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
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约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10）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2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也需要适应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从供给侧实现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适宜的金融环境。
适时调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为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目标会存在差别。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随着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并逐步完善。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于货币政策框架做出规定，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具体规定。我国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保留了上述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规定。
在“十三五”及以后，由于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高速经济增长不宜作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有必要按照“十三五”规划的要求，将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速目标定位于中高速，同时增强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前物价波动加大以及外部经济环境更趋复杂的大环境下，货币政策需以防通缩为重点，协调汇率政策以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来看，就1960年以来的追赶经济体而言，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迈过了高收入经济门槛，完成了追赶任务。其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最具代表性。具体而言，这三个经济体的规模大致相当。从人口规模来看，中国台湾为2300万人、韩国5000万人，日本为1.3亿人。从人均GDP水平来看，2014年中国台湾人均GDP为2.26万美元，韩国和日本分别为2.79万和3.61万美元。并且这三个经济体均在战后实现经济起飞，在20世纪70―90年代实现了经济换挡。这三个经济体大约在人均GDP达1万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下降，由之前的8%以上降至5%～6%的增长区间；而当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时，经济增速降至3%～4%的增长区间（见图2至图4），逐渐与美国、欧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靠拢。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为未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参考，在货币政策方面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首先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目标要相应下调，货币政策不能再以高速经济增长为目标，需要适应中低速经济增长，同时增强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内外经济平衡等目标的权重，重视货币政策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保障民生等方面的作用。
建立完整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
供给侧的货币政策不仅需要明确货币政策目标，还需要建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这包括建立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中介目标以及建立明确的货币政策规则。
（一）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方面，调降货币供应量增速目标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金融改革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资产日益多元化，也增大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运用的难度。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建议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
（二）在操作目标方面，逐步确立价格型操作目标
一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般有两类，一类是价格型操作目标，如货币市场利率；另一类是数量型操作目标，如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等。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来看，一般多采用价格型操作目标，比如美联储选择联邦基金利率，欧洲央行选择主导再融资利率，英格兰银行选择14天期限的国债回购利率。
在西方国家货币政策转型的过程中，其对操作目标的确定几经反复，历经近三十年才最终走向成熟。以美国为例，其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经历了从联邦基金利率到货币供应量、再到贴现窗口、最终回到联邦基金利率的一个曲折过程。美联储确定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过程如此曲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战后的利率管制刺激了金融创新，使得利率管制趋于无效，货币政策不得不转向更为市场化的手段；另一方面，数量型的操作目标往往导致利率较大幅度波动，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会对其国内金融安全以及经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联邦基金利率的价格调控最终成为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途径（见表1）。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兼顾了数量型和价格型指标，以数量型指标为主，价格型指标的调控作用不断增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初步形成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以及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为金融机构合理定价提供了参考，但我国的基准利率体系仍需完善。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需要继续夯实Shibor的交易基础，推动国债一级、二级市场的发展，完善基准利率体系，实现通过调节基准利率来影响存贷款利率等其他利率，进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来间接调控宏观经济。
（三）形成完整的货币政策框架
从货币经济学角度来看，货币政策转型理论的主要内容都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建立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框架不仅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还包括实现该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即货币政策运用的规则以及调控模式等。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比较明显的框架（见表2），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从之前追求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多目标逐渐转向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即使对于仍追求多目标的美联储而言，稳定物价也是其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二是从货币政策内容和中介目标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国纷纷放弃货币数量的中介目标，转向对通货膨胀、货币信贷增速等更多宏观经济变量的监测；同时，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短期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通过短期利率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中央银行宣布的基准利率运行，从而影响长期利率、汇率以及货币信贷增速等中介指标，最终实现调控经济主体的生产支出活动；三是欧美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以定期货币政策报告、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和投票情况，以及通过国会听证等途径就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与公众进行充分的政策沟通（Bofinger， 2001；Bain and Howells， 2009）。
从货币政策转型结果来看，英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由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最终转型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通货膨胀目标制仍有相机抉择的成分，但其强调了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并保证了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独立性。美联储虽然缺乏明确的货币政策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参考了泰勒规则，在规则性和透明度方面均得到明显改善。此外，欧美央行还定期公布货币政策报告以便及时同公众进行政策沟通，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对于货币政策执行结果的偏离也引入了问责机制。
