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范文1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但又超越了19世纪，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真理只能发展而不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同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些基本观点已经成为常识性的观点，像物质统一性、能动反映论、历史决定论以及矛盾论等。对这些基本观点，应结合当代实践的新经验、当代科学的新成果阐释出新内容，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放到当代科学的背景中去理解，结合量子物理学及其“测不准原理”去阐释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正是对“客观实在”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同当代科学和哲学共同关心的课题联系了起来，并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观的当代意义。我们应当结合“数字化的虚拟”阐释能动的反映论，结合统计决定论阐释历史决定论，结合系统论阐释矛盾论，等等。
有些观点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没有涉及或未加以重视，没有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加以阐释。例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及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等。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某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些重要观点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们的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例如，经济全球化运动使马克思世界史理论的价值凸显出来，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使我们真正理解了以人为本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及其意义。因此，我们应以当代实践为基础，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有些观点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经典作家那里只是有所论述，尚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但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又日益凸显出这些问题，使之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热点、难点问题，如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人与自然的“和解”、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样一些问题。对于涉及这样一些问题的观点，我们应以当代实践和科学为基础，深入讨论、充分展开、系统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有些观点经典作家并没有提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分析、研究变化中的实际而提出的新观点。这些观点契合着当代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不应成为脱离现实的纯粹的范畴演绎系统，不能仅仅成为哲学教师之间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学者个人的自言自语，而必须关注变化中的实际，与现实对话，同时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有些观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随着学科的分化，这些观点已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其他学科的重要内容，如阶级、国家和革命的理论已经成为政治学的内容。对于这样一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就可以不再把它们作为基本观点加以详尽论述。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学科的分化，而不是说这些观点不重要。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内容都要经历一个从不确定到确定、确定以后再不断调整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也应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范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五个“着眼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地位极其重要。为了正确而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采取多维视角，纠正机械论、简单化、绝对化等倾向，澄清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些模糊观念。
一、着眼于特点，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观点
过去，不少领导干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概括自己的体会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主要内容，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些观点固然正确，不过，它们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观点，在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那里已经作过阐述，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或基础，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仅仅了解这些，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哲学界近年来也一直存在着所谓“物质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有的专家坚持认为，物质第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反对把实践观点看作是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但如前所述，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是唯物主义各种派别的共同观点，仅仅讲到这一点，并未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可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什么其他哲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实际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个“特质”以一般唯物主义及辩证法思想的共同本质为基础，但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内容，突出了它在前人基础上的贡献，突出了它的创新成果。它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高度。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哲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②]。列宁也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③]以这些论述为指导，可以说，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主要是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价值观点、（唯物的）辩证观点、历史观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独有的观点。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了这个观点。实践观点内容丰富，它强调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了实践是认识包括理论的基础，强调了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实践既是一个有一定规律、节奏和趋势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多维的、流动的过程，人在其中具有主导作用。实践观点把这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作为基础，它既肯定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优先性和决定论思想，又吸收了唯心主义的主体能动性和选择论思想，同时批判了它们的消极被动性和主观虚幻性；它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既体现了追求理想的进取精神，又指明了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体现着辩证决定论的崭新视野，从而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综合和根本超越。实践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它既是社会生活一切矛盾包括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等矛盾产生的基础，又是解决这些矛盾、实现它们有机统一的中介和途径。因此，实践观点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它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所有观点都是实践观点在不同侧面的展开以及补充。这一观点不仅提供了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包括社会历史的辩证决定论方法。
