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1
[关键词]地方文献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概念
[分类号]G255.9
地方文献是关于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作为人类社会文献资源体系和国家战略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纵涉古今、横跨百科，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体现了很强的综合性；但作为个体地方文献而言，按其论述的学科内容，则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各学科，如果将这些文献按学科门类划分，至少可分为社会科学地方文献、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三大类。
几十年来，我国关于地方文献的宏观研究一直停留在“整体地方文献”的层面上，在地方文献的实际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按学科进行地方文献的宏观分类研究至今无人涉足，特别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开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强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客观、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与社会功能，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深发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1.1 自然科学概述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科学的起源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古代人类开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学便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成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到现代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仅在宏观、低速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观、高速和宙观领域，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认识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规律实际应用于人类的利益，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
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层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进。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质的结构和物质运动的科学，担负着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元素、创造新化合物、发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务。基础科学是理论层次，包括数学、力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技术理论的科学，它的目的是把认识自然的理论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综合科学都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如按基础科学的应用划分有应用数学、应用生物学等，按工程技术的通用理论划分有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等。应用科学研究的足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应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技术原理、结构、工艺等，如生物工程学、土壤改良学等。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现代科学既不断分化又广泛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发展着的整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互补，表现为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与蓬勃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不断扩张，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献概述
地力。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文献认为，“地方文献古而有之，在文献出现之始即有地方文献产生……地方文献应该是人类社会所有文献的滥觞”。几千年来，地方文献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中，第一次对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及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论述。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献空间“区域性”的本质特征，而日，还表述了地方文献载体“多样性”和价值“史料性”的基本特点。按照杜定友先生当时的认识，地方文献包括的范围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文献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地方文献概念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其中以骆伟、邹华享为代表的学者将文献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唯一标准，即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这就将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内容与本地方无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献的范围之外，于是，这种“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方文献的“狭义概念”，与之相对应，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论则被称为地方文献的“广义概念”。换言之，狭义的地方文献专指内容与该地区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泛指与地方有关的一切文献，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区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献领域“广义”和“狭义”两大学派虽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业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如果将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范围就太过庞杂了。因为任何文献都是由作者撰写或出版机构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机构都是有地域归属的，势必造成所有文献(不管其内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献，从而增加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难度，弱化了地方文献的应有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地方文献在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狭义”学派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并愈来愈被业界所认同和接受。
1999年，黄俊贵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对“文献”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献定义为“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一定义，既与国家标准关于“文献”的定义相协调，言简意赅、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又将地方文献内容的地域性和载体的多样性涵盖无遗，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地方文献的基本特征。应该说，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有关地方文献的定义。
1.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概念
根据黄俊贵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定义，结合自然科学的学科界定，笔者给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下这样的定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记录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学知识的一切载体。其中，“记录有某一地域知识”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地域属性，指文献内容上带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学科范围限定，指文献记录的内容属自然科学知识；“一切载体”是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录和传播介质的概括，泛指文献载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凡以各种载体形态记录
和反映自然科学领域里内容与地域有关的所有文献信息均属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畴。
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其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属地方文献范畴，同样具有地方文献的空间区域性、价值史料性、载体多样性和内容广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还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学属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记载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与空间区域性共同构成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最本质特征；②客观真实性，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更加注重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所记录的事实、数据一般是实地观察纪实或科学实验结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客观真实性；③实用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大都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土特产品、特有工艺和传统产业，记录了当地人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漫长历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文献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鉴及参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可以拿来即用，立竿见影，实用价值很高。
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
