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1
【关键词】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资本结构理论；信贷配给理论
银行倾向于保重点客户，贷款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度进一步增加。能够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大多上调15―50%之间，部分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有可能面临资金链条断裂的危险。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济宁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与其重要地位相对的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瓶颈，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1 中小企业的分类标准
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行业对其界定的标准不尽相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动态变化。各国一般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定义，质的指标主要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融资方式及所处行业地位等，量的指标则主要包括雇员人数、实收资本、资产总值等。量的指标较质的指标更为直观，数据选取容易，大多数国家都以量的标准进行划分。
2 企业融资的内涵
“融资”，顾名思义，就是资金融通，其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融资也叫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行为。它是一种资金双向互动过程，不仅包括资金的融入，还包括资金的融出。本文研究的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是从狭义上讲的融资，即是一个企业的资金筹集的行为与过程。也就是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拥有的状况，以及企业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采用一定的方式，从一定的渠道利用内部积累或向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去筹集资金，组织资金的供应，以保证企业正常生产需要，经营管理活动需要的一种经济活动。
3 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分类
3.1 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融资方式总的来说有两种，即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指公司经营活动结果产生的资金，即公司内部融通的资金，它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旧构成，是指企业不断将自己的储蓄（主要包括留存盈利、折旧和定额负债）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内源融资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具有原始性、自主性、低成本和抗风险的特点，是企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内源融资是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是企业资金的重要来源。外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向企业之外的其它经济主体筹集资金。外源融资分方式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此外，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融资租赁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属于外源融资的范围。
3.2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按照融资过程中资金运用的不同渠道，可以把企业融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间接融资”的对称，是没有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融通资金的方式。需要融入资金的单位与融出资金单位双方通过直接协议后进行货币资金的转移。直接融资的形式有：买卖有价证券，预付定金和赊销商品，不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借贷等。间接融资，是指拥有暂时闲置货币资金的单位通过存款形式，或者购买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有价证券，将其暂时闲置的资金先行提供给这些金融中介机构，然后再由这些金融机构以贷款、贴现等形式，或通过购买需要资金的单位发行的有价证券，把资金提供给这些单位使用，从而实现资金融通的过程。
3.3 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
按照股权融资过程中形成的产权关系，可以把企业融资方式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的方式引进新的股东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无须还本付息，但新股东将与老股东同样分享企业的赢利与增长。所谓债权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借钱的方式进行融资，债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首先要承担资金的利息，另外在借款到期后要向债权人偿还资金的本金。债权融资的特点决定了其用途主要是解决企业营运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不是用于资本项下的开支。
4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
4.1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如果企业只采用权益资本和负债两种融资方式，那么总资本成本率就是权益性资本成本率和债务性资本成本率的加权平均成本率。而企业的目标又是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的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价值组成。由此可见，在企业息税前盈利既定的情况下，总资本成本率最低时，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达到了最大值。因此，衡量企业是否实现了最佳的资本结构，主要是看企业的市场价值是否最大或资本成本是否最低。杜兰特（D. Durand， 1952）将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分为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也称折衷理论）。
4.2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在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中，折衷理论看起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该理论并非依据历史资料推断出来的，而是根据经验判断得出的，因此在实际中往往会产生偏差。以MM定理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出现，则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4.3 新资本结构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资本结构理论。新资本结构理论是在MM定理和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博弈论、融资次序理论、信号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并深入到企业内部和制度方面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展开了研究。
4.4 信贷配给理论
信贷配给是指在银行确定的贷款利率条件下，信贷市场对商业贷款的需求超过供给的状况，它是信贷市场的一种典型现象。Keeton（1979）提出了两种存在信贷配给的情况：一是按照银行标明的利率，在对贷款人进行信用评级的基础上，所有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被拒绝，即使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二是给定的借款申请人的借款申请只能部分地被满足。
信贷配给理论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有较强的解释力。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济宁市也不例外，因此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信贷配给模型所揭示的信贷配给机制和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
