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1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国人耳熟能详,而几乎成为其代名词的“独生子女政策”,则发轫于1980年9月25日。是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9・25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自此,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展开。在具体实施中,计划生育的内容虽远不止“独生子女”一项,也一直保留着地域差别、民族差异,但在大多数城镇人口及部分农村人口中,“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全面施行,影响甚为深远。
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成绩是,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的时间延迟了4年,由此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从而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已然无法回避: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老龄化进程提前与加快、人口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家庭风险额外增加、干群关系紧张等等。这其中个别问题,各级行政部门虽挹注多方人财物力、多年戮力治理,仍成效不彰。
而越来越多专家也承认,近年来城乡小学适龄儿童数量迅速缩减、结构性“民工荒”规模越来越大,也与事实上强制一胎化政策之间存在联系。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人为断层可能导致的经济、社会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9・25公开信》中,还有这样的表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应当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3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对这一战略设想进行调整,并履行承诺的“时间点”。
接下来,中国的人口政策将何处去?
早在2009年11月,被视为高层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上撰写长篇报告,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一个月后,有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之誉的老牌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三点主张: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双独二胎”,事实上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实施此政策);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单独二胎”)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政策微调并非空穴来风
而在现实的行政操作层面,现行独生子女政策微调并非捕风捉影。
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江帆,在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作《关于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的说明》,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关于“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的规划意见,对“是否放开二胎”问题,简要表述为:按照总体稳定、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如果意见于今年年中或下半年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则有望于2011年付诸实施。
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放开“单独二胎”拟定“三步走”策略: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记者获悉,相关意见调研准备工作至迟从2007年即已开始。事实上,为放开“单独二胎”而准备的政策空间,早在“十一五”期间即已预留。
2006年下发的“十一五”人口规划中,将“十一五”期间的人口目标确定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大致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该数据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数量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数位参与当时修改意见讨论的人口学家均向记者表示,1.8这个指标足够放开二胎使用。扣除不孕症、“丁克”(不生育)家庭和终身未婚者,结合当前已经颇为低下的生育意愿,即使放开“单独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稳定在1.8左右,其实就是一个未来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30年少生4亿人
至今,完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人口中的覆盖率大约为35.4%;“一胎半”政策覆盖了53.6%的人口;“二胎”政策覆盖了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及河南省外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两个孩子);“三胎”以上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等)。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数据是“少生了4亿人”。2009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人口计生委)刊出的《中国人口60年成就展》,其中这样表述:“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人口将超过17亿人”。少生4亿人,使中国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2005年1月5日,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促进了改革开放30多年繁荣。
2009年12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丹麦哥本哈根演讲时,谈到“少生4亿人”的依据是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数位人口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行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7左右,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5以下。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会处于惯性的缓慢增长期,但早已逆转了过快增长的局面。
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局面也与30年前全然不同。受访的人口学者之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对记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短缺经济,造的东西自己吃用都不够,没有办法投资,形成新的资本。因此就有了能否养活如此大规模人口的担忧。但从上世纪末期,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代之以过剩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
今天,中国已面临全新的人口问题。
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老龄化是近年来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根据国际通行计算标准,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9・25公开信》曾对老龄化问题有所预测,“人口‘老化’现象在本世纪(指20世纪)不会出现,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5%。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然而,仅仅20年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6.96%。2001年,达到7.1%,正式突破7%的临界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
