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1
摘要：从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非对称性解释到布劳尔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学科的建立，而从布劳尔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到拉图尔的新对称性解释，则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转向。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前，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还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都曾经试图探究科学知识的本性。他们所作的解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解释可谓格格不入。前者认为科学知识截然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形态，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而后者则坚持对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进行对称性解释。从非对称性解释到对称性解释，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知识的不对称解释
自启蒙运动时起，整个知识体系就被划分为两类，即“纯知识，，( pure knowledge)和“不纯知识”(impure knowledge) o“纯知识”指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知识或实证知识;“不纯知识”则指受社会因素影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主观知识。启蒙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科学知识视为带有某种优越性的特殊知识。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狄德罗(d · diderot)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这种思想后来又被迪尔凯姆(e·durkheim)、曼海姆(k·mannheim)等学者所推崇和加强，如曼海姆曾经将知识划分为“精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谓精密科学即指自然科学。“知识的二分法”传统由此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解释上的不对称关系，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科学知识是主观的，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一词就有了特殊的含义，它仅严格限于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则享有特权，免于社会学解释。
关于知识的不对称性解释在以后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延续，科学知识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被进一步强调，其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也逐渐被接受。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观察独立于理论，观察陈述严格区别于理论陈述，判断知识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应该诉诸于经验事实。可以说，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知识本性所作的解释是当时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标准解释，他们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被称为“标准的科学合理性理论”。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本性作出了如下解释:科学知识是确定无误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知识生产时必须遵守某种“科学良知”—某种制度化的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即传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积极鼓吹和倡扬的“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件的怀疑主义。这四类制度性的规范来自于科学的制度性的目标—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而“知识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在默顿看来，科学的精神气质存在的必然性“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它们是技术上的规定，也是道德上的规定”。研究过程中严谨的科学方法、严格的科学程序，加上由于科学家自身的精神气质所产生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作为该过程结果的科学知识从理论上来讲就依然是可信可靠的。在默顿科学社会学中，虽然是以科学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但这种研究决不涉及科学知识的内容，换句话说，科学知识的内容、性质在默顿科学社会学中被“黑箱化”了。
由以上可见，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和默顿科学社会学都对科学知识本性作了近乎一致的解释。他们坚信科学知识是特殊的享有某种优越性的知识体系，坚持对这种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信念及知识状态“关注于有效的证据”，而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信念及知识状态作社会学解释。显然这种解释是一种不对称立场的外在表现。他们把科学知识与其他文化形态截然区分并对立起来，因此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论文联盟-
二、对知识的非对称性解释原则的质疑
波普尔(k·popper)首先对逻辑经验主义奉行的解释原则提出了怀疑，并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无法用事实来说明科学知识具有牢固的实证基础，观察不可能独立于理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无论是观察还是实验操作都应该被理解为科学家带着一定的框架理论去主动介人。波普尔还注意到科学家在接受或者排斥观察事实和实验结果时情境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新的知识是通过对原有知识的修正而得以产生的，而不是科学家通过与物理世界直接对话获得的天然产品。
汉森(n·r·hanson)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悟守的观察独立于理论的信条是根本错误的，为此他提出了“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依照这种观点，只有得到某种理论的解释和支持的知识才会被接受和认可。也就是说，知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为某种理论所支持，换个角度可以说，离开理论支持的知识是毫无意义的。
库恩(t·kuhn)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批判传统的累积性科学观的基础上，借用自己独特的范式理论来解释科学的进步。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表现为高度累积性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范式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等等。范式的变更必然会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等的变更，因此，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而且仅仅由这个范式来决定。“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能允许我们指望任何一种范式是尽善尽美的，甚至不能指望它是所得到的最好的一种”。困不同范式下形成的科学知识是历史的和相对的。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宗教、巫术、占星术和神话都是“平等的人类传统”，“传统谈不上好坏，创门仅仅是传统”。川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埃尔卡纳认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象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相互背离”，但他所坚持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
可以看出，从波普尔到费耶阿本德等人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探讨中已明显带有反对将科学知识特殊化、精英化和黑箱化的倾向，这些思想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初发韧，为此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寻求关于科学知识的另类解释埋下了伏笔。
三、关于知识的对称性解释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前，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分属两个领域，二者都将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考察排除在研究范围以外。如前所述，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仅指社会科学知识，而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实际上只是外在地将社会性的研究纬度适用于科学事业，对自然科学知识本身的特性却无实质性的社会学考察，所以有人将默顿学派研究纲领称为“科学家的社会学”或者“科学制度社会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并否定了科学知识在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开拓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做法，强调对所有知识要诉诸一种对称性的解释。科学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布劳尔和拉图尔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对称性原则。
布劳尔的对称性原则在强纲领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具体涵义是什么呢?布劳尔这样解释:“就共同持有的观念来说，无论它们是真的还是伪的，合理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同样应该成为社会学好奇心的对象，并且都应该被同样的原因所解释。在所有案例中，分析者必须确定信念的当地的、偶然的原因。这种要求乃是针对以前盛行过而且在某些地方仍然得到辩护的一种假设提出来的，这种假设认为，真的或者合理性的信念可以用实在来解释，而伪的或者非理性的信念用社会的曲解的影响来解释”。
为了说明“以前存在的这种假设”，布劳尔举了一个被知识社会学批评者经常使用的例子:以前人们解释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这一事实时，往往归功于他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对植物的精心培植和细致观察，而解释李森科的反孟德尔主义时，则往往归咎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所起的负面影响。
在布劳尔看来，必须持有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才能对对称性原则进行正确解读。这意味着，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人信念的形成过程中。他所强调的“对称”是指引起知识形态的两种原因，即我们关于物的经验和关于人的经验，都作为主要的部分暗含在信念中。信念系统，也就是人们共享的知识的成文形式，是人们协调他们共有的与物质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与物质世界发生某种因果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必然将会呈现于所有文化中。采取一种对称的立场意味着承认所有的文化都同样地接近自然。也就是说，根据对称性原则，错误的信念系统与正确的信念系统一样，都是与自然发生某种关系的方式，方式无所谓好坏，不论看起来有多别扭。例如采纳了对称性原则就意味着把孟德尔主义和李森科主义看作与物质世界发生因果关系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都包括来自物质世界的感觉输人(sensory input)、与人和物的相互作用、对现存文化资源的运用以及两者各有争议的标准和目标。它们都带有当时的社会建制的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的实践者和信奉者不与自然发生因果性的相互作用，恰恰相反，这些实践者和信奉者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与自然相互作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同样是要求对所有知识进行对称性解释，拉图尔认为，布劳尔依据强纲领对科学知识做出的解释最终都落到了社会范畴上，这样做极其不合理。他批评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虽然名为对称性，但实际上依然具有很强的不对称j性，只不过在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对称性表现为把自然界(客体)设定为知识和现象背后确定无疑的最终依据，一切问题都可以诉诸自然而获得最终的解释和说明。而布劳尔是从社会(主体)角度出发来解释一切，包括自然(尽管布劳尔强调是关于自然的信念)。两者都是在客体(自然)—社会(主体)框架中由两极(自然和社会，或主体和客体)中的一极出发，并朝向另外一极的解释。实证.主义者用自然的状态解释社会的进化和一致性的建立，成为“自然实在论者”，而布劳尔等人则用社会因素解释人类如何解决有关事实问题，成为“社会建构论者”。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中，呈现出来的科学只是“单向度的科学”。
为了弥补布劳尔对称性原则的缺陷，拉图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称性原则，即: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不能解释科学知识的形成。既不能象实证主义者一样把科学知识看作在本质上是一系列既成的、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的集合，也不能象布劳尔那样一味诉诸社会因素寻求科学知识的成因，而是应该把科学当作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活动不只在思维中进行，更主要的是在科学家的语言交往、实验室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想真正把握知识的本性，就要研究知识是如何生产的。因此，应该“把科学理解为动词”而且是处于进行时态的动词，亦即拉图尔所说的“行动中的科学”。
理解“行动中”的科学，就必须先了解拉图尔提出的两个概念，一是实体的稳定度，二是“拟客体”(quasi subject)。拉图尔的解释框架中在原来的主客两极的水平纬度上又添加了垂直方向的稳定度纬度。水平纬度表征科学活动中实体的主客体属性，而垂直纬度表征实体的稳定度。当实体稳定度为零时，说明科学共同体内对实体的性质争论激烈，尚未达成一致性意见，自然和社会都不能用以说明知识，主体和客体融合为拉图尔所说的“拟客体”，但是拟客体不再被用来解释经验现象，而是变成了被解释的对象。这时候的科学属于“制造中的科学”。随着稳定度的逐渐增加，实体的自然或社会属性也逐渐清晰起来，直至最后出现人们所熟悉的“制造好的科学”。主客体不再是解释科学知识的两种相对立的原因，而是成为同一种实践即制造科学的统一结果。
所以拉图尔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我们千万要留心，不要完全相信科学家们关于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言论，也不要乐于接受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讨论”。现实的研究对象总是介于自然和社会之间，但却并非两者的简单混合，而是一种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内在有机结合。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因素对于科学而言，绝非是外在的一种影响因素，相反，它们恰恰是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构成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四、评论及结语
综上所述，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有两次非常明显的转变。从对待科学知识和其他人类文化形式的不同态度上来讲，我们可以把两次转变归纳为从非对称性解释到对称性解释再到新对称性解释。现对这些转变试作简单评论。
1.从对知识的非对称性解释到对称性解释
这次转变实际上是由以布劳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来完成的。通过这次转变，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个新的科学社会学学科得以确立。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基本上脱离了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从他们提出的强纲领中可以看到，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科学活动不过是构造知识的社会舞台，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其实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或者不是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所关注的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强纲领首先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平等立场，将所有知识等同起来，看作有待解释的“结果”。其次，“它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科学知识产生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了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
可以看出，ssk一开始便在认识论上具有相对主义倾向，因为它把科学与宗教、巫术等其他的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但ssk相对主义的新意体现在它主要反对的是绝对主义，即反对绝对的划界。这样ssk的相对主义除了具有认识论意义外，还有超出认识论的一些人文、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平权，认为科学与其他文化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非高高在上。以此为前提，布劳尔从社会纬度出发为科学知识找寻新的解释资源。这是布劳尔知识对称性解释的积极意义所在，同时也因此招致了种种争议与批评。一般说来，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也就是说，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尽管从宏观上说得过去，但从微观上分析却困难重重。后经验主义者拉里·劳丹与布劳尔的论战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2.从知识的对称性解释到新对称性解释
布劳尔和拉图尔都关注于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但他们对“对称性”的理解不尽相同。布劳尔将知识界定为“任何被集体地接受的信念系统”，这种界定意味着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形态和信念系统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并同样地可以用社会学因素加以解释。但拉图尔认为，布劳尔主张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知识其实与逻辑经验主义者主张用自然实在解释科学知识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主张一种“更激进的对称”，也就是“新对称性原则”。拉图尔针对布劳尔的对称性原则所经受的争议和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改进了对知识的对称性解释，他的新对称性解释实际是一种更加精致的解释方法。拉图尔认为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不能用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形成，相反，它们都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统一结果。当研究活动尚未结束时，不存在自然和社会的稳定状态;研究活动一旦结束，自然和社会也就同时出现了。自然和社会犹如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的左右两张脸，一面严谨朴素，另一面生动活泼，尽管有这种表面上的区别，但它们依然属于一个整体。
