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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技艺的传承范文1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着习俗以及土着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民族技艺的传承范文2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
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民族技艺的传承范文3
关键词：少数民族骨干生 基础强化基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体育课程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以下简称“骨干生”）基础强化培训基地的教学要求是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养，使其基础课程综合水平接近或达到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基本要求，增强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为使其在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基础课程为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英语、大学语文、信息技术、民族高等数学等六门课程，兼顾其他专业理论知识。[1]
可见，强化基地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了身体健康。高校体育课是促进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同时是实现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2]目前六所培训基地都没有开设体育课程，违背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为此，在强化基地开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是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必然要求。[1]
一 、开设体育课程教学的意义
1.有利于培养骨干生的兴趣爱好
高校体育课程应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满足其身心发展需要。在强化基地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将抢花炮、板鞋竞速、珍珠球、高脚马、舞狮、抛绣球、竹竿舞、打陀螺、顶鼓、等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以更直观、更形象、更具体方式展现给学生，使原本单一枯燥的体育课程具有趣味性和观赏性，有利于激发骨干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2]
2.有利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少数民族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剥离和凸显出来的文化存在，能够充分地反映出一定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3]。对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文化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一直以来，民族体育大多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很多体育项目濒临失传的窘境，如彝族的“三笙”、傣族的雄性孔雀舞、苗族的上刀梯技术等，没有形成正式的文化传播体系，其原创性、自然性、真实性、民族性在逐渐削弱。
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次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4]为此在骨干强化培训基地开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是继承和传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较为系统的途径，有利于以更加规范的形式保存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3.有利于提高骨干生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一种自然表达，是感情交流的媒介和符号。强化基地开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举办各民族的特色节日，如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展现各民族制度文化和民族自信、民族审美等精神文化同时，对学生进行关于民族历史、民族自然、社会环境、民族生活习俗等方面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各民族情感交流和融合，增强各民族学生之间的友谊；有利于提升学生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4.有利于提高骨干生的健康水平
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在强健体魄的同时还能改善睡眠质量，使大脑得到充分的放松，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愉悦的心情，从而提高骨干生心理状态的调节能力。[5]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通过与其他民族学生互动交流，逐渐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利于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归属感，提高道德修养。
5.有利于减少学校体育教学经费的投入
舞龙、踢毽、跳绳、毽子等多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所需体育器材简单、价格便宜，所需场地要求不高，这可以减少学校对健身器材和体育场馆的投入费用，同时也相应地减轻国家与政府的负担。
在骨干强化培训基地开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充分体现高校体育教育的本质---快乐体育和终身体育，适应当代体育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3]
二、开设体育课程可预见的困境
1.缺乏教材的理论支撑
