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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经济含义范文1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叫‘拉美化’。”记者听到江时学研究员的这个回答，非常吃惊，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拉美化”，这样一个流行一时的词汇，竟连最专业的学者也弄不懂它的确切含义。这个简单的概念身上究竟附着什么，让它既脍炙人口，又难解真意?
臆想出来的提法
“拉美化”几乎是个万能形容词。江时学说，它可以形容一个组织，比如“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可以形容一种产品，比如“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还可以形容一种场景：“中超赛场拉美化，‘暴力事件’令球员狂呼救命”。
最正经的使用“拉美化”的场合是在各种论坛上，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讨论中国利用外资的时候。“拉美化”概念的第一个含义不妨认为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
但江时学经过长时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从19世纪到20世纪，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资。”
江时学说，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拉美化”，首先要弄明白两点，一是拉美是否真的一团糟；一是打击拉美经济的究竟是什么?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债务危机，经历了痛苦的“失去的十年”；但从90年代开始，经济开始好转，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2．4％。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拉美经济受到打击主要因为高外债，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外债还本付息额都超过了GDP的5％。
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外债过度，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拉美国家当时形成高额外债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再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为什么要制造“拉美化”概念
社科院拉美所经济室主任吴国平认为，尽管中国国内对于“拉美化”这个概念，有种种不同的思路、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拉美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剩余价值被外资掠夺，导致国内贫困。
沿着这个思路，就可以控诉全球化不公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
吴国平告诉《望东方周刊》，专业研究者并不认同拉美出现种种问题全部归因于外国公司的掠夺。
实际上，拉美国家的问题是它们长期发展进程中累积的、原因极为复杂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有不同。
一段时间里“拉美化”成为热词，与媒体片面强调某个原因有关，后来人们经过进一步的认识，了解到拉美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热潮就渐渐退去了。
吴国平说，在专业人士看来，“拉美化”现象能否成立，还很难说。因为事实上，拉美国家的经济一直在发展。拉美主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完成了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飞跃，到了90年代，又有新的有发展。
说到外资冲击，吴国平说，实际上在1982年之前，拉美国家都是采取限制跨国公司、保护本国工业的做法，不直接利用外资，而是借了不少外债，形成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些做法实际上刚好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相反。
如果“拉美化”指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中国根本不可能遇到那样的危机。
1982年之后，拉美国家大力引进外资，外资介入拉美经济的程度很高。1990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500家大公司销售额的25％；至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3％。1990―199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200家大公司的25％。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2％。
上述比重是否意味着跨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到底会对拉美国家的和人民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从拉美借鉴什么
吴国平说，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问题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存在着片面追求增长、忽视发展的问题。这样，经济的可持续性没有保证，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等社会学指标也没有跟上，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在拉美地区，占总人121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H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
吴国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与拉美发展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有相似之处，现在提“拉美化”，如果不故意偏移方向，全面理解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更透彻地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甚至预防问题的出现，还是很有意义的。
外资经济含义范文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国民待遇；问题；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国内对于外资的限制正在一步一步放宽，然而就当前形势来看，我国实施国民待遇的力度远远及不上其他国家，但是国民待遇恰恰是能够促进贸易的自由化、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当下很有必要对国民待遇进行探索、剖析，以求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1.国民待遇的含义
国民待遇也指平等待遇，主要指任何国家里无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其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益都是平等的、等同的，法律地位也同等享有。国民待遇的这种特性，利于他国经济。主要具有三方面特点：第一，其在特定范围内进行给予。第二，其把互惠、对等作为一般原则。第三，其运用于各领域双边、多边条约中，向国际化迈进。
2.国民待遇的标准
国民待遇对于外资的最低和最高相关优惠都有一个标准。发达国家认为，一般外国的投资企业理应享有国民待遇，并符合最低的标准。发展中国家认为，出于对本国发展的要求，应脱离最低的标准，适当限制外资。在如今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对某些待遇问题进行柔性处理，以便于达到提高我国经济水平，实现我国利益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对待,与对待内资一样平等对待外资，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3.国民待遇的误区
3.1国民待遇在主体上有误区
作为待遇标准的一部分，国民待遇本身就是一项基准。而由于其主体的选择来源于其所作用的方面，这些方面尤其广泛，就容易使得人们对国民待遇主体产生误解，存在误区。因此，是否可以享受国民待遇，首先要看其是否为外国的企业或者个人。国民待遇主体无论作用在哪方面，其一定要是给予外国企业、个人的待遇，内国企业、个人根本不会出现这类国民待遇问题。例如，在国际投资中，其国民待遇是外国企业或投资者才可以享有的。
