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范文1
一、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简说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范文2
用以上思维来研究经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
一、经学的产生过程
经书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传授经书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说那是古籍传授，不能算经学思潮。经学成为 社会 思潮应是汉代的事情。
经学思潮可以说直接产生于独尊儒术。儒家独尊以后，儒家的教科书才成为有权威性的经典。儒家学说为什么会升到独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各诸侯国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这时出现霸主，来维持天下局势。开始都是以尊周天子为号令，以诚信作为结盟的基础，实际上实力是关键。后来，实力成为唯一的根据，讲诚信，被认为是蠢猪式的幼稚天真。韩非子说得好，这时是 “ 争于气力 ” 。在 “ 争于气力 ” 的时代，什么仁义道德都束之高阁。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义，没有诸侯王愿意接受。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是这样，曲高和寡。他们都只好著书立说，将自己的理论通过文字流传下来。在春秋战国的几百年中，有许多思想家研究社会的动乱，探讨治理的方案，企图救庶民于水火。这些思想家治理社会的方案，都有一些拥护者，形成各自的学派。各学派之间进行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许多学者认为那是 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思想的春天。有人怀疑说：乱世还是春天吗 ? 我认为乱世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艰难。但是，坏不是绝对的坏。由于乱，统治者难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较自由。另外，现实的苦难逼着人们思考。许多思想家就在忧患中产生出来。愤怒出诗人，忧患出 哲学 家。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乱世逼着人们去思考天下治理的 问题 ，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凭各种思想自由驰骋。这对于造就思想家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乱世时间长了，各种思想任意自由发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是非观，使百姓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乱与社会混乱互动，安定不下来。因此，乱世时间一长，不论百姓还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统一的思想观念。这是社会的需要。战国中后期，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统一思想的要求。庄子认为以一家思想作为天下人的是非标准是片面的，要以道作为公共的标准。荀子写了《非十二子》，认为各个学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实际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是为了将正确的思想汇编在一起，形成能流传千古的巨著。在 政治 没有统一的时候，想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 “ 春秋无义战 ” 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实力，因此 “ 争于气力 ” 成为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秦国采纳商鞅的变法，以奖励耕战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最后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秦政府实行从商鞅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是很 自然 的事，因为前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政策也应该有所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社会。固守老规矩，是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逆取与顺守应该有别。逆取须凭实力，有时可以暂时不顾道义。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要马上改变方针，采取顺守的政策对待人民。攻守的形势变了，在守的时候仍然不施仁义，是秦政权败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发展实力，却不能维持社会的长久安定。虽适用于乱世，却非治世长治久安的法宝。很明显，法家思想在乱世，有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问题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总之，在乱世，需要用实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义稳定人心。法家理论适合于发展实力，儒家理论有利于维护道义。