拉图尔认为布劳尔用社会因素解释科学知识依然未摆脱单向度的解释框架的局限性，这也导致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的相对失败。他对科学知识的新对称性解释主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或主体和客体。这与布劳尔等人所坚持的用社会因素解释一切相比，发生了90度的大转弯。这种转变就是拉图尔所宣称的“继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又一转向，，—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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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大战；表征；标准科学意象；社会建构论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5-0034-09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提出，古老隐存的建构主义思想日渐复苏成熟，其影响迅速波及到社会诸研究领域，据伊恩·哈金对西方近三十多年来学术论文和著作的统计，存在着许多事物被说成是社会地建构的，如：权威、友谊、儿童看电视问题的观察家、风险、情感、科学事实、性别。同性恋文化、疾病、文学、求得医疗保障的移民、自然界、口头历史、后现代主义、夸克、实在、系列杀人、技术系统、城市教育、重要的统计、妇女难民、青年流浪者、祖鲁民族意识等等。可见，建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强大的思潮的统称，它以其对客观性的颠覆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而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无疑充当了这场革命的前沿阵地，于是以此为切人点剖析建构主义思潮兴起的因果生成机制便成为一种合乎历史与逻辑要求的明智之举。那么，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何以发生？亦即，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它是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或者只是某种学术权力纷争的游戏？这些理解虽然不乏洞见和启发性，但其归因未免“总体性”色彩过浓，且其论断性远远强于解释性，而对某一思想理论产生的背景原因的追溯除了要有敏锐的历史嗅觉与社会感受力，更要遵循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欲立先破”逻辑，深入把握其思维进路的内在机理，从其批判的对象着手分析，或从与其核心主张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加以探寻，在其“对手”的比照之下挖掘立论依据。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作为科学卫士与建构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场论战，便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问题的一个契机。
一、科学大战：“表征”还是“建构”的论争
科学大战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场令人瞩目、声势浩大的运动，它以1996年的“索卡尔诈文”为导火索，参战者主要围绕科学的性质以及对科学的态度等方面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论辩。从其影响的辐射范围来看，可以说它是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阵营（常被冠之以“科学卫士”的称号）和以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女权主义者和文化理论家为代表的“科学元勘”阵营（有时被冠之以“学术左派”的称号）之间的一场较量，而其本质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轫的“两种文化”之争的延续，是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的一场大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这场论战的“肇事者”：科学家坚决捍卫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痛斥科学元勘学者有关“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断言，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反科学”情绪的滋长负责；而科学元勘学者则极力辩解其拥有研究科学的天然学术权利，力陈科学并没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权地位，因此也没有免于人文勘探的豁免权。论战双方也分别被冠以各种名号标签：科学卫士与学界左派、科学家与后现代主义者、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反反科学者与反科学者，等等。后者总是希望能够凌驾于自然科学的权威之上，而前者则极力否认后者对权威的要求。尽管有关科学大战的争论一路蔓延，战事有意无意地将诸多领域的研究者卷入其中，致使其日益陷人多方混战的局面，但从争论的根源来看，科学论战的实质其实主要是科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社会建构论）之间的较量，正如奥利卡·舍格斯特尔所说“科学大战不应该被看成是科学家和研究科学的学者之间的对立。它发端于小部分相关的科学卫士和STS（科学和技术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内部一个特殊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矛盾，……它代表着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争论只是存在于科学与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学之间。”
为什么科学与建构主义之间会出现如此激烈的争沦？是建构主义者不满于科学带来的风险和灾难、嫉妒科学家取得的崇高社会地位，还是科学家面对建构主义者的放肆言论忍无可忍的奋力反抗？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在不可开交的相互攻击中渐渐忘却双方真正的分歧，而诉诸“意识形态攻略”，不断指责对方发难的“意识形态”动机，使得本应颇有意义和启发性的论争最终演变为有如街头小商小贩的争吵。步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超越科学大战”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如何超越科学大战呢？重要的一点便是缕析双方的分歧，因为争论总是源于分歧，所以“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便成为我们反思并超越科学大战的起点。从科学大战发生的背景来看，双方的根本分歧源于对“科学凭什么在人类知识体系中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与声望”的诘问与解答，亦即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的质疑与捍卫。对这一问题的最通俗自然的应对往往是功能主义式的，也就是科学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它的这种功效是其他知识体系难以企及的，故而其能够处于知识金字塔中的顶端。但为什么科学能够为人类谋福进而成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功能主义的分析显然过于仓促简单了。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对科学知识性质的认识论解读中，以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托载起其功用价值的实现与扩展。当然，这里蕴涵着由“是”如何推出“应当”的体谟难题，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事实如何能够逻辑地导出其巨大的福利价值。建构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是”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是价值利益负载的，科学的崇高地位是各方利益博弈、斗争、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准确表征的科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概括而言，科学家们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是对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而建构主义者则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利益斗争、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给予了社会学的解释。“科学究竟是什么？是借助于理性的认识论法则发现真理的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还是在利益和权力的缠绕中以认识自然为名义对利益和权力的社会表达？”在此意义上，“表征”还是“建构”便构成了科学大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因此，纳入“表征——建构”这对术语反思科学大战双方观念的差异与对立，一方面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为超越科学大战准备了有效的理论铺垫。
二、科学：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随着科学的巨大成功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卓越贡献，科学日渐成为人类一切知识体系的“美好典范”和“评判准则”。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被视为科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成为“标准科学”的基本特征，而无论是客观性、普遍性还是统一性其实都是建立在“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便成为标准科学的核心意象。那么，为什么“表征”构成了科学知识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的基础呢？
表征（represeatadon）是在当今心理学、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术语，其日常用法非常丰富，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所说“以represent为主的一组相关词，长久以来都是复杂难解的”。余纪元与布宁编写的《布莱克维尔西方哲学词典》从认识论、心灵哲学、逻辑与语言哲学等方面分别阐释了表征术语的使用与表征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一般会根据相应学科惯例及其使用的不同语境，将表征翻译为“表象”、“表现”、“再现”或是“表述”，虽然这些译法之间有一定的细微差异，有的偏重表征的结果，有的偏重表征的过程，有的偏重表征的手段，但其基本内涵主要围绕“再现”一词的语义圈衍射展开，意为再次呈现、写真描绘、客观展示某事物。也有学者考证指出，“representation”是康德的vorstellung的英文译名，动词vorstellen由vor（在……之前）加上vorstellen（摆，置于）构成，意思是把……带到……之前。从哲学上说，vorstellen意味着一种认识方式，那就是把对象置于思维面前，换句话说就是对事物进行再现。许多学者发现，“长久以来，西方大多数传统哲学家都认为人类语言和知识的任务在于模仿、再现和反映‘外在于’它们的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以此作为语言完美性和知识（真理）可靠性的标尺。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称之为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镜喻’哲学，而‘再现’概念无疑是这种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说以再现为核心的表征观念强调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既定的外在世界秩序，以某种毋庸置疑的确定性与唯一性满足人类此在的安全感，消除多样性可能招致的焦虑与不安。总之，表征这一概念探讨的核心乃是人类的知识能否或以何种方式“客观再现”世界的本质与真相，或曰“准确呈现”出世界的真实面貌的问题。科学知识作为可靠的真理性知识便缘于其基于观察和实验对外在的自然原型的客观真实的再现，而人类理性的无限性确保了科学知识“再现”自然之书全貌亦即精确把握自然现象规律的可能性，再现的清透性和纯洁性也保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适统一性。科学知识的这种表征性赋予其不证自明的合法地位以及在知识范畴中独一无二的尊贵身份，而科学的巨大社会经济政治效益则进一步印证并强化了这一观念铁律。这里，表征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指称再现的过程也表示再现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本身既表征着自然原型，又是自然的表征，它以“客观性”为核心，由此编织起科学王国里的“所与童话”以及“科学万能”的信念。
从科学研究活动的历史来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展现出如下一些基本图景：自然界是真实和客观的，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科学知识是有效的，它可以对自然界作出精确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源于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知识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是一种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的知识；科学知识是一种不断增加的事实资源，真理是累积增长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一种学术上开放和普遍主义的规范结构，科学家是价值中立的。这些图景无一不昭示着科学的表征意象，亦即科学是建立在价值中立的人类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对自然界真实客观的镜像反映，它为我们不断准确全面地把握自然实在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具体说来，它强调“科学家是公正无私的。科学方法是惟一合理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知识是与经验事实相符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是正确无误的，科学发展是事实的积累和永恒真理的积累。”“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学中没有地位。科学是客观的。”更进一步来说，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将“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一幅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而从更深层次的哲学角度来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其实是建立在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其坚持自然实在论，否认或是反对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染指，认为科学是一面清晰通透的自然之镜，可以准确地再现自然的真实面貌，而作为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能够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对自然进行研究，这为科学知识特殊认识论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逻辑基础。以表征为核心，标准科学意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去历史性、去情境性、去主体性的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永恒的知识画卷。换言之，“科学是某种表征体系，其目的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而世界与我们如何进行表征无关，它独立于我们的表征，我们的表征要成为真理，就是要符合世界实在，而经验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连结我们所表征的世界与世界本身之间的唯一通道”。在社会建构论兴起以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都不遗余力地共同捍卫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各自从内外两种角度为这幅科学表征画卷的成功绘制提供了保障。科学家坚持其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性、中立性，借助仪器实验等科学方法运用图表、数据、模型、公式、档案材料等多种表征形式准确地再现自然，力求科学真理与自然实在相符合，而这种符合在他们看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科学家主体在此只是充当了某种透明的媒介。社会学家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制，力图通过建立某种科学的社会体制，来维护科学知识的客观表征性，其强调科学体制运作的目标在于拓展正确无误的反映自然实在的知识，保证获取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且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的陈述的可能性，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应外在的社会规范结构的约束和激励，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如具有“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的科学家共同体、公正民主的科学奖励与交流系统、合理的科学权威结构等都是确保科学知识客观性的重要因素。在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双重保护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的地位得以长久地稳固下来。
总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以“自然实在论”与“真理符合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强调经验观察与实验的作用，为兑现“促进人类的幸福与进步”承诺铺设了一条有效的康庄大道。随着科学失败的频繁到来，公众和学者对科学事业的诘难也屡屡出现，以“表征”为基础的标准科学意象开始走下神坛，不得不接受审判命运的洗礼。
三、表征的危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
20世纪以来，科学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在战争手段全面升级、化学武器滥用，以及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生产结构调整和工人失业中，科学所扮演的角色给人们留下了灰色印象，科学并未如其最初所承诺的那样稳妥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幸福。于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由尊崇开始转向批判甚至是敌视科学，抱怨、批评甚至反对科学的声浪四起，学术界反理智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也愈演愈烈。比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割解，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人类的幸福和进步的增长，而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增长，以及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增长。它不仅为现代的野蛮提供了基础，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崩溃提供了基础。知识不仅是征服自然的力量，同时也是毁灭人类的力量。整个社会日益陷入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危机”中，这促使学者们开始深入反思科学的性质及其合法性根源。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科学的灾难性后果？根据建立在表征基础上的标准科学意象提供的论证来看，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应该结出“甜蜜的而非罪恶的果实”。灾难是否是承载着崇高价值承诺的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所引起的？科学家们显然反对把科学的负面效应的原因归之于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而对科学采取了“无罪推定”的预设以捍卫科学表征的客观性。他们认为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本身并无问题，而是人类在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因利益、伦理、意识形态、权力的渗透导致科学出现了种种不良的后果。这种对标准科学意象的辩护方案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市场，将科学与科学的应用区分开来，确保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纯洁性与中立性。但加以深入的学理逻辑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方案具有明显的“自我服务归因偏见”的倾向。当科学取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之时，我们便将人类福祉的源泉归因于科学本身，将其看作是标准科学表征意象的功劳；而当科学为人类带来灾难之时，我们则将灾难的原因归结于社会因素，将其看作是与科学自身无关的外部性因素的结果。为什么贡献归之于科学本身而灾难却归之于社会？难道贡献与灾难不应该得到同等和对称的解释吗？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科学意象开始出现裂痕。