4.5 关系型贷款理论
中小型企业关系贷款理论最早由Greenbaum和Thakor（1993）最早提出。他们认为当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企业就会寻求变通的方法。通过与银行的长时间的交往，企业可以与银行建立更紧密关系。而随着关系时间长度和范围的扩展，银行可以更好地监督企业。“关系”将银行与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2
1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几乎每年均以超过GDP近多个百分比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储蓄率更是年年高居不下。居民储蓄的大量增加，一方面放大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使得央行实现“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目标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在国内金融压抑，即金融市场效率低下、金融产品不发达、市场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高储蓄使得信贷资金无处可用，银行无选择地多贷款，尤其是流动资金贷款。而企业过分依赖贷款，势必加大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引发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另外，由于储蓄高增长而形成的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格局也极不利于金融体系储蓄与投资转化机制的良性循环，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融资渠道的不畅。因此，适度、合理地分流储蓄资金势在必行。高储蓄如何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口，投融资渠道的拓宽已迫在眉睫。于是，几度搁浅的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再呈呼之欲出之势，有关部门一再强调：“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力求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单腿”支撑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并举的“双腿”支撑，加大融资结构调整的力度，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规模发行股票，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呢？在目前的中国能否依靠“政策市”过急地去推动直接融资？这些问题很尖锐，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如果说股市因为扩容而调整，这还只是股票市场的问题，而在加快直接融资的名义下大量发行股票，如果客观上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不利的影响，那问题就大了。况且，我国的资本市场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证券市场已经到了危局的境地。目前市场的交易量极度萎缩，日成交量不足百亿；券商经营状况再度恶化。“当务之急应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的看法似乎已越来越受到实践的挑战，急切加快直接融资的比例不得不让人深思。
在此，将运用实证建模技术，对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协整分析，以探析适宜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融资方式，并对未来的融资决策进行一定的经济思考。
2融资方式、结构及其演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的内生金融发展模型在理论上清楚地说明了一个运行状况良好的金融部门，通过动员储蓄并将储蓄有效地配置到高效率的生产部门、金融技术收益的增长、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性技术选择以及证券市场外在性等方面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体系完成这种促进职能的中介方式有两种，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一个经济中的盈余部门与赤字部门不通过金融中介而直接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而间接融资则是指盈余部门与赤字部门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是否通过金融中介是区分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的根本依据。更准确地说，金融中介可以区分为简单中介和复杂中介，定义是中介显然是指诸如银行之类的复杂中介。
融资方式提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质量，所以融资方式的选择不仅是微观企业关心的问题，它对宏观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说，直接融资在融资公平、风险承担、流动性等方面具有优势，而间接融资则有利于调动储蓄、扩大信用规模，便于宏观经济调控等。不同的融资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运行机制和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融资者的约束具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很难给予具体的量化评价。从实践上说，各国具体融资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商品经济和货币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储蓄、收入分配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及发展的产物。对于金融结构或者说融资方式或融资模式的发展和演变，戈德史密斯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戈德史密斯通过考察世界各国金融结构的演变历史，发现各国的金融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些惊人的共性，如金融资产总量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加，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逐步形成并存格局、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逐渐增强等，这些共性特征的出现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相伴随，而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演变为直接融资的相对地位迅速上升乃至占据相当比重则构成了各国金融体系演变的主线。
从我国金融业和融资结构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到1990年，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银行以外的金融市场几乎没有，发行的国债、企业债券的规模也很小。1990年以后，证券市场的发展带动了直接融资的发展。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中国的融资结构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选择合适的金融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3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31数据以及经济变量的解释
第一，我们通过统计年鉴，收集了GDP、INDIRECT、DIRECT、PRICE连续15年的数据（2000―2015年），并利用SAS统计软件将所采集的数据转化成一个统计分析数据集。
第二，在SAS/INSIGHT环境下打开该数据集，点击数据表左上角的功能按钮，选择define variables，在弹出的窗口中按提示定义变量名、标签及属性。将年份设置为字符型，其他均为数值型。
第三，解释经济变量。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总价值。Price：价格指数，是关于平均价格水平的指标。RGDP：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从名义GDP中剔除了价格变化并以固定价格表示的GDP。其中RGDP=GDP/PRICE。Indirect：间接融资，是筹资者通过银行间接获得储蓄者资金的一种形式。Direct：直接融资，是企业自己或通过证券公司向金融投资者出售股票和债券而获得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