2009年9月,国家统计局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告”人口篇》中表述,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老龄人口数量大。2009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是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13亿人,已占到总人口比的8.5%。
其二,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65岁老年人比重占4%-7%)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都经历了45年以上。
其三,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因而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所谓“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但根据2008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此趋势将不断持续,于2051年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30%)。
养老资源严重匮乏
2007年1月,由蒋正华、徐匡迪等300多位专家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早已阐释了老龄化加速的种种恶果:“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2010年1月,《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也谈到,“十二五”期间,抚养比在经历30多年下降后,将在2010年后出现“拐点”,转为上升。
与社会抚养比提高形成对比的,是养老资源的严重匮乏。
在全国,养老资源压力都已显现。
2006年7月,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经验交流会议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至2005年年底,中国各种类型的老年人福利机构床位131万多张,只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7%的水平,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67亿,同期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总床位数仅275.4万张,比重仍然只有1.65%。
护理人员也极为短缺。2009年民政部公布的数据称,如果按照老人与护理员3∶1的比例来推算,全国需要约990万名养老护理员。目前,养老护理人数不足百万,取得职业资格的仅2万余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
代表着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同样是中国的巨大隐忧。
在《9・25公开信》发表的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间;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项数据是107.2,略高于正常值;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27。
进入21世纪,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攀升到了120的高位,《征求意见稿》中也承认,“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后开始出现,并加剧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等学者认为,“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无论是城市的‘一孩’政策还是农村的‘一孩半’,都直接‘阻止’了许多人通过生育数量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严格的生育数量规定,直接影响了人们通过生育数量达到生育性别的需求。(所以)偏严的生育政策,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也表示,的确存在计划生育越严格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的现象。此方面论点的案例,可见于试点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夫妻可以生育第二胎的四个试点里,其中三个试点地区(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102-107的正常水平。
或许正因为这一问题成因的复杂性、治理的困难程度,2010年1月《征求意见稿》中,对“十二五”期间这一目标的设定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下降3个百分点”。
仅仅两个月前,2009年11月的《人口“十二五”规划发展思路》(讨论稿)里,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计划。
个体的幸福
人口政策问题,并非仅仅是数字公式和统计模型的演算,它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亿万家庭,涉及的是13亿具体的个人。因此,不能忽略的还有整体人口素质不高、家庭风险额外增加、独生子女心理健康、干群关系紧张等诸多负面的影响。
对于整体人口素质的担忧,公众与学界举出的理由浅显而一致;在现行的生育政策下,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受制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等条件约束,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多。
而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自身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则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可以生育或者“二胎”(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甚至可以相对容易且成本较低地“超生”出更多的孩子。
《征求意见稿》中对中国人口素质状况的评判同样颇为低调:“近年来,我国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育质量令人担忧⋯⋯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达1.02亿,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九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也仅将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9.7年。
独生子女伤残甚或夭折死亡的家庭悲剧同样不少见。以2008年“5・12”大地震为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官员曾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地震中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约为8000多个,其中死亡3700多人。在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于当年7月通过了一个《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允许这些受害者家庭再生育。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2010年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的通报,截至2009年11月底,地震灾区已有2726名妇女再孕,并有1489位婴儿健康再生,并有首例辅助生育技术孕育的婴儿出生。仅以数字计算,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仍未恢复完整。
面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可以有政府统一部署的“特别决定”;但单个的或者小规模的独生子女伤残或夭亡后,留给其家庭的只有无法挽回的永久伤害。
有人口学家分析,这也是目前无法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之一,“一旦放开,以前独生子女伤残及夭折的家庭要追究责任的话,由谁负责?”