3.2国民待遇主体误区探讨
第一，其把国民待遇进行了区别，使国民待遇的标准愈加繁冗复杂。第二，在法律上，我国对于他国法人国籍的规定比较复杂。
4.国民待遇的对象
国民待遇的对象，主要指在各国法律范围内的外国企业及其投资者所投资的活动。在我国，为了吸引资金，将港澳台地区同胞也当作国民待遇的对象，鼓励其投资。目前，享有国民待遇的活动主要有两类：第一，外国的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进行投资的财务。其主要分为：所有物权、债权、行为请求权、公司股份、收益特许权、工业版权、商誉等。第二，和投资相关联的项目、活动。其主要为：签订、履行合同，公司组织、经营、处置，获取、处理财产，购买股票等活动。
5.国民待遇的范围
国民待遇涉及外资准入与经营两个方面。外资准入上，各国没有进行全方位国民待遇。各国都对关乎国家根基的重要行业进行严格控制，抵制、排斥外资。抵制外资主要表现为：第一，对外来公司扩大、吞并东道国公司进行抵制。第二，对特定的经济领域进行抵制。第三，对外来企业负责人国籍的抵制。第四，产品内、外销比例抵制。之所以采取上述抵制对策，主要是出于宏观调控以及对本国利益与安全的考虑。外资经营上，各国一般都能够对外资给予普遍国民待遇。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普遍低下，其会有部分额外要求。这种额外的要求其实不属于国民待遇内容，只是被投资国的一厢情愿。但被投资国一般对外来投资者投资给本国能否带来高效经济利益的期望值过高，这使得外资经营成本与难度增加，究其根本是歧视外资。
6.国民待遇面临的问题及措施
6.1面临的问题
我国的国民待遇法主要为程序法、实体法。程序法上，国民待遇我国已经给予，并且相关法律也规定。实体法上，分为民商法与外商法。民商法领域上，外来公司不可以进行国内活动；外商法上，我国还未有国民待遇相关方面的规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国经济水平没有有效提升，发展缓慢。发展中国家的本国企业在财力、管理、技术等方面相较于外来企业没有明显的优势。本国企业只有依靠特殊法律保护以及差别待遇，才能在现实意义上达到竞争的公平性。第二，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改革完全。目前，在特殊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民待遇有一个特定的范围。本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供应、补贴方面得到优惠与支持，外来企业也会享有部分优惠。由于这两个原因，我国实施国民待遇在外商法上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不能心急。
6.2解决的措施
由于各国对国民待遇的分歧复杂多样，因此，实施国民待遇，应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排除部分事项，使其不在国民待遇的范围内，并使国民待遇某些例外合理化，以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资公司的影响。第二，确保我国把国民待遇牢牢掌握在手心，对其实行有效控制。第三，投资条约应该严谨，在签约条款中严格把关，加入具有发展性的要求。在跨国公司和本国公司处于相似环境时，才可以让跨国公司享受国民待遇。这能够有效限制发达国家，使其不能够扩大国民待遇，也使得我国能够灵活运用相关条款。
7.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格局在不断变化与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撑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对于国民待遇的实施、扩大，更加刻不容缓。因此，对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国民待遇，我国在履行相关国际条约的同时，也应使外来投资逐渐适应我国发展方略，帮助我国本土企业进行整改与进化，并合理利用外来投资，改变外来投资的分布布局，使其与我国产业结构结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参考文献
外资经济含义范文3
关键词:美国的直接投资制造业吸收外资比例中国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比较
俄罗斯(前苏联)和中国过去是两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1978年,远远早于俄罗斯。1992年正式确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20年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俄罗斯的改革开始于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解体后的激进改革,导致俄罗斯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大幅下降,经济总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经济才止跌回稳。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达6%多,经济总量增加了70%。同时,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两国的改革,都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实行市场经济就势必融入世界经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俄两国存在着很大差别。
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俄罗斯。1990年中国FDI流入量为35亿美元,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额是790亿美元,2006年是870亿美元。同时,2003年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仅10亿美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随后大幅增长,2005年是150亿美元左右,2006年达284亿美元。尽管如此,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仍远远低于中国。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还包括政治稳定、政府政策的性质、贸易和投资的制度安排、接受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接受国的市场规模等。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改革和开放”,吸收外资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没有特别提倡诸如中国“对外开放”那样的政策导向或“引进外资”的政绩考核指标。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吸收外资方面,无论是金额还是政策导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使得对两国吸收的外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才有意义。
本文拟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状况进行比较。这一比较是基于计量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诸如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产业,其他众多的“非制造业”部门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国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也一直占50%以上。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中俄两国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基本可以反映两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状况,从而反映出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
对中国和俄罗斯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全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历年公布的资料。美国商务部公布它们时,已对数据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过调整,可比性更好。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及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金额占美国对它们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是笔者根据两者的数据计算的。
