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前景范文1
“遗传病的预防”的教学内容为上海市高中《生命科学（试用本）》第三册第八章第四节“人类遗传病和遗传病的预防”的第2课时，学习要求为C级。在中学生命科学学科育人价值中，培养科学素养占据首要地位，这不仅是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生命科学知识，还需要学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除了需要掌握遗传病预防的方法，还要能够应用所学知识避免遗传病的发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唤醒生命意识。教材中列举了禁止近亲结婚等五种预防措施，学生学习后往往能够说出这些措施的具体名称，但对于这些举措背后的遗传学原理却难以解释，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然而本节课恰是与学生的未来生活密切相关的，笔者对教材内容进行挖掘，采用情景教学法设计了一对青年男女王小姐和王先生从准备结婚到生育子女的故事，以人生旅途“结婚申请———婚检———遗传咨询———产前检查”为线索串联五种预防措施，营造具有活力的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感受生命与成长，体会学习生命科学的意义，实现生命科学的学科育人价值。
2教学目标
2.1知识与技能目标
能够推断直系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可以根据遗传病的特点，遵循遗传咨询的步骤提出预防措施；说出预防遗传病的五种措施。
2.2过程与方法目标
在遗传咨询的活动中，学习遗传系谱图的绘制和遗传病概率的计算方法；通过情景故事的学习，解释预防遗传病发生的原因。
2.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比较近亲结婚的遗传病发病比例，体会禁止近亲结婚对优生优育的重要性；认识遗传学对预防遗传病发生的作用，培养生命科学素养，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
3教学设计及过程
3.1创设生活情景，巧解近亲关系
禁止近亲结婚是教学中的第一项预防措施，教师在本节课的开篇采用学生未来人生会遇见的场景创设生活化教学情景。情景一：有一对青年男女王小姐和王先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恋爱之后，准备走上婚姻的殿堂。他们在预约登记结婚时签署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上面写着“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我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王小姐和王先生是否属于近亲，近亲结婚有何危害？在由恋爱走向婚姻的教学情境中，让学生了解结婚登记的流程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增加其生活经验。教师利用此情景设计了学生活动：找一找系谱图中“我”的直系和旁系血亲有哪些？学生观察系谱图，判断“我”的直系和旁系血亲，在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结合对比教材隐性遗传病发病率表格中数据，让学生感受近亲结婚遗的危害，体会科学研究需要数据的论证，并且独立思考其背后的遗传学原理，建立前后章节的联系。
3.2关注新闻事实，树立科学观念
情景二的设计围绕婚前检查的预防措施现状展开：王小姐和王先生排除了近亲关系，按要求预约登记结婚后，民政局工作人员给了双方自愿免费婚前体检单。王先生提出，我们应该先去做婚检后，再领结婚证；而王小姐却说，我们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很麻烦，免了吧！你支持男方，还是女方？教师通过故事引发目前对婚前体检的不同态度，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展现2015年关于婚前检查对于预防遗传病发生的数据，让学生清楚婚前检查的重要性，科学地看待婚前体检的积极意义，影响其今后的生活选择。
3.3体验遗传咨询，活用遗传知识
对遗传咨询的预防措施的学习，采用学生角色扮演的活动形式，设置情景三：在王先生的坚持下，他们来到了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在对病史的询问时，发现王先生曾经患有多指症，但在幼年时通过手术矫正了。王先生主诉男方母亲家族都没有多指症，但父亲家族有多指症病逝，男方的父亲、祖父、祖母都患有多指症，只有一个姑姑没有患病。他们担心这个结果可能对后代产生影响，于是向医生进行了咨询。学生以4人小组进行角色扮演，2人为夫妇，2人为专家，根据学习单提示完成遗传咨询活动。教师设计了以下3个问题：（1）遗传咨询由哪四个步骤组成？（2）多指症属于哪种类型的遗传病？（3）孩子的发病率是多少？如果王小姐怀孕是否需要终止妊娠？在回答问题的同时，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进入情境中学习遗传咨询的过程，体会遗传咨询对于避免遗传病发生的重要性，运用遗传学的知识画出系谱图，计算后代患病概率，将生命科学知识在生活中学以致用。
3.4认识产前检查，贯彻生命教育
情景四围绕预防措施产前检查展开：当王小姐和王先生经过医生的指导后，知道孩子会有50%的概率患有多指症，但这并不属于严重畸形，可以通过手术矫正。他们消除了顾虑，登记结婚了。一年之后，他们有了爱的结晶。怀孕了的王小姐在产前B超检查时询问医生孩子是否患多指症，医生表示多指症不属于严重畸形，是不检查的，避免准妈妈以此为由终止妊娠，即便患有多指症，出生后2岁内通过手术矫正即可。在此情境下，教师简要介绍B超检查的目的，对基础医学知识进行普及，避免学生产生认识误区，科学正确的对待产前检查，同时贯彻生命教育，尊重未出生孩子的生命。
3.5结合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
结合现阶段的“二孩”政策，设置情景五：经过了40周的妊娠，王小姐生下了一个多指症宝宝，通过及时手术治疗治愈了。几年后，身为独身女的王小姐和王先生商量后怀了第二胎，在产前检查时，医生告知王小姐，她的年龄超过了35岁，推荐进行羊水检查，检查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王小姐非常不理解，表示家里并没有人患过唐氏综合征，王小姐是否该进行羊水检查呢？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图表唐氏综合征患儿发病率和母亲年龄的曲线，关注生育年龄与遗传病的关系，在图表的阅读中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得出适龄生育可以减少遗传病的发生的结论。在教学时，教师对羊水检查的过程和目的做简要介绍，使感受科学技术对预防遗传病发生的积极作用。情景六以健康孩子的出生为结束：妊娠16周时，王小姐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对胎儿进行了羊水检查，经染色体分析推断胎儿染色体正常，最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王小姐在生产后鼓励其他朋友应该适龄生育，以减少遗传病发生的概率。
4教学反思
遗传学前景范文2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 文化景观 文化遗产保护 空间 文化记忆
景观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既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构成的生存环境，又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互动的结果。景观文化通过人类世代的创造与积累，形成了景观文化遗产。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传承了不同地域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多种形态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保存了人与环境互动的文化记忆。因此，景观文化遗产在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一、景观与景观文化遗产
景观是欧洲古老的概念，最初指可以证明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所拥有的土地，后来在荷兰风景画派的影响下，景观被赋予了具有欣赏价值的自然风貌的涵义。19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洪堡从地理学的意义上，把景观界定为在某一地表所能看到的所有地貌。由此，景观在地理学意义上被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型。自然景观是指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综合体；人文景观是指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进行加工形成的景观。但是，地理学上的景观涵义更多的是指地貌的自然状态，而没有与文化产生关联。1863年，奥姆斯戴德（F. L. Olmsted）把景观学与建筑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提出了“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理论。1974年，美国的麦克哈格（I. L. Mcharg）在 《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生态与人文的双重视角，提出生态设计的理念，奠定了景观生态学的基础。
1925年，美国学者索尔（Sauer）被认为是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研究的第一人，他有力地推进了把景观的研究中心从自然风貌向人类文化活动的转向。他在所著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结果，由此，文化景观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索尔把文化景观理解为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提出文化景观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形成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赋予了文化景观以历史的时间维度的内涵；并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定义：“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在这一定义中，文化景观从地理风貌延伸到了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沉淀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记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景观。他指出，“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做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①因此，文化景观被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的烙印，为景观文化遗产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地理学家特惠尔根据文化景观的概念，在1929年提出了景观文化的“相继占用”（sequent occupance）的论说，即每个地区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文化景观。这一观点，已经触及到了景观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1963年，英国学者斯潘塞与豪沃思通过对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农业景观文化的考察，提出了构成农业景观文化的六个要素，即心理要素、政治要素、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和习俗）、技术要素、农艺要素、经济要素。法国学者戈特芒则提出，文化景观是识别一个区域的特征的重要标志，除了有形的文化景观外，还有无形文化景观。这一学说丰a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内容，与当代景观文化的内涵已经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了当今景观文化概念的重要来源。上述这些学者对文化景观的不断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对景观文化研究的视野，直接启发了当代国际社会对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内容来看，他们都强调文化景观是人类创造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结果；在景观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景观的概念是从自然概念向文化概念逐步演变的过程；景观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每一种景观形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活动本身是文化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景观经过不断传承与发展，决定了文化景观遗产的特征和内容；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每一种文化景观都被赋予了具体的文化内涵。