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理论范文1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 and 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 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 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 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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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理论范文2
关键词：教育；科学发展；经济学；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6)12－0016－02
教育的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借鉴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规模经济与人力供需等理论，实现教育人、财、物、力的合理配置，在追求教育数量、规模与速度的同时，刻意追求教育的质量、效益与适度发展，从教育的粗放发展转向教育的科学发展。在教育的科学发展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经济学理论问题：
一、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一)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
成本效益分析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普雷斯特与特威提出的，该词是“评价投资项目可行与否的一个实际方法。有长远观点(这里是从远期未来与近期未来影响的意义上来讲)和广阔的视野(这指允许对人、各种行业、地区等产生的副作用而言)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对所有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和评估”。简而言之，成本效益分析，是指在投资成本与获取效益之间进行的系统比较。它强调追求成本投资的最佳效益，其目的是在探讨一种有效投资预测的良好方法或准则，以作为资源合理配置与使用的原则。
(二)教育成本效益分析与教育的科学发展
教育效益分析与教育的科学发展是紧密相关的。首先，教育的科学发展与教育效益分析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强调要以最小的教育成本，谋求最大或较大的投资效益。教育科学发展的目标，就是通过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在教育经费增加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最佳教育措施，改进教育方法，以期获得最佳或较大的教育效益；在教育经费持平的情况下，应该重视适当调整教育的结构与发展方向，以期获得可观的教育效益。其次，教育成本效益分析是教育科学发展的依据，教育科学发展是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标。
教育成本效益分析要求在教育的科学发展中，首先应该认真研究教育成本。可以说，估算教育成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教育成本的内容与种类是非常复杂的。依据王善迈先生的分析，教育成本包括教育的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等(见下表)。
教育成本还有：教育暗含租金成本，就是社会把学校土地与设施出租给非教育机构而支付的成本；教育免税成本，就是社会因教育机构免缴税款而支付的成本。
其次，应该认真研究教育效益。效益与效果是在研究教育效益时必须明确区分的两个概念。效果一般是指由某种力量、做法或因素产生的结果。效益则是效果与利益的合称，主要是针对正效果而言。教育效益则是指用于培养学生而消费的教育资源所产出的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教育成果。单位教育成本投资产出的教育成果多、质量高，表明教育的效益好；或者说，单位教育成果一样而所费教育成本低，表明教育效益好。教育效益的测量比教育成本的估算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其一，教育效益并不是影响个人所得效益的唯一因素；其二，由于就业市场的不完善，收益差别并不能适当反映出工作者的差异；其三，教育除了经济上的直接效益之外，还能产生间接效益或外溢效益(spill-overbenefit)；其四，教育效益的计算一般是基于受过教育的人已全部就业，但事实上的教育失业已在全球普遍存在。
尽管如此，成本效益分析在教育的科学发展中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一是教育成本效益分析可以作为教育经费支出的依据之一，有利于拟订合理的教育发展规划或人力发展规划；二是可以大致指出教育资源配置的适宜性与优先次序；三是可以充分发挥教育成本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的量、质、效等协调发展；四是可以逐步实现教育成本负担的公平原则，达到教育经费支付与开支多元化。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近年来，许多教育经济学家已将成本效益分析普遍运用于教育科学发展中，比如用于教育投资计划、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评价标准与教育效益测量等方面。
二、规模经济理论
(一)规模经济的概念
规模经济一词，指在生产技术、管理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规模适当，充分发挥了资源的效能，那么会产生单位生产成本降低而产出增加的结果，这时投入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产出则远远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相反，则为规模不经济，其表现有二：一是如果规模过大，引起额外资源的需求，那么会造成单位生产成本增加而产出反而减少的后果。这时投入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产出则远远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这种经济就是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cs ofscale)。二是如果规模太小，单位生产成本因产量低难以降低，也是规模不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规模经济理论要求人们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务必要去追求规模的适度性或适当性，以达到低投入、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目标。
(二)教育规模经济与教育的科学发展
所谓教育规模经济，系指在教育资源投入中(一般以生均成本计算)学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于生均成本增加的比例下的教育规模。反之，如果学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小于生均成本的增加比例，就是教育规模不经济。当代教育规模经济理论认为，教育规模经济的形成一般基于以下条件：
1．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教育资源具有不可分性与整体性。整体性是指为了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必须同时采用相关的教育资源，如场地、设施、教职员工等。这些资源并不因学生太少而不用。不可分性则是指资源的使用至少要以一个单位为使用量，不可因使用不及一个单位而将该项资源分解。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所以要求人们尽量将学校的规模控制在使教育资源得到100％的利用上，这时生均成本就会下降到最低点，教育的规模经济就达成了。这一是因为即使学校规模再小，也必须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尽管此时投入的资源因使用人数太少而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二是因为如果一味追求生均教育成本降低，一味地追求扩大办学规模，从而导致资源使用超过100％，那么教育的质量与效益就会受到影响，也不能产生规模经济。
2．适当利用教师资源。在适当利用教师资源的研究中，美国学者John Riew在对美国威斯康星州108所高中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学校规模越大，教师越能发挥其专长，任教科目越少；学校规模越小，教师越难发挥其专长，教师平均任教科目也越多。