多位受访的人口学家还谈道,长时间的过低生育水平,是不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而一旦生育水平下降到一个较低程度,想再鼓励生育、刺激恢复其上升,同样困难重重。
上述人口学家还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学术上的研究价值。“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跟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中国的人口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
酒泉“二胎”试验
甘肃酒泉、山西翼城等数个地区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胎”试点的经验,或成为今后计生改革取向的借鉴
西峰乡在酒泉的正西,距市区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和全国各处乡镇一样,这里计划生育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有些标语明显为近年新加,如“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也有些标语很长,很拗口,却很实用,如“独生子女、两女结扎户子女可享受初中升高中、技校加分20分、高考加分10分的政策”。
标语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计生政策的变化。实际上从1986年期,甘肃省酒泉市的农村地区,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意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以生育第二胎。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类似于酒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在农村施行普遍“两胎”政策的还有数个地区: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覆盖总人口大约840万。
时至今日,这些“二胎特区”取得了哪些经验教训,这对接下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改革或有借鉴意义。
开“小口”堵“大口”
和全国一样,自1980年《9・25公开信》发表之后,独生子女政策也在酒泉城乡全面铺开,干群矛盾一度突出。
1984年之后,酒泉开始设计自己的“开小口,堵大口”试点政策,即以开放“二胎”的“小口子”,堵住计划外“二胎”和“三胎”以上生育的“大口子”。
1986年,酒泉正式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
对于这些试点的奖惩,均由国家计生委负责,地方协助管理,惩罚手段依旧严厉。当地计生干部向记者列举: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仍需执行引产;如有一户出现“三胎”及以上生育,或计划外生育,整个乡当年都会被取消“二胎”生育;“二胎”之间的生育间隔为四年;作为试点地区,也必须执行上级下达的生育指标――每年元月,中央对各省下发此数字,省再分解到各个地区。
政策放开后的1986年,酒泉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7.3‰,此前一年的数字仅为12.9‰。之后连续五年,一直保持在15‰以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下降。此类情况被称为“堆积”,指生完“一胎”的育龄夫妇如不能生“二胎”,一旦放开就会产生生育率猛涨的现象。当地干部的经验是,如果政策执行有连续性,“堆积”就不会出现。
进一步的“放宽”
进入21世纪之后,酒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持续下降,最低点为2004年的5.09‰,同期全国的数据为5.87‰。越来越多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夫妇,主动放弃第“二胎”。当地的人口状况,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生1.5胎的结果基本相似。当地计生干部估计,当地放弃“二胎”和生“二胎”的比率约为1∶1。以酒泉市西峰乡为例,2010年3月,全乡“一胎”户为1081户,其中决定放弃生“二胎”,领取独生子女证为470户,占到43.48%。
西峰乡蒲莱村村民张晓芸,今年40岁,1996年生下一女。整整十年以后,她终于申办了独生子女证。张晓芸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二胎)是可要可不要,后来索性把独生子女证办了,还可以让孩子享受一些政策。”她指的政策,就是宣传标语所写的,在升学过程中,有加分优惠。
此外,“年满60周岁以上,有一胎或两女的老人,每年能领取720元养老金。”西峰乡计生委王秀娟向记者补充说。
同为蒲莱村村民的段红却有些忧虑:“两个儿子,以后要结婚,需要一大笔钱,还什么优惠政策都享受不了。”
与计生相关的优惠政策集中于2004年之后出台。当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推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为解决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60岁及以上的父母发养老金。此外,甘肃省的教育部门也规定,独生子女在省内参加中考和高考将获得加分。
政策曾引起踊跃领取独生子女证、二女结扎证的风潮。甚至出现数例50多岁,育有二女的父母,主动要求结扎。
计生干部说,在大多数村民眼中,一儿一女依旧是理想状态,而非要一个儿子的观念,已不再强烈。酒泉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李玉俊则解释,现在农村机械化普及程度已渐高,男劳力并不需要。“思想的转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甘肃省较贫困的西部山区,超生现象依然严重,一定要生男孩的思想依然存在。”
“酒泉”经验可否推广
除了人口增长方面一直保持着低生育水平,酒泉其他人口指标也表现优良。如全国普遍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情况,酒泉基本正常(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酒泉的此项数据是108.2,远低于全国119.92和甘肃省119.35的平均水平。即使单纯计算农村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酒泉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分别是:110.44、113.35、109.83、106.30、106.83,同期全国的数据则早已超过120以上的畸高了。
人口的年龄结构总体变动趋势也比较平缓,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酒泉市的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为5.17%,并未突破7%的老龄化门槛,更远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水平。
对此,2006年1月-6月,宋健、周祝平等组成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酒泉地区生育政策调研”课题组,评价其试点改革基本达到了“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目标,并认为酒泉的计生工作已实现重心从“控制人口为主”向“服务为主”的转变,计生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得到了良好改善。
实际上,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等数十位人口学者组成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对坚持类似政策试点的山西翼城县、湖北恩施州、河北承德市的调研,其基本结论也与酒泉经验相似。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计划生育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稳定低生育水平，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计划生育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分析
（一）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不断下降到2014的1.55，并且在2012年一度降到1.18。按照鲁茨等人的理论，1.5是一国总和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点，一旦低于1.5一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很难再上升到1.5以上，即陷入了“低生育陷阱”。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1.5，一旦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引起外企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口数下降，直接削弱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造成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缺失，影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青年人口数的不足还会降低消费能力，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而青年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内需不足，影响GDP的稳定增长。为了摆脱“低生育陷阱”，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以此来刺激总和生育力的增长。