其中，索尔是景观文化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把文化景观阐释为是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复合体，在方法论上为当代景观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没有在理论上深入展开，尤其是对不同形态的景观构成研究方面涉及不多，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景观文化构成方式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索尔对景观文化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提出的文化景观命题开启了现代景观文化研究的路径，使人们对景观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文化景观理论的产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把握和理解文化的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对于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景观的概念开始流行，更多学者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从不同的领域丰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视角，并在实践上开展了对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应用，使这一理论与实际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文化景观理论有力的推动下，根据文化景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全新的视角开始高度重视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文化景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内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在《世界遗产公约》上描述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与居住区的长期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或机遇的作用下，以及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势力不断的影响下发生的。由此在原有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五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认定文化景观时，确认了三种文化景观的类型，即人类有意设计与建筑景观，如出于审美需要的园林；有机进化的景观，如化石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如西湖景区。这类文化景观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对其保护的主要根据是：是全人类公认的世界罕见、目前无法替代，并具有普遍的价值；具有明确的地理――文化代表性；独特的文化因素能力；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目前，我国已有江西庐山（1996年12月）、山西五台山（2009年6月）、杭州西湖（2011年6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6月）四处文化景观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
二、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景观文化遗产保护
景观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景观与景观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如果说文化景观是作为一种与自然景观并列的景观类型的话，那么，景观文化则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考察景观现象，更关注景观背后的文化生成机理，或者说景观在某一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景观人类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学视角的景观文化的研究，深化了对景观的文化传统及其本质的探索。
景观与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们对景观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景观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地用景观文化理论去指导景观设计与创造的实践，丰富与完善了景观文化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理论与学说，包括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农学等，但由于这些学科都属于自然科学，缺少社会人文学科的视角，即没有从人类文化的维度上去阐释景观生成的肌理，因而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虽然索尔已经意识到人类文化是景观文化构成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文化景观的命题，却没有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持续研究为景观人类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景观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一新学科的出现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景观文化理论的研究，而且为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日本景观人类学家河合洋尚的解释，景观人类学中的“景观”不同于设计学或地理学中的景观，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意象，而是借助于意象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是嵌入于文化意义中的环境，本土的居民对这种景观环境的“景观”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河合洋尚对我国梅州地区的客家景观文化的实证性研究，充分说明了景观文化涉及到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的问题。梅州的客家人聚居地，上世纪90年代之前，梅州本土居民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很低。90年代后，梅州政府重新修建了孔庙、义冢、三山国王庙等客家文化景观，但当地宗族认为，这些文化景观是新造的“假景观”，难以唤起客家人文化的认同感。于是，梅州的宗族开始修建自己的内部文化景观，以唤起梅州客家人的本土化文化认同。因此，景观人类学中“景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他者如何描述和塑造异文化意象，他者因景观的文化差异，能够清晰地识别景观的异质性文化内涵与特征；其二是这种景观文化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和形式，如何影响了现实的景观建设。景观人类学的这一视角，对我们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即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景观的外在形式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景观内在的文化机理的把握。
“空间”与“场所”是景观人类学着重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又在时间的维度上与文化传统形成交织，共同构成了时空双重维度的文化空间。虽然景观人类学与设计学、艺术学一样，也使用甚至强调“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等概念，但是对这些概念理解的视角与方法完全不同。设计学和艺术学往往是从物质形态的视角去理解“空间”与“场所”的，景观人类学则是从文化的生成机制角度来理解“空间”与“场所”的，因此，景观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嵌入了文化意象、装入了特色文化容器之中具有边界的形式，这种边界主要是文化的要素构成的，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形成了景观文化的空间的边界。而“场所”则是被嵌入了历史与文化记忆，具有文化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没有边界的。在这种“场所”的空间，人们能够形成共同的话语、共享文化记忆、建构文化对话的内容。
从西方早期对文化景观的关注，到现代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条景观文化研究的清晰脉络。或者说，景观人类学学科的构建，与欧洲200年来的景观理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注入了人文学科的新鲜营养。事实上，景观人类学从文化的视角，赋予了景观概念以全新的涵义，它不仅延续19世纪初洪堡以来西方建立的古典景观理论，也融合了上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了现代景观文化的价值观和设计理念。在列斐伏尔看来，“环境的组构、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②景观人类学对文化景观理论的发展，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文化景观概念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欧美国家将景观人类学应用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在景观人类学学科创立之前，已经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索景观文化的人类学问题，可以说是景观人类学理论的萌芽，为景观人类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界定为人的生产实践产物，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打破了传统上把空间仅仅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的观念，构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复合维度，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三大范畴（1974年）。德波把景观描述为“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973年）。他们都把景观视为人的意识活动的一种外在形式。怀利把景观作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是一整套关联的文化价值、实践、管理及聚落（2007年）。菲利普斯认为，文化景观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否则会破坏对文化景观理解的完整性（2007年）。欧维葛认为景观不仅是空间概念，而且是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2003年）。索尔认为文化景观的产生，有自然景观与民间或国家文化之间双向的交互作用（2001年）。阿什莫和克纳普从后现代主义立场，提出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意象，其口头与书面的表达，能够创造可供“阅读”的形象或文本（1999年）。欧洲理事会出台的《欧洲景观公约》，强调文化景观不仅是物质载体或空间，而且与文学、绘画、音乐等文化遗产紧密相连（2000年）。现代西方学界对景观文化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把景观看做是一种外在的意象的传统，而是把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纳入到景观文化之中，强调了景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联，这一视角本身就是文化人类学方法在景观文化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内涵。