当然，很多学者并不满足于对科学的“无罪推定”假说，开始结合科学史的事实和案例深入细致地探究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念可能面临的挑战。从科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曾经为人类提供了无数迥异甚或矛盾的自然实在面相，如日心说与地心说提供了关于宇宙中心的不同断定，燃素说与氧化说对自然界的燃烧现象给予了截然相反的解释，哪一种科学理论是对自然实在的真实反映呢？既然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这些曾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学说当然都是自然实在的再现，但根据逻辑矛盾律，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表征并不总是准确客观的，其对自然实在的再现存在失败与错误的可能，这其实已经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打开了一道缺口。虽然很多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试图运用“逼真性”来弥补表征的失误，努力维护客观性、统一性、普遍性的标准科学意象，但如何能够确定科学是在一步步逼近客观的实在与真理呢？除非有一个终极的真理实在供我们参考。科学只有与这一终极的真理实在相吻合，才能称之为真正彻底的表征，如果用表征的渐进性、逼真性代替表征，那么从根本意义上讲其实已经否定了表征。
无论是对标准科学意象的“无罪推定”的辩护方案还是“逼真性”的修补方案，都无法真正化解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危机。而对表征的哲学反思则为进一步瓦解标准科学意象的客观性提供了基础。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表征“就是从自身而来向已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征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表征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所以，表征并非是再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它是包含表象R、目标T和用R表征T的人P之间的三元关系，没有表征者便没有表征，除非在使用和实践中发挥了某种特定的作用，否则表征便不存在，而且表征需要特别考虑情境参数，比如表征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因此，所谓的A表征B仅仅是在某一合适的情境C下针对使用者X而言的，表征为了获得成功，经常有目的地选择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被认为与一定情境下的使用者相关。Muller将表征的基本概念用一个函数Repr（S，V，A，α，F，P）来表示，意为：主体或科学家S为了目的P，动用某种方式V，用人工产物A将α表征为F。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表征过程具有主体性、目的性、实用性、情境性特点，表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揭示了真理，也不意味着自然实在的客观再现，表征本身是一种实践和生产。传统的观念认为表征包含三个要件：主体、中介和对象，它至少包含如下三条相互关联的基本预设：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认识论态度的优先性；中介的透明性。标准科学意象正是建立在这三条预设的基础之上，将主体置于世界之外，将自然规定为被表征的对象，人成为“出世的存在”而非“在世的存在”，从而极易导致“存在的迷失”，为科学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埋下了伏笔。标准科学的表征观强调科学首先是一项认识活动，而这种认识与其所指称的自然实在之间是一种符合关系，其根本任务就是以语言为中介表征自然，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实在性保证了表征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但正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所指出的语言具有“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等特点一样，科学知识的语言表征掺杂了诸多“人为”的并不透明的因素，科学因此并不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么纯粹客观。因此，从更为合理的角度来说，表征其实包含三个中心要素：（1）表征是关涉两个对象——资源（被用来表征某物的一个特定的物体或事件）与目标（需要被表征的一个给定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意向；（2）表征也包含着一套编码惯例，即一组特定的规则，其对何为资源和目标之间的恰当的相似性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3）最后是表征机制，这一机制确定了目标如何利用资源的相关特性被表征。E19]lTS所以，表征包含着主体主观的选择性与能动性，从而必定负载着相应的个体或公共价值。表征本身的非透明性与非纯洁性，直接击碎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标准科学意象在表征理念的观照下试图借助经验观察让科学的理论客观地和理性地受自然支配，从而使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客观的和中性的知识，只是一种误导。所谓经验的东西其实是人的自由构造，受社会利益权力的驱使约束，经验的客观性由此被驱除，即使像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在理性上纯粹的学科也受到社会的东西的污染。科学中立性观念本身仅仅是社会强加和社会制造的现代神话，科学不再是自然的表征，而是社会审美的结果。比如福柯认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绝不是敌对的，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利奥塔则犀利地指出了现代科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强调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地方性叙事知识而已。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一致同意，必须放弃作为准确再现结果的知识观，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秉承这一路线。指出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所谓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只有“解构自然之镜的想象”，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取代各种准确表象观念集合的知识论，将知识看作是有关谈话和社会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看作去映现自然的企图，才能真正有利于科学与人类的发展。
当然，标准科学的表征镜像的破裂也受到相关学科自身演化发展逻辑的影响。20世纪初兴起的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虽然它的这些主张将科学知识排除在“知识”之外，没有对标准科学观构成显在的威胁，但由于它关注“一种知识逐渐被社会地接受为现实的过程”、“主观意义是如何可能成为客观的现实性的”问题，强调“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就在那里，它也不是自然的客观的现象，而是由一系列的不同社会安排和实践建构而成的”，因此在知识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后来科学知识黑箱的打开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20世纪30年代默顿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继承并发扬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开始系统地探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的观念，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科学家的社会职业和研究兴趣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圈子，并且注意科学和宗教文化、经济、军事等社会因素的关系，虽然这一传统仍秉持标准的科学表征观，仅仅探究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确保科学家成功地、规则地生产出客观事实的，但其还是无意之中开启了对标准科学意象的攻击，为削弱乃至消解标准科学意象意外做好了理论铺垫。至此，社会因素的影响限制了科学对自然的准确表征的观念也便呼之欲出了。而在科学哲学内部，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批判学派作为现代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源泉和根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索，其对于科学客观性以及经验作用的认识或多或少冲淡着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如彭加勒的约定论、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迪昂的秩序实在论、马赫对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强调等等都坚持了比较温和的科学客观性原则，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辟出了地盘。而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渡普、拉卡托斯、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则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波普的“否证论”认为经验观察的数据只能证伪但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因此科学从未发现过绝对的真理；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则鲜明地指出科学理论通常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所以科学无法宣称理论究竟是真还是假；汉森等坚持观察是理论负荷的，数据非充分决定理论选择；库恩提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念，认为科学家的信念是科学共同体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科学是无理性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费耶阿本德则坚定地断言科学与人类的其他知识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就方法论而言“怎么都行”——从而进一步瓦解了科学知识表征自然实在的有效性。
总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在诸多理论思想的冲击下日渐失去立命的根基，表征的危机使得标准科学意象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究竟什么样的科学意象才是最契合真实科学的状况的呢？
四、从表征到建构：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随着科学本身及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已经千疮百孔，如果科学不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科学又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论作为一股激进的力量登上学术舞台，响亮地喊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口号，以代替伤痕累累的“标准科学表征观”。社会建构论认为标准科学表征观展示的是“理想的科学”的意象，所谓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统一性只是科学家构想出来的美好目标而已，而“真实的科学”要远远复杂得多，充斥着偶然性、多变性、异质性、对抗性的意象。社会建构论打破了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的禁忌，打开了科学知识的黑箱，将科学知识作为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强调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而在科学对自然的客观表征过程中嵌人“社会性”的考量，用“建构”取代了“表征”，从根本上颠覆了标准科学的理想表征意象，标志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建构论反对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拒斥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赋予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真理性等理念，坚持主张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而且指出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与标准科学意象相对应，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自然界是否真实存在似乎并不重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并没有本质不同，因此应被同等看待；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取决于集体信念与磋商；科学是价值负载的科学家主观建构的产物；利益、权威与地位等社会因素在科学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用Potter饶有兴味的比喻来说，科学知识与真理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加工制造出来的货物，就像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一样，它们也会上下波动，因不同的表征程序而或强或弱地显现”。因此，所谓的建构其实是强调表征的社会性与多变性、选择性，强调科学知识并非客观事实世界的缩影或“自由认知市场”的产物，而真理也只不过是一种集体成就而已，是“由隐喻、转喻、拟人等构成的流动部队，是幻觉，使人们已经忘却了它是幻觉的幻觉”。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使得科学既有可能成为人类福祉的源泉，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灾难的渊薮，这种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理解能够对称性地平等对待科学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而可以避免自我服务的归因偏见。此外，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也使得科学无须再为科学的客观表征性进行“逼真性”的辩护，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科学与人类的责任打开了宽阔的视野，恰如劳斯所言“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各种认知形式的约定性和人为性特点，我们也就认识到，正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负责”。
正是由于探究科学思路的新奇性与创造性，社会建构论一经提出，便吸引了无数的支持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圈”，与标准的表征科学观构成颉颃对抗之势。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最先吹响了社会建构论的号角。巴恩斯在其1974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知识观，竭力主张社会因素影响知识的各种形态，认为知识只是一种被接受的信念，科学家的社会信奉、社会地位或社会团体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思想，科学是体现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是一种亚文化集合，科学事实中的事实的中性陈述，是科学的一种假面具。而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从具体的、由环境决定的利益的角度，分析了知识怎样利用现成文化资源产生和维持的过程。因此，科学知识的内容强烈地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摆弄，不可能再是标准科学意象所谓的“自然的再现”了。布鲁尔在其1976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了被视为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的“强纲领”，其包含四项基本信条：因果性，即科学的社会研究能够解释知识的信念和状态；无偏见性或日公正性，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无偏见地对待知识中的真理与谬误、合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对称性，即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即不能够以自然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正确知识，而以社会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错误知识；反身性，即用于科学的解释方式也应当能够应用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本身。这四个信条完全抛弃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赋予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同等的地位，否认了科学知识认识论的优先性，粉碎了科学的完美神话，指出科学知识并没有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从而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特殊权利。从广义上来说，约克派的马尔凯早期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研究、巴斯学派的柯林斯的科学争论研究、拉图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实验室研究等等也可以划归到“社会建构论”的行列。（1）马尔凯在1979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对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进行了修正，说明并不存在客观自然界的统一性，自然界的统一性不过是自然科学家为了构造他们对自然界的说明的一种方法，事实和理论之间、观察与陈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确定关系，因此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说明是必要的，他通过对科学的文化说明和解释的研究，颇有创见地指出在科学的交流过程中，科学家选择哪些表达词汇与方式主要受他们的利益或目标的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科学家解释和磋商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尔凯通过取消自然的实在性，代人科学的“社会修辞学”，摧毁了作为自然之镜的科学知识表征观，这样语言作为表征中介的透明性便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表征中介的社会负载性。（2）柯林斯将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争论、协商和共识的形成作为研究的重心，提出了相对主义经验研究纲领，认为在科学争论的解决过程中证据因素虽然重要，但并非是决定性的，非证据因素（如打动人的修辞，诉诸权威等）即社会因素对形成一致意见是必需的。由此，科学知识表征的普适性和真理性便被表征的情境性、相对性与主体间性取代了。（3）拉图尔、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一种新的风格对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各种活动进行描述，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实验室，命题和论文的写作、科学事实的构成以及科学家的实践推理模式都成为实验室研究的对象，认为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是实验室全体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知识因此也成为机会主义的产物，知识的表征结果是偶然的，充斥着种种金钱、权力、信用的博弈。