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公积金政策范文1
审计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我市及各区县政府、相关开发区管委会能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头等大事，克服财力紧张等困难，采取多种积极措施，拓宽筹集资金渠道，增加财政投入，扩大社会保障工作的覆盖面，不断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市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在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审计，也发现以下几个方面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区县和部门对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不到位，个别险种存在应保未保和一些企业少缴漏缴社会保障资金问题；二是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审核管理不严，动态监督不到位，存在部分群体重复参保、重复享受待遇问题；三是部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不规范，存在违规使用、滞留和未及时上缴社保资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新农合等部分社会保障资金或配套资金未足额到位问题；四是社会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不健全，信息化程度低，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不高；五是社会保障资金理财方式单一，基金保值增值措施不力等。
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社会保障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领导坚强的组织领导是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一是要健全我市各级政府及开发区社会保障工作领导机构，加强对市、区县、开发区社会保障工作的领导和协调，统筹安排部署、督促检查社会保障工作，协调和理顺人社、财政、民政、卫生等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各经办机构之间的关系。二是要明确市、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政府各主管部门、乡镇（街办）以及各相关单位在社会保障管理方面的工作职责和分工，科学合理划分责任。三是要把社会保障工作纳入市、区县政府对各相关部门单位的综合考评范围，严格考核。四是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由于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社会影响，或挤占挪用、违规办理、虚报冒领、套取骗取社会保障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二、努力提高社会保障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是规范和深化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一是健全完善全市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共享机制和办法，消除政府管理中的信息孤岛。人社、财政、民政、卫生、残联等社保主管部门和审计机关要充分利用工信、公安、房管、工商、地税、公积金、国土等部门掌握的相关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信息，做好审核、管理和监督工作。公安、房管、工商、地税、公积金管理等部门要积极、无偿的向社保主管部门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信息，确保我市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政府部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市级社保主管部门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业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以公民身份证号为标志的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信息平台和业务信息处理系统，构建上下贯通、左右互联、信息共享的社会保障信息化管理体系。三是财政部门要加大对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保障社保信息化建设必需的资金。四是市级社保主管部门要积极利用公安、工商、房管等部门的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信息，建立社会保障信息比对联查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堵塞管理漏洞，防范社会风险。
三、切实加强社会保障业务管理各级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以及人社、财政、民政、卫生等部门，要切实加强社会保障业务的管理。一是要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专户的监督管理，落实有关资金审批监管制度，切实保障社会保障资金安全。二是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落实社会保障资金的优惠利率政策，积极探索稳妥安全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模式，拓宽社会保障资金保值增值的合法安全理财渠道，实现社会保障资金保值增值。三是要充分利用公安部门管理的户籍、车辆、人口变动信息，工商部门管理的企业注册登记信息，房产部门管理的房产权属登记信息，公积金主管部门管理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税务部门管理的征缴个税信息等信息资料，进行比对审核与动态管理，及时解决社会保障待遇在申报、审批、发放、领取环节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业务管理。四是要加大社会保障政务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做到“阳光社保”。五是要积极实行规范完整的社会保障资金预算，确保各级财政社会保障项目资金和配套资金及时到位。
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业务和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监督机制各级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要积极构建统筹兼顾、分工负责、分层实施、相互促进的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发挥综合监督作用。
社保公积金政策范文2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 住房保障 运行管理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住房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上海市借鉴新加坡利用公积金制度来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开始的，此后，这项金融创新制度逐步成为保障全国人民住房的重要制度。自1999年《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惠及了广大城镇职工，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之一。
一 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制度缺陷
1、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法律地位界定模糊
现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10条、第11条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直属人民政府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表明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法律地位是事业单位，既然是事业单位，政府却没有相应的财政预算，完全靠自身的经营收益；其预算既要列入政府的事业单位经费预算，又要经过地方财政、建设部门的审批；既确定为事业单位又给与了相当的执法权力；既属于政府机构又要在职能上给予贷款等金融性审批和管理定位，既不以盈利为目的，在实际工作中公积金管理中心普遍又具有营利能力，而且制度中还明确了其经费全部从盈利中来。【1】这种相悖的规定让住房公积金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混乱状况，这也是一个制度不完善不成熟的表现所在。
2、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决策机制
中国各中心城市都设有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它是各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咨询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由此造成了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色彩浓厚。由于全国各地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分离，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局面很有难度，这造成了一些地方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很多是具有实权的市房改办、财政局、建委的隶属机构，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很难在公积金上没有行政化的意图，出现住房公积金作为"准政府资金"的现象。
3、住房公积金的强制属性与管理中心的行政权力
《管理条例》第37、38条明确规定了单位不为职工开设账户和不缴少交行为的法律责任，其中，它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责令限期缴纳和责令罚款的行政处罚权力。这两条规定是住房公积金的强制性体现，这项有助于增加我国职工住房保障能力的同时，由于该项规定相当具有原则性和框架性，在实践操作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一是规定了管理中心有对违规单位的处罚权力，却没有对被处罚单位的整改、缴纳罚款的期限以及滞纳金作出详细的规定；二是没有住房公积金权利人骗贷、骗提、挪用或者侵占职工公积金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三是为真正实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强制权力，其法律地位也经常会让其行使行政权力时感到尴尬；四没有详细规定管理中心的执法检查权、调取材料权，也让住房公积金的缴交存在寻租的空间。
