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范文1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种植业；养殖业；渔业；江苏省
我国幅员辽阔，耕地面积不足，因此农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类自然灾害会对农产品的生长和收获造成严重影响，农业保险专门针对由气象灾害、病虫害等原因导致的农作物减产或绝产，以及渔牧业损失和农业机械损失，为农户提供经济保障［1］。2015年，国家提出要让农业保险在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显著作用。2016年，两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程度，设计出带有地方特征的农业保险产品。江苏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试点政策性农业产品在各市县得到广泛推广。下面着重分析江苏省内主要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农业保险产品，为促进江苏省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1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专门针对农业灾害损失的保险可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十条”），为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将保险市场机制和政府的政策导向结合起来，分散农业风险，降低遭遇自然灾害时农户遭受的经济损失，保障农户利益［2］。近年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果，江苏省作为试点地区，从2014年开始推广政策性农业气象保险，省银保监会和保险公司结合省内气象条件和主要灾害类型设计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保险产品。目前，江苏省联合3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对省内的农户承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并建立了专门的农业保险网站“江苏农险”向农户推广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2018年江苏省农险办印发了《关于调整部分农险险种条款费率和新增中央财政补贴型农险险种的通知》，对17个险种进行了调整优化，同时新增3个中央财政补贴型农险险种。通过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险金额、优化保险条款等方式，降低自然灾害对农户的影响及经济损失，让农业保险惠及更多农户［3］。现阶段，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主要针对种植业、渔业、养殖业、农机农具及高效设施农业。
1.1种植业保险
种植业保险，主要是指农作物保险，包括粮食作物保险、经济作物保险、收获期农作物保险、林木保险和果树保险等类型。江苏省针对省内7种主要农作物分别制定相应的种植保险条款，详细规定了保险费率、保额、损失原因等条款（见表1）。表1对比了江苏省内7种主要农作物的种植保险条款，分析可知7种作物保险理赔时的损失原因和损失率要求相同。当农作物遭遇上述灾害且损失率超过10%时，农户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不同农作物品种对应的保额及保险费率有所区别，其中花生的保额最高，667m2可达800元，相应的保险费率也最高，达到损失额的6%，即667m2保险费48元。小麦和大豆的保额较低，最低667m2只有400元，其中小麦的保险费最低，667m2只有16元。不同农作物品种的保险金额有不同选项，一般由当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档次，原则上一个县只能选择一个档次。
1.2渔业保险
2016年，江苏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印发了3项有关渔业保险的条款，主要涉及内陆渔民人身平安互助保、渔业雇主责任互助保险和渔船互助保险。表2汇总了这3种保险条款的保险费率、保险理赔条件及保额情况。由表2可以看出，渔业保险在承保渔业雇主及员工的身体及生命安全的同时，对渔船的损失也进行了承保，最大范围内保证了江苏省渔业从业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重点推广的互助型保险产品，渔业互助保险的保险费率充分考虑渔业雇主及从业人员的承受能力，以保额20万元为例，渔民人身平安互助保险的年保费仅为500元；雇主责任互助保险中，船员和其他人员死亡保险保费分别为700和360元，船员和其他人员伤残保费分别为100和40元。互助保险的保险费率明显低于商业保险中死亡和伤残保险的费率。
1.3养殖业保险
江苏省养殖业保险主要针对表3中的三类大型牲畜，对其保险费率、保障范围、损失原因和保额制定了保险条款。通过表3可以看出，养殖业保险条款专门针对奶牛、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制定了相应的保险投保及理赔政策。总体来说，奶牛的保额最高，可以达到每头1万元，育肥猪的保额最低，每头600元。同时，育肥猪的保险费率最低，每头只需24元。而能繁母猪的保险费率最高，达到7%，保费金额为每头70元。
1.4农机农具保险
江苏省农机农具保险主要包括3种：粮食烘干机保险、农业机械综合保险以及政策性兼用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员意外伤害保险。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机农具，对其发生保险事故时造成的财产损失、操作人员伤残或死亡损失以及第三者责任的赔偿限额及保险费率做出了相应规定。操作人员伤残损失赔偿比例按照损失程度，参照《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进行赔付。1.5高效设施农业保险江苏省高效设施农业保险涉及的保险标的种类较多，包含鸡、鸭、鹅、鱼、虾、螃蟹和小龙虾等养殖业保险以及苹果、梨、桃、芋头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保险。针对经济作物，保险条款主要规定了不同经济作物的保险费率及在经济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遭遇灾害损失时的赔偿额度。养殖类保险条款主要针对不同养殖物种的保险费率及不同养殖时长内由于自然灾害遭受经济损失时的赔偿额度［4］。近年来，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业保持快速有序发展，发挥了农业保险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作用。江苏省农险办和保险公司合作，多举措并行地推进农业保险工作有序开展，并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开拓创新，积极设计推广符合各县市实际情况的优质农业保险产品。