3．学校的规模适当。学校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经济。这是因为办学规模的无限扩大会衍生出许多弊端：师生关系的疏远、民主的缺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比率降低与行政的僵化等。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学校只有在适当的规模之下才能达到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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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模经济理论对我国教育的科学发展有许多启发。首先，教育规模经济理论要求学校最好拥有能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学生数。其次，教育规模经济理论要求学校要做到规模适当。这就要求教育决策者在进行教育决策时务必遵循规模经济理论，以达到最佳学校规模，从而实现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最佳教育质量与效益的教育科学发展目标。
三、人力供需理论
(一)人力供需理论的概念
人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力是：人为一种资源，任何人由出生到死亡都可以称为人力；狭义的人力是指各国立法上承认的已达到从事生产劳动年龄的人群，即劳动力。所谓人力供需理论，就是在狭义的范围内研究现实社会中人力的供应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学说。
一方面，人力供应首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与人口的增长。其次，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工作意愿与努力程度。影响劳动力上述情况的因素有三：一是工资。工资决定个人工作意愿与努力程度，从而影响到人力的供应量。二是劳动力参与率。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劳动力中具有劳动能力与意愿、实际就业及积极谋求就业的人数与劳动力总人数的百分比。一般而言，落后国家主要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发达国家主要偏重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参与率较低。三是学校的入学与毕业人数。这二者决定了每一年劳动力的供应量与供应的类别。
另一方面，人力需求决定于生产总量、生产要素运用与市场操作等。生产总量通常由GNP来表示，假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一定，则生产总量的增减就会产生人力需求总量的增减。人力供需理论要求人们在进行某种决策时，务必要考虑人力的供应与需求情况，考虑影响人力供应与需求的各种因素，以求达到供需之间的平衡。
(二)教育供求理论与教育的科学发展
教育供求理论是人力供需理论在教育科学发展中的具体应用，它要求决策者思考怎样才能达到教育供求之间的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教育数量、质量与效益的有机统一。
1．教育供应。所谓教育供应是指一定社会为了培养各种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发展，而由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机会。中外教育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教育机会的提供受制于以下几种因素：(1)资源配置的多寡。一个国家资源的配置一般依据该国发展的需要而定。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怎样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就需要对国家资源进行有效的合理的配置。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注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理配置国家资源。(2)经济结构的需要。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影响着这个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可以分为三类：即高层人力、中层人力与基层人力。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轨的时期，对中层与基层的人力仍有较大的需求，因此，我国应该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重视在职训练与成人教育。(3)教育的单位成本。教育是一个单位成本递增的事业。教育等级越高，年限越长，教育的单位成本就越高。教育的单位成本越高，由于教育资源有限，教育机会的提供就要相对减少。(4)师资的供求状况。师资的短缺、师资的质量等等，都会影响到教育供给的数量与质量。
2．教育需求。所谓教育需求是指个人、企业和国家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它代表着个人、用人单位与国家的支付能力，还表现为受教育者为接受教育而牺牲的其他收入。尽管人们对教育需求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但是国民对教育的需求却是无限的。因此，国家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应以教育需求为导向制订教育计划与政策。
总之，教育的供求从静态角度看存在着平衡，但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由于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是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的，加之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随时间的变动而变动，所以教育的供求关系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教育的短期和长期行为进行科学的预测，准确、合理、适时地进行调节，以求得基本的平衡，培养出适合国家需要的劳动者与专门人才。
收稿日期：2006－6－21
作者简介：王毓(1963－)，男，山东龙口人，研究员，从事教育史与教师教育研究。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3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4
关键词:企业并购;动因理论;协同效应;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45-01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领域的理论研究进展迅速,产生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学术成果。以经济学的变迁为主线,可将诸多并购理论归集、分类如下:
1 新古典综合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活动都围绕着利润最大化而进行,主要是因为并购能够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其并购理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不存在问题;二是资源利用是完全有效率的;三是股市是有效率的。规模经济理论、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技术决定理论、市场势力理论、垄断利润理论都是以该理论为依托,能够较好地解释某些现象。但是,新古典综合并购理论建立在三个理想的假设前提下,而现实中每一个假设都难以实现。这就决定了它对企业并购实践的指导作用和解释力是有限的。
1.1 规模经济理论
韦斯顿(1998)认为,所谓规模经济,是指每个时期内,企业从事产品生产的业务、职能的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活动的动因在于谋求平均成本下降,因为企业并购可以将许多生产单位置于同一企业的领导下而带来经营上的规模经济。Westone认为其来源有三个:一是市场营销的规模经济效益。他指出数个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可以使企业的整体经济实力增强,从而充实了企业市场营销的经济基础;二是管理的规模经济效应。虽然并购后企业的管理费用大多数为绝对增加,但由于生产布局、设备利用、技术开发和营销能力等的改善,加之有更多的产品参与管理费用的分摊,使得生产单位产品所支出的管理费用呈下降趋势;三是研究开发的规模经济效应。但事实上规模经济效应在企业并购中的重要性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如纽博尔德(1970)在调查中发现,只有18%的企业承认合并的动机与规模经济相关。
