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印刷技术范文1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印章、封泥和西汉时期的碑刻拓印，形成于唐代。在唐朝时的四川，人们综合了上述两利一文字、图像的复制方法，形成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是采用纹理不明显的木板，刨平后雕刻阳文(凸出)的反书文字或图案，称为版，然后在版上均匀涂墨后铺上纸，轻轻拂刷，便能印刷出正写的文字和图案。这种方法不断传播开来并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今天的某些地方还在采用，如藏传佛教的经文印刷、广东民问一些祭奠纸钱或传统食品包装的印刷等等。
北宋时期，在术版刻印的基础上又发展出铜版雕刻印。铜版雕刻印比术版雕刻印更为精细更为耐用，防伪性更好。在此基础上，由于经济活动的需要，代替铜钱、银两使用的原始纸币即宋金时期的交子、交钞、会子就产生了。元朝和明朝还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钞票：至元通行宝钞和大明宝钞。湖北郧县博物馆就收藏有铜铸的元朝至元通行宝钞钞版。
由于清廷闭关自守的政策，实行轻视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的科举制度，导致印刷术和其他许多科学技术一样，停滞不前，被西方赶超并越来越落后。清朝末年，字迹更为清晰，图案线条更为精细的西方石印技术和凹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纸币印制工艺出现币人转折，大量采用西方的技术，曾经灿烂辉煌、独步于世界的中国古代造纸和印刷术，从此急剧衰落。
凹印技术与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十分相似，但成像原理恰恰相反，即凹下部分印出点线。通常足用打磨平整的小版、铜版和钢板雕刻为印版，采用螺旋压力机和辊简印刷机印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从美国买进成套凹版印刷的制版、印刷机械，用来印制纸币。宣统二年(1910年)，完成了大清银行兑换券的印制。此币成为国内第一套采用凹印技术的纸币。其后，清末至民国30多年的时间，中央政府银行及一些省份的地方银行，电在国内自行印制过一些纸币，但由于当权者对纸币印刷技术不加重视，纸币印刷主要被外国印钞商所垄断，大多钞票在国外印制，在国内印制的并不多。-般来讲，某种纸币停止印制和流通后，该种钞版大多数当时就会被销毁，极少保存。所以，纸币钞版本来就不多见，国内留传节今的民国钞版更是十分罕少。
雕刻印刷技术范文2
自东汉以后。中国出现了300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到隋朝又趋于统一。隋政府在文化上的建树，是大力提倡佛教，尊重儒学，广泛搜集历代典籍：在科技工程上的丰碑则是修建千古运转的大运河。由于倡导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大增。儒家典籍得以广泛流传。尤其是当时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无休止的抄写佛经，使人们迫切需求一种快速复制图文的方法，这就激发了印刷术的发明。
到了唐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在国家统一、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所有这些都为印刷术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历史文献和留存实物证明，促使印刷术发明的有两大社会因素：一是佛教的兴盛。需要大批量的佛经、佛画；二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刺激更多的人读书。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增。隋唐社会，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说：“雕本(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是对印刷术发明、发展的精确概括。
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径行印刷的技术。它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雕版印刷的版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制版和印刷的程序是：先把字写在薄而透明的绵纸上，字面朝下贴到板上，用刻刀按字形把字刻出，然后在刻成的版上加墨。把纸张覆盖在版上，甩刷子轻匀揩拭，揭下来，文字就转印到纸上并成为正字。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学术界一般将其开始定于7世纪间。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初，玄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704—751年之间。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现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成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七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这卷印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9世纪时，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五代时期，不仅民间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前后二十二年刻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成都刻印质量为高。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费二十二年，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版达十三万块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元、明、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还有书院、书坊和私人。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彩色套印于北宋初年就在四川流行有“交子”，即用朱墨两色套印的纸币。14世纪时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两色刊印的《金剐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纪末，套色印刷广泛流行。