货币政策框架是中央银行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其选择和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必须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当前阶段形成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的重点在于进一步确立货币政策规则。建议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在实施中逐渐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同时继续增加与公众的政策沟通渠道，注重引导政策预期，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
完善货币政策工具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来调节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从而实现信贷和货币规模的调控，是典型的需求侧调控政策。笔者认为，未来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优化的方式来更多地突出其供给侧职能。
（一）供给侧的货币政策需突出市场机制的作用
未来供给侧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需重点发挥利率的价格杠杆作用：一方面，通过影响资金使用成本来实现货币政策调控；另一方面，充分协调利率与汇率，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均衡。
具体而言，利率调控手段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单一利率调控模式，通过改变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来影响利率，如美联储调控联邦基金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二是多利率调控模式，即通过多种利率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就后者而言，中央银行往往可通过调节利率的上下限就可以达到稳定市场利率的预期目标，而不需要再频繁地使用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市场流动性，这不仅简化了中央银行的利率操作过程，而且降低了操作成本。更重要的是，与单一调控模式相比，多利率调控模式无需依赖高度成熟的国债市场。
就各国货币政策工具而言，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窗口（或融资便利）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但在政策实践中，各国央行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各有侧重。比如美联储将公开市场操作作为其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并通过贴现窗口操作向各银行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动性支持。欧洲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经常性融资便利（standing facilities）实施货币政策，其中经常性融资便利主要用来调节同业市场的隔夜流动性。同时欧洲央行还以回购再融资方式实施公开市场操作，近年来以主导再融资操作（MRO）和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为主。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极少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见表3）。
（二）供给侧的货币政策需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达到预调微调的效果
近年来，人民银行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已进行了积极探索，货币政策工具越来越多，并取得了较好效果，货币政策对于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以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
201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同时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从两者的执行情况来看，2013年以来，常备借贷便利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作用不断提升，通过其实现的货币净投放规模一度超越同期公开市场业务实现的货币投放规模。在运行中，常备借贷便利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其利率水平则根据货币政策调控、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综合确定，因此更有利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
建议未来可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创新出更多方便、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节流动性，更好地引导公众预期，实现预调微调的效果，进一步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3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110-02
1引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一个从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的运作,从而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对其生产、投资和消费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但是,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制定极为重要,国家中央银行要想使货币政策的效用最大化,就应该完全地、充分地理解和掌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原理和实际操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当今经济领域的一大热点问题。
2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2.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着过渡性
正是因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正在经历由计划经济时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变。从而导致在过渡时期,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成熟,使得我国金融体系和企业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存在着旧的体系和制度已经不再适用,而新的体系和制度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比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复杂,除了这些影响因素之外,还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些特有因素也有关。此外,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度、货币政策传导的被动性等现象,都影响到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通畅性,致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而受到影响。
2.2我国中央银行的非独立性制约了货币政策传导
各国的中央银行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体,但是由于我国体制的特殊性,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货币发行权不完全属于我国央行,还同时受到行政、财政和社会情况等多方面的制约。从而使得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发行缺乏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的决策权上,也同样不完全属于我国央行。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只有建议权而没有最终决定权。正是由于我国央行的非独立性,从而导
致了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失去了应有的实效性和有效性。
2.3我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自身存在着执行障碍
中央人民银行和各省、市、地区的人民银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央银行在制定了货币政策之后,能否对货币政策及时有效地贯彻实施,对货币政策上传下达的有效畅通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实际的政策执行者则是各基层的人民银行,但就现阶段来看,基层人民银行在传导货币政策中处于被动角色,甚至当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与基层金融机构自身利益产生冲突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可能在基层失去效用,这可体现在这几年国家年年强调要紧缩基层信贷,但是,年年经过统计之后效果都不太理想。其次,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不高、实力较为薄弱、内部机制不完善。在对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理解和自身经营管理权限、经营策略、自身和客户定位不准确等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受到影响。
2.4作为传导中介的金融和资本体系市场一体化程度低
货币市场发展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挥其货币政策传导中介的功能。虽然我国的货币市场已由拆借市场、回购市场、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形成了初步规范统一的货币市场格局。但总体来讲还不成熟,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发展速度虽快,但主要是国有及其他商业银行为主体,且大多是内部交易。而大量的中小中介机构、企业和个人都没有参与市场交易,导致了市场规模和交易品种偏小偏少,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广度。