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没有科学的教材作为指导，体育教学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论指导，体育教学系统性、教育性、科学性就会下降，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纷繁多样，没有统一的教材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加以规范，可能导致有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得到重复练习和推广，而有些晦涩难懂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则完全被忽略。这可能造成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不均衡发展的局面。
2.缺乏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体育教师是建立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体育课程体系和传播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最活跃的中坚力量，拥有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才能保证良好教学顺利开展，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很多体育老师能够熟练掌握现代体育项目技能和知识，但是缺乏对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的了解和掌握。缺乏专业化的体育教师队伍是骨干强化基地开设少数民族体育课程面临的重要难题。
3.有限的教学条件
运动场地是体育教学正常进行的基本保障。虽然与现代体育运动相比，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运动场地需要费用投入较少，可其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对运动场地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要求较高，需要学校能提供种类齐全的运动器材，而学校往往提供的场地和器材种类等教学条件有限，直接导致很多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在学校无法顺利开展。
三、克服困难的措施
在骨干强化基地开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是开创性的举措，必然面临很多困难，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1.国家将开设体育课程落到实处
1.1国家提供政策层面的保障
国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要求全国六所中央直属高校在对骨干预科生进行基础培训期间必须设置体育课程，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全校体育课程体系，重视骨干生的全面发展，高度重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从政策层面给予保障和监督。
1.2国家加强少数民族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基础强化基地开设少数民族体育课程的重要前提是广大体育教师既要懂得现代体育科学知识，又要精通少数民族体育知识与技能。所以建设一支具备少数民族知识强有力的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是顺利开展少数民族体育课程的必然要求。为此，国家应该加大对少数民族体育事业投入，建立教师培训机制，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应重视民族体育科研方面的工作，通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观摩会、研讨会、聘请专家讲座等方式进行技术培训与交流， 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促进体育教师民族知识和技能的提高。
1.3组织编撰少数民族体育教材
教材是课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统一的理论作为支撑，体育工作开展将无章可循，出现混乱局面。为保持各民族文化特色和各民族体育运动和谐统一，需要国家组织专门专家对众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分析、整理、甄别、筛选，找到适合在学校体育中开展、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为大多数学生易接受的运动项目，进行改革和创新，整理编撰体育课程教材，为体育课程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4]
2.强化基地学校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
2.1加强终身体育意识和体育文化宣传工作
学校有关部门应加大体育锻炼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培养骨干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树立民族体育教育观，将骨干预科生的体育课程纳入全校体育课程体系，创造良好的体育锻炼氛围，促进骨干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2.2吸纳专业的体育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教师是教学的中坚力量，为了保证体育教学的顺利开展，国家不仅要加强掌握少数民族知识和技能教师的培训工作，强化基地学校更要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此类体育教师的待遇，吸引专业人才，提高体育教学水平。同时学校也可以组织一些培训工作，与民族院校联合组织座谈会等活动进行经验交流和学习，切实提高体育教师素质，还可以与民族院校签订协议，委托民族院校培养专业化的体育教师。
2.3举办少数民族体育活动
体育竞赛是推动体育训练和教学的杠杆， 也是高校体育工作的组成部分。学校通过各种形式的竞赛如晚会、运动会等，所有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到活动中，尽可能多地创造各民族学生之间交流经验、互相学习的机会， 不断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提高学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兴趣和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2.4学校加大财政投入
财政投入是学校重视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培养院校在享受国家提供的经济补助外，学校应该拿出校财政收益的一部分投入骨干预科生体育课程开设，提高体育教师的薪资水平，提高运动场地和体育器材的投入力度，创造一切便利条件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少数民族运动需求，提供部分经费用来组织少数民族体育活动。