杜定友先生在谈及地方文献的范围时指出，地方文献由“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分组成。时隔30年后，骆伟教授再度论述地方文献的范围时，认为地方文献“应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两者字面表现上颇为相近，由此，业界有不少人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观点一致，均为“广义”论者。其实，两位先生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杜的“史料：关于本地方的一切情况的记载”，骆的“区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区域内所存在、发生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位所指基本同义，这也是“广义”和“狭义”论者没有争议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关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劳模、烈士以及对于本地方建设有关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贤)，他们的照片、著作、手迹、传记、纪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骆的“区域人物……对表述他们一生的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无疑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因此，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与现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活动等，都属于地方文献……至于地区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献?我认为应以是否反映该地区的事物作为划分的标准”，显然，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仅限于反映该地区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这正是“广义”和“狭义”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三，杜的“出版：从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况、思想内容、制作方向，对本地方刻的古书，更应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骆的“区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对地可分为三类：①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②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③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我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为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不难看出，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区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则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地方出版物，这又是“广义”和“狭义”论者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以上分析可知，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范围有着很大的分歧，如果将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广义”学派的倡导者的话，那么骆伟教授则应是“狭义”学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认为骆伟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样，同为“广义”论者，是对骆伟教授关于地方文献学术思想的莫大误解。
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显然要比地方文献的范围小。首先，记录和论述的内容仅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在内；其次，上义述及的地方文献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区域人物”)和“出版”(或“区域出版物”)两部分内容也不必单列出来分析。因为：“地方人物评介”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仅指“内容涉及该地区”的部分，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论及的内容，因此，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只有自然科学的“地方史料”一项内容。那么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该如何认识呢?拙文拟从下列几个角度多方位进行分析。
2.1 从学科内容看
自然科学含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个部分。基础理论科学一般是通用理论，含各种原理、定理、定义、公式、自然规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献不属于地方文献；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部分也同样不属于地方文献讨论的范畴，只有那些与地区密切相关的特有技术、特有工艺、特有自然现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体实践等的记录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范围，包括：关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原始记录，关于本地区的旱涝灾害、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及其人们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项活动等自然事件的真实记录，关于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变化、医药卫生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变迁的动态记录等。总之，凡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实地记录了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历程，对后人有借鉴、启迪作用的科技文献均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
2.2 从文献类型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有科技图书(含科技类方志、年鉴、手册、百科全书、学术专著等)、科技期刊和报纸、科技报告、科技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技术标准与规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学学位论文、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技术档案、自然资源和自然地理图谱、文物科技资料、科研手稿、笔记、信札等内容。其中，各类文献中既有公开出版发行的“白色文献”，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如内部书刊、政府出版物、会议资料、技术档案、手稿、笔记、信札等，这部分文献专指性、地域性强，动态性、时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价值高，倍受学术界青睐，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收藏重点。
2.3 从载体形态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既包括传统的原始材料载体，如甲骨、皮革、金石、简牍等，纸质材料载体，如印刷品、手抄本、复印件等，也包括现代的磁性材料、影视传媒、网络媒体等载体；既有各种静态性实体文献如：实物型、印刷型、机读型、声像型等，也有通过现代网络传播的动态性虚拟文献如：网上数据库、网络科技信息、多媒体资料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文献机构由于多少年来习惯于纸质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对新兴的影视传媒及网络媒体文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和网络传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会影响力广、传播超越时空等优势，已成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4 从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依年代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文献。各时代文献的时代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发展演进，其关系处于一种交互变化的状态。今日的古、近代文献是昔日的当代文献，今日的现、当代文献又是未来的古代文献，是未来研究今天的宝贵资料。历史的经验证明，即时性地收集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力度愈大，未来地方文献的体系就愈强，其作用与价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史料性”特征，不单单体现在古代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变迁的、包括现、当代文献在内的整体文献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重要价值
地方文献历来就有“存史、资政、励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献将其归纳为“服务政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振兴地方经济、深化科学研究、弘扬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国防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十大社会功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以其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数据客观精确、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地区生产、科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1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建设的重要基础资料