二、 国外保障性住房的法律制度及经验借鉴
1、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制度与住房公积金制度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大多数人的居住条件恶劣，人口过于密集，且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房。为此，新加坡成立了建房发展局，作为唯一法定的政府住房机构。建房发展局推出组屋计划，提供符合人们购买力的公共组屋，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采取灵活的政策保证公共组屋有效改善新加坡人的住房条件。
在新加坡组屋的产权上，其政策要求屋主拥有及实际居住组屋至少达五年，才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但政府要抽取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费，此后组屋可不再受限制，屋主获得了实际的完全产权。如果屋主居住不满五年，想要出售组屋，则只能卖给政府，政府原价收回，且不收租金，这是公共组屋制度中的产权约束。【2】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是以《住房公积金法令》为框架建立起来的，也是作为新加坡政府住房保障制度的一项长期举措来抓，主要方式是强制储蓄、限制使用，确保人们基本住房要求的实现。其管理和运营机构中央公积金局，中央公积金制度独立于财政之外，是一个单独核算的自负盈亏的半金融相知的专门机构。大多数国家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政策是强制性的，新加坡也不例外。公积金局在对大量资金的投资使用上，对风险性投资进行了限制，公积金局对大量公积金的使用上采取的是向政府融资，新加坡公积金局用公积金存款余额购买大量的政府债券，持有大量的政府有价证券，政府也以行政手段对公积金余额进行筹资，实现了公积金增值和公积金有效利用的双赢。
2、美国公共住房的补贴模式
美国的住房保障政策与新加坡、香港不同，主要采取租金补贴的方式进行，即政府直接补贴资金给住房需求方，对公共住房的建设很少干预。常见的住房保障模式有补贴和租金券。第一种是补贴：（1）政府直接投资，这是公共住房最简单、最早期的开发模式，但这种模式需要资金量大，资金周转速度慢，。（2）优惠贷款，银行对符合条件的开发企业予以政策上、资金上的支持，降低了企业的开发成本。（3）政府担保，在美国的一些州和地区专门推出了自己的抵押贷款担保项目等优惠政策，这些项目的资金有州政府来提供，保障住房建设的进行。（4）税收优惠。在有利于美国住房保障的住房建设的项目上，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第二种是租金券补贴，它是指针对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相应的租金券，租金券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项目的租金券，一种是基于租户的租金券。前者是用于对建筑商开发相关项目的资助，后者是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这两者也共同促进了美国房产业的发展。
3、德国的住房储蓄制度
住房储蓄银行是德国住房融资体系的核心，住房储蓄银行是法律规定的住房储蓄的专业银行，其他银行不能经营此类储蓄业务。德国住房储蓄体系是一套将住房储蓄存贷相结合的内部封闭的长期住房储蓄和融资体系。【3】正是这种针对私人住房储蓄进行融资的特殊机构，其封闭性决定了住房储蓄的目的专门为让个人住房融资设立的，并且也大大降低了其在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风险。在这项金融体系中，只有参加了住房储蓄的人，才能在买房、建房、房屋改造和维修中获得较低贷款利率的贷款，正是这项储蓄体制的建立，才使得居民积极参与到此项体制中来，实现住房融资的的互、自以及政府的政策照顾、资金资助。
德国的公共住房金融机构，除了住房储蓄银行，还有抵押银行、建筑协会、住房信贷协会、住房互助储金信贷社等，本文主要介绍下抵押银行，抵押银行和住房储蓄银行在抵押银行资金和客户竞争方面都是竞争者，在住房金融体系中，抵押银行和储蓄银行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共同促进了两者的发展。
三、国外住房保障制度的对我国住房融资制度的启示
1、住房制度要针对社会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强化公积金制度的住房保障能力，制定多层次的相关住房保障体系。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文件，但实施手段较为单一、一刀切，全国按一个相同的缴纳比率来进行。我国国发（1998）23号文与（2007）24号文都是明确以中低收入家庭为重点保障对象，扩大廉租房的保障范围。在这点上，新加坡给我国住房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针对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财力有限，面对中国中低收入家庭众多，需要保障的人群复杂，所以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制度适合国内现状。
2、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确保公共住房制度的实施。目前，我国还缺乏相关的住房保障法律法规，应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住房保障法规，制定好住房保障的保障范围、保障标准、保障人群，以及设立专门的保障机构，统一规范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配、管理行为。目前，应加快建立解决廉租房制度和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制度，加紧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销售价格、租金标准等，确保可操作性，确保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制度条件。
3、政府对住房融资的保障
住房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价值量大、使用期长，因此，住房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而政府作为一国经济宏观调控者，担负着保障人们居住权的主体，应该作为人民住房的保障主体。无论是新加坡、德国、日本、美国，政府都把住房保障提高到较高的政策高度，政府在这些住房保障机构的身后，都为自己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提供强有力的政策、资金支持，并且认为解决好人们的住房问题，对人民的生活起到刚更好的保障作用，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发展。
四、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法律完善的几点建议
1、明确住房公积金的机构在法律上的定位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法律定位只有现行《条例》中第10条、第11条粗略的规定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这样的法律定位给实际操作中带来了很多不便。我们要重新确立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法律定位，弱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行政化管理，建立国家住房公积金总局，为其建立事业编制。初始资本金应当有原来各地公积金局融资和政府补贴相结合。住房公积金总局级别位于各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之上，负责制定全国范围内公积金的相关政策及规划；制定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屋补贴标准；规划新的公积金流动规制，打破地域界限；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金，逐步消除全国范围内的资金运用不平衡现象。各地住房管理中心执行公积金总局的政策，负责各地公积金的保值增值、账户管理等相关政策。
2、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决策管理法律制度
针对《条例》第八条我国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委会委员产生机制，管委会人员由人民政府负责人和财政、建设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组成，我们根据公积金局和各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职能，调整为"由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人员组成"，在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决策机制上，明确管委会人员的职责，明确管委会人员的法律责任，对决策失误或者错误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真正做到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管委会由专业人员组成，设立管委会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行使日常事务工作，可以设定常务会议周期为3个月或者6个月。对于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追究管委会主要成员的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给予行政处分。
3、加强公积金管理的行政执法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我国住房金融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有效实现需要行政强制权力的保障。加强公积金的管理，重要的保障就是行政强制的明确规定，针对在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规范相应行政权力运作，详化行政强制规定，明确权力运用和责任分配，建立具体的执法保障配套规定。对于此，一是应当尽快起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处罚细则》。【4】现行《条例》对行政强制权力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粗略性的规定，尽管赋予管理机构行政执法的权力，但不能作为执法的直接依据。新的处罚条例要结合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相结合，细化公积金管理中的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操作义务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结语：住房公积金运行管理制度的法律完善
