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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的重点范文1
“我2015年做了100多场精准医学报告，今年也做了不少。”
分子肿瘤学家詹启敏曾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因为相信“回来能有更大的平台，做更大的事”，他于本世纪初回国，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干就是10多年，2011年当选工程院院士，今年4月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
“过去10多年，除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我还一直在国家医学科技战略层面参与顶层设计工作，这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詹启敏的相关资历包括“863计划”医药生物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卫计委科技行业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精准医学计划专家组组长等职务。他认为，精准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机遇，利用国家的组织优势、技术力量发展精准医学，将实现中国医学的“弯道超车”。
国人健康面临巨大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目前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任务面临的挑战？
詹启敏：我们得先明白建设健康中国的艰巨性。第一是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等;第二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第三是食品和药品安全。
疾病方面，首当其冲是恶性肿瘤。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新增430万癌症病例，癌症死亡病例超过280万。心脑血管疾病年死亡人数超过350万，现有高血压患者2.7亿人。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处于糖尿病前期的超过患者人数。慢性肾病1.1亿人，风湿病致残率非常高，估计约8000多万人。老年性疾病，如老年痴呆600万人，每年增长30万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8千万。还有突发性传染病，比如非典、流感和手足口病等。全球是一个“地球村”，即使是一些发生在地缘距离很远国家的传染病，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在我国传染的风险就是一个“机舱之隔”。
《财经国家周刊》：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患者群体，如何应对？
詹启敏：目前临床疾病诊断治疗的现状就像海上的一座冰山，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海面上的部分，治疗的手段也主要是针对海面上的部分。
以肿瘤诊疗为例，现在采用的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中医药等方法，都是针对海面上的部分。我们对海面之下冰山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带来两个瓶颈性问题，一是大部分就诊病人已是中晚期。发达国家早期诊断在50%以上，北欧国家早期诊断可达80%，而中国不到20%;第二是目前的治疗手段有较大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实际上，“海面”下的情况包括遗传背景、变异、免疫和内分泌改变、细胞分子改变等，最后导致组织器官病变。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有上百年，从一个简单的听诊器，到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检验，从 X光、CT、彩超、核磁，再到分子影像、分子病理和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免疫组等组学技术发展、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让我们实施精准医学有了可能。换句话说，由于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推动医学发展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可以说，精准医学是人类医学史上一场深刻变革，是生物经济时代的新引擎，更是中国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
精准医学与中医理念相通
《财经国家周刊》：精准医学与过去的诊疗方法有何根本不同？
詹启敏：精准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提出的辩证施治理念，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相通的。因为中医是一个系统疗法，主要关注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不同器官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这些认识防病、治病。中医多是经验的积累，而精准医学涉及多方面：一是人类基因组测序、生物芯片技术的革新，也包括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免疫组学和微生物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二是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的进步，包括生物信息、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三是微创技术、手术导航、手术机器人等。我们应把精准医学作为一个完整科学向前推进，增加疗效、减少副作用并能降低医疗费用。
精准医学包含了对患病风险的精准预测、疾病的精准诊断、疾病的精准分类、药物的精准应用、疗效的精准评估、预后的精准预测。精准医学不仅仅是针对临床诊疗，也涵盖整个健康过程，包括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转归（复发和转移等）和康复等。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以某种病为例，谈谈精准医学的应用？
詹启敏：目前的医学诊断模式，一般是通过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影像学资料，具有相同或相似症状指标的患者，使用相近的治疗方案，但病人结局不一样。比如，大部分常规肿瘤化疗药物在临床治疗上真正有效率低于50%，也就是说50%多的病人是部分有效或根本无效。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精准医学手段把这50%有效的病人筛选出来，达到精确治疗的目的。精准医学还可以对疾病的转归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提示。
精准医疗目前最好的抓手是肿瘤。人类基因组全序列图谱的绘制完成，使人们首次有可能从基因水平洞悉癌细胞、癌基因与正常细胞、正常基因的不同，进一步了解癌细胞转移机理，这些认识为针对性的疗法提供了可能。肿瘤精准医学是一种基于肿瘤病人“定制”的医疗模式，即“对症下药”，针对每一个肿瘤病人个体特征定制和实施医疗决策。癌症精准医学诊断，不仅限于基因和蛋白检测，包括遗传、分子及细胞学信息，还包括生活方式、环境信息等在内的大数据综合分析。癌症精准医学治疗不仅限于靶向治疗，还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各种治疗方式的综合运用。 早在2014年10月15日，在深圳已启动国家基因库建设，目标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生物资源样本库。图为工作人员把样品放入全自动微生物检测仪中进行培养。