2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民保险意识淡薄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公众对于政府灾后补偿的依赖性较强，自身防灾减灾意识薄弱。目前，江苏省部分农民投保意愿依然不足，虽然近年来江苏省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农民保险意识的提升较为缓慢，对保险业务员的业务推广存在抵触心理。
2.2数据收集困难
保险产品的设计和理赔离不开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保险公司对于气象、灾害、降水量等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较为薄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再保险公司的数据及分析模型，制约了保险公司因地制宜、因灾制宜进行农业保险产品的设计［5］。
2.3理赔额度低
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行主要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扶持，通过保费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户进行购买。例如，2019年某农户花费4万元为其种植的133.33hm2小麦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667m2保费仅20元。受自然灾害影响，当年小麦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给农户造成了近5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保险公司经过测算的赔偿额度仅为6万元，赔偿金额与实际经济损失相差很大。农民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较低，但保险公司对理赔额度的制定和测算标准导致理赔金额普遍偏低，也是农民投保不积极的主要原因之一［6］。
2.4理赔时效得不到保证
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性，当保险区域内大面积受灾时，保险公司勘察理赔人员不足，农户需要保持现场等待勘察，对农时延误严重。很多农民尝试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后由于勘察和理赔时效冗长而选择不再继续购买。
2.5保险产品覆盖品种较少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种植、养殖领域存在保险产品覆盖范围不足的情况。对于一些特色农产品的地区，这种情况尤其严重。由于保险产品覆盖范围限制，很多农户愿意参保，但保险公司没有将相应农产品纳入承保范围，导致农业保险普及效率降低。
3促进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3.1加强保险宣传，提高民众投保意识
改变普通民众对保险行业的误解需要从保险教育做起。我国现在的保险教育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通过投资、理财等相关课程的课堂讲解，学生了解保险行业，这样的保险教育并不能快速扭转人们对保险行业的偏见。从义务教育开始加强保险教育，使民众逐步接受并理解保险存在的积极作用，扭转现阶段对保险行业的误解［7］。另外，加强媒体对保险行业的正面宣传引导，让民众了解保险、接受保险，对提高民众保险意识可起到推动作用。
3.2加大气象灾害宣传力度，增强农民防御意识
气象部门可以与保险公司合作，到农村进行实地宣传，普及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及造成经济损失的严重性。利用实际案例使农户了解气象灾害发生对其自身可能造成的影响，增强农民对气象灾害的防御意识。
3.3提高气象预测预报水平
气象部门要不断提高气象灾害预报水平，利用先进的卫星、雷达等设备提高气象预报的精准度和及时性，为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设计和理赔方案测算提供数据支撑。气象部门可以与保险公司合作，因地制宜、因灾制宜进行保险产品设计。例如，根据历史数据分析江苏省各市县主要面临的自然灾害种类及农产品种类，设计符合当地特点的农业保险产品［8］。
3.4利用现代科技，提高赔付效率
保险公司可以利用现代科技，采用无人机、网络直播等现代手段方式与现场勘察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缩短理赔时效［9］。此外，现代科技的采用可以帮助保险公司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利润率。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范文2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运用一系列控制手段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之一。国家通过对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来实现稳定货币、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外汇收支政策等。保险政策是国家保险监管部门为了实现保险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对保险活动所采取的各种管理、调节手段和办法措施。货币政策与保险政策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李强，郑立平。利息率波动对寿险市场的影响[J].黑龙江金融，2002，（2）。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范文3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 李强，郑立平。利息率波动对寿险市场的影响[J].黑龙江金融，2002，（2）。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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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今年以来，县人社局认真贯彻落实“六稳六保”、“省152条”、“市26条”、“县出台的相关政策”，积极主动作为，采取相关措施降低企业成本，切实为企业减负。