1.2 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大企业势力。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兼并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增大公司的市场份额,但他们却不清楚增大市场份额是如何取得协同效应的。如果增大市场份额仅仅意味着使公司变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论述前面已阐述过的规模经济问题。事实上,增大市场份额是指增大公司相对于同一产业中的其它公司的规模。关于市场势力问题,存在着两种意见相反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增大公司的市场份额会导致合谋和垄断,并购的收益正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通常会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反对垄断,保护竞争。第二种观点却认为,产业集中度的增大,正是激烈的竞争的结果。他们进一步认为,在集中度高的产业中的大公司之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因为价格、产量、产品类型、产品质量与服务等方面的决策所涉及的维度巨大,层次复杂,简单的合谋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两种相反的意见表明,关于市场势力的理论,尚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2 效率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活动能够给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而且对于交易的参与者来说无疑能提高各自的效率。以该理论为依托产生了效率差异化(管理协同)理论、非效率理论、经营协同效应理论、多角化理论、策略性结盟理论和价值低估理论。这种效率主要体现在并购后产生的协同效应上。所谓协同效应,应是指两个企业并购后,其实际价值得以增加,产出比原先两个企业产出之和还要大的情形,如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等。我们认为,效率理论在解释企业并购动机方面是强有力的。但是,并购动机到底起因于何种意义上的协同效应和效率改进,则是值得深入考虑与分析的;另一方面,效率理论主要从扩大生产规模宏观经济和释放剩余管理资源提高管理效率两方面来说明问题,所解释的范畴是有限的,企业并购动因与效应不仅仅限于此。
2.1 财务协同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并购会带来财务上的好处,具体地说就是有大量内部现金流和少量投资机会的企业拥有超额现金流。有较低内部资金生产能力和大量投资机会的企业需要额外的融资。这两个企业合并可能会得到较低的内部资金成本的优势。另一种观点认为,并购后企业的举债能力大于并购前两个企业举债能力之和,这就提供了投资收益的税收节约。
2.2 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建立在经营协同效应基础上的理论假设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现象,如果在并购之前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或者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则并购后就提供了这样的效果:范围经济时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经营协同效应。因为一个企业已经具备了生产某些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能扩展使用到相关产品上。
3 理论
Mueller(1969)提出假设,认为人的报酬决定于企业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企业规模扩大,而忽视企业的实际投资收益率。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部分问题使管理者容易丧失工作积极性,或导致其额外的消费,因为这种成本将由其他大多数的所有者承担。Fama(1980)、Fama and Jensen(1983)认为,通过报酬安排、经理市场、有效股票市场以及将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机制,可以减缓问题。当这些机制都不足以控制问题时,接管将可能是最后的外部控制机制。因这一理论还产生了控制机制论、管理主义、骄傲假说等几种并购理论。
理论实质上源于管理层利益驱动。“两权分离”后,控制权逐渐移位于管理层,他们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最有力的决策者。由于管理层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内在冲突,此时委托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其变形就是管理层努力扩张企业,以使他们的薪金、津贴和地位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但是,理论关于并购问题的论述,仅是问题的表现,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式。并购能否提高企业价值还值得质疑。因为通常情况下,并购行为并不是由股东发起的,而是由并购公司董事会或者经理代表股东策划完成的。由于问题的存在,经理人员在作出并购决策时,能否代表股东利益就值得怀疑。我们认为,作为问题解决办法的并购理论仅仅说明了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将被并购,但收购后新的问题又将出现。这种并购会破坏管理层职位的稳定性,从而有可能导致与企业长期利益相反的管理决策。在随时存在并购威胁下,管理层往往更注重企业短期效益而忽视任何与长期效益相关的投资决策。
4 新经济制度学理论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5
1.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
1.1知识溢出：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同一地区、行业内不同组织之间的扩散、传播、转移和获取。隐性知识知识是创新的主导知识。知识溢出是知识的非自愿外溢，却可以促进区域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集群的竞争力，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观。马歇尔认为：知识溢出使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知识溢出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特征。如果一个企业有了新思想，若能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就成为新的思想源泉。这不但会驱动本企业而且会带动行业、区域和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水平的上升。之后，庇古对知识的外部性特征作了清楚的阐述。阿罗(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在阿罗的基础上，罗默(1986)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2]。而卢卡斯(1988)设计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3]。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罗默将知识分为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MAR(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强调知识溢出发生在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这样便产生了规模经济[4]。
