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范文1
农村水环境是整个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不仅防治农村水污染，保护良好的农村水环境，而且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决定了其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调整手段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由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等各种法律规范组成，这决定了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调整手段的综合性。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核心价值，这体现了其调整时空的可持续性。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应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立法存在起步晚、不受重视等原因，我国现行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缺乏切合农村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现代环境问题起因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严重的城市污染，最先受到污染的城市自然成为我国环保立法的背景。在该立法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立法思想。我国对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污染的治理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而农村水污染的治理却鲜人问津。例如大中型企业的排污费返还使用制度、可低价或无偿征地来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这些在农村水污染的防治上并不适用。
(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严格执行
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一般是该农村的经济支柱。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使得当地的环境执法机关很难在农村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使得乡镇企业的水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甚至没有水污染防治设施，严重污染农村水资源。
(三)地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
近年来，中央出台很多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治理水污染，但是依然收效甚微，因为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于污染防治有更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监管本行政区域水环境的权力，但是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现如今，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从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环保机构不健全、执行力不足，但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没有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
三、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水污染形势严峻，农村水污染防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仅依靠以往的行政手段难以取得较大成果，需要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防治农村水污染。
(一)转变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指导思想
农村水污染防治首先应该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改变现行立法中重点防治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水污染的状况，建立起城市和农村统筹协调发展的水污染防治机制。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应确立为:以保护农村水源和居民饮用水安全为目的，协调农村水资源开发和水环境保护间的关系，结合农村水污染的特点，积极推广高效低耗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控制农村水污染，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可以有效防治农村水污染。然而我国农村水污染具有污染面广且污染源分散的特点，因此，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还需要明确环境公平原则、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分类治理原则。
(三)构建并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1．建立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
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是以管理农村水环境为目标，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调整农村水污染防治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综合考虑与农村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合理安排排污时间和排污空间，从而达到预防农村水污染的目的，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建立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制度
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视程度，颁布专门的政策法规，投入专门资金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政府环保部门要形成一个标准体系来监督管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实现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管理，有效利用环保资金。
3．明确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强化责任制度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范文2
摘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向水污染宣战的行动纲领。文章解读了行动计划出台的背景和水污染防治新机制改革创新的内容，深入削析了行动计划在推动政府、企业、公众各自权利与责任落实方面的转变。最后从管理体制机制、环境法治、公众参与和经济政策配套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水污染防治新机制的制度与政策创新重点，推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治污合力，构建“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
关键词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社会共治：水环境管理：环境治理
近日，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表明我国治理水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环境民生的决心，也是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后的又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大举措。“水十条”为水污染防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
我国水环境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九五”开始，政府就集中力量对“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进行综合整治。“十一五”以来，有关部门大力推进污染减排，水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是，我国水污染严重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性遏制，区域性、复合型、压缩型水污染现象日益凸显，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十分突出，亟需深化改革创新，破解瓶颈、擅补短板，特别是需要强化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融合和各自角色发挥。