生产观点是对实践主要内容的把握，因而是实践观点的具体化和深化。人类首先和基本的实践是物质生产活动，它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实际起点，是决定人类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史是生产发展史，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都随着生产的改变而改变。生产观点的展开，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因为物质生产包括生产力（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和生产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两个基本方面，而物质生产以外的其他社会现象主要是上层建筑。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前人主观随意谈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有确定结构的具体概念，即由一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又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所构成的有机体。在社会结构这三个基本层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但是，说到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受生产力制约、并且归根到底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这一观点，把过去哲学家们一向视为卑贱活动、因而通常忽略的物质生产如实地看作社会生活的基础，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正奥秘，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这个基本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提供了一个根本方法，即生产力标准，也就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主要指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活动）好坏优劣的主要标准、根本标准。马克思最早表达了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列宁第一个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概念，、邓小平和我们党都强调过生产力标准。
群众观点是对实践主体和生产主体的研究。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行动，生产也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因此，对人的研究是实践观点和生产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不过，人既作为个体而存在，同时又作为群体而存在，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底是人类个体的发展史，承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作用有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强调，个人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即使是杰出人物，乃至先进阶级及其政党，也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只有进步力量的整体即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历史的创造者。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条普遍的根本规律。这一观点，把几千年来盛行的英雄史观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具有根本突破的意义。群众观点的方法论化，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表明，人民群众首先是目的，其次也是手段，因此要以人民利益作为评价一切事物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
群众观点与生产观点是一致的。生产观点强调，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生产力并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人的力量，不过不是哪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基本部分就是劳动者（包括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劳动者）。就此而言，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担当者和体现者，而生产力则是人民群众素质、发展水平、本质力量的最重要表现。所以，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的主体化、人格化，就是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的客体化、对象化，则集中表现为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们是统一在一起的。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尽管存在差别，但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阶级观点是群众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马克思概括了自己的阶级观点的主要内容，他说：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⑤]需要注意的是，实践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阶级观点要以它们为前提和基础。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亡，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民群众，同它所包含的阶级、政党、领袖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真正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人民群众。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阶级性同人民性是一致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⑥]。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人类的先进部分，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价值观点是对实践意义和目的的揭示。价值问题的核心也是其难点问题是评价标准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全局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提供了两条具有根本性的标准：其一是生产力标准，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一切社会现象好坏优劣的根本标准。其二是人民利益标准，即以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它们是有差别的统一。
辩证观点是对实践一般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故称唯物辩证法。这是它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至于具体内容，它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基本相似：它以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总原则，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根本，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范畴。当然，前者对后者也有部分突破，主要表现在前者强调发展的永恒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历史观点是对实践过程的概括。恩格斯阐发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⑦]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作为过程而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是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暂时性的统一。这是由事物内部矛盾与其环境的交互作用等条件造成的。这些内外条件的波动无时不有，它们的交互作用是多因素的、非线性的、时间不可逆的过程，从而使事物呈现出变化发展的历史性。因此，只有坚持阶段论和条件论，同时弄清前进方向，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真正发展。
二、着眼于根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反映了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不可违背的普遍真理。同时，它们又在前者基础上，表达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具有崇高的人民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亦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其中，“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是前提和基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则是核心和目的，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实质（仅仅把它理解为服务于某一阶级、某一集团是过于偏狭了）。是否尊重客观规律，始终是人们实践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迄今所发生的各种失误，大多与忽视客观规律有关。就核心和目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高举着“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的旗帜，亦即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是人类一切价值追求的制高点，具有不可超越的性质。而且，它内在地包含着伦理的要求。不能把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摆到适当位置，没有一点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至多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搞清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基本精神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譬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原则设想，包括实行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等，这些，显然在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些设想，其深层思想或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效率即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每个人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社会公平。