秦朝在平定天下后仍然施行法家政策，形成暴政，逼得人民起来造反。秦亡后，刘邦与项羽经过五年激战，最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汉朝。为了 总结 历史教训，汉初思想家比较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治乱产生的原因，总结统治经验。他们知道法家思想是片面的，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陆贾提出 “ 下马治天下 ” 的建议，叔孙通根据儒家思想制订一套朝廷礼仪，贾谊提出一整套治国方略，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斗争，儒家思想逐渐占了上风。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 “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 《汉书 · 董仲舒传》 ) 实际上，这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后来班固在《汉书 · 艺文志》中说儒家 “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 。儒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仁义，所以儒学也称 “ 仁义之道 ” 。孔子是创始者，孟子在战国时代是儒家的突出代表，因此也称 “ 孔孟之道 ” 。儒家尊崇并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以 “ 六经 ” 为主要教学 内容 ，其中，乐经没有文字，实际主要是五经：《易》、《礼》、《诗经》、《尚书》、《春秋》。这些本来只是教材，儒家独尊以后，就都成为权威的经典著作。很明显，汉初社会需要儒学，统治者也需要儒学，儒学就因此上升到独尊的地位。但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只有一种理论，一种学说，总是不够的。法家理论严重排斥其他学说，最后导致秦朝灭亡，也使自己的理论遭到严厉指责。汉初，能够吸纳其他思想的黄老之学受到重视，又因为它提倡无为，最适合战乱之后需要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得到当政者采纳，风行一时。但它的基调是无为而治，不能长久，因为中央无为，地方却会出现一些有为的野心家，觊觎中央政权。特别是在尾大不掉的形势下，这种危险便成为现实，许多明智之士都已经发觉，而文、景两帝对此总下不了决心，最终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这一次动乱，冤杀了晁错，惊醒了景帝，给汉朝统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训。于是汉武帝又开始重视儒学。汉代的儒家以先秦儒学为基础，尽量吸取其他各家的有助于长治久安的思想来丰富、补充儒学的不足，使汉代新儒学形成完善的系统的全面的政治哲学，以适应当时治理天下的需要。这既是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基本保证。在这里，儒学以仁爱为基础，又有开放性，是它极为重要的优势，也是它能够传之久远的重要原因。
总之， 社会 发展 、 时代 需要，是产生经学的客观条件。儒学以仁爱为基础适应人心，又能容纳其他学派的各种合理思想，所以被选为独尊的对象。从那时起， 中国 历史 上出现混乱时，儒学就被放在一边，欺诈和暴力成为争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混乱之后，进入稳定时代，儒学就开始吃香。因此儒学有善于守成的美名，也有过于保守的坏名。善于以仁爱为基本原则的将军为儒将，善于以仁爱为经商规则的商人为儒商，善于以仁爱精神来行医的医生为儒医。称得上 “ 儒 ” 者，都应该比较了解经书中的 内容 所表现的精神实质即仁爱思想，并在各自的实践中加以真正实施。
二、经学的衰落过程
经学鼎盛时期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期以前，即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还是从实际出发的，许多决策还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例如用人，根据需要，选择有适当才能的人。对于边境国防，有的儒生以为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亲近来远，修仁义来服匈奴。汉武帝就没有接受这种迂儒的幼稚想法。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主持财政，实行盐铁官营，夺了富商巨贾的利益，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用汉宣帝的说法，可以概括为 “ 杂霸王道而用之 ” 。元帝以后，纯用儒术，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实力减弱，政府就逐渐失控，无法控制朝廷的强臣和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这就可能导致各地霸主的出现。政府没有强大的财政实力，没有足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法制威力，就很难维持统一的 政治 局面。政治局面不能统一，便出现乱世。 “ 乱世英雄起四方 ” 。汉惠帝时代，吕后掌握实权，几危刘氏江山。平了诸吕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到汉景帝时代，地方势力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准许诸侯分恩，削弱了地方的势力。董仲舒强调大一统论，从 理论 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地方是稳定了，中央又出了大 问题 。王莽借助元后的势力，加上自己的努力，逐渐夺取中央政权，最后由假皇帝到真皇帝，取代刘氏汉室江山，建立王氏的新朝。王莽在当时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儒家形象，借助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也是王莽能够实现夺权的重要原因。王莽夺权后，还是利用儒经中的内容进行各种改革， “ 专念稽古之事 ” 。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他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 “ 天无二日，地无二王 ” ，他就将所有过去封的王都改为侯。又将秦汉时代的官名都改成商周时代的官名， “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 ” 经常改变地名，有的郡名改了五次。王莽召集很多儒生，整天讨论如何按儒家经典的说法，制订一套礼乐制度， “ 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 结果严重耽误正常的政务。吏禄改革，货币改革，导致 经济 失控，社会大乱。王莽的，使儒学的形象也大受 影响 。光武中兴，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恢复了儒家的声誉。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朝政府失去政权，儒家经典也失去权威。在以后的魏晋时代，否定儒家经学的言论很多，经学也就明显地衰落了。