32相关分析
321绘制散点图，考查变量之间的关系
进入SAS/INSIGHT环境，同时打开数据集GDP选择菜单analyze到scatter plot（y，x），在弹出的窗口中选中变量RGDP作为散点图中y变量，选中INDIRECT和DIRECT作为散点图中x变量。由此得到，这些观测点随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增加，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22计算相关系数
散点图已直观的表明了变量间的关系，为了考查变量间相关的密切程度，可以通过SAS软件计算其相关关系。在SAS/INSIGHT环境下，打下该数据集，选择菜单analyze到multivariate（y’ s），在变量框中选中变量，生成相关系数矩阵表。可以看出变量RGDP和INDIRECT的相关系数R=09926，RGDP和DIRECT的相关系数R=09566，INDIRECT和DIRECT的相关系数R=09815，均为正值，表明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同时由于相关系数均接近1，说明变量两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其中RGDP和INDIRECT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
33回归分析
331回归模型
从上述的相关分析可知RGDP和INDIRECT，DIRECT之间都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要进一步考察其数量关系，建立其多元回归模型为RGDP=β0+β1INDIRECT+β2DIRECT+ε。进入SAS/INSIGHT环境下，打开该数据集，选择菜单analyze到fit（x，y），选择变量RGDP作为y变量，选择INDIRECT和DIRECT作为x变量。
参数β0=118668，β1=05415，β2=-10598。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间接融资每增加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15%，直接融资每增长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降低10598%。
332显著性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将自动生成拟合回归直线的汇总说明。从中可以看出统计量决定系数（R-square）为09937，校正的R^2（AdjR-sq）为09927。说明RGDP的变异有9937%可以归因于INDIRECT和DIRECT 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有063%是未能解释的。R^2接近于1，说明其拟合优度较高。
（2）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将自动生成方差分析表。从中可知，F统计量的值为9481041，与其相应的P值=00001，表明原假设成立的概率仅为00001
（3）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将自动生成参数估计表。从中可看到，3个参数β0，β1，β2的T统计量分别为18198，12249，-4002与T统计量相应的P值分别为00001，00001和00017表明原假设（参数为零）成立的概率均小于005=a，应拒绝原假设，即参数非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是显著的。
333回归诊断
（1）是否符合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相同的方差，而在经济问题分析中有可能违反这种假设。SAS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会自动生成残差预测值的散点图。从中可看出残差有大体相同的散布，它表明等方差的假设没有问题。
为了验证残差为正态分布的假设，可拟合后残差图和参考线。残差图表明，数据点散布在参考线附近，近似于一条直线上，可以认为残差的分布与正态分布差异不大。
（2）共线性问题
由于经济变量往往随时间存在共同的变化趋势，就使得它们之间容易出现共线性，即自变量之间有着严重的线性关系。具体可计算DIRECT和INDIRECT之间的可决系数R^2以及方差膨胀因子来判定。可以得到R^2=09633，接近于1，方差膨胀因子为27284>10，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解决方法一：在存在共线性的变量中剔除一个F检验值较小的。从回归模型可知INDIRECT的F值为1500323，DIRECT的F值为161777远远小于INDIRECT的F值，可剔除变量DIRECT重新假设回归模型为RGDP=β0+β1INDIRECT +ε。根据上述SAS的步骤重新得到回归方程为RGDP=13757+0367INDIRECT-DIRECT可决系数R^2为09852，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F值为867366，与其相应的P值=00001
解决方法二：由于R^2与样本容量有关，样本较小时，容易引起共线性（R^2 容易接近1）。该样本数仅为15，因而可以扩大样本容量再进行分析。
4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而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则与经济增长呈较小的负弹性关系。市场化的间接融资规模较之市场化的间接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中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和企业债券的严格限制是削弱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原因。对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41自然倾斜的金融战略
对融资方式及其结构演变，绝大多数国家都顺应历史发展，顺应和维持这种金融倾斜局面而不人为推动或抑制，即自然金融倾斜发展战略。反之，通过政府自觉的法律约束或政策行动积极推进或抑制直接金融的发展，从而缩小或增大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倾斜度就是人为金融货币发展战略。从我国实际看，间接融资的市场化融资程度有待加强，证券市场化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因此，当前不应刻意去发展直接融资或扩大间接融资规模，简单地变换融资方式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小金融风险。因此，应当推行自然倾斜的金融发展战略，健全和完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体系。
42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强化间接融资市场化程度
作为间接融资的主体，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直接决定了间接融资的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和项目选择直接决定了间接融资的效率。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加快真正商业化进程，将国有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彻底的分离，建立与市场经济的国际竞争环境相适应的严格的经营责任制、完善的内控制度、完备的考核制度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间接融资真正做到以市场化为基础。
43规范证券市场发展
金融发展是质与量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走出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发展的误区，应当首先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择优标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其次是建立完善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加快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再次是提高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效率，加大对证券市场中介违法操作的监察和惩罚力度；最后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从行政方式转向市场方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44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完善直接融资结构
直接融资不等于股票融资，在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企业债券的重要性，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放弃企业银行债券发行规模总量的限制，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主决定筹资的方式和数量；其次强化发债企业资产抵押和担保人制度，建立企业债券受托人制度；再次要健全企业债券评级指标体系，树立中级机构信誉，完善对企业债券的评估机制。最后是开展金融创新，实现企业债券的上网发行，加强企业债券二级流通市场建设。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3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曾提到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两大制度畸形，即刚性兑付和过渡依赖担保。