1、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力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所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也是我省继去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明确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采取的又一项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硬核”举措。为此县人社部门通过发放政策宣传单、微信群、qq群、电话等方式宣传关于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的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面临困境的企业送上一场“及时雨”。
2、帮扶企业稳定岗位。始终把稳就业工作放在首位，坚持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平台作用，线上线下招聘双线作战，疫情期间及时就业信息、企业开复工信息，89家企业和县城周边用人单位招工信息，举办“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扶贫”等专场招聘会30余场，县内外185家招工单位落实招工就业工作，提供就业岗位3600多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270人左右。全面推行精准服务，采取农民工返岗复工送出去“点对点”的服务方式，对接台州、义乌、吉安立讯智造有限公司等地搭建“返岗直通车”，“点对点”输送678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范文5
一、数据来源
为了对渔业互助保险实践情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笔者于2008年8月赴浙江沿海渔区进行实地调研，调查地区选择为舟山、台州、温州三个浙江省重点渔区，三地区参保渔船占全省参保渔船的比例超过90%，具体问卷发放地区为舟山普陀、台州温岭和温州瑞安，三地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450份，其中有效问卷40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0.4%。样本调查数据可以反映浙江省渔船互保的基本情况。由于调查对象均为参保的渔船船东，因此，问卷设计的问题在于了解参保渔民风险状况以及对互助保险的看法。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船东渔民基本情况，包括船东渔民家庭人口、年龄、受教育程度、渔船状况、雇工情况、收入来源、支出状况等；第二部分是船东渔民风险情况，包括船东渔民生活面临风险的种类、捕捞生产风险种类、损失原因、损失程度等；第三部分是船东渔民对互助保险、补贴认识、以及补贴对其生产行为的影响等。
二、描述性实证分析
（一）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为参加互保的船东，调查样本平均年龄40.54岁，平均文化程度接近“初中”，被调查者具有理解问卷的能力，因此，本次调查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得到一定保证。从样本总体情况分析可以看出，被调查样本平均家庭人口4.31人；近三年毛收入年平均48.27万元/艘，其中来自海洋捕捞的收入年平均34.13万元/艘，捕捞收入占全部收入的85.1%，为船东主要收入来源。船东年毛收入最小值0元，最大值900万元；其中年捕捞收入最小值0元，最大值300万元；年捕捞支出平均68.91万元/艘，其中渔船柴油支出年平均63.65万元/艘，占捕捞支出成本的92.4%。样本统计捕捞收入与捕捞支出之差为-34.78万元/艘，捕捞支出大于捕捞收入的原因是近年来由于渔业资源衰退，柴油价格上涨、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捕捞成本增加，出海作业不赚反赔所致①。被调查样本船质86.7%为钢质渔船，渔船功率平均为337.29马力，最小25马力，最大3500马力；每艘渔船造价平均106.94万元，最少造价4万元，一般为木质渔船，最大造价1000万元；渔船功率、造价反映了船东在捕捞工具投入方面差距悬殊较大；从渔船作业人员方面分析，除了一些近海作业的木质小船可以一人操作，大部分的渔船作业需要多人操作才能完成，被调查样本船东每条船平均雇工6.4人，雇工最小值0，最大值30人，有91.6%的被调查者既是船东同时自己也下海作业。根据被调查者收入支出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支出大于收入，表明渔业生产资料成本上涨过快，渔民捕捞收益下降或没有收益现象增多；二是样本收入支出方差值较大，表明渔民贫富悬殊较大，由于渔业资源衰退，一些中小渔船船东已无法通过传统捕捞作业获得收入来源（见表1）。从捕捞生产主要指标样本分布情况分析：从捕捞收入分布区间看，捕捞年收入≤10万元的占66.4%，捕捞年收入在11~50万元之间者占比不到20%，捕捞收入超过100万的不到5%；从捕捞成本分布区间看，支出≤10万元的占30.5%、11~50万元的占29.7%，两者合计占到整个支出的60%，其中柴油支出在11~50万之间者占50.9%、支出51~80万之间者占15.5%，说明柴油支出不仅是捕捞支出的主要构成，而且支出金额绝大多数超过10万，说明捕捞生产收益低下甚至亏损；从渔船功率和渔船造价两个样本分布区间看，功率在251~350马力的渔船占样本数的48.9%，超过350马力的渔船占22.6%，而功率小于或等于150马力的渔船仅占8.1%，造价在50~100万之间的渔船占调查样本数的39.2%、超过100万的占36.9%，而造价小于或等于10万元的不足1%。由于渔业资源衰退，捕捞渔船作业航程越来越远、作业时间越来越长，引致渔船越造越大，造价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渔民投入支出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使得渔船事故对渔民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意外风险也会加大，风险存在是保险需求的主要原因（见表2）。
（二）渔民面临的风险和对保险的认识