政府在环境保护中错位、缺位与越位现象并存，亟需明确政府的环境责任定位
一是受“环保靠政府”理念的影响，导致环境治理事宜政府大包大揽负担过重，政府承担了很多本该企业和社会承担的责任，依赖政府的环保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治理绩效不高、历史欠账较多；二是在现行财税体制和重GDP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缺乏保护改善环境的内在动力，甚至主动牺牲环境求发展，为环境违法企业保驾护航；三是生态环境监管任务日趋繁重，基层部门监管能力严重滞后，管理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突出，管理效能总体低下。因此，政府要做实环境保护监管职能，将企业、公众等社会力量引入，激发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使政府真正起到统领、监管和监督作用。
污染治理成本未能有效内部化，作为治理主体的企业外部驱动力严重不足
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和商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也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制造者，应当承担起治理环境污染和恢复环境质量的责任。当前我国水价、排污费标准太低，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不利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引导节水和保护水环境的作用。企业所缴纳的排污费严重低于治污成本，排污费政策尚不能真正达到刺激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目的。现行价格、财税、金融、外贸等经济政策不能充分反映环境保护的要求，在促进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的调控激励作用不强。
社会公众是行动者、参与者和监督者，需要强化对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认识，形成正确的环境权益观
随着公众的环境关注度、期待度、参与度的提升与忍耐度的降低，对邻近地区建设项目的决策、环境质量评价、政府问责等日益关注，公众维权意识与参与意识正在增强，公众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意愿日益强烈。但是，一方面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末端参与，即在环境遭到污染和生态遭到破坏之后，公众受到了污染影响才会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被动参与多，主动参与少，参与渠道不畅，环境诉求成本高，导致公众诉求不能有效表达，矛盾不能有效化解。另一方面公众往往既是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污染的制造者，公众对自身环境权利和责任没有明确的认识，往往强调权利的实现，但主动践行环保责任的意识弱。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公众环境利益，切实做好环境治理，有必要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环境公平正义观和环境权益观，让公众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到环境社会治理中。
“水十条”体现环境治理体系誓三个转变”
“水十条”充分把握了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环境管理转型的基本要求，按照环境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将完善制度政策本身作为计划实施的重点任务，改革创新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依法施策与市场驱动并举，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多主体共治，通过建立长效机制释放水污染防治的“政策红利”。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国家水污染防治思路的重大转变。
从“督企”向“督政”转变，推动地方政府和部门责任落实
新《环境保护法》规定要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改善责任，改善环境质量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水十条”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工作方案，要把“什么地方治成什么样”等阶段性进展向社会公开，同时要明确责任人，公布环境质量信息，公示达标进程。在后续手段上，提出了区域限批，挂牌督办，约谈，取消荣誉称号、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措施，切实推动地方政府水污染防治责任落实。在部门责任落实方面，“水十条”在时就明确了每项措施的责任部门和参与部门，环境保护部负责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工作进展。
从政府一元管理向“政府一企业一公众”多元主体社会共治模式转变
根据国外的治理经验，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的共同参与是水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过去我们的规划、计划主要强调政府管理，“水十条”提出建立“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体系中，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形成一种有机的合作关系，政府成为环境保护的监管主体，由企业落实治污减排的法定主体责任，公众则具有环境保护监督和实践的双重身份，冲破了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束缚与水污染防治责任。环境社会共治是公众参与的升级版，不仅强调公众要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工作中，更强调各主体自我管理和主动践行环保责任；不仅要求信息公开，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公开的追责机制、监督机制；不仅加大了信息公开的力度，更让公众参与监督地方政府、重点排污单位等有法可依。因此，“水十条”的出台，让公众在参与水环境治理时，形式更加多元化，逐步实现从“末端参与”向“全过程参与”转变。
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向政府监管与市场驱动并举转变
政府的制度安排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和保障，一方面应完善相关环保制度规则制定，积极转变政府在环境保护中角色，由环境治理的承载主体转向环境监管的承载主体；另一方面应努力建立和培育环境资源市场，推进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运用市场力量解决水污染防治问题。因此，“水十条”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一是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建立健全一系列水环境保护相关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制度、目标任务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重大制度，形成最严格的水环境保护制度；二是按照创建、利用和规范市场的基本要求，从价格、财政、税费、投融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促进环境市场的有效形成和顺利运行，规范发展环保产业，推动经济绿色化。
构建水污染防治新机制的重点与方向
改善水环境质量，关键在行动，重点在落实，突破在机制。“水十条”亮出了向水污染宣战的“利剑”，它是我国水环境保护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行动。为此，我国政府应进一步重点加强以下保障措施。
改革环保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水污染防治责任落实