1.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通常用来衡量和描述企业的规模，说明企业或产业的规模是否合理。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一般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函数表明，当投入均衡增加时，随着产出的增加可能出现三种情况：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减。严格的规模经济定义：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规模经济表现为：随着投入的均衡增加，在每一产出水平上所获得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同时，长期平均成本在每一产出水平上呈现处处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产量区间范围内，在任意产出水平上，只要增加投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只要增加产出就可以降低成本。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最早研究规模经济的是卡尔?马克思。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他认为，内部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区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他还用外部规模经济来说明中小企业集群因何而存在。他认为，生产或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着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业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正是这种高效率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使中小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也认为规模经济是中小企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他提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一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企业集中的规模经济。最后一层次的规模经济正是中小企业集群具有的规模经济。
2.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因此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规模报酬递减的外生增长边界，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从总体上来看，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以技术、信息、经验等为特征的知识资产具有着公共品与非公共品的双重特性。而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公共物品的属性，一是使得某种知识（特别是技术知识）在一个企业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企业的使用；二是它不仅不会在使用中受到损耗，恰恰相反，在使用中它会得以改进和深化。这与自然资源在传统物质经济形态中“越用越少”的特点相反。弗里曼认为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因此，知识是一种具有外溢扩散的自然趋向以及兼容共享的生产性潜能的资本要素。具体而言，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主要源于知识的MAR外部性。Glaeser等将集群这种外部性归为三类（1992）,其中一类为Marshall-Arrow-RomerExternalities(MAR外部性),它是指集群产业所存在的较高产业专业化促进了集群在某个技术领域中不断创新,也就是说集群中主导行业专业化程度高度发达,其创新主要来源于该行业,而其他行业发展则较为薄弱,这些行业对集群产业的创新作用影响较小。它关注的是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知识溢出。马歇尔(Marshall，1890)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他指出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知识溢出，促进了经济发展。阿罗(Arrow，1962)把这种思想理论化。罗默(Romer，1986)用这种外部性思想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断。MAR外部性理论强调区域垄断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垄断的力量能够使知识生产者拥有创新的独占价值。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创新就是基于MAR外部性的创新性。知识在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之间溢出，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生产，企业增加了创新经济租，同时也降低了单位成本，产生了规模经济。
3.规模经济对知识溢出的影响
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中的技术学习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知识溢出促进了集群的技术学习，更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可能和强度；同时，规模经济中的企业集聚带来的集群技术又加速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对规模经济中集群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在：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知识溢出可以导致正的公共外部效应，使企业个体可以在投入很少资源的情况下获取必要的产业技术信息知识溢出还有助于激活集群内部的缄默性知识，提高企业个体实现外部知识内部化的可能。由于知识溢出机制的存在，使成员企业不但更容易消化、吸收自身和其他成员的知识，而且也更容易使外部知识和自身知识的结合，实现外部知识的内化，提高规模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规模经济使得知识得以更有效率的传播，这不仅是由于它拥有的更先进更准确的信息源，也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更快捷通畅的传播渠道。规模经济内知识的外溢效应，使得企业能够以最大程度、最低成本、最短时间获取所需的各种知识，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提高了企业和集聚的知识积累水平和创新水平，增强了竞争优势。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6
[关键词] 厂商规模无关论 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 FDI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说，解释中小企业在FDI中获得的高收益始终是一大难点。为何中小企业在显然不具备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却能够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取比大型企业更高的收益率？从实证研究的分析来看，厂商规模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效率之间，都缺乏明确的相关关系，这为中小企业的局部优势的FDI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
一、厂商规模无关论的观点
厂商规模无关论者认为, 规模经济理论之所以对当代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 是由于它所依托的新古典框架在研究对象和方向上, 偏离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前提下的理论, 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 这种偏离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种种致命的缺陷。