渔民生产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具体选项包括自然灾害、柴油成本、水产品市场价格、渔业产量和生产性筹资等5项。统计结果显示，有39%的渔民认为柴油价格是渔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21.3%的渔民认为渔业产量是渔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认为自然灾害是主要生产风险的比例为15.6%，排在第三位；水产品市场价格风险排在第4位（14.3%）、排在最后的是筹资风险为9.7%。柴油价格和渔业产量风险两项指标占比60.4%，说明渔业生产经营状况不佳、市场风险因素加大。从上述渔业生产经营风险样本统计排序中，自然灾害位列第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造成渔船损失、渔民人身伤亡的原因中除了自然灾害还有意外事故。在调查问卷中，回答“2004年以来，遭受最严重一次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损失程度”问题时，损失程度占一年捕捞收入20%以内的渔民占27.7%、损失程度占一年捕捞收入20%~40%之间的渔民为20.9%、损失程度占一年捕捞收入40%~60%的渔民比例最高，为40.2%，损失程度超过60%以上的占11.3%（见图1）。%）在回答“造成损失的原因”时，渔船意外事故成为损失的主要原因，占57.7%，自然灾害原因占29.3%，其他原因为13%。从渔民生产面临的风险种类、风险损失程度等项目分析，台风等自然风险虽然不是渔民面临的最大风险，但渔船生产作业过程中渔船碰撞等意外事故占了渔船出险原因超过50%，因此，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引发的渔船事故继而造成渔船损失、渔民人身伤亡是渔民个人和家庭难以承受的，这是渔民对保险需求的客观原因。在对“保险是否重要”的选项中，认为保险“非常重要”和“重要”的渔民达92.9%；认为保险可有可无、“无所谓”的渔民为3.1%；而认为“不重要”和“一点都不重要”的渔民仅占3.9%（见图2）。这说明渔民对保险作用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回答“若没有保险，受灾后对生产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时，有53.8%的渔民认为“难以维持渔业生产”；37%的渔民认为“基本能恢复生产”；而认为灾害发生对生产和生活基本没有或根本没有影响的只占9.3%。
（三）渔民参加互助保险的动因
对于渔民选择参保的动因，调查问卷设计了“安全保障”、“稳定收入”、“降低灾害损失”、“不清楚”四个选项，其中选择参加互助保险是为了“安全保障”者比例为43.1%、“稳定收入”者比例为21%、“降低灾害损失”为27.4%、回答“不清楚”比例为8.5%（见图3），由此看出，大多数参保渔民是基于“安全保障”和“降低灾害损失”考虑，这充分体现了保险分散风险、损失补偿的基本职能和作用。在调查“为何选择渔业互保协会投保”的理由时，有25.9%的渔民认为互保协会具有政府背景；22.3%的渔民认为互保协会提供的保费较低；21.4%的渔民认同协会宣传服务工作做得比较好；认为理赔及时的占16.1%；因为“人情关系”或“其他原因”的比例分别为2.7%和11.6%（见图4）。从渔民选择互保协会投保的理由可以发现，1/4的渔民并不清楚协会是渔民自己的互助组织，更不知道自己的会员身份，而基层协会开展互保业务的人员基本上是渔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兼任，基层协会办事处主任一般均由当地渔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渔民将互保协会视为政府的一个主管部门，某种程度上互助保险带有强制性保险的色彩。由于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渔业互助保险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基层互保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渔民保费负担率逐渐下降和保障程度提高也是渔民选择互保协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渔民对保费补贴的知晓情况及保费补贴对渔民的影响
自2005年开始，浙江省财政开始对渔船保险和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实行保费补贴试点，调查数据显示，有56.6%的渔民知晓政府给予其保费方面的财政补贴，而有相当部分的渔民并不知晓，不知晓政府保费补贴的渔民比例为43.4%。分析“不知晓”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保费补贴主要限于渔船全损险和渔民人身意外伤害险，渔船部分损失和雇主责任附加医疗保险并不享受补贴政策，所以不享受补贴渔民自然不清楚保费补贴政策；二是宣传力度不够，使许多渔民不知晓政府保费补贴政策。
尽管互保费率远低于商业保险公司费率水平，但是由于渔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捕捞产量下降造成渔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渔民保费支付能力仍十分有限。在调查现有互保费率水平时，47.2%的被调查者认为费率偏高；27.5%的被调查者认为费率适中，回答“不清楚”的占19.2%，仅有6.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有费率较低。在调查渔民对互助保险“保障程度如何时”，认为“保障程度一般”的占被调查样本的67.8%，认为“偏低”的占被调查样本的12.5%，认为“太低”的占10.3%，仅有9.4%的被调查者认为保障程度“比较高”（见图5、6）。根据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的统计数据，2005~2008年四年间，浙江省财政累计下拨补贴资金6600万元，加上省内温岭、玉环等13个试点单位已落实的1600万元当地财政配套补贴，浙江渔民获得的政府保费补贴共计8200万元，四年来渔船互保费率大幅度下降，其中实行省一级财政补贴的县市，渔船全损险费率下降了40%、雇主责任险下降了55.5%；那些既有省级财政补贴，地市县地方财政又实行配套补贴的地区，渔船全损险费率和雇主责任险费率分别下降了50%和66.6%，费率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被调查的样本中则有47.2%的渔民认为“费率偏高”，笔者认为造成统计数据与渔民感知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第一，渔民基于自身角度考虑，为保费越低越好、保障程度越高越好，主观成份较多。第二，由于目前实行的保费补贴对象仅限于渔船全损和渔民人身意外伤害，而在实践中，渔船发生全损的几率远小于渔船部分损失。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1999~2005年所承保的渔船数据显示：以渔船碰撞事故为例，碰撞导致渔船全损占全部碰撞事故的1.03%；渔船部分损失则占全部碰撞事故的98.97%[2]。因此，渔船保费补贴的受益面并不大，渔民自然感受不到补贴带来的费率下降。