一是以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为突破口，重构水环境监测监管体系。“水十条”提出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统一规划设置监测断面（点位），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水污染防治职能，有序整合不同领域、部门、层次的监管力量，对所有水污染物、水污染源和水环境介质实施统一监管。按照国家考核、国家监测的原则，上收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将水环境质量监测网建设、运行、维护全部上收到中央本级，加大地表水、地下水、海洋、生态等环境监测资源统筹共享力度，实现水环境监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信息。“水十条”还明确提出流域上下游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定期会商，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并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要于2015年年底前建立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二是实施地方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实施体现生态环保要求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分流域、分区域、分海域对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三是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开创“九龙”合力、系统治理的新气象。对行业主管部门实施抓行业管理和抓行业环保“一岗双责”，加快建立健全区域流域协作机制，加强水资源消费量控制与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协调联动。在“水十条”研究编制过程中，各部门积极配合，形成了很多好想法、好思想、好点子，有些落实到“水十条”文字中，有些已经落实到各自部门工作部署中，有些协同推进已经见到实效。地方也要借鉴国家经验，特别要注意把握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的系统思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行“一岗双责”，以任务的形式明确各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强化行业管理的任务要求和联动增效。“水十条”还明确提出建立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交流进展、解决问题，真正实现联动协作。
加强环境法治，依法落实企事业单位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一是明确企事业单位节水减污、风险防范、达标排放、自主监测、信息公开等法律义务，加大环境违法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力度，强化企事业单位环境刑事责任追究，明确企事业单位的水环境修复责任，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二是“水十条”创新性地提出了排污企业“红黄牌”制度，秉承新《环保法》中对污染企业严格处罚的思路，将违法排污企业公之于众，通过“贴牌”，确保持久曝光，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强烈震慑，对违法排污企业“齐抓共管”。三是构建环境保护信用约束机制。开展企业环境自行监测，自觉公布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推行企事业单位环境行为颜色评价，形成直观有效的管控体系。加强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结合公布的“黄牌”和“红牌”企业名单，加强与信贷、环保资金优先支持等相关的政策联动，推动企事业单位环保自律机制形成。
强化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让社会大众成为水污染防治的监督者和行动参与者
一是政府完善参与平台，构建环境信息沟通与协商平台，充分听取公众、NGO对重大决策和建设项目的意见，告知社会公众治理河流名称、采取的措施、治理进展和责任部门（人）、达标进程，引导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让社会公众在参与“水十条”过程中加强对环境治理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二是以绿色消费革命推动消费端和需求侧的转变，强化公众责任，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让公众参与环境质量改善进程，优化社会治理方式，比如参与水环境质量改善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清单的选择。三是加强信息公开的力度，“水十条”提出公布“水环境质量及达标情况、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 ‘黄牌’和‘红牌’企业名单、黑臭水体治理进展、饮水安全状况、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环境违法典型案件”等方面要求，要严格按照“水十条”的时间和频次要求进行信息公开，以信息公开推动监督，以监督保障落实：国家每年分流域公布各省（区、市）和地级及以上城市水环境质量状况。四是重点突破社会监督制度，健全举报制度，通过有序推进有奖举报等方式，鼓励公众对污染现象“随手拍”、“随手传”、“随手报”，加强对政府、企业的监督。五是提升环境舆情引导能力，合理引导公众环境预期。
加快制定和实施配套经济政策，促进水污染全成本内部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诸多国际经验也表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推动水污染防治进程。因此，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政策是落实“水十条”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这主要包括进一步调整价格政策，完善水价、排污收费征收标准和范围，刺激节约用水和污染防治；创建环境资源市场，实施跨界水环境补偿，建立跨界水环境补偿机制，开展补偿试点；以环境资源有偿使用为基础深化排污权交易试点；大力健全节水环保“领跑者”制度、财税政策、绿色金融等激励政策，较多地采用政府采购环保服务制度、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第三方治理等产业形态创新，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搞活环保市场。我国各地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水环境问题千差万别，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地区的重大政策先行先试，早出台、早实施、早受益。北京市已经将排污费调整到原征收标准的14～15倍，实现污染成本内部化，并且收入全部用于环境保护。海南等地开展了“银政投”绿色信贷计划试点，目标总规模20亿元，目前已经前期投入10亿元。对下游为饮用水水源功能区、水质有改善需求且有污染纠纷的跨省界水体，可考虑开展跨省界补偿试点。
结论和展望
“水十条”自始至终体现改革创新的思想，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机制的建设，创新工作思路，重构了部门联动、落实企业责任、发挥公众监督等水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税收、价格、生态补偿等经济政策手段，推动第三方治理、环保产业等投融资机制改革，为水污染防治工作和“水十条”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基础。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范文3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政办〔20**〕8号）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市涉重金属行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加大我市涉重金属企业和重点污染区域的整治力度，以整治促资源节约和污染减排，以整治促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以整治促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整治促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确保重金属行业有序发展，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总体目标
在全面排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以下简称“重金属排放企业”）及其周边区域环境隐患、摸清重金属污染情况的基础上，加快重金属行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管理水平，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量，消除环境污染隐患，解决一批危害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身体健康。
三、整治范围及工作重点
整治范围包括全市所有涉及重金属开采或加工的相关企业，排放重金属污染物较为集中的区域以及已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区域。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汞、镉、铬和各类金属砷，重点防控行业是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选矿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重点防控企业是具有潜在环境危害风险的重金属排放企业，重点防控区域是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区域或者由于历史原因已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区域。