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形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主义新局面，也同时说明了房屋保障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住房制度的重要支柱，住房制度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在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用途，深化公积金运行管理体制机制，确保公积金的保值增值，同时，有必要借鉴相关国家优秀的法律制度，完善我国公积金制度的运行管理。
参考文献：
【1】万曾炜，《住房公积金制度定位和管理体制研究》，中国房地产研究丛书，2010年第四卷第2页。
【2】郑智东，《新加坡公共住房金融》，《国外住房金融研究汇编》，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263页。
社保公积金政策范文3
摘要:住房保障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公共政策。这一制度实施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居住权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然而在住房市场化、商品化的今天,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城镇居民实际支付能力与适宜的住房标准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稳定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财税政策安排以解决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问题。
关键词: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
住房保障是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向低收入者提供财政补贴或实物援助,以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问题、改善其居住质量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建立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是使城镇居民参与社会再分配,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的一种手段,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介入住房领域的理论依据
(一)住房的双重属性分析
住房是供人类生活居住的空间或场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住房状况是衡量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
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住房具有普通商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居民拥有或使用住房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一方面,住房又具备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获得基本居住条件的权利,而且该基本居住条件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即所谓“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私人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是住房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研究政府介入住房问题的出发点。
(二)政府是住房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
在以住房市场为基础的住房分配体系中,人们对于住房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取决于其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与具有适宜的住房标准的住房价格之间存在着鸿沟,这也是各国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主要原因。首先,实行住房保障的目的是维持社会安定、保证基本人权,因此应该由社会权利的集中代表——政府来承担住房保障责任。其次,住房保障的成本巨大,通过政府调动全社会资源才能解决住房保障的成本问题。而且政府承担住房保障职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可以降低分散保障带来的较高的执行成本。最后,住房保障的程序复杂,必须依靠政府的权威和系统组织能力来实施。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在不同程度上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提供帮助,即政府承担了解决社会成员基本住房问题的主要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二、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然而,旧的福利分房制度下,由于租金低廉,房屋维护所需成本无法满足,政府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社会总需求,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也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好方法。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变革:
(一)1994年: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初步启动
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该文件以住房制度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住房商品化、社会化为目标,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
(二)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建立市场化体制
1998年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在中国住房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2007年:“24”号文公布,出台保障新政
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文),将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旨在解决目前“重市场,轻保障”的住房模式。该文件明确了我国住房制度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改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着重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并提出相关的配套政策和工作机制。
三、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包括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和廉租住房制度三大支柱,即通过住房公积金购买商品房解决稳定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通过经济适用住房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通过廉租住房解决无购买能力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一)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按规定缴存的专项用于住房消费支出的个人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住房储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住房公积金作为提供住房贷款的机构功能较弱。世行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有6330万人缴纳住房公积金,累计金额6260亿元人民币,但只有45%的住房公积金被用来发放住房贷款,而且只有17%的缴费者获得了公积金贷款。
2.住房公积金贷款主要使收入较高的家庭受益。由于住房公积金的征缴、使用是以工作就业为基础的,大部分非正规就业或失业的中低收入者因为承受能力的制约而无法使用公积金。因此,实际从中受益的群体只是城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
3.住房公积金保值增值能力欠缺。从法律关系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缴存公积金的职工个人之间是一种保管关系,而管理中心与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使用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由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既不是法人实体,没有自身资产,又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缺乏对资金保值增值的积极性。
(二)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经济适用房供应总量明显不足。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其建设用地由行政划拨,这使得长期以来以房地产业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各地方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较小,不少地方甚至停止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一些仍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城市,也主要面向拆迁户供应,没有广泛面向社会上应保障的对象,这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要求及社会期望差距甚远。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建设标准缺乏控制。《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的套型必须严格限定,中套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价格以保本微利为原则。然而实践中,超过80平方米的户型占多数,且房间超大,装修豪华,已偏离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真实需求。另外,实际操作过程中购买对象审核不严格,开发商炒号、增加商品房比率、加高楼层等花样层出不穷,政府监管机制难以到位。