雕版印刷术工艺
将文字、图像反刻于木板上。再在印版上刷墨，铺上纸张，然后在纸张上给以适当的压力，使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张上，揭起纸张后，就完成了一次印刷，这就是雕版印刷的基本原理。如果详细介绍雕版印刷的工艺，即是：按一定的规格用薄纸写版——校正——写好的版稿反贴于木板——刻版——刷印——装帧。
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早已失传，我们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来推断。这些文献主要有：
隋人费长房(577—610年)的《历代三宝记》一书记载：“开皇十三年(594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属周代礼常，侮蔑圣迹，塔宇毁废，经像沦亡??做民父母，思拯黎元。重视尊容，再崇神化。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这里所说的“雕撰”就是刻印佛像佛经。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明人陆深(1477—1544年)在《河汾燕闲录》一书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
明胡应麟(1551—1602年)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明确指出：“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表述的更为具体。
近年冯鹏生的《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一书中，提出了隋大业三年(607年)的一件印刷品，确认为隋代的一件雕版印刷品，其图色为手工敷彩(见展品)。
综上所述，可将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定为隋末唐初。即公元590—640年。
早期印刷品的宝库
敦煌藏经洞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大量唐五代的文献，除有大量的写本外，也有不少印刷品，从而使人们能看到当时印刷品的风貌。
藏经洞发现后，先后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来到这里，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印刷品几乎全部被外国人盗走，国人无不痛心。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率考察队来到敦煌，盗走了大量文献，其中就有着名的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件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这是印刷史上十分珍贵的一件印刷品。它为卷轴装，前有刻工精美的插图。后有刻印年代和施印者姓名，文字雕刻娴熟精美，印刷墨色均匀而厚重。一般认为它是印刷术发展到很高水平的产品。从落款可知，其刻印年代为唐咸通九年(868年)，为王玠出资施印。该经全长5.25米，由7张印纸连接而成卷装，每张纸高26.67厘米，宽75厘米。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中，还有乾符四年(877年)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年)的历书，以及字书《大唐刊谬补缺切韵》。
藏经洞的印刷品。约有几十件，反映了唐代中后期的印刷，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不但刻印精良，而且品种齐全。
近几十年来，唐代的印刷品又有不断的出土问世。这就使唐代的印刷品已包括了初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
1974年西安西郊的一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呈方形，印于麻纸，高27厘米，宽26厘米，中有空白方框，方框四周印以咒文，作环形阅读，外四周印以莲花、星座等图形，考古学者将此印本定为唐初(7世纪初)印刷品。
1906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
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件唐代印刷品《妙法莲华经》中的《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和《无量寿佛品第十六》。这件印刷品几经转手。后落入日本人中村不折之手。现藏于东京书道博物馆。日本印刷史学家长泽规矩也研究后认为。此印本有武周制字，而定为武周印本。潘吉星认为，属武周初期至中期(690—699年)的印刷品。
1966年韩国庆州一佛塔发现一件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卷装，总长640厘米，共12张印纸，纸高6.5厘米，版框上下单边，每行7—9字，刻以唐人写经楷体。印品中出现有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经国内外学者认定，为唐代武周后期之物，约于702年刻印于东都洛阳。1975年西安西部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大隋求陀罗尼经》，为35x35厘米方形，印以麻纸。考古学家将此印本定为盛唐之物，当刻印于唐玄宗时期(713—755年)。
194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一唐墓中出土一件印刷品《大隋求陀罗尼经》，略呈方形(31×34公分)，上刻印“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专家将此印本定为晚唐(2世纪)之物。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从唐初到唐末，各期印刷品齐全，证明从唐初(7世纪初)开始就有印刷活动。
到唐中期，印刷已遍及陕西、四川、淮南、洛阳等地，刻印技艺已十分高超。
五代印刷动乱年代的奇迹