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是使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最为重要的渠道。当中央银行以出台新的货币政策,从而达到向市场传递了新的货币政策意向时,货币政策措施往往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小、效应差、体系结构不合理,从而使货币政策在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方面出现了障碍。
而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低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两个市场的双向流通还存在的障碍。由于这两个市场所形成的利率和收益率在资金价格结构上的失衡,使得这两个市场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进行经营和管理。这种由于制度和人为的分割,既不利于两个市场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也使我国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调控货币市场来实现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2.5最终目标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障碍
企业和个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最终经济目标主体,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有效率,不但要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取向,同时,还取决于企业和居民行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度和配合的程度。这也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也必须取决于我国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和整体国民的理性经济意识。
在企业方面,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而大量的私营和民营企业大多是以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出现,很少或几乎谈不上对企业进行现代化制度的建设。而另一方面中小规模企业资本不足,同时,由于抵押担保能力和我国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小企业很难获融资,中小企业游离于货币政策之外,整个社会投资难以得到满足。正是由于企业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尚未建立,使得企业对风险和利益很难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意向做出及时、灵敏、积极的反应,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在个人方面,由于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使得我国居民有较强的储蓄倾向。由于个人知识和投资经验的影响,使得我国居民在决定投资理财方面更加依赖传统方式,因此,银行储蓄就成为我国普通居民的首选方式。其次,由于社会、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居民对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加,都使得居民降低了消费,控制不必要的消费欲望。这些都是限制货币政策广泛传导的障碍。从而让货币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3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对策
货币政策取决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容、特征和机制。因此,结合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改革现有传导机制和建立新的有效可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立健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使其充分发挥传导机制的基础作用,促进我国货币政策多元化传导途径的建立和完善。
3.1在法律和现实中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由于我国的中央银行受政府管辖,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它无法独立行使职责。从短期来看,政治利益和货币政策存在天然的利益冲突,因此,将行政权和货币政策制定权分离,是确保经济在长期中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当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不受短期利益的驱动,才能充分发挥专业精英的才智,使之制定出对长远而言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政策。
因此,央行的独立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统一性、有效性和时效性,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应该集中于中央银行总部;二是要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就必须首先在法律层面上保证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同时,无论是哪一级的政府,要做到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避免对央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行政干预。此外,央行管理层的任命、独立于政府工作之外都是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关键因素。
3.2加快加深银行金融机构自身的改革
对银行金融等机构的改革,主要是要加大市场化步伐以及逐步放宽市场准入和鼓励市场竞争,处理好国有商业银行各个分支机构的改革和服务。同时,还要加强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建设。重视人力资源的建设,积极开展业务创新,资产优化和负债结构调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化管理体系,确保其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整个金融机构体系的完善来提升其整体的竞争和效率。
3.3加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建设
首先,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培养市场主体,发展票据、国债、汇率为一体的货币市场。其次,调整资本市场结构,发展和建设以股票、债券、融资为主体的资本市场结构,保证不同的市场主体能享有同等的待遇,使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更富有效率的产业中,从而提高资本市场运营效率。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应该有协调发展和均衡制约的关系。两个市场的一体化建设,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甚至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为了加强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体化建设,就应该拓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合理的资金流通渠道。注重市场机制的建立,包括市场竞争、同业拆借、供求关系、抵押贷款、国债回购、价格监控等一系列保证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机制,同时加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扩大市场覆盖面。并引导资金在不同的市场间迅速流动,以达到调节资金供求的调控目标。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越高,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就越敏感,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就越好。
3.4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对最终目标经济主体的影响
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企业和个人则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终作用主体。因此,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同时,取决于企业在面对风险和利益时的自我控制能力与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和个人对信贷和消费预期的判断。因此,要加快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改变经营观念,真正面向市场进行经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进行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要合理缩小不同层次居民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大居民个人文化素养和知识教育,加快建设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行为,倡导合理的消费观念。建立和完善个人信贷信用、消费信用制度,努力为居民扩大消费铺平道路。调整消费品供给结构,努力实现居民消费的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这是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对最终目标经济主体影响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1]刘莹.三大障碍影响中国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J].经济导报,2004,(3).
