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污染环境罪的本质与特征
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重大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通过修改前后法条的对比可以看出，两个罪名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犯罪的客体看，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改变了以前以通过注重对人身、财产的保护来实现环境治理的保护方式，而是更加注重对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本身的保护，而且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其刑事追究范围，同时也增强了定罪的可操作性。第二，从犯罪的客观要件看，在危害结果上取消了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限制，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确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三，从犯罪的主观要件看，重大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为过失，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规定不明确，在学界也存在争议。上述对于两个罪名的不同之分析，对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的研究存在必要的意义。
二、我国污染环境罪的缺陷及分析
（一）主观要件之模糊致使刑罚失衡
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这种过失表现为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主观状态，表现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说被看作学术界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的通说。第二种则认为故意和过失均可以是本罪的主观方面，其中又包含了两种不一样的观点：一种认为主要是过失，但也不排除故意，该观点为故意过失并存说观点的通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故意，但也不排除过失。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人在明知所实施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仍去实施，而过失不构成本罪。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仅为间接故意，即明知危害结果而放任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如果过失实施了上述的违法行为，则不认为构成犯罪。这些不同的观点源于刑事立法对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此罪主观要件的模糊势必导致刑罚定罪量刑的不明与失衡。
（二）刑罚较轻
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罪的法定最高刑只有7年，这与造成严重环境事故的法益侵害性相比，显然刑罚略显较轻，而且严重违背环境法益的立法宗旨。第一，同其他环境污染罪名相比的角度看，例如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相比，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明显偏低。即触犯污染环境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触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触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发生同样结果，造成严重污染环境要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样造成后果特别严重时，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可以看出，发生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与没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相同甚至比没有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还要轻；同样都产生了严重或特别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法定刑却轻重不一；在刑事处罚方面，社会危害性大的反而比社会危害性小的还要轻，法定刑标准的不一致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违背了环境资源保护立法的初衷，甚至达不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目的。第二，从犯罪的成本和风险而言，由于我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刑罚过轻，使环境污染犯罪者认识到违法犯罪的获益远远高于犯罪的成本，使行为人敢于冒着可能受到我国刑法追究的法律风险，而继续从事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对于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追求某种不正当利益，侥幸逃脱刑事追究，使这些人意识到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环境监管职责而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比较小。所以，基于这种不择手段的获利行为和对环境法益的特殊保护，刑法应当适当提高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加大环境犯罪的成本，约束和限制环境污染者的不择手段。
（三）刑罚方式单一
根据我国刑法第37条的有关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免于刑事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或责令补偿损失，或者给予行政处罚。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环境刑法的非刑罚性措施针对性较差，可操作性不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刑罚作为惩治犯罪的工具并非是唯一有效的观点已被法学界各学者所认同。我国现有刑法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种类单一，主要是以自由刑为主，广泛适用罚金刑，同时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然而，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自由刑的适用也不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犯罪的持续危害后果，只能对行为人近期累犯的可能性加以预防，从而使得刑罚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刑罚制裁手段的严厉程度却远不如行政处罚手段。从处罚种类来看，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单位犯罪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等。而刑法中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只有罚金刑一种。从严厉程度来看，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执照都比罚金刑程度要重。传统的刑罚处罚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现阶段对环境法益的保护愈加重视，如果还继续沿用传统的刑罚处罚方式来惩治环境犯罪，会使遭受污染的环境得不到及时的补救和恢复，从而让社会承担了过多的环境危害和环境责任。因此，强化环境犯罪的刑罚处罚方式，完善我国环境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势在必行。