肿瘤精准医学的总体思路是将肿瘤防控“预防、诊断和治疗”三个环节与精准医学“精确、高效、安全、经济”结合到一起，实现三合适：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治疗。
精准医学的最终目标是以最小化的医源性损害、最低化的医疗资源耗费去获得最大化的病患效益，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弯道超车”机会何在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等国已率先提出精准医学战略，中国的精准医学有什么优势？
詹启敏：我国在精准医学方面还是有弯道超车的机会。重点应放在我国健康需求大和空白的领域。我们目前选择精准医学研究对象有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疾病，因为中国疾病谱和国外的疾病谱不太一样;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罕见病;第三，在我国有较好的科学研究基础和资源优势的疾病。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疾病？
詹启敏：比如肿瘤方面，西方高发病为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我国除肺癌外主要都是在消化道，如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消化道癌症居高不下，乳腺癌、结直肠癌等迅速上升。我国有4种肿瘤的死亡位于世界第一位，包括肺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攻克这些癌症是中国医学界的历史责任。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按精准医学的概念，是不是以后疾病分型可以按照基因分型？
詹启敏：在目前临床分期和病理分期的基础上，分子分型和分子分期可以提供更精准的临床治疗依据。以血液病为例。30年前，白血病分类较简单，主要是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成人白血病和幼儿白血病，再就是淋巴细胞白血病。但现在通过核分型就可以分出几十种来，例如M3白血病，采用我国发明的三氧化二砷治疗，5年生存率达95%以上。可以预测，将来还可能会有更细的分子分型，会对白血病治疗和临床转归有更精准的指导意义。
《财经国家周刊》：这应该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诊疗过程？
詹启敏：伴随精准医学发展，将出现很多新的疾病诊疗路径、标准、规范和指南。但是，未来这些新的疾病分类和治疗指南规范的制定由哪国完成，取决于该国的医学科技创新竞争力强。这是一个历史机会，至少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诊疗标准应该由中国主导。
中国人口众多，临床资源比较丰富，开展科学项目有组织上的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像制造“两弹一星”一样，将中国的疾病资源和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需要国家级健康大数据
《财经国家周刊》：发展精准医学，要重视哪些环节？
詹启敏：第一是生物样本库。谁拥有生物样本资源，谁就掌握医学科技主动权，谁就能占据医学竞争制高点。中国生物临床资源在全世界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的人群多，病种全，但共享比较差，现在很多样生物样品库在医院，资源共享和互通有无做得比较差。
再就是大数据。从出生第一天起一直到生命终结，从健康、亚健康、疾病前期、疾病治疗和康复期、生病终结期，整个生命过程都产生动态数据，健康大数据是地球上最大的数据库。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级的健康大数据库。
目前比较成熟的是临床信息和组学数据，基因组最成熟，蛋白质组逐渐也用上了，还有免疫组、肠道微生物也开始用到临床。
精准医学的重点范文2
王家耀院士做了题为《时空大数据及其应用》的主题报告。他指出，现代城市的管理对空间和时间具有越来越高的依赖性，本质上是对城市时空大数据具有越来越高的依赖性，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有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就是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它应是开放的、动态的、可计算的，应具有传感网接入、共享、聚合、交换、分析与挖掘、知识服务与辅助决策功能，其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和深度增强学习，人类自然智能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等。这个“大脑”建设好了，越来越聪明或智慧了，城市才能智慧。
润生院士做了题为《基因组、大数据与精准医学》的主题报告。他指出，精准医学研究已成为新一轮国家科技竞争和引领国际发展潮流的战略制高点。精准医学就是组学大数据与医学的结合，使医学发生本质变化，实现从诊断治疗到健康保障的转变。精准医学的发展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孕育巨大市场空间。
龚健雅院士做了题为《社会感知时空大数据分析》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大数据是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也是一个交叉学科。社会感知时空数据包含了多源、异构、海量的数据，同时包含了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感知是借助于各类地理空间大数据研究人类时空间行为特征，并进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时空分布格局、联系以及演化过程的理论和方法。相比于传统遥感技术主要用于捕获地理空间中的自然现象，社会感知方法则长于发现社会经济现象，从而有效弥补遥感方法的不足。
武向平院士做了题为《引领大数据时代的平方公里射电陈列：SKA》的主题报告。他指出，SKA望远镜是ICT时代的产物，将会主导未来五十年射电天文领域的发展方向。SKA产生的巨大数据量，已远远超出现有大数据的概念范畴，将对传统研究模式产生巨大挑战。
方向东研究员做了题为《大数据时代的精准医学与健康管理》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大数据在医学应用领域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数据开放共享、数据隐私安全、保障体系和人才匮乏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现有基因组样本库建设过程中，数据受到严重威胁，呼吁相关研究机构要保护自己产生的生物数据资源，把这些宝贵资源留在国内。
精准医学的重点范文3
[关键词] 精准医学； 口腔精准医学； 个体化医疗； 生物样本库
[中图分类号] R 7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7518/hxkq.2015.03.021