（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并且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造成对投资和建设的需求不足，房价波动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大环境下，大量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老龄化使得在家庭成员中老年人较多，一对青年夫妻需要赡养4个老人，养老、教子问题日益突出，加重年青人身体和精神负担。同时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制约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的资金投入，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人口，而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逐渐增加，政府税收来源不断减少而支出逐渐增大，可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高，影响到社会的再分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三）男女比例失调
受重男轻女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目前男女比例达到105:100，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左右，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会对传统家庭的稳定造成影响，引起离婚率的上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引起绑架和贩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增长，犯罪率不断提高，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同时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导致房价的高涨和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全面二胎对经济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全面二胎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与二胎直接相关的婴幼儿奶粉、尿布、母婴保健等母婴行业相关产品的增长，带动了母婴行业的繁荣发展。中期来看，全面二胎刺激了与孩子教育相关的早教、小学教育、家教等行业。再者，带动了减肥、运动等与女性健身保健有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了对食品、服装、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增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低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是我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主要诱因。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外迁东南亚，二胎政策的放开，将刺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对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提供后续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再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大量能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环境和素质培养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超生现象严重，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农村家庭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后天学习环境，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而全面二胎能提高社会人口素质，增加企业的人才供给，增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振兴我国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实现转型。全面二胎有利于稳定房价，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国的房价不断上涨，男女比例的失调更是加大了房价的上涨趋势，2015年下半年房价月均增幅达到0.5%，部分大城市增幅甚至达到2%。作为生活必需品，房价的虚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旦楼市价格泡沫破碎，必然严重冲击中国的社会经济，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全面二胎既能调剂男女比例，同时又增加了对楼市的刚性需求，稳定房价，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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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卫琴.论单独二胎新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2015（4）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支出；养老
一、引言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称为进入老年化社会，超过 14%称为进入老年社会，超过 24%（有的超过 20%）称为进入超老年社会。泰州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良好，且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导致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2010年泰州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预计2020年将达到20%，2030年超过30%，可见泰州市人口已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我国于2014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预计2014年前后生育率会发生显著变化。根据泰州市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是28‰，2010年是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那样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可假设泰州市以后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低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预测未来30年人口发展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生育率会发生多大变化，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有多少选择生育了二胎呢？ 2013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6万多户样本数据显示60.8%的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实际情况表明有生育二胎意愿并付诸行动的人数并不多。截至2014年8月，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仅70万对申请生二孩。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农村地区到现在总和生育率也全部低于1.6。由于现阶段没有泰州市二胎生育率的详细调查结果，本文参照已试点二胎政策地区生育率，假设泰州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后总和生育率最高会升至1.6（2010年该数据为1.02），据此假设泰州市一般生育率将和总和生育率一样上升相同幅度，从28‰上升为44‰，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高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结果如表2所示。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1. 超少子化和高老龄化现象并存
若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5%，被称为超少子化。2010年泰州市该比例只有12%，表2显示在总和生育率达到1.6的情况下，未来30年该比例平均值也仅为13.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两种生育模式下皆居高不下，低生育模式下在2045年达到35.7%，高生育模式下亦超过30%。
2. 未富先老
根据 2007 年国际统计年鉴，在有统计数据的排名前十的老龄化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平均为 32232 美元。日本在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4%时，人均 GDP为38555 美元。泰州市2013年人均GDP为人民币64917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约合10321美元，和日本相距甚远。
3. 单独二胎政策优化人口结构，但增加社会抚养比
老少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和0～14岁人口的比例，若该值超过30%，则为老年型社会。2010年泰州市老少比119%，此后不断增加。比较表1和表2，可以看到单独二胎政策大幅降低了老少比。通常把社会抚养比低于53%的时期视为人口红利期。若不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泰州市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反之不到2025年人口红利期就会结束。社会抚养比于2045年将高达80.6%。