五代十国只有53年，朝代更迭频繁，各地割据，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但在印刷方面，并未受很大的影响，而是在唐代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证明了胡应麟关于雕本“扩于五代”的论断。五代印刷中，最为着名的是冯道(882—954年)主持刻印儒家的《九经》，是印刷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也是历史上由政府主管的第一次大规模儒家经典的刻印。这次刻印工程是在国子监进行，也称监本《九经》，它开创了国子监印书的历史。这对以后历代国子监印书有很大的影响。
五代时。另一项印刷工程是驻守于甘肃西部一带的军事首领曹元忠(905—980年)主持的刻印佛像、佛经。
曹元忠所印的佛经、佛像早已失传。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这些印刷品才大白于天下。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盗走文物五千件，其中就有曹元忠主持刻印的《观音菩萨像》(5件)，《大圣毗沙门天王像》(11件)，《文殊师利菩萨像》(11件)，《阿弥陀菩萨像》(5件)，《地藏菩萨像》等。在1907年斯坦因的盗品中，也有同样的印品。这些佛像印品，多为上图下文的单页。大都有刻印者、刻印年代，有的还有刻工姓名。例如在《观世音菩萨像》下部就刻有“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州观察;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游路开通;时大晋开运四年(947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月记。匠人雷延美”。
曹元忠刻印的《金刚经》为折装，也有刻工雷延美的姓名。其刻印年代为天福十五年(949年)。雷延美是我们现知最早的刻版工匠。曹元忠组织刻印的一批佛像、佛经有两件刻有他的姓名。其他的五代敦煌印刷品大概也是由他和他的弟子所刻印，刻印都达到很高水平。
五代时，由私人出资进行印刷活动的以蜀相毋昭裔(902—967年)最为着名，也可称为历史上第一个私家刻印书籍者。据《宋史》记载，毋昭裔印的书有《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这些书都是自己出资刻印的。
五代时，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经济文化十分繁荣。以吴越国王(929—988年)为首的统治者，虔诚信奉佛教。刻印了较多的佛经。
1917年浙江湖州天宁寺塔发现一件佛经印刷品《宝箧印经》，高7.5厘米，长60厘米，每行8—9字，卷首有图像，图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等文字，可知为公元956年所印。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塔砖孔中发了另一件吴越国印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框高5.7厘米，长205.8厘米，每行10—11字，图前印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年为975年，已为宋开宝八年，但宋的统治还未达及吴越。鲁迅的《论雷峰塔倒掉》一文，记述了这件事。当时人们为了寻找印经，几乎将塔砖全砸碎了。
1971年于浙江绍兴涂金舍利塔中发现另一件吴越国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当时置于10厘米长的竹筒内，其刻印年代为“乙丑”年，即965年。
除了发现的上述几件印刷品外，据记载，当时杭州的灵隐寺高僧延寿(904—975年)也印过十多种佛经和佛像，总数达40万份。
首府设于江宁(南京)的南唐，据史载也印了很多书，着名的有刘知几(661—221年)的《史通》和徐陵(507—583)所编的《玉台新咏》。
宋、辽、西夏、金印刷的成熟时期
继五代之后，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为宋、辽、金时期，除了宋以外，在北方先后有契丹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在这一时期。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印书量大增，印书品种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各个门类。在印刷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印刷的成熟鼎盛期。
宋代翻开了印刷史上辉煌一页印刷术经过唐、五代几百年的发展，技术已日逐成熟，进入宋代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印刷业大兴，揭开了印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宋版书流传至今者已为数不多。历代藏书家都以拥有宋版书为荣。素有“一页宋版书，一两黄金”之称。因为宋版书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校勘精细。刻印精良，纸墨上乘。这都表现了当时高超的印刷技艺。
宋代以文治国，几代帝王都十分重视文化的建设，宋代建国不久，就组织编写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部大型丛书，共计2500卷。随后又编写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大型史书，并在国子监刻印了《说文解字》、《十三经》、《十七史》等大型丛书。
宋代民间印刷业的兴盛，开创了书籍作为商品广泛流通。在印刷史和版本学上分别将私人刻本称为家刻本、家塾本、坊刻本、书棚本等。家刻本多为文人及大户人家刻印自己或祖上所着书籍，也刻印自己认为珍贵的书。这类刻本多为赠送或低价出售，不以营利为主。例如，诗人陆游之子多次刻印其父的诗集，以赠亲友。在民间印刷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书坊刻书。宋代的书坊类似于现代的出版社，它集编书、印书、卖书为一体。它的特点是以营利为目的，由于有着市场的竞争，也很重视质量。宋代民间书坊印刷最为着名的有河南开封、福建建阳、浙江杭州、四川眉山以及江西等地。在唐、五代时期，佛教印刷品所占的比例很大，到了宋代。则以“经、史、子、集”四大类书为主体。印量及品种都大大超过佛经。但与前代相比，佛经的印量、规模等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史载，仅佛经总集《大藏经》就有六次刻印。
中国是纸币印刷最早的国家，它是商品经济和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四川十八家富商发起印行代金券，称为“交子”。这是历史上最早印行的纸币。天圣元年(1023年)，宋仁宗批准设益州(四川)交子务，禁止民间印行纸币，从此以后，历代的纸币印行都由政府管理。起初，纸币的印行仅限于四川境内。后来才发展到陕西、福建、浙江、两湖等地区。