[Abstract] The completion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the progress in medical practice have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medicine， which is a medical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customization of medical care including medical decisions， practices， and/or medical products with patient’s genetic backgrou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life behavior be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work proposed precision stomat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y integrating data reported in recent literature， we described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in multiple disciplines in modern dentistry.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and its future challenges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precision medicine； precision stomatology； personalized medicine； biobank
2011年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美国科学委员会共同发出“迈向精准医学”的倡议，并首次提出了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概念[1]。精准医学可归纳为P4医学，即前瞻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及参与性（participatory）[2]。精准医学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各种高通量组学技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共享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精准医学有赖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组学技术和生物医学前沿技术，对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亚型分类，最终实现对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体化精准诊疗，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效益。
精准医学研究正成为国际医学领域的前沿与焦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正式提出了“精准医学计划”（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拟研究个体遗传变异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了解疾病治疗的分子基础，加速推动个体化精准医疗的发展。精准医学也引起了众多国内医学工作者的关注。王辰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已制定了临床常见病种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指南，通过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平台，在国内上百家三甲医院建立精准医学中心，根据患者基因特征，开展个体化精准药物治疗，取得很好的效果。
口腔医学作为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口腔疾病都基于个体遗传与环境因素，全身系统性疾病与口腔健康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现代口腔医学需主动参与全球医学研究前沿，构建新的口腔疾病知识网络，优化口腔疾病个体预防、诊断及治疗，提高口腔医疗的均等性、可及性和先进性，降低重大口腔疾病的发病率，提升疑难疾病的治愈率，实现口腔精准医学（precision stomatology），促进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1 口腔疾病的精准医疗
当前口腔疾病的诊治主要基于临床症状和病理学表现，但一些临床或病理分型相同的疾病，经过相同临床治疗的效果并不相同，提示现有口腔疾病诊疗远未达到个体化水平。口腔精准医学应当深入研究个体差异对口腔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根据疾病发生的遗传背景，结合环境与宿主生活习惯等因素，建立新的口腔疾病知识网络，实现个体化的疾病“精准预防”与“精准诊治”。下文以口腔医学各学科典型疾病为例，结合近期相关研究进展，阐述口腔精准医学对各学科发展的指导意义。
1.1 口腔癌
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主要从肿瘤防治新途径入手，旨在基于分子标志物对肿瘤进行分类，并针对关键分子靶点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促进疾病的预后[2-3]。口腔癌是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主要包括唇癌、牙龈癌、舌癌、软硬腭癌、颌骨癌、口底癌、口咽癌、涎腺癌和上颌窦癌以及发生于颜面部皮肤黏膜的癌症等。广义的口腔癌包括眼眶以下、颈部以上范围内所发生的癌症，绝大部分属于鳞状上皮细胞癌，统称为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中国是HNSCC的高发地区。全球HNSCC致死率在癌症致死率中排名第六，诊断后5年生存率不及50%，属预后较差、毁容性疾病。过去30年间，手术、放疗及化疗等治疗手段的发展对HNSCC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有限。如何早期检测HNSCC病损，寻找有效药物靶标治疗晚期和复发患者，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获得与临床相关的癌变分子标记，实现早期诊断、有效阻断、靶向治疗，成为HNSCC精准医疗的关键。
鉴于口腔肿瘤与唾液在解剖学上的密切关系，以及唾液生物学样本易获取、转运、保存的生物学特点，近年来唾液组学借助各种高通量组学技术，从大规模口腔癌患者人群唾液样本中筛选出大量的生物标记物，为口腔肿瘤的早期诊断与个体化治疗提供了众多潜在的分子靶点。美国加州大学牙学院科学家团队建立了唾液组学知识网络，包括Saliva Ontology和SdxMart两大功能模块，前者通过统一的语言，实现不同研究者间以及唾液组学与其他系统组学间的数据对接；后者通过可视化界面，实现对口腔癌及其他常见口腔疾病在蛋白组、转录组、非编码小RNA、代谢组等层面分子标记物查找，旨在有效整合与共享唾液组学研究数据与临床资源，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口腔癌精准医疗的转化[4]。
近期针对头颈部肿瘤组织的高通量测序研究表明，多数HNSCC中存在一些基因突变[5-8]，包括p53信号通路相关的TP53[9]、与有丝分裂相关的PIK3CA[10]以及Notch信号通路相关基因（Notch1、Notch2以及Notch3）等[11]。另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基因突变（936 C>