欧美对文化景观遗产的理解，强调了它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空间和意象的景观与人类精神活动密不可分；文化景观充满了人类的体验，是一种文化表征体系；文化景观遗产能够唤起“记忆”与“回忆”，是可“阅读”的文本或形象。同时，西方现代文化景观研究注重文化景观变迁及其解释性研究，强调“景观文化变迁是环境中的自然力和文化力之间动力相互作用的表现”③。但是西方景观研究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地域、民族的维度重视不够，缺乏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理论建构上有明显不足，这对于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有明显欠缺的。河合洋尚对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超越了西方景观文化研究的窠臼，更注重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等核心构成要素，对保护我国形式多样、地域分布广阔的景观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基于景观人类学视角的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研究
景观文化遗产是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以景观资源为依托，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城市建设规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人文荟萃、历史悠久，自然风光迤逦、景观形态多样，是我国景观文化遗产大省，尤其是拥有一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相互交融的景观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浙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因素。“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环境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文化也对环境起反作用。”④浙江地处长三角南端、东海之滨，自然条件优越，浙赣山脉贯穿全境，西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楠溪江、大运河、太湖等河流湖泊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水文化景观，从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南宋迁都临安，几千年形成的丰厚文化积淀，为浙江留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遗产。2011年，杭州西湖获得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称号。这是全球第一个获得世界遗产的湖泊文化景观，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赢得了殊荣。
浙江省丰富的景观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西湖获得世界景观文化遗产后，更引发了国内外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强烈关注，并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开展了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研究，形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艺惠从传统乡村地域景观研究的视角，以浙江省古龙门镇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乡村景观遗产地保护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浙江龙门古镇为例”的课题研究，并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这项研究探讨了旅游业导致文化景观遗产地商业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给文化景观保护和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威胁等问题（2009年）。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文化表征给予高度关注，提出“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园林空间、水空间”是其重要特色，“传统村庄的原有属性和历史记忆亟待保护”，“乡村聚落遗传因子，是乡村民众的精神寄托，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家园感和归属感”，但“中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丧失了个性”（2010年）。宁波大学教授李加林则着重系统研究了浙江海洋文化景观，阐述了海洋文化景观保护的机制、分类、开发与模式，提出浙江海洋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的思路（2011年），但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的历史、地域特点的梳理不够深入。倪琪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出发，研究了杭州西湖世界文化景观的物质表象与精神内涵，结合西湖的园林、建筑、山水、历史遗迹、景观题名等物质与精神元素，探究了其文化表征方式与价值（2012年）。这些研究方法借鉴了景观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充分结合浙江景观文化资源的特点与形态，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在西湖获得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如何保护的思路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学者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更加侧重保护物质文化景观，且保护尺度常以小场地和建筑空间内部的保护为主，甚至狭义地以建筑、遗址的保护取代对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⑤。就浙江省而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重物质景观，轻非物质景观；重文化景观开发，轻景观资源保护；重城市景观，轻乡村聚落景观；重单一性保护，轻综合性保护。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对浙江文化景观资源的有效保护。因此，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保护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笔者认为今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景观文化中的建筑、自然风景与历史传说及其多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景观文化空间。因此，必须把建筑、自然风景等实物形态的景观，与相关的其他形式的文化统筹加以保护。比如，杭州的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除了闻名遐迩的苏堤春晓、柳浪闻莺、断桥残雪、雷峰夕照、曲院风荷、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外，还有与西湖密不可分的诸多传说，如被称为中国四大传奇故事的白蛇传与雷峰塔，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文化景观空间整体。传说法海和尚骗许仙到金山，白娘子水漫金山救许仙，被法海镇在雷峰塔下，后来许仙的儿子祭祀于雷峰塔，雷峰塔倒塌，白娘子获救。2000年，浙江省政府决定重修雷峰塔，却没有把这一流传千年的传奇充分地整合进去，同时，也没有从口头文化遗产的角度系统地对白蛇传与雷峰塔传说进行收集和整理。事实上，自古以来，白蛇传就有镇江说书版本和杭州说书版本，但在部级“非遗”申报中，镇江市作为第一申报单位成功申报了《白蛇传》，杭州却成为了第二申报单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浙江省对雷峰塔的文化景观的保护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缺乏整体观的。
第二，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应将地域特色和历史传统风格有机地统一起来。浙江地理环境以山水著称，江河湖海环绕全境，形成了以水为特色的景观文化，完整地保留了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水乡聚落，如乌镇、塘栖、西塘、南浔等，同时也保留下来一批附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格的水建筑，如廊桥、水上凉亭、水街、水码头、滨水别墅等。这些水文化景观不仅能够充分凸显江南水乡的景观特色，也彰显了江南水乡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单霁翔指出：“对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并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的文化遗产的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这些遗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⑥
第三，要坚持对文化景观遗产实行多元化保护的原则，尤其要注重对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保护。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或建筑的保护，忽视了对乡村聚落的景观遗产保护。这其中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缺乏对乡村聚落保护的理念和意识。事实上，许多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由于远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破坏，仍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景观，在整个景观中是难得的资源。孙艺惠认为：“乡村作为世界上出现最早、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域类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并流传了众多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Mac Antrop（2005年）指出，存在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景观有助于维护乡村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体系，使乡村景观具有更好的可识别性。”⑦笔者曾考察了安吉县山川乡的文化景观，在这个偏僻的乡村聚落中，有魏晋时期阮籍后代聚集的村落，也有唐代的寺庙，村民的生活保持着淳朴的状态。这样的乡村聚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十分罕见了，有着不可替代的景观文化价值，体现了景观文化的多样性。
必须清醒地看到，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给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景观文化遗产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传统文化景观意象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等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旅游开发，新建了许多仿制古建筑，甚至改建古建筑，对景观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毁。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景观文化的保护规划，在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排队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逐步把有价值的景观资源统一纳入到规划保护的名录中，对条件较好的景观资源，可以创造条件积极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应尽快出台景观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浙江省景观遗产资源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
注释：
①Mikesell Marvin W. Landscape[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1968（8）：575.
②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5）：136.
③褚成芳，等.近十年国外景观文化研究综述[J].旅游论坛，2012（11）：99.
④吴水田，游细斌.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J].热带地理，2009（3）：190.
⑤陈晓刚，等.景观文化研究进展及前沿问题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10）：6017.
⑥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下）[J].东南论坛，2010（3）：7.