应县木塔揭开辽代印刷神秘面纱
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维修时，在塔的四层主佛像胸中发现一大批珍贵的辽代印刷品。共计61件。其中有《辽藏》(也称契丹藏)12卷，各种单本经卷47件，启蒙读物《蒙求》一册，还有单幅佛像12件。从这些过去失传的辽代印刷品中，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辽代的印刷业发展的水平。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印刷品，几乎件件都刻印精良，说明当时的文字和图像雕刻已达到很高水平，和北宋的印刷品相比，水平不相上下。在一些佛教经卷中，配有十分精美的插图。刻工精细，人物生动，为当时印刷品的上乘。在应县木塔的辽代印刷品中，有三件佛像。其工艺是先用黑色印刷图像轮廊，再用手工描染色彩。称为“印刷敷彩”。是印刷史上很有特色的印刷工艺。一直到清代初期的年画。有的也使用这种敷彩工艺。还有两件印在纺织品上的佛像，是用套色漏印而成。
黑水城文献反映了西夏印刷情况
据《宋史》记载，西夏建国初期，多次用马匹向北宋购买书籍。在此基础上，自己的印刷业也发展起来了。但西夏的印刷品过去流传下来的十分稀少，很准了解西夏的印刷概况。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的考察队。从西夏遗址黑水城的一古塔内，发现了大批的书籍文献，并将其运回俄罗斯，现藏于圣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所内。这就是有名的黑水城文献，也是自敦煌文献大量流失国外后。又一次文物的大量流失。
在敦煌文献中，印刷品所占比例很小，而黑水城文献中，印刷品的数量超过写本。大约有200多种，这反映了这一时期印刷术的发展。它填补了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印刷品的空白，反映了西夏时期印刷业及印刷技术的基本情况，证明西夏民族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建立了自己的印刷业，大量印刷各种书籍。
平阳印刷是金代印刷的缩影
金在攻占开封后，将北宋国子监印版运到北京，用这些印版在北京印刷了经史类书20多种。金政府也印行纸币。
雕刻印刷技术范文3
[关键词]汴梁版画刊印 贡献
[分类号]G256
我国的雕版印刷肇端于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首先用来雕印版画。公元868年刊印的《金刚经》是被学术界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其卷首的《祗树给孤独图》就是一幅刀法纯熟、刻画精美的版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版画史和雕版印刷的历史一样悠久。版画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已日趋成熟，尤其是北宋汴梁的版画在版画史上更是具有承前启后之功，它为南宋版画的全面繁荣以及明代版画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汴梁是北宋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北宋的绘画中心。北宋统治阶级奉行“文德致治”的右文国策，在统一的过程中，就大力搜集名画，罗致画工，集于汴梁。在这种大背景下，汴梁的绘画事业日益繁荣昌盛。汴梁也是北宋一代最先兴起且影响最大的刻书中心。整个北宋期间，汴梁的雕印事业从未间断，许多书籍在这里第一次被雕印并成为定本广为流传。以国子监为代表的汴梁官刻，无论是其雕印方法，还是其书籍制度都成为后代刻书之典范。汴梁民间刻书也是相当兴盛，它和汴梁官刻一起促进了汴梁刻书事业的全面繁荣。汴梁绘画和雕印事业的兴盛共同促进了汴梁版画事业的繁荣。在北宋汴梁，版画作为插图第一次被运用到书籍中，版画镂染技术也在这里产生。更重要的是版画艺术在汴梁从神圣的殿堂走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版画的题材因此得以拓展，木版年画于是被发明。可以说在我国版画发展史上，北宋汴梁版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1 北宋汴梁佛教版画的刊印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隋唐时盛行。入宋后，宋太祖很重视佛教。到了宋太宗不仅认识到佛教“有裨政治”，还施行了儒、释、道“三教归一”的宗教政策。仁宗皇帝也推崇佛教，并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佛教版画的创作，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载，宋太宗之女献穆公主病目失明，仁宗为祈佛护佑，绘龙树菩萨像，命待诏传模镂版印施。以帝王之尊，为版画绘制画稿，宋仁宗堪称第一人。皇家的提倡和示范，当然对佛教版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朝也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不仅刻书地域遍布全国，而且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得以形成并日趋兴盛，寺院刊施佛典，更是蔚然成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寺院、僧侣到信众，汇聚成一支巨大的佛教经图刊印队伍。“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佛典刊印更加重视插图，也更强调艺术上的审美价值。更何况佛教版画上承唐、五代的深厚积蓄，下借当时版刻艺苑大发展的东风，自然会呈现出更上一层楼的新局面。在两宋异彩纷呈的版画园地中，佛教版画仍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上，无论刊印的数量、质量，皆为其他题材版画所不及，正是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需要的必然。”北宋统治阶级大兴佛教，反映在雕版印刷事业上，就是佛教经典的刻印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就命令朝臣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监雕汉文《大藏经》，共雕印版13万余片，凡5 048卷，480函。这就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有名的《开宝藏》。《开宝藏》书板雕好后运回东京，藏于汴梁太平兴国寺译经院西侧新建的印经院内。《开宝藏》先后在汴梁前后印刷了140年之久，不断流向天下寺舍。《大藏经》在汴梁印刷的同时又补入了新译的经典。据肖东发先生统计，汴梁续刻入藏的佛经共173帙，1580余卷。可见北宋汴梁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重要篇章，以汴梁印经院为首的佛经刊印在佛教的传播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宿白先生就曾指出：“北宋是我国雕版印刷急剧发展的时代。都城汴梁国子监、印经院等官府刊印书籍盛极一时”。