在渔区调查中笔者发现，柴油费用支出是渔民生产面临的最大风险，渔民最需要的补贴是“柴油补贴”，占调查样本的41.9%；其次是“保费补贴”，占20.7%；第三位是“休渔期补贴”，占20.5%；然后是“转产转业补贴”（9.9%）和“其他补贴”（6.9%）。
柴油补贴是一种旨在降低渔业生产成本的财政转移性支付，对渔业生产的影响比较直接。保险作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主要功能在于风险保障，政府保费补贴对于降低了渔民保费支出成本，相应提高了渔民抗风险能力。为了了解保险补贴会否对渔民生产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调查问卷设计了“实行渔船保险补贴后，你最希望做的事情包括哪些”时，有61.6%的调查样本选择“更新渔船设备”；24.4%的调查样本“增加海上作业时间”；只有14%的调查样本表示“没有变化”。这一结果显示渔民参保后，对渔船未来不确定风险损失的担忧减少，相应的延长渔船海上作业时间、增加渔船航行作业区域和范围以获取渔获物将会成为渔民较希望做的事情。
关于“渔民最需要的保险”调查项中，有34.5%的渔民选择渔船保险，其次是医疗保险18.6%；排在第三、四位的是雇主责任保险15.1%、养老保险14.5%，其他险种依次是失业保险10.6%、家庭财产保险4.8%和养殖保险1.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调查样本主要为从事捕捞业的渔船船东，养殖业在其收入来源中数量很少，也使调查样本显示养殖保险需求最小。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范文6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过度的依赖,必须通过促进居民消费来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固性和持续性。公共服务因其对居民消费的广泛影响而必然成为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关注的重要领域。
一、发展公共服务促进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
居民消费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收入,第二个环节是居民如何决定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公共服务对这两个环节均有重要影响。
(一)公共服务通过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在宏观层次上,居民收入增长与居民消费扩大具有互为因果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服务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将扩大居民消费,进而产生增益效应,并进一步扩大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对居民收入的直接促进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通过再分配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直接增加居民收入或减少居民支出从而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居民消费。二是公共服务通过对就业的促进和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劳动就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政府在就业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直接改善劳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此外,就业方面的公共服务还能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降低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从而稳定总体就业形势,增加居民收入分配比例;同时,通过加速劳动力供给结构调整,可有效地压缩结构性失业的规模,从而使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同等甚至较快的增速。
(二)公共服务对消费储蓄分配决策的宏观影响
在给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条件下,消费储蓄的宏观分配取决于宏观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总额在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增加低收入家庭在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可以提高宏观消费倾向。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宏观消费倾向与可支配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转,以及政府对公众消费产品或服务的补贴或资助,都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进而提高宏观消费倾向。
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可以实现的最大宏观消费倾向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这说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配呈纺锤形结构的情况下,消费扩张潜能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家庭。因此,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宏观消费倾向的作用相对较弱,而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大幅削弱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储蓄动机所能产生的消费扩张作用相对较强。
(三)公共服务对消费储蓄分配决策的微观影响
1、公共服务通过削弱储蓄动机促进居民消费