这个深层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他认为，由于商品经济存在着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特别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等矛盾，因而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的严酷剥削，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抗。对于《资本论》否定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这个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不能继续固守，也不可能用它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然而，对于《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对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深切关怀，我们则必须予以坚持。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断，都应当做类似的分析，既要把握其表层含义包括具体结论，更要注重其深层思想或根本指向。
另一方面，它又涉及到如何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问题。几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即使在“”那样混乱的时期也不例外。可悲的是，在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和道路的时候，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很多领导人还自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已经说明究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还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更未得到解决的课题。而没有一个科学的、得到普遍承认的基本标准，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一个人们任意解释的、毫无实际意义甚至负作用极大的虚假命题。可见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少同志实际上是把是否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所有观点和学说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所谓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的说法，就代表着不少人的看法[⑧]。但这是不正确的。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把是否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具体结论直至个别基本原理（例如阶级斗争原理），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他们关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具体体制以及革命形式等许多论述，都是“历史的科学”[⑨]，都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这些条件是经常变化的，因此，直接反映它们的理论也必须随之改变；而且，这些论述都属于途径、手段、方法之列，尚属马克思主义的表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即根本。坚持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是遵循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即是否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只要坚持了这个基本精神，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所谓“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忠于马克思个人，实质应当是忠于科学、忠于人民。由此也可看出，一切反映客观规律、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保持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如果问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科学理论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说，在对待客观规律和人民利益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上，应当更自觉、更全面、更深刻；在行动上，应当更坚决、更完全、更彻底。
三、着眼于发展，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里仅列举其中的部分成果：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断科学的成果，就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立统一学说。系统思想把比较抽象的矛盾，发展为比较具体的系统，进一步揭示了它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和开放性，并且概括出正反馈、负反馈、可能性空间等相互作用机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增强了理论的操作性。其中关于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更给予人们许多重要启示。与此相联系，过去，我们长期宣传“一分为二”，其积极作用是普及了辩证法的一些常识，但也带来很大的负作用，它使不少同志以为，事物大多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似乎事物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现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只是反映了事物的极端状态，它们实际不过是一些特例，事物的常态更近似于从零到一的连续值分布，大量的事物都处在两极之间的某种状态。这种从二值逻辑到连续值逻辑的跃迁，更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是对矛盾学说的发展。
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这毫无问题。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但是，它对于能动性的把握，还比较抽象和笼统，它比较注重研究个体认识，注重研究理性认识。近年来，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建构论的思想把能动性问题深化和具体化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对于非理性认识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有一定联系）。
价值论的研究是一个更重要的进展。马克思的哲学是包含价值论思想的，它主要体现在把追求人类解放与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理想，也体现在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思想。不过，这方面的论述不够系统，远未构成体系。这本来是一个不足。而在后来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更加强化了真理、规律、科学性等问题，价值论的问题受到了严重的忽略，表现出很强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不少这类教科书把规律看得至高无上，似乎人生的使命，就是认识规律，服从规律，直至为规律而献身。这个意义的规律，俨然变为新的“绝对精神”或“上帝”。这就走向了真理的反面。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要探索规律、认识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用规律，来实现人本身的利益。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价值论的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类型、评价与价值的关系、评价标准等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现在，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等人类基本价值观念已经写进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中，真理和价值是两个基本的维度，真理的问题是基础问题，而价值问题则是核心问题，它是对人生的意义、目的、追求的探索，具有为人们的行为定向的根本意义。如果说，在物质生活还很贫困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谋求生存，可能对它容易忽略的话，那么，在物质生活日益充裕的现时代，价值的问题就愈益突出起来，它实质上体现着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体现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协调社会冲突的趋向。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与马克思几乎同时的新康德主义的代表文德尔班及其弟子李凯尔特等创立了价值哲学，它在后来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流派中得到了很大发展。我国价值论的研究，借鉴了西方哲学中的有益成果。
人学的兴起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由于对“”严重践踏人性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启示，人学研究在我国日益兴盛起来，在人的本质、人的属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能力、人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现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已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人为本”业已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核心理念。