遗传学前景范文3
关键词：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价值；空间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7-0080-02
一、声景文化
所谓声景文化，是由芬兰地理学家格拉诺在1929年所提出的，主要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人们愿意与不愿听到的所有声音。目前世界各国国家对于声景文化的研究已经研究到了音乐、美学、生态学等多个方面，并且涉及到来社会学、医学、景观设计等多个专业领域，更是细致到来室内音质与心理声学以及噪声控制等。
二、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价值
1.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历史传承价值。一方面，乡镇声景文化中，历史传承价值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价值所在，可以说语言与音乐是对于文化进行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汉族乡镇地区，声景文化对于代际传承具有直观重要的影像，在少数民族乡镇地区更是如此，语言类声景文化作为当地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承手段与文化传承方式，所以尤其是在我国南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多种口述历史记载的方式，其中的很多内容比之史书更加客观、鲜活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时间，形成了很多历史文化与双重构建的声音与文本形式与特征。
另一方面，在我国大部分乡镇地区居民组成人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然而声景文化则是任何一个屋子民族的文献与口述历史等方式进行相互支撑、共同构建的，在历史传承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音乐类的声景文化，基本大都记载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将歌曲以及其内容进行言语的记录，进行实践的记述，从而将某一区域的文化与故事全面而广泛保存与传承了民族文化与历史、生产劳动知识等多个问题，所以，在我国境内有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利用歌声将其记录下来。例如，东北地区的二人转，作为东北地区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俗文化之中所感应出来的。
2.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文化归属价值。一方面，无论是音乐还是语言，在民族之间长久的存在着，对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区别具有辨识性，通过音乐与语言可以直观地对于民族间、区域间、地域间进行文化上的区分，从而构成了一定区域内部的文化认同感。这其中除了曲艺形式之外，也包含了声乐语言韵味，例如老北京的京腔、京味，形成了北京语境为中心的低于文化认同，同时带有区域特质的音乐、戏曲，当地民俗中的意识等所生成的声景文化，就是无形之中所建立起来的民族文化的内核，其中的很多独特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区内部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强化地表达了当地人的自我认同之感。
另一方面，在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之中，其价值尤为重要的就是其文化的归属性，对于该地区中所生活的人类来说，文化的归属性已经融入到了地区内民俗、文化等多个内容中，更是融入到该地区生活的居民的骨血之中。例如江南一带的吴侬软语，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广西壮族的大歌，这已经不仅仅一种曲目，通过声景文化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这些地区的人文差别、民俗上的不同等，这些都是声景文化的归属价值所带来的优势，以及文化传承中的文化自觉性。
3.l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环境营造价值。一方面，所谓的环境营造价值主要是由于生产、生活以及安全需要等原因而产生的声景文化，可以真实地描述当地人生活方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等多个方面，所以具有显著的环境营造价值。这其中无论是物质环境价值，还是非物质环境价值。显然无论是何种环境的营造，对于该乡镇地区来说，都应从文化传承、文化归属的角度，进行思考，进而保护起来。
另一方面，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在环境营造价值方面，包含了很多的因素，例如，北方农村中，耕作的吆喝声，风吹稻田的声音，农民之间的招呼声，田间地头的说话声音等，这些都是构建乡镇声景文化艺术环境的重要因素。
三、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空间环境保护
1.对于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空间环境保护。首先，就目前我国乡镇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空间环境保护现状来看，很多声景文化已经被破坏、消失了。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声景文化来说，已经进行了文本性质的保护。目前我们所要做的就将已经有的声景文化与传统乡镇建筑一同保护起来，并且形成乡镇规划与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
其次，对于乡镇当地所出现的相关的诗词与曲艺形式等内容，可以进行分类性质的统计与保存。对于当地已经进行保护的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其中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都以民族活动为题材，例如大量的农民活动声景文化题材的描述等，那些如实的描述耕作的内容，对于乡村历史生活的画卷进行记述的曲艺形式。应该对其进行保护与统计，这些有利于文字层面还原声景文化遗存的原貌，同时也是作为文化背景研究的史料补充。
再次，对于那些文本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后的整理，对于民间记述者的整理成果进行汇总等，总之在声景文化艺术遗产的整理中，应该更加注重民间的群众基础，将戏曲、乡镇生活、民俗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保护。
遗传学前景范文4
【关键词】文化遗产 旅游规划 特殊性
一、引言
我国旅游规划经历了70年代末的资源导向阶段，80年代的市场导向阶段，90年代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国际国内旅游并重的局面，到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完成了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标志着我国旅游规划又出现了新的气象。随着大众旅游的快速发展，规划在景区和地区旅游的长远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遗产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增长最快的一种旅游产品，以遗产地为目的地的文化旅游日益兴起，在旅游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可是近年来不断出现遗产被破坏的现象，使得笔者重新审视其景区规划。景区规划的目的应是：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提高旅游景区的经济效益；确保资源的可持续额利用；促进社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2]。可是一些景区不合理的规划不但没有通过旅游实现上述目的，反而因规划的欠合理性和发展的过渡商业化给景区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文化遗产资源的脆弱性和稀缺性使得文化遗产类景区的合理旅游规划显得尤为重要。规划深切关系着文化遗产的传承，此类景区的规划应有别于其他景区，对其特殊性进行探讨有利于识别文化遗产类景区规划中应注意的问题，突出其规划的与众不同之处，更有利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提高遗产旅游的体验质量以及促进遗产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遗产类景区旅游规划的特殊性
保护对于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一些属性，如“真实性”、“完整性”、“可持续性”都是规划时不得不重视的因素，另外文化遗产景区较之一般景区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地方性”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属性。
（一）注重“真实性”
真实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汉译，其本义是“真实的、原本的、忠实的、神圣的，而非虚假的、复制的、虚伪的、褒读的”。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威尼斯》中以法定形式限定了真实性对国际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真实性就意味着是前人的创造而不是今人的创造，是历史的创造而非现代的创造，它是文化遗产的生命和价值所在[3]。文化遗产的灵魂是它们的原生性和真实性，文化遗产的根本特点是它的不可再生性，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任何复制品都不可能具有原有的价值[4]。可是因为规划开发的不合理，以及发展的不合理导致一些景区正失去这种真实性，如丽江古城的过度商业化运作，正在使这个历史文化名城逐渐失去许多真实性的元素和符号，原住民逐渐失去了其古朴的生活方式，游客体验到的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丽江。
文化遗产类景区较之一般景区对文化价值的要求更高，也更需体现遗产的真实性价值。文化遗产资源本身的特殊性使“真实性”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原则，为实现遗产的保护和体现遗产的价值，景区的旅游规划也应充分意识到真实性的意义，并将其作为旅游规划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景区的发展是从规划开始的，规划决定着景区的未来发展方向，保持遗产真实性的规划在打造文化遗产类景区美誉度，保护景区文化传承价值，维持景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注重“完整性”
2005年新修订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提出要求，完整性应当具备“时序上的连续性，地域上的关联性，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类型的多样性”。主要指两方面：一是指空间范围、结构形式方面的完整，二是指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比如对一个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就不只是保护建筑，文物，遗址等，还要保护它的传统活动、人居方式、象征符号等。