儒家衰落的原因从理论上探讨，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盛极而衰。独尊儒术以后，经书地位极高，经学成为社会思潮，不许任何人提出怀疑，更不允许批评，就是对经书的解说也成为不许改变的家法与师法，形成僵化的思想体系。孟喜 研究 《周易》，颇有创见， “ 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 ”( 《汉书 · 儒林传》 ) 众人推荐孟喜，他所传授的弟子后来也当了博士，可以说明孟喜的《易》学水平确实很高。仅仅因为他有所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有完全按师法来讲，就被取消了任博士的资格。由此可见，当时的师法是不容许改变的。
其次，合久必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思想也是合久必分的。任何一种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都会因社会的变迁，传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发展变化。开始可能变化很小，时间一长，变化渐显。例如董仲舒传《公羊学》给嬴公，嬴公传眭孟，眭孟传颜安乐与严彭祖。 “ 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 ”( 同上 ) 董仲舒的《公羊学》传了三代，就分成了两大派。颜安乐的后学又分为?路之学与冥都之学。彭祖 “ 廉直不事权贵 ” ，有人劝他灵活一点，他说： “ 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 ”( 同上 ) 有的学者固守先师的说法，有的学者追求富贵，委曲从俗，就对先师的说法略加修改，以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这样，思路就不一样了，就 自然 要分派了。分派原因可能有多种，治学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可能也是分派的重要原因。一种学说成为意识形态，权威很重，许多人研究，理解有深浅之别，有为己为人的不同，也有寻道义与谋利禄的差别，理论思维还受到个人经历、社会地位、周围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产生差异。同样经书的一句话，可能有多种解释。这就可能出现混乱。为了统一思想，汉代统治者多次召开经学研讨会，最大的两次就是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即使这样，由皇帝出面作裁判，经学的分歧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一种权威思想体系总是相当庞大的，成分也复杂。后学各取所需，重心不同，方向不同，也自然会发展成不同的学派。学说内部特点与外部环境变化，都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分裂产生内耗，导致自身的衰亡。
第三，政治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思想被统治者选中，成为意识形态。有的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成为异端。当社会稳定，国家强盛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力量加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就盛行于天下，成为思潮。而异端思想就受到压抑，遭到严厉批判。在汉朝鼎盛的时候，儒学成为经学。到东汉末，政权衰落，经学一旦失去政治权力的支持，支撑和维系经学的社会力量就削弱了。经学由于失去靠山，也就衰落了。隋唐时代的佛教也是由于政治人物的支持而兴盛。唐初达到极盛，接着就有了唐武宗灭佛之举，导致佛教衰落。佛教兴衰也是跟执政者的支持密切相关。而王充 哲学 则是异端思想，社会稳定，国家兴盛时，王充《论衡》就受到严厉批评；到了乱世，王充《论衡》就受到读者的推崇。
第四，社会动乱。经学需要和平环境。群众在生活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也就顾不得文化了。东汉末年的动乱就给经学衰落创造了社会条件。
从学术本身来讲，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探讨。从西汉着重义理到后来注重训诂，从今文经学转古文经学，使经学沉溺于文字训诂等小学功夫，失去儒学思想中的大道之学的精神活力；注经出现极端繁琐现象，引起学术界不满。总之，僵化、繁琐、不注重精神，没有活力，是经学衰落的必然过程，也是盛极而衰的自然现象。
参考 文献 ：
[1] 孔丘 . 论语 [m]. 诸子集成 .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2] 孟轲 . 孟子 [m]. 诸子集成 .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3] 荀况 . 荀子 [m]. 诸子集成 .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范文3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创立。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围绕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提出各自的主张，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学派。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敝，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离世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十分强盛，这为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范文4
应该说，在现代中国，确实有一些群体，那些浮在历史最表层的群体，以形形的外来观念改造中国。但若透过种种时髦的意识形态泡沫，进入文化、社会、政治之深层洪流，就会发现另外一层景象。这个洪流就是晚清之儒家士大夫及其现代形态――中国保守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
这个思想和政治传统贯穿于现代历史。欧美列强之武力侵略与文化渗透确实刺激了他们，不过，他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回应，尤其不是简单地引入外来观念，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性意识，从思想和制度等各方面，致力于自身文明之新生转进。恰恰是他们构建了现代中国诸多领域的秩序，这秩序归根结底是中国的。