[2]王渝梅.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7,(3).
[3]曾华,赵爽.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探讨[J].东北大学学报,2006,(1).
[4]丁晨,屠梅曾.论房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4
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5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市场结构；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1 -04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应付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在今天我国货币政策面临新的经济下滑和要求刺激经济的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面临着新的挑战，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实际的有效性正在挑战货币政策本身。
一、危机后货币政策作用面临新的考验
我们把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出发点来谈货币政策，有其重要的时间价值和意义。我们已经发现，货币政策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实践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由来已久[1]，而今天的讨论则更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期间，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使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应对危机实施信贷收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2]。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调节政策并实施了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存在着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非中性的观点主要在于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于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于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并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调节市场均衡的重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成为了，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
那么，如何认识货币政策目标的现实性和真实的效率呢？我们不得不重新翻出历史旧账，看看理论争论和认识的变化过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其作用过程设定为货币流量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投资消费决策，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还有其他的交易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反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是依据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也只能存在于理论推导之中，这个假设始终没有得到实证检验[3]。后来的货币主义学派是从反面进行证明，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这也是一个多变量影响的结果；因此，这样的假设得出的结论无法获得证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是从每一个环节来分析验证这种结论的不合理性。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那么，如果是在一个市场体系不完善的体系中，这一调控的结果和效率更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大体上到上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环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这已是80年代多数国家的普遍现象，扩张性政策给政府和货币当局留下的仅是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公共债务。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形成按照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4]。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清晰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有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5]。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于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了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应或其必要性而言，可有不同角度的解释。货币主义者的基本假设就是合理的供应量政策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和市场交易条件，避免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这种目标体系要求货币当局放弃利用货币工具刺激经济和投资的企图，而代之以稳定货币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一贯政策。实施这一政策也不顺利，一方面是对于货币政策目标功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传导不良和难以测算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市场条件受到约束
今天，人们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见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6]，即使是QE3的推出，其效果也受到广泛的质疑。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确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的市场运行独立机制问题，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为了应对长期来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就是信贷收缩，投资消费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就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应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中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必要前提，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但似乎政策的效果并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你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时，在很长的时间里，或许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或许人们想到，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会增加，信贷流量也会增加，那么，一种可能就是投资会增加，消费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会上升；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物价上升，引发通货膨胀。究竟会出现哪一种结果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这又是为什么呢？是货币政策无效呢，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目标本身就不在政策的效果之内，因而就不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如果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7]。