三、污染环境罪的完善建议
（一）主观要件下的罪名之重构
由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对该罪的主观要件是过失犯还是故意犯存在较大的争议。有过失说、故意说，还有过失加故意说，甚至还有间接故意说等等。但是，从法理学上讲，法律主要是研究和解决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相互如何对应的问题。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既存在故意也存在过失，如果一个罪名只包含故意犯或者过失犯，显然不实际、不科学。因此，我不赞同单纯的过失说或是单纯的故意说。既然如此学说之争议无法统一，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搁置争议，重构罪名”。我们可以比照“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这种故意和过失合理地应用于环境犯罪当中。既然，污染环境的行为既包括过失行为也包括故意行为，那我们就分别设立“过失罪”和“故意罪”。保留修改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名，把该罪规定为污染环境的“过失罪”；而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规定为“故意罪”。其具体规定大体为：一是针对设置排污处理设施，或是有意识地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的企业，由于其排污等设施破损，或非故意的致使环境污染的，按过失犯论处，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二是针对没有设置排污处理设施的，或者没有减少环境污染意识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故意或者是间接故意任意排放污染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致使环境污染的，按故意犯论处，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频频发生的现状下，用上述两种罪名加以规范，更符合环境污染现状的需要，更有利于惩治与打击污染环境严重的行为，从而达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目的。
（二）适当提高法定刑
介于上述污染环境罪名之重构，两罪的法定刑也应作出相应的变更。当然，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要重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具体定罪量刑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为：“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对重大污染事故罪法定刑的保留和污染环境罪法定刑的提高，使刑罚处罚力度加大，从而更有力地打击环境污染犯罪。
（三）多元化处罚方式的探析
本罪的处罚方式过于单一，未充分体现财产刑的适用和多元处罚原则。对于多元化处罚方式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明确和完善非刑罚处罚方式。借鉴环境行政法的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处罚体系，如责令恢复原状、限期治理、责令关停等处罚，这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还可以降低污染环境罪的持续危害性后果，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第二，设立排污处理设施登记制度。要求生产型企业在创办注册时，与企业相配套的排污处理设施也要随之登记。在有关行政环保部门登记备案，对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间接强制企业在生产经营之初，其环境污染处理的配套设施就准备就绪，使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污染物处置不当的情形；另一方面，当企业出现污染环境犯罪时，根据此登记制度，分析企业的主观意志及客观状况，更有利于对企业合法合理地定罪量刑。此外，有些学者还提出刑罚与行政罚相结合的处罚方式，我们认为不妥。虽然，刑法与行政法在立法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合，但在现实环境执法过程中，两种处罚方式常常不谋而合。例如，针对某环境污染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法院对其作出刑罚处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作出限期治理或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或者法院作出刑罚处罚的同时，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而在现实执法操作中，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往往会出于私利或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致使其行政不作为，从而未能达到对环境污染犯罪者合法有效的惩罚效果。相反，若能强化刑法的强制与威慑作用，增加针对环境犯罪的附加刑，势必会提高环境执法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而以下两种附加刑值得我们考虑：其一，增加限期治理的非刑罚措施。在追究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时，要遵循刑罚与非刑罚措施方法相结合的原则。上述所提到的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即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非刑罚措施。而这里的限期治理措施不仅仅是对犯罪轻微或免于刑罚的适用，而且对于犯罪严重或给予刑罚的更为适用。即对环境污染犯罪者刑罚制裁的同时，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有效地排除环境污染的妨害。其二，增设吊销营业执照的资格刑。我国当前的污染环境犯罪中，单位犯罪的比重较大，造成的危害也相当大。然而，我国目前对污染环境罪的单位的惩罚方式只有罚金刑一种，与其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难以相匹配，不能有效地遏制单位环境污染犯罪。因此，改变以前单一的刑罚方式，增设吊销营业执照的资格刑很有必要。通过这种吊销营业执照的方式，尤其是在环境污染犯罪者未达到限期治理的效果时，取消其营业资格，使其无法再通过不顾环境污染或犯罪成本等等的不择手段而获取利润。这一资格刑的增设和实施，会督促环境污染犯罪者更好地履行限期治理的环境义务，从而使得受到环境污染的区域得以及时有效地治理，以及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果。
四、结语
面对日益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我国环境刑法作为保护人们环境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发挥它打击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作用。污染环境罪作为庞大、复杂的环境刑事立法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该罪名更好地适用于司法实务、严惩污染环境的犯罪是当务之急，期待未来的环境刑法的修改使之明确规范，提高污染环境罪的司法效能，更好地实现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宗旨。
作者：张庆 赵晗 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