曾文正为现代化做好准备
起点是曾文正公。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等汉儒主张，复古更化，形成“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此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至少体现为三项制度：独立于皇室的儒家士人政府，儒家士君子主导之社会自主治理，以及礼俗之治。
共治体制的灵魂是儒家士君子，这构成了中古中国治理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其演进机制是，因缘际会，某些大儒产生强烈的使命感，而重新阐释儒家之学。随即开门授徒，在腐朽的社会中结成一个新兴士君子社团。新学之影响逐渐扩展，促成儒家士人群体之道德觉醒。而由于儒家之学内在的实践指向，这种道德觉醒立刻催生出社会治理之主体性意识之觉醒，儒家士君子会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纲目，更化社会，进而寻找改变政策，甚至革新政制，此即所谓“变法”。
儒家士君子之道德与政治自觉，同样是清末绅士主义运动的根本动力。曾文正公的意义也正在于唤醒儒家士人之道德与政治自觉，从而完成了晚清制度转型的文化与政治准备。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明白清统治之根本策略。满人以一东北蛮族入主华夏，钱穆先生称之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满族统治者内心充满疑忌，而他们清楚知道，儒家士人乃是华夏中国之社会组织核心，四民社会之天然领袖。因此，自身部族政权是否稳定，系乎士人之是否顺服。为此，清统治者综合运用笼络、镇压两手政策抑制士气，前者如开博学鸿词科，后者如屡兴文字大狱。由此，士气，也即儒家士人之气，流失殆尽。儒家士人普遍地没有道德自觉，更没有政治主体性意识。从宪制上说，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不存在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之体制。由此导致清政治、尤其是吏治，实为秦汉以来两千年间最为腐朽败坏者。
不过，儒家自然在士人内部激发出一种反弹，其中得风气之先者为桐城派与常州学派。两派的共同特点是，反对训诂考证，重回“儒家之整体规划”，桐城派代表了士人的道德自觉，常州学派的春秋公羊学代表了创制立法之雄心。这两股潮流会通于湘乡曾文正公。湖湘之学向来以程朱之学为本，故曾文正接续宋代士人传统，强调士君子之治理主体性。文正名篇《原才》即清楚表明这一点：“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天下治理之优劣系于士君子之德、言、行，而士气则系于“一二人”之自觉与努力。
在曾文正那里，儒家完成了一次思想学术上的自我革命，既恢复了正心、修身之道德责任感，也恢复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政治主体意识。晚清儒家士人群体精神为之一振，而中国的现代事业，正是在此基础逐次展开。
曾文正平定洪杨之乱的政治后果是，其部族统治瓦解，作为中国政体之正统的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得以恢复。这是一场主义革命。正是经历这样一场主义革命后，现代国家建设事业才得以自主地展开。因为，它塑造了建立现代国家的主体：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士人群体。
也就是说，西方文明之变体洪杨天国理想带给中国的惨祸，给儒家士大夫打了一剂防疫针，他们在道德上觉醒，并搭建了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政体平台。这样，面对西方列强一波强似一波的冲击，中国人始终可以立定主体性，在保持独立的格局下，展开现代化进程。可以设想，若此时当权者的精神状态和政治结构仍处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那种颟顸愚状态，则中国难免沦为殖民地。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也以晚清第一大儒的身份，从多个领域开辟现代化事业。很多人以为，面对现代化的各种制度、器物，儒家是保守的。然而，这是对儒家的误解。《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八纲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者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优良秩序，儒家既重德，也重物。儒者重视道德自觉，而此自觉立刻指向养民，治国平天下，这就不能不借助知识，不能不依靠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儒家的心灵完全能够接受一切有效的知识、器物与制度。
曾文正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规划了江南制造局。他组织了兵工学校、译书局，也第一批派遣学童到西洋留学。晚清自强运动恰始于这样一位儒者。事实上，整个自强运动基本上就是由那些程度不等地受曾文正理念影响的儒家士大夫推进的。
同时，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之儒家士大夫也敞开胸怀，接受形成于西方的民主、法治这类治理技术。1876年，曾文正至交郭嵩焘以兵部侍郎头衔出使英国，成了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兼驻法公使。他惊讶地发现，儒家理想在英国部分实现了。英国吸引郭嵩焘的，不是技术，而是政治。故郭嵩焘早早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儒家最为关心治道，故他们相信，中国学习西方，应当首先着手深刻的政治制度变革。
现代化的四份蓝图
政教，这是儒家士大夫关注的核心，所以，到19世纪末，儒家士大夫很快就形成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完整蓝图。
第一份蓝图出自康有为。康有为在早年学习程朱理学，后来又受阳明学影响，且有宗教体验。此后阅读西学著述，次年又短暂游历香港与西人治理的上海，而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乃如饥似渴地研读西学。中学、西学在康南海头脑中混杂、发酵，生长出种种新奇的念头、想法。