四、工作任务
（一）重金属污染企业整治。关闭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或者位于环境敏感区、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环境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重金属排放企业；督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满足环保要求的企业完善环境审批手续，完善环境应急预案，落实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和环境应急措施。
（二）涉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整治。深入开展土壤、灌溉水及农作物重金属污染情况调查工作，消除或者解决污染问题；开展重点防控企业职工职业病调查和重点区域高风险人群健康检查，对特征病例进行治疗。
（三）建立重金属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严防已关闭企业死灰复燃；规范新建项目审批程序，促进涉重金属行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五、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月18日—*月20日）。各乡（镇、区）要成立重金属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机构，制定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落实工作责任，并及时向市政府报告工作开展情况。
（二）集中整治（*月21日—*月31日）。对应关闭或拆除生产线的重金属排放企业，依法关闭或拆除；对所有拟保留的重金属排放企业，由市发改、环保、国土资源、工商等部门现场核查，对企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各项审批手续是否齐全、相关生产设备及环保设施维护运行情况等逐家进行认真分析，依法查处存在问题，下达相关法律文书；对应关闭、搬迁和停产治理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停产。凡未列入保留范围的重金属排放企业，一律依法关闭。
（三）督查核查（*月1日—*月5日）。市发改、环保、国土资源、工商、卫生、农业等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督促有关企业按照要求整改到位，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意见。
（四）考核验收（*月6日—*月10日）。市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对整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整体考核验收，考核结果列入年度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对整治工作措施不力、效果不佳的，将实施“一票否决”；对整治工作中推诿扯皮、行动迟缓、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整治工作未完成的有关人员，严格追究责任。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制定本辖区涉重金属污染行业治理实施方案和防治规划，切实把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目标管理体系，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有关单位和企业。市发改、环保、国土资源、工商等部门要站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按照责任分工，认真抓好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加大对各乡（镇、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力度，加强对涉重金属行业的监管，督促企业按期完成治理任务。整治工作结束后，要强化日常巡查，建立监管记录，对违反环保、安全、职业卫生防护规定的企业，予以严肃处理，严防已关闭的企业死灰复燃，推进涉重金属行业规范发展。
（二）落实工作责任。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由各乡（镇、区）负责人负责，各乡（镇、区）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各乡（镇、区）负责辖区内涉重金属企业的关闭、拆除及整治工作，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完成辖区内重点区域土壤、农作物污染现状调查，完成对高风险人群健康检查治疗工作；负责解决无法确定责任主体的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统筹辖区内无责任主体的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经费和各项调查经费；负责加强辖区内污水处理厂污泥和垃圾处理厂渗滤液的无害化处置；负责建立健全应对重金属污染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
市环保局负责全市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统一监督监管，定期通报全市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牵头组织对重金属排放企业的验收；调点区域土壤污染范围和污染原因，指导各乡（镇、区）实施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进一步规范重金属排放企业的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环境审批、环境监管、环境应急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严格建设项目审批、企业审查和重点监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严格环境执法。
市发改委负责会同市环保局、财政局、煤炭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供电公司等部门加大落实产能淘汰工作力度，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调整振兴规划；会同市财政局建立和编制奖励机制，市财政每年拿出一定资金对淘汰落后产能项目进行引导性奖励；制定全市涉及重金属行业产业的准入标准，并对现有企业中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进行核准或备案；会同市环保局将淘汰落后产能责任落实到各乡（镇、区）、企业，定期监督检查；加强节能管理，将淘汰落后与节能目标考核挂钩。
市农业局负责查清重点区域农作物污染情况，提出解决和消除污染的措施；指导各乡（镇、区）加强重点防控区域农田重金属监测，掌握污染动态情况；逐步实施农产品产地安全分级管理，合理划分种植功能区，依据土壤污染情况，指导各乡（镇、区）及时调整农作物种植计划，对污染严重、短期内又难以治理的农用土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作物。
市卫生局负责指导各乡（镇、区）对重点防控区域内食品和生活饮用水进行重金属监测，对高风险人群进行生物监测，对出现病例提出治疗方案；完善群发性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应急预案，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以及诊疗器械和药品；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抓紧研究重金属理化形态与人体健康损害机理，进一步提高重金属污染所致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水平。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调查污染严重土地的用途，经法定程序对涉及的耕地和基本农田用途进行调整。
市公用事业局负责对所属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置。
市建设局负责加快垃圾填埋场工程建设进度，加强运行管理，确保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市工商局负责对无照从事涉重金属生产经营的企业依法予以取缔，并依法吊销关闭涉重金属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市供电公司负责对被取缔、关闭或实行停产整顿企业的断供、停供生产用电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在预算资金安排中保障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专项经费，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实行“以奖促治”。
市财险、寿险公司负责协同市环保局共同推动重金属排放企业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实行。
市人行、银监办负责严格控制对高环境风险企业的信贷。