三、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给泰州市带来深远影响，下文主要用一般生育率为44‰的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1. 老龄化导致社会消费结构改变，养老服务市场跟不上时代需要
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变化对商品和服务有着特殊要求，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成为老年人的主要消费项目。有关食品、医疗服务的负面新闻时有报道。医疗服务、保健品价格居高不下，相关行业呈现散、乱、差、弱现象。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稀缺，老年人仅有的一些娱乐活动例如广场舞却饱受诟病。当前很多家庭第三代只有一个孩子，若生育二胎，未来30年内一对夫妇需要在照顾一到二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四位甚至更多老人，单独靠家庭难以兼顾对老年人的赡养。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疾病护理等事务逐步向社会转移，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以及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2. 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扩大
劳动力供给数量=适龄劳动力人口×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65岁及以上老龄劳动力×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根据泰州市五普和六普数据可假设泰州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为83%，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从前面的人口数量预测可知未来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且供求缺口逐年扩大。若未来30年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求缺口会更大。劳动力供求缺口扩大将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削弱企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
3. 老龄化增加社保基金支出，社保基金入不敷出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泰州市社会保障基金支出逐年上升。2011～2013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分别为2.79%、3.13%和3.37%，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深化和基本退休金持续上涨，未来社保基金支出将持续增加。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男60岁、女55岁，考虑到未来延长退休年龄几乎是必然选择，按65岁标准作为退休年龄对泰州市未来30年社会保障支出适度区间进行预测，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如果不追求高福利水平而仅仅达到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到2015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应该位于GDP14.2 %～16%区间内，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十分巨大，若社保基金没有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入不敷出现象会恶化。
四、应对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当前，解决泰州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1. 顶层制度设计适度前瞻
（1）调整生育政策
在总和生育率1.6的条件下，泰州市未来30年人口结构依然处于失衡状态。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只有做到顶层制度设计适度超前才能有备无患。从现在起鼓励单独夫妇生育二胎。可以通过税赋减免、增加假期、免费医疗等措施促进生育率提高，缓解人口老化问题。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全部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会使人口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2）完善人口引进制度
为解决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大幅减少的问题，考虑到泰州是个人口净流出地区，泰州市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适龄劳动力来泰工作。例如泰州市应对外来人口安家落户、子女入学、住房补贴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增强对泰州的认同感和幸福感，提高泰州市宜居城市口碑，吸引更多的外来适龄人口。
（3）创新弹性退休制度
低龄老年人具有熟练的工作技术、丰富的实践经验、足够应付工作的身体，若其继续工作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供求缺口，还可以缓解社保基金压力。
（4）促进要素流向养老事业
为进入老龄产业的社会资本提供优惠政策。例如对养老机构前期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建成机构运营提供津贴，养老机构需要改建扩建时提供社会资金募集的便利，有效盘活机构存量的同时扩充增量。在城市规划时为老龄人口提供专项预留建设用地，以避免用地成本高企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养老市场。同时，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给予那些有志于进入老龄事业的企业，并为其提供低利率贷款。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力争保险全覆盖，提高参保比例。在充分体现社保体系的社会安全网角色基础上参保层次可以多样化。其次要加强社保基金筹集，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保支出中的比例。此外，政府应多渠道吸收外来资金，鼓励企业、个人或社会机构对老龄事业捐款，对捐款对象实施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特别是避免过度医疗的发生。社会保障基金应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委托第三方机构投资于国债、股票市场获得保值和增值，抵消通货膨胀的侵蚀。
2. 提前布局养老产业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必须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催生“银色产业”，如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养老、休闲、文化等服务行业。提前构建老龄产业体系，培植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老龄产业，服务泰州市场，占领区域市场甚至全国市场。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促进泰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以抑制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1）发展医疗保健品产业
有研究显示，70%的老人都有医疗需求，老年人医疗费支出一般是其他人口的5倍左右， 医疗保健品是老年人口消费的主要项目之一。应立足医药城，给予企业资金支持，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中高端医疗保健品行业发展。
（2）培育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
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要导致医养融合的养老机构大受欢迎。不少老年人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人员，若养老机构独立雇佣医疗护理人员，在小型化运营的模式下缺乏经济效益。为整合资源配置，泰州市可以促进“医疗、旅游、地产、养老”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3）转变养老服务机构的补贴方式
从经济学角度看，补贴不管是给企业还是给消费者，不会改变双方实际得到的好处。当前政府为促进养老机构发展，对各种类型养老机构有名目众多的补贴，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骗取补贴现象并不鲜见。为了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行，促使养老企业优胜劣汰，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应改变当前对养老机构进行补贴的制度，转向补贴老年人及老年人家庭。对居家养老，子女直接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应在其家庭收入税收减免的情况下给予子女一定经济补贴。对没有由子女养老的老年人，补贴直接发放到其医保或养老账户，由老年人对各类养老机构“用脚投票”。无法吸引老年人入住的养老机构被迫退出市场，能够吸引老年人入住的提供优质服务的养老机构可以得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毅，李健.2020～2100年泰州市劳动力供求趋势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06）.