5.建立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评价对学生体育锻炼起到一定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学习评价体系和考核方法，以有效的激励制度，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在国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建立科学和可操作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学习评价考核体系，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高校体育课程资源体系的客观要求。应将体能、技能、认知、学习态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情意表现等纳入少数传统体育项目学习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对学生学习前后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注重学习过程的评价，同时评价学生在教学和课外活动中的表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优秀体育项目具有独特的课程资源优势和潜力，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开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是国家培养高层次骨干人才的需要，是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5]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http：//
[2] 苏娟，陶于.体育与健康课程对大学生健康促进因素分析[J].体育与科学，2006，27（6）：99-100
[3] 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24（3）：23
民族技艺的传承范文4
亮点 创办于1974年的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坐落在海南中部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五指山市，这是全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五指山地区约有3万多名黎族妇女掌握黎锦技艺，如今却减少为不足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过七旬的老人。黎族织锦技艺的传承已濒临绝境。2009年10月，黎族传统纺染绣织技艺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也是在这一年，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决定创办“黎族织锦技艺中专学历班”，将一直在民间传承的黎锦技艺纳入职业教育课堂。“黎族织锦技艺班”首批招收370名学生。学费、杂费、住宿费、课本费、材料费等全免，每生每月还有150元生活费补助。学校聘任刘香兰、容亚美两位黎锦传承人和6位黎族文化专家，为学生授课，并对课程设置和教材进行大胆创新，采用一体化教学模式，将理论和实训紧密结合，提高教学效果。作为国家级黎族织锦传承人的刘香兰，除了在课堂上传授技艺，更多时候，她将学生带进传习所，与这里上班的黎族妇女边交流边工作。学校又先后在五指山番茅黎锦坊、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等地建了3个实训基地，实现校企深度合作、资源共享。
民族技艺的传承范文5
1.1辽宁锡伯族基本概况辽宁省的锡伯族主要分布在沈阳，其历史要追溯到1699年，当时政府因“整顿锡伯骑兵，加强盛京防务”，锡伯族南移盛京。沈阳的锡伯族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聚居区人口众多，沈阳有兴隆台锡伯族镇、黄家锡伯族乡和石佛寺朝鲜锡伯族乡等。因此，辽宁省锡伯族文化的保护以沈阳为中心，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和锡伯族村的浓郁特色，为保护和传承锡伯族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2辽宁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喻为“活着的人类财富”，辽宁是多民族的省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挖掘辽宁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建立锡伯族非物质文化民族品牌，在更高更宽层面宣传和保护锡伯族文化，起到较好的宣传和推介作用；有利于促进辽宁特色旅游业发展，增强城市文化的对外交流，同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这种精神将成为辽宁建设文化强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2辽宁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承的现状与问题
锡伯族世居东北，辽宁地区的锡伯族不仅仅在人口上占据优势，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锡伯族喜利妈妈、锡伯族民间故事、欻嘎拉哈、锡伯族家庙祭拜仪式、锡伯贡米、锡伯族灯官秧歌等等很多锡伯族传统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在沈阳的锡伯族当中都有着较好的保留和传承，成为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辽宁锡伯族民俗节日活动、手工技艺和民间美术方面为例，分析辽宁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现状与问题。
2.1缺少原汁原味的民俗节日活动人们最为熟悉的锡伯族民俗节日活动要数锡伯族西迁节。节日当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身着盛装，弹奏民族乐器冬布尔，大家纵情歌舞。除了西迁节，锡伯族民俗节日活动还有抹黑节，婚俗活动活动也别具风格，婚姻礼节过程繁复，婚礼一般举行三天。汉族的一些节日，锡伯族同样盛装庆祝，如春节、中秋节等。锡伯族民俗活动丰富，除了自己民族了解和熟悉外，较少为大众所熟知，人们一般通过其他媒介了解，如网络、报纸等，如何让更多人走进锡伯族民俗活动，了解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是目前其存在的较大问题。
2.2缺失手工技艺传承人锡伯族手工技艺包括蛋壳艺术和木雕等。蛋壳艺术是辽宁农村锡伯族习俗生活中较常见的一种独具艺术魅力的民间手工艺形式。它所体现出的民族文化内涵是较深厚的、且又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锡伯族手工技艺传承人大多是祖辈相传，在技艺传承存在着局限性，一旦这种传承关系打破，将造成技艺失传，锡伯族手工技艺正面临这样的困境。