目前《开宝藏》在全世界仅发现十余卷，且多残缺不全，从现存的《开宝藏》尚不能断言其中是否有佛经版画。然而据考证，距《开宝藏》雕印仅60年，刊于辽兴宗至道初年(1031年)《契丹藏》是在《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编定而成的。而《契丹藏》的卷首多有精致的佛画，以此推测《开宝藏》中也会有一些佛画。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的《御制秘藏诠》中就有4幅版画，据专家考证《御制秘藏诠》的经文系印自《开宝藏》的旧版，而插图是大观二年以前新雕，很大可能性是重印《御制秘藏诠》时补入的。这样看来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的《御制秘藏诠》应为北宋末年汴梁所刻。这些版画插图以大面积的山水为背景，在不甚显著的地方安排人物，其内容多为僧侣的生活场景。《御制秘藏诠》中的四副插图线条清晰，构图完善，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这无疑表明北宋汴梁版画刊印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北宋佛教全面中兴，而作为北宋都城的汴梁则成了北宋佛教的中心。李之檀谈到宋代版画时就曾指出：“由於开宝年间宋太祖刻印大藏经的影响，刻印佛经的风气盛行，宫廷、官署、寺院、坊间均有刊刻，因而为佛经刻印扉画或插图的比重大大增加。”据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问，汴梁的寺院已达到691座，可以说是遍布城内外，“汴京诸寺多藏有佛籍和佛画雕版”。同时北宋汴梁也是世界佛教的中心。高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僧人纷纷来到汴梁，或传教，或献经，或译经，或求经，进一步丰富了汴梁的佛教文化。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僧人裔然与其徒弟五、六人一行浮海来到东京汴梁，宋太宗在崇政殿亲自召见了他们，授予裔然“法济大师”的尊号，并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而太平兴国寺就是北宋译经院和印经院的所在地。奇然求印本《大藏经》，太宗也慨然应允，赐《大藏经》一部、新译佛经286卷及旃檀释迦象、十八罗汉像等物。1954年日本京都清凉寺发现了北宋雍熙元年的版画《弥勒菩萨像》、《文殊菩萨像》、《普贤菩萨像》、《灵山变相图》、《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扉画等，据考证这些版画就是当年裔然带回日本的，其中很有可能就有汴梁的版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六还记载了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成寻在汴梁太平兴国寺，借五百罗汉像、达摩大师像、六祖惠能禅师像的雕版自行印制版画的事情。
佛教的兴盛使得汴梁对佛经、佛像的需求，比其他地方都强烈。仅靠寺院刊印佛像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民间坊肆也开始雕印佛像，《东京梦华录》中就有“日供打香印者，则管定辅席人家牌额，时节即印施佛像等”、“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的记载。
2 北宋卞梁书籍版画的刊印
随着汴梁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及广泛应用，大量刊印书籍的同时，与雕版印刷术密不可分的版画艺术
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北宋初年，中央政府在刻印图书时，为了使图书更加生动形象，就开始雕印一些版画作为插图。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记载，淳化三年(992年)五月，太宗命医官编纂《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并令镂版，以印本颁行天下。该书卷九九《针经》、卷一百《明堂》皆有人形版画，北宋刊书附录插图，此书可能为最早。在刊刻地方志、礼仪和教育等方面的书籍时，也雕刻了大量的版画作为插图。景德四年(1007年)，皇帝下诏把四方郡县所上图经，刊修校定为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并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颁行。这批方志共有100余种，是政府对图经最大规模的一次刻印。另外据文献记载，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崇文院摹印《祭器图》，并下礼部颁发诸路。天禧元年(1018年)，“二月辛巳，上作《三惑论》、《三惑歌并注》，仍绘画刻板摹本以赐辅臣”。
仁宗赵祯做皇帝时才十岁，于是太后就命学士李淑、杨伟检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一百件事迹，编成《三朝训鉴》，目的是用来教导十岁登基的仁宗皇帝。“皇初元，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图成，复令传模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后来到宋哲宗登基时(1085年)，又将此图摹印，作为哲宗幼年启蒙之用，并分赐近臣。这部书既有文字故事，又有表现故事内容的插图，可谓图文并茂。图中又以红蓝饰色，看起来就更加生动逼真，感染力极强。这无疑为后来的彩色套印带来了启发。高克明，绛州人，其父祖皆是知名画家。高克明在仁宗时为翰林待诏，以画艺供奉内廷。内府刻本三十卷的《卤簿图》也是其所画，所绘内容是郊事仪仗，极为精妙，后镂板于禁中。另外，汴梁天圣年间刻的《齐民要术》、嘉韦占七年刻的《本草图经》、崇宁二年刻的《营造法式》、政和六年刻的《经史政类备急本草》、宣和间刻的《宣和博古图》等书籍中均有高水平的插图。