结合吴行长的观点，笔者进一步将这种畸形扩充到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刚性兑付。理财产品和财富管理中，大多数产品都是投资性金融产品，存在风险是必然的。投资性金融产品需要遵循“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原则，但是我国的财富管理完全违背了这个原则。出现违约风险后，作为中介平台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刚性兑付。
第二是过度依赖担保。我国的市场交易缺乏诚信，金融市场缺乏信用体系，导致市场交易和金融活动过度依赖担保。
第三，我国的大多数的理财产品都是一种类存款产品，都是属于间接的融资体系。但是从国际经验和法律性质来看，理财产品都属于直接金融体系。
第四，我们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缺乏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导致我国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第五，国外认为财富管理是富人的游戏，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充分体现，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管理基本上属于富人的专利，如此，会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而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可以根本上改变我国财富管理制度和体制困局，老百姓、丝们、大学生等都可以公平享受金融服务、都可以公平参与财富管理，所以笔者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催生了财富管理大变局，大资管时代已经来临。
金融市场模式如何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必须要转变金融发展的模式和体制。笔者研究日本韩国等国际上金融后发国家发展金融市场的经验，从间接金融市场体系转向直接金融市场体系是必然趋势，而市场型间接金融是实现这个转型的必经道路。市场型间接金融一般分为A型和B型。A型是从投资者角度的集合理财，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各类公募私募基金、P2P、众筹等都属于这种类型。B型则是从筹资者角度的 “资金筹措”：比较典型的是各种贷款债权的流动化与证券化、银团贷款、项目融资等。市场型间接金融的核心要旨是实现金融中介机构资金融通功能的市场化，突破现有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融资的单一性和高风险，实现直接金融和传统型间接金融的互补与完美结合。市场型间接金融的发展比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可以更有效地分散、降低市场风险。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可以根本上改变财富管理的制度基因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制度畸形，所以说我国已经进入财富管理大变局时代。具体来说：
第一，股权众筹的小额投资、分散投资、投资组合、高风险高收益等制度特性，可以打破理财产品刚性兑付的神话，投资者“买者自负”的基本原则可以逐渐深入人心，贯彻始终。
第二，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逐渐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和类似FICO体系，开发信用产品，可以设计出个性化的私人定制的金融产品，打破过度依赖担保，打破标准化、无差异的传统金融产品设计模式。
第三，实现丝金融和众筹金融，余额宝等各类“宝宝”、众筹都是丝金融的体现。通过移动支付和移动金融实现快速、便捷、高效、低成本的财富管理，加快全民理财时代的到来。众筹金融、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能够打破富人对财富管理的垄断，能够使普通的老百姓、丝、大学生公平享受金融服务。所以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道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打破刚性兑付和担保机制后，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买者自负和倾斜保护相结合。
第五，全民理财时代、大财富时代是大金融大统和的时代，互联网金融加大了产品混业，金融超市，特别是养老金融，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金融市场，这里的“大”是通过移动支付和移动金融，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利用者的数量急剧扩大，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财富管理和金融服务市场。
总之，借助互联网金融，可以变革我国财富管理模式和金融市场体制。
互联网金融有三个体系：第一是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笔者提出中国银联涉嫌垄断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导致了互联网公司等民营机构的金融业缓慢，金融服务得不到普及。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新型清算组织等的发展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重构。第二是间接融资模式的重构：P2P、第三方理财是对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的重构。第三是直接融资模式的重构：股权众筹等模式是对以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直接金融体系的重构。互联网金融还衍生出新型金融业态，比如金融信息垂直搜索、金融百货店、金融天猫等，都是平台金融。
根绝笔者调研和研究，笔者给互联网金融初步做出一个定义，“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众筹金融，具体是指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基础上，实现支付清算、资金融通、风险防范和利用等功能；其具有快速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和场外、混同、涉众等特征；并打破金融垄断，实现消费者福利。”该定义逐渐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
笔者首先提出，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核心和主流是众筹。众筹分四大类，一是债权众筹，第二大类是股权众筹，第三大类是回报众筹，第四大类是捐赠众筹。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4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78―200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尤其是2002年后年均增长率达到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却从改革开放初的0.28猛增至2013年的0.473，且自200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高于贫富差距警戒线0.4。因此，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原因的探讨在中国从来没有平息过。
金融部门――这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却是近年才出现的。金融作为连接储蓄和投资的纽带，对于居民财富的使用、收入的分配都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关于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界大致给出了三种观点：一是金融的发展缩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盖勒和泽拉（Galor和Zeira）在1993年的分析;二是金融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满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对这一关系最为著名的阐述是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和Jovanovic）在1990年建立的动态模型;三是金融发展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这种观点主要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给出，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上述三种观点在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路径时主要沿袭从西方经典理论出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路径，其中间接效应大都是基于金融发展加速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来分析的，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出发，会发现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膨胀的后果以及连接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关键一环――政府的作用。