市监察局负责对专项整治工作中有关职能部门及行政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工作中、失职、渎职责任人员进行政纪责任追究。
市各新闻单位负责专项整治的宣传和监督工作。
（三）建立长效机制。
1．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有色金属及相关行业调整振兴规划，将淘汰落后产能任务落实到乡（镇、区）、分解到企业，按期完成。对没有按期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企业，依法予以关停；对没有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乡（镇、区），暂停其新增重点防控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2．严格环境准入和环境审批。实行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前置审批制度，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未获得批准前，一律不准开工建设，投资主管部门不得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核准项目，国土资源部门不得供应土地，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信贷，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营业执照，供电部门不得供电。建立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影响后评价制度，开展重金属排放企业场地和周边区域环境污染状况评估试点工作。
3．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组织编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划定重点防控区域，明确防治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实施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建立对重点防控区域的定期检测和公告制度，完成重金属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健全应对重金属污染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应急装备和技术水平，确保饮用水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4．妥善处置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完善群发性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应急预案，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以及诊疗器械和药品。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发生后，要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排查污染源，优先保证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禁止肇事企业排放污染物。同时，科学合理确定潜在高风险人群，按照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健康体检诊疗工作，组织做好污染事件的有关善后处理工作。
5．建立和完善重金属污染防治保障制度。加大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组织开展重点地区健康监测，建立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加快重金属污染防治基础研究和修复技术研发，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新晨
6．建立部门联动和协作监管机制。建立涉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各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市环保、发改、建设、公用事业、国土资源、工商、农业、卫生、安全生产监管、财政、监察、金融、保险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制定有效措施，建立相关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形成执法合力。建立信息共享体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工作进度，研究工作形势，协调解决工作配合上存在的重大问题，确保违法案件查处到位。加强协调配合，落实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督促和指导相关企业开展工作。
7．严格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治工作列入政府责任目标考核体系，以各乡（镇、区）一把手为主要责任人，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目标责任制，强化基层政府责任意识，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各项制度以及措施，确保责任落到实处。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群发性健康危害事件或造成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按有关规定对乡（镇、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实施问责，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追究责任。对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范文4
2014年12月22日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这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三次修改。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就草案作说明时指出，现行法源头治理薄弱，管控对象单一，重点难点针对不足，问责不严，处罚不够，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
面对严峻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大修”无疑是时势所需。仅从提交审议的修订草案条目来看，新增的条目超过原法的一半。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依据，针对大气污染现状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草案强化了政府、企业和公众责任，补充完善了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区域联防联控等制度和措施，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这在法律层面上已经显示出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但对于其中的一些细节及至其真正的实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还需继续改进。
问责需细化
据了解，大气污染防治法在2000年修订时，着重规范了企事业单位的污染防治义务，但对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义务则规定得较为笼统，只作原则性约束，尤其是未包含对政府部门的考核和问责，这在较大程度上使得14年来治理大气污染难以真正落实目标责任。
在此次修订中，大气环境保护被纳入了本级政府及负责人的考核。
修订草案规定，建立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考核，要求不达标的城市编制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限期达标，并要求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不过这里只提到“要求”不达标的城市编制限期达标规划以及采取措施限期达标，而针对于不达标城市没有或不及时编制限期达标规划以及采取措施限期达标（或采取措施限期达标未有实现）的情况并没有具体的问责条例。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之后，国务院出台了考核规定（具体到问责），要求将考核结果报中组部。而针对“采取措施限期达标”的规定，目前还有难度，有必要进行责任规定。
据介绍，目前环保部代表国务院在各省市、自治区签责任状，但最终的落实行为如何以及责任状的义务和考核的落实如何，不得而知。“问责不严是很直观的，”常纪文对本刊记者表示，现在污染责任已经不再是个体的污染责任，区域污染责任不仅是一个企业的严重污染问题，而是全部区域严重污染问题，这就说明很多政府监管不到位，就要追究地方政府和党委的责任。但大气污染防治法并没有将政府监管不到位的追责具体化，对没有完成目标责任制以及任务或情节严重的也应该具体追责。而对于地方党委的责任，法律一般很难规定。
应有效引入公众参与和监督
“在我国如果不从系统治理和治污技术（能力）和建设项目环评上解决问题，法律上的强制措施只能让大多数企业死掉或关门”。在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看来，就大气污染防治而言，虽然即将施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但是执行起来并不乐观。
