,都可能会导致程度不同的量刑不当、司法不公甚至司法擅断,因此适当限制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之一。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法官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是诉讼的中心,具有最高的权威,但其所受到的监督比我们国家的法官要多得多。由于陪审团制度的存在,法官的定罪权被分割,只剩下量刑权,而且量刑权的行使也必须举行专门的听证程序,而完备的证据规则、详尽的《量刑指南》、深入人心的正当程序观念,也让法官在量刑方面无多少自由裁量可言。并且,美国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保证了其的司法是真正的精英司法,这种从入口的监督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刑事诉讼的正当与公正。
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权力比美国法官要大得多,他们在刑事审判中不但享有定罪权,也享有量刑权。而且我国立法一直奉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法律条文的伸缩性过大,量刑幅度过宽,且又无公开的量刑指南或量刑细则可供参考,客观上为随意解释和运用法律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再加上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形同虚设,基本不发挥作用,且无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在目前当庭判决率还相当低的情况下,控辩双方在法庭上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并进行辩论,量刑问题就成为完全任由法院说了算的封闭空间,量刑不免流于擅断。而我国法官又缺乏严格的选任制度,司法人员大众化情况比较突出,“具有大众化身份和意识而缺乏保障的司法人员,司掌着关系到公民生杀予夺并且有很大的自由裁量余地的司法权”[22],这种情形之下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不仅需要制约,而且必须进行制约,否则将置公民的基本人权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我国目前立法还未改变,全国统一的量刑指南还难以建立起来的前提下,也许通过程序运作本身的完善来提高量刑的公正性更具有现实意义。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实质上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即对法院的量刑进行直接的监督,因为检察机关在综合考虑全案证据与事实和刑事政策基础上提出具体量刑请求,由辩方进行答辩和质疑,经过一至两轮甚至三轮、四轮的辩论,将量刑的有关情况及控辩双方的相关意见呈现于法庭之上,使法官的量刑裁决直接在法庭审判过程之中形成和产生,才能符合“程序自治”的原理,才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了正义。在这个过程中,答辩权是对量刑建议权的制约,量刑建议权是对审判权的制约,审判权是对量刑建议权和答辩权的制约,判决则是审判权、量刑建议权和答辩权相互制约的结果,三种权力就这样通过分权和制约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保证了司法权在量刑程序中的健康运行。所以,从制约的原理来讲,检察机关充分行使量刑请求权,对避免量刑裁断变成量刑专断起着十分重要的防卫作用。
2 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可以影响法院的量刑政策,实现司法公正
公诉机关在全面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认真分析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结果的基础上,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事政策,运用量刑方法,提出量刑意见,法院对之不可能不认真对待而草率否定之。原因在于:其一,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是慎重妥当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二,检察官具有代表国家利益的特殊身份,其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所表示的意见会引起法院重视,无形中对于法院量刑产生影响,促使法院在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范围内对被告处以适当刑罚;其三,检察机关手握抗诉权,如果法院判决与检察机关求刑差距甚大而不能合理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可以抗诉,启动二审程序予以纠正,而法院内部考核日益严格,如因抗诉被改判则将面临扣分的危险。因此,检察机关如果在每一个案件中均提出求刑意见,而法院又因上述原因不得不考虑之,那么检察机关将会通过个案潜移默化地影响法院的量刑政策,维护个案公正和司法正义。
三、实践层面的障碍及其破解
如上所述,我国量刑建议制度自1999年起自实务部门试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成为全面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最大障碍。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以下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案件类型不明确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案件范围混乱。据相关调研报告显示:“有的地方仅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量刑建议,而对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不进行量刑建议;有的地方仅对适宜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进行量刑建议,而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进行量刑建议;有的地方仅对量刑轻的案件进行量刑建议,而对量刑重的案件不进行量刑建议;有的地方仅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进行量刑建议,而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不进行量刑建议,如此等等。”[23]毋庸讳言,要想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必须从制度上结束这种混乱,明确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案件类型。
笔者认为,既然肯定量刑建议权为公诉权的应有之义,那么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就可以行使量刑建议权,而不论是以简易程序审理还是以普通程序审理,也不论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还是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更不论罪行的轻重、法定量刑的高低。因此,原则上检察机关应该对所有的案件都可提出量刑建议。