(三)廉租住房制度
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向城镇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基本住房保障,属于完全的政府保障性质。廉租住房制度当前存在以下问题:
1.廉租对象覆盖面狭窄。廉租房保障的对象应该既包括具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城市中大量所谓“流动”但常驻城镇的农业人口。目前,各城市出台的廉租房政策保障的对象多限定于低保户、优抚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城市中既买不起房,又非低保的“夹心层”和大量的流动人口则不在廉租房保障的范围之内。另外,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乡结合部土地被征后的农民也是不可忽略的新的住房弱势群体,但目前都未被列入廉租房保障体系的范围。
2.地方政府对廉租房制度缺乏积极性。廉租房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必须借助于政府的调控。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行为表现对政策实施结果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重点关注市场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重视廉租房制度本身的建设,甚至极少数地方政府把建廉租房作为短期的“形象工程”来对待。
3.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廉租房的发展。制约廉租房发展的最关键问题还是资金。现阶段,政府虽然提出了财政拨款、住房公积金增值基金、直管公房出售中一定比例的归集资金、社会捐赠等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筹措机制,但在廉租房实践中,大部分资金仍主要来源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政府财政资金很难落实到位。
四、完善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的财税途径
市场化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是西方国家探索了几百年得出的结论。住房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人权保障的属性,政府必须介入住房市场,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住房需求。我国虽已基本建立了由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组成的住房保障体系,但目前只有廉租住房明确要以公共财政资金为主,其他涉及住房保障的支出并未纳入财政预算中。因此,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有益做法,通过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一)明确各级政府在住房保障中的责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
1.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事权。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平收入分配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因此住房保障首先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同时,由于住宅是不动产,不具有空间上的流动性,因此,其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体现为区域性的准公共产品,从这个角度上看地方政府也对其负有责任。世界各国的目前做法,也都是把住房保障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因此,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保障公民居住权利方面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相应的住房标准、价格水平以及个人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差距,所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制订住房保障制度的具体政策和标准是不合适的。应该由地方政府依据中央的宏观政策要求,制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具体政策、法规和标准,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2.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财政支付能力是保证住房保障制度运行可持续性的基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住房保障制度运行的效果。通过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中承担的责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充实地方财政收入,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减少地方财力过多依赖土地出让金等收入的状况,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扶持的动力。同时,要改变现在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制度,将土地出让金按使用年限计算收取年租,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开发商建房的成本,从而减轻消费者的一次性购房支出。
3.建立中央对地方的住房保障转移支付体系。为增加政府对住房保障的支持力度,应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住房保障资金转移支付机制。在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中,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充分考虑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与市政建设等因素,通过因素法测算出各地区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建立地方各级政府的标准预算,来确定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使社会成员所享受的政府服务水平(包括住房保障)能够大体一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二)完善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方式
住房保障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因此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应该是国家财政。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过大,而社会保障的投入资金相当有限,没有建立规范的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将经济发展、广开财源作为首要职责,把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次要职责。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树立政府是住房保障最后责任主体的意识,不能仅仅从眼前的经济效益来对待住房保障,而是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住房保障的资金投入。
1.建立多渠道的住房保障财政资金筹集模式。住房保障资金的供给应以政府财政拨付的资金为主,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为辅,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即在筹集住房保障资金时,应坚持“以财政为主,多渠道筹集”的原则。具体来说应该包括:公共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住房基金的增值部分;社会福利奖券按适当比例提取部分、接受社会捐赠以及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从房地产交易中收取的契税和土地出让金、转让金中安排一块(比如原先安排的经济适用房用地改成商品房用地以后,政府原来免收而现在正常收取的土地出让金)。
2.发行国债筹集住房保障资金。为了弥补住房保障资金的投入缺口,可以采取在国家增发的财政债券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住房补贴政策的方式。符合国家规定的中低收入家庭均可享受国债专项资金的补贴。具体说来,用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住房保障的方式可以采取现金补贴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是针对租房需求者,而后者既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贷款实行利息补贴,也可以对建造中低价商品房和廉租房的开发商实行利息优惠。
3.发行筹集住房保障资金。仿效体育和福利的方式,设立专项住房福利。通过设立住房福利可以吸收较多的社会闲散资金,以其中一部分作为彩金,其余用于专项的住房补贴资金,政府的负担较轻,风险也较小。
(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探索科学的住房补贴方式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政府有能力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住房保障的支持力度。同时,应该积极探索多渠道、科学化的住房补贴方式,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家庭对住房的要求。
1.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住房市场中存在着垄断、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等市场失灵问题,导致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对市场经济中的低收入者提供帮助,政府必须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完善住房市场的合理性并凸显社会公平。
