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范文1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价值导向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207－02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不断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不断削弱，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许多大学经济与管理类学科讲坛的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是以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课程，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都必然打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烙印”。但许多大学普遍采用未经科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以基本肯定其核心理论的方式向学生作传授和宣传，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从而导致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的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理论倾向与政治信仰都显现出了冲突。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课堂教学中要正确处理好“述”与“评”的关系，讲求“述评并重”，既不能断章取义“为评而述”，也不能不求甚解“只述不评”。因为，只有“述”才能让学生学好西方经济学知识，唯有“评”才能使学生不至于失去立场，失去深刻认识问题本质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
（一）“述”什么
“述”不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所有观点。原因有三：一是时间不允许。历经两百多年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学科内容涵盖范围广，分析方法系统多样，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边界不断扩大，向相关学科领域伸展，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么多的内容，想通过课堂教学“短”时间内将所有的内容讲述给学生，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一种“舶来品”，它或明或暗地论证它所在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经济性。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与西方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所取舍地“述”。三是经济体制的不同。西方经济学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同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但也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这也要求我们课堂教学中的“述”不能原样照搬。
于是，“述”的内容就可以大体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1776）为研究起点，经过马歇尔（1890）、凯恩斯（1936）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形成了自己严谨、缜密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解释说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治理方法的理论体系和指导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只有教给学生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才能使学生把握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才有可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沿性经济学知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来解释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多综合分析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和国外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将新的知识点及时地传授给学生。三是“中国化”的西方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学问，它首先要能够解释经济现象，其次要能够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中国的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目的不是为西方社会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解决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向学生讲授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相一致的观点，甚至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植入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中，再给学生讲授。
（二）怎么“述”
一是加法与减法的合理运用。所谓“加法”，就是符合市场经济“共性”的理论与那些能合理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及出现的经济问题的观点要多讲。所谓“减法”，就是要分析和摈弃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包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的理论或结论，对于这些内容，要批判性地少讲或不讲。
二是案例教学中要以中国转型期案例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抽象性，学习起来难度比较大，因而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是活跃课堂，增强学生感性认识，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但从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看，教材内容往往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既需要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去填补，也需要学生在积极参与下通过思考去填补，在案例教学多选取中国转型期的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种作用。
三是前沿理论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探究。西方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仍然是围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展开的，离不开微观经济学分析的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等等主题。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供给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以及国民收入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等，都贴近现实生活，无一不是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过程其实就是前沿问题不断产生的过程，因此，在向学生讲述前沿性理论时，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
（三）要达到什么效果
“述”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形成西方经济学的感性认知与思维方法。让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其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培养和增强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的能力。这与一些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评”
（一）“评”什么
从整个理论体系来讲，西方经济学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与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格格不入，但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内容也可以适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因此“评”的过程中既要“批判”也要“借鉴”，避免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片面性。
依据这一原则，“评”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背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理论假设、价值取向和分析工具等方面的差异就变得不可避免。所以有些时候，要“评”出这种不同的背景，解释为什么有些理论在西方有效但不适合于中国。二是“评”观点。西方经济学不是真理，有些观点也存在偏颇与缺陷，有些观点是经验推理的结果……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加以评说，以免学生在学习这些理论时产生思想混乱。三是“评”立场。西方经济学主流派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评”出这种不同的立场，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相关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价值及其可能局限。
（二）怎么“评”
一是引经据典“评”。这里所说的“经”与“典”，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也包括西方经济学家的。通过对这些经济学家“经”与“典”的引用，往往使学生印象深刻，同时也起到了对比分析的作用，便于学生理解。
二是事实说话“评”。有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很难通过简单的语言将其中的谬误描述出来，或者描述出来了也让学生无法理解，这时候有必要引用某些事实案例来加以说明。比如在某种理论支撑下，导致西方社会（或某个国家）出现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一种理论在西方表现良好，被引入中国后又导致了什么不利现象等等。如此“评”，往往事半功倍。
三是启发学生“评”。有时候，老师“评”远不如学生自己“评”有效果。这时候，有必要通过启发让学生自己根据生活实践找到西方经济学某些观点或理论存在的问题，这既能使学生有了“成就感”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同时也达到了“评”的目的。
（三）要达到什么效果
“评”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感性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有个理性的升华。使学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知识时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在一些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要求中是没有的。
四、“述”“评”结合下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
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与“评”虽然含义与目的不一样，但不是分开进行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只是其结合也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要求把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地融进“述”的过程中，不要为“评”而“评”，“述”和“评”都要根据原意，不要歪曲原意，不用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式教学来替代“评”，如果“述”一观点就批判一次，介绍一章就批判一段，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评”的价值。
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评”结合关键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营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为教学目的的课堂环境，从而推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方法来开拓西方经济学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新境界。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能否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否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熊毅.现代经济学教学的特殊性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3）.