概括说来，社会建构论大体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宏观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知识和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如爱丁堡学派；一种是微观的发生学的方法，着重研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怎样形成科学信念，借此得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的三种成果，即：基于科学争论研究得出的“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基于实验室研究得出的“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基于科学家专业知识陈述的分析得出的“科学表述的社会建构”。而无论运用哪种方法，社会建构论都以颇为震撼的方式打击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与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为后来“科学大战”的爆发埋下了根源隐患。社会建构论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为根本标志，以社会实在论和生成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坚决贯彻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的原则，直接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标准科学意象关于科学知识表征的客观性预设不同，它打破了表征的客观性神话，主张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亦即表征并非是对自然界的单纯“再现”，而是荷载着诸如利益、权力、信仰等的社会性因素，具体表现在表征的情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价值关联性（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表征总会受到个人的、集体的相关价值信念的影响）、修辞性（科学家在表征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会因价值利益的关联而有意无意地使用诸多权宜性的修辞策略）、多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结果并非是唯一的，由于偏好信念的不同，相同的知识经常会有不同的表征形式）等方面。借用社会学家加芬克尔的“索引性表达”的概念，可以说，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其实暗含着返回生活世界解读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也就是科学知识并非像标准的科学意象所展现的那样客观冷漠、不近人情，科学知识实际蕴涵的信息资源比它最终以文字显现出来的要多得多，科学知识充满着“言外之意”，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信息，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索引性表达”，亦即其“表征社会性”或者说是“建构”的全部精髓。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从表征到建构的转变，或者说是从表征的客观性到表征的社会性的转变，促成了标准科学意象向科学的社会建构意象的“华丽转身”，从而直接导致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流行。
五、从建构到实践：建构主义思潮究竟能够走多远？
社会建构论以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的“革命性”理解，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回应，社会建构的对象日益超出“科学知识”的范畴，习俗、规范、身份、特殊群体、心理、认知、国际关系、统计数字、友谊等诸多现象都被纳入“社会建构”的视野中加以考察，社会建构论突破了其固有的研究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开疆辟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种势如破竹的学术扩张，迅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建构主义思潮，各式各样的建构主义派别诸如历史建构主义、反讽建构主义、揭露建构主义、改革建构主义、反叛建构主义、革命建构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一度使得“社会建构”成为学术交流中最有价值的交换媒介。
但随着“社会建构”的过度使用与扩张，其蕴含的想象力资源日益亏空，社会建构论因此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它的“反科学”倾向直接激怒了科学家，科学大战便是其中的一个写照。除了科学家以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渐渐从“发现的狂热”中抽将出来开始冷静反思“社会建构论”导引的建构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社会建构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首先成为被反思的对象。“对概念和语言发明的热切回应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鲜明特点，新术语及其潜在的理论预设总是会穿越时间和学科的藩篱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最成功的概念发明往往被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交换媒介，从而得以超越最初发明这一概念的专业学术共同体的界限。”从学术影响来看，“建构”无疑是当代知识界一个成功的概念发明，它成为“一个起枢轴作用的关键术语，是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初始钓钩，由此诱导其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方法、政治热情寄望于学术研究与运动中。这一术语表面的兼容并蓄带来了建构理论的巨大成功，但当追随者们尝试着用深入清晰的语言去概括建构的确切含义时，却发现这一术语的意义原来如此令人费解。”哈金以勇敢谨严的态度对“社会建构”的意涵与前提预设进行了哲学式的考察，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所隐含的三个基本前提预设：
（1）X本没有必要存在，或无需如其当下这般存在，X，或者说在当下正如其所是存在的X，并非是由事物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它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2）就其本身而言，X是相当坏的东西。
（3）如果我们能够舍弃X，或至少对X进行了彻底的变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过得更好。
当然，在这三条基本预设之前，还有一条元预设，即在当前状态下，X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建构论者鲜明地指出，X的存在或性质并不是由其所谓“自然的”客观本性所决定的，而是被“社会的”因素诸如权威结构、集团利益、历史事件、社会力量等所决定的。这种观点颠覆了传统的以表征再现为中心的认知理念，实现了某种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逻辑逆转，从而在学术甚或政治层面引发了一场极具轰动效应的论争与革命。社会建构论由此被赋予了一个崇高的形象——反抗压迫，追求解放。正如哈金所说，“‘建构’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其同激进的政治态度的关联，这些激进的政治态度从茫然的反讽和愤怒的揭露一直延伸到改革、反叛和革命。这个术语的使用昭示着一个人的立场所在”。格根也曾撰文指出，“建构”的流行与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修辞批判、社会批判运动密切相关。哈金进一步分析指出，“有关建构话题的讨论往往倾向于削弱知识及其分类范畴的既定权威性。对我们通过探究得出的结论以及目前探究问题的方法的必然性，建构论者会通过‘揭露’而非单纯的驳斥或更好地提议的方式对其提出挑战，……他们极为关注权力与控制问题，揭露的要义在于解放被压迫者，从而展示知识的分类范畴是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被运用的”。所以社会建构这个极具号召力的术语“在许多语境中，是一种真正具有解放意味的理念，但这种乍昕上去解放了某些东西的理念也通过成为主流正统话语的方式令许多人自满自足、沾沾自喜于这一时髦的概念。这个术语已然成为一种符码。如果你乐意使用它，那你就是标榜自身是激进的；如果你对它视如敝履，你会宣称你是理性的、理智的、正派的。”不管怎样，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曾经具有非常震撼性的价值，但现在这个术语由于被滥用而变得意义含混，其解释力已经疲软了，曾经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建构主义探究方法已经变得僵化起来，成为令人厌烦的、毫无生机的词语。
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的“社会建构论”会显出“疲软”的态势？从理论自身内蕴的逻辑自反性来看，作为社会建构论重要标志的“强纲领”研究进路所包含的四个信条导致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无疑要负重要责任。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使社会建构论在方法论上遭遇“反身性”困境，亦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才能保证强纲领本身对科学所作说明的合法性？社会建构论有些“矫枉过正”地用“社会利益”因素全方位地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用“社会决定论”取代了“自然决定论”，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对科学实践活动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无法履行自身声称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因此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建构论对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进行了有力的反叛，但它始终未能走出建立在客观与主观、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表征观念，它反对科学知识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却又不由自主地认同科学知识是社会实在的表征。退一步而言，即使社会建构论并未否认自然实在的存在，但其断定：与表征的社会性相比，自然实在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建构论只是用“表征的社会性”代替了“表征的客观性”而已，或者说是从强调表征对象转向强调表征过程或表征工具，虽然这其中不乏革命性的洞见，但由于总是不假思索地将科学当作“知识”亦即某种关于“自然或社会的系统表征”来看待，使其终究难以摆脱认识论的两难，摇摆于“客观-自然”与“主观-社会”两极之间无法自拔。社会建构论向“主观社会”一极的靠拢在消弭了“客观-自然”一极的漏洞后，终究也难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社会建构论强调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本质主义和客观主义，但也容易陷入新康德主义的极端激进思想；它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但也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论；它强调对知识进行社会建构的辩证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绝对主义和各种决定论，但也容易陷入对知识进行过度文化诠释的‘修辞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SSK揭露了SSK的内部矛盾，引导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作为知识的科学”的研究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形成了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如皮克林的实践冲撞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后期马尔凯的“新文体写作形式”、伍尔加等人的反身性研究等等。后SSK的实践取向、关注科学情境性与索引性的描述主义进路、操作主义的分析策略，彻底抛弃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科学知识表征观，将建构主义思潮引向了话语、实践、行动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了建构主义的解释域。当然，对此转变，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如柯林斯和耶尔莱认为，反身性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是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SSK研究的倒退。通过把科学知识表征为纯粹的社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为真实的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SSK的研究保持着它的政治效力。这样的立场与认为科学知识在整体意义上来自于世界本身、并且独立于作为自然界喉舌的科学家的观点，形成截然分明的对比。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SSK的批判性的、去神秘化的锋芒却丢失了。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3
关键词：“三元论”哲学观；学科分类框架；应用技术大学
作者简介：刘晓保（1966-），男，上海电机学院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发展规划处）所长（处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05-07
应用技术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学术界对其“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问题”曾引起多方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要淡化学科建设，有的学者则认为要强化学科建设。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开展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建设什么学科。学科是体现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不同的分类方式，体现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水平的主要标志还在于学科建设的水平。但就我国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来看，相关学科门类与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定位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现状。加之当今“学科发展总趋势已开始全面突破传统格式，逐渐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并在两个方向上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横向：由单学科向多学科联合、交叉、渗透，构成学科群体；纵向：单学科在交叉同时，又在增强学科自我发展实力。”[1]因此，在当今形势下，随着科学哲学、工程哲学和技术哲学观的逐步调整，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完善，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学科分类标准的更新与完善也是形势发展所然。
一、当代哲学观的变革――一种“三元论”的哲学观
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因此，哲学观的变革始终与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关。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人类从产生以来就生活在自然之中。原始之初，人类对自然的一切一无所知，对风雨雷电、地震海啸感觉如此恐惧，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软弱、无助，面对此景此情，人类只能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是上帝制造的，人只能依照上帝的意志和启示来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信仰上帝是获得自然知识的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人类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只有唯一的一个个体，那就是上帝或神，而神学成为当时唯一的精神家园。伴随着对“神”的认识，更主要是对自己所处的宇宙的零碎的了解，人类对天象、天文积累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构造一个初步的自然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现，在这个自然界中，既有存在物的存在，也有不是存在物的存在。由于当时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把思辨的自然哲学（被称为“第一哲学”）和理论的自然知识（被称为“第二哲学”的物理学）混为一体，都称为“自然哲学”。17世纪，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解决了开普勒没有解决的天体如何由不动到动，以及伽利略没有解决的物体如何落向地球的问题，他的发现被认为是科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开始，人类关于自然的研究已经走向科学之途，关于自然的知识已经是一种“科学”的知识。自然哲学转化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出现使西方学者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力量，不再把认识自然的愿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知道了人有能力认识自然，而不是上帝帮助我们认识自然。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在多个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在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学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深刻解释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辨证性质，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取代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在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人类也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去适应自然界，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改变自然使人类主动地适应自然。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知识被我们冠之以“技术”。从技术的起源来看，只要有人的历史，就有技术的发展史。但“技术”产生之初，其是简陋的、粗鄙的、试错的，还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手段和工具。但随着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技术也慢慢地由工具和手段形成为“经验技术”形式的知识。而真正促使技术发展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还在于科学知识进入到技术领域，并随着科学的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之人类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以便创造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自然（第二自然），因此人们更喜欢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体，认为科技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唯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一元论”哲学观。然而，也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学”和“技术”不可“合二为一”[2]，两者相互独立，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它们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互不能代替，这种观点，形成了“二元论”的哲学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越来越系统，改造世界的工具、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为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为人类服务，建造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第二自然，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和综合化（如三峡水利工程、登月工程），也使得改造世界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面对大型而又复杂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仅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工具与手段难以实现改造这个世界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统筹，并通过集成的方式才能达成目标，因而也逐步出现了“工程”概念，并逐步认识到“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现代工程不但塑造了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改变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3]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三者的起源来看，先有技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然后才有工程活动，但由于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都属于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工程起源之初，一直伴随在技术活动之中，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始终把工程活动和技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工程技术”、“工程技术活动”统而盖之。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工程本|的把握，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但不应和不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而且我们也不应和不能把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我认为：承认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三个不同对象和三类不同的活动，深刻认识和辨析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各有其特殊的本性和本质，这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在承认三者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动关系和转化过程才对。”[4]这就是当今“三元论”哲学观的起源。