2.逐步实施货币直补。要逐步实施以租赁住房补贴为主的货币直补住房保障方式,把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低收入家庭手中。简单地说就是“一保两补”。“一保”就是重点保障低收入家庭;“两补”就是实施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两项货币直补,用市场化的办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具体就是用政府补贴形式,直接补助到困难户,由他们从市场上自主购买、租赁住房。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给予低收入家庭选择权,实现社会公众、政府、市场的“三赢”。同时要针对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等特殊情况家庭辅之以一定规模的实物配租。
3.设计可持续发展的住房补贴形式。所谓可持续发展的住房补贴形式是指补贴资金有循环回流途径,补贴在刺激供需的同时能与整个住房市场、住房金融市场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例如,由政府或企业贴息贷款帮助中等收入家庭支付购房首付款,以使其满足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款要求;或者以优惠的补贴政策引导私营企业参与建造公共住房,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出租经营,并在一定年限后,优先出售给承租家庭。
(四)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
税收既是筹集财政收入、保证住房保障资金充裕的重要手段,又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税收杠杆的有效运用是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途径之一。
1.对中等收入居民购房实行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政府可以对中低收入居民实行较低的比例税,甚至对中等偏下收入居民免税,以提高他们的整体消费水平,从而增强他们对住房的实际消费能力。至于因政府对他们实行减免税所带来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可以采取对高收入或拥有多套住房的居民征收较高的比例税来弥补。这种办法不但可以提高全社会购买住房的实际支付能力,而且可以缩小贫富悬殊。
2.对商品房交易中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契税进行适当调整,减少对商品房交易的税收优惠,在自有惟一住房、小面积住房方面实行优惠,鼓励合作建房等形式的发展。对于房屋炒作应该课以重税,在现行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中实行加成征收。
3.择机开征物业税,对多套住房实行调控,减少房地产投机现象。可以考虑按家庭、个人拥有住房总面积征收“超面积住房土地使用税”,实行超额累进。通过在房地产保有环节的课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房地产投机现象。
(五)建立规范的住房保障资金监管机制
包括住房保障资金在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是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战略储备,财政必须看好、管好这笔资金。首先,要设立住房保障资金财政专户。建立专门的住房保障基金,将货币补贴资金纳入其中,按照基金方式进行投资和管理,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以保证货币补贴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健全住房保障资金审计监督制度。审计监督制度是评价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制度健全与否、执行程度如何的主要手段,也是治理腐败、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定期向社会公布住房保障资金的利息收支、投资收益的分配、保值增值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接受社会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陈伯庚.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曹振良.房地产经济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成思危.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模式与实施难点[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
[4]王世联.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思想变迁研究[D].复旦大学,2006.
[5]郭玉坤.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6.
[6]席卫群.国外住房保障体系中财税政策的借鉴和启示[J].税务研究,2008(4).
社保公积金政策范文4
摘要:住房保障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公共政策。这一制度实施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居住权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然而在住房市场化、商品化的今天,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城镇居民实际支付能力与适宜的住房标准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稳定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财税政策安排以解决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问题。
关键词: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
住房保障是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向低收入者提供财政补贴或实物援助,以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问题、改善其居住质量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建立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是使城镇居民参与社会再分配,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的一种手段,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介入住房领域的理论依据
(一)住房的双重属性分析
住房是供人类生活居住的空间或场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住房状况是衡量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
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住房具有普通商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居民拥有或使用住房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一方面,住房又具备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获得基本居住条件的权利,而且该基本居住条件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即所谓“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私人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是住房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研究政府介入住房问题的出发点。
(二)政府是住房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
在以住房市场为基础的住房分配体系中,人们对于住房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取决于其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与具有适宜的住房标准的住房价格之间存在着鸿沟,这也是各国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主要原因。首先,实行住房保障的目的是维持社会安定、保证基本人权,因此应该由社会权利的集中代表——政府来承担住房保障责任。其次,住房保障的成本巨大,通过政府调动全社会资源才能解决住房保障的成本问题。而且政府承担住房保障职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可以降低分散保障带来的较高的执行成本。最后,住房保障的程序复杂,必须依靠政府的权威和系统组织能力来实施。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在不同程度上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提供帮助,即政府承担了解决社会成员基本住房问题的主要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二、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然而,旧的福利分房制度下,由于租金低廉,房屋维护所需成本无法满足,政府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社会总需求,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也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好方法。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变革:
(一)1994年: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初步启动
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该文件以住房制度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住房商品化、社会化为目标,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
(二)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建立市场化体制
1998年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在中国住房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2007年:“24”号文公布,出台保障新政
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文),将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旨在解决目前“重市场,轻保障”的住房模式。该文件明确了我国住房制度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改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着重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并提出相关的配套政策和工作机制。