首先研究美国向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向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弹性。计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对数符号,MAN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u是误差项,t是时间序列的符号,α、β是参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22%。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22%。这就导致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在投资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是从1993年到2004年的,为了与这一时间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进行比较,本文从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间的相关数据来考察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投资总金额的弹性。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的时间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也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09%。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9%。虽然制造业吸收的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没有23年间的总体速度快,但制造业吸收投资金额的增速仍比投资总金额的增速快。
最后再来看看1993年到2004年间美国对俄国制造业投资金额和投资总金额之间的关系。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MAN是美国对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总金额,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时间序列的长度是1993到2004。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差,自变量前面的参数也通不过5%条件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和其对制造业的投资金额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及计量回归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在1982-2004年间,中国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而中国制造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增长更快。基本上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22%,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总投资的比例从1982年的22.45%增长到2004年的55.67%。仅制造业一个行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就占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从1993-2004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09%。而在俄罗斯独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国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变动与美国对俄国投资总金额的变动基本上没有相关性。
美国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也很齐全。一国的不同行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该国经济结构的真实情况。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接受的外国投资不断提速,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吸收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中国较低的工业水平和庞大的劳动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能与外资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罗斯的情况较之中国大为不同。在实证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国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也有8倍的增长,但制造业吸收的投资金额上下变动很大,没有明显增加。直接投资总额的增加大多落实到了“非制造业”。因为俄国比较彻底的私有化使得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没有明显地提倡诸如“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之类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业所认可);再者,俄罗斯的制造业水平远较中国为高,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未必比俄罗斯本地的制造业有优势。这就限制了制造业向俄罗斯的转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开放政策倡导下以开放促发展,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以彻底的私有化促发展。俄罗斯的私有化经历了私有化股权证时期(1993-1994年)、债转股时期(1995-1996年)和个案私有化时期(1997年以后)三个阶段,其中虽多有缺陷,对私有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其最终的彻底私有化目的还是达到了。可以说,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来自大力对外开放,俄罗斯吸收外资的因素来自经济的彻底私有化。外资流入两国制造业的重大区别是否是由于两国吸收外资的因素不同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俄罗斯的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重不随吸收外资总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从一个方面说明俄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制造业并未挤压其他行业—特别是代表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差别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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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证券网,.2007.1.11
外资经济含义范文4
[关键词]国际投资；自由化；国家政策；市场准入
[DOI] 10.13939/ki.zgsc.2015.08.139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众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国际投资蓬勃发展，各国针对国际投资的准入政策也朝着更自由，更宽容的趋势发展。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不会例外。
1 我国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的发展
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主要表现在：（1）“投资”含义的扩大化；（2）国际投资中禁止业绩要求范围扩大；（3）国际投资准入范围扩大化三个方面。三者之中，国际投资准入范围扩大是最重要的表现。