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范文2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
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2-0019-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2.04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国际贸易需求锐减、资本流入减少以及金融和商品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的冲击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一事态的发展几乎完全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掀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浪潮。目前来看，这场仍在持续而且其影响也还有待评估的运动有可能是西方经济学创新的重要契机。同时，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反思的深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带来诸多启发。
一、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本脉络
对于当前西方经济学反思的主要脉络，陈平（2009）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评述[1]，以下将首先对反思和争论的基本脉络进行回顾。2008年11月，英国女王曾向伦敦学院的经济学家提出为什么没有人觉察到危机的发生。针对英国女王的问题，2009年7月英国皇家学院给英国女王的正式回复承认没能预测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经济学界不了解系统风险，二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市场存在过度乐观的心理。英国皇家学院的回复事实上肯定了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体系，认为问题只在于其发展还不够完善，从而没有实现对危机的预测。2009年8月，Hodgson等10名英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给英女王的信中则持于英国皇家学院不同的观点，该回复认为危机的发生与主流经济学滥用与现实无关的数学模型有关，从而要求改革经济学的教育体系。
2009年7月以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ugman和Lucas相继加入使得争论进一步升级。2009年7月，Krugman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中宣称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害的。”[2]这一观点是对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厉批评。8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Lucas同样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则对此前该杂志刊登的一组评述予以回击，并对新古典学派进行了辩护，其辩护集中在两点[3]：一是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设。他认为与批评有效市场假设不切实际的意见相反，有效市场假设是经受了实际金融市场考验的理论。按照有效市场假设，如果有人可以预测到危机，那么只会使危机提前到来，而且试图避免危机和危机带来的衰退的政策是无效的。二是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能力。他认为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有条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是错误的。2009年9月，Krugman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长篇文章系统的对美国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其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主流经济学对数理模型的过分推崇、对市场缺陷的忽视以及对市场主体理性的假设等[4]。随后，Cochrane（2009）则直指Krugman的观点已经脱离了经济学学术讨论的范畴。陈平（2009）则对Krugman的观点表示赞同，并且进一步指出“制造均衡幻想的数学模型，不仅是脱离现实的，而且本身就是错误的模型。”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其理论与现实是否脱节、是否过度使用了数学模型以及理性假设是否有效等问题上，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内的讨论。尽管像Krugman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观点非常尖锐，但总归摆脱不了上述框架的束缚，因此总是有隔靴搔痒的之嫌，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笔者以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失在于其错误的整体论或者说是“伪整体论”。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伪整体论”批判
根据段伟文和徐兰（2009）的介绍，“整体论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箴言……但整体论一词直到1926年才由斯马茨（J.C.Smuts） 在《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提出。”在理论研究中，通常比较注重作为方法论的整体论，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寻求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对科学研究有着最为突出的意义。从方法论而言，整体论与还原论相对。在区分整体论和还原论时，段伟文还认为，“方法论的整体论主张，对于某个复杂系统的最佳理解应该致力于寻求在整体层面决定系统行为的原则，而不应停留结构层面或只关注组成部分的行为。……还原论者对既有的还原论的研究路径充满信心，而不加反思地认为，整个世界在存在论层面是一个等级化的有序世界，可以用分析还原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认识，进而构建起日益完善的金字塔式的知识体系。”[6]
尽管还原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同时也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对构成性的实体的探究并不能替代对世界复杂过程的理解，对部分与层次的理解也不可完全拼接为对整体性的把握，强还原论则不仅没有改变这些事实，反而促使人们为克服其必然困境而寻求旨在理解整体性的整体论的认识论。”[7]因此，方法论上从还原论向整体论的转向成为科学向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领域发展的一种必要。不过，方法论上的整体论与还原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对这一点，刘劲杨（2007）认为，科学研究中的整体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局域性，某个整体必然是更大整体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因此，他主张“整体论方法对还原论方法的超越不是抛弃与决裂，而是扬弃与综合。”[8]正因为如此，赵光武（2003）指出，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演化过程[9]。由此可见，从方法论上将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对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与自然科学类似，整体论方法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美国学者D.C.菲立普在其经典著作《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思想》（1988）中对整体论在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D.C.菲立普将社会科学中的整体论原则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采纳了有机论中的五个论点;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一个整体，甚至在人们对其进行研究之后也不能依据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来解释这个整体;第三种类型的整体论认为，使用与整体及其功能相关的术语是必要的。其中，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所采用的有机论的五个论点分别是：（1）那种以生物化学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在应用于某些情况时证明是不适用的，例如生物机体、社会、甚至整个现实世界;（2）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3）整体规定着它的各个部分的性质;（4）如果认为部分是与整体相分离的，那么部分也就无从理解;（5）各部分是呈动态地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他的划分方法常常用来判定一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是否是整体论。通常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的整体论，其中尤以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最为常用，而还原论则从方法上不承认整体论的全部或者部分观点。
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经济系统由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经济主体与资源和产品的关系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而结成。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既有个体的行为和利益需要关注，也有整体的特点和全局利益需要把握，整体论与还原论在经济学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相分离的现象非常突出。一般而言，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体行为，如个人消费决策、厂商生产决策、市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等;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行为，如物价、失业、增长和国际收支等现象。宏观与微观结合不够，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又没有完备的宏观支持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重要问题。一个经济系统却是用两套联系并不紧密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使得“整体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整体问题的理论与现实脱节严重。比如，即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分析工具之一的一般均衡分析也与其应该承载的整体论要求相去甚远。一般均衡分析认为，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各个市场形成紧密的联系，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消费和厂商赖以做出经济决策的主要信息。