然而，让康有为形成完整立国蓝图的思想力量，却在春秋公羊学。经学中，春秋公羊学具有创制立法之雄心和技巧。董仲舒等西汉儒者以之形成复古更化方案，推动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建立。龚自珍、魏源等人已透过公羊学的特殊思考方式产生变法意识，并开始关注西方。康南海将这两点予以极大发展，以公羊学的思考方式，借助西学，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现代国家的蓝图。
考察欧美各国可发现，健全的现代国家秩序至少需要整合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高效率的现代财富生产体系，以及能确保共同体成员保持共同体感之财富分配体系；相对公正的法律体系，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执行机制；能让国民较为广泛地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这包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民主，以及社会自治等；最后而最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制度体系，这包括被妥善安排的宗教，国民教育体系等等。康有为在这四个方面均有明确方案。
尤其重要的是孔教会构想。此构想遭人百般诟病，然而，恰恰这一点，体现了康有为的先见之明。任何文明社会均需教化体系，董仲舒以来，中国社会之教化者是内在于国家结构中的儒家士大夫。康有为预见到，现代国家的构建必让这套政教体制崩溃：康南海变法的核心主张就是废科举，令士子改习西学。士子由此将离弃君子养成、化民成俗之学，趋向专业化的工程技术之学。如此必出现教化的真空。有鉴于此，康有为将教化使命托付给孔教会，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国民教化体系。
当然，康有为的方案未必是唯一的，大可设想其他方案，但康有为的用心是深刻的。
张之洞的方案比康有为更为稳妥。与康有为不同，张之洞既做过“清流”，以道德理想审查政治，又长期担任地方大员，尤其是在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任上，经营新政，长江中游各种现代化事业无一不始于张之洞。自始至终，张之洞都是变法自强之主将。而当康有为提出其激进思想时，张之洞冷静思考，撰写《劝学篇》，第一次系统表述了现代中国之保守主义理念。
张之洞清醒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中国面临巨大冲击。处此大变局中，有两种极端的回应：守旧主义，激进主义。张之洞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必然撕裂社会。张之洞提出中道转型之路：一方面积极推动制度变革，为此而主张，中国应当大胆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西政”。但另一方面，张之洞始终坚持中国之主体性。由此形成的方案就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张之洞的论述中，旧学、中学涉及价值、信念，人格之养成必赖旧学。西学、新学则是建立优良社会治理秩序之工具。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说，“旧学”指中国文明。文明有道，四书五经是道之抽象化表述。中国欲完成现代转型，必须学习西方。但这种学习必须立定自身之主体性，以我为本，会通中西。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明之转型，而决不是自我否弃。张之洞说的旧学为体之“体”，就是中国文明之体，借助于西学之滋养，中国之体将更好地生长。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保守主义。张之洞主张变革，但拒绝激进地全盘变革之呼声。制度可以改变，技术可以引进。但价值、信念、习俗、人伦不可变，这些是文明之体。百年中国之挫折、曲折已证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建立现代秩序之唯一正道。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主要居住日本，以撰文为生。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连载《新民说》各章，对现代国家之精神及其构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此后中国各家思想，从保守、到激进，皆深受其影响。
梁启超实现了政治思考轴心之转移，他断言，国是由个体的民积聚、联合而成。个体的民进入政治思考之视野，且立刻居于中心。这样，建立优良秩序之关键就不在于君如何，甚至也不在于君子如何，而在于民如何。因此，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国民之文明程度决定着政治之文明程度。由梁任公此一思想引发出后来的民众教育、国民性改造等重要文化、政治议题。
那么，新民的要害在哪里？在于凝聚“国民”。现代西方人建立了国民国家（nation-state），提高了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因此而具有强大的力量。中国人要救亡图存，就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立国民--民族国家。但中国人普遍缺乏国民国家理念，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这导致中国人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新民”，培育 “民德、民智、民力”。
梁启超以后，中国人不知国家、一盘散沙等说法，广泛流行。不过，梁启超开出的药方是，开议会、行自治等现代的制度安排。而其他各派提出的种种主张，比如意识形态宣传、先锋队政党领导、政治深入基层等，其实都是为了回应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提高国民的组织化程度。
孙文比较特别，他显然不是儒家士大夫。他出生于珠江三角洲乡村普通农家，深受儒家价值熏染。但青少年时代，他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对西方之价值、学术有深入理解。因此，孙文的政治理念注定了是激进的，并很快就走上革命之路。然而，孙文从事革命所依托的组织和财政力量，均来自海外华人，而他们却最完整地保留着中国风俗，坚持中国传统价值。
于是，孙文思想也就被框定在保守主义范围内。一方面，他始终坚持民有、民享、民治，为此而设计了完整的宪法架构。另一方面又始终坚信，民国理想扎根于中国文明：“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这种道统自觉、文明主体性意识让孙文在设计民国宪法时坚持中国的政治主体性：他拒绝联邦制，坚持五权宪法，考试权、监察权就是为了体现现代政体与传统的连续性。这表明了一个文明大国之立宪者自主地构建现代宪制之伟大抱负。