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受到该地区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全面记录了有关本地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水文气象、地质环境、科研成果以及工农业生产发展变化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量基础资料和统计数据，凝结了几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华，是区域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系统史料来源和决策依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科学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在综合研究多年气候、生态、地质、地理环境等资料后，制定出冻土挖方段、风沙地段、长江源头区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设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设置动物通道与动物信息系统中转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铁路建设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乡过去生长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政府从地方文献中得知这是当地自古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过精心培育，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成为当地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大量事实证明，领导机关在借鉴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提供的基础资料和经验教训规划本地区总体建设与经济发展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造福乡里；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脱贫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2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产生和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的一门科学”。由于不同学科的地方文献其产生、发展、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按学科进行的地方文献分类研究，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任何忽视地方文献的学科分类研究，都将严重制约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作为地方文献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地方文献共同构成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仅能够提高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各项业务工作，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地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设想，随着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必将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3.3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从地方文献产生以来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同属于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记录事实、数据客观精确，提供方法、措施科学适用，使用价值更高。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2
一、信息哲学:自然化运动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20世纪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在当代的复苏和盛行，则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学在解释世界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相对于前科学时代的一切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体系，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规律对世界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昌盛，使自然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所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哲学家乐意说自己是一个非自然主义者。［1］121分析哲学是自然主义盛行的另一个动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表达了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能说的东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学命题所说的东西。此后的分析哲学家无不受此倾向影响。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学的演进同时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发展脉络。自然主义者认为，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关注具体问题，而哲学则关注一般性问题。世界是统一的实在，因而可以构建统一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总则。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和操作方法称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运用分析、还原等方法，通过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原则，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意义、价值、认识、真理等一般性问题做出自然主义的说明。通过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说明的对象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而证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切学科都可以充当解释项。所以整个自然科学就既是一种本体论标准，又是一个“终极解释装置”。质言之，科学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其或者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在认识地位上次于科学。自然主义所引发的争论在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体现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有没有诸如第一哲学之类的东西?第二点体现在本体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代表着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承诺。自然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独立于感觉经验和经验科学的第一哲学。第二个问题是自然主义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心理现象，特别是意向性问题。“任何想要把人类和心理现象当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须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意向关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当代自然主义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心理现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开的。
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说明意向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自然主义哲学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自然科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自然主义者当做工具，纳入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往往会使用他所依据的自然科学的学科名称或者概念来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论。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刘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学为基础对意向性进行的“同一论”说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尔(J．Searle)等人分别依托生物科学作出的“新目的论”说明和“生物学自然主义”说明，哈曼(G．Har-man)、沃菲尔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进行的“功能作用语义学”说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论为基础作出的“信息语义学”说明，福多(J．Fodor)以计算机模块理论进行的“模块论”说明等。自然主义者在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理论对意向性进行自然化时，体现出很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建立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从事的却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称哲学正在经历一场“自然化转向”。［2］452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然化运动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学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径时，发现信息科学技术存在着巨大的解释潜力，因而将信息及其相关概念引进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识与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时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为基础进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对知识、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义的说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个工程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一次实践”［3］。而在福多看来，有信息封装的计算系统就是模块，利用模块理论对意向性进行的自然化就是“为表征构筑自然主义条件”［4］31。正是通过这些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单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在哲学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从渊源和背景来看，如果说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学技术和通信理论的发展为信息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技术前提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尤其是自然化运动则可以被视为信息哲学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学史中为信息哲学进行定位的话，我们认为其逻辑顺序是这样的:自然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自然化运动信息哲学。自然主义传统在近代科学的刺激下复苏，进而通过科学主义表现出来，在分析哲学的推动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自然化运动，而信息哲学则只是自然化运动所采用的众多方案中的一种。所以，从起源来看，信息哲学完全是在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传统主导下的自然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二、信息哲学与自然化运动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之发生学演进