表1是1997年以来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统计表。通过分析比较表1后，可以发现：（1）目录中所列的产业总数越来越多，从1997年328项产业到2011年的473项，增长率达到了44.2%；（2）目录中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也逐年增长，从1997年186项到2011年的354项，增长率高达90.3%；（3）目录中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则逐年减少，从1997年111项到2011年的80项，下降率达到27.9%。这些数据都体现了我国对外资的准入政策也朝着更加自由化的趋势发展。
2 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非同一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丰富的外资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在新时代新阶段下，投资准入自由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而言又是一把双刃剑。
2.1 投资准入自由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一，促进资本流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投资准入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投资大量进入我国，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缺口，直接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二，推进产业升级，改善就业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的重点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符合我国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求。同时，外资企业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此外，跨国公司对员工技能和综合素质培训的重视大大提升了我国劳动者的综合素养。
第三，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掌握高精尖技术跨国公司的进入能够增强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国内企业可以学习跨国企业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2.2 投资准入自由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第一，冲击民族企业，威胁经济安全。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明显，进入国内市场后会对国内企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同时，投资准入自由化的发展会方便国际游资进入东道国国内，在冲击经济的同时加速金融危机的传播，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快速传播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国际投资不均，区域发展失衡。受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所限，国际投资的地域分布十分不均。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外资。这种情况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第三，国际产业转移，环境压力增大。随着国内环保标准的日益严格，作为外资源头的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在引进优质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一些高污染产业，这些产业的进入会严重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
3 对我国有关国际投资准入政策改进的建议
正如上文所述，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但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作为最大投资输入国的我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而调整国内外资立法与政策与参与制定区域性和多边投资规则就是两个较好的方法。
3.1 调整国内外资立法与政策
第一，调节外资的税收优惠，平等对待内外资。税收优惠政策是各国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初，适当的税收优惠措施为我国经济建设吸引了大量外资。而经过30多年的建设，我国经济水平大大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这种情况下，给予外资大量的税收优惠已不合时宜，会对民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当前我国应在税收政策上对国内外投资者一视同仁，仅给予外资国民待遇。
第二，保护民族产业，对外资控制与开放相结合。虽说目前国际投资准入有着明显的自由化趋势，但即便是投资准入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在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也会对外资进入进行限制和禁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既要顺应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趋势，允许外资进入，又要严格控制外资进入的规模和程度，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保护民族产业发展。
第三，区分不同情形，放宽审批程序。现今，世界上各国对外资进入设置的程序有申报制、审批制和申报与审批并行制。投资准入自由化程度高的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实行申报制。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较为严格的审批制，然而审批制对外资进入又会构成一定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借鉴外国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先进经验，采取分别申报制和审批制：仅对超过一定数额标准的大型投资实行审批制，而对外国中、小型投资实行申报制。但对涉及重点行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项目，无论其规模大小，均应实行严格的审批制。
3.2 参与制定区域性和多边投资规则
发达国家制定了现行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规范，而规则的制定者往往都是规则的受益者。面对这种情况，我国若想在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的浪潮下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应当努力成为区域性和多边投资条约的推动者、制定者，将自身立场和利益关切反映到条约的条款中去。目前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规则和WTO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工作就是我国拥有的两个将自身立场和利益反映到条约条款中的契机。
4 结 论
国际投资作为国际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形式，是资金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发展资源，然而过快的投资准入自由化进程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要用好投资准入自由化发展这把双刃剑，趋利避害，以期能在国际投资准入自由化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参考文献：
[1]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 of China： Progress and Reform Challenges[J].OECD Emerging Economie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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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慕亚平.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5]余劲松.TRIMs协议研究[J].法学评论，2001（2）.