“三元论”的哲学观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之中，近两三年来也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科学时，一直认为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属于标准的科学，一些使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社会科学的学者们认为，社会科学无法满足科学应有的标准，而把它称之为‘准科学’或‘软科学’。”[5]而人文科学则更不是科学，只能叫做“学问”。这种观点，主要以英美为代表，这是狭义的科学观。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把科学定性为一切体系化的知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观，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其实，认识的差异源于定性的标准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的范畴，本文所指的科学如没有特别的限定都是指广义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也是人存在的方式：人们对象性存在基于他的对象性活动，人从事什么样的对象性活动，他就形成什么样的人的本质；而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对象性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是自然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规定的统一[6]。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如何在自然领域获得自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讨论的很多，而对人如何在社会领域中获得自由、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讨论和关注的比较少。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哲学透视、“和谐世界”的时代呼唤、“和谐世界”的主旋律以及“人类中心”的理性觉醒[7]，探索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依赖和改造关系，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此，在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程这个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现实载体，利用社会技术手段，构建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并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其中，社会科学解决的是社会领域的认识问题，它追求的是“真”，是对社会现象做出“真理性”的解释，而社会技术解决的是社会领域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所谓的“社会技术”正如钱学森所言：“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物的理论、经验、技能和方法的总和。”[8]社会技术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社会工程是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特征，并通过建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去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以系统的观点对社会总体状况进行把握，并通过具体的措施和手段促进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动态系统，是诸种自然技术、社会技术的联合应用，是理论技术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体。”“社会技术是构成社会工程的核心结构模式。”[9]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又统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工程哲学、社会技术哲学以及社会工程和社会技术的出现是“三元论”哲学观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边界与渗透（跨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科学与技术、工程与技术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这三者既存在着各自的边界，同时也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跨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一般是在创造能够维持自己正常及便利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下，通过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来建造一个更适应自己居住的自然社会和打造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在这整个过程包含着三个不同的过程层面：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和建造的过程。所谓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主要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改造世界，并使我们更好地生活，这个过程就是技术活动过程；而人类的认识过程主要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为我所用，因此，这个过程是一种科学活动过程；所谓建造的过程，主要是人类利用已有的认识，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来改变这个世界，并创造人工自然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和工程就具有自己的边界。
首先，从内涵上看，根据科学是一种认识活动可以把科学看成是对未知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探索，在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中所得到的认识形成科学知识体系，其基本形式和单元是科学概念和科学定律，科学活动的最典型形式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活动，进行科学活动的主要社会角色是科学家；根据技术是一种创造生活条件的过程可以把技术看成是可行的方法、技巧或工具和手段的发明，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构成了技术知识体系，技术知识的基本形式是单元技术发明和技术诀窍，技术活动最典型的形式是技术发明和技术开发，进行这种活动的主要是技术专家、发明家，在这里笔者所指的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的技术，它还包括社会的技术；而根据工程是一种建造的活动可以把工程看成是实际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工程中所获得和形成的知R构成了工程知识体系，工程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工程目标、设计工程方案、做出明智决定、预见工程后果等，工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运筹、操作、制度运行和管理，进行工程活动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里所指的工程既包括自然物的工程，也包括“社会物”的工程。从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内涵来看，核心的边界在于：“科学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可以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10]
其次，从科学、技术、工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来看，科学知识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关于自然和社会本源的知识，即基础知识，它具有真理性、合理性、进步性和共享性的特点；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和创造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为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的知识，它具明言性和难言性相结合、约定的普遍性、价值性、社会性和地区性等特点；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它具有独特性与地域性、综合性、具体性、可靠性、复杂性与协调性、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等特点[11]。基础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分别形成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
再次，从科学、技术、工程各自作为一个系统来看，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的整个内容分别形成科学系统、技术系统和工程系统，并在活动过程中通过组织分别形成基础科学建制、技术科学建制和工程科学建制，其边界点如表1所示。
科学、技术、工程的边界是一种空间性的隐喻，其实质是将各自的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这种空间性的隐喻凸显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各自的范畴和类型之间的差异。但边界所确立的空间并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因为在边界作业①的过程中，人们也在重新审视边界的清晰度，清晰度的高低是能否实现知识和系统跨界的先决条件，因此，边界既是分界线，也是渗透膜。边界之所以是渗透（跨界）的，是因为知识和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单元。一般来说，“不渗透的边界与结合紧密、凝聚力强的团体连在一起，人们认为这些团体具有清晰的边界、限定的范围和通过认知性限制与社会共识来控制的‘单纯问题’。”[12]就“单纯问题”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具有清晰的边界，但这些“单纯问题”如果放在整个自然与社会的大系统中，其边界有时又不是很清晰，甚至是模糊的，这就使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成为可能。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来看，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科学是认识世界，而工程与技术是改造世界，因此，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渗透（跨界）也就成为必然。
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跨界主要通过“大科学工程”这个平台来实现。所谓“‘大科学工程’又称‘大科学装置’（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y），是指通过较大规模的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的，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大科学工程的科学技术目标是：面向国际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贡献。”[13]大科学工程是运用工程思维，通过工程项目的方式来建造的，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大规模观察、实验、数据收集分析的操作平台，是实现科学新发现、创造核心技术、发展前沿技术的重要性基础设施。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大科学工程本身就是许多高技术的综合集成。通过高技术的集成，一方面推广高技术，另一方面也在技术的集成中实现技术的再创新。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高技术集成手段，有利于在基础研究领域催生和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原理，因此，大科学工程“具有科研力量集中、科研任务集中、投资集中、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多样、学科交叉、发展新型学科和交叉科学以及突破重大新技术能力强”[14]的特点。
科学与技术渗透（跨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出现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是科学渗透（跨界）至技术领域，在当时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一系列重大技术的进步几乎都是在科学上取得突破之后才转化而来的。而到了现代，则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跨界），“在未来，两者将相互依存，更多地发生融合，以至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学高度技术化，技术高度科学化；特别是，未来的技术就是高度科学化的技术，而未来的科学也将是技术化的科学。”[15]
科学与工程渗透（跨界）：科学与工程之间的渗透（跨界）主要借助于技术这个中介。因为科学的发现并不能直接为工程造物提供直接的帮助，而是借助技术来实现。然而，这种现象在现代有所变化。在现代工程中，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直接进入了工程活动领域，成为工程领域有别于技术知识的独立构成要素。因为在工程的技术实现中，常常会碰到一些瓶颈性的问题，有些瓶颈只需要技术创新即可以突破，有些瓶颈必须要靠科学理论创新才能突破。一般地说，越是具有创新性的工程，越需要更多地求助于科学理论知识。
工程与技术渗透（跨界）：由于工程与技术同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尽管技术不仅包括工程技术，它还包括生产技术，但工程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两者之间的渗透（跨界）更是频繁。工程系统能达成什么样的水平，首先取决于技术系统的水平，其次也取决于能否经济、有效地组织和集成相关的技术。
三、基于“三元论”哲学的学科分类框架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观点，经过概念、抽象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本源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所形成的知识和观点有哲学家认为是“纯粹的知识”，但笔者更愿意命名为“基础知识”，对基础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基础科学知识体系（纯粹科学知识体系）。基础科学知识是基础科学（纯粹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基础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主要边界。然而，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充分利用基础科学知识所揭示的自然和社规律，为改造世界服务。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成为应用知识，其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形成了应用科学知识体系，应用科学知识体系是构成应用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构成了应用科学的边界。在哲学观中，也存在着应用科学不是科学的观点，如，阿根廷裔的加拿大哲学家邦格（Mario Bunge）就认为：“‘技术’是指关于实践技巧的学问而不是科学学科，而‘应用科学’则是指科学思想的应用，而不是科学方法的运用。如，尽管细胞学是一们纯粹的科学，但癌症研究却是一项应用研究。”[16]但对这种观点，现在有许多哲学家并不认同。这是因为，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进程中，所谓纯粹的科学也很难以见到，即使是纯粹的科学也在考虑应用的问题。而在应用领域中，不仅仅是基础科学的简单应用，相反，现代有许多的科学发现正是在应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因此，应用科学也是科学。
当然，在改造世界这个应用的领域是比较模糊的，关键还要看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还是在建造领域中的应用。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所形成的知识构成技术知识，技术知识的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技术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技术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是在建造领域的应用，其所形成的知识经过系统化、体系化就构成了工程科学知识体系，它是构成工程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见，科学的知识体系是科学分类的主要标准，而科学的分类是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因此，从学科的内涵来看，知识类型的差异也是决定学科分类的主要标准。