对于这种不乐观，常纪文认为主要是因为发展阶段和可执行性的问题，“如果脱离发展阶段过分强调依法制裁，强调环保责任制，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还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目前来看，由于发展阶段所限，即使采取严厉的环保措施，大气污染的局面也许还要延续5-10年甚至10-15年”。而如果法律没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就很难实施，如规定公众参与就应该规定公众参与的条例，“事实证明，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真正地被看好，光靠政府去监督不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很多措施摆在那，好看并不好用”。
系统治理和防治是前提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范文5
水污染是导致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各国为了防治水污染，都制定了相应的水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概括起来，各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管理措施和制度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直接控制型和间接控制型。
直接控制型，即指具有强制性、技术性、严格性特征的预防性、管制性和救济性法律制度。它包括预防性法律制度、管制性法律制度、救济性法律制度。而间接控制手段，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污染者负担”原则、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分析和决策过程。间接调控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财政刺激制度等。
二、我国现行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概况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21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资源的1/4，另外，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众多城市结构性缺水。而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用水量激增，导致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在各国纷纷立法进行水资源保护的今天，我国也积极做了水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主要包括《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等，就此形成了我国现阶段水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情况。
在我国，从50年代起就由卫生部门负责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但是，其工作重点只是在于饮用水卫生管理方面。1984年5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9年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此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1995年，针对我国淮河流域的严重污染状况，国务院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6年5月15日，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共七章62条，各章内容依次为:总则，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止地表水污染，防止地下水污染，法律责任和附则。
三、我国水污染防治面临的问题
从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实施以来，防治工作虽有一定进展，但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遏制，治污速度赶不上污染的速度，所以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并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现在，我国水污染防治仍面临五大严峻问题:
⒈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污染排放总量增长速度快，据水利部统计近3年增长8.6%，主要水系水质恶化程度没有得到控制，据环保局统计，2004年七大水系，一半以上达不到饮用水标准，一半以上属于五类、劣五类水，已不能直接使用。另外，水污染事故不断发生，经济损失较大。
⒉工业污染仍然十分突出。不少老企业污染严重，无力治理，生产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仍大量存在;不少企业有法不依，违法排污现象普遍。
⒊城镇污水未有效处理。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而污水处理厂建设缓慢，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目前能正常运行的有1/3，低负荷运行的有1/3，还有1/3开开停停。另外，我国仍有一大批城市没有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或收费偏低，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的运营要求。
⒋饮用水安全问题突出。我国一些地区饮用水源地水质差，不合格率占25%，全国农村尚有3亿多人饮用水不安全。
⒌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据统计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222吨，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62%，发达国家均为75%～85%;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5，而很多国家为0.7～0.8;生活用水浪费严重，全国管网漏损率为20%，每年浪费水达100亿吨以上。
以上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状况，说明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方面，立法尚需完善，执法、司法也需要进一步改进。而立法乃执法、司法之源，所以完善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思考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水污染防治政府有责。水环境保护是大规模的公益性事业，所以在公益性事业中政府的作用极为突出、重要、有效。理论和实践证实，在水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坚持并强化政府的职责。完善水环境保护必须加强政府在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水环境质量、污染总体控制、清洁生产、饮用水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和权力规范，并细化法律责任条款。
所以建议立法应增添“水污染防治政府有责”的规定，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责任书确定的任务完成情况和跨界水质段面水质年度考核结果应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及政府工作主要负责人征集考核体系，并作为任免、奖励干部的重要依据。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曾强调，对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追究制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将来在修改有关法律时，应明确规定，对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或履行不力的行政领导，应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辞职或撤职，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2.鼓励公众参与。而今，公民的环境权日益受到重视，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应加强对公众参与的明确、具体的规定，保证、鼓励、保护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管理，促进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时应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培训，为水环境污染治理、保护、发展提供持续的社会根本动力。