三、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包括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和廉租住房制度三大支柱,即通过住房公积金购买商品房解决稳定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通过经济适用住房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通过廉租住房解决无购买能力的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一)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按规定缴存的专项用于住房消费支出的个人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住房储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住房公积金作为提供住房贷款的机构功能较弱。世行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有6330万人缴纳住房公积金,累计金额6260亿元人民币,但只有45%的住房公积金被用来发放住房贷款,而且只有17%的缴费者获得了公积金贷款。
2.住房公积金贷款主要使收入较高的家庭受益。由于住房公积金的征缴、使用是以工作就业为基础的,大部分非正规就业或失业的中低收入者因为承受能力的制约而无法使用公积金。因此,实际从中受益的群体只是城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
3.住房公积金保值增值能力欠缺。从法律关系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缴存公积金的职工个人之间是一种保管关系,而管理中心与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使用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由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既不是法人实体,没有自身资产,又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缺乏对资金保值增值的积极性。
(二)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经济适用房供应总量明显不足。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其建设用地由行政划拨,这使得长期以来以房地产业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各地方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较小,不少地方甚至停止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一些仍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城市,也主要面向拆迁户供应,没有广泛面向社会上应保障的对象,这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要求及社会期望差距甚远。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建设标准缺乏控制。《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的套型必须严格限定,中套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价格以保本微利为原则。然而实践中,超过80平方米的户型占多数,且房间超大,装修豪华,已偏离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真实需求。另外,实际操作过程中购买对象审核不严格,开发商炒号、增加商品房比率、加高楼层等花样层出不穷,政府监管机制难以到位。
(三)廉租住房制度
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向城镇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基本住房保障,属于完全的政府保障性质。廉租住房制度当前存在以下问题:
1.廉租对象覆盖面狭窄。廉租房保障的对象应该既包括具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城市中大量所谓“流动”但常驻城镇的农业人口。目前,各城市出台的廉租房政策保障的对象多限定于低保户、优抚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城市中既买不起房,又非低保的“夹心层”和大量的流动人口则不在廉租房保障的范围之内。另外,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乡结合部土地被征后的农民也是不可忽略的新的住房弱势群体,但目前都未被列入廉租房保障体系的范围。
2.地方政府对廉租房制度缺乏积极性。廉租房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必须借助于政府的调控。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行为表现对政策实施结果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重点关注市场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重视廉租房制度本身的建设,甚至极少数地方政府把建廉租房作为短期的“形象工程”来对待。
3.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廉租房的发展。制约廉租房发展的最关键问题还是资金。现阶段,政府虽然提出了财政拨款、住房公积金增值基金、直管公房出售中一定比例的归集资金、社会捐赠等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筹措机制,但在廉租房实践中,大部分资金仍主要来源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政府财政资金很难落实到位。
四、完善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的财税途径
市场化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是西方国家探索了几百年得出的结论。住房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人权保障的属性,政府必须介入住房市场,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住房需求。我国虽已基本建立了由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组成的住房保障体系,但目前只有廉租住房明确要以公共财政资金为主,其他涉及住房保障的支出并未纳入财政预算中。因此,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有益做法,通过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一)明确各级政府在住房保障中的责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
1.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事权。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平收入分配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因此住房保障首先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同时,由于住宅是不动产,不具有空间上的流动性,因此,其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体现为区域性的准公共产品,从这个角度上看地方政府也对其负有责任。世界各国的目前做法,也都是把住房保障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因此,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保障公民居住权利方面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相应的住房标准、价格水平以及个人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差距,所以由中央政府统一制订住房保障制度的具体政策和标准是不合适的。应该由地方政府依据中央的宏观政策要求,制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具体政策、法规和标准,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2.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财政支付能力是保证住房保障制度运行可持续性的基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住房保障制度运行的效果。通过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中承担的责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充实地方财政收入,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减少地方财力过多依赖土地出让金等收入的状况,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扶持的动力。同时,要改变现在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制度,将土地出让金按使用年限计算收取年租,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开发商建房的成本,从而减轻消费者的一次性购房支出。
3.建立中央对地方的住房保障转移支付体系。为增加政府对住房保障的支持力度,应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住房保障资金转移支付机制。在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中,用因素法替代基数法,充分考虑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与市政建设等因素,通过因素法测算出各地区的标准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建立地方各级政府的标准预算,来确定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使社会成员所享受的政府服务水平(包括住房保障)能够大体一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二)完善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方式