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如果说这与货币政策变化无关，既定的经济均衡水平下的利率水平和就业率水平是由当时的市场条件决定的，那么，依靠货币政策的刺激，或者货币当局基础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不可能改变或者说是提升经济均衡的水平的。既然如此，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设定的最终影响目标如果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率改变，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不可能看出来，一个无效的政策调控是不会出现有效的作用过程的。有越来越多的实践显示出了央行的积极政策其实是无用之功。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有限性说明超越其功能范围，反而会带来货币市场供求失衡和价格体系混乱等后果。反而可能带来破坏性的负面效应，货币失控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这些都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行政附属性面临挑战
积极的干预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这些政策大致可以认为是一种符合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原则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了对于不同市场条件的支出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也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中期年代以后，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也越好。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下滑的担忧，货币信贷的收缩加剧了投资消费的萎缩，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了积极的扩张，包括准备金率、利率和信贷供应量都实施了松动，在市场结构基本未变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否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呢？我们看到，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乱串，短期资金泛滥，而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性质，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下达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当年增发了7.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的货币支出效率是行政支出的影子而已，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的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时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8]。
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其有效性，必须要从现实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出发，进行分析检验，才可能通过科学合理的逻辑推导分析，得到合理的结论。目前的体制结构和运行的行政属性，需要对财政控制及其传导，股市传导，汇率传导，利率传导，信贷传导和投资传导几个可能的过程，分别进行了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这种基于现实假设的分析，能够说明解释我国目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特殊情况，它仅仅是一种附属于行政控制的配套政策，一般的分析观察已经发现其作用效果十分有限，在目前的市场结构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条件和形式受到市场机制的限制，行政性的调控方式将极大地影响作用的效果，并出现一种两难的局面，这是未来必须要考虑加以改善的主要部分。
参考文献：
[1]谢平.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J].金融研究，2000，（01）.
[2]徐滇庆，于宗先，王金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完善[J].金融研究，2004，（04）.
[4]赵振全，于震，刘淼.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 [J].经济研究，2007，（06）.
[5]陆前进，卢庆杰. 我国利率调控面临的困境及政策含义[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05）.
[6]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J].浙江金融，2009，（04）： 4-11.
[7]黄武俊，燕安.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10，（03）.
[8]范从来.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经济研究，2000，（07）.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6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开发储蓄替代型证券投资品种。货币市场基金是在货币市场上从事短期有价证券投资的一种基金。该基金资产主要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如国库券、大额银行可转让存单（CD）、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货币市场基金自1972年在美国问世以来，以其风险小、收益高的特点而广受投资者青睐，现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金融工具，在金融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证监会批准，采用国际通行的短期资金市场投资基金标准的博时现金收益、华安现金富利、招商现金增值基金已经成功发行。它们的诞生将大大满足投资者对低风险、高流动性基金产品的需求，金融结构中主体地位的调整和行为的变化，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运用效果。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后如何有效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的。
一、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1.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对货币政策的正效应。（1）有利于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有效传导，实现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间接化。从长远看，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可以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市场间接操作，提高政策的市场化传导效果提供保障。因为货币基金的发展前提是货币市场的发展，一个发达的货币市场必须拥有丰富的货币市场工具可供交易，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市场参与者众多且市场结构和层次优化等条件，而这些条件也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有效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必要保证。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间接宏观调控下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市场基金所持有的国债就成了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中央银行通过在货币市场上买卖国债，影响债券价格、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基金收益与投资者的意愿，从而影响银行信贷资金规模，实现货币政策意图的有效传导。显然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将大大提高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效率。