[2]黄毅，李健.基于人口预测的社会保障水平研究――以江苏泰州市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4（21）.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4
单独二胎有利于缓解我省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据调查测算，我省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新增人群和补偿生育总量不太大，不会产生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不会给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太大的压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四川作为全国人口大省，将如何贯彻落实呢？四川省人口计生委解读单独二胎政策时，并表示目前正在依法有序、紧锣密鼓地推进二胎政策。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应当在省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修订《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出相关规定后，再根据各自家庭、年龄及健康等情况依法申请再生育，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在此之前，凡属于违法生育的，都将依法进行处理。
目前11类夫妻可生二胎“单独二胎”启动后再增一类
根据现行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目前我省有11类夫妻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农村人口中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的伤残军人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的伤残军人的；农村人口中几个亲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盆周山区县和经设区的市批准的盆地内的山区乡（不含其行政区域内的平坝、丘陵、河谷地带）的农村人口中，缺乏劳动力的独生女户；盆周山区县的边远高寒大山区的农村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户；婚后患不育症，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另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因丧偶再婚的，再婚前丧偶一方子女不超过两个，另一方无子女的；因离婚再婚的，再婚前一方只有一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待正式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就意味着四川省能够生二胎的夫妻就增加了一类。据四川省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单独二胎政策适用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四川何时实施？依法有序、紧锣密鼓地推进
很多想生二胎的家庭，对这项政策密切关注，那么四川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实施呢？
据介绍，虽然国家没有安排统一的时间表，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实施方案，但需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通过后，才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目前，四川省的生育政策完善工作正在依法有序、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工作。四川省作为人口大省，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的省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压力将长期存在，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仍将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必须常抓不懈，认真贯彻落实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依法依纪予以处理，确保生育政策的严肃性。
有关负责人介绍，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应当在省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修订《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出相关规定后，再根据各自家庭、年龄及健康等情况依法申请再生育，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在此之前，凡属于违法生育的，都将依法进行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
单独二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能否缓解四川的老龄化压力？
单独二胎政策的决定，对四川越来越大的老龄化压力有没有缓解呢？四川省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生育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具备适度完善生育政策的现实基础。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适应人口发展形势、顺应民意的重大举措。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世代更替，缓解我省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家庭幸福和谐；有利于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会否产生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
单独二胎政策是否会导致四川省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和生育堆积现象，增加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呢？四川省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据调查测算，我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新增人群和补偿生育总量不太大。加之受育龄群众的年龄、健康等多种凶素的影响和政策引导的作用，不会产生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不会给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太大的压力。
背景 四川老龄化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四川省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全省常住人口为8041万人，同10年前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共减少287万人，减少3.450/0。
2000年时，四川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620万人，占7.45%；2010年时，65岁以上的人口为880万人，增加26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0.95%。10年间，在总人口数下降的情况下，四川老龄人口上升了3.5个百分点。2010年时，全国65岁以上老人占8.87%，四川高出2.08%，我省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
2010年的人口普查，全省常住人口的出生率是8.93‰，死亡率是6.62‰，自然增长率为2.31‰。2000年时，这三项数据分别是12‰、7‰和5‰。结合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可以判定四川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
推荐上清华北大，学霸请谈谈“单独二胎”
“‘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了，你怎么看？”“如何看待玲玲父亲的‘读书无用论’？”2013年11月18日下午，石室中学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8位参加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和清华“新百年领军计划”的理科尖子生，应对7位评委的提问，角逐两个名额。