北宋汴梁内府还刊刻过一些法帖。宋朝的皇帝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是艺术天才。宋太宗就喜欢留意字书，曾派使者购募历代帝王名臣墨迹。“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於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元祜问，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它为后人临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淳化阁帖》到徽宗时，枣板已滥，宋徽宗命蔡京重刻并命名为《大观帖》，摹勒之精胜过《淳化》，为历代书家所推许。书帖讲究神韵，它的雕镂更需要高超的技艺。
3 北宋汴梁民间版画的刊印
在官府版画的影响下，汴梁民间版画刊印也如火如荼。汴梁民间不仅刊印佛像出售，同时还雕印人物画像出卖。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记载，司马光死后，“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汴梁坊肆刻印司马光的画像出售，有人竟因此而发财，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从中也可以看出图画镂版在当时的汴梁民间也很流行。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潘楼东十字大街“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可以想见，在这些售卖的图画中，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雕版印刷的。
汴梁民间不仅刊印供人们欣赏的版画，还把雕版印刷技术运用到年画的制作上，于是发明了木版年画。北宋汴梁过年时，有张贴年画的习俗，以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镇邪除妖。《枫窗小牍》中就曾记载：“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所以每近春节，汴梁城的民间画家就纷纷创作年画售卖。而手绘年画的速度毕竟有限，仅靠手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伴随传统绘画和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木版门神画也就在汴梁应运而生。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皇帝还曾将吴道子画的钟馗图镂版印刷分赠大臣。据沈括《补笔谈》记载：“熙宁五年，上令画榻镌版，印赐两府辅臣各二本，是岁除夕，遣人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两府给赐”。这大约是木版年画刊印的最早文献记录。到了北宋中后期，汴梁民间雕版印刷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普及，各种各样雕印年画在汴梁市场上比比皆是。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朱雀门外，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自此汴梁木版年画迅速普及并逐步取代了手绘门神。这些文献记录正好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王家纸马”店的描绘相佐证，充分证明了北宋汴梁就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无疑也是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源头。
4 北宋汴梁版画的贡献
唐五代的版画多为佛画，以说法图和经变故事为主要内容，佛像和僧众活动多为版画的主体。北宋早期，佛画仍是汴梁版画的主要题材，但其内容与雕印技艺都较前代有所提高，裔然带回日本的佛画就能说明这一点。当时的翰林待诏高文进等著名画家都参与佛画底本的绘制，可见佛画影响的广泛和深远。汴梁繁华喧嚣的大都市生活非但没有使人疏远自然，反而让人们对山水更加热爱。所以入宋以来，山水画大盛。汴梁佛教版画无疑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在内容上也进行了开拓。大观二年汴梁所刊印《御制秘藏诠》的4幅版画中，隐居山林的僧众活动已不再是画面的主体，相反只是山水的陪衬。这4幅版画中的人物都很小，写意性极强，且人物与山水自然地融为一体，追求的是一种纵身大化、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画面中的烟岚水波、树木草丛、茅篱竹舍僧众长老在画法处理上都与山水画比较相似。从构图上看，画面的整体感很强，造型和线条的疏密变化也颇具韵律之美。这4幅版画可以说是佛教版画创作中的一次大胆的革命与创新，同时也是我国山水版画的滥觞。
在木版画题材的开拓上北宋都城汴梁功不可没。就现有的实物和文献记载来看，唐、五代的版画几乎全是佛像，并未涉及到其它题材，如《金刚经》扉页版画、吴越印施的菩萨等多为佛像。随着汴梁雕印技术的提高和广泛应用，木刻艺术得到了普及，汴梁版画跳出了宗教的窠臼，逐渐拓展到其它领域。所以汴梁的版画在内容上比前代有所突破，开始涉及到了一些世俗生活题材。例如《太平圣惠方》、《齐民要术》、《三朝训鉴图》等汴梁官刻图书中就有器物和人物的插图，汴梁民问还开始雕印人物图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北宋汴梁人们把年画也拿来雕印，让雕版印刷真正走进普通百姓的家庭，自此汴梁的木版年画取代了手绘门神。而这一尝试成就了今天的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堪称木版年画之鼻祖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靖康之难以后，汴梁的一部分刻工随皇帝南下临安，一部分被金人掳到平水，这无疑为江浙和平水地区的雕印和年画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汴梁版画打破了唐五代卷首扉页画的单一模式，并把版画有的放矢的插入到书籍中，出现了连续或者不连续的书籍插图。并且有些插图的布局也是匠心独运，文字和插图相得益彰，交映生辉，如汴梁国子监所刻的《经史政类备急本草》、内府所刻的《卤簿图》等皆如此。汴梁内府所刻的《三朝训鉴图》还首先采用了镂版印染技术，这就为后来的彩色套印技术的发明带来了一定的启发。另外在雕刻技巧上汴梁版画比前代也有较大提高，可以说已经达到“刀头具眼”的水平。
由此可见，汴梁版画在版画史上乃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战乱频繁，尤其是靖康之乱，给汴梁雕印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汴梁版画传至今日者，寥若晨星，只能从文献记录中看到它的只鳞片爪。即便是如此，汴梁版画曾经的辉煌和对后世的影响仍然闪耀着光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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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475.