2.3民间美术作品缺少艺术独特性锡伯族民间剪纸与刺绣是锡伯族民间美术作品中最普遍的造型样式。在民间从事剪纸和刺绣创作与制作的人，大多数是锡伯族民间艺人与妇女，她们有的很小便开始学习剪纸与刺绣技艺，跟随长辈妇女一起剪贴花样，描画衣服、鞋面、被罩、枕顶等生活用品上的刺绣底样等等。现今，锡伯族会剪纸和刺绣的人越来越少，能够真正做民间美术方面创作的人越来越少，本族人对其传承意识淡薄，导致锡伯族民间美术作品匮乏，缺少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另外，经济利益诱导，民艺作品良莠不齐，做工粗糙，也影响着锡伯族民间美术作品的发展。
3打造辽宁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的建议与策略
以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探讨提升城市软实力，将辽宁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通过锡伯族非物质文化文化弘扬“辽宁精神”，丰富“辽宁精神”内涵，为加快辽宁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城市软实力、建成文化强省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添上砝码。
3.1传承锡伯族非物质文化的原生态民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民族的独立精神，在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想要了解一个民族，其民俗活动成为了最直观的方式。人们熟知的锡伯族民俗活动包括西迁节和抹黑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我们应保持锡伯族文化的原生态，这里所说的原生态有两层含义，一是锡伯族民俗活动本身具有的原生态特点，二是与锡伯族民俗活动相关的原生态环境，具备了两方面的条件，才能充分保持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展现锡伯族民俗活动原生态的生命力。
3.2创新锡伯族非物质文化的民艺作品原汁原味的民艺作品，直接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点和独特性，成为传递民族特色的载体，城市中的民艺作品与市场观念结合，大多注重经济回报与利润，导致民艺作品粗制滥造，冲淡了其本身具有的民族性特质，形成恶性循环。潘鲁生的《民艺学概论》中提及台湾在民艺技艺保护方面有所创新，开展民间传统技艺传习活动，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使传统民艺适应现代文化的发展。锡伯族民艺可借鉴台湾的特色，传承手工技艺，同时需要吐故纳新，以新的形式和艺术手法，创新民间美术作品，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推陈出新，抵制伪民艺作品，创作具有锡伯族特色的真民艺作品。
3.3丰富锡伯族非物质文化的普及教育锡伯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不单只是相关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力量，林保尧先生对民艺的保存和传承曾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和措施，他指出，根据民艺的“属地主义”，即地域性特征，传统艺术研究中心与各地文化中心相结合，共同实施保护，建立地方性的民间传统技艺传习所；“广结善缘”，国家、社会、全民都老关心民艺，而不限于文教机构。一方面以社会公众角度普及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开展锡伯族非物质文化的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培养青年人的锡伯族非物质文化的美育教育，在辽宁地区的锡伯族学校里，增加对民间美术的教育，引发学生对其民族美术的浓厚兴趣，培养民俗审美情趣。
4结语
民族技艺的传承范文6
关键词：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
作者简介：梁琳（1990-），女，湖南岳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高涵（1981-），女，湖南祁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0-0081-04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将民族特色产品、工艺文化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民族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着力推动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模式改革，逐步形成民族工艺职业院校传承创新的现代机制。”可见，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已经成为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本文基于国家对职业教育与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视，以及传统手工技艺和职业院校本身的特点，力图探寻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
一、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意涵
回顾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特别是传统手工技艺类职业院校传承的研究比较少，要了解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的意涵，有必要理清相关概念。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正式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名称，并且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我国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具备三种基本特征：第一，价值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是具备或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或文化价值、或多种价值的合体。第二，认同性。“被视为文化遗产”表示事物要被认识主体认同和接受，要视其为文化遗产，这种认同感是要从内心而发，而非人云亦云，这也可以称为“接受性”。第三，活态性。即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和“无形”形态。“无形”形态指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无形的表现形式，“有形”形态指与表现形式有关的实物等物质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要依附于人，有的还要依附于物，人和物都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2]其活态性也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以人为传承主体代代相传保留下来的流动的活态文化。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在菲律宾举办了“工艺品和国际市场：贸易与海关法典”国际研讨会，对手工艺的定义为：“纯手工或使用工具、机械制作的产品，但强调工艺的最主要的来源是工艺制作者的直接的手工劳动。”。我国《说文》中记载：“工，巧也，善其事也。凡执艺事成器物以利用，皆为之工。”《考工记》中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之世，谓之工。”《辞源》中将“工艺”解释为“手工技艺”。手工艺制作有别于大批量机械生产，它通常通过一定的艺术构思，纯手工或借用一定的工具，以手工作坊的方式制作。而“传统手工技艺是指对手工制品进行装饰性、艺术性的加工过程，以及在这个加工过程中的全部技巧和工艺。”[3]