每个学生共有8分钟的登台时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霍伟东问女生夏欣宇，“现在‘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了，你怎么看？”夏同学镇定自若，“这个政策既是要防止人口老龄化，又要控制人口基本数。等到我们这一代长大，都是双独家庭了，能让孩子有兄弟姐妹也不错。”媒体9月持续报道的“玲玲父亲认为‘读书无用’而不让女儿上大学”的新闻也成了考题。同时，还有“计算学校一个月的电费消耗”等很实际的问题。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5
木文从计划生疗政策角度入手，在整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关于金州新区生育二胎情况”的调查获取实证数据，采用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单独二胎政策的优劣进行分析，进而为单独二胎政策的不断改善提供调研数据和理论参考，并对单独二胎政策的走向进行分析。
关键词：计划生育 单独二胎 优劣
引言
十报告指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 1.4%-1.5%的水平，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随着近期智库关于 2015 年全面放开二胎的建议报告，把放开二胎的问题又推上了风口浪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诸多讨论。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该报告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而最为可行的方案是分区域分步骤放开二胎，这样，既充分考虑了政策调整时间的紧迫性，又避免了人口短期内的剧烈变化。
中国计划生育百年战略
“计划生育 ”是指我国实行有计划的调整人口增长速度，国家通过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应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节制生育运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开始在全国推行。
1. 建国初期的人口增长与节制生育政策。新中国建立以来，在1949 到1953 年之间，人口死亡率由1949 年的20‰降到1953 年的14‰，出生率则保持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 年的16‰增至1953 年的23‰，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为此节制生育的政策在许多时期都有所体现。
2. 人口政策的数次反复。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出现过数次反复。1962 年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重申要重视和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3. 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结束以后，党和政府将控制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制订了生育政策，并将计划生育列入国家的根本大法。
单独二胎政策的优劣分析
连续30 多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摆脱了“人炸”的危机。但计划生育政策随之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情感问题和社会风险等问题。单纯的以快速减少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一胎生育”政策已日渐暴露出其不足之处。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其风险和代价越来越大，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放开生育二胎”的优点主要包括：
1.解决人口结构以及老龄化问题。多年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打破了人口替换正常规律，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人口迅速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未富先老”。
2 .改善人口出生性别比例“人为性”破坏失调。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表现为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当个体生育者在“早”、“多”这两个方面由于整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男”字上做文章。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因此可以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个体行动者的性别选择意识，致使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
3.缓解独生子女问题。严格的‘一胎政策’，将导致严重的“独生子女综合症”，其包括情感缺失、心理孤独、性格脆弱等。从血缘、亲情、人伦等角度看，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缺乏与更多小孩一起玩耍成长的机会，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独生子女相对更为缺失亲情和感情。心理情感上的缺失将会影响人的健康成长，甚至可能会导致人性的变异。
单独二胎政策的缺点分析
1.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问题。“放开生育二胎”政策将延缓我国对人口总量的控制，而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形成极大的矛盾。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我们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追赶和超越世界发达国家。‘独生子女’政策通过微观控制每个家庭人口，显著地降低了人口生育率，宏观上有效地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人口总和，从而可以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造成的矛盾问题。
2“放开生育二胎”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不可取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多因素的形成过程。“一胎化”在加速降低生育水平过程中起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助推作用，但生育政策不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所在。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人口发展要面临的问题，也是21世纪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趋势，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应当在生育政策上做文章，而应当从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人口素质角度等多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3. 独生子女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控制政策问题。独生子女的确存在诸如情感、心理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问题。一方面我们承认独生子女确实缺乏父母以外的亲情，存在孤独、意志薄弱、心理承受能力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甚至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计划生育政策与单独二胎政策相结合
事实上，任何一项正确、完善的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草率的，都需要结合其自身国情，社会背景与时代意义的，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辩证地看待正反矛盾方面，综合考虑个人、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发展层面。应对我国的复杂人口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是我们解决人口问题的核心所在。当前，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必须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 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关于生育政策是否“放开生育二胎”问题的争论，一定要放在中国基本国情底下来评判。