T）以及GSTM1功能失活突变均被证实与亚洲人群口腔癌的易感性密切相关[12-13]。针对上述分子靶点设计个体化基因治疗，将有助于实现口腔癌的精准治疗。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李龙江教授团队对口腔癌不同阶段患者接受基因治疗敏感性的临床研究积累了长期经验，近期研究发现重组腺病毒p53基因治疗结合常规化疗可显著提高口腔鳞状细胞癌三期患者的生存率，但对口腔癌四期患者生存率无明显促进效果[14]，提示建立针对口腔癌临床分期的个体化精准医疗势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约有62%的口腔鳞状细胞癌来源于口腔潜在恶性病损（oral potential malignant le-sion，OPML），后者主要包括白斑、红斑及扁平苔藓等口腔黏膜疾病。对于OPML患者，早期诊断与恶变风险评估尤为重要，早期干预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15]。目前研究[16]已发现一些可导致OPML恶变的风险因素，包括病理组织学改变和环境因素，然而通过这些风险因素来判断OPML是否可能恶变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5]。研究发现个体基因背景与OPML恶变与否显著相关。具有恶变倾向的白斑病变组织中观察到p53高表达，或p53低表达的同时伴有Ki67高表达[17]；具有恶变倾向的红斑病变组织中p53突变率较高[18]。通过对不同阶段OPML及口腔黏膜原位癌患者的病变组织样本进行组学分析，发现了一些功能基因拷贝数改变以及mi-RNA改变与OPML进程密切相关[15，19]，提示基因转录调控及转录后调控可能参与了OPML恶变过程。深入研究个体基因信息与OPML转归的关系，建立新的疾病分类体系，对早期诊断及精准治疗具有恶变倾向的OPML有重要意义。
1.2 口腔感染性疾病
龋病是最常见的口腔感染性疾病，可对牙体硬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个体的龋病风险评估及早期干预尤为重要。通过动物实验及临床回顾性研究，已发现了一系列患龋风险因素，包括致龋微生物检出率、高糖饮食、口干症等。然而近期研究显示，部分人群即使暴露于高致龋风险因素，其患龋率仍较低，而一些较少暴露于上述龋病风险因素的人群，其患龋率却比较高，提示现有龋病风险评估系统尚存在局限性，可能与忽略了个体遗传背景及缺乏对个体口腔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的整体评价有关。动物实验[20]及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遗传因素与龋病发生相关[21]；进一步通过连锁分析及关联分析，发现某些参与釉质发育、味觉喜好、唾液组成及宿主免疫的基因与龋病易感性相关[22-23]。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作为一种非假说驱动的开放式研究，已成为筛选、鉴定更多与龋易感性相关基因的有力手段[24-27]。Shaffer等[24]早在2011年对3～12岁乳牙列患龋儿童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与关联分析，发现包括ACTN2、EDARADD、EPHA7、LPO、MPPED2、MTR、ZMPSTE24在内的7个新基因与患龋风险密切相关。进一步整合现有龋病相关GWAS研究数据进行meta分析发现，MPPED2与乳牙患龋风险显著相关，而ACTN2与乳牙和恒牙患龋风险均显著相关，提示MPPED2和ACTN2可为龋病精准预测和精准治疗提供潜在分子靶点[28]。
牙周病也是常见的口腔感染性疾病。1999年牙周病分类世界研讨会根据牙周病的临床表现、牙周微生物群落、全身系统性疾病等因素，将牙周炎分为4类：慢性牙周炎、侵袭性牙周炎、全身系统疾病伴发性牙周炎及坏死性牙周炎。由于早期慢性牙周炎与侵袭性牙周炎在临床表现、微生物群落、组织学形态等方面无法精确鉴别，现有牙周病分类系统已无法有效指导临床医生对一些个体进行早期干预，导致一些侵袭性牙周炎患者在已造成较严重牙周组织损害后才得到针对性治疗。有研究[29]指出可通过家族聚集、基因信息及一些环境因素对侵袭性牙周炎进行风险评估。Kebschull等[30-31]通过对120例慢性牙周炎或侵袭性牙周炎患者的牙周组织进行转录组分析，并通过计算机进行聚类分析将所有样本分为两类；发现基于转录组信息进行的分类与个体牙周炎相关指标（炎症破坏程度、牙周微生物群落等）更为相符。上述研究提示：根据个体基因信息与牙周疾病的关系，对牙周炎进行全新的分子生物学分类，可对牙周炎风险进行精准评估，从而对一些高风险人群进行预防及早期治疗。
由于人体是由人自身细胞及定植于人体内部及表面微生物共同组成的超级复合体[32]，对影响人体功能及健康的第二基因组――微生物组进行系统性、群落性和差异性研究，也必将为口腔精准医学提供新模式。借助于高通量测序与生物信息学技术的发展，学者们[33-34]对健康与疾病状态下口腔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及功能组成进行了深度扫描，研究结果发现了大量与龋病、牙周病及口腔黏膜感染相关的微生物与功能基因簇，为疾病的精准预测与诊疗提供了海量的生物学标记。以龋病为例，除公认的链球菌、乳杆菌及放线菌外，丙酸杆菌、韦荣菌、颗粒链球菌、纤毛菌等多种细菌在健康及疾病人群之间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细菌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及其对疾病风险预测的价值有待深入研究。
发生在牙齿不同部位（釉质、牙骨质及牙本质）的龋损组织内微生物组成也存在显著差异，龋病不同进展阶段的微生物组成也发生了明显演替[35]，提示对临床表现不一和/或处于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群采用单一的检测、诊断及治疗龋病的方式必将造成部分患者的防治失败，发展口腔精准医学在龋病防治领域势在必行。在对牙周病相关微生物组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但筛选出了牙周病状态下差异分布的微生物群落组成，还发掘出了差异性富集的功能基因及转录子。笔者所在课题组采用人体微生物功能基因组芯片技术发现了编码毒力因子、氨基酸代谢、糖胺聚糖代谢和嘧啶代谢相关的功能基因在牙周炎患者中大量富集[36]。最近一项针对牙周炎患者龈下菌斑宏转录组的研究[37]发现，绝大多数表达上调的致病毒力因子主要来自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微生物。除龋病及牙周病这两大口腔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外，笔者所在课题组对放疗导致口腔黏膜炎患者口腔细菌组成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拟杆菌属、费克蓝姆菌属、葡萄球菌属组成丰度在放疗性黏膜炎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差异性分布微生物表型是否可作为疾病预防及诊断的分子生物学标记亟待证实。
口腔常见感染性疾病防治研究进展提示，口腔精准医学需全面考虑宿主遗传因素与微生物群落因素对口腔常见感染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找寻与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宿主基因及核心微生物组，建立全面的疾病风险评估系统，可建立更为有效个体化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如基于核心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功能的椅旁诊疗系统和分子靶标疫苗，以及基于宿主易感基因的个体化基因治疗。
1.3 唇腭裂（cleft lip and palate，CLP）
CLP是一种由环境和遗传因素交互作用所导致的多基因遗传性疾病，是人类常见的出生缺陷。在世界范围内，CLP发病率约为1.7‰。CLP不但直接影响患者发音、听力、吞咽等生理功能，还可影响患者长期心理健康，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口腔精准医学对CLP的诊治目标是：深入研究CLP发生的遗传机制，根据不同分子生物学发病机理对CLP进行分类，实现精确的早期诊断，甚至胚胎期个体化基因治疗。由于颌面部发育过程中有多种基因与信号传导通路参与，任何环节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CLP发生，具有显著的遗传异质性，因此对CLP遗传机制的研究较为困难[38]。通过以家系或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连锁分析[39]、外显子测序[40]、GWAS[41]等遗传学研究手段，筛选与CLP发生相关的基因，进一步通过动物实验，验证并探究这些基因在CLP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已发现IRF6基因、Wnt/β-