雕刻印刷技术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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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由著名的德国Hell电雕制版公司和Conti公司共同研制开发，采用纤维激光雕刻技术，可根据工艺要求，按需编辑网点，雕刻网点立体形状，整个过程完全实现了数字化，且加网线数最高可达80线/厘米，实现了高品质的印刷。利用该制版机生产的激光柔性橡胶版尺寸稳定，再现精度高，耐印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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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印刷技术范文5
本文将要介绍的几种特殊技法其实并不是新的技术，而是西方的版画家们早已发现，并已经大量在作品中使用，具有很好的效果的，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石版画语言定式。只不过这些在西方石版画界已经成熟的技法效果和版种语言，在国内的石版画创作中还很少见到，技法还不太为人所掌握。本人早期在几本技法书上见到过这些技法，但是真正接触并掌握这些技法是在天津美术学院举办的“中欧版画论坛”的石版技法学习班上学到的。学习班请来的是比利时浩克工作室前主任、欧洲著名石版画家鲁道夫•布里姆先生任主讲。他的耐心细致的授课，对前来学习的各个美院的石版画创作者们受益匪浅，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著名版画家吴长江先生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评价就是“势必推动了中国石版画创作的整体水平。”石版的雕版直刻技法(ClassicalStoneEngraving)雕版直刻技法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技法，早在石版技术发明者阿洛伊斯•塞尼菲尔德(AloisSenefelder，1771-1834年)的专著（1818年出版的《石版印刷完全教程》）中就进行了描述。在石版雕刻的早期使用中，人们都是先雕刻石版，再用凹版方式来印刷图像。所以，所得到的印刷品也具有凹版（铜版）印刷品的特性，也就是印刷的线条看上去是升高的，油墨是在纸面上凸起的。（参见图1）雕版直刻法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都应用的相当广泛，主要是用于复制金属版雕刻印刷品，也用于印刷证书和商标。作为艺术上的运用，这种技法不如下面要介绍的胶底直刻法方便，但是作为一种古老的技法，它被保存了下来。但是现在的艺术家极少再制作石版雕刻了，甚至极少有人在他们的图像中结合性的使用这种技法了。
石版的胶底直刻技法(StoneEngraving)1818年，一本不见经传的佚名图书《石版画概述》（Noticesurlalithographie）中，一位名叫马雷（Mairet）的法国印刷工，最早描述了不同于石版雕刻法的另一种名叫“针刻法”（dessinàlapointe）的技术，我们现在叫胶底直刻法，因为在这种技术中，绘制的部分要划透覆盖在石版上的胶膜，再用平版印刷方式进行图像的印刷。这种技术早期多用于表格的印制。这种技法比雕版法方便，因为它不必费力的用软毛毡或纱布用力的打磨很长的时间，只要做好胶膜就可以在上面刻画，比较省力。像石版雕刻法一样，在石版上刻线的技法效果曾经一度盛行。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种制作技术基本上也被遗忘了。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这种技法呈现了复兴的迹象，但现在仍然很少有人使用这种技法，国内版画艺术家知道这种技术的人更是有限。但是它是能够一种能够在石版上制作质量极佳线条的一种有趣的方法。（参见图2）这种技法的语言特点是可以在石版上做出很细的线条。这种精细的线条效果，是以往石版铅笔的线条所不能比拟的。它很像铜版的蚀刻线和干刻线（可对比图3的铜版干刻作品），“（蚀刻法）是铜版技法中最基本的、最具代表性的技法，这种单纯、简练而又富有表现力的技法，是铜版画艺术语言最具有特色的形式。”5所以，这种技法具有了铜版画里干刻或蚀刻技术的语言效果，是对石版画语言的极大补充。
石版的油底刮擦技法(ScrapingTechniqueinAsphaltum)这种技法首先是由法国印刷工莱默西埃（Lemercier）在1832年研制出来，他把这种技术称之为“石印渲染”（Lavislithographique）。与铜版美柔汀技法相类似，这种技术也是利用从最淡的灰色调到全黑的一系列色调，如实地制作出连续的色调和细微的渐变，所以也叫做“黑底制版法”（BlomkMothode）。虽然这种技术在整个19世纪没有广受欢迎，但是也被许多艺术家所采用，如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vonMenzel）、布雷斯丹（Bresdin），以及后来的奥迪伦•雷东（OdilonRedon）、毕加索和鲁奥（Roualt）等人。图4《大卫和巴斯赫巴》就是毕加索的一幅运用了油底刮擦技法的作品。他貌似很喜欢这种在深色厚底的石版上涂抹刮擦的技术，还创作了很多很多使用该技法的作品。可以说转写纸和油底刮擦法是毕加索使用最多的石版技术语言了。这种技法可以在先涂好制版沥青的版面上用砂纸擦，用铜版刮美柔汀的三棱刀刮，也可以像做铜版沥青那样用松节油破防腐层的效果（参见图5）。它使石版具有了铜版黑底为主的那种效果，也可以在上面可以做出丰富的变化和肌理效果，类似于铜版细地腐蚀法刮刻及铜版美柔汀等实底的效果，大大增加了石版画语言的表达形式。版中所采用的冰乙酸技法一样，都是化学试剂对石板的改变而产生的不同效果。在中欧版画论坛的学习班上鲁道夫演示过这种技法的制作，通过腐蚀降版，使它产生了斑驳丰富的效果，与铜版的降版法和细底法局部腐蚀的技法效果类似。（参见图6）5.清胶溶水法(Lo-ShuWater)清胶溶水法在国外叫Lo-Shu溶液法。它是由在美国犹他州布赖汉姆•扬大学（BrighamYoungUniversity）的一名叫丽贝卡•布洛克斯汉姆（RebeccaBloxham）的研究生发现的。这种方法主要取决于清胶失去活性，以形成十分美丽的负像的肌理效果。这种肌理看起来就像是黑色印刷区域衬托出的白色网纹。当这种清胶按一定比例溶入水的溶液在石版上干燥时，悬浮于水中的少量清胶就沉淀出来，变干，成为沉淀在版面上的精细的网状线条。用制版油墨在版面其他部分上墨，这些沉淀物就能有效的遮挡所在的区域。从而形成白色线条。由于它是白色的，因此使人产生飘渺的感觉。如（图7）夏文的作品中下半部那些纱一样白色条纹的肌理。这种效果，很像铜版画腐蚀过程中“油-水流离”的技法效果。