2. 在人口政策的具体生育制度、执行方式上应当做到“因时、因地、因家庭制宜”，针对不同的区域和情况实行灵活的计划生育政策。
3. 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坚持计划控制、优化适度放开并重的方针，全方位解决人口问题。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新计划生育；政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09-01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为1370536875人（含港、澳、台），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此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说法认为独生子女对中国的家庭伦理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应该坚持一胎政策还是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现行的一胎政策，部分地区可因地制宜实行适当的放松的二胎政策。原因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和平年代的“补偿性机制”和瘟疫等疾病的减少，中国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相对较高。而这些人进入适婚年龄后又恰逢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另外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一亿独生子女，并陆续进入生育年龄，一旦计生政策放开，可能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实行放松的计生政策，“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尤其是进入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的存在，将很可能引起新的人口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中人口增长的基数如此之大，以致于通过一代人的计划生育也即城市一胎，农村二胎，根本无法消化上一代多增长的基数。一旦放松政策，真如有些人所说的年轻人会不理会放开生育吗？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人丁兴旺的梦想传统岂是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均，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这就导致了东西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东部的人口继续增多将会导致所剩无几的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递减。中国地大物博，有资源的储备量排名均占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大量资源均靠进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是迅速发展，但许是“求快而轻好”，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口的增多只会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的增多也将加剧竞争，使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等分配的矛盾更加突出，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将日益拥堵，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是贫瘠，人口的增多，尤其是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人口只会带来共同贫穷。如此一来，贫富差距问题将更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抓与宣传，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恶果，城市居民也许会认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培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逐渐增高，一些人反而不愿意生二胎。但农村居民不一样，他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教育程度也不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浓厚，一旦放开计生政策，生育率很可能反弹。在计生政策严格实行的时期，在较为落后的农村，超生、逃躲计生委、宁愿罚款也要生的现象屡见不鲜，紧抓政策尚且如此，更何况放开政策？
新的计生政策中明显放开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限制，这将难以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如今在城市暂居，户口仍在的农民工人口如果生了两胎，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导致城市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失业率增加，农民工的户口、医疗、教育等问题也将成为有效城市管理的一大瓶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若农民工无力将儿女带在身边，家乡又只剩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又会日益凸显。即使农民工子女在农村工作，也只会造成农村本就贫乏的人均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的减少，加剧本就有限的工作岗位的竞争。
现如今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人口政策的放松也将导致教育与人口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村人比较不重视教育，到法定年龄就让孩子去打工，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读书好，却因自身素质等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导致孩子更愿意打工而非接受教育。此外，从客观方面来说，农村的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有些村子甚至关掉学校，只在镇上或是市里开学校。人口的增多，只会让农村人均教育资源减少，教育质量下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城市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农村那么严重而已。这也为国家增加了教育投入的负担。一胎更有利于家长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而二胎则加重了父母的心理、生理方面的压力。“未富”不是人不够多，而是人才不够多。
有些人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计生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另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应该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是有一定压力，但是并不如传闻中的夸张，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老人都有退休金可以拿，且不会要孩子太多赡养费。当今社会倒是存在不少对父母不闻不问的人，压力从何谈起？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应当从放开计生政策入手，如何使新生劳动力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使老年人口不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至于计划生育造成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教育落后问题、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违规使用等。
总而言之，计生政策一旦放松，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高效的生产方式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行一胎制，但应注重实施的方式与力度，特殊地域特殊对待，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只有专注于一胎的培育，用发展的效率优先取代速度优先，人才的高素质为主取代高数量为主，才能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郭虹飞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