catenin及BMP信号通路等功能异常与CLP发生密切相关。进一步整合遗传学研究成果，以不同表型的CLP为研究对象，一方面采用组学研究方法，发现更多与疾病发生相关的基因；另一方面优化前瞻研究模型，探索不同基因异常导致CLP发生的分子机制，对实现CLP的精准医疗有重要意义。
1.4 错畸形
错畸形由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Angle错分类将其分为Ⅰ～Ⅲ类。对于个别类型错畸形，通过早期预防矫治、阻断矫治等干预措施，能阻碍其发生、减轻其畸变程度或改善后续的治疗效果。然而基于家族遗传史、早期口腔检查及影像学检查等，难以在早期对疾病进行精确的风险评估及诊断。深入研究错畸形发生的遗传机制，将利于错畸形早期诊断，并可通过基因信息判断某些患者的治疗效果[42]。
目前普遍认为Ⅲ类错畸形是一种多基因遗传性疾病[43]，但也有家系研究[44]表明Ⅲ类错畸形为单基因遗传疾病，具有孟德尔遗传疾病特征，提示Ⅲ类错畸形可能存在拥有不同遗传发病机理的亚型。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发现一些基因座上的遗传信息改变与Ⅲ类错畸形发生相关[43]。关联分析发现一些影响髁突软骨生长的基因，如IHH、PTHLH、VEGF、RUNX2、SOX9等，与Ⅲ类错畸形的发生密切相关[43]。 通过对4个家系进行外显子测序，发现DUSP6的一个错义突变与Ⅲ类错畸形显著相关[45]。通过GWAS等手段可获得更多与错畸形发生相关的候选基因，进一步对候选基因的机制研究亦将阐明其与错畸形发生及预后的关系，最终可实现通过个体遗传信息对某些错畸形进行早期诊断并进行传统的早期治疗，甚至针对某些导致错畸形发生的遗传因素进行精确的基因治疗。
1.5 牙列缺损与缺失
牙列缺损、缺失是口腔最常见疾病之一，严重影响咬合功能和全身健康。种植义齿修复是目前治疗牙列缺损、缺失的理想方案，成功率高达90%，但是一旦牙种植失败将对患者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与健康危害。骨整合是牙种植修复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过程类似骨愈合，依赖于宿主的组织修复能力及免疫反应。临床研究发现一些骨整合失败的风险因素，包括吸烟、系统性疾病、手术感染与创伤等因素。然而尚有一些骨整合失败病例并不能完全由以上临床指标解释。一些学者[46]发现牙种植失败存在聚集现象，即常发生于某些特定人群。目前认为牙种植失败存在遗传易感性[47]，发现和鉴定与牙种植体失败相关的个体遗传信息，一方面可精准评估个体牙种植失败风险，为高风险人群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另一方面可在高风险人群牙种植修复过程中进行精准靶向干预，提高牙种植成功率[47]。
目前针对牙种植失败相关遗传因素的研究仍局限于对一些参与骨代谢的基因进行关联分析，研究发现IL1B[48]和MMP1[49]等基因与牙种植体失败相关。为能更全面地发现与牙种植失败相关的基因多态性，GWAS、外显子测序等高通量研究技术将是有力的工具。此外，还需建立更多的动物模型研究，对候选基因进行功能验证，并探究其分子机制。
1.6 其他
目前关于儿童口腔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相对较少。儿童早期龋（early childhood caries，ECC）定义为71月龄以下儿童发生的乳牙龋损。ECC病因与其他类型龋病有一致性，但亦存在一些特有的风险因素[50]，如产妇口腔健康情况以及生活习惯（糖、果汁摄入等）。遗传因素也是ECC病因的重要组成部分，Bagherian等[51]发现ECC患儿基因组HLA-DRB1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无龋组儿童。基于现有研究对ECC经行风险评估与早期预防仍具有局限性，需要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牙釉质发育不全（amelogenesis imperfecta，AI）是一系列影响釉质形成或矿化过程的遗传性疾病，具有多种表型以及遗传异质性。迄今已经发现数十种基因异常与非综合征型先天性AI发生相关，包括AMELX、ENAM、AMBN及MMP20等[52-53]。进一步以不同表型AI为研究对象，利用组学研究手段发现更多的与疾病发生相关基因突变，通过机制研究探索其发病的分子生物学机理，可为AI的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奠定基础。
另外，上述一些口腔疾病（如CLP、错畸形等）的“精准预防”与“精准诊治”与儿童口腔医学范畴有明显重叠。儿童口腔医学的特点决定其应当承担个体早期信息采集工作，推动口腔精准医学相关研究与临床进展。
2 实现口腔精准医学的挑战
2.1 构建口腔疾病知识新网络
现有口腔疾病定义与分类存在局限性，即主要基于疾病的临床表现及组织病理学改变，但一些临床指标及病理学指标的判读具有主观性，导致一些疾病的诊断不够精确。以表型为依据的疾病分类方式对一些在分子机制上不同而表型相似的疾病无法精确区分，导致采取同一种治疗方法针对不同患者取得的疗效差异显著。另外，某些疾病的临床表现、组织病理学表现具有滞后性，传统方法往往只有在疾病已造成严重损害时才能进行相应诊疗。口腔精准医学要求针对口腔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对口腔疾病进行新的分子生物学定义或分类，从而形成口腔疾病知识新网络[1]。口腔精准医学所构建的口腔疾病知识新网络应具有系统性、准确性、个体化及前瞻性，并以实现口腔疾病椅旁诊疗与口腔卫生宣教为主要目标。具体需实现对当前已获得及后续将要获得的高通量组学研究（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海量数据和患者临床信息的结构化存储和数据管理，实现临床采样、样本分析、患者临床信息、牙医诊疗方案等核心步骤的高效整合；开发数据库快速检索和智能化数据挖掘工具，进行多角度样本对比与聚类，挖掘分子遗传信息与患者临床表现及检测报告的相关性，通过各种交互式、可视化、图形化操作界面，最终自动生成口腔精准医学诊断报告与治疗方案，服务于牙医和患者。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长期从事口腔内科学相关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上，正在着手建立口腔菌群临床助诊系统。该系统的建立将实现椅旁采集个体口腔菌群样本，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获得菌种组成等数据，匹配宿主临床信息，实现海量测序数据与患者口腔健康状态的结构化存储和数据管理；围绕显微成像与宏基因组学两类数据，通过智能化的数据挖掘，自动生成口腔微生物群落临床助诊系统检测报告，并根据牙医和患者需求，通过电脑、iPAD和智能手机等新一代医患沟通工具，探索和示范新一代移动远程口腔医疗系统，对口腔感染性疾病进行“精准预防”及“精准诊断”。
2.2 组建口腔生物样本库
精准医学建立在大规模人群组学研究基础上，依赖于高质量、大数量的生物样本，包括人体血液、尿液、病变组织及微生物群落等。因此，建立具有完整临床信息的高质量生物样本库是21世纪个体化精准医疗的关键[54]。
生物样本库要求采集范围广，即要求纳入的个体数量多，又要求采集的样本种类多。例如丹麦国家生物样本库，含有1 500万份生物样本，包括血浆、血清、DNA等样本，全国每天新增入库的样本约有1 000多份[54]。口腔精准医学生物样本库不但包括血液、组织、DNA等生物学样本，还应包括口腔菌斑、唾液等样本。
生物样本库的建立还需配套的管理与安全维护工具：首先，样本库应当实时动态更新，以确保基于生物学样本的研究能准确揭示疾病动态变化的分子机理；其次，用于组学研究的生物样本需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质量，一些易降解破坏的DNA、RNA样本需要科学的保存；另外，在生物样本库的建立过程中还需加强对与之配套的信息化管理数据库的安全维护，特别注意在各生物样本库数据共享过程中针对涉及个人遗传信息方面的隐私保护。