外资经济含义范文5
在FDI对东道国产业内技术外溢效应的测度上，国内外学者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借鉴 Feder（1982）研究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把整个国民经济行业分成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两部分，通过构建一个能测度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影响的函数，来考察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分析问题的焦点集中，能够对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总体影响和影响程度进行明确的判断。这种方法的缺点是：(1)没有考虑内资部门研发对FDI技术外溢可能产生的影响，按照Cohen 和Levinthal的解释，R&D在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之外还能够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也就是说，内资部门研发可能会对技术外溢产生影响；(2)对外资部门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一种间接的考察，也就是仅对FDI对东道国产出影响进行考察，而未能对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直接度量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等进行直接的考察。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随机前沿函数和数据包络分析（DEA）将TFP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进步（非物化的技术进步），即R&D 导致生产函数所代表的生产前沿向产出增加方向上的移动，另一部分是技术效率（物化的技术进步），即在给定要素投入水平下，实际产出向生产前沿的移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通过对TFP的分解，能够深入考察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结构的影响,同时能够引入对内资部门的分析。但是这种方法目前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对物化的技术进步和非物化的技术进步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Solow(1957)的技术进步是指非物化的技术进步。但是Solow(1958)却将技术进步解释为物化的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归因于新资本的使用。Brown认为非物化的技术进步是一种趋势项，而物化的技术进步的原因是使用了新的资本。Denison认为物化的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中不重要，所以，技术进步应该理解为非物化的技术进步。为了解决物化的技术进步和非物化的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Jorgenhansen利用数据研究物化的技术进步和非物化的技术进步，认为不可能分解这两种技术进步。原因之二是投入品质量很难进行量化测度（Kennedy and Thirlway，1972）。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前种方法来测度外溢效应，在借鉴Feder（1982）模型的基础上，对外溢效应进行分解，以求进一步对影响FDI技术外溢的除外资资本积累因素外的其他可能因素进行分析和解释。
二、模型、方法和数据来源
假定技术是可分的，考虑下面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Y表示内资工业部门增加值，L和K分别表示内资工业部门劳动和资本投人，A表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下标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α为劳动产出弹性，β为资本产出弹性。为了纳入内资研发和外商投资企业外部性对内资部门的影响，我们扩展生产函数式(1)。假定A能被分解为四个部分：
我们选取的样本是中国制造业从1999年到2004年共6年的数据，总样本数为168。各个行业的投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1.纳入内资部门研发因素的回归结果
纳入内资部门研发因素，此时的计量模型为式（4）。通过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的比较，我们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内资部门研发因素R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2.剔除内资部门研发因素的回归结果及解释
剔除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的R后，我们重新对模型，也就是对式（5）进行回归，表1对回归结果进行了报告。
从Hausman检验的结果来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在剔除了内资部门研发因素之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我们发现，回归结果得到了很大改善，所有变量的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影响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内资企业的投入和FDI的技术外溢以及除FDI外的其他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例如行业增长和技术本身的发展等）；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竞争效应，而不是竞争效应外的其他效应，表现在回归结果上，代表竞争效应的变量C的参数估计值为正值，而代表其他效应的变量F的参数估计值为负值，并且前者的绝对值远远大于后者的绝对值。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1999-2004年，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总产出增长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制造业中，明显存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2）在FDI的外溢效应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竞争效应而不是其他效应；（3）投入因素仍是推动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内资企业研发对产出的影响很小。
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1）在现在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必须继续重视引进外资。江小涓（2006）认为，外资的重要性，不在于弥补国内投资的不足，而在于随着资金的流入,人力资本、技术开发与使用能力、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客户资源、管理能力等“一揽子要素”都会一同进入国内。随着这些要素的进入，由此带来的竞争效应以及其他外溢效应会推动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2）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也就是要着重于培育内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自主研发能力。（3）内资企业需要加强与外资企业的产业联系和改善员工待遇，以提高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的时候，要更多地考虑当地原有的产业布局，而中央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应更多地向消费倾斜，同时对数量扩张型的微利生产方式亦不宜再进行鼓励。
参考文献：
江小涓. 2006.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J］. 经济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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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经济含义范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WTO；经济组织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与我国经济运行及对策研究