二、对金融发展本质的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学离不开经济学的土壤。然而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在论证金融发展、自由化时具有一定的伪善性，并不能真正分析其本质。为此，在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正确认识金融发展的本质是极其重要的。
金融发展在狭义上主要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包括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变化。在广义上包括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经济金融化等一系列与金融有关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发展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包括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及货币金融的自由化、虚拟化，可以说金融发展正在逐渐地远离实体经济。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是大量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膨胀，它们会促进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范围内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
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当这些货币流入产业经济领域时，无疑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推动起来的闲置资本被再次投入金融领域并继续虚拟化而不是投入实体经济增加社会投资时，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会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出现泡沫。当这种泡沫足够大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也将随之到来。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由于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发展而来的金融领域可以使闲置资金流动起来，所以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的虚拟化导致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会催化泡沫的产生，而西方经济学界、政界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刻意助长这种泡沫的产生，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路径――西方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
（一）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主要是指金融发展，尤其是非正式金融机构中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帮助穷人融资，从而缩小了贫富差距。他们认为，金融领域的门槛效应使得富人能进入，穷人无法进入该领域，导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金融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会使得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从而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使得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因此，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首先，金融资本的积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收入的两极分化，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两极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方式不断地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职能资本逐渐向银行资本和各种生息资本转移，造成货币/金融资本的不断累积。金融资本的积累使得普通劳动者处于贫困的一极，无形中造成了进入金融领域的壁垒即门槛效应。因此，金融资本是在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作为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同资本积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一样，也使得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其次，股份资本的发展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股份资本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把分散在社会中的资本积累起来，且随着股份资本的发展，竞争被垄断所代替。一方面，垄断必然会形成垄断价格，资本家通过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股份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使得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买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股票的暴涨暴跌中，普通居民由于不具备相关知识及信息，很容易造成投机失败，而投机失败者的财产，以及社会资本会转移到投机成功者即大资本家手中。结果，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工人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二）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间接缩小收入差距。西方金融理论中，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是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会减缓贫困，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因此间接效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自从熊彼特分析了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来，多位经济学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希克斯曾经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的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即全要素增长率是长期中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事实。因为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非流通的长期资本，如果没有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不完善，是很难做到积累大量非流通资本并使之运转的。因此，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之一。