随着“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的推进，我国的生物样本库建设取得了蓬勃发展，其中临床疾病样本库和流行病研究人群对列样本库备受关注。笔者课题组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支持下，充分利用依托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巨大的临床患者资源，建立了口腔临床样本采集规范，包括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样品采样（唾液、软组织、菌斑）、标记和转送、样品处理、鉴定、分类、保存标准。在该系列流程的规范下，四川大学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已建立了我国人口腔微生物组资源库。在口腔生物样本库的建设过程中，国际同行在临床资源采集与安全管理方面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国内多中心联合样本库建设现状、遇到问题和困难，如何提高国内口腔生物样本库样本的数量与质量，加强生物样本实体库与信息库的安全管理，加速建设紧密围绕口腔临床重大疾病的生物样本库进而为口腔精准医疗提供有力的支持，是我们将长期面临的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3 结语
精准医学模式的提出集合了诸多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知识与技术体系，体现了现代医学理念“简单到复杂，复杂到精准”的发展趋势，也代表了临床实践发展的方向。尽管现阶段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主要旨在实现肿瘤的精准医疗，但在这场围绕精准医学开展的未来医学格局的竞争中，应立足国情，明确自身优势，从肿瘤和非肿瘤疾病两方面入手，加速利用我国巨大的患者资源转化为促进临床诊疗技术进步的战略资源。与传统口腔医学模式相比，口腔精准医学旨在把人们对口腔疾病机制的认识与生物大数据和信息科学整合交叉，精确进行疾病分类及诊断，为疾病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防疗措施，既有生物大数据的整合性，也有个体化疾病诊治的针对性和实时检测先进性。有理由相信，口腔精准医学将带来一场新的医疗革命，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医疗模式。在口腔精准医学临床研究方面，中国与美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亟需国家大力投入与布局，整体提升我国口腔精准医疗水平及其转化应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面实现科学技术总体规划目标和造福人类做出更有力的推动和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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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的重点范文4
数字医学技术存在的问题
正确认识CT自带三维重建功能的作用虽然CT自带有3D的功能，但评估复杂、疑难型肝胆胰外科疾病时仍感不足。（1）重建质量的差异:不能将CT4期脏器图像同时配准；（2）交互性的差异：CT机的3D必须由影像科医师操作，限制了临床医师直接应用该系统分析评估病情，拟定手术方案；（3）CT机自带的3D模型无法进行后续仿真操作；（4）图像的配准、分割及3D是计算机图像处理常用的方法，但是，上述软件和CT自带软件都不能对肝胆胰等多脏器外科疾病的CT四期图像数据进行同步的图像配准、分割以及三维重建。亟待开发国产具有知识产权的三维重建软件系统目前，在国内临床上使用的软件有法国MyrianXP-liver系统，美国EDDAIQQA-Liver系统，德国MEVIS系统等。这些软件只能针对肝脏及肝内管道系统进行三维重建，形态逼真度也不够；虚拟手术是单一切面，无力反馈感；未见其研究肝胆管结石、肝门部胆管癌、门静脉高压症、腹部外伤、胰腺肿瘤等相关文献的报道；另一方面，由于价格昂贵，国内基本呈现滞销状态。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重建软件MI-3DVS系统实现：（1）广泛应用于肝胆胰、腹腔血管等外科疾病的三维重建；（2）分别将脏器、血管及病灶设置为不同颜色，既可全方位、多视角地清楚同步显示病变发生时腹腔内多脏器的整体状况，亦可分解、独立清晰显示该病灶与器官、血管的侵润、压迫等特定解剖关系；（3）可将CT数据传输到任意一台计算机上，便于临床医师自行观察、分析、评估病情；（4）3D模型可以配合仿真手术系统进行仿真手术操作。原始的CT和MRI数据图像质量是获得高质量三位重建模型的基础目前，上述使用的各种三维重建软件都是以CT图像数据为基础，进行三维重建。在临床工作中，根据不同的疾病对4期的CT图像数据有不同的要求，如肝胆管结石病人重点要求保证CT平扫期和门静脉期的图像数据；胰头癌病人主要是门静脉期和延迟扫描期的图像数据；巨块型的肝脏肿瘤则重点要求门静脉期和肝静脉期的图像数据等。只有这样，三维重建的模型才能真正达到个体化的要求，辅助临床医生进行正确的诊断分析和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加强临床推广应用的力度和广度数字医学技术在普通外科疾病领域应用较广泛，但在应用的广度上仍局限于部分三级甲等医院。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开展数字医学技术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医学技术在临床各疾病领域的推广应用。
数字医学技术的发展前景
精准医学的重点范文5
自2009年开始，吕爱平教授一直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49（中医药委员会）的中方团团长，组织指导ISO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目前，ISO已经发表了5项由中方主导的标准。此外，他还就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共性技术、中药编码标准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指南开展了深入研究；先后主持开展了6项中国内地相关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的香港 “本土化”研究，为未来建立相应的中医临床实践指南国际规范提供了基础。他的中医药标准研究论文和专著一直引领当前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从战略角度设计和主持了一系列中医药国际标准研究，对于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标准化以及奠定中医药国际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如何加快推进中医药国际化问题，深入采访了吕爱平委员。
构筑香港中医药国际枢纽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旨在把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通过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国家还有着丰富的医药资源，但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与我国传统医药产业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中医药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将会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香港地区具有资信、法制、金融的国际化地位，吕爱平委员建议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和窗口优势，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让中医药这把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璀璨夺目。将中医药国家科研项目面向香港高校全面开放。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中医国际诊所，并支持香港成立中医院；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合办国际中药检定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地位，鼓励并资助在香港建立中药国际贸易中心；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吕爱平委员介绍说，目前，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分项目向香港高校开放，国家重点和重大项目多数没有向香港高校开放，内地与合作申报的项目资助力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建议利用香港国际港口优势和国际信息优势，大力鼓励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也鼓励内地与香港高校的合作，共同申请国家中医药科技项目。