这样的分析框架是与第一种类型的整体论相吻合的。但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由于设立了各种假定（如信息完全、完全竞争假设等），实际上得到的结论与实际经济体系的运行结果相去甚远。尽管像Lucas（2009）所辩论的那样，这些分析在假设条件下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其与现实相脱节的程度实际上使得其分析没有多少价值，其整体论的名头也只是名存实亡而已。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可以还有发展和完善空间来继续进行辩护，并且描摹出一个巨大的能够容纳所有经济信息的数学结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体论缺失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笔者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整体论上最致命的缺失还在于它从根本上对个体主义的体认和对集体主义的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皇家学院（2009）所检讨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系统风险还只是表象，其实质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从体系上对整体论的容纳就是虚假的，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方法论上是“伪整体论”的，是为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实践服务的。简单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根本作用在于回答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西方式的民主架构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石。西方国家是典型的投票社会，投票社会的治理由个体的分散决策来决定。即便是经济生活，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种与投票机制相类似的机制。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和厂商通过分散决策来共同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而国家被宪法赋予或多或少的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种权力要么只是事务性的，要么仍然受制于投票机制。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市场产生的结果，而不论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以Lucas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甚至宣扬政策无效论，认为政府的干预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根本上否认了政府干预市场结果的必要性。此次危机中，美国金融市场崩塌不能不说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影响有关。在这里，方法论上的整体论除了表现为被动的接受市场结果外，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比如，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的帕累托最优，其实质也只是对个体利益的严格保护，而不是真正整体论意义上的社会最优。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不了解系统风险和整体利益，而是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其并不关心整体问题，从而产生了只知个体诉求，不知整体诉求的经济学怪胎。在这样的经济学体系中，其整体论是虚置的，是“伪整体论”。
然而，缺失了整体论的经济学体系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需求。为此，对经济学的创新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经济学的创新分为改良和变革两种趋向。改良方面，因果关系整体论是其中之一。陈荣虎和盛昭瀚（2006）认为因果关系整体论在完全肯定和否定当代经济学的两种方法论之间作了折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1]。变革的方面，创新经济学应该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李涛、王敏锋和李敏（2007）认为，创新经济学在其很短的发展时间里已经发展出互动学习理论、进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深刻体现整体论的理论体系，并且积极使用系统方法[12]。创新经济学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引领西方经济学体系变革的重要范式。对于我国来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伪整体论”的批判对我们增强对整体论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学者较早的就开始了对马克思整体论思想的分析。蒂莫西・希尔（1989）发现“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整体论者的人们要特别注意，或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方法论，由此得出马克思是整体论者的印象;而那些把马克思看作是个体论者的人们特别要注意、或认真对待有关本体论的（相当有限的）著述，由此视马克思为个体论者。”经过细致的讨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方法论上的整体论者，但在本体论却是个体论者[13]。由此可见，蒂莫西・希尔的研究明确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该结论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征的主要结论。
罗锦芬（2001）进一步指出，整体论方法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的重要方法，而且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中的整体论方法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并且以《资本论》为典型。她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方法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马克思首先确立了整体研究一定的社会形态的方法 ，即前面分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一定的意识形态之间静态、动态结构。第二，马克思在整体性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时，找到了整体分析的钥匙――商品关系结构。从而为研究‘该社会的客观形式及跟这些客观形式相适应的主观形式’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14]考虑到《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载体，不难看出，罗锦芬上述研究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整体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也将其整体论作为重要特征加以继承。比如，程恩富（2008）认为，应该“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教育干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而在他的设想里，新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应该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15]。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整体论特征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优势。集体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种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探讨整体问题时有着非常便利的理论框架。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只能获得生存工资，而资本家则可以获得大量剩余价值，长此以往造成工人的有限需求与企业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反复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此前，在近二十年来未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开始对经济学的作用报以非常乐观的态度。2003年，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Lucas宣称“阻止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16]。2004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联储前主席Bernanke（2004）将二十年来美国经济出现的“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归功于经济政策的改善[17]。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尚未消退之时，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暴露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决整体问题的失败的同时，再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简单回顾现有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确实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整体论错误，并且深刻的表明现有西方经济学伪整体论的错误指导下，全球和各国经济还将继续被误导，从而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的简单评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论特征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优越性，并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必须承认，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与西方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紧密联系的一种理论体系，有着严重的“伪整体论”缺陷。正是这种缺陷造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正是这种缺陷带来了此次大萧条以来规模的最大的全球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两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第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反思提醒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警惕西方经济学的“伪整体论”缺失，抵制对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不加区别加以应用的危险倾向。第二，应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心。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论特征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整体论的经济学理论典范，是值得信赖的经济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且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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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范文4