收录日期：2012年10月19日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为此，研究和了解这一问题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出现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得到认可，但目前没有统一概念。综合各种文献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
二、经济全球化的载体
（一）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随着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使得加入到WTO组织的成员以统一的国际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从时间和空间上缩小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促使世界贸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它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二）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世界性的金融机构网络已经形成。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
由于科技全球化，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跨国公司巨头通过垄断技术标准的使用，控制了行业的发展，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
经济全球化的两个主要载体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或者说跨国公司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载体的推动者与担当者。
三、经济全球化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经济全球化对它们主要有以下两点影响：
第一，发达国家掌握了经济全球化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基础，世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科技力量和科技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正是利用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信息含量的高新技术产业，而将传统工业和一般技术成熟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第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器，是实现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载体。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性的联合、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发展其高度发达和高度集约型的经济，使其产品竞争力始终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四、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1、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协调国民经济发展。
2、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促进生产力发展。
3、节约社会劳动，增加生产总量，可以阻止利润下滑，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4、增收关税，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资本积累。
5、推动对外关系发展，是对外经济关系中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形式，是发展对外关系的纽带和手段。
6、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经济稳定。
7、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进口国内市场需要物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8、有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参与国际分工。
9、有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宏观调控和提高行政效率。
五、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和税收的影响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经济是税收之源，税收增减变化取决于经济的增减变动。我国加入WTO后，对外经济交往的诸多因素，如进口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引进外资等都将发生变化。
（一）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将与世贸组织130多个成员之间互相提供贸易优惠，逐步降低关税，拆除非关税壁垒。这不仅使得国外商品更易进入，中国的进口会增加，出口额也会增加。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短期内随着关税平均税率水平的大幅下降，既会影响关税收入，也会影响海关代征的“两税”（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同时，由于关税是海关代征“两税”计税价格的组成部分，组成计税价格的下降也会导致海关代征“两税”收入的减少。
（二）引进外资方面。加入WTO以后，世贸组织的运行规则同样适用于中国。由此可知，中国开放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外资的大量进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而经济发展水平又直接决定着税收来源的丰缺，毫无疑问，税源的扩大，必然会增加税收收入。
然而，外资的进入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影响国内总量平衡；（2）形成对国内资金新的替代作用；（3）加大债务风险；（4）影响民族工业的发展等。对此，中国应有及早准备，重新审视未来的引进外资政策，避免其过多的负作用。
（三）电信业方面。中国加入WT0以后，会面临着激烈的电信业竞争，这对我国电信业的发展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世界先进的通信技术，促进电信产品更新和优化产业结构；（2）弥补了我国电信产业建设资金的缺乏，可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新的融资渠道，满足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需求；（3）有利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我国电信市场的服务水平，改善电信消费的垄断局面，使消费者最终获益；（4）有利于税收收入的增长，特别是营业税在各税种中所占比重的扩大，而税收收入的增长，又有利于对我国电信业的扶持力度。
显然，对外开放也会给我国电信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主要有：（1）外资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逐步占领我国电信市场；（2）中国电信企业始终在顾客让利上不足，这个现实决定了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四）金融业方面。我国政府承诺加入WTO之后将取消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在华的诸多限制。这些举措显然对中国有好处，主要表现在：（1）外资银行的实力雄厚，金融技术先进，服务品种多样化，又具有明显的外向服务专长，国内企业可因此享受到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2）外资银行促进国内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竞争结果必然是银行服务水平的整体提高和服务价格的降低。