（2）通过发展票据业务，扩大票据市场规模，中央银行可充分运用再贴现手段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票据业务的发展，一是扩大票据融资规模，拓宽融资渠道；二是促进商业银行建立票据专营机构，使票据业务逐步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资产经营和流动性管理手段，这样可使中央银行再贴现政策的窗口指导效果更加显著。中央银行可根据自身金融调控的要求，适时变动再贴现率，影响商业银行的贴现成本，以实现自身货币政策调控目标。（3）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引导市场参与者充分发挥利率调节的杠杆作用，提高了中央银行利率信号的调节能力。货币市场基金作为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一种套利工具，与利率市场化密不可分，它的诞生本身也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1972年在美国出现的货币市场基金就是为了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创新。货币市场利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或管制利率）的差额就成为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这一差额越大，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扩张也越快。这样货币市场基金就发挥了引导大量资金的流向，促使各个金融子市场利率的平均化的重要作用。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的扩大产生了金融监管当局的利率管制政策事实上失效的结果，从而导致利率管制的最终取消，这无疑会加速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者会对利率的波动更加敏感，因而提高了利率信号的调节能力。与此同时，货币市场基金的建立与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与公众进入货币市场，确保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递与影响具有足够的广泛性。（4）促使中央银行逐步改变货币政策调控变量，从原来以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规模控制为主、货币供应量控制为辅直接向以主要调控货币供应量、利率等中间变量上来。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功能类似于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和支票存款账户，被统计为货币供应M2.我国中央银行必须改变货币供应量的传统结构，增加货币市场基金作为货币供应量的组成部分。从我国的现实看，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要次于这些资金在商业银行时的活期存款，可以确定为M2，作为第三层次的货币供应量。随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商业银行会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来吸引资金，如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s）、自动转账账户（ATS）、货币市场存款账户 （MMDAs）等，这也要求中央银行适时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结构，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5）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以改变原来通过商业银行单一渠道传导为通过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双重渠道传导，拓宽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提高了政策传导效果。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可从两方面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一是货币市场基金扩大了货币市场的规模，会增大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的弹性；二是货币市场基金是商业银行存款的竞争者，有利于商业银行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效率，增强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程度，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
2.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对货币政策的负效应。（1）从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来看，部分手段的运用效果受货币市场基金制度本身的制约，政策效果受内耗因素的影响。首先，在货币市场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会形成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公开市场业务争购债券、争购商业银行贴现票据的格局，影响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政策和再贴现政策的效果。其原因：一是货币市场供应量小，买得进卖不出，市场筹码往往都被基金投资锁定；二是由货币基金本身的投资性质决定的。另外，货币市场基金与中央银行是货币市场上票据的竞争购买者，商业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中可以自行选择是将贴现票据出售给中央银行还是货币市场基金。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再贴现的依赖程度将随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而降低，再贴现政策的效果被削弱。其次，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效力。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将会吸引相当部分的银行存款，这使得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下降，即存款准备金的缴存基数下降。这样既影响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效力，又降低了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2）改变了货币供应量的层次和结构，给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带来了困难。如果根据上文将货币市场基金归入M2，那么我国货币供应量结构中M1的数量下降，M2的数量增大。M1通常反映经济主体资金的流动性状况，M2通常直接反映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多少，M1／M2是货币的流动性比率，它的高低说明货币流动性的强弱，M1的数量下降、M2的数量增大表示货币的即期购买力下降，货币对物价的推动力减弱。中央银行在货币总量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加大中央银行调控货币的难度。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因未计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显然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不利的。（3）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增加了中央银行货币利率管理的难度。面对储蓄存款大量流向货币市场基金，商业银行创造新的金融工具来吸引资金，这实际上使中央银行的利率管制政策失效。（4）货币市场基金没有商业银行存款那样有两道安全保护防线，存在一定的金融安全隐患。中央银行是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机构对商业银行存款担保，这两道金融安全防线货币市场基金不具备。从这个角度讲，货币市场基金还存在着倒闭风险。因此货币市场基金的诞生给中央银行提出了新的防范金融风险的课题，也要求中央银行不断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5）货币市场基金的诞生对中央银行全国清算系统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国清算体系的化建设将不断加快货币结算速度，增强存款货币的派生能力，货币乘数将明显增大，这就相对增加了市场货币供应总量。这些将影响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历年资料的可比性，从而增加中央银行金融宏观分析的难度。
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不足的原因