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也即现行台湾地区宪法的起草人是张君劢，他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在这四份建立现代国家的纲领中，可看到一些共同特点：政体上全面变革，但坚守中国之道。中国当然需要学习欧美各国已被证明有效的治理技术，事实上，因为儒家向来聚焦于优良秩序，故这始终是儒家学习西方的终点。但是，这四份方案又始终坚持中国的主体性。欧美治理技术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之道，那当然可以学习之，但中国之道不可变。具体而言，他们都坚持，儒家必须在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中占有其位置，以发挥教化作用。至关重要的是，儒家精神还渗透于政治结构中，而不只是停留在文化、教育层面上。
儒家中国击退激进主义
以上述四个纲领为依据，晚清、民初十余年，中国发生重大变化，中华民国成立。不过，由于种种因素，民国制度巩固失败，由此导致激进主义之兴起。
激进主义存身于现代知识分子中。1905年废科举，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育专业人士。其中有些人关心公共事务，并通过报刊等现代大众媒体表达意见，通常针对既有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等一切建制发表批判性意见，而塑造舆论。此即知识分子。
当袁氏称帝、民国政治声誉扫地之时，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正好成长起来，中国思想、观念和政治领域中，陡然增加了一股激进化力量。现代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于儒家士人。士人大体上在体制内，是秩序之构建、维护者，故有保守主义倾向。现代知识分子则普遍接受西式教育，寄居于现代城市，与中国文化、社会缺乏有机的联系，无缘参与地方治理。他们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都属于边缘人物，故其立场必然是激进的。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之后，激进主义在中国就连绵不绝，直到今天。且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日趋激进化。
不过，在激进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之外，扎根于儒家的保守主义思想与政治力量也日益成长。在每一次激进化的同时或之后，都有保守化。这两种力量的冲撞构成了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要线索。
首先来看两个新文化运动。第一个新文化运动众所周知，其纲领是打倒孔家店，全盘外国化。这是现代激进主义的渊薮。不过，在此之外，保守主义也迅速成长，体现在两场论战中：第一场是“东西方文化论战”，第二场是“科学与玄学论战”。这是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的两场有力阻击。
因此，新文化运动期间，激进反传统派固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保守主义也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扎下根。尤其是催生了现代“新儒家”。20年代后期，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狂潮褪去，整个思想文化界趋向于保守化，调和、会通中西思想、文化，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观点。到30年代，经由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人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体系成熟。
而新儒家思想体系是百年中国唯一成熟的思想成果，其他各派激进主义完全没有思想成就可言，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不过是宣传。虽曾波涛汹涌，终究灰飞烟灭。今日中国思想，正是从新儒家思想出发的。
政治上，同样有激进化与保守化之交替，国共两党均经历过。
清末，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只要政治革命，不要种族革命。在梁氏心目中，保留皇帝就是保留中国价值和生活方式。革命派不仅要求改变政体，也要求清皇室，颠覆持续数千年的深层的社会政治传统。不过，武昌首义之后，革命派迅速经历了保守化转型，回归政治革命。
新文化运动给孙文在南方的革命输入新元素：首先是列宁主义的革命理念与政党组织理念，其次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接受了新思想而南下的青年干部。故1924年的改组，是现代政治史上一件大事：以意识形态建党，以党统军，以党治国的三位一体架构基本建立。南方革命政府发动了一场带有强烈的社会、经济革命色彩的国民革命，以武力基本实现政治秩序的统一。
不过，在此过程中，内部发生分裂，其实质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分裂。新任领袖蒋中正趋于保守。蒋虽信奉基督教，其思想根基却是王阳明、曾文正等儒学，他毕生以儒家修身功夫自我约束。30年代，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试图对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纲目进行现代转化，以重建基层社会秩序。此后，融会儒家道德伦理纲目于现代生活中，成为蒋氏之文化政治纲领。这包括1966年在台湾发起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这场运动，针对大陆的“”。而“”标志着大陆全盘激进化的巅峰。20世纪中期继续革命之激进程度和范围是空前的，代之以一个全新的乌托邦。
然而，如此制度在现实中很难正常运转。在生存压力下，民众、甚至各级官员，不断地偏离正式制度，自发回归传统制度。民众自发恢复传统的努力，得到党内主流派的支持。在共产党内隐约存在着一个自觉程度不等的儒家传统，对于毛基于传统底层新兴宗教的乌托邦，保持疏远、厌恶甚至反抗。他们经常对民众自发回归传统的努力予以肯定、支持。20世纪中期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大体上都是为了压制党内外传统理念和制度回归之倾向而发动的。