[关键词]地方高校；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材
[中图分类号]H3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0-0147-02
作者简介：李舟（1979-），女，贵州赫章人，广西工学院财政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产业升级与贸易发展。
一、引言
教材是进行教学活动的基本工具，是体现高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保证。因此，教材在高校教学中具有明确教学内容、引导教学方向、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高校教师必须研究新趋势、探寻新思路、凸显新特色，以推动地方高校的教材建设工作，促进高校教学教育质量进一步提升。
二、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本土化的必要性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其基本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是对西方市场经济运行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演绎。它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和重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体系，用以解释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行为和各类经济现象。因此，西方经济学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现实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然而，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者对本土经济问题的不断思考、研究和总结，并最终形成的理论流派。因此，任课教师希望通过讲授“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从而体现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理念，就会导致其在教学中忽略与我国经济实践结合，出现理论教学脱离实践分析的情况，使得学生容易产生“学非所用”的错觉，影响学生对经济学核心原理和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把握。由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要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经济学教学必须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体、洋为用”为原则，既能解释市场经济的通性问题，又要探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性问题，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语言来诠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将之融入教科书和教学过程中，才能达到经济学“为我所用”的教学目的，即经济学的教学本土化。
作为高校教学水平和教改成果的重要载体，西方经济学教材必须从内容编排、文字撰写、案例筛选和教学资源充实上力争突出本土化教学原则，坚持教材建设与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一致，编写出适合地方院校本科教学需要的本土化教材，以提高学生理解及运用经济学原理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素养，使教材建设成为体现地方院校教学风格、教学水平和教学成果的特色之选。
三、地方高校推进西方经济学教材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一）组织资深教师，编写适合地方本科院校的本土化教材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出版的冠以“西方经济学”名称的教材已多达数百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版引进教材或翻译教材，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这类教材知识量大、内容系统、更新较快，但由于教材内容过于庞杂，理论和案例与中国实际存在差距、价格较高等原因，并不适应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学需要；另一类是国内高校的自编教材，如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等，这类教材往往存在学术观点突出、倚重理论分析、应用性较弱等问题，极易使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背离。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应当结合自身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自行编写适用的本土化教材。教材既可以组织本校教学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富于实践精神足的教师联合编写，也可以组织同类院校的资深教师合作编写。对于编写内容的选择，应遵循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典型案例相结合的原则，尤其应当增加实践应用型内容的设计，以着重培养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能力为目标，使学生掌握“必需、够用”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同时，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动态发展的学科，还应当将经济学的前沿信息适时融入教材中，使所编教材能够及时跟进学科的发展趋势，引导学生关注新思维、新视野以及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持续学习能力。
（二）整理中国案例，增强本土化教材的中国特色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特点是内容多而略显松散、侧重数理分析、体系庞杂和概念抽象，有着复杂的理论体系。因此，受其影响在国内教材编写中常常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情况，导致学生在学习时常常感到枯燥、无趣，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如何采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案例，提高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力将成为地方院校本土化教材建设的关键。为此，教材撰写者必须长时间、多渠道地收集和整理本土案例资源，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途径筛选有用信息，应尽量选择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然，案例的搜集和整理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注重日常累积，应不断参考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丰富资料，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日积月累，才能形成丰富、充实、多样的案例库，使本土化教材真正做到案例辅助理论、理论贯穿案例的互相辉映。换句话说，通过教材中的案例分析，让学生站在客观角度来探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从中寻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规律，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有效训练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以致用能力。因此，地方院校的本土化教材可以尝试以中国案例为导向的编写风格，以案例说明问题、由案例演绎理论，形成区别于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国外引进教材的中国特色。
（三）整合教学资源，推进本土化教材的立体化
立体化教材，又被称为“多元化教材”，是指除了具有传统纸介教材之外，还包括与教学内容配套的音像制品、电子资料和网络出版物等的一个整体教学、学习解决方案。立体化教材之所以得以广泛推广，主要在于立体化教材体系的构建，改变了纸介教材的单一文字表现方式，通过多媒介、多形态、多用途的教学资源整合，形成声、光、影、图、文的立体展现，实现对学生感官的全方位刺激，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满足学生灵活、多元的学习需求。可以说，将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教材推向立体化，通过教师精讲课程内容，学生研读辅助资料的方式，使教师有时间、有精力提升自我的教学能力，也使学生有空间、有渠道拓展自身的知识视野，由“教师要教”变为“学生要学”，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
当然，实现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材立体化，必须善于挖掘和集聚地方高校的各种教学资源，树立“促教和促学”互融互补的现代教育理念，协调立体化教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指导立体化教材的建设；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发立体化教材，可以立项方式敦促教师勇于探究、勤于钻研，带动立体化教材的开发；强化教师的团队建设，培养一批具备网络教学能力和扎实计算机功底的教师，以优秀师资力量的聚集作为立体化教材建设的重要保证。
（四）转变语言风格，探寻本土化教材的自学导向