在规律观方面，过去我们对规律理解得比较死板和机械，似乎凡是规律都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必然性，历史规律仿佛就像“火车时刻表”一样机械和确定不移。现在，我们认识到，规律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严格必然性只是规律的一种形态，而且是省略了很多其他因素（即自然科学所谓“理想条件”下）的特例，规律的常态是统计规律即表现为一定概率的必然性，进一步说，是系统规律，即由一定层次和结构所决定的某种概率的分布。这样，就深化了马克思的辩证决定论思想。与此密切相连，唯物的主体选择论思想从过去的被否定转而被肯定，登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在主体选择的普遍性、主体选择的类型、主体选择的作用、主体选择的机制、主体选择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西方国家科学哲学、解释学乃至后现代思潮等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中国儒学中注重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的德治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等，也被大量地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
由上可见，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马克思的哲学，但又不限于马克思的哲学，总体上高于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科学在进步，世界和人生的丰富多采和不断变化发展，要求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时俱进。可喜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讲了多少“老祖宗”没有讲过、但又是十分正确并且对中国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的新话啊！我们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新的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站在现时代的高度，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使绝大多数人生活更美好。
四、着眼于现实，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西方学者大多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学说，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1]，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研究这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称之为“马克思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所有观点和学说，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
我们不是研究“马克思学”（也不是研究“学”、“邓小平学”等），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什么和怎样说的，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内容中，哪些是我们至今仍然必须遵循而不可违背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研究的。
笔者已经多次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狭义、广义和第三种含义。狭义是指“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广义则包括从马克思直至今天的发展，所谓第三种含义是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程》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它同作为个人思想体系的“马克思学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它同样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二者之间又有重要差别，不能等同[12]。同样，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哲学，尽管二者之间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前者对后者存在着继承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不能简单等同于马克思哲学，有两方面的理由：
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是既成的、已经定型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它包括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马克思的哲学，但又不限于马克思的哲学，总体上高于马克思的哲学。前者对后者存在着发展关系。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尽管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也仍有个别的不尽科学之处，对此也不必讳言。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含有这样的不足（任何人的思想体系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又存在着矫正的关系。
例如，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就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共产党宣言》中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这个观点被特别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根本。按照一般理解，这里的“阶级斗争”是指对抗性阶级矛盾即根本利益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实际上，绵延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矛盾起伏跌宕的历史，是对抗性阶级矛盾（即阶级斗争）与非对抗性阶级矛盾相互交替、相互转化的历史，并非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各个历史阶段都曾经出现过或长或短的繁荣稳定的时期。与此相联系，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突出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差别、对立、冲突的一面，而比较忽略阶级之间的同一、互助、合作的一面，虽然这在阶级矛盾激化的特殊时期具有很大合理性，但在整体上是有偏差的。因为阶级是分工的产物，而分工与协作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它表明各个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协作和互补的关系，它们在一定历史阶段都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这个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观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失误，以至在民主革命中反复出现的某些过火斗争，与这个观点的偏差不无联系。尤其是在当代，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所有者队伍的扩大、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增强、劳动者和所有者一身二任现象的增多以及各种税收政策的调节，阶级和阶层差别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明显和确定（例如，现在关于无产阶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通常处于非对抗状态，再把阶级斗争当作是分析社会关系的中心线索，已经不再适宜了。以微软集团董事会主席比尔·盖茨为例，作为世界首富，他可算是传统意义上最大的资本家，但同时，作为卓有成效的科技开发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他又是杰出的劳动者。何况，他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慈善家之一。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我们在总体上必须给予肯定，因为他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先进文化，堪称社会发展的前锋。假如我们把他以及许多类似的企业家都当作阶级斗争对象统统打倒，那么，只会延缓和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
更一般地说，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关于矛盾双方本质对立思想的影响，时常运用两极对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因而过于强调斗争性（恩格斯说：“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14]），强调对事物（包括社会）的根本变革，期冀彻底消除矛盾，带有某种激进的理想化色彩。譬如，他关于消灭“旧式社会分工”、消灭个别劳动、消灭商品经济、实现人类大同等论断，就含有过于急切的空想因素。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及这一点：“前人囿于历史条件而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指出，这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实现的事情；和同志代表党中央也反复强调，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15]。在人类的实践中，斗争确有普遍性，但必须从一定的条件出发，做历史允许的事情，将理想与现实在后者基础上统一起来，使斗争保持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合理限度。对立、斗争同妥协、协调常常缺一不可。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剧烈的整体革命犹如“休克式疗法”，不可预见因素过多，其客观效果常常不如“渐进式”变革。而且，矛盾的解决，往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衍生出新的第三方、第四方直至第N方，使原有的矛盾逐渐为新的矛盾所取代。很多矛盾双方完全可能长期共存于同一统一体中，乃至达到某种和谐的状态。这类现象，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几乎比比皆是。