3.彻底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执法瓶颈。1996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的“全过程控制”、“清洁生产”等新的法律概念的发展、实施确实有一定的进步。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使环境管理从废物、末端管理扩大到产品、源头管理。依据立法，政府对造成水污染的企业进行了整顿，禁止新建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规定企业应采用原材料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加强管理，减少水污染物的产生。
按照国家以上有关法律的规定，企业排污有严格的标准，并要缴纳排污费;超过相应标准的，要建立废水处理设施，并定时启动，保证排放的污水达到合格的标准。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不少企业偷偷摸摸排放严重超标污水，或宁愿缴纳排污费，不肯投资建设废水处理设施，或虽有排污设施，平时不启动，只是上级领导来检查时运转一下。他们就是用这种违法、欺骗的手段使其在成本相对低的状态下生产经营，取得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而另一方面，守法企业增加投入治理污染，提高了生产成本，相对削弱了竞争力，这就是现实情况下“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真实写照。
笔者认为应使违法违规排污的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立法上应明确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司法追究、排污收费、民事赔偿等措施，使违法违规排污的企业，得不偿失，从而使违法的管理失职者不仅承受良心谴责，还要依法受到惩处。
4.改进经济刺激措施，健全价值补偿机制。如前所述，环境经济刺激措施是水污染防治法制的间接调控主要措施，它可改变无偿或低价使用水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他人及后代的传统作法，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也因此规定了相应的制度。
另外，笔者认为应该同时健全价值补偿机制，征收排污费只是考虑了水资源利用行为对水质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水资源利用对水资源量及地下水方面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补偿。应增加的水资源补偿机制的征收对象为既不构成刑事违法又不构成行政违法，但其行为可能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单位和居民。
5.继续坚持以流域管理为核心，从整体上来防治水污染。我国以前是单一的区域控制，后来由于跨区域污染问题及纠纷层出不穷，久拖不决，而且随大城市用水量的增长，长距离引水成为许多城市的供水主要来源，跨区域污染已成为这些城市的安全隐患。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确立了将流域管理作为基础和核心，并纳入地方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了加强流域的污染防治，国家和地方还颁布了专门的法规和规章，如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9年湖北人大通过了《湖北省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同时还应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跨区域污染纠纷的法律制度，以协调好江河湖泊跨行政区域的污染防治工作，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来防治水污染。
6.强化法律责任。扩充法律责任条款，增加应受处罚的情节种类，细化应受处罚的情节，加大处罚力度。同时还应规定违规之后的补救性措施，如限期改善、申报、补正及复工的规定。因为对排污者，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规范其行为，从而促使其达标，所以处罚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治水污染。
五、结语
总之，防治水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的努力，需要各种法律、法规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水环境保护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对它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才能面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可持续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新观念、“入世”的新要求。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范文6
一、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在开展土壤基础调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强化污染源监管、提升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能力、组织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土壤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意义重大。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环保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摆上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统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解决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
二、明确土壤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总体目标，以农用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场地环境保护监管为重点，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构和人员，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土壤环境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保障。
（五）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因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教训，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实行防治结合。
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律法规、监管能力、科技支撑、资金投入和宣传教育等各个方面，要统筹规划，全面部署，分步实施。重点开展农用土壤和污染场地土壤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土壤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土壤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农村地区要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城市地区要根据城镇建设和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以规划调整为非工业用途的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为监管重点。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土壤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资源，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健康。防治土壤污染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环保部门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综合管理和监督执法职责，积极协调国土、规划、建设、农业和财政等部门，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土壤污染防治。
（六）主要目标。