公共服务削弱储蓄动机的机制一方面,表现为直接降低家庭预期收支风险,减少大宗开支的规模。居民储蓄动机主要来自两方面,由于就业波动而带来的收入风险;由于疾病、购置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开支而带来的支出风险。公共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的开展可以有效降低家庭为预防收支风险而进行储蓄的需求,有效促进居民即期消费。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削弱储蓄动机的机制还表现为,公共服务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公共服务以未来当期公共支出代替了未来当期部分居民个人支出,从而减弱了现期储蓄的必要,而部分公共服务的开支又最终转化为投资、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从长期看,公共服务以投资、消费替代了储蓄。
2、公共服务通过调整消费储蓄均衡来促进居民消费
在当期收入流以及累积可变现资产约束下,家庭消费和储蓄决策一般都不能实现最优,各阶段消费的边际效用不低于储蓄的边际效用,存在过度储蓄的情况。而公共服务主要通过降低储蓄边际效用、放松收入和可变现资产约束两方面来改善家庭消费储蓄决策。
从社会整体看,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收入和可变现资产的约束,因而基本可以实现消费储蓄最优决策。而消费储蓄的次优决策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以及低收入阶层。对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而言,消费水平仍然在基本必要消费范围之内,消费的边际效用远大于储蓄的边际效用,公共服务转移给低收入家庭的现金和实物将完全转变为这部分家庭的消费(详见图1)。
二、当前我国公共服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一)公共服务对居民消费的宏观影响
通过考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居民收入分配的近期变化,观察公共服务对居民消费的宏观影响。
1、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1992―2007年,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基本稳定,企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从17.37%上升到22.57%,上升了5.2个百分点。而居民所占比重则从66.06%下降到57.92%,下降了8.15个百分点。同期,经再分配后形成的可支配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也大幅落后于企业和政府。这表明,1999年以来的收入再分配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详见图2)。
2、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90―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的差距从1.53:1逐渐扩大到2.55:1;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则从2.2:1扩大到3.31: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大于人均总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城乡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方面的差距(详见图3)。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90―2008年,占全部城镇人口20%的高收入者与20%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5:1扩大到5.8:1;高收入者拥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6.69%提高到38.58%。同期,占全部城镇人口60%的中等收入者拥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58.65%下降到52.86%;20%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比则从14.15%下降到8.56%。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
3、收入分配不利变化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消极影响
2000年之前,居民消费率基本稳定在46%左右,2000年之后,居民消费率持续降低至2007年的37.51%。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41.25%降低至2007年的34.9%,其中2003年贡献率低至27.52%。
居民消费率的降低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2000―2006年,居民消费率下降了8.7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下降1.43%或0.13个百分点。二是居民宏观消费倾向降低。1992―2006年间,居民宏观消费倾向持续下降,2000―2007年间下降尤为迅速。在2000―2007年间居民消费率降幅中,居民宏观消费倾向下降98.57%或9.10个百分点;其中32.46%或3个百分点是由居民收入分配恶化造成的。
(二)公共服务对居民消费的微观影响
1、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障不力强化了居民预防收入风险的储蓄动机
我国居民家庭收入以劳动报酬为主,预期未来收入的风险与就业的波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论上,政府在教育、职业培训、劳动力市场中介、中小企业金融以及失业保险等方面提供的促进就业公共服务,可有效减轻劳动供给压力,降低失业概率,减小收入风险,削弱居民预防收入风险的储蓄动机。由于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家庭,所以低收入家庭收入情况可反映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充分与否。我国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0―2008年间年均增长6.85%,同期城镇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64%,中等偏下家庭为9.89%,均低于同期国民收入14.65%的年均增速。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与国民收入增速之间的差异,一部分可以用工业化进程中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加以解释;而增速的剩余差异则是由于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不完善导致低收入家庭议价能力较弱。事实上,2000―2008年,除2006、2007年出现民工荒外,中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在2001年全国平均增速为12.29%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竟然出现负增长。