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不足的原因界和实际部门近年来已作过较为全面的分析，代表性的观点可概括为内生性因素论和外生性因素论。内生性因素论主要从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政策运作机制本身探寻导致政策传导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如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的选择、最终目标的确定以及政策工具、中介指标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等；外生性因素论着重强调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主客体能动性，如政府的压力、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商业银行和企业体制倒逼及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等。从近年来的情况看，重视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体制转型因素的分析则更为重要。
1.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向间接转型期间，传统调控手段失灵，新型调控手段运作环境不佳，货币市场功能残缺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要求极不相适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佳的主要制约因素（江其务，2001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应渠道发生了从再贷款为主（1984——1993）到转向以收购外汇投放为主（1994——1997），再到目前的公开市场操作为主（1998年至今）的转变，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三次改道直接导致其政策的操作工具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即从贷款规模控制转向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再由对货币供应量为主转向对利率为主的调控。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正在加快，这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面临的新问题，同时也给中央银行提出了货币政策如何从调控 M2转向调控利率，从货币的总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的问题。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属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的手段如再贷款等已经不够灵敏，另一方面运用公开市场和运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市场环境还很不理想，这就成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效力的转型瓶颈。同时在不发达货币市场中，中央银行难以通过货币市场传递利率信号，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措施就难以在广泛社会范围内释放，产生应有的效应。
2.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还受资本市场萎缩效应、货币分布结构效应和货币替代效应的影响，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佳的重要因素 （江其务，2001年）。首先，资本市场萎缩直接导致财富效应缩小，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刺激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效应受到一定的折扣。我国自2001年以来的资本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上证指数从2200点一路跌落至2003年的1300点附近，持续两年多的下跌使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成为套牢一族，股票市值缩水在一半以上，投资者收益的下降直接影响其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最终对中央银行扩大内需的政策产生负面影响。其次，货币分布结构畸形发展，加大了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近年来我国货币结构分布表现为两种明显趋势，即货币向少数人集中趋势和货币向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趋势。货币向少数人集中趋势导致全国绝大多数人想消费但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下降，不敢消费，而少数高收入阶层有钱又不需要消费，影响了扩大内需政策的效率；货币向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趋势直接影响我国开发西部战略的实施。再次，货币替代效应主要反映在近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猛增，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中央银行用于收购外汇的货币供应量巨增。2003年我国中央银行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发出预警信号，并采取了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收缩银根，但大量收购外汇的人民币又回流市场，货币政策的效果被外汇政策所减弱。
三、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政策通过市场有效性传导借鉴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有效传导的。其直接是通过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直接商业银行银根松紧，通过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调控市场货币供应量，并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来间接影响市场资金价格——利率的变动。从美联储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货币政策的传导体现市场性、间接化，是有效的。
1.发达的货币市场是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意图多数是通过公开市场实施的，这里指的公开市场主要是指货币市场。因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卖的对象是货币市场产品，美联储公开市场政策的有效性完全得益于美国货币市场的发达，货币市场中有数量足够大、品种足够多、期限足够合理、流动性足够强、收益足够稳定的市场工具可供买卖。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市场买卖证券产品，可以及时实现其增加或减少市场货币供应量的意图，达到有效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效果。显然发达的货币市场是一国中央银行有效运用公开市场政策操作货币政策的基础。
2.货币市场基金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通常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是开放的，以基金单位的形式发行，其发行对象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一般每个基金单位是1美元。其所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的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都比较低，主要有短期国库券、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CD以及其他质量好、期限短的大面额金融工具。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数量庞大，它一方面在货币市场上是中央银行市场工具的竞争者（对于一个规模较小的货币市场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又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导体，中央银行可通过利率的变化，影响其获利空间，达到直接影响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的功效。事实上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的大小对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至关重要。