虽然目前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仍有许多国家希望选拔中国中医来办可以信赖的、疗效好的、正宗的中医诊所。鉴于目前中医业界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工作经验的医生不多，吕爱平委员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与香港相关机构合办国际中医诊所和中医院，为中医临床服务走向国际积累经验；他还建议利用香港的法制和国际化港口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相关机构与香港合办具有国际水准的中药检定中心，并主导建立中药商业相关的国际标准，为中药的国际贸易提供质量保障。中药质量始终是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相关规定，但对中药来讲，大多数国家依然依赖或期待我国的科学数据和国际声誉。
吕爱平委员指出，中药国际贸易近年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但增长幅度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他建议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中药贸易中心，充分利用香港国际贸易港口优势，推动中医药的国际贸易发展和进步。利用香港科技能力和融资优势，大力鼓励合作建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吕爱平委员认为，青蒿素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中药是未来潜在新药的重要资源，世界各国都希望有机会参与中药新药研发，因此建议利用香港的科技实力和融资优势，鼓励并资助内地企业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中药新药研发中心，打造中药新药研发的国际化氛围和科技制高点，同时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人员交流。
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
总理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强调促进中西医结合，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也牢固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计生工作方针，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促进中西医结合。
吕爱平委员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事实上也是现代中医院中医诊疗的基本模式，更是能够引导我国传统中医药学走入世界主流医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国家政策在谈及或者讨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时候，吞吞吐吐，严重影响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吕爱平委员建议政府要理直气壮、大胆地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未来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他说，中医药学发展到今日，也应该与当今世界主流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相结合。世界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国际公认的对病人的分类方法和分类后的治疗规范。我们现在的中医医院，是在用国际疾病分类方法，并按照中医临床诊疗规范进行中医的治疗，其实质是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科技发展。我们现在的政策似乎在提到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时，不够大胆，不够有力度，有时吞吞吐吐，这不仅不利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特色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因此，建议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营造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良好环境，不要再宣传中医与西医“打擂台”的故事和事件。政府必须知道，我国的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已经是、未来也必须是中西医结合，少了西医不行，少了中医也不行。没有中西医结合医学，就很难有机会彰显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优势。
吕爱平委员指出，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大力支持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加大中西结合医学科学研究投入，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教学临床机构。他表示，中西医结合医学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政府应制定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鼓励政策和发展措施。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培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生的就医就业环境也受到限制。政府应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政策，将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学去鼓励和扶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主流医学，对病人的分类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是关键。虽然中医诊所遍布世界各地，但依然不是主流，也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因此，应重视中西医结合医学标准的制定，特别是政府应该组织制定在现有主流医学分类方法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医治疗或结合西医治疗，让病人得到最佳治疗效应等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只有制定了这种临床标准或规范，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管理部门才有可能接纳中医药服务进入其主流医疗服务。