我国促进就业公共服务不足的现状也可由失业保险的情况部分地加以说明。一方面,失业保险覆盖不足。2000―200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失业保险覆盖率总体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由最高年份的92.7%(2003年)逐渐降低至2008年的61.23%;另一方面,失业保险水平较低。2000―2008年间,实际支付失业保险金的人均水平与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较,最高相当于最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3.79%(2002年),此后,逐渐下降至2008年的54.11%。由于我国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接近于1,因此失业保险不足以支付失业人口的最基本消费。
2、住房保障不力加大了购置住房的开支压力
住房保障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实现“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通过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使住房价格保持在合理稳定的水平。
从部分城市住房价格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是不充分的。假定房价稳定在2009年12月成交均价水平;并且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在2008年末的水平,所考查各城市标准家庭结构不变,家庭消费倾向为62.06%①,从中剔除居住支出,且不考虑未来储蓄贴现的问题,则北京、上海、杭州的标准家庭为购置90平米的住宅需分别储蓄49.17年,47.36年和60.16年②,而南京和广州分别为34.7年和21.21年。若以22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为标准工作周期,则北京、上海、杭州房价已超过一代人(38年)储蓄可以偿付的范围,处在过高水平。超过一代人储蓄支付能力的房价长期难以为继,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对住房价格没有产生有效抑制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居民没有足够收入用于扩大消费。
3、医疗保障不充分使居民支出风险难以降低
由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以及其他公共卫生服务的作用在于降低各年龄层人口疾病发生的概率,减轻家庭医疗开支负担,最大程度地消除因治疗疾病而导致家庭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乃至陷于贫困。从促进消费的角度考虑,完善的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可有效削弱储蓄动机,提高家庭当期消费倾向。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近年有比较显著的发展。从农村来看,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1.53%。从城镇来看,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总体覆盖城镇人口的52.45%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构成来看,全社会医疗卫生费用由政府支出负担的部分由2000年的15.5%提高到2007年的20.4%。
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来看,在1999―2008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医疗保健的开支平均由4.44%增加到6.72%,城镇居民由5.32%增加到7%,考虑到居民消费倾向降低的因素,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开支的负担平均增加了24.85%,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开支负担平均增加了8.5%。
总体上,目前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降低家庭医疗开支风险方面的作用有限,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4、推动消费金融普及的政策不足,居民消费决策仍有改善空间
除政府直接转移支付外,公共服务通过放松收入约束,改善居民消费储蓄决策的机制还包括消费信贷。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消费信贷机构建设及相关业务开展等公共手段,促进消费金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普及,从而较普遍地改善居民消费储蓄决策。
总体看,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存在结构性缺陷,抑制了其改善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以提高消费倾向作用的有效发挥。尽管我国消费信贷总体规模迅速扩张,但各地区消费信贷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消费信贷发展较快;各地区、各省区市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消费信贷发展也不平衡。城乡消费信贷发展严重失衡,农村消费信贷发展基础薄弱。低收入群体缺乏改善生活的正规资金融通渠道。政府缺乏推动消费金融向落后地区、农村以及低收入社会群体普及的政策措施。因此,以政策性消费金融发展推动居民消费储蓄决策改善仍然存在较大空间。