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由此带来的挑战：（1）外资银行资产优良、经营机制灵活将对我国银行提出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中小银行，由于其自身存在着许多诸如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局限性，使其生存受到巨大的冲击；（2）外资银行在不少领域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不但使内资金融机构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而且也减少了大量的税收收入；（3）目前国内银行除了在资产质量方面存在问题外，其经营管理水平也缺乏竞争力，比如管理水平低、技术落后、服务成本高等，这将在今后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暴露出来。
（五）农业方面。加入WTO对中国农业有着极为有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加入WTO后，中国可以享受40多年来GATT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并可取得大多数成员方的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2）可灵活运用WTO有关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使之免受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冲击；（3）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持遇，促进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加入WTO对于中国农业来说是一种历史性转折，中国农业部门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较大的挑战。目前，我国农产品供大于求，在农产品销售困难的情况下，大幅降低关税带来的国外农产品的大量进入，必然会对国内的农产品价格造成很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农民收入，而农民收入的减少，又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特产税的征收，使得税收收入进一步减少。
六、我国现行税制与WTO不适应的地方
（一）关税名义税率较高，而实际征收率较低。现阶段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在3.5%，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在13%～15%。我国的关税税率在发展中国家中高居第6位。虽然我国的关税税率如此之高，但实际征收水平却很低。1993年实际关税征收率为4.3%，至1994年实际关税征收率仅为3.3%，占名义关税水平的12%，1995年进一步降至2.7%，如此低的关税征收率不仅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名义关税率较高，而实际征收水平却较低，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这主要是因为普遍存在的种类繁多、覆盖面广的关税减免政策。而高名义关税和征管不严也对其起到促进作用。
（二）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假定其他条件都相同，对进出口产品均实行目的地原则，3种不同类型的增值税对进出口贸易之影响大相径庭：其一，不同税制对国内产品价格的影响不同，导致国内外产品比价（不含增值税）差别增大。其二，由于重复征税因素的影响，致使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税负轻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业，在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上会引起扭曲效应，致使高新技术产业受到更大的压力，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三）内外资企业存在两套不同的税制，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而言，内资企业优惠政策侧重于劳动就业、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而外资企业优惠政策侧重于吸引直接投资、鼓励出口、使用先进技术等方面，内资企业的优惠方式主要是直接减免税，而外资企业不仅有直接减免税，还有再投资退税等方式。这种内资和外资企业长期存在的税收差别局面，不利于平等竞争环境的形成。
（四）两种房产税并存，既有对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的房产税，也有对涉外企业和外籍人员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由于城市房地产税是20世纪五十年代开征的，仅适应当时的情况，属于老税新用，但不能适应目前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要求。两种税征税对象相同，计税依据却有差异。城市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为房产原值，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原值一次减除10%～30%后的余值；同时，对出租房屋的税率也不一样。这种内外资税负的差异，同样与国民待遇原则相违背。因此，必须统一房产税。
七、调整对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都将是一件有着深远意义的事。
（一）调整中应遵循的原则
1、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缔约国一方保证缔约对方的公民、企业（法人）和商船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企业（法人）和商船同等的持通。国民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石，是世界各国在经贸交往中必须遵循的国际惯例和准则。作为WTO成员国，理所当然应遵循该项原则的要求。
2、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原则。公平税负是当代经济发展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包括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两个方面。公平税负的两方面内容是紧密联系和配合作用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税收负担公平台理。公平税负也是各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税负不均、竞争条件不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
3、体现产业政策，优化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原则。对于那些能够对国内工业现代化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产业和其他需要鼓励和支持的产业，税负要从轻，税收优惠也可以多一些；对于国家需要限制的卜业则要较重征税。这样才能以税收政策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优化社会经济结构。
4、讲求效率原则。改革现行经济、税收制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讲求效率。当几个不同的方案都能实现某一既定的目标时。就要对这些方案进行选优，因为不同的方案其经济成本和时间长短是不同的，对于当局来讲，只有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有好的选择，也才能达到高效率。
（二）对策取向
1、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争创改革开放新优势。
2、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和保护新兴民族工业发展。
3、适应WTO运行机制的要求，对税制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4、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名义与实际征收关税问的差距。
5、尽快完善增值税。
6、消除内外税收差别，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7、改革农业税制，降低农民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8、培养WTO专门人才，掌握国际规则。
主要参考文献：
[1]汤光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J].1999年统计研究增刊.
[2]蓝文永.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低就业问题[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