完整性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原则，在对文化遗产类景区进行规划时，首先应该保证对现有遗产进行完整性的保护。在保证物质形态完整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化概念上的完整性。如规划过程中，不能为商业目的毁坏现有的遗存，遗址，建筑群，必要的修复工作要遵守“修旧如旧”的原则。
（三）更注重“可持续性”
遗产旅游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但制约着遗产旅游的健康发展，也危及文化遗产的传承，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强调景区规划的可持续战略。《可持续旅游发展》中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许多旅游目的地各具特色，即旅游、资源、人类生存环境三者的统一，以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良性协调的发展模式”。
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和不可恢复性使得景区规划面临一定的难度。规划内容上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现存遗产进行可持续性开发，制定详细的，可操作性强的保护措施和规划原则。
三、文化遗产类景区旅游规划的建议
基于文化遗产类景区在保护以及地方性规划方面的特殊性，并结合目前我国旅游规划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文化遗产类景区提出以下规划建议：
（一）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规划原则
“保护”原则在文化遗产类景区规划中有着比一般景区更重要的地位。此类景区在规划时应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把完整性，真实性，可持续性等属性作为保护性规划的原则性属性。陶伟（2000）曾提出保护文化遗产所应坚持的原则是：1.保护它在生存全过程中所获得的有意义的历史、文化、科学和情感信息；2.保护它的真实性和原生性；3.保护它的一定范围的历史环境，不要使它脱离历史形成的环境而孤立出来[4]。
（二）把“游客容量”的控制纳入规划内容
目前中国遗产旅游的一个现状是有限的世界级的旅游资源面临旅游者数量倍增的巨大压力。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是一旦超过一定容量，对景区来说竞争性和排他性均会出现，这样不但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更会对景区资源造成严重的破坏。大自然有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使自身得到平衡，但是如果游客容量没有得到合理控制，就会破坏这种平衡。例如洞穴壁画等遗产，游客的进入及相关活动，甚至是呼吸都会对这类遗产带来破坏，并且是无形的，渐变的破坏。游客人数得不到控制，长期的积累必然导致严重的负面影响。泰山景区不顾各界的反对建索道，以使泰山可以容纳更多游客。但是，索道本身对遗产景观的破坏，游客数量增加带来的生态破坏、噪声污染远非增加的所谓经济效益所能弥补。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把游客容量的控制纳入遗产类景区的规划内容实有必要。规划过程咨询各界专家意见，综合考虑不同时段以及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不同属性等因素，针对性的研究其最佳游客容量，并落实于规划实施阶段及景区今后的发展阶段。
（三）加强对遗产解说真实性规划的重视
景区解说系统的规划也属于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解说一方面可以通过向游客传递信息增强游客体验，另一方面通过传播信息加强游客对资源价值和意义的了解，教育和引导游客对资源及目的地文化的保护和尊重，这对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不可或缺。可是我国文化遗产地的解说却存在着“以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传说和神话，代替基于文化、历史、科学的介绍”的问题。
遗产解说应以保护遗产真实性为原则，以游客体验为导向，在不影响遗产真实性的前提下创造真实、丰富的游客体验。这就要求景区在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遗产的真实性，设计体现遗产真实价值和文化内涵的解说系统。
（四）鼓励参与式的“地方性”规划调研
“地方性”在文化遗产景区规划中的品牌建设，美誉度培育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在加强对地方性的认识，提高地方性的可识别性时，鼓励居民，旅游者参与调研非常重要。通过调查，确定对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具有特殊意义的景观和场所，明确这些场所的地方性特征及其表现元素和象征符号，并运用于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中；明确旅游地居民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让社区居民鉴别那些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的保持有着重要意义的地方和景观，从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保护规划。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具有地方性的多样化旅游产品，不但可以促进旅游发展，获得经济收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遗产文化内涵的保护，使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以旅游产品的物化形式进行传承。
四、总结
文化遗产类景区资源的特殊性使其旅游规划不同于其它景区。近年来文化遗产类景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误区。制定兼顾遗产“保护的有效性和规划的可操作性”的规划对此类景区发展有重要意义。这就需要学界和业界在认识到遗产类景区规划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更多建设性和针对性的建议，以实现我国文化遗产类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人韦.旅游规划的发展[J].经济地理，2000，（3）：101-104.
[2]陈才，龙江智.旅游景区规划[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69.
遗传学前景范文5
关键词：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遗产价值；保护利用
Abstract：The authors describ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Jingdezhen ceramics industry heritage， analyzed the value and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heritage， and p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t two aspects， namely industrial heritage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protective reuse.
Key words：Jingdezhen；ceramics industry heritage；heritage value；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5-48-（5）
1 景德镇简介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素有“江南雄镇”之称。汉唐以来即以盛产陶瓷而著称，宋代以后与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并列为全国4大名镇。明清之际，发展为中外闻名的瓷都，千年窑火，长盛不衰，至今景德镇仍然是我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出口基地和科研中心。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景德镇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使其具有“世界陶瓷之都”的美誉，成为了我国最大陶瓷文化遗产地。
世界陶瓷之都 景德镇制瓷业从汉唐、五代到明清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我国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景德镇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它也是中国及世界陶瓷业的发祥地，是我国与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世界陶瓷文化最突出、最光辉的代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相继组建了十几家大型国营瓷厂，又不断在技术工艺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从而铸就了景德镇千年制瓷历史和瓷文化的延续，也使景德镇至今成为了中国和世界最大陶瓷文化遗产地，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对世界陶瓷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城市都不能替代的，景德镇在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2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概况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是传统陶瓷工业的文脉延续，特色鲜明，存量丰富。景德镇现存的主要陶瓷工业遗产有：
建国瓷厂 该厂前身为“建国瓷业公司”，建国初期在没收的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1952年，改称“景德镇市建国瓷厂”，是景德镇第一家国有企业。瓷厂主要产品有高低温色釉瓷、青花和刻花瓷。高温颜色釉“珠光“陈设瓷被国家授予“瓷都国大传统名牌”之一，定为国家生产传统高温颜色釉瓷的唯一企业。1995年企业进行改制。现存有隧道窑房、成型生产车间、原料车间、成型烧炉车间大楼、选包车间、两根圆形烟囱。现有厂房部分在使用，部分闲置。
陶瓷学院老区 该区有3栋1958年建的房子，因外墙体为红砖，故称“红楼”。“红楼”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当时来陶院学习的越南留学生较多，可能出于国际友好和意识形态的需求，而选择建造了越南较常见的风格样式的建筑。
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 该所有数栋1954年以前的房子，它们是“7501”瓷窑房、艺术创作设计楼、民国时期亭屋（3栋，为军官别墅，又称“将军楼”）、行政办公楼、成型车间（2栋）、仓库，自然和人文环境俱佳。
雕塑瓷厂 该厂现只剩下一栋1955年建造的房子，其余均为改造或迁建的建筑。该厂已经拥有自己特色的陶瓷文化产业，如：“名人作坊”、“乐天陶社”等。