“信息”作为信息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概念，是信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信息概念进行历时性考察，探究其如何从单纯的科学概念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身份”的概念，能够在逻辑上再现信息哲学的发生过程，在发生学上揭示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按照信息概念内涵的演化，这一过程可大致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科学概念”阶段。20世纪中叶，《信息论》和《控制论》问世，信息概念成为“科学概念”。1948年信息论之父申农(Shannon)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第一次将信息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通过这篇论文，信息正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科学概念。但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只关心信息量，而不关心信息内容。因此，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数学理论。在此背景下，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减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维纳(Wiener)对信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农和维纳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们对信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科学层面。维纳对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三元论说明过于简单和草率，在哲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他们对信息的科学说明却为哲学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阶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义影响的卡尔纳普(R．Car-nap)为了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自然化，便在《语义信息》一文中大胆预测，申农的信息论“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重大影响”［6］147－157。在该文中，他还率先提出，对语义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实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进行区分是一项重要工作。［6］147－157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语义问题，至此开始成为哲学家切入信息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路径。麦凯(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论”，认为信息与其接收者知识的增加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引起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的广泛关注。信息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自然化理论当中，由此迎来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质变。对信息进行哲学界定一时间成为哲学界的时尚，哲学家互相抱怨对方误解和误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尔(Sayre)批评“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滥用了‘信息’一词”［7］53。哈姆斯(Harms)也认为查莫斯(Charlmers)“不应该把信息理论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如何相关和构造”［8］475。在这一时期，美国哲学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在他看来，进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说明“纯物理系统如何可能处在知识和信念(内容)的状态之中”［3］。为此，他从申农的通信理论出发，用信息来说明知识和信念。他认为，申农所建立的信息论目的虽然在于对信息的量进行度量，但其中也隐含着说明信息内容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作为自然科学成果的通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这种功能所进行的信息论说明就是纯粹的自然化的说明。为了满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因果论层面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正是自然主义者从事的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从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1］121(3)“哲学概念”的认可阶段。以信息论为基础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可。丹内特甚至断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的理论中。”［9］对信息与知识、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带动了对信息的本质、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学元问题的研究。1998年，《元哲学》出版的《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肯定。［10］1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等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范式、目标和纲领。进入新世纪之后，以信息哲学为研究课题的著作不断涌现，标志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从对信息概念内涵演化之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对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的“认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学从此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独立于自然化运动。因为其一，信息概念被纳入到自然化方案当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尽管其强大的解释功效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投身到此项研究当中，但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个以信息概念为共同基础的强势自然化派别的出现。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学领域以来，围绕信息的哲学研究在方法、旨趣、纲领等方面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即使弗洛里迪抛出“信息哲学”的提法，其实际意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的语义问题，仍然是信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说信息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超出自然主义的视域。事实上，信息哲学试图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核心目标，就崭露着无法掩饰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学的“信息转向”现实地蕴涵于自然化运动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3
关键词：市民社会；“历史科学”；感性活动
作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本真地向我们敞开了什么？“历史科学”在马克思那里究竟有何意指？它又为何被赋予“唯一”的重要地位？我们在解析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发源地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市民社会理论，在人这个历史主体性的中介下，市民社会成为“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市民社会被指称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后，遂在马克思哲学中成为一条具有“枢轴性质”的重要线索。马克思在解剖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对人的存在方式做出论证，指明“人的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同源同质性。
一、市民社会：“历史科学”的源始出生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提及：“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可资援引的直接文本依据，显露马克思对一个新领域思索的端倪，然而马克思却随即删除了这句话，这给后人留下广阔的诠释空间。论及“历史科学”，我们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借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对它进行规约，这种实证主义解读方式，通常就在当下研究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中上手。作为对此举的质疑，新近的研究力图廓清“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破除当前研究中从“自然科学”求解“历史科学”进而试图构造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妥之举。这一基本的理论探索将试图阐明，马克思想要表明的“历史”与“人”之同源同质性，而显明出来的是历史专属于人。从感性活动出发，扭转对“历史科学”的误读，我们才能真切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
那么，“历史科学”的源始出生地存在于何处？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追问，不能不思及历史的本真场境，而市民社会就在关乎历史“发源地”的层面上与“历史科学”相照面。近代以来，人们分析历史多遵从自然科学的解释定向，此举不能谓之“不科学”，但这种从抽象直观上去理解的历史，并未敞开通达真实历史的合理路径。
无论在哲学抑或科学视野中，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终极主题，只是近代哲学在绑架科学的同时，并没有把这个主题昭示出来，而是以“思”为第一原则代替现实存在的人。自笛卡尔在哲学上开出“意识内在性”原则后，以理性为第一原则阐述历史的途径，随即被认为是通向历史的权威通道。在怀疑一切的第一要义下，笛卡尔哲学以划分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来抛开一切假设和规定，将“思维本身”作为一个纯洁的绝对开端，奠定“思”在人类理智认识中的地位。康德则以理性自身乃是自由的规定为逻辑前提，将“理性为自己立法”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从而赋予实践理性的普遍效准。这种理性又被黑格尔延伸至历史这一维度，在思想大胆构筑现实的道路上，思的主体性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达致顶峰。意识内在性所表征的乃是“思”的主体性意识，这使得思辨哲学依寓纯粹的理性思维，将某些先验的原则、形式，抑或是某种绝对的精神、意志作为出发点，无形中把本来属于人的意识抽象化了。巧合的是，这种细致缜密的纯粹思维活动，又受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变相继承。近代哲学在本体论和形而上学领域遭遇的重大事件，乃是从近代经验哲学内部孕育出来的自然科学。经验的自然科学为自己提出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任务，它以经验观察为基础做出推论，找寻自然界和“精神本性”的普遍观念和规律，以为在阐述人的历史上获得某些增进。就它同思辨哲学的斗争来看，自然科学反对根据一些极其遥远的抽象概念进行推理，而是把经验事物当作认识的唯一来源，貌似确有极大的合理性。然而，它单纯地把经验事物认定为个体的表象和体验，否定那些徒具形而上学概念却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如存在、本体等）。自然科学所散发的“有限思维”气质，本无力在关于人与历史的路途上有所道说，但却自以为已领悟到本真的历史。我们毋宁说，在自然科学及其所寓居的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思维虽对经验事物加以整理，却与理性主义共同分享着相同的根基，都始终固守“思”在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中所占据的地盘。在近代哲学对“思”的迷恋而止步于现实生活过程的面前，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始终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