综合而论，从所立足的时代、面对的实践课题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破坏旧世界的“革命的哲学”，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创造新社会的“建设的哲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在很多内容上显然是不同的。
五、着眼于应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现实的思想路线
所谓思想路线，是“指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所遵循的根本方法。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受一定的世界观支配的，自觉不自觉地以一定哲学原理作为自己思考问题时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路线实质上也就是哲学路线。”[16]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我们党进行认识的基本原则，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化。作为对世界各种事物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它是对世界“是怎样”问题的回答；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解决“怎么做”问题，它就转化为方法论，即关于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不是互相外在的两个东西、两张皮，而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在学理层面上，它是哲学，是世界观；在应用层面上，它是方法论，是思想路线，它是从“怎么做”的角度为我们提供的根本指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向实践的延伸。
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的基本原则，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及其限度。人们的实践活动、实际生活纷繁复杂、形态各异，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可能给人们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药方子”，无小用。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作用的限度：不了解具体情况，缺乏有关的科学知识，单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概括了人类以往的认识成果，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它能够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宏大背景、基本坐标或参照系，从而为人们确定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提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否正确，是一切认识中第一位的、根本的问题，地位至关重要，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有大用：它可以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总体的、根本的指导。
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能理解得过窄。譬如，仅仅把实事求是理解为“求规律”的含义[17]，认为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在实事求是之外等。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18]这些论述，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明概括，比仅仅是“求规律”含义的实事求是宽泛得多了。它不再局限于认识论包括真理观，而是扩展到历史观包括价值论。它不仅包含要探索客观规律的意思，而且包含我们已求到了哪些规律特别是为什么求规律的问题，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独特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仅仅关涉事实认识的、认识论（知识论）意义的实事求是，不包括唯物史观特别是价值观这个核心内容，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把握实事求是，一定要注重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注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否则就没有到位，并未领悟实事求是的真谛。
对党的思想路线需要站在现时代的高度来理解。《中国共产程》中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对于这个表述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譬如，“一切从实际出发”中的“实际”，不仅指物，而且包括人、人民群众的状况和要求；不仅包括本地的实际，也包括更大范围直至全球的实际；还包括把人民群众如实地看作是实践主体，具有能动作用；“实际”中包含诸多矛盾，而且处在一定历史阶段，如此等等。《中国共产程》中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现有表述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它主要侧重于认识论特别是真理观的问题，而对唯物史观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特别是作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反映不够。就此而言，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将其修改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认识和实践的总原则。
还需注意的是，《中国共产程》在以上文字表述之前，有一个重要概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洁表述，而且含义比以上文字表述更为丰富。其中，实事求是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面概括，是“立”——树立正确思想，也是解放思想的目的；解放思想则强调其反面指向，是“破”——破除错误思想，也是实事求是的条件。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破”和“立”的关系，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是统一的。与时俱进本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又具有突出理论必须不断发展的重要新意，所以单列出来。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这主要是由实践观点而来的辩证决定论方法以及实践标准，由生产观点而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特别是生产力标准，由群众观点而来的群众路线特别是人民利益标准，由阶级观点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由辩证观点而来的系统（或矛盾）分析方法，由历史观点而来的历史主义方法，等等。它们的总和就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认真研究和自觉运用这些方法。
如果我们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不局限于“说”，更注重于“做”，努力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品格，诚信笃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一定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作者简介]董德刚（1950-），男，辽宁沈阳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专业）。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页注51。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第216－217页。
[⑧]参见刘志明：《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看法商榷》，2005年2月24日《社会科学报》。该文还发表于“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网”。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⑩]参见《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4日《人民日报》。
[1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12]参见董德刚：《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2004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5]参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2日《人民日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2日《人民日报》。
[1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2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则；抽象；原则；关系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7.001
任何一种教育原则的形成，都无法脱离某种教育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原则也不例外。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已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必须由教育的实践来挖掘并形成。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即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实践中形成，并随着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完善。这一原则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教学过程，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必要前提。前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内容的研究已经较为透彻，本文就不再赘述。本文主要从一般性和具体性出发，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原则。