学科又是相对独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学科的分类与科学的分类相关，更与知识的分类相关，不同的知识体系是区分学科类型的主要标准。由于人们对知识体系理解的差异，学科的分类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完全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由于知识体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实现分化、重组，甚至形成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新的学科，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及在相关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认为学科类型也会在此基础上l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原来的工程技术科学领域，随着现代工程项目的大型化、综合化、复杂化，以及现代技术活动的专门化、精细化，工程技术科学分化为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有关知识分类、科学分类和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大的系统来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存在自身边界的同时，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渗透（跨界）的现象，这种渗透（跨界）是学科互涉的主要原因。所谓学科互涉，美国学者约翰・海厄姆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住在房间里的人在房门紧闭的情况下，从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去，与周围的邻居愉快地交谈。”[17]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方式过于简单，她认为：“实际上，更多的情形正在出现，一些人愉快地交谈，另一些人在和邻居辩论，还有一些已经跳出窗外。很多房门依据紧闭，但也有一些已被撞开，有的甚至建造了全新的房子。学科互涉活动不能用单一的意象来描述，通常援用的隐喻是电子、网络和体系，学科互涉活动类似于岛屿的分崩与重组，其典型的结构是项目、中心、计划，而不是系科、学院和独立的机构，也存在独立的学科互涉机构，但极为稀少。”[18]在这里，互涉学科强调的是多学科之间的联系，即这些学科都会在某个项目中涉及，但又保持自身学科的独立性，而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可能更多的是新兴学科，但又是处于初级阶段。在多学科体系中，学科的互涉可能会产生新的学科，也可能不会。
根据知识分类、科学分类与学科分类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勾勒出基于“三元论”哲学观指导下的学科分类标准框架，具体见表2所示：
这种分类的方式主要依据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的关系来划分学科大类，而基础学科、工程学科和技术学科大类之间由于其知识之间的渗透（跨界），其互涉学科比较多，这也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并形成新兴学科。从这种学科分类的方式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院校，其学科生存的主体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主要以基础学科的建设为主体，但也存在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而工程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主要以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的建设为主体，当然也存在理论（基础）学科，但这种（理论）基础学科主要根据工程和技术实际的需要来进行研究。也可以说，当工程类学科和技术类学科发展到高级阶段，其与基础学科之间的边界几乎已经消亡。
综上所述，对应用技术大学来说，学科建设的主体可能以技术类学科为对象比较适合应用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
注释：
①所谓“边界作业”（boundary work），包括其观点、研究内容、界定与保护知识实践的体制结构，人们直接并通过惯例来建立、保持、打破、重构知识单元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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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4
自从“正统的”科学哲学提出的科学的客观性以来，对科学的客观性怀疑，不仅不断地来自科学哲学内部，以至发展到先是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性的弱化，再到后现代思潮者那里时，科学的客观性已无任何立锥之地。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哲学以外的解构形式和途径，而这些当中要首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的解构最为有力、彻底。
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知识社会学理论为间接的知识来源，在经过社会学和哲学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所留下的问题(主要是两类知识的划分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和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于社会学研究)的探讨以及反思科学社会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出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由于发生在欧洲的这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学的“实质性理论”(即科学知识过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称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由于那些研究学者们的工作大多从库恩思想中获得过重要启迪，故也有人把这些工作笼统叫作“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迅速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这种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起着导向作用，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提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哈贝马斯的批评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于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外哈贝马斯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说明科学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最终得到其提出的科学知识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主旨。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英国的爱丁堡学派。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的“科学元勘小组”，小组成员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群体称为爱丁堡学派。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Shapin)以及安德鲁·皮克林(AndrerwPiekering)等，爱丁堡学派受后库恩科学社会学影响较深，该学派所关心的是:解释信念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条件下，为什么得以产生或维持。曼海姆早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但这种思想随即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种信念有其社会根源?”的问题，因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另一种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认为是质朴的，不为任何社会利益上的考虑所左右;而后者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驱动的，因而是社会的。正如当代杰出的知识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的:“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的解释进行了批判，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库恩认为这些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考察自然科学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呢?爱丁堡学派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实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应关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它领域所采取的相比，绝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在认识上优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种忽视和否认社会因素作用的解释模式。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其开创性的着作《知识及社会意向》中提出了“强纲领”(StrongProgramme)(相对主义建构论方法的别称)，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没有什么特别的界线存在于科学知识之中，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及其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强纲领”的“强”具体体现在它要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信念体系，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以使社会学方法能应用于描述一切知识体系，包括数学和逻辑学这样远离经验的科学，开创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具体来说“强纲领”可以定义为以下四个信条，即(1)因果性。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会存在其它的、将与社会原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2)公正性。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即都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调查并对它们产生的原因给予公正的说明。(3)对称性。这是就其风格而言的，就是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这是就原则而言的，其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和有关对称性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反驳其自身的理论。对于以上四条，要特别注意因果性中提到的其它原因，这些原因是指诸如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理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的等因素。爱丁堡学派认为由于在“实在”和我们对“实在”的陈述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因而因果性也即意味着我们不可求助于那种在科学和自然现象之间预先设定联系而排除其它可能原因的做法。公平性告诉我们对于进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没有必要陷人“真理和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之中，这样的问题对信息存在的解释而言是多余的，毫无必要的。对称性要求对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尽可能地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布鲁尔打比方说:生理学的目标是说明健康的有机体和病态的有机体，机械学的目标是人们理解正在运转的机器和出了毛病的机器、依然矗立的桥梁和已经倒塌的桥梁。反身性很明确，即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其自身的原因，它自己首先要能够合理地被解释。“强纲领”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认为:“知识”是“任何被集体地接受的信念系统”。知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其它时代的文化中相当于科学知识作用的神话、魔法、宗教等各种信念系统，科学知识与其它信念系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也应该与其它知识系统一样接受社会学方法的研究。
“强纲领”在真理观的研究方面认为:所谓一个理论的真理性的确定，常常是在它被选择并运用于实践之后，在因果说明中逐渐反映出来的，即社会为获得真理的心理体验提供或强加了很多因素，因而社会因素也就成为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根本不存在真理符合论，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形式是多样的，要想给真理下定义，最好是从真理的功用性着手，并且还把真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符号，即关于“真”的信念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而言的，不存在超历史、超文化的真理标准，从而对科学的客观性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态度。
三、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
“利益”是爱丁堡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把“利益”引人对知识的社会学说明并不是爱丁堡学派的首创，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采用了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开展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断言: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观念，是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命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客观世界提供的自然环境中演进的，这个环境不断地被人类的行动所改造，在改造的同时，人类创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从创造活动中产生了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并受到在当时特殊生产方式下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它们既被用来操纵自然现象，又被用来支持或改造现存的社会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并未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同等看待，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关注焦点和发展速度或许为社会条件所决定，但科学的概念工具和实质结论却并非如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模式开始被用于对科学和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曼海姆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两部奠基性着作《认识论的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曼海姆着重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并且肯定了利益是影响知识的一个因素。由于曼海姆是在对知识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谈利益对知识的影响，所以是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受利益因素影响之外的。默顿命题的第二条强调了经济和军事的功利性在科学组织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带有一些阶级利益的因素，但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仅仅停留在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做外部的说明，虽然有一些利益影响的因素，但其利益对科学的影响同样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只是对科学知识的关注焦点、课题方向以及特定领域的知识何以得到迅速增长的外部体制的说明。
爱丁堡学派使用“利益”的概念是为了解决强纲领中提到的“归因问题”，按照强纲领的思路，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普遍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用A代表某种社会因素，用B代表某个科学概念或理论，则AB成立。爱丁堡学派认为巴恩斯所说的社会因素就是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认为是社会阶级或其他集团的特殊利益的结果”，可以使用“利益”作为一种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这些利益可以是社会体制上的或经济体制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或专业事务上的，有两个案例可以用来说明利益理论:(1)巴恩斯列举了20世纪生物学界在进化论观点和遗传观点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的双方分别是以卡尔·皮尔士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家和以威廉·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者”。前者认为:生物繁衍是一种通过变异的连续选择而进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预知和控制的;后者则认为:生物的繁衍是一连串的突变过程，这个过程根本不可预知和控制。两种观点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截然相反。那么其根源何在呢?巴恩斯认为根源在于双方的利益冲突，他认为，皮尔士的进化论观点与新兴的优生学密不可分，优生学主张通过逐步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且直接代表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是主张社会进步的。而巴特森之所以强调生物繁衍的不连续性和不可预知性，是因为他的立场保守，其阶级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害怕社会的进步，宣称社会突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2)皮克林则利用职业利益来解释一些学术之争。他认为: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会存在一些更有利于其工作的资料、理论或模型，由于每一个科学家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投人了大量的时间，因而他们倾向于承认那些与自己的认识利益相吻合的新成果。如在分析莱夸克时，皮克林同样使用“利益”分析工具，认为当时新发现的粒子在解释上存在“色”和“味”之争，而“味”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对新粒子做“味”的解释更符合主流传统的利益，也更能体现权威物理学家在其中的影响等。
事实上，利益模式所要说明的重心不在于知识的真伪问题，不关心在被接受的理论中哪一种更能反映事实，哪些方面更合理，而只关心知识是否为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所承认和接受，以及探讨这种理论被这个阶级承认和主动选择接受的原因所在，由此得出: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利益是分析知识状况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利益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知识主张，但某种知识主张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利益缘由。后来才逐步上升为利益是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的。利益模式的出发点倒是可以接受的，而由此上升的夸大利益的决定作用则过于偏激，让人难以接受，其实利益也像其它社会因素一样，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5