为民瓷厂 该厂1957年筹建，主要生产高中档中西餐具、茶具、咖啡具。1995年企业进行改制，现有保存较好的大门、行政大楼、成型车间、彩绘车间（含选瓷包装），原料车间、1号煤烧圆窑厂房、2号煤烧圆窑厂房、煤窑烟囱等。大部分厂房租赁给个体作坊，一部分厂房现为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为民瓷厂生产的产品远销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光明瓷厂 瓷厂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几十个手工业小作坊联营起来的。光明瓷厂是生产青花玲珑出口瓷的专业厂家，产品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企业进行改制，现存有职工大会堂、成型生产车间、隧道窑房、两根烟囱（两根烟囱于2006年12月31日被列为“景德镇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部分仍在使用。
人民瓷厂 该厂是在两百多家坯房和16座窑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52年组合成公私合营华光瓷厂、群益瓷厂、光大瓷厂，1956年三厂合并，1969年改名为“景德镇市人民瓷厂”。瓷厂主要经营日用陶瓷和工业用瓷两大类，以青花瓷享誉中外；尤其是青花梧桐瓷，堪称青花园地中的一枝奇葩，常常作为精美的珍品馈赠给外国贵宾。
红星瓷厂 该厂前身是建国初期的第一、第四陶瓷手工业合作社，1958年合并为国营红星瓷厂。1969年以生产高白釉茶杯为主的建新瓷厂并入红星瓷厂。 红星瓷厂的主要产品有各式新花日用中西餐具、咖啡具等，以出口为主，行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1995年企业进行改制。
红旗瓷厂 红旗瓷厂始创于1952年，由当时的137户私营小作坊联营合并而成。红旗瓷厂以生产包括釉下彩和釉上彩的各种中西餐具、茶具、酒具、咖啡具和各类单件碗、盘，杯、碟等日用瓷为主，其中釉下彩和釉下多彩瓷行销全国各大城市宾馆、饭店和欧美市场，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1995年企业进行改制。
宇宙瓷厂 该厂诞生于1954年，1958年由十三社、四瓷厂、建国第一分厂合并而成。主要产品有杯、盘、碟类，还有陈设瓷及各式中西餐具。上世纪八十年代，宇宙瓷厂生产的“高岭牌”45头西餐具以及84-18型组合餐茶具、白莲咖啡具行销东欧、南美等国家和地区。1995年企业进行改制。
艺术瓷厂 该厂始建于1958年，由市出口瓷厂、一画瓷合作社合并而成，以生产粉彩瓷（各类瓷板、花瓶、高白釉薄胎瓶、碗）、仿古瓷和日用瓷为主。粉彩瓷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瓷厂生产的产品就已经远销56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企业进行改制。
3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价值
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驱动下，陶瓷生产由原始的“手工拉坯，自然干燥，松柴焙烧”向现代化机械制造迈进，传统的制瓷工艺以及场所和与之相关的建筑逐渐废弃或淘汰，成为历史文化遗迹。而这些历史文化遗迹是反映景德镇悠久制瓷历史的见证，是千千万万瓷都人民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利用，首先要正确认识和了解这些遗产的价值。景德镇的陶瓷工业遗产具有极高的价值，而这些珍贵价值具体表现在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科技价值、审美价值等多方面。
3.1 历史价值
陶瓷工业遗产是景德镇千年制瓷历史文脉的延续，体现了景德镇建国后历史时期陶瓷生产、生活方式。在现有的工业遗存类型中，其年代和类型独特珍稀，具有代表性，能够展现景德镇乃至全国陶瓷工业的发展变化。陶瓷工业遗产作为一段历史时期的产物，对景德镇陶瓷历史发展进程具有标志性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3.2 社会价值
陶瓷工业曾经为景德镇及周边地区广大居民提供了较长时间稳定的就业机会，形成了突出的陶瓷文化。陶瓷工业遗产包含了大量反映时代特征的信息，其相关历史资料、场所、实物等可以作为宣传教育的素材，是景德镇人文精神的体现。
3.3 经济价值
景德镇建国后陶瓷工业遗产区别于一般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特征，就是其经济价值较为突出，可以赋予这些工业遗产新的用途以保证其生存下去，除非其有特殊突出的历史意义（如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的7501生产车间，正在申报部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陶瓷工业遗产代表了景德镇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水平，产生过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一定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对陶瓷工业遗产进行功能性改造可促进景德镇产业结构转型，拉动新型产业的发展；可将陶瓷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更新作为城市文化品牌，以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3.4 科技价值
陶瓷工业遗产的规模和技术体现了那个时期及空间范围内的科技水平；其工艺流程及生产活动的延续与变革体现了科学技术对工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现存实物能够较为完整地展现景德镇陶瓷工业发展轨迹，有助于提高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水平；有利于对景德镇新中国成立后陶瓷工业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分类研究。
3.5 审美价值
陶瓷工业遗产可以体现那个时期景德镇陶瓷工业生产衍生的特定审美取向。其展现的特殊内在肌理和内涵，与景德镇这个城市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成为那个时期城市识别的标志。
4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缺乏对陶瓷工业遗产的总体保护
现在人们已经注意保护数千年、数百年前祖先创造的历史遗存，而往往忽略几十年前在我们父辈手中创造的文化遗存，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尽管近年来景德镇市内有一部分工业遗产开始被列入保护之列，但仍然有不少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工业遗产项目没有纳入其中，缺乏对整个城市陶瓷工业遗产的总体保护。
对于有着千年制瓷业历史的景德镇来说，如果陶瓷工业遗产灭失必将会导致当地文化遗产的断层，会对城市肌理和个性特征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4.2 缺乏对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的资金
通过实地调查得知，除轻工业陶瓷研究所、陶瓷学院外，景德镇大部分陶瓷工业遗产拥有者都是困难企业，几乎都有一两千名下岗工人，需靠出租厂房、设施来维持企业的基本开销。此前已经有东风瓷厂、景兴瓷厂、华电瓷厂等多家国营或集体企业将厂房进行了置换，用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的资金解决下岗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因此，现在剩下来的大部分困难企业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均将土地置换开发作为企业经验选择之一，而这些企业的工业原址自然成为房地产开发商跟进的目标。昔日的厂房、设施面临被拆除、被损毁的命运，保护资金从哪里来，这成为当前困扰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的最大难题。
4.3 城市建设对陶瓷工业遗产的破坏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陶瓷工业遗存在拆与保、遗弃与利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碰撞。在巨大的城市空间发展需求和土地供给日益短缺的压力之下，处于城市中心和近郊区的工业用地早已成为令人注目的开发对象，关、停、并、转后的工业旧址和厂房成为废弃和拆除的对象，房地产开发随之跟进，成为城市建设难得的发展空间。在城市建设的热潮中，在推土机的轰鸣中，一些尚未进行界定、未受到重视的陶瓷工业建筑和旧址，正迅速从城市的界面消失，烟消尘散后留下了城市记忆的空洞。
4.4 陶瓷工业遗产正面临着技术不断更新或更替所带来的冲击
陶瓷工业遗产与其他文物古迹遗址不同之处在于：不断延续的陶瓷工业活动迫使此类工业遗产与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陶瓷工业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开发应用也使工业遗产更为脆弱，极易于受到损害。因此，陶瓷工业遗产正面临着技术不断更新或更替所带来的冲击。
5 保护利用措施与建议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既要注重陶瓷工业遗产保护对于城市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尽量发掘其在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赋予陶瓷工业遗产以新的内涵和功能，注入新的活力，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陶瓷工业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互动与和谐共存。
5.1 保护管理措施与建议
对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进行普查与认定，建立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清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工业遗产一经认定，应当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强有力的手段使其切实得到保护。工业遗产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具有不可再生性，只有认定和保护工作先行，才能防止对其随意废弃和盲目拆毁。
应尽快开展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让已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陶瓷工业遗产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强有力的保护。在未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应停止正在发生和计划中的对工业遗产的拆改行为。一旦工业遗产受到威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具备法律保障的权利加以干预、制止。
在将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纳入政府工作规划的同时，还应将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规划，调整和完善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制定包括管理政策在内的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措施。