到20*年，全面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初步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编制完成国家和地方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初步构建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等管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土壤环境安全教育行动计划并开始实施，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有所提高。
到20*年，基本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出台一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土壤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土壤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土壤环境保护监管能力明显增强，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显著提高；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深入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三、突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
（七）农用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以基本农田、重要农产品产地特别是“菜篮子”基地为监管重点，开展农用土壤环境监测、评估与安全性划分。加强影响土壤环境的重点污染源监管，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强化对农药、化肥及其废弃包装物，以及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对污染严重难以修复的耕地提出调整用途的意见，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积极引导和推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规范有机食品发展，组织开展有机食品生产示范县建设，预防和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环境的污染。
（八）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结合重点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建立污染场地土壤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壤修复制度。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厂址和其他可能受到污染的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环保部门应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开展污染土壤风险评估，明确修复和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技术要求，监督污染场地土壤治理和修复，降低土地再利用特别是改为居住用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
对遗留污染物造成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由原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治理并恢复土壤使用功能。加强对化工、电镀、油料存储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区域性或集中式工业用地拟规划改变其用途的，所在地环保部门要督促有关单位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的结论作为规划环评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积极推动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规定程序组织审查规划环评文件；对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的区域，环保部门依法不得批准该区域内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修复和治理。
造成污染的单位因改制或者合并、分立而发生变更的，其所承担的修复和治理责任，依法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承担。变更前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
造成污染的单位已经终止，或者由于历史等原因确实不能确定造成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有关人民政府依法负责修复和治理；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负责修复和治理。有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责任。
四、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措施
（九）搞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各级环保部门要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加强沟通协调，有效整合资源，强化质量管理，落实配套资金，确保调查的进度和质量；在搞好调查成果集成的基础上，组织对调查成果的开发利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做好数据、文件、资料、报告的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十）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抓紧研究、制定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制定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好实施。组织制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场地判别、土壤环境监测方法等标准，不断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
（十一）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把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纳入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计划并组织落实。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提高环境监测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加强土壤环境保护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和引进一批专门人才。制定土壤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国家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规划应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容，并提出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十二）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组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筛选污染土壤修复实用技术，加强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集成，选择有代表性的污灌区农田和污染场地，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重点支持一批部级重点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为在更大范围内修复土壤污染提供示范、积累经验。
（十三）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投入机制。地方要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保证投入每年有所增长。中央集中的排污费等专项资金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土壤污染防治，保证资金逐年增加并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地方也应在本级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土壤污染防治。我部将协调中央财政部门视情况对地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资金补助。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土壤环境监测、污染场地调查与评估、土壤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土壤污染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