其次，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分配状况，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西方理论界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机制的自动调节而逐渐趋于缩小，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服从一种倒U形曲线的关系。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扩大收入差距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在政府干预市场下才会缩小收入差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其投入实体经济后客观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从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经常不能回流到产业资本经济，即实体经济中，而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产业资本之外，造成金融领域的泡沫化，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泡沫化。因此，金融发展推动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泡沫经济，从而西方经济学界所分析的间接效应路径的第一阶段在质量上（经济发展质量）会大打折扣。
西方经济学界所认为的间接效应第二阶段，即经济增长会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更是捕风捉影，经济增长后收入差距只会内生地扩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使得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收入和之前自身收入水平相比都会上升，但是其上升的速度不同，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穷人，因此二者的收入差距与之前相比也并没有减少。另外，随着金融泡沫的产生，整个经济体也将处于泡沫之中，泡沫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破灭，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的过度放任、自由化、放松监管甚至没有监管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工人阶级和小型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大型企业凭借其强大的信息资源，迅速撤离金融领域，减少亏损，从而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会影响投资于不同企业的居民收入，从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差距却缩小了，这不是高收入者自发地向低收入者进行的救助，而是政府干预市场，强制施行救助措施的功劳。危机爆发后，各产业濒临瘫痪，失业率增大，通货膨胀上升，严重降低了政府的信誉，使政府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民众舆论的压力、社会动荡的潜在压力以及面临下台的压力，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社会趋向于稳定。
因此，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存在性的逻辑推导完全不同于上述西方理论中的逻辑推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倒U形曲线的形成机制是，在金融出现危机、收入差距扩大之后，政府迫于社会压力而进行的外在的行政性干预使得收入差距缩小，这种情况下的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并非由经济内生。
3. 两种理论间结论的差异。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促进经济发展，后间接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在放任条件下无约束发展会爆发金融危机，扩大收入差距，之后在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才会外生地缩小收入差距。虽然最终结果都是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西方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缩小伴随着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贫富双方都可以获得金融发展而带来的好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政府干预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前提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几乎只是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干预市场。在危机爆发前，金融发展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其进一步扩大，富人在享受了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增长的同时却剥夺了穷人应得的福利。
因此，相似的结果却有着极其不同的意义，西方理论很自然地隐藏了富人对穷人的这种福利剥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揭示出了这种隐含着的剥削关系。
四、结束语――政策性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最终会内生性地缩小收入差距，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只会内生性地扩大收入差距，而只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
因此，尽管现实中的确存在收入差距先上升后逐渐缩小的情形，但是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这种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并非单靠经济内部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规律。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1所示：
[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图1：传统西方分析模式
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2所示：
[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出现金融泡沫化][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干预经济][?][?][?][?][?]
图2：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
这种分析模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政策性的结论，即过度的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会给整个经济带来灾难，政府应该考虑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与调节，防止金融过度泡沫化，从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当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就与金融的泡沫化有关，需要政府进行管控。另外，这种分析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不能一味崇信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化、市场化，而是要坚信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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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5
目前，中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人们因此普遍认为中国货币存在超发，货币存量过高。但对此又缺乏有说服力的标准，也就是说，目前并没有货币总量控制的明确标准，因此也容易引发争议，这也是当前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货币投放总量的控制标准或目标
目前认为中国货币总量过多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的M2与GDP之比，远远高于国际一般水平。另外就是M2增长幅度持续高于GDP与CPI增幅之和。
但实际上M2与GDP之比受很多因素影响，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一比率都可能是不同的，因此，设想确定M2与GDP的控制比率，并以GDP的规模倒推M2的规模，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容易抹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积极作用。
而以M2增幅等于GDP与CPI增幅之和，或者再加上一定的调整幅度作为货币总量控制标准，也同样存在着以GDP和CPI的增长幅度倒推M2的增长幅度，从而削弱货币政策调控GDP和CPI积极作用的问题。
那么，到底如何确定货币总量控制标准呢?