住房保障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因此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应该是国家财政。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过大,而社会保障的投入资金相当有限,没有建立规范的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将经济发展、广开财源作为首要职责,把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次要职责。因此,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树立政府是住房保障最后责任主体的意识,不能仅仅从眼前的经济效益来对待住房保障,而是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住房保障的资金投入。
1.建立多渠道的住房保障财政资金筹集模式。住房保障资金的供给应以政府财政拨付的资金为主,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为辅,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即在筹集住房保障资金时,应坚持“以财政为主,多渠道筹集”的原则。具体来说应该包括:公共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住房基金的增值部分;社会福利奖券按适当比例提取部分、接受社会捐赠以及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从房地产交易中收取的契税和土地出让金、转让金中安排一块(比如原先安排的经济适用房用地改成商品房用地以后,政府原来免收而现在正常收取的土地出让金)。
2.发行国债筹集住房保障资金。为了弥补住房保障资金的投入缺口,可以采取在国家增发的财政债券中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住房补贴政策的方式。符合国家规定的中低收入家庭均可享受国债专项资金的补贴。具体说来,用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住房保障的方式可以采取现金补贴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是针对租房需求者,而后者既可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贷款实行利息补贴,也可以对建造中低价商品房和廉租房的开发商实行利息优惠。
3.发行筹集住房保障资金。仿效体育和福利的方式,设立专项住房福利。通过设立住房福利可以吸收较多的社会闲散资金,以其中一部分作为彩金,其余用于专项的住房补贴资金,政府的负担较轻,风险也较小。
(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探索科学的住房补贴方式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政府有能力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住房保障的支持力度。同时,应该积极探索多渠道、科学化的住房补贴方式,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家庭对住房的要求。
1.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住房市场中存在着垄断、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等市场失灵问题,导致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对市场经济中的低收入者提供帮助,政府必须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完善住房市场的合理性并凸显社会公平。
2.逐步实施货币直补。要逐步实施以租赁住房补贴为主的货币直补住房保障方式,把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低收入家庭手中。简单地说就是“一保两补”。“一保”就是重点保障低收入家庭;“两补”就是实施租房补贴和购房补贴两项货币直补,用市场化的办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具体就是用政府补贴形式,直接补助到困难户,由他们从市场上自主购买、租赁住房。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给予低收入家庭选择权,实现社会公众、政府、市场的“三赢”。同时要针对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等特殊情况家庭辅之以一定规模的实物配租。
3.设计可持续发展的住房补贴形式。所谓可持续发展的住房补贴形式是指补贴资金有循环回流途径,补贴在刺激供需的同时能与整个住房市场、住房金融市场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例如,由政府或企业贴息贷款帮助中等收入家庭支付购房首付款,以使其满足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款要求;或者以优惠的补贴政策引导私营企业参与建造公共住房,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出租经营,并在一定年限后,优先出售给承租家庭。
(四)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
税收既是筹集财政收入、保证住房保障资金充裕的重要手段,又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税收杠杆的有效运用是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途径之一。
1.对中等收入居民购房实行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政府可以对中低收入居民实行较低的比例税,甚至对中等偏下收入居民免税,以提高他们的整体消费水平,从而增强他们对住房的实际消费能力。至于因政府对他们实行减免税所带来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可以采取对高收入或拥有多套住房的居民征收较高的比例税来弥补。这种办法不但可以提高全社会购买住房的实际支付能力,而且可以缩小贫富悬殊。
2.对商品房交易中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契税进行适当调整,减少对商品房交易的税收优惠,在自有惟一住房、小面积住房方面实行优惠,鼓励合作建房等形式的发展。对于房屋炒作应该课以重税,在现行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中实行加成征收。
3.择机开征物业税,对多套住房实行调控,减少房地产投机现象。可以考虑按家庭、个人拥有住房总面积征收“超面积住房土地使用税”,实行超额累进。通过在房地产保有环节的课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房地产投机现象。
(五)建立规范的住房保障资金监管机制
包括住房保障资金在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是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战略储备,财政必须看好、管好这笔资金。首先,要设立住房保障资金财政专户。建立专门的住房保障基金,将货币补贴资金纳入其中,按照基金方式进行投资和管理,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以保证货币补贴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健全住房保障资金审计监督制度。审计监督制度是评价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制度健全与否、执行程度如何的主要手段,也是治理腐败、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定期向社会公布住房保障资金的利息收支、投资收益的分配、保值增值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接受社会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陈伯庚.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曹振良.房地产经济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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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世联.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思想变迁研究[D].复旦大学,2006.
[5]郭玉坤.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6.
[6]席卫群.国外住房保障体系中财税政策的借鉴和启示[J].税务研究,2008(4).
社保公积金政策范文5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社保公积金政策范文6
一、国外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
(一)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
庇古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开山鼻祖。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映，福利有社会福利或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他还认为收入转移的途径就是由政府向富人征税，补贴给穷人，然后采取建立各种社会服务设施、免费教育、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房屋供给等。福利经济学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套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他认为：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方面，除了减税鼓励投资以外，政府还要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开支，扩大总需求和达到充分就业。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扩大社会福利开支等理论为处于经济危机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贝弗利奇报告》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W・C・贝弗利奇是现代社会保障的先驱者，他的《社会保险和有关福利问题》研究报告被称为贝弗利奇计划。贝弗利奇在报告中建议社会保障计划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三种社会保障方法。它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重建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普遍性原则、满足最低需求原则、充分就业原则和统一的原则。贝弗利奇设计的一整套全面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对英国及其他国家建立福利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公共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学科，它主要研究公共收支活动。公共经济学将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问题来处理，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因为市场机制的缺陷。斯蒂格里茨认为即使市场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也不能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通过举办公共医疗保健系统、医疗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残废保险、幸存者照顾计划以及社会救济等来构建一个灾害社会保险系统，保险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