在现代版画的版种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结合越来越普遍今日，为了表达的需要，人们正在越来越不择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版画媒材的表达丰富性与美感为目标，极大的丰富视觉效果，以最佳效果结合作者的艺术个性、意趣为目的，而不仅仅以某版种功能为局限。这是版画较发达的国家的趋势，也是逐步争取观众对版画欣赏、接受的一个手段。本文介绍的这些具有铜版效果的石版技法，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石版技法，如果这些技法能够与其他传统石版技法结合，就可以起到丰富石版画画面效果的目的。“每个版种除了共识的特点以外，自然也可以向其他方向发展，这又如音乐的音域，从最低到最高的音域越宽，表达的思想感情的自由度就越大，层次越丰富，内涵也越丰富。”6而且它并不难做到，操作起来也不会显得刻意和不谐调，因为那些具有其他版种效果的特殊技法都是出自石版本身的技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了追求某个画种或某个版种的优势效果而对其刻意模仿。比如为了追求像素描一样的灰层次而一味用单调的组线在木刻上塑造那种渐变效果，孰不知木刻的精神在于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刀味，有趣的黑白构成和线条组织；再比如为了追求像油画一样丰富的色彩，在套色木版油印或丝网版上叠加十几版的颜色。这些舍本求墨的作法，看上去很像“邯郸学步”，不符合艺术的规律，终究是不能成功的。“各形式系统的功能范围都是有限的。明智的艺术家都懂得本系统的形式符号在哪种角度、层次、方位上能够与现实世界建立起何种程度的同构关系，知其可为与不可为，从而扬长避短，在限制中表现自己。”7石版画语言对其他版种效果的运用同样如此。
作者：高川 单位：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
雕刻印刷技术范文6
关键字：折叠纸盒 CTP技术 柔版印刷油墨
一、联机工艺技术的优势
相较于传统的折叠纸盒加工方式，联机印刷生产线的最大优点是一站式加工方式，二者相比，前者采用胶印加离线后加工的分道工序，后者是集印刷、模切、压凹凸等工序为一体的联机加工方式。随着轮转印刷在联机工艺技术上的迅速发展，后者正越来越来凸显出在折叠纸盒加工方面的优势。欧米特公司和米兰理工大学对此进行了严谨的对比性研究，在Varyflex和传统胶印设备上进行生产，得出的结论是：从成本、作业效率和利润方面看，Varyflex轮转印刷生产线具有优势。
新技术的发展给采用柔印机联机生产线生产折叠纸盒的企业带来了无限商机。这些新技术包括直接制版技术(CTP)、新一代网纹辊技术和套筒技术的应用，新的柔版印刷油墨的使用以及独立的传动技术等。直接制版技术对用于折叠纸盒生产的窄幅轮转柔印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前端技术，它可以确保制版技术更简单、更快捷，整个制版时间更为缩短，阶调范围和细微层次的复制效果更加具有竞争力，印版网点质量大为提高，使采用水基油墨印刷、再进行UV上光成为可能。
二、直接制版技术（CTP）
计算机和现代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已全面进人印刷领域，图文处理系统的开放性及数字化已成为当今印前电子系统的基本特征。CTP浪潮已在全球印刷业掀起，数字化印前时代已经到来，直接制版技术已成为印前工艺的必然发展趋势。它较之80年代中期兴起的电脑桌面系统(即DTP系统)又有很大进步，可以说，这是印刷技术的义一次技术革命。
直接制版技术是将印前处理系统(CEPS或CTP)中编辑的数字式页面直接转移到印版的制版技术。在材料方面，省去了感光胶及其冲洗化学品；在工艺方面，省去了胶片曝光冲洗、修版、晒版等环节；节省了胶片曝光冲洗设备；节省了时间、空间；减少了环境污染；影像转移质量明显提高。显而易见，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为努力实现我国印刷“三化”目标，即印前电子、数字化印刷彩色、高速化;印后多样、自动化。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推广应用CTP技术已势在必行。
直接制版技术对用于折叠纸盒生产的窄幅轮转柔印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前端技术，它可以确保制版技术更简单、更快捷，整个制版时间更为缩短，阶调范围和细微层次的复制效果更加具有竞争力，印版网点质量大为提高，使采用水基油墨印刷、再进行UV上光成为可能。
三、新一代网纹辊技术和套筒技术
网纹辊(anilox roll)是给柔性版定量传墨的机构其表面是由无数大小一致、分布均匀的凹孔即网穴(又称“着墨孔”)组成，油墨通过这些凹孔被传递到印版上，被称为柔性版印刷机的“心脏”。网纹辊所以被视作柔性版印刷机的心脏，是由于它控制墨层至印版的转移。它不但控制油墨的储存量，并使传送量均衡，最终控制印刷质量的优劣和一致性。
激光雕刻法是应用激光束作为动力对网纹辊表面进行蚀刻加工。网纹辊在激光雕刻之前，先用等离子的方法，将金属氧化物熔化，喷涂在金属辊表面，形成牢固、致密的陶瓷薄膜，然后用激光雕刻。激光的高能量使陶瓷汽化蒸发，移出网穴。采用这种加工方法形成的网纹辊称之为陶瓷网纹辊。
机械雕刻网纹辊的雕刻线数最高能达到500线/英寸而激光雕刻网纹辊最高可达1200线/英寸，较高的网线数可以形成更薄、更均匀的墨膜。能够减少网点扩大，可以满足精细印刷的要求。
金属镀铬网纹辊的耐印率为1000―3000万次，造价比较低由于镀层大薄.所以极易磨损磨损后网穴体积发生变化.影响印刷质量。陶瓷网纹辊耐磨性高出镀铬辊20―30倍，可达到4亿印，由于耐磨性好，可使用刮刀装置。
套筒技术是将特殊材料预先制成具有不同厚度的套筒，直接在辊体上进行任意装卸，以形成所需要的滚筒外径的新型应用技术。套筒技术经过不断发展改进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成为印刷领域大力推广和使用的一项新技术。如今有柔性版印刷中的贴版套筒、无接缝套筒、接合套筒和网纹辊套筒，胶版印刷中的橡皮滚筒套筒，凹版印刷中的压印滚筒套筒，涂布与上光中的涂布辊套筒和上光辊套筒，等等。这些套筒的应用中效果比较显著的是柔版印刷，它极大地推动了柔性版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
套筒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版系统的高成本、低效率、装卸版费时费工、贮存不便、灵活性差、非标准化等缺陷，为柔性版印刷出高质量的产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套筒技术主要有一下特点：（1）重量轻，装卸方便。（2）定位准确，使用方便。（3）低成本，高效率。（4）高精度，长寿命。（5）占地面积小，储存方便，具有良好的经济性能。
四、新的柔版印刷油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