要将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基本保护资金的落实。除国家拨款支持外，还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和奖励等手段对保护措施予以鼓励，同时出台有利于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促进陶瓷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还应出台税收、财政、土地使用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陶瓷工业遗产保护的经济文化政策，引导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加强陶瓷工业遗产的宣传与教育，使全社会对于保护陶瓷工业遗产的重要意义形成广泛共识。所有经认定的陶瓷工业遗产清单，均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公众对陶瓷工业遗产的关注和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同是做好遗产保护工作最可靠的保证。陶瓷工业企业的在职或离退人员在陶瓷工业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陶瓷工业遗产的保护主体和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增强陶瓷工业遗产保有者和使用者对这类特殊遗产的保护意识。
5.2 保护性再利用措施与建议
保护性再利用是赋予陶瓷工业遗产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可行途径。对于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性陶瓷工业遗产，在严格保护好外观及主要特征的前提下，审慎适度地对其用途进行适应性改变通常是比较经济可行的保护手段。
从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情况来看，保护性再利用主要有3种模式：
5.2.1 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创意产业园、现代艺术区等
这种模式是针对工业遗产建筑所特有的历史底蕴、想象空间和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激发创意灵感、吸引创意人才、集聚创意产业的文化产业园区，开展艺术创作、产品研发设计、科学普及教育等，既体现工业遗产特色，又使公众得到游憩、观赏和娱乐。
5.2.2 建立主题博物馆或陈列馆
这种模式是根据工业遗产原有产业及产品性质，设立各种门类的工业技术博物馆、厂史展示馆、企业纪念馆或专题博物馆，在具有独特氛围的场所中向观众直接形象地展示相关工业的发展历程，展示企业和产业工人的历史贡献，展示工业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
5.2.3 开展工业旅游，让工业旧址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
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形式。其特点为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性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形成能够吸引现代人们了解工业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功能的新的文化旅游方式。在工业遗产分布密集的地区，可以通过建立工业遗产旅游线路，形成规模效益。在旅游者为工业遗产地带来利润的同时，工业遗产管理部门也必须平衡每年大量游客给工业遗产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工业遗产的保护，设立工业遗址公园可以成功地将旧的工业建筑群保存于新的环境之中，从而达到整体保护的目的。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具有自己独有的特色，对它们的保护性再利用应该首先要有相应的规划，尽量不要与其他地区雷同。从调查情况看，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比较多，需区别轻重缓急，整合现有资源，有选择性地进行保护利用。为此，提出如下保护性再利用的措施与建议：
1、改变陶瓷企业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发展开放式生产经营的新型创意瓷产业，有组织地吸纳周边居民和社会志愿者或旅游者参与制瓷生产和营销活动，拓展传统陶瓷文化的现代内涵，形成企业、居民、游客等社会多方联动的新型瓷业生产链和展示场所。或者利用位于历史城区内的陶瓷企业，打造“景德镇国家用瓷”或“建国后景德镇瓷业博物馆”之类的博物馆。
2、整合建国瓷厂、为民瓷厂、艺术瓷厂及雕塑瓷厂等企业，建立景德镇国际陶瓷创意文化产业基地。利用景德镇传统陶瓷企业资源，融入文化创意元素，将景德镇打造成国际陶瓷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基地核心区域。
3、依托宇宙瓷厂及周边陶瓷企业，以景德镇陶瓷学院、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省、市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核心区域为基础，形成集教育、科研、产业转化于一体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学术基地。以宇宙瓷厂所在区域为中心，兴建创意产业孵化中心。该中心面向社会，提供创业空间和设备，提供专项扶持资金，提供创业指导，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等。
4、对目前处于半荒废状态的四大瓷厂：红旗、光明、红星、曙光进行改造，将部分价值较高的厂房、车间、设备原址保留，作为陶瓷工业遗产对外开放（侧重保护与工业旅游）；将部分价值不高的厂房进行基础设施维修与翻新，吸纳国内外艺术工作室、设计室、陶瓷作坊、艺术中介、拍卖机构、展馆等创意、设计、服务机构人驻，形成以瓷器为主导，集工业遗产、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休闲消费于一体，在国内外有较强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陶瓷文化产业聚集区。
5、利用景德镇现存的陶瓷工业遗产，打造一条“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廊道”，形成陶瓷工业遗产旅游带。此陶瓷工业遗产廊道北起建国瓷厂，途经御窑厂，南至红旗、红星、光明瓷厂，西至宇宙瓷厂、为民瓷厂。
6、穿城而过的昌江及其支流自古便是一条瓷土开采、运输、生产、加工、销售陶瓷的重要运输之路，至今昌江及其支流两岸仍然遗存着大规模的、相当完整复杂的瓷业体系。因此，可以结合昌江两岸的整治，依托其人文资源，以河道为轴线，修复沿岸厂房、仓库、商铺和其他历史遗存，再现河道两岸传统风貌，形成陶瓷工业景观与河岸风光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带。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任何陶瓷工业遗产在制定保护性再利用方案时，对于工业遗产中的每一区域和每栋建筑都应经过仔细甄别和单独评估，并在考虑它与整个遗址联系的基础上，确定其最恰当的用途。同时，保护性再利用方案应对不同的工业建筑设立明确的限制要求，新的用途必须尊重工业遗产的原有格局、结构和材料特色，维护原始的人流活动，并且尽可能与初始或主要用途兼容。当保护性再利用方案中的利用功能与工业建筑和用地的遗产价值明显不相适应时，应重新进行调整，并应创造条件保留一定能够记录和解释原始功能的生产区域，用于展示和解说曾有的陶瓷工业生产过程。
6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工业布局的调整规划，景德镇众多陶瓷工业遗产将面临重要抉择，如何保护与利用陶瓷工业遗产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作为设计人员，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职责，要保护好这笔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且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要让陶瓷工业遗产真正的渗透到百姓的平常生活里，延续到子孙后代的记忆中。
陶瓷工业遗产保护是具有理性认知、科学探索、广泛合作、公众参与的保护事业，是充满前瞻性、挑战性、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保护行动。如何处理好陶瓷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对于传承、保持和彰显景德镇城市文化底蕴和特色，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景梧.景德镇市志（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244.
[2] 江华.景德镇市文物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5.
遗传学前景范文6
关键词：遗址景观；开放性；利用模式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101-03
1城市遗址景观现有的开发和利用模式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对“遗址”的定义为：从历史学、美学、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已被损坏，只保留下残存的实体或区域[1]。照此理解，城市遗址景观是城市中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工程的残存元素构成的景观。城市遗址景观具有经济文化等多重价值，其中既有遗址自身的价值，又有历史赋予遗址的价值。例如具有优美造型和独特结构的城墙城楼等城市构件，自身就具备较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另外如名人故居、历史街道等遗址由于见证了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具备了特殊的历史价值。这些价值的复杂性正是探讨城市遗址景观保护和开发问题的起点。
相对于遗址景观价值的复杂性，其保护和利用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存在偏颇之处。我国早期对城市遗址的保护是按照文物保护的形式来执行的，这样的做法确实能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但同时也容易带来呈现“两极化”的保护结果。按《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在修缮、保养、迁移以及使用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不得损毁、改正、添建或者拆除[2]。因此对于文物，往往采用封闭性的形式来保护和开发，例如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而未被列入文物范围内的遗迹以及非保护类遗址资源，则多采用粗放的保护模式，管理缺失或者水平低下。城市遗址景观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而被封闭保护的遗址难以与城市生活产生多样化的联系；同时粗放保护模式下的遗迹则日渐消亡，或者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被彻底摧毁，城市遗址景观命运堪忧。