论文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德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舍勒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了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创立及传播贡献最大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1897—1947)。可以说，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就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把舍勒对绝对知识的研究及其反实证主义立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融于一体。在曼海姆看来，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曼海姆早期著作(如《知识社会学问题》(1925)、《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等)的突出论题是对知识的集体性质、对知识的不同“思想风格”和对知识与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的研究。对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思想区分的观点方面，曼海姆没有完全否认科学是社会的研究问题，而且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用几页的篇幅解释了科学的兴起，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但是，曼海姆在解决对科学知识的地位所产生的疑问时，并未真正地改变其正统的认识论，因而也就没有为已成熟的科学社会学敞开大门。这正如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方面曼海姆没能再向前迈进一步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关于科学发展的观点完全依赖于科学史家的著作。所以，他不得不等待合适的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出现，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直到他去世后很长的时间才出现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是曼海姆整个思想体系即表现在对科学知识与社会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区分上。要想对他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做修正，必然导致其社会学体系的全面修正。”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属于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有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到曼海姆为止，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它的经典时期，形成了可供估价的形式，在对经典知识社会学进行概念化处理方面，默顿的工作是较早也较成功的范例。虽然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范式提出了至今仍然是最清晰、最有用的分析，但他本人的理论都并不属于这个范式构架。它与另一些不触及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而只对科学的社会职能、社会运行等问题感兴趣的研究倾向一起，形成了“科学社会学”这样一个远较知识社会学范围狭窄的研究领域。1938年默顿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说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说明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默顿利用经验的分析方法证明他的理论假说，体现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根本方法，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随后，英国科学家贝尔纳(1901-1971)发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该书既分析了科学的历史概况又研究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为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然而，科学社会学并不研究所有知识，而只研究科学知识；并不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而是研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这被称为关注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
爱丁堡学派就是通过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深刻研究，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它把知识社会学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决心抛弃传统“知识二分法”的框架，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不仅要分析人文社会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分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所以，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是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向度在研究科学的领域得到了复活。
二、SSK产生的理论来源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爱丁堡学派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相对主义特征。巴恩斯和布鲁尔说：“相对主义绝对不是对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者，那些认为某种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与认识科学的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与库恩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推到了极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也许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期坦后期的思想影响，也许受到费耶阿本德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
1962年，库恩(1922-1996)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掀起了科学哲学一场革命，从此科学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历史主义。库恩是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只注重逻辑形式和逻辑演算的做法是不对的，而应该把研究的基础建立在活生生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明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个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作指导，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则拒绝接受统一的范式，科学研究不再像常规科学时期那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标准，科学革命的结果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因此，从历史上看，科学的发展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甚至逻辑推理规则和评价标准，以及理论、定律、解释、理性等概念本身，也同样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是以“范式”为中心展开的，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但他认为，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范式转移”就像宗教皈依或心理学的格式塔转变，要么一成不变，要么彻底转变。伴随“范式”概念而来的还有“不可通约”概念。“不可通约”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库恩的“范式”及“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
如果科学发展是范式发展与范式转移交替进行，而范式之间又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新理论才是对实在的客观描述?会不会旧范式更符合实在呢?另外，“不可通约”概念也否定了跨范式理性比较的可能性。这样，库恩对科学的“客观性”与“理性”的挑战，促使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兴起。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理性”，客观性与理性都是对于范式而言的，因此不同范式是不可比较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权利，一样地好。
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布鲁尔、巴恩斯等人，用激进的态度解读库恩的著作，极端化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他们认为所谓的科学知识，也就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因此，科学知识的建立，就是相信这一理念的科学学派战胜反对派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客观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社会性的。如果反对派的人数更多、效率更高，在争论中占了上风，那么科学知识也就随之逆转了。在他们看来，对称性原则可以用在任何情形之中，因此，在发现的内容与辩护的内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真理、理性、进步这些最根本的认识论依据，应该让位于具有雄辩口才的权威与权力，最后他们得出了费耶阿本德的结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素说与氧化说之间，在科学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真理、理性与实在这些价值在未来的科学话语中不会有什么意义。
三、SSK产生的社会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不仅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直接的理论来源，而且还有复杂的社会背景。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就是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一方面，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借助这个信念，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几乎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对科学持乐观情感，也反映在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思想中，如1959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0周年大会上，为表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社会功能的双重敬意，波兰学者倡议推广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就可见一斑了。20世纪60年代更由于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1963年)发表，特别是其中的“指数增长”模型，“大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对科学合理性信念的怀疑与批判日益加深。在20世纪早期就有许多科学家反对科学变为一种现代国家的世俗宗教。如恩斯特·马赫和皮里·杜顿就表示出这种担忧。马赫担心科学起源时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变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得科学家把它作为有效研究手段的科学变为科学家的个人私利，杜顿认为科学根本不能提供对实在的统一理解，它需要社会学家的工作来研究。在经过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等等之后，人们对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有了足够充分的体会。
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碰到了来自于由罗斯查克与马尔库塞所发起的“反文化运动”的声音。罗斯查克明确地表示出对“技术统治论”、科学家与作为科学的根基“客观性的意识形态”的不满。不过，当时的科学共同体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讨厌东西，肯定不会影响到科学的社会地位。因为在战后的美国，科学的价值被视为美国社会中一般文化的模式，科学文化是强大的，为普遍主义而斗争，至少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当时大多数传统文化的信奉者，人文主义者都参与这场“反科学的文化运动”，支持那些与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这就是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对立。斯诺实际所想表明的是在这两种文化中，正是科学家，而不是人文学者是真正的人道精神的传播者。斯诺暗示，当科学职业把一个人道的与民主主义的趋向带向未来时，科学家就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一种开放的心灵、自由的和民主的传统工具。当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时，社会学家就认为他们所追求的人类精神与道德的要求在历史上一直被科学的客观性所压制，认为科学家在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同时，却缺乏道德的力量，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工具与表达的价值能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于是人文学者很快做出了反应，以库恩和福柯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反击武器。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科学在事实上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如此情况果真如此，正是人文学者，而不是科学家是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代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范文6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方法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渐替代了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成为科学研究新的关注热点。在这些关注中，除了针对ssk的基本纲领及其明确的相对主义主张展开激烈争论以外，有关ssk所采取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策略也成为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对于后一个论题，学者基本采取认同态度，认为ssk创立了一套从全新视角对科学进行探究的方法。本篇论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试图立足于ssk的研究目标及其纲领，考察ssk选择自然主义研究路径的原因，并对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作出解释和说明。
一、ssk的研究目标及纲领
作为ssk的创始人，在所著《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布鲁尔开宗明义地提出了ssk面临的问题和目标：“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构成了ssk研究的主旨和线索，也是将ssk同其他哲学或社会学流派加以区分的标志。
ssk将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学探讨作为研究目标是他们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批判与反思的结果。在ssk之前，有关科学知识的内容一直被置于社会学研究领域之外。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普遍认为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关于自然对象的知识，其客观性、合理性、有效性，抑或真理性，通过哲学的规范性说明可以获得解释，不需要社会学的介入。社会学如果对科学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仅限于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进或者阻碍科学的进程，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样，无论在早期的默顿社会学中，还是舍勒、迪尔凯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中，科学知识的内容都未被涉及。
显然，ssk闯入科学知识内容的“”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这种挑战性不仅针对传统哲学和社会学，而且针对自身。为此，ssk必须回答自身所设立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设计一套对科学知识内容能够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方案，也就是选择合适的方法论策略实现目标。
ssk选择的路径是首先从科学哲学内部寻找突破口，他们找到了库恩。在他们看来，库恩的“范式”和“学科基质”提供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可能性。作为科学家研究的基本范例，“范式”规定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现象场域”。而“现象场域”的构成既包含了仪器、方法，也包含了科学家的信念、价值观，是群体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范式转换”属于心理现象的“格式塔转换”，相互之间“不可通约”。这就说明“科学不是一组在不同的特殊文化情景中维持正确描述和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科学中的权威和控制不会简单地保证‘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互动不受妨碍。科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组成部分，权威和控制对保持这种特殊形式之适当感是必要的。因此……科学应该完全像任何其它知识或文化形式那样，受到社会学的考察。”对科学能够进行社会学说明作出合理性辩护之后，ssk需要回答如何实现对科学内容进行社会学说明的问题。为此，ssk确立了基本的研究纲领，通过对研究纲领的展示完成预定的目标。
熟悉ssk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最早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使其成为统领该领域的基本纲领。强纲领有四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与反身性。其中，因果性是基础。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布鲁尔的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为科学知识的产生寻找一种因果性说明。在他看来，支撑这一说明的理由在于知识“可信性”的形成和维系是一种类似于自然对象的自然现象。如果科学家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因果解释，那么社会学家也能够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对知识的形成进行因果说明。当然，布鲁尔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所强调的因果性说明模式是在所谓“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下加以展示，可以归结为：自然主义一经济主义一因果性。在因果性原则的基础上，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从不同侧面进一步说明了强纲领的基本主张。这两条原则共同要求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知识。因为所有的信念，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所面对的社会情景是一样的，对它们的解释就应当是无偏见性的。既然所有信念是平等的，对它们的解释也应当是对称的，同一种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ssk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