我们知道，金融的产生和发展，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将社会沉淀的资金(闲置的资源)有效利用起来，投入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去，这就产生了包括存、贷款在内的多种投、融资方式和渠道。而金融作用的最佳发挥就是把社会沉淀资金全部利用起来，投放到社会中。
但是，由于在社会投融资渠道中，间接融资本身又会创造新的货币，如银行用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又会转化成为本行或其他银行的存款，如果银行再将存款贷放出去，就会产生贷款的乘数效应，没有适当的控制，就有可能创造无限的货币，使得货币总量失去控制，金融的作用就会发挥过头，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当然，如果社会融资渠道中只有直接融资方式，这种虚增货币、过度投放的情况完全可以避免。但如果没有类似银行这类金融机构和间接融资方式，完全的直接融资方式很难将社会沉淀资金充分利用起来，间接融资方式是不能取消或完全替代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银行贷款派生的存款还能不能再发放贷款。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凡是存款都属于闲置的资金，最好都能再利用起来、投放出去，以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因此，用银行贷款派生的存款再发放贷款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在金融实践中也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但这实际上忽视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不同，以及间接融资可以创造货币，使货币虚增乃至造成信用泛滥、流动过剩、货币失控、透支未来的问题。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并且当严重，这也是引发全球金融大危机的根源所在。
考虑到间接融资可以创造货币的特性，为避免货币虚增，有必要将贷款以及其他类似贷款的投放总量，即广义贷款总量控制在社会净存款(广义货币总量广义贷款总量)的100％的水平，或者将广义贷款总量控制在广义货币总量的50％。这也就应该是货币总量控制的一般标准。当然，在刺激经济增长、缓解通货紧缩时，这一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在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经济增长时，这一比例可以适当降低，但长期来看总体上应维持在一般的控制水平。从这一标准看，现在我国监管部门确定的商业银行75％的贷存比高限已经偏高了。
按照这一标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货币都已经超发了。从中国的情况看，到2010年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7.9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为71.8万亿元，贷款与存款之比为66.7％，已经超过了50％的一般标准。从贷款占净存款(存款减去贷款后的余额，近似地反映真正的社会存款)的比率看，已经达到了2倍以上，更是远远超过100％的控制标准。在实施贷存比控制的中国尚且如此，那些高消费、高投资、低储蓄，没有贷存比率限制的国家，其货币投放总量更会大大超过上述控制标准。
货币投放总量的控制
货币投放总量的控制，包括围绕货币总量控制标准或中介目标扩大或收缩货币投放两个方面，而且要落实到具体的货币投放渠道、货币投放控制方式或工具(数量型或价格型)、货币投放的节奏控制等等。
在各种融资方式中，应该创造条件优先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而要把间接融资作为社会融资方式的必要补充。因此，货币总量控制的重点就必然是对间接融资，亦即广义贷款总量的控制。
如前所述，货币总量控制的一般标准是将广义贷款总量控制在社会货币总量的50％上下。由于随着金融的发展，间接融资的渠道或方式也在不断丰富，现在仅仅控制银行贷款已经不够了，还需要把各种间接融资渠道都纳入控制范围。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对现有的融资方式进行认真的梳理，把各种实际上属于间接融资的货币投放都要甄出来，纳入广义贷款投放监控范围。
在实施货币总量控制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不能忽视而需要调控的，就是货币储备物的规模，目前，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外汇储备的调整。从独立的货币政策角度看，货币储备物并非越多越好。因为购入的货币储备物越多，投放的货币就越多。
例如，中国2011年1月末外汇储备投放的货币(外币占款)已达23.08万亿元，规模已经太大了。这部分货币投放会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的存款，而存款又会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提供支持，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尽管中央银行为控制银行贷款，而不断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扩大央行票据发行，回笼或冻结很大一部分资金，但这只能通过控制银行流动性来间接控制银行贷款等新的货币投放，而23.08万亿元已经投放出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还是扩大了银行贷存比控制指标的基数。
在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完全应该严格控制新增外汇收购，控制外币占款和桕应货币投放的增长。同时，应进一步放宽企业和居民购买外汇和使用外汇的限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手口个人“走出去”，扩大国内外汇需求；要严格控制境内外汇贷款的发放(2010年末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为4534亿美元，外汇存款余额仅为2287亿美元，存贷款已经严重倒挂且仍呈扩大趋势)，推动企业和个人向国家购买外汇，尽可能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应该尽快推动人民币实行完全可兑换，从而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扩大海外人民币购买当地货币的市场需求，进而压低人民币汇率，抑制热钱流入，控制乃至压缩中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损失规模。动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家大量进口国内需要的商品或物资，扩大市场供应，打压过陕上涨的物价，并压缩外汇储备，回笼过多的货币，真正发挥货币储备物平抑币值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有人建议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这是值得商榷的。社会货币总量和社会融资总量是两个并不同的概念，由于社会融资总量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而二者又可能发生关联，如企业用贷款购买股票、债券等，特是由于直接融资并不影响社会货币总量。因此，不可能用社会融资总量代替社会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否则，把并不影响货币总量的直接融资，甚至根本没有发生实际融资行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类的内容过多纳入，必然影响货币政策控制效率和效果，实际操作上也很难落实。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范文6