此外,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检察机关对二审和再审案件中行使量刑建议权。笔者以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仅适用于一审案件,也应当适用于二审案件和检察机关抗诉引起的再审案件。原因很简单,第二审程序是由当事人上诉或检察机关抗诉而引起的,这类案件往往案情复杂,当事人一方或检察机关一方认为或双方都认为一审法院的定罪、量刑不当,因而引发了二审程序。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应当行使量刑建议权,明确表明对案件定罪、量刑的态度,同时也为二审合议庭正确制作生效判决提供参考并同时对其审判权进行必要的有效制约。对于检察机关抗诉引起的再审案件,检察机关就更应该积极行使量刑建议权,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求刑意见。因为这类案件特殊,是检察机关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有错误,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向法院提起抗诉的。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引起再审的案件,需要检察机关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原生效裁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提出量刑建议,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证明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向再审法院表明自己对该案件定罪量刑的明确意见,促使再审法院认真审理这类特殊案件,作出准确的裁判。
(二)检察机关社会压力增大且缺乏量刑建议经验
对于某些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以前因为是由法院量刑,检察院事先并不求刑,社会压力和社会矛盾多数集中在人民法院。由于社会反应在前,法院判决在后,法官在断案时,可以根据社会影响的好坏与强烈程度不同依法对被告人予以酌情从轻或从重处罚,而一旦推行量刑建议制度,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在先,社会公众可能根据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的轻重作出不同的反应,公诉机关对此不能轻易改变原先量刑建议决定,相对比较被动。相反,人民法院就比较主动,可以适当调整量刑幅度。所以,推行量刑建议制度会使检察__机关的社会压力增大。此外,由于量刑建议权的实施者是检察官,全面推行量刑建议权要求检察官不仅能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了何罪,而且必须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作出合理、准确的推算,也即检察官不仅要具备胜任主控官的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胜任主审法官的能力,而就我国现阶段情况来看,检察官的整体素质远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而且普遍缺乏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经验,这可能是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瓶颈之一。
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障碍的关键在于提高检察官整体素质、加强公诉队伍建设。队伍素质的提高是案件质量的有效保证,要提高检察官员的素质,必须确立有利于从外引进优秀公诉人才和防止现有检察官人才流失,保持检察官人才队伍的相对稳定的用人机制。其途径可以是:
1 增设主诉检察官职位,提高主诉检察官的专业职称和行政职级,提高主诉检察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2 积极引进人才,包括从具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人才;
3 加强岗位培训,对在岗人员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培训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不同时期可以选择在该时期比较突出的不同问题进行切磋。
(三)量刑建议权的行使缺乏规制
量刑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如前所述,是权力就必须被制约,但是,当前针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权的规范、健康运行。比如我国就有学者这样提出:“抑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及腐败的量刑建议制度又如何抑制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时的武断及腐败的产生? 作为衡量检察官工作质量和法官工作水平的工具,该工具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何标准来对司法者的工作评价? 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量刑建议制度改革所树立的目标产生些许观念上的动摇。”[25]的确,如果缺乏一种对量刑建议权的制约机制,就难以避免这种权力产生异化,从而动摇这种权力行使的根基。
笔者认为,对我国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进行控制须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对内要建立主诉检察官权责相一致的办案机制,对主诉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范围等要履行内部审批报告程序,如果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审判机关的裁决相差较大的,是主诉检察官的责任,就必须启动责任追究机制,是下级检察机关的责任,就必须启动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监督机制。对外要实现三个方面的制约:
第一,强化审判机关制约的权威性。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采信与否就是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首要制约,审判机关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可作为检察机关的绩效考核指标。
第二,强化辩护职能,从程序上保障有效辩护的实现。完善辩护制度,通过提高辩护律师出庭率、强化辩方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进行的答辩或反驳权,使量刑答辩程序实质化。
第三,完善救济措施。侦查机关如果认为检察机关提起的量刑建议明显失当的,可通过行使申请复议、复核权来进行质疑;对于法院依据量刑建议作出的判决,被告人不服的,可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失当作为上诉理由之一;被害人不服的,也可将此作为申请抗诉的重要理由。 参考文献：
①赵阳:“中国量刑建议制度八年探索历程披露”,载新华网/nongcun/">农村妇女,丈夫因病失去劳动能力,三个女儿都在读中学。为了供孩子们上学,田传兰家早已四壁空空,还欠下了不少债务。田传兰为偿还债务,用仅有的二百多元钱购买了鞭炮炸药原料,打算做鞭炮挣点钱。不久后,当地派出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在田传兰家查获火药共计19575克。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田传兰将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滕州市检察院根据案情及田传兰家的实际情况,向法庭提出了免予刑事处罚的量刑建议,后被法院采纳,依法判决田传兰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决定免予刑事处罚。这一事件被当地人称为“一份量刑建议挽救了一个家庭”。参见卢金增:“山东滕州一份量刑建议挽救了一个家庭”,载新华网/dangdai/">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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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赵阳:“中国量刑建议制度八年探索历程披露”,载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 legal, 2008 - 5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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