面对思想史的过往变迁，马克思是不可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的，尤其当他将“现实的人”作为理论思考和现实求索的对象时更是如此。“历史科学”断言的提出，果真表明马克思要独辟蹊径地开创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吗？断然不是。我们不妨认为，历史从自然科学的维度进入马克思的哲学视野，才得以将遮蔽在近代哲学背后的人的主体性阐明出来。
那么，历史何以通过自然科学的维度来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就，源于人们知识论路向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置身其中的时代是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时期，在一系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工业作为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显著体现，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自然科学的起点和落脚点本应是人，或者说是人的本质力量，而不再是“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就曾发出疑问：“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显然，“思”不能担当此重任，因为人自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历史与人有着源始性的关联。休谟、康德等人或许有所保留，但近代哲学强调人类“思”的主体性这一整体倾向是明显的。对此，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原则对思辨哲学发起的挑战，得到马克思的肯定，并称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具有“真正的发现”。然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也仅仅只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在涉及历史的时候，历史对他而言又处于“视野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理解“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不懂得“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正是因为有人及其“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自在自然界才成为具有历史的感性自然界。总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忘却这一马克思所指明的信念，关于历史的哲学认识路向必将是五花八门的大合唱，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所进行的主观建构中，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就曾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甚至还有人振臂高呼：一切历史都是问题史。
因此，作为一门全面把握人的历史生成过程的“科学”，“历史科学”必定要对迄今为止人类科学活动的进程有所明示。马克思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阐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通过工业这种人类实践方式，揭示出自然科学对于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人和自然界所具有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历史性关系。在此，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认识活动并不构成人本源的、真实的存在方式，惟有感性的物质生产劳动与物质生活关系才得以有此担当，由此将历史中的思辨认识拉回到人自身的生成过程，即生成人自身的历史。
从《手稿》时期开始，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点，在哲学上开启生存论路向的革命变革后，他的视野里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也没有抽象的“历史”，因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写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提到“人的科学”并指出它与自然科学的同源性：“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随后的《形态》里，马克思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对于“历史科学”的理解。可见，不是只有关于历史的科学而忘乎自然科学，后人以“自然科学”范式来框定“历史科学”，并将其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实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恰恰相反，应是“人的科学”或“历史科学”规范、指引和守护“自然科学”。毋庸置疑，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感性活动，终结了抽象的思辨哲学对于历史的规定。“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因此，基于这种属人的性质，我们当由“历史科学”来理解“自然科学”，而非相反。由于从“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开启真正的“科学”，马克思在1845年写作《形态》时期的思考，被阿尔都塞指认发生过“认识论的断裂”。
其实，马克思在《形态》中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它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于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既是如此，那么从“历史科学”通达市民社会这个基础便具有展开的可能性。有生命的个人及其感性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同时也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关切。易言之，市民社会由于自身内部“物质的生活关系”而成为“历史科学”启程的地方。市民社会被指定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这就使得马克思所言的“历史科学”本身就建基于市民社会之中。
如是观之，在历史这一维度上，市民社会与“历史科学”达到原初的契合。依循这一路径，马克思将思辨哲学拉入现实生活的进程，从市民社会的地平上为“历史科学”搭建了活动的舞台。
二、市民社会搭建的历史“舞台”
既然“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道，分享着人这个共同的根基，而且“历史科学”规范着自然科学，那么市民社会中人的感性活动是历史获得敞开的基础，“历史科学”也随之得以启程。同时，马克思视野中的人不是抽象思辨的人，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历史，这一维度经市民社会展现出来。我们要继续探寻：市民社会具体如何搭建起历史的舞台？
首先，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一些现实的人。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它是“需要和理智的国家”，因此市民社会在马克思思想成熟以前并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而只是作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在欧洲思想传统中，思想家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历经城邦政治与市民精神、到社会契约与天赋权利、再到私有财产与“交往活动”的过程，而这些仅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上来做出的定位，甚至在旧唯物主义那里直接变成对单个人的直观。马克思则是从生产的意义上来理解市民社会，并将之拉向历史这一场境之中。人类历史过程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就是人的存在及其自身的再生产，因此一切历史认识的前提只能“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现实生活过程中，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对于现实的人类史，应当得以确定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人基本需要的物质资料。不仅如此，人类的存在离不开物质生产，因为人们要创造历史，首先在于能够生活。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们的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个人肉体存在的生产这方面来考察，它更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毕竟“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人们在生产满足基本需要的物质资料时，也是在间接生产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即创造着现实的历史。
正是市民社会中这些现实的人，以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着历史，而并非是某种观念或是逻辑思辨来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那样的历史犹如无根的浮萍。所以，市民社会通过现实的人、人的感性活动，为历史搭建舞台的同时，也从“人”这个角度逼近历史科学的理论内核。
其次，市民社会中的人通过实践来展开自己的历史性。现实的人构成历史的主体后，以实践的方式来展开自身。具体而言，人在市民社会中以实践来摆脱异化劳动对人的统治，从而突显人自身存在的历史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受到资本统治和抽象观念的宰制。针对这样的实情，马克思体认到“现实的人”成为人格化的物，在商品拜物教观念的作用下，社会生产关系被物化了，即“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商品、货币、资本等为载体对人实行抽象统治，将人的一切个性和“作为人的关系”都量化为抽象的、同质性的货币数量关系，带来人们彼此的冷漠。物化社会关系构成货币对人的统治的前提，它集中体现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力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正是认识到物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揭示出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即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利，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人对物的占有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实质是人创造出来的“物”和“关系”反过来奴役人，人只有打破这种奴役状态才能解放自身，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中，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阐释再次表明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而历史过程是人的实践历程。正是在市民社会中，人的历史实践过程生成为现实的具体的人。