三、“十二五”时期完善公共服务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一)以扩大居民消费为目标,完善公共服务应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统筹协调
完善的公共服务政策,必须有助于推动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调整,并且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规划的实现。必须着眼于克服社会转型的障碍,消除社会转型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隐患,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从整体上降低经济、社会发展演变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服务投入规模
政府投入总量不足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无法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总体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调整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削减预算中资本支出,扩大预算中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是增加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重要途径。
政府应退出竞争性产业或者商业性的资本投资,更加重视财政资源对民生领域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政府削减资本支出并非减弱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或削减社会整体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而在于进行投融资机制创新:通过广泛运用公私合作等形式及市场化途径,以较少的财政资金撬动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以及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杠杆水平,增强政府财政资金辐射的范围。政府资本支出还应当以建设基金形式实现滚动发展,在保证预算内资本支出减少的同时,各年度政府资本性支出没有大的萎缩。
(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居民部门收入分配公平化
“十二五”时期,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比例,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全面、彻底推行国有资本红利上缴制度,并将其主要用于社保支出,以降低低收入阶层社保缴费水平。二是在规范国家资源性收入和资本红利收入基础上,适度降低宏观税负,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三是推进具有竞争属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监管体系建设,限制垄断企业高利润或不合理的成本支出,特别是高管不当高薪支出,抑制其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不合理上涨。
(四)重点发展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妥善兼顾扩内需、调结构和稳增长
一方面,住房和医疗保障可以将个人积累的大量储蓄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当前的消费能力,显著扩大内需,实现稳定增长的短期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削弱家庭、个人的储蓄动机,提高即期收入的消费倾向,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的设施建设投资方面,必须积极探索投融资机制创新。广泛运用各种公私合作的形式,以财政资金撬动民间资源对保障性住房和医疗保障设施进行大规模投入,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社会保障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
医疗保障应当更加重视扩大医疗服务的投入。必须迅速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提高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参保率和参合率,提高基本医疗保障的保障水平,增加报销比例,降低报销门槛,尽快消除城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五)着力发展基本金融服务
“十二五”期间,在整体推进公共服务发展的同时,应以扩内需、促消费为目标,积极发展政府基本金融服务的职能,推动针对城乡中低收入家庭的小额信贷、消费信贷的发展。政府基本金融服务职能,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家庭援助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凭借政府信用和补贴风险的财政资金的运用,借助商业资金补充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促进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改善和增长。
政府基本金融服务的内容包括低收入家庭信息合法收集、整理和运用,设定和执行政府介入债务关系的标准和程序,政府信用的提供,政府补贴风险的财政资金的运用,政府设立并管理滚动发展的政策性信贷基金,以及系统的制度建设。政府可以采用政策性消费信贷机构或在现有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开办政策性消费信贷业务的形式发展基本金融服务。■
注:
①这是我们根据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的数据计算而得到的2007年居民消费倾向,这是1992年以来居民消费倾向的最低值,也表明最高的储蓄倾向。
②由于可以获得的数据极为有限,因此仅选取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的情况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