基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技艺”的定义，我们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手工艺人纯手工或者利用一定工具手工制作出的，具有实用性、创造性和观赏性且被人们视为文化遗产的技艺以及制作出来的产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备非物质遗产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性：第一，具有手工性。手工性是其本质特征，无论是纯手工还是借助工具，但归根结底都是主要靠手工艺人的双手去制作。第二，具有生产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最开始流传就是人们应生活所需进行的一种生产方式，具备生产性特点。第三，具有艺术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逐步发展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正如日本民间工艺学者柳宗悦所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随之空虚。”[4]手工艺人对产品精雕细琢、用心创造，使产品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装饰人们的生活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
鉴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特征和职业院校培养“生产型”人才，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是指各类各级学校，特别是职业院校传授和承接传统手工技艺的目标、内容、路径和评价。这种学校传承是在借鉴传统手工技艺家庭传承和师徒制传承模式的基础上，学校与政府、企业（行业）、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传习院等多主体紧密联系，在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确立职业院校传承目标，构建职业院校传承内容，探索职业院校传承方式，建立职业院校传承效果评价机制。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具有丰富内涵。在传承目标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职业院校发展，培养拥有传统手工技艺且符合时展的高技能人才；在传承内容上，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包括传统手工技艺的理论知识，文化背景知识，技艺具体训练操作以及实习实训等课程；在传承途径上，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技艺教学的开展，大师工作室的建立，技艺大赛的举办等途径；在传承评价上，形成多元主体评价，多元内容评价，多元方式评价。多元主体包括职业院校、企业、技艺传承人、家长等；多元内容包括传统手工技艺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多元方式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困境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内涵增强了学校传承的解释力和动力。但是，由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与学校教育长期脱节，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具有多种困境。
（一）传承观念陈旧
传承观念陈旧是指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遇到的相关传承主体过时的传承理念、传承思想和传承价值观。这种陈旧的传承观念源于：一是传承人的“传技观”。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历来就有接代传承人，需要特定条件，并形成了传承谱系。一般只是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传给亲人或者指定徒弟。这种“绝技不外传”观念，造成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困难。二是职业院校的“专业观”。目前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大多趋向设立机械、信息、汽车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用性强、见效快、现实利益大的热门专业，而传统手工技艺学成时效慢，不利于传统手工技艺的广泛传播。三是家长和学生的“读书观”。家长和学生认为传统手工技艺实用性不强，培养见效慢，缺乏市场，认为学习传统手工技艺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这些观念成为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的首要困难，且是最为关键的困境。
（二）传承内容零散
传承内容零散是指职业院校传统手工技艺专业课程，专业内容缺乏系统性。目前有部分传统手工技艺已经引入职业院校，主要集中在活动课程和素质拓展课程，且是一些简单的普及性知识，缺乏系统编排的学习课程。职业院校缺乏传统手工技艺课程体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少相关专业教材。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主要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缺少相关教材，而传统手工技艺类教材编写困难，这导致了专业教材稀少。二是缺乏相关实习基地。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不仅理论教材缺少，实训基地建立也存在困难。许多传统手工技艺是家庭作坊并且保存着原生态的传承方式，不接纳学生实践；基于传统手工技艺纯手工的特点，即使家庭作坊接收，也无法解决学生大规模实习实训问题。
（三）传承队伍薄弱