【关键词】 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第十八条的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后面为了避免未实现融资收益被高估,《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对上述会计处理的规定又作出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即在初始确认时应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调整,根据已经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借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贷记“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其对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依然还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从租赁准则的规定我们显而易见: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中第四条的规定:“租赁开始日是指租赁协议日与租赁各方就主要租赁条款作出承诺日中的较早者”。而初始直接费用是指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费用,其通常发生在租赁开始日或者租赁开始日之前。而且根据准则的相关规定,出租人要在租赁期开始日对初始直接费用进行会计处理。然而,如果租赁开始日和租赁期开始日不在同一会计期间,就会存在初始直接费用无法进行及时入账的问题,但这些问日在很多教材或是文章在讨论时都很巧合的避开了。
另外,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是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因出租资产而发生的辅助费用,是为了形成租赁事项并获取未来各期租赁收益所付出的代价。而租赁准则对应收融资租赁款的会计处理规定说明,出租人除过收取最低租赁收款额以外,还可以获得相当于初始直接费用的额外资金补偿。但是,从实际情况而言,出租人是不可能从承租人那里再收取初始直接费用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等到租赁结束后,长期应收款中初始直接费用的部分收不回来,未实现融资收益也相应无法转出。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意识到此点并对会计处理的规定作出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即在初始确认时应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调整,规定内容此处就不再多赘述。这似乎让人有些不解,因为如果在初始确认时调整,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初始确认计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不包括初始直接费用的金额。此外,即使出租人确定可以从承租人处得到额外资金的补偿,也应该将其纳入最低租赁收款额中,应收融资租赁款也只需要根据最低租赁收款额进行入账。由此而言,企业租赁准则中关于应收融资租赁款入账价值的规定既与租赁实务不符合,又与最低租赁收款额的涵义相冲突。
然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1号――租赁》规定: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由此而言,未担保余值和最低租赁收款额是出租人未来收到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出租人为获得这些经济利益,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其差额就是出租人总共的出租利息收益。由于这些出租利息收益需要按照权责发生制进行确认,这样就暂时计入未实现融资收益,在未来的租赁期内按照实际利率进行分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对出租人而言,在融资租赁中,其付出的代价主要是租赁资产公允价值,该代价需要由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来补偿。而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也是出租人为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付出的代价,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也需要由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来补偿。所以在计算出租人内含利率时,准则规定需要考虑初始直接费用的影响。所以准则规定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包含在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初始计量中。其真实的含义应当是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应由未来的经济利益来补偿,而不能作为当期损益处理。
针对融资租赁出租人初始直接费用的确认计量问题和会计处理,第一种建议认为初始直接费是不能直接记入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科目),而应当在分录中直接通过未实现融资收益把分录调平。这样就能使长期应收款只包括出租人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最低租赁收款额,是出租人在未来真正要收到的款项,也是对出租人在该交易中付出代价的真实补偿。应收融资租赁款只包括出租人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最低租赁收款额,是出租人在未来真正要收到的款项,也是对出租人在该交易中付出代价的真实补偿。
第二种做法则提出将初始直接费用发生时计入融资租赁资产――初始直接费用,然后租赁开始日自然就在融资租赁资产的科目下,此情况下没有确认的融资收益中就不会包含初始直接费用导致的差额部分。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它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初始直接费用的发生与租赁期开始日没有在同一日或者不在同一会计期间的问题,使得初始直接费用及时入账,而且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也是为获取租金收益所付出的代价,将其发生额计入融资租赁资产的成本能够与所收取的租金形成配比。另外,从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的科目性质看属于资产,而所谓资产,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除了未担保余值外,可以为出租人带来经济利益资源,即:最低租赁收款额,而把最低租赁收款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会更加符合资产的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