一、一般性教育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一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具体和抽象相统一。这三个一般性原则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般性原则框架。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质就是理论联系在实际。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际就是指人们生活着的客观世界和在客观世界中发生的各种现象、问题和矛盾等等。一方面理论是从实践中而来，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可是说有什么样的实践过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论，实践决定着理论。另一方面，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理论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来合理科学地改造自然、改变实践环境。所以，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决定了人们不仅仅要在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时候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更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会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应对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第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所谓的逻辑，就是指事物的内在规律或者事物在展开过程中所遵守的一般规律。它以概念、理论等形式出现，主要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人类思维和对世界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所谓的历史是指客观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认识历史的过程。理论和实际是辩证发展的关系。逻辑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是历史的铺开延展。离开了历史的母体，逻辑就沦落为抽象空洞的理论而变得毫无意义。而历史含有必然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世人所认知，否则就是一堆毫无关系的表面材料的堆砌。对于逻辑的分析和概括应该给予客观的历史，而对于历史的考查应该以逻辑的分析为依据，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够全面、真实、客观地解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中，我们应该深刻把握事物的内在逻辑，在对逻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也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辨析和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第三，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原则。抽象和具体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抽象是指事物的某个属性、本质等，是从对象整体中抽取出来，能够为思维捕捉并被加以概括的东西。而具体就是指客观存在或者是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能够为人类意识所反映的整体的事物。具体具有多方面的属性。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过程中，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来积极探索实际，充分认识到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能够在实践中总结理论观点，在具体现实中提炼抽象思维，然后将抽象思维再落实到具体现实中。这一原则就包括了从具体现实到抽象思维、从抽象思维再到具体现实的过程。在教育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在学习马克思哲学内容的基础上，一定要通过亲身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物化为具体的行为，将马克思哲学原理落实到生活中各个方面。
二、具体性哲学教育原则
第一，批判性原则。批判性原则主要指：当我们面对前人的理论和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全盘接受，而应保持怀疑的态度，不盲目信从于任何权威性的理论，要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之后，再做出准确的选择。批判性原则中的批判一词本身就包含了为追求真理而怀疑的意味，它要求我们不要迷信权威，敢于否定现存，在接受事物的过程中也怀疑事物，不断地重复否定、扬弃和接收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对理论进行剖析，看到其中的精华和糟粕。第二，辩证性原则。辩证性原则是指用运动、发展、变化、联系、矛盾的观点来把握问题，看待问题，不仅仅看到问题的一面，还能够看到另一面。只有树立了这种意识，对事物的认识才能够做到全面、深刻、客观，才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它要求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要对客观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看到事物的优点和长处，又看到事物的缺点和不足，进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第三，创新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决定了人们在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具备创新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内涵是指不断地否定既定的常规，不断地尝试新的方法，不断地形成新的思维，使得思维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和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教育者要注意引导学生学会创新、敢于创新、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
参考文献：
[1]崔青青，何金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实施素质教育应坚持的原则[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范文4
内容提要:要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就必须具备科学的思雄方法，哲学的思维就是科学的思维方法。文章从为什么要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怎样运用哲学的忍堆方法以及如何培养哲学的思维方法等三个方面，对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增张党员千部对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
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深化对党的执政规津的认识、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思维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要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长期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揭示了一系列重要的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在新时期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一个新概括和总结。可以说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革命导师对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出贡献，处处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要深化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防止肤浅和表面化的理解，仅靠一般的思维方法是很不够的，必须在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的有机内在联系、把握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从而达到认识事物规津的本质，掌握和运用好规津的目的。