传承队伍薄弱是指职业院校传统手工技艺专业教师和技能大师缺乏。 一是传承主体老龄化，难以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主体往往是小团体或者个人，传承范围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人逐渐呈现老龄化和断层现象，数量不断减少。二是传承语言方言化。传承人生活在民间，习惯使用方言传授技艺。职业院校引进传承人则会遇到其不善于或者不会用普通话教学的障碍。三是传承技能缄默化。传承人传授技艺多是一种师傅演示，徒弟观察模仿的缄默技能传授。而学校教育面向大规模学生授课需要大量的语言传授，这种技艺传授缄默化则不利于技艺快速传授和技艺大规模实训。
（四）传承环境欠缺
传承环境欠缺是指职业院校缺少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传播所需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一方面是自然环境，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是指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地质、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等综合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又称物理环境，即一般生态学所称的生态圈，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地质、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等综合的自然条件。”[5]自然环境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比如景德镇，提供了陶瓷技艺的传承特有的泥土资源，其他地方缺少这种泥土就难以烧制景德镇瓷器。因此，职业院校不能脱离所处地域特征随意选取传统手工技艺作为学校专业。另一方面是文化环境，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环境是指在技艺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价值观、文化、态度等无形条件，主要体现在传承主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创造性的影响两方面。比如，洮砚乡是一个藏汉杂居的地方，受佛教环境的影响，洮砚艺人雕刻了很多佛像作品。职业院校缺少传统手工技艺生存的文化环境。
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路径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的种种困境，为职业院校传承和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突破方向。
（一）转变传承观念
转变传承观念是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是传承人转变观念。传承人是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主体和发扬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的源头，传承人应当树立“技艺共享”观念，意识到传统手工技艺逐渐濒临消失的现实困境，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对传统手工技艺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挑战。传承人只有转变观念，扩展传承主体，这样传统手工技艺才能细水长流。二是职业院校转变观念。目前许多职业院校办学与普通教育办学逐渐趋同，缺乏职业院校的特色。职业院校应该立足“职业”特色，意识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特性及其传承人的职业特性，选择与当地紧密相关的传统手工技艺类别，打造特色传统手工技艺专业。三是家长与学生转变观念。学习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一种实用性的生产性活动，也是一种能够熏陶学习者艺术修养的创造性活动，是一种集工匠文化和艺术文化于一身的活动。家长和学生应该看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鼓励孩子学习传统手工技艺，成为技艺巨匠。
（二）构建传承课程
职业院校构建传统手工技艺专业课程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建立研发队伍。研究队伍深入传统手工技艺生存环境，参加技艺传承实践，与传承人一起开拓、研发相关技艺的校本教材，从而设立相关专业课程。其次，融合现代科技。传统手工技艺得以保存关键取决于它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在科技发达的当今，职业院校需要将传统手工技艺课程和当代相关领域科技课程相结合，相辅相成，探索一种既保存传统手工技艺本身特点又融合现代科技的课程体系。再次，构建“一体化”课程。基于传统手工技艺是一种行为传承，学校要将传统手工技艺理论课程实践化、实践课程理论化，分配好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课时比例，偏重实践课程。
（三）加强传承师资
职业院校加强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师资有两条途径：其一，引进年轻传承人。基于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老龄化和老年传承人方言隔阂的特点，职业院校可以引进相关传统手工技艺的年轻传承人，组成一个学习团体向代表性传承人学习技艺，并且利用信息时代的传媒工具将传承过程都录制下来，用以传承教学。学校利用这种方式既可以一定程度增加传承主体，也可以提升传承师资的专业能力。其二，发展潜在专业教师。学校组织与传统手工技艺类似专业的教师，深入手工艺传承场所学习。其专业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在学习传统手工技艺能够触类旁通，进入传承场所学习能够高效地接受技艺传承，比如具有绘画功底的教师学习雕刻和刺绣则有较好的美术基础和审美品质，则能够快速学习技艺。这类潜在教师可以作为传统手工技艺专业教师的发展力量，与引进的专业传承人形成师资梯度。
（四）营造传承环境
职业院校营造传承环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因地制宜办专业。开办传统手工技艺类专业时，结合技艺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历史，就地取材，选择当地拥有的传统手工技艺作为学校专业。另一方面，创造条件设环境。学校可以建立大师工作室，将原生态的传承模式引进学校作为学校传承方式之一；定期举办传统手工技艺节，提供学生展示专业能力的平台；招商引资建立校内传统手工艺街，营造手工技艺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文化部外联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马自树.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N].中国文物报，2004-05-14（05）.
[3]张素霞.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果评价模型构建和保护体系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