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而民众自发回归的力量已非常强大。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等领导人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承认民众以“创新性违法”方式创立的制度之合法性，由此而有了制度的“改革”。其实，民众创造的新制度就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的传统制度。
因此，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诸多良性变化其实是中国文明之复归。当精英群体陷入激进狂热时，普通民众守护和部分恢复了本于儒家的中国文明。当然，民众可能是不自觉的。而随着文化、社会空间不断被市场撑大，经由港台、海外儒学之引入，儒家在大陆再次登场。有越来越多的精英有儒家的自觉、中国之道的自觉，这进而成为当下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势力。
顺势而为，本届领导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立场：肯认儒家，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从、总理等人的言谈举止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70年代开始、但尚不自觉的保守化过程，也即中国文明复兴过程，至此跃上了政治自觉的层面。未来中国的政治将是文明复兴目标统摄下的全面改革。
这种文化立场看似新鲜，实则在现代中国历史、在中共历史上，有其悠久的渊源。这就是现代中国以儒家为本的保守主义传统。保守主义坚信中国要现代化，但这一定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就是现代化之主“体”，西学及其承载的治理技术，对中国来说当然只能是用。而中体就是中国之道，董仲舒曰：“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变革有其限度，经济与社会治理的技术可变，中国人的信仰、价值、习俗、生活方式等关乎中国人生命样式的领域，不能变，更不必变。激进主义试图改变这些领域者，反而遗忘了技术与制度变革。反之，保守主义对此保持审慎节制，反而推动了现代化各种事业。在百年中国历史上，激进主义在破坏，保守主义则在建设。
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范文5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儒家学派政治思想范文6
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文明的“轴心时代”。据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言：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笔者按：这正好是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事实上，中国先秦时代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中国人自己也早有认识和评介。先秦时的庄子就在其《天下篇》中有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都是对这种百家争鸣的形象描绘。近人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当然了，我们说在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是所谓“百家争鸣”时代，不过在学说和流派上真正能称上“家”的，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了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寻常百姓的儒家而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农家（所谓“三教九流”之“九流”），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家在当时都是与儒家学说旗鼓相当影响相近的学派，并且和儒家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妨来仔细看看这些儒家外的其他学派都有那些重要思想。
就道家而言，其思想核心当然就是“道”。“道”是改学派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在宇宙观上，道家认为“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也因此在政治观上，他们主张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而在人生观上，因为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他们主张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墨家的学说中心是“尚贤尚同”。在宇宙观上，他们主张“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又主张“尊天”、“事鬼”。在政治观上，墨家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在用人上，他们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上，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法家则对法律情有独钟，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纵横家则指先秦时奉行不同外交策略的外交家。他们分别主张“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与“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在外交策略上其影响深远至今未绝，但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却不大。名家则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阴阳家乃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是所谓“五德终始”学说的创立者。至于“杂家”则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其特点是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农家则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多亡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