其次，只有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武装头脑、才能切实做到“三个解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前所未有的事业在老祖宗们那里根本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与之相适应，党的建设必然也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既要不断总结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更要进一步发现、发展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和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江泽民同志所说的:“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侄桔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是党的建设的内容、体制特别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为我们在新时期不断探索和把握党的建设规律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法。“三个解放”强调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第三，具备哲学的思维方法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巫待解决的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科技现代化的新趋势，国内的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也正处在关键时刻。然而，在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我们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的培养和锻炼，以至于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在认识和理解党的执政规律中，存在着思维方法上的偏差。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一是主观或经验式的思维方法，往往凭主观意志办事.缺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思维;二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导致行为教条、思想僵化，缺乏辩证的理论思维:三是急功近利式的思维方法，不善于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缺乏大局意识和发展意识;四是唯上式的思维方式，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群众观点和群众意识;五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思维方式，缺乏全面的、联系的和深人分析的理论思维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当前党风不正，干部作风不正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抓好党的建设，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就必须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武装广大干部的头脑，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能更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这三大基本规律，并按照这些客观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从思维方法、工作方法以及思想作风等方面彻底清除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意识，树立新时期党的干部的新思维、新形象。
怎样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呢?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表明，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执政党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同时也意味着，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不能再沿袭过去的阳思路、!日方法，而要根据新的时代要求，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深化认识。当前，尤其是要运用哲学的思维深刻领会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发展和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那么怎样运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把握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呢?首先，要把“三个代表”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从三者的内涵上来认识它们互相依存、相互渗透的同一性特征。先进生产力本身涵盖着先进文化的内容，渗透着先进的思想道德，与先进科学技术更是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科学技术已达到融合的程度。而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质上就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们在目标上是统一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可见“三个代表”是有机的整体，不可或缺，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完整地体现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都会导致在党的性质问题上认识的局限和实践的偏离二其次，要充分认识“三个代表”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是基础，是好其它各项工作的决定性因素。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保证，是促进其它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核心.是推动其它各项工作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在三者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坚持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能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其三，根据上述思想方法，我们还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三个代表”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联系的辩证特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三个代表”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是执政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什么时候我们党能够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三个代表”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就会出现挫折和失误。可以说，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认识“三个代表”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联系.就能使我们党在各项工作中能够始终坚持“两手抓’，按照辩证统一的规律.注意协调和平衡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切实做到协调发展、整体推进，使党的各项事业都能健康、稳步地发展。
关于怎样用哲学的思维方法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对此在新形势下又如何深化对它的认识呢?一是要从本质上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勇于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间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充分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绝不是一时一事或者只是认识的一个过程就能做好的，而要把它当作思想认识领域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快速发展的时期，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思想落后于实际、主观脱离客观的情况，因此，必须提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深刻理解当前要搞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要的就是做到“三个解放出来”和“两个绝不能”。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强调的这两个观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是建立在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科学论断，是当前推进思想解放的害。把握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下功夫研究新的实际，作出正确的判断、概括和决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二这既是我们的新的任务和要求，也是我们研究新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三是充分认识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从根本上探索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同题: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从研究普遍规律的高度研究党的建设，提出了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津的认识的要求。这三个规律涵盖了我们党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研究的所有规律。要深刻认识这三个规律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以达到最终认识掌握和运用规律之目的。
哲学的思维方法如此重要，那么在当前干部思想理论素质教育中就显得极为迫切，应把它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培养哲学的思维方法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必须注意把握以下三个方面间题:
1、努力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自觉学习中不断提高辩证的思维能力、进人新世纪，我们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只有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才能深刻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全面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避免思想上和工作中出现主观性、片面性的现象。面对世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及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局面，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党员于部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最需要的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客观地讲，由于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学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一部分党员于部身上还有一定的市场，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作风、思维方式在一些地方还很盛行。因此，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辩证思维能力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可见只有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强化党员干部的基本理论素质，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坚持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进一步探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以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历史的重托。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范文5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
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律范文6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想信念 哲学视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想信念的哲学基础
这里的理想信念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层和基础层;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生发”和“本能演绎”。
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其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具体体现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不难看出,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产生。
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又是怎么来的呢?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其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结、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否定了其中任何组成部分,都不成其为一个科学体系。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处在马克思主义这个体系之中,是有所依赖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了。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指出:“社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他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唯物而又辩证的根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哲学,是其中最具独创性的成果。正是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财富积累的秘密,从而使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基础之上,而不再是空想、幻想或者感性的假设。
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也就找不到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假设,也就无法还原资本主义的历史真相,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就没有整个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建立起来,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层和核心层。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历史本真的现实过程,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这一本真分析过程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特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层与核心层,同时其本身就内蕴着信念的因素,具有信念特性。信念使人们对某种事物“信”,以及依赖和坚守,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本质上讲,信念就是对人生最高价值的理解和追求,反应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对自身力量能够达到的限度和期望的限度的反映。信念给人以精神的支持和依赖,为人提供一种终极的关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特性首先体现在其科学性。只有以科学性为前提的“信”才不是盲信、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其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哲学史的革命,彻底战胜了唯心主义,使唯物主义得以在历史领域贯彻;在实践的基础上彻底战胜了不可知论,在实践的辩证法中揭示了认识的辩证过程;在实践中扭转了传统哲学远离实践的无病,指出哲学的使命不在于怎么解释世界,而在于怎么改变世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实现了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特性还表现在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现实关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主张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出发,从无产阶级的现实状况出发分析无产阶级的出路和前途。这一鲜明的哲学立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的现实关注维度。这一立场粉碎了几千年来王侯将相创造历史、书写历史,而广大群众只是历史发展的配角或者可有可无的这一错误立场,彻底粉碎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虚假”意识所造就的“神话的历史”和“精神的历史”,从而对一切作为统治力量的“神圣的”观念上层建筑实行了彻底的解蔽、祛魅。这一鲜明的立场揭示了广大普通大众创造历史的历史本真,揭示了物质生产,尤其是群众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特性最根本的表现在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不是一种虚假的假设和美妙的幻想,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使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证是立足于现实基础和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是历史主体合目的性与和规律性的积极创造,而非“绝对精神”或者人和人类社会纯粹自然地发展的必然结果,更非主观设定的某种应然状态和道德诉求,尤其非某种虚无缥缈的未来承诺和现世安慰,而是基于人类实践的客观而“自觉”的现实运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蕴含着信念特性,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内在统一,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三、理想信念动摇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远离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个现实问题,不能回避,其表现也多种多样,正如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的那样:“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导致这些现象的客观原因主要有社会主义挫败,社会主义遭到围攻;西方处于意识形态的强势地位,把持话语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市场经济的原则泛化等。但归根到底是在主观上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动摇。
理想信念动摇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这是把社会主义的某些挫折、资本主义的某些新成就无限夸大而遮盖历史发展趋势、发展方向的问题,根本上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怀疑或否定,是历史观出了问题;不坚持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这是对群众缔造历史的无知或怀疑,根本上是唯物史观的问题;、,这是党员干部对自己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和为社会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模糊、动摇,从根本上这是个价值观、人生观问题。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背离。
四、哲学视域下应对理想信念动摇的思考
其一,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想信念的基础,理想信念动摇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背离,那么就要加强哲学教育,提高哲学素养,使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坚持彻底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立场、观点。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眼前利益、对财富的贪婪,以致像哲学这样“高高在上”、终极关怀的理论被束之高阁,甚至被诋毁。各级各类学校培训中学的更多的管理知识、经济知识,这些固然重要,固然能够立竿见影,但仅仅注重这些知识理论的学习是一种短视行为。但市场经济的特性又排斥这类理论,这就需要政府作为,重视,着力抓好哲学教育。同时抓好哲学教育也是培养一个民族创新思维、理性思维的重要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