二、国外社会保障的实践比较
国外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政策，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共同进步。这些社会保障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就业、医疗、教育和住房四个方面。
(一)就业方面
欧盟国家的就业政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改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力在欧盟区内的自由流动等。欧盟在治理失业问题上采取了宏观经济政策与调整结构、创造就业机会并举的对策与措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实行稳定导向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及外汇市场稳定；控制名义工资的增长，使实际工资增长适当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企业增加就业；继续削减财政赤字，建设预算平衡的健康财政以增强公众信心，引导长期利率降低，从而增加投资并减少外汇波动的风险，从而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调整结构和广开就业渠道方面，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强企业的竞争与创新能力，从而增加就业岗位。采取更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美国解决低收入群体就业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有：1．将职业培训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美国以技术培训促进就业的政策强调了四个方面：对刚走出校门的青少年进行临时性、3～6个月的技能培训；对雇佣缺少技能的雇主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用以加快这些工人技能的提高。2．改革福利制度，使失业保险由消极救济转变为促进就业。美国政府使用失业救济金对失业者提供再就业帮助，具体做法为：允许把失业救济金用于再次培训和再次就业工作；使用失业保险救济金作为再就业的担保，对长期找不到工作而又达到救济期限的失业人员，适当延长救济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全国平均为16周。对破产和关闭企业的失业人员，组织6个月的就业训练。
(二)医疗方面
美国的健康医疗福利保障包括公共医疗保险或医疗照顾、医疗补助、私人健康保险和工伤保险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度主要有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最重要的医疗健康照顾项目。医疗照顾项目包括为65岁以上和伤残社会保障受益人支付大部分住院和医疗费用。医疗照顾获得者中有10％是贫困者，另25％是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同时，美国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健康保障。美国的医疗保险主要由两大块构成：政府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保险。政府医疗保险项目主要有：1．医疗保险(HI)：指付给住院病人医疗费和那些65岁以上及长期残疾人的其他相关费用；2．补充医疗保险(SMI)：指付给医生服务费、付给院外病人医院服务费以及其他一些付给65岁以上长期残疾人的有关费用。
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制度可分为强制医疗储蓄：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三个部分，各部分均由政府机构管理实施。第一部分是保健储蓄计划(Medisave)，是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是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 Scheme)和增值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 Plus Scheme)。这两个计划旨在帮助解决参保者大病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它们属于社会保险性质，但采用自愿参加原则。健保双全计划按照起付线和共付比例制，对投保者住院及部分门诊费用给予偿付。第三部分保健基金(Medifund)计划，由政府出资设立基金，对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穷人给予医疗补助。在新加坡，病人门诊医疗需自付50％的现金，其余由政府补贴。
(三)教育方面
现代日本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政策实行“收费加贷学金资助模式”。他们提供的贷学金叫做“育英贷学金”，是由公法人团体“日本育英基金会”专职管理，是为国家管理“育英贷学金”的独立机构。同时，日本政府设立了“第―种借贷学金”(对象是出身贫寒、经济困难的贫困生，学生无需支付利息)和“第二种助学金”(年利率3％，供其他需要的学生借贷)。这一模式，是一种较好的“穷国办大教育”的资助模式。
美国的高等教育相当发达，它对教育实行的是多元混合资助模式。据1994年美国教育部公布的情况，美国现行的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方案有：1、助学金两项：“佩尔助学金”和“补助教育机会助学金”。两项助学金都由政府提供，其对象是家庭收入
低于联邦教育部规定水平的学生。2、贷学金四项：“帕金斯贷学金”，(即国防贷学金)，对象是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在读期间利息由政府支付，还款期的利息5％，是贷款利率最低的。还款期为毕业后第十月开始，期限10年；“斯泰福贷学金”(1965年高等教育法规定设立)，是美国最大的学生贷学金，总金额为全国资助金额的1／3。由商业银行出资，其对象是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贫困学生可以享受政府的贴息，其他学生的不能得到贴息(利率不高于8.5％)。3、校园工读一项：大学生由学校安排，学校、社区、政府及非营利机构参加公益性工作，可以获得不低于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4、“全国服务信托”方案(1994年开始实施)：克林顿政府为了降低贷学金拖欠率，鼓励学生通过参加社会服务(包括教育、保健、环境和安全4个方面)获得报酬，来解决经济困难，或是替代贷学金偿还的办法。
(四)住房方面
在低收入群体住宅消费保障制度方面，新加坡政府干预的政策很有本国特色。新加坡的住宅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典范。政府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制定了“五年建屋计划”，以廉租房的形式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政府租屋。1968年，政府又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计划，从出租廉租房为主向出售廉租屋过渡。目前，新加坡已有90％以上的居民住进了新建的居民楼，人均居住面积达21平方米以上。公积金制度成为新加坡国民储蓄的主要组成部分，新加坡也成为东南亚地区解决住宅问题的典范。
日本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起步晚而发展快，保障水平已不亚于其它发达国家，住宅消费保障在其社会保障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构建住宅消费保障制度方面，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以低息贷款促进企业从事民间住宅建设、以低税和免税优惠促进私人住宅的兴建与购置。同时发挥地方群众团体的作用，吸收社会资金发展住宅建设，并且组织公团进行住宅开发。除了优惠政策外，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完善的法规。通过建立健全住宅消费保障的法规，使得日本住宅政策逐步走向正轨，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住宅需要。
美国是一个居住水平很高的国家，实行的是商品化的住宅消费保障形式。美国在住宅消费保障方面最具特色的，就是各项措施通过立法保障来实施。美国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居民住宅和贫民窟问题，先后通过了《住宅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宅与城市发展法》等。对住宅消费保障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一是扩大房屋抵押贷款保险；二是提供较低租金公房；三是提供低利息贷款建房。
三、国外社会保障实践对我国完善社会保障的启示
首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政策，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就决定了我们社会保障政策必须一切以人为中心，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为最高准则。并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结合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安排社会保障项目和水平，不搞超出国力的“福利国家”式的高福利政策模式，也不搞过去那不问贡献、不讲效用的小范围的普遍福利政策模式。
其次，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应有不同的侧重。在我国目前国力还比较弱、人民还不富裕、各方面承受能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推进社会救济制度的完善上，当前尤其要重点搞好城市三条保障线和农村扶贫救济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化建设，当前的社会保险政策主要是考虑如何稳定地推进覆盖面的扩大和财务机制的顺利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