2城市遗址景观中的开放性策略
近年来，随着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城市遗址景观的保护模式也日趋丰富，逐渐打破了传统“两极化”的保护模式，形成了一种以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功能转换为目标的开放性利用模式。开放性利用模式关注3个方面：首先，遗址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次，城市遗址景观与当前城市生活所需要功能的对接；再次，遗址景观面对快速城市变化的功能转换，注重引导场地与潜在功能的联系。如今，用静止、僵化的观点看待城市遗址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现有城市遗址的主体部分需要承载不断变化的功能需要，并保持遗址景观本身的可持续性。平衡遗址景观的“可变”与“不变”问题已然广泛存在于城市遗址景观开发的实践中。
2.1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城市遗址景观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范畴，多元的价值使得文化遗产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宝贵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上的稀缺性，同时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3]。城市遗址作为城市整体环境中的一部分，也是承载居民城市生活的场地，是一种特殊的空间资源。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战略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鉴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必须与长远发展相协调。在城市景观系统中可持续性体现为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协调性，包括两层含义：首先，遗址景观可视为实体性景观构成元素，包括各种生态链和物质流；另一方面，还包含承载于实体景观元素之上的文化背景和人文资源，属于非物质遗产。城市遗址景观的可持续利用首先是物质载体的存续。虽然遗址景观旧有的功能随时代变化而消失，但物质实体是城市社会记忆的载体，体现地域景观特色，从而以城市文化“名片”的角色融入现代城市景观体系。其次是城市非物质文化的延续。城市非物质文化是一个城市集体社会意识的反映，同时也是居民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对城市景观的塑造有着深刻的影响。通过对旧城遗址景观中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人和功能的认识，实现遗址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生存。
这样一来，传统的以物质形态为主要内容的保护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转向关注其中非物质的文化内涵对遗址生存的意义。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中，保护方法由从外部控制转向遗址景观内部系统的调整，保护内容从物质形态转向非物质形态，转向内部非物质形态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下城市生活体现出快节奏、消费性的特征下，城市遗址景观恰好满足了市民休闲、健身、观赏以及科教等需求，因此出现了城市遗址公园、遗址广场、历史古街等一系列利用方式。例如在南京明城墙遗址景观带中，城墙遗址是城市文化延续的象征，城墙周边的绿地则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生态作用（图1）。遗址区域内的植物不仅起到了美化环境、衬托城墙的作用，种类丰富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自成系统，构成了有机的生物群落，起到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洪固坡等功能，给居民和游客带来了高质量的游憩、休闲空间。
2.2城市遗址景观与当前城市生活所需要功能的对接
“遗产”的概念相对于“传统”来说是材料性的，因此遗产的客观存在性是其主要的构成特征，遗产必须是实物遗存，即使是风俗、仪式、音乐、戏剧等无形资产，也必须借助有形的人或物来表达和继承[4]。根据遗址实体的存在形式可以划分为3种：其一，遗址物质实体部分保存完好，且空间特征和原始使用功能传承至今，变动较少，例如一些民居、寺庙等建筑文物；其二，物质实体部分尚存，但使用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城墙等构筑物；其三，物质实体部分基本或者完全损毁，只是保留部分空间特征，更多的是依靠遗址的非物质部分传承其存在意义，比如一些旧城街区遗址，仅存地名或者少量建筑。针对遗址的这些存在状况，可以归纳其使用属性基本有如下几种：首先，延续其原初使用功能，并且保持其物质部分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一般适用于文物；其次，保持遗址物质实体的完整性，并且保证遗址环境风貌的一致性，而开发新的使用途径；再次，保持遗址的部分空间特征，使遗址作为城市的文脉延续和历史文化宣传手段，以隐形的方式融入城市环境。
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Jacbos）在她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城市的多样性”概念，指出了多样性是人们生活的必然需求，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5]。开放性保护模式正是基于将遗址景观属性和现代城市多样进行对接。首先，对城市遗址的保护采取分等级的方法。不同于传统模式，开放性利用模式建立在对遗址信息详尽分析的基础上，理清具体的保护内容和保护部位。针对不同价值的遗址，采取分等级的保护模式，在具备重要价值的遗址区域设计重点保护区，必要情况下采取封闭式保护模式。其次，对城市遗址景观的开发模式呈现更多元的途径。在重点保护区外，设立与重点保护区风貌一致的保护缓冲带，在遗址保护缓冲带的区域内，可以植入多种城市功能，为该区域带来活力，最终形成“核心保护区-风貌控制区-新城市功能”的平面布局。最大程度地激活区域经济活力，使城市遗址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系统中。例如以南京总统府为核心的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汇集了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重要文物建筑，采取的是博物馆式的保护管理方式，而在地块周边设立风貌控制区，按照文物建筑的风貌改建周边建筑，植入商业和展示功能，打造成为具有文化品位和历史底蕴的休闲消费场所，既保持了文物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又带来了经济活力（图2）。
2.3遗址景观功能随时空转化而变化
在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开放式遗址景观利用模式，还意味着城市遗址景观必须能够迅速调整定位以实现其功能的转变，为城市功能的变迁提供引导力。对于城市遗址景观来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已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保护，更多的是遗址景观在体现场地精神文化，同现有社会结构的结合以及相关经济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使得遗址景观功能随时空转化而变化。城市遗址景观的定位首先是能协调现有的城市系统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为可视为静态保护向可持续性保护的转变。城市中人的生活和城市环境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一方面人们依赖城市客体展开生活，城市环境限定和满足人的生活需求，而不同的生活需求会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环境，如果城市环境无法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那么城市环境会承受来自人的主观活动的干扰而发生各种改变。城市遗址属于本身就脆弱的特殊环境，更加容易受到人为干扰的冲击，在城市人口激增而对城市空间不断需求的压力下，许多城市遗址正在逐渐消亡，所以除了保护遗址景观的物质形态外，协调好整个环境体系中居民的城市生活需求也是实现可持续性保护的必要条件。
我国当前的城市化速度惊人，这对现代城市的各种系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尤其在一些历史古城，由于旧城遗址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在城市景观系统中处境艰难，部分城市追求“有面子”的城市环境，将许多有价值的遗址遗迹一概拆除来处理，而新建的城市景观建设又没有形成地域特色，因此产生了“千城一面”的局面。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目前的保护和利用也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模式，对遗址遗迹的划分以及定位相对模糊，容易产生孤立看待的态度，保护和开发的活动多偏重于一些文物价值高的遗址，而对景观价值和城市文脉发展有潜在意义的遗址重视不够，不能形成具有前瞻性的设计，仅仅简单的采用“保”、“留”和“拆”这几种形式，给城市遗址景观带来巨大冲击。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来源于社会意识对遗址景观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来源于遗址功能转换方面的迟缓。在社会节奏加快的时代背景下，遗址景观必须能够适应场地属性的变化，快速融入城市生活中，为场地活力的延续提供支持。例如法国的拉维莱特公园，将巴黎最大的屠宰场遗址改造为城市公园项目，是城市遗址景观成为城市功能转型的催化剂（图3）。使得该区域能够包容纷繁复杂的城市活动，无论有计划的无计划的、可以想象的和未曾想象过的，并且应时而变[6]。
3结语
开放性利用模式在综合分析遗址属性和现有保护模式的基础上，关注保护和开发的相互促进关系，是实现遗址可持续性利用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具有特殊的适用意义，是一种规范实践活动的合理策略。开放性遗址景观利用模式基于遗址信息的充分收集与分类，明确不同种类遗址的自身使用属性，是处理遗址与城市生活需求，遗址与人的活动，以及衔接遗址现状功能和未来功能的有效手段。由于遗址景观所处的城市环境在不断变换，其景观区域内的资源、能量和人文背景会经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开放性利用策略能疏导遗址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城市遗址景观的开发和利用模式探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UNESCO.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R].Pairs：UNESCO，1972.
[2] 王景慧.从文物保护单位到历史建筑——文物古迹保护方法的深化[J].城市规划，2011（35）：45～47.
[3] 顿明明，赵民.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关系及制度建设[J].城市规划学刊，2012（06）：16.
[4]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