3.联邦基金利率是市场利率的决定基础，而联邦基金利率是通过货币市场反映的。联邦基金是指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中开有准备金账户并缴存准备金的金融机构之间就准备金调剂所形成的交易市场，即那些拥有超额准备头寸与准备金存款达不到法定要求水平的金融机构间相互拆放与拆入的交易。一般地，那些大型商业银行是联邦基金的主要购买者，其次是那些非银行经纪机构和交易商，小型金融机构往住是卖出者。由联邦基金交易所形成的利率具有很强的信号指示功能，因为它最能表明银根的松紧情况。美联储往往通过直接变动联邦基金利率的手段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准备金头寸的松紧变化，达到调控市场银根松紧的目标。
四、对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的货币市场基金制度安排与政策建议
1.要大力货币市场，为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创造条件，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打实基础。货币市场基金是以货币市场为存在和发展基础的，也是货币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因此，要发展的货币市场基金，必须有一个健全、完善并且活跃的货币市场。一是要积极发展新的货币市场工具，增加市场交易品种。主要包括规范同业拆借品种，允许资产质量高、信誉好的发行短期商业票据，增加银行承兑票据和CD的发行量，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现货与回购交易业务等。二是要扩大货币市场的交易主体。要允许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加快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直接入市交易的进程。对于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等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建立金融机构的形式间接入市，对于个人投资者则可以通过建立柜台交易制度提高个人持有债券的流动性。三是要突出重点，扩大票据市场规模。要积极发展票据融资业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提高票据融资所占融资总量的比重。四是要加快货币市场清算体系改革，组建与市场交易同步的清算系统。目前我国缺乏跨银行集中统一专门办理资金清算的清算银行，应适时组建全国性清算银行，专事资金清算业务，服务于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五是要鼓励、加强货币市场中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行为。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应注重开发各种衍生金融市场，只有如此，货币市场才能保持一种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2.健全制度，规范化发展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充分发挥货币市场基金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作用，引导市场资金流向，有效贯彻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规范化的货币市场基金均为开放式基金，由于其只能投资于货币市场的短期工具，通常收益稳定，风险极小，但往往盈利率较低。货币市场基金为了降低操作成本一般投资的稳定性较高，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极强，市场利率较高时，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短期证券的收益下降，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数量就会下降，市场流动性增强；相反当市场利率下降时，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短期证券收益就会增大，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就会增加，市场流动性就会减弱。货币市场基金对利率的高度敏感性，有利于引导市场资金流向，自动调节市场资金的流动性，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因此，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建设的初期，就必须健全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制度，规范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使其成为发展我国货币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
3.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者模式可采用德国模式，允许商业银行通过综合经营参与发起或管理货币市场基金，走有中国特色的货币市场基金发展道路。无论是从货币市场基金的供给还是需求来看，二者都与商业银行有着直接的关系。截至到2004年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居民储蓄余额为11.63万亿元。我国商业银行是货币市场上最大的交易主体，其所支配的巨额储蓄存款正是货币市场基金期望替代的对象，如果我国货币市场基金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那么短期内货币市场基金的快速发展将是很难想象的。国际上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美国商业银行参与货币市场的方式是通过商业银行设立的货币市场账户实现的。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市场账户获得的资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的投资工具，获取高于银行储蓄的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账户，除享受高于储蓄存款利率以外，还可以享受商业银行的各种服务。另一种德国式。德国商业银行直接参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设立与基金管理，为实现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分开原则，德国采用的是有商业银行设立的投资公司充当货币市场基金发起人或管理人角色，这是德国式银行混业经营的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模式。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易采用德国模式，这样既有利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商业银行的业务从目前的单一化快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两者的合力势必加速促进货币市场的发展，这样也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实施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以有效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4.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创造盈利环境。当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正在推进之中，从2004年1月1日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下限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上限。从改革的方向看，将逐步过渡到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在条件成熟时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允许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向下浮动。这些相关的利率管理改革举措会直接影响到储蓄资金的流动方向，这将有利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对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调节货币政策也是一个有利的信号。
主要：
1.[美]米什金著：《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袁东：《论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及其政策》，《财贸》2004年第2期。
3.巴曙松：《当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13日。
4.江其务：《论新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金融》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