第三，人的感性活动构成市民社会的生存论根基。马克思之前的市民社会将人的生存状态隐蔽于先在的哲学原则之中，无论是霍布斯、洛克，抑或是黑格尔，其市民社会总是遵循着给定的先在原则，然后根据这个原则规定人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则是将人当下的生存状态本身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论证人的感性活动。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它力图避免形而上学的二元劈分，将思维活动转向事情本身。对于市民社会生存论根基的人的感性活动而言，马克思通过三层递进的关系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其一，具有深刻感觉的人的丰富性、全面性编织出社会生产关系，人成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现实。人的感性存在尽管被异化劳动所泯灭，但感性活动却是属于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感觉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其二，不是在抽象的人以及抽象的社会原则中，而是仅在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中，才能消解诸如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等的对立方式，由此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其三，人在社会中拥有的实践力量和方式，使得解决理论的对立本身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以上三点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标示着马克思至今仍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思想家，而并非如汤姆·洛克曼所指认的那样，马克思始终是一个作为“黑格尔最好的学生”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后来的“消灭哲学”意蕴，不仅仅在于批判哲学本身在改造世界方面的缺席，更重要的在于批判哲学据以生存的现实，而指明人的生存活动之历史。
由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形成缘由的理论建构，为市民社会开出一个生存论的哲学和历史观，它着力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中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发现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形成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市民社会中尽管存在私利，但个人主体性地位的提高和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市民阶级因此而实现有如曼德维尔所说的“蜜蜂的寓言”，即私恶无意中促进公利。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工与社会交往的中介，资产阶级逐渐将局部的地方性市场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世界交往和联系的日益深入，民族国家的历史又逐渐被世界历史所取代，这不可避免地打破各民族原始的闭关自守状态，各民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将越来越趋同为世界历史。这种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它的动力之源来自于市民社会中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而非所谓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中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个人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加速地推动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地平上建立的“历史科学”，将历史把握为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而非僵死的事实的汇集。由此，市民社会为“历史科学”同时也为人搭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舞台。
三、现实的人：历史科学的总体关注
市民社会中的人及其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创造着历史，展示了市民社会作为历史及其“科学”的活动舞台，因此，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提示：“历史就是人筹划生存的演历，人类认识历史就是人类认识自身，人类认识自身就是人类建构自身。”那么，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需要成为何种意义上的“科学”，或者成为其他别的什么理论，才能更好地筹划人类的生存演历、认识自身和建构自身呢？
市民社会虽然获得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的殊荣，但并非意味着它的完美无缺，因为其中到处呈现出人受资本和形而上学抽象统治所发生的异化。在市民社会中，劳动者、劳动、资本家与资本之间的异化关系一览无遗。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成为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产品，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到一个外部对象上以实现自我确证，对象化是一切劳动之共性，难以想象那种没有对象化的劳动。在劳动的异化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意味着劳动者创造出一个独立的与己对立的力量，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劳动者与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不能占有自己生产的东西，那么必定有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个人对之进行占有，这就是资本家。这一切又是资本运动的外在表现与结果，因为资本的逻辑就是无止境地追求最大利润。针对人类异化的生存状态，马克思通过剖析市民社会中的内部矛盾，为“历史科学”指明贴近守护人的道路。在充分肯定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之后，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性。
基于资本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历史科学”从何种视角来关注人的现实生存过程呢？李凯尔特对科学分类问题的观点，可成为我们思考历史科学的他山之石。他认为，科学可以从研究对象和使用方法上加以区分，也就是既可以从质料的观点，也可以从形式的观点来对科学进行分类。在李凯尔特看来，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就是所谓科学的“质料分类原则”，但他更强调“形式分类原则”，即根据科学所采用的方法而不是对象来对科学进行分类。在李凯尔特的视野里，科学不能如实地认识现实，只能在概念上把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分开，似乎这样科学概念就获得控制现实的权力，而现实也就变成理性的了。“人们在直接谈到‘历史’时，经常指的是某一事件的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而且，把历史作为特殊的东西和自然作为普遍的东西对立起来的看法，恰恰在哲学中颇为流行。”
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成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对这些事物和现象都有效的普遍联系和规律，故必须采用“普遍化的方法”。由此，自然科学试图于外在条件的普遍联系中来求证人的存在根据，表现的是人在外部世界中的受动性；“历史科学”是在哲学层面上论说的，旨在剖析人的自由创造力。也就是说，历史科学关注和研究的是人和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实实在在的过程。对此，维科也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角度进行揭示，认为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后者不是。在《新科学》中，维科借助于所谓“诗性智慧”来论述人类世界的产生，即由激情和冲动所进发出来的创造实践。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维科建构起他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其宗旨是揭示出人类社会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这个事实，并具体描绘出“每个民族在出生、进展、成熟、衰微和灭亡过程的历史，也就是在时间上经历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他研究的是整个人类社会，不但包括各民族的兴衰史，而且包括揭示社会的本质。这与马克思在历史开端、世界历史方面相互融通。
反观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如果它要被阐释成某种“科学”的话，一定是关注人的历史生成与发展的总体的科学。它绝不是把各部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直接归并自身，这不太可能且也无必要，因为人的历史发展才是“历史科学”的理论终局。人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物质生产实践，赋予历史科学以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之圈出一个永恒主题：历史的和现实的人。在《形态》之“费尔巴哈”里，马克思曾批评他那个时代之前的历史观，认为他们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据此，历史科学所阐明的，是市民社会中人自身的生存活动，海德格尔曾提及：“如果不从本真的生存活动着眼，那又该怎样来规定生存的本真性呢？”相比较之下，在黑格尔等人的思辨历史哲学中，历史这副扑克牌游戏中只有抽象思辨的“大王”，而没有实实在在的“人”，而在自然科学里，又呈现出“见物不见人”的状态。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正如尼采所批评的那样：“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所赖以生活其中的仅有的空气。”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4
爱因斯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1929年,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了一份电报, 问这位大科学家“您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⑴在另一次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时,也作了同样的答复:“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⑵很明显,爱因斯坦所信仰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斯宾诺莎的上帝的含义作一简略的考察。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把神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泛神论者所说的神,不是指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指存在于世界之内的一切事物的内因,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和谐的秩序。在欧洲哲学史上,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希腊,泛神论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无处不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达·芬奇的着作里,‘自然’和‘神’往往成为同义语,‘自然’往往代替了‘神’”⑶。