作为ssk初创时期的基本纲领，强纲领将关注的目光置于如何为自身确立学术地盘，它的提出意在突破长期以来处于知识和科学研究领域的人为壁垒，解构横亘在理性知识与非理性知识、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之间的分析界限，确立一种对科学进行知识社会学说明的新模式。由于同时承担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ssk在辩护策略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相对主义立场昭然若揭，招致了许多指责和批驳。但是强纲领的“启蒙”议程为ssk带来的“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纲领却值得人们深思。“建构”一词是人们在日常用语和学术用语中经常使用的词汇。ssk在一种隐喻意义上使用“建构”，意指自然事物的结构本身能够加以改变并重新安排。在他们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既然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能够对科学家做什么研究、怎样做研究、他们在争论中怎样选择理论模式，以及观察、定律、理论和其他知识主张在科学共同体中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受到社会变量的影响作出说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ssk的基本研究内容和旨趣。
20世纪80年代以后，ssk确立的“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纲领得到了全面贯彻和发展，体现为他们不再纠缠于对知识之本性的认识论、合理性与相对性的争论，而是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并借此将研究重点转向“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如何在实践中完成对科学的知识社会学说明。面对新要求，一些学派纷纷出台新的研究纲领，比如“社会建构论的经验纲领”、“爱丁堡学派的宏观说明纲领”、“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夏平的批判编史学纲领”，还有“实验室研究”、“文本与话语分析”等。这些研究立足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以科学案例为研究场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知识展开更为精细 和深入的社会学探讨。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考察，ssk将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对科学的实在性和真理性重新进行阐释，认为科学的这些特征不是与实在符合的结果，而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地接受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宜性标签”；科学事实也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表征，而是在一定社会情景弈、劝服的结果；全部科学知识，甚至最精密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都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众多的ssk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坚持“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是研究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ssk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入科学知识中，以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方式阐释科学，从而选择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
二、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与
ssk主张的统一
自然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历程。自然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用自然原因加以解释，包含两种形式：本体论的和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本体论方面，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形式，认为没有超自然的存在和事件，一切事物与现象的原因与根据都来自于自然，主张取消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坚持哲学一元论；在方法论方面，自然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主张自然界与社会具有连续性，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具有统一性。
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态度和倾向，经过若干年的冲击和涤荡之后，自然主义仍然是当代哲学的主流。“在英语世界，自然主义现在是有显著地位的元哲学，最好的证据就是其假定的反对者们也开始效忠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它在方法论方面同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正如沙夫曼(steven d.schafersman)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末，方法论自然主义已经被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了，自然主义作为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自然主义选择了一条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哲学问题的路向，这一选择在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得到了充分彰显。1969年，奎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自然化认识论》，明确阐述了其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主张：“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不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在奎因看来，认识论指涉科学，是科学认识的基础，但是传统认识论将自身独立于科学之外，关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没有为知识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基础。新的认识论必须对传统认识论加以改造，以实现为知识提供可靠基础的目标。为此，奎因建议引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作为探求认识论的基础。这样，认识论就可以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而被自然化。在自然化过程中，认识论并没有被消解，而是被替换了。正如奎因所言：“认识论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是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并以一种被澄清了的身份出现的。认识论，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简单地落人了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他研究一种自然的现象，即一种物理的人类主体。这种人类主体被赋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又提供了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加以研究的。”奎因在这段话里明确表达了他对认识论进行自然主义探讨的意向，这种意向体现为：(1)将哲学看作是一种对科学加以经验探求获得的知识，而不是某种对科学的先验预设；(2)将认识论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对其进行经验研究；(3)可以将认识论研究置于一定的外部情景和历史中，而且人的认识结果远远大于对它施加的描述。显然，奎因通过自然化认识论所展示给我们的同传统认识论的区别与其说是在目标方面，不如说是在达到目标的途径、方法或手段方面，这一区别促使发生学方法成为探讨认识论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同时这一区别为人们深入科学内部探求科学家如何认识知识提供了依据和思路。遁着这条思路，ssk迈出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脚步。
作为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流派，ssk在研究之初就明确表示要采取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路径。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文版序言中，布鲁尔提出社会学家与科学哲学家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哲学家们往往使用‘先验的’(apriori)方法对科学进行分析，而社会学家们则使用经验方法或者历史方法对科学进行分析。其次，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而社会学家们则研究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布鲁尔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做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ssk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是一样的，那就是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对科学的延续，这种延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ssk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看作是自然现象，它与人类其他自然现象是平等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包含可以运用于自身的科学方法，“它天生就必须从利用一种假说性的试探方式开始，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实进入研究者的考虑范围而变化和发展”。这样，在方法论的选择上，ssk明确提出“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在他们看来，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
那么，如何在方法论上体现与科学的一致呢?ssk同样效仿了奎因的做法，那就是将自然主义引入对科学的社会学探求中。ssk的学者们认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识进行评价性估断~[23153。当然，ssk选择自然主义作为基本的方法论纲领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出一种同传统认识论相区别的口号，而是出于其实现目标和研究纲领的需要。
在拒绝传统哲学的规范目的中，ssk确立了一种明确的非评价性的与纯粹经验性的研究路径，试图描述与说明那些在事实上如何被相信的科学知识。为了实现目标，强纲领提出了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而对这两条原则的贯彻注定了ssk必须选择自然主义的基本诉求。如赵万里所评述的：“爱丁堡学派的经验研究引入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以贯彻强纲领的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按照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的要求，ssk必须客观公正地将所有信念置于同等的位置，对他们做出平等的解释。这就意味着无论社会学家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或理性的，还是虚假或非理性的，他必须寻求出导致这种可信性产生的原因。而为了寻找到这些原因，社会学家唯有深入科学内部，对科学内容包括科学实验、实践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和科学争论等进行经验考察，也就是说同科学处于同一条船上，在科学运行中探 究它。这样，ssk就成为一种经验的与纯粹的描述性事业。因此，他必须让“知识”、“真理”与“合理性”的传统与规范用法完全退出解释，转而选择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可以看出，ssk选择自然主义是其内在要求使然，他天然地同自然主义有一种统一与联系。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纲领，自然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特征促使ssk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置于同等的地位加以考察，试图深入科学内部，对科学内容给予社会学维度的解读，进而对科学重新做出解说。
三、ssk自然主义的特征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给予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同样是纲领性的，必须借助具体的方法运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关于这一点，ssk已经注意到了，体现在他们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其基本观点与具体的方法缠结在一起，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ssk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由早期ssk的研究者实施，第二个阶段则主要是后ssk的选择。
早期ssk的研究者将自然主义同其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观念结合起来，坚持一种以“利益分析”为核心框架的自然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ssk使用“利益”作为解释资源，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和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的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按照他们的观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纯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存在的知识，而“人们对概念的运用，并不是像一列火车沿着预先铺好的铁轨运行那样进行的(在这里，铁轨代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义)。意义并不是预先形成的，它是被人们当做不断利用的用法而从社会角度构想出来的。”这意味着科学家不是发现了世界的现象，而是通过引入一个结构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这些现象，表现为科学家已经证明关于同一种现实世界的理论说明以及关于同一个现象的实验结果和经验描述，允许有各种替代性的表述，它们不是由自然界的事实完全决定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涵义不再是同对象实在的符合，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为，“事实上看到了一个飞碟、相信某人看到了飞碟和创造出了一个飞碟之间，并没有什么操作性的区别”。科学行动是目标取向的或私利性的，因而解释科学行动的社会学上有趣的原因就是由特定的行动所推进的目标和利益。也就是说，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可以将利益说明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通过透视科学家如何对利益的追求解释科学知识增长。
在利用利益模式分析科学知识是如何社会性地建构时，有关科学争论的案例研究成为ssk的首选目标。在ssk看来，对科学争论的利益分析旨在表明，宏观利益能够转换成影响个人或群体行动动因的微观社会学说明。“在这种因果说明模式中，利益的角色是充当联系科学活动之认识和社会方面的中介，特定的科学事业或科学行动可以卷入各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的说明。通过利益，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政治冲突)、一般的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以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将影响、引发、激活、塑造、维护、持续、修正，而不是简单地决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产品。”按照这种思路，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针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科学争论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ssk以“陌生人”的身份介入科学探索中，利用经验研究贯彻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纲领，对特定的科学实践进行参与观察，还原科学认识的“本性”。
ssk最初的意向是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诉求，但是这种自然主义的进路由于隶属于利益分析模式的要求，因而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体现于ssk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科学的真理性标准难以突破人的干扰而真正成为评判知识的基准，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似乎难以脱离人的影响得到澄清。这样，认知因素变成了由社会最终判决的因素。按布鲁尔的说法，就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科学家的一切活动，包含科学实验，都是以社会利益为评判标准，当科学家或所属的共同体持有不同的利益时，他们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最终科学也就失去了评判标准㈨。
我们看到，ssk经验研究最初试图借助科学的史实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但是因为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倾向，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失去了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性显现的支持，使得原本由自然和社会共同显现的科学成为只由社会决定的科学。这样，ssk在最初的分析中，就已经偏离了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脱离了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标。更为严重地是，ssk由此落入了它所批判的传统科学哲学的命运，所不同的只是以社会代替了自然作为评说科学的标准。如此，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纲领也将面临被否决的危险。潜伏的危机促使ssk开始反思自身的缺陷，寻求新的策略确保研究领地，由此迎来了ssk自然主义的新阶段。
对自然主义追求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由后ssk的研究者实施。后ssk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后ssk克服了早期ssk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的弊端，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具体做法是进入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对实验室如何制造科学知识进行考察。在考察中，后ssk一方面继续贯彻自然主义诉求，采用经验和描述的方法忠实记录具体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倾向于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实在性。
在对后ssk基本哲学态度的阐释中，皮克林指出：“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因为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因素具有致因优势。”这一论述明确规定了后ssk关注的焦点是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那么，后ssk如何关注科学实践?按照古丁的说法，就是“让力量回归实验”。依照后ssk的解释，这里的“力量”是指来自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等一切能够影响科学家研究的因素。这些因素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科学运行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科学知识。这样，在后ssk的实践维度中，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价值与真理、理性与非理性、体制的与知识的二元对立被消解，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不再具有某种优先性，二者拥有同等的建构知识的能力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