教材的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难易性。以往，国内西方经济学的任课教师习惯于“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形式，偏重对概念与理论知识的讲解而脱离实际应用，使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成为纯粹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这一教学习惯也导致国内不少西方经济学教材出现“以教师为主体”的编写风格，文字生硬、理论抽象、描述冗长，常被学生戏称为“严谨过度，趣味不足”的学究型教材。因此，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材可在原有叙述与说明为主的单一阐述方式的基础上，补充多种陈述方式，并进行科学设计以达到多种阐述方式的合理搭配。比如，可以通过类比培养创新性思维，通过比较与分类培养组织思维，通过引入正例与反例的方式培养辩证思维。而且教材的文字应简要易懂，语言可诙谐生动，图形须清晰易辨，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便于学生阅读、理解与记忆，真正体现学生主体观教育理念的写作风格，将教材建设成为引导学生探索求知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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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范文5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整体性；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振兴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52-05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近些年来，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繁荣，政治经济学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去经济学化”，即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专业志向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本文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利影响，强调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促进研究进程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推广，重振政治经济学将是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现状和表现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日渐浓厚的哲学色彩，研究成果更加靠近哲学学科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哲学家就一直处于多数席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创始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都是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当时除了萨特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为一名作家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有的幸存者……都成为专业的哲学家”。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高等院校之后，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大多是哲学。如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德拉·沃尔佩，曾经以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发起了一场范围较广的哲学论战。由梅洛·庞蒂（1955）、佩里·安德森（1976）和马丁·杰伊（1984）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罗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中，专业哲学家无一例外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较少涉足经济学领域”，甚至“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于多数研究者的专业哲学家身份，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语言特点以及叙述方式等方面不断靠近哲学学科。翻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极易让人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相等同的错觉。
第二，除了哲学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从4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逐步转向文化批判领域。二战后，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忽视经济学和政治学。除了文化领域的繁荣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陆续落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得到了保留。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生态环境、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全球化以及新帝国主义等社会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关注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如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卡多索等人，主要以社会学为导向研究不发达问题。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的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一书的作者马丁·杰伊，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概念，试图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历史平衡表”。他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历史学家的思考是“非完成的、不确定的和解释性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正在行进的过程”，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动之中。美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对“阶级斗争和现代性的兴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史学研究。”作为一位非常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的著述颇丰，其中很多观点和主张都引起学术界的热议。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现象值得警惕。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倾向表示困惑，认为它“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的轨道。”。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仍在持续，而且相比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进展，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去经济学化”，认真反思个中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分析
第一，20世纪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是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以脱离社会现实、忽视政治经济学、注重哲学等学科为突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受到挫败后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逐渐巩固的同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一些人的失望情绪剧增，“很少有人再相信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将领导全球革命”，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转而试图去解释世界。他们“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开始退回到书斋，变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和“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而且颠倒了马克思由哲学转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代之以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
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也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逃避现实问题而不得不转向纯学术的探讨。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地，法兰克福研究所出于躲避纳粹的考虑曾出走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报复和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捐助，该研究所开始研究哲学、美学和艺术等非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返回德国后，由于其重要成员纷纷被许以高薪或委以高位，他们的理论研究就更加失去现实批判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的纯粹理论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它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派别，他们享有终身教授职位，报酬优厚，不受市场的荼毒，受到学术机构的尊敬，但却对无产阶级日益蔑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趋于沉寂。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异类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与马克思有关的课程被清除出课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被送入牢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纷纷被解除教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再一次受到了强烈压制。
第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以及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是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少创新的重要因素