吕爱平委员强调说，作为我国特有的、有优势的未来医疗体制和医学科学发展方向之一，目前我们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没有专门的投入或专项，也鲜有国家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医疗机构，更没有国家级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科研机构。国家应该加大投入，支持和资助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
针对我国医改，吕爱平委员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从利益相关方和长期战略高度完善我国医改。他表示，医改进入“深水区”之后，关于医改的尖锐问题、尖锐批评，已经提示医疗服务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一方面存在“看病难”问题，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药品过度消耗、过度医疗问题。相信我们大多数具有公费医疗条件的人，家里都有超过合理范围的药品存储；何况还有不少病人可能被滥用治疗。另外，如果回想起来，我们没有实施医改前，感觉医疗服务问题似乎还没有那么严重，经过多年的医改，好像越改越难、越改越贵。显然，医改已经不单是医疗领域的问题，而更是社会治理的严重问题。
吕爱平委员认为，所有医改相关的方案讨论必须要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应该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医疗管理人员、各阶层医护人员、药业相关人员、保险人员和患者。 现有的许多讨论都是领导、医疗专家或者医疗管理人员在参与，加上可能有些人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医疗服务中的问题，其讨论的方案自然很难达到最佳。现在的医改方案，患者的参与度明显不够。另外，我们还应充分考虑和理解医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战略高度制定长远计划，稳步改革。建议用反推的思维设计医改。首先明确未来20年后我国医疗服务的蓝图，再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人才配置等。只要该蓝图有利于社会保障、可行，我们就应该逐步实施。
吕爱平委员建议参考世界成熟经验，制定公平公开的医改方案。医疗服务的特点在于保证公民应该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有政府保障、保险、自费三个层次的医疗服务可以选择。建议政府大力支持县级医院的综合建设，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将县级及以下医疗服务机构变成全公益；也就是说，让县级及以下的医院充分体现国家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质，作为所有公民的医疗服务基本保障；大力发展医疗保险，让医疗保险在保险的商业范围依法服务；让大部分人自愿选择不同的保险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更高的医疗服务；将大型或特大型的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逐步变成私营医院，或者根据医疗需求，鼓励建立更多的私立医院，与政府公共基本医疗服务脱钩。现在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将所有掌握国家最重要医疗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大型三等甲级综合医院归为公立公益机构，必然造成医疗公益中的许多奇怪现象。
吕爱平委员认为，应将医改纳入全面改善社会治理的范畴，而不单单是医疗行业的职责，或者单单是医疗相关方的事情。他建议在医疗服务方面取消相关特权，让全民医保首先在全民公平的水平上开展；同时他还建议管理人员、特别是医疗行业的管理人员要下基层体会医疗服务问题，而不单单是听问题，进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大问题是：决定医改的管理层，很少亲自体会过医疗中的问题和症结。我相信没有多少领导干部或者医院院长在不找熟人的情况下，亲自独立地去医院看过病。”
吕爱平委员表示，政府应该建立医疗宣传制度和监督机制，应该正确引导医疗宣传，并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说清医疗现有能力的局限；在所有媒体上，再也不要宣传医疗服务中的“奇迹”。如果医疗是医学科技，那“奇迹”本身就不值得宣传，因为那些所谓的“奇迹”，一定是“遥远的未来”大家才可以享受的技术。可惜，现在宣传的所谓“奇迹”基本上是宣传自己、个人炒作；更可怕的是，到目前为止，电视媒体上依然可以看到众多的不切实际、不符合医学科技的宣传。因此，吕爱平委员建议在公众媒体上少宣传医疗功能，多宣传医学科技的进展和趋势，特别是对医学探索的未知性、不确定性和未来性的宣传；少宣传夸大的、概率小的成功的医疗功能，对于患者可能存在的、也是合理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医疗功能期待”来说，是最好的宣传教育。
吕爱平委员还建议增加医疗投入，改革医学教育体制。“我国医疗投入相对较少，必须增加。同时，建议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防止一方面医疗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又有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并不像国外的医学精英教育，因此，国外的医生待遇、医生管理方式将都不适合我国医疗系统。我们应该将医学教育回归到它的专业教育、精英教育属性上来。目前，我们一方面合格的医生少，另一方面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又去从事其他职业。我们的医学教育应该根据我们的医改蓝图，进行细致的专业规划。”吕爱平委员最后说。
精准医学的重点范文6
关键词：录像式教学；医学形态学；实验教学
互联网技术已经非常普遍和便捷，使得教育形势也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利用多媒体及互联网技术，可以快速有效的推动教学质量的提升。在国内外大学，多样化使用录像及互联网技术也逐渐增多，资源得到快速的利用和传播。同时，课堂上如何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对于知识细节的把控，也是教学方法的重点之一。着重细节，总结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是临床专业学习的重点方式。形态学互动教室具备显微镜与多媒体相连的教学条件，在学习和观察各种组织石蜡切片上，教师能更加方便的讲解组织细胞的细微差别，同时学生可以通过自己观察组织切片，并放大到多媒体上，与老师进行交流。世界各地的医学信息，医学影像，以及网络资源得以在课堂上方便的应用。增加教学多样性，有助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1]。
录像式教学模式，从心理学角度上，给与学生学习紧张度，从而可以突破以往学生在听课过程中的被动松散的状态，使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追求者。同时由于出现分组的方式，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协作，易于讨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更好的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研究增加录像式教学方法。
1 组织石蜡切片实验教学中存在问题
1.1医学形态学理论及实验课程中，由于各种组织切片种类繁多，课堂过程中经常发生切片损坏，互动仪器故障，学生学习切片内容较难再次得到精准的复习。同时常规的医学教学中以老师教为主，学生学的方式，有很多学生不能清晰的学习到实验和显微镜的操作。
1.2学生在实验后难以觉察实验过程