到了近代,斯宾诺莎把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他提出:上帝即自然,是唯一实体⑷。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⑸。由此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否定,本质上是无神论。对此,马克思曾明白地指出,斯宾诺莎的所谓“上帝”就是自然。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心目中,“上帝”已成了“自然”的神圣代名词,“上帝”就是指和谐的宇宙秩序和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着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我“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⑹他指出:“在追问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摄世界的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了。它们各自给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把这两种无处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测的伟力等同起来,这两种力就是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⑺宗教和自然科学都相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力量,在追问这个伟力的存在和本质的时候,宗教同自然科学便相会在一起,但它们对此作出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指的是上帝,另一个指的则是世界秩序。
泛神论者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的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和西方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对和谐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敬仰,原本就是一种观念和感情的混合物,它是对尚待发现的神秘的宇宙规律的一种信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对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必须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正是广义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爱因斯坦认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象宗教的感情。”⑻他把这种感情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他深刻地剖析了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科学家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这样的感情同那种使自古以来一切宗教天才着迷的感情无疑是非常相象的”⑼。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样。在后者看来,上帝是这样的一种神,……可是科学家却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⑽。显然,在科学家的心目中,人格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宇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却能激起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感情。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世界上最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理解。”⑾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宇宙秩序的狂热追求和崇拜,构成了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在挚着、虔诚和狂热的程度上,同宗教徒对上帝的感情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科学家的这种宇宙宗教感是植根于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仰,与宗教徒那种盲从的,无条件的信仰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宗教”这个词虽不满意,但又觉得唯有这个词最能表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那种九死未悔的感情。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⑿所以,他认为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家一旦失去了这种独特的、宝贵的宇宙宗教感情,也就失去了探讨宇宙奥秘的勇气和热情。因为宇宙宗教感情,不但表现了科学家渴望认识宇宙秩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科学家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强调说:“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⒀
“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⒁在爱因斯坦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可以说就是斯宾诺莎的上帝和宇宙宗教感情,这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力量。“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⒂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肯献身于这个崇高目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历尽挫折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⒃。
在爱因斯坦看来,“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也更加深远了”⒄。他认为真正的宗教态度,最本质的东西是能够摆脱自我,超越自我,坚信有超越个人的崇高的价值存在,从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⒅,并能为这种崇高的价值而献身的思想、感情和信念,而不在于是否企图把这种信念同神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信仰。
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类似于宗教的那种虔诚的感情?对这种现象究竟应如何理解?仅仅指出这种感情与宗教徒的信仰的区别是不够的,还须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渊源中去寻找答案。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现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从本质上看,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唯物的,宗教是唯心的;科学是真实的,宗教是虚幻的;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反映,宗教则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但它们都属一种精神的创造活动,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正象恩格斯所说:“两极相通”。科学和宗教正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曲折道路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之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第一,科学和宗教的产生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观察和解释自然现象为其前提的。
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观察自然、解释自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但原始人类面对自然的威力,既无力抵抗,也无法解释,就产生了神秘感和恐惧感,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宗教。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⒆但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始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逐步有了正确的说明和解释,这就产生了科学。不难看出,宗教和科学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和解释。而且有些基本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是物质的运动还是一种超自然力的创造?自然界的事物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运动,还是受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的支配?意识的本质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还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灵魂的机能?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们既是宗教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它们产生的共同基础,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宗教提出的“自然法”概念,对科学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在“自然法”概念中蕴含着“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规律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并非科学家的独创,它是从法学和神学中的“自然法”概念转义而来的,在西方各大语言中,“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至今仍是同一个词汇。
人们早就发现,自然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但在这可变性中又包含着不变性或规则性,如日出日落、夜以继日、冬去春来、花开花落等,人们把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这些周期性、规则性现象解释为自然界也受到某种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自然法。既然有自然法,就必定有一位神圣的立法者。基督教宣布,上帝就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立法者,万物都必须服从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违犯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近代科学家把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加以世俗化和具体化,并逐步向“自然规律”概念转化。他们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概念,并宣称人们在理解自然法时,不必再依赖神或上帝,只须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关系就可理解上帝对自然的创造和立法。伽利略就曾说过:自然之书“是以数学形式写成的”。“自然法”概念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努力,到了17世纪已转化为“自然规律”概念。“笛卡儿是第一个一贯地用‘自然规律’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人。”⒇此后,自然规律概念就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基督教宣扬“自然法”,本意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客观上却启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国着名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最早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他指出:“自然法”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密切相联”(21)。