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赋予自身的一个特殊历史使命就是对后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禁止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者持有不同意见，“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谓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以冷落政治经济学为代价。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原因，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的异端，而对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视而不见，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20世纪50-60年代，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些痼疾不断显现，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后果也被世人诟病，“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再一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的西方学者直接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因为“根据苏联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原创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来评判，苏联实验应该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失败。”有学者认为不仅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而且包括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在内的一些“实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不可宽恕的后果”，因此，“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胜枚举，这足以让任何试图在21世纪追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止步不前。”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处于低潮，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无法实现突破与创新。
第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以追求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有效性为导向，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化趋向明显，理论研究的短期行为限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去经济学化”，并非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将经济学研究拒之门外，或者该领域的研究彻底中断。事实上，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巴兰为代表的“垄断停滞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和以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论”等学说，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世界贫富分化的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再如，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累作为研究重心，并且以制度为背景分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共性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即他们都以现实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研究的宗旨和目标。笔者认为，与社会现实高度契合的理论研究值得提倡，但是一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单纯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必将导致两种可能：一方面，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把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研究活动渐趋功利，研究成果也将由于缺少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而无法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短期看与现实关联度有所欠缺的、重大的基础性经济理论受到冷落，甚至被以过时、无用等为借口彻底放弃。其最终的结果是：因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实用性、有效性为原则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支撑，研究进程将无法深入，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也将流于肤浅。最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是一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危机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现有的成果表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局限于经济危机的现象层面，研究的目标直指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和治理措施等当下难题，缺少从更深层次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和传导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尚不能与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相提并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负面效应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受到破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受到制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国外有些学者从代表更多人立场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国内学者大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宗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谋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笔者依据国内学者关于整体性内涵的第一种理解，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整体性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学说共同构成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这些组成部分理应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均衡、共同繁荣的平等关系共存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背道而驰。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局限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而表现出来的“去经济学化”倾向，一方面，导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枯燥的文字、晦涩的语言、似是而非的表述、模棱两可的观点见长，已经沦落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小众游戏，“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实现普及和让更多的人了解，面临着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宿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只能用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法来阐述”，而这又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解甚至反感情绪，从而为反对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错误论”、“放弃论”等主张提供口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内部的这种自我瓦解行为，不仅导致理论自身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更进一步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生断裂。不同观点和学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困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向更广范围的传播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改造马克思的一些名词术语和基本原理，而完全忽略或损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试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对马克思的剥削范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剥削被泛化为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不平等状态，马克思着重强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这一本质特征不复存在。根据罗默的术语改造，剥削现象也将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遭受致命打击。在改造《资本论》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学说，如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消费不足或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结论。
西方学者改造《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及基本原理的尝试，实质上陷入了文字游戏的怪圈。经过这些学者的改造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演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名词术语，或者若干空洞无物极富辩护性的理论口号，完全没有顾及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经济学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再加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动态分析与均衡分析等多元方法论的对立与冲突，影响了不同观点的沟通和交流。这一切直接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都无法建立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观点明确、结论一致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恰恰是经济学持久魅力的重要源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研究现状，既无法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又不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占得应有的席位，并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范文6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观点来自何明著：《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及数学化——关于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