厂商规模无关论的主要观点包括: 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和递增报酬的源泉, 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无内在因果关系。分工在企业内部发生, 则厂商平均规模扩大; 分工在企业之间发生, 则厂商平均规模缩小。决定厂商规模的是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相对交易效率的变化; 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一般交易效率的高低。厂商规模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现象, 经济增长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发生, 也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缩小时发生。这实际上对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一个悖论。
二、厂商规模与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FDI绩效的无关性
长期以来，在经典经济学中，大企业所代表的规模经济被认为代表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企业规模的扩张会带来规模经济，经济发展的绩效被认为是与规模经济紧密相连。甚至大企业也被看作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小企业所做的技术积累活动则不被看作是创新的主体。
这种观念下，小企业的作用长期被忽视，我国国内一些人长期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抱有防范和限制的心态。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FDI也容易被看作一种非主流的行为，有人认为中小企业只会在海外市场“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缺乏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客观认识。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大型企业更便于控制市场、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依靠垄断能力取得长期稳定的利润。但从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人为提高市场集中度、偏爱大企业的政策很可能是有害的。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形成经营效率低下的巨型企业，导致少数企业在政府“父爱主义”庇护下的发展既扼杀了竞争，也形成不了创新体系和产业网络，而后者对一国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效率的提高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个别厂商规模扩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庞大的分工网络的发展问题。”根据刘小玄（2000）对中国20多个产业17万家企业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国有企业规模最大、集体企业次之、私营企业规模最小，但经营效率上，私营企业效率最高，为国有企业的2倍～5倍；三资企业次之，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股份制和集体企业为国有企业的1倍～2倍，绝对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则经营效率最低。
2000年以来，杨小凯、廖伯伟、张永生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显示，规模经济既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不能解释结果，经验观察与经典的规模经济理论不相符合。这一研究对FDI投资促进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不能仅仅依赖母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更应该同时重视中小企业的高效率，这些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同样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三、厂商规模无关论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FDI的启示
1.发展中国家应鼓励中小企业FDI
从各国发展历史来看，尽管规模可以部分解释企业个体的扩张，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不能被厂商规模解释。就FDI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在自身的要素禀赋组合条件下，仍然是高效率的，能够借助技术积累进行国际化扩张，不应因市场控制力较弱而否定中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性。中小企业虽然资本规模很小，但经营效率很高，产权明晰、管理灵活的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逐渐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到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FDI的投资促进政策中，有大量是直接服务于中小企业。
2.增强中小型跨国企业节约管理费用的能力
无论海外投资是一种垂直扩张还是横向扩张，都会体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扩张的结果是组织成本的提高。扩张带来的人员增多会造成企业内部网络更为复杂，协调难度加大，可能会造成企业信息、知识转移成本的提高，企业家充分利用资源的难度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由于人数少，成员的不确定性少，在治理协调上有优势，信息和知识反而容易以低成本实现转移，进而体现为中小型跨国投资企业管理费用的节约。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管理费用的节约有利于这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3.强化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狭小的母国市场的挤压效应，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经济现实。在小国市场的挤压效应下，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应当依托本国比较优势的外向型产业、积极通过FDI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家中小企业在FDI的过程中，应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可以凭借其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价值链生产(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企业技术能力的跃迁，使企业自觉、主动搜寻新的海外市场空间。
4.弱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市场挤压效应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会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结构性供给过剩，不得不对外进行FDI，这也是典型的小国市场“挤压效应”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产业间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的差距使产业间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使其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国内购买力不足，逼迫部分企业只好转向国际市场（对外加工或者FDI）维持生存。
克服小国市场的挤压效应，首先，发展中国家应重视保护本国的优势产业，这种保护绝非意味着推动垄断形成，而是应该推动在国内培育较多的竞争厂商；第二，给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以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幼稚产业保护期，避免核心产业被外资掌控、产业升级的路径阻断；第三，应鼓励企业采取外向型战略，扶持受到本国市场挤压（市场容量小或者市场已被其他厂商占领）的企业实施跨国经营，紧跟主要市场或者核心产业带，求得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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