第三,历史上基督教曾鼓励人们去研究自然,力图用和谐的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客观上构通了宗教和科学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既然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的秩序就理所当然地体现着上帝的大智大慧。在《圣经》旧约中写道:“创造物反映造物主,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其所创造的事物中。”(22)13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修道士罗杰尔·培根宣称:“上帝通过两个途径来表达他的思想,一个是在《圣经》中,一个是在自然界中。”(23)他号召人们去研究自然,因为人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理解自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一批既是宗教徒、又是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人,如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无一不是修道士或僧侣。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占星术的信徒,他深信上帝就是根据秩序和规律来给世界奠定基础的。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努力去发现和证明上帝创造宇宙的和谐。开普勒发现了前两个定律之后,又苦战了10年,终于在1619年发表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书名就叫《宇宙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科学家对宇宙有秩序、有规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历史上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或论证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这一信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虽几经变革和转换,但它一直影响着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甚至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直到今天,在一些科学家的心目中,尽管人格化的上帝已不存在,但“上帝”所制订的“自然法”已通过新的转换,发展为自然规律的概念,它一直激励和吸引着历代科学家去发现它、认识它、解释它,并成为每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或许能使我们找到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联系,从而去理解科学家所特有的“宇宙宗教感情”。
正文注释:
⑴⑵⑻⑼⑽⑿⒁⒂⒃《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3、244、244、283、283、525—526、279、282、282页。
⑶《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⑷《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4页。
⑸⑹⑺转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 年版, 第134、143、144页。
⑾转引自〔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8页。
⒀⒄⒅《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82、188、182页。
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⒇转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第32、31页。
(21)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5
纵观近几年的高考生物学试题，考点分布有如下特点：
《新陈代谢和酶》与《新陈代谢和ATP》这两节中，重要考点有：①酶的特性及酶在不同环境条件(如PH、温度)下活性的改变，这样的题目往往是设计一个实验，让学生去分析归纳。②ATP的结构及与其他物质的转化可能是选择题，也可能是简答题。
《植物的新陈代谢》中，高考的重点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尤其是光合作用，因为它是生物界最基本的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试题往往考查学生对光合作用过程，以及光合作用与细胞呼吸的关系、影响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的因素等知识的掌握与理解的程度。
《人和动物的新陈代谢》中，高考的重点在动物和人体细胞的物质交换，以及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过程。如某种消化液的作用，运动员剧烈运动时的能量供应等。
《新陈代谢的类型》中，可能会结合到具体的题目中去考查某种生物的代谢类型，也可以在选择题中直接考查。
二、高考要求
(1)要求学生能解释和说明所学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含义，并能运用适当的形式(如文字、图或表)进行表达。本部分内容重要概念多，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消化、吸收、代谢、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外呼吸、内呼吸、交换吸附、自养型、异养型、需氧型、厌氧型、兼性厌氧型生物、脱氨基作用、转氨基作用等重要概念，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三大营养物质代谢等图解，内环境中的成分、三大营养物质之间的关系图解，都要求学生重点掌握。
(2)要求学生能掌握《考试说明》中规定的实验，并能够根据要求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高中生物教材中的实验中，本部分有四个实验，当然有关实验方面的考查也将以本专题为主。
(3)要求学生读懂自然科学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看懂图表所包含的信息，并能从中找出规律。本部分知识涉及酶、ATP、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水分代谢、矿质代谢等诸多重要内容，资料、图表相当多，要能认清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的本质，读懂资料信息中与本部分相关的内容。
(4)要求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能应用这些知识去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的生产和人类的生活，懂得自然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社会价值。本部分内容可与实际应用相联系的知识较多，如水分代谢与灌溉、矿质代谢与施肥、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与大棚作物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等。
三、复习对策
（一）把握绿色植物新陈代谢的内在联系
1.水分代谢为光合作用提供反应物和反应介质。充分吸水能维持植物枝叶充分伸展，以利接受更多的光照。水分代谢与矿质代谢相对独立，前者为后者提供良好的溶剂，有助离子的运输，而后者可通过改变浓度差而影响水分的代谢等。
2.呼吸作用通过维持细胞的活性而影响水分代谢的总体强度，还可以影响矿质代谢而间接作用于水分代谢。
3.矿质代谢为光合作用提供必需的N、P、Mg等矿质元素，光合作用又为矿质代谢提供需要的有机物等条件。光合作用为呼吸作用提供O2、有机物和能量，而呼吸作用又为光合作用提供CO2等原料及C3、C5等可能的中间产物。
(二)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
1．细胞中各种物质代谢的相互关系
（1）分解代谢的全过程：①首先大分子降解为组成它们的单体分子，如多糖降解为葡萄糖或五碳糖；脂肪降解为甘油和脂肪酸；蛋白质降解为氨基酸；②第二阶段，多种分子转化成较少种类的更小分子；③第三阶段，通过共同的代谢途径最后氧化成CO2和H2O。
（2）合成代谢的全过程与分解代谢正好相反。以蛋白质为例：①最简单的前身小分子；②由前身小分子转化成氨基酸；③氨基酸合成肽链。
(3)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的关系：两种代谢的“生返”过程看似基本一样，但两个过程所需的酶常有差别；同一物质的合成和分解，各有通道、互不干扰。
2．肝与血糖的调节
四、高考应对策略
由于本专题考点内容多、分数比例大、能力要求高、联系实际广，做好本部分试题，在各类考试中至关重要。
1．应全面复习本专题知识，并将知识系统化、网络化，使本专题的各知识点牢牢地刻在大脑。
2．找出与相关章节、相关学科交叉的知识点，经过大脑的过滤、梳理，做到心中有数。
3．关注本专题内容与现实生活和科学发展相联系的知识点，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弄清相关的生物学原理。
4．要搞清书中的四个实验，包括其实验原理、方法步骤、材料器具、实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实验结果，还要注意与初中生理、理化等自然学科共用的实验器具、科学探究方法的联系，并学会独立设计相关实验。
自然科学物质概念范文6
《南非国家自然科学课程标准（修订版）（R～9）》（RevisedNationalCurriculumStatementForGradesR-9(Schools)NaturalSciences）（以下简称《南非课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引言，包括自然科学学习内容介绍和自然科学评估标准介绍。第二章基础阶段（R～3年级），第三章中级阶段（4～6年级），第四章高级阶段（7～9年级），标准中设定自然科学学习的结果有三个：⑴科学探究；⑵建构科学知识体系；⑶科学、社会与环境。每一学段的学习都是围绕这三个学习结果进行阐述的。第五章为核心知识和概念，包括生命与生活、能源与能量转换、宇宙、物质与材料四个方面。第六章为学习评估。《南非课标》最主要特点就是“以学生学习结果为基础的教育”，所有的课程设计、教学内容的选择、学生的评价与学业成就评估，都是围绕明确的学习结果来组织的，每个学习内容说明都包含详细的评价部分。
二、《南非课标》课程目标的特点分析
《南非课标》的课程目标采用了三维目标设计，称之为三类学习结果：科学探究：学员将能够自信地对自然现象产生好奇心，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和环境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科学知识：学习者能够知道并且能偶解释适用的科学，技术和环境知识。科学、社会和环境：学员将能够证明一个科学的突飞猛进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1.划分细致，指明评估标准
《南非课标》学习了《英国科学课程标准》，将每个学习结果细致地分为几个方面进行描述。规定每一年级学生应当获得的学习结果，同时指明了能够实现学习结果的评估标准。每个年级都有相应的评估标准，描述学习者应当而且能够知道的知识深度和广度，可操作性强，易于学业评估。
2.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
每个学习阶段及其各方面的目标都是依据该年龄段儿童的认知与心理特点设定的。学习内容之间的整合与概念随年级变化。这种设计将学生看成发展的人，既符合教学规律也符合人的可持续发展观。
3.阐明课程目标的意义
每个学习结果后面都会有该学习结果的意义，便于教师理解。“知道为什么才会怎么做”，这是制定规则与执行规则之间的重要桥梁，阐明课程目标的意义不仅增加说服力还能增强执行力。
4.重视科学技术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南非课标》十分强调科技与当地历史文化的融合、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将其单独列为一类学习结果。
三、对我国的启示
1.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生，将学生看作发展的人、变化的人，依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的特点制定分段目标，将大目标分成小目标，分阶段实现，教师能够做出及时评价和反馈，便于调整教学策略。
2“.以学习结果为本”的教育有利于普及基础教育，降低对不同地区教学资源的要求，在教学过程实施中有很大的自主空间，不会导致各地教学混乱。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对于少数民族及偏远地区，可采用学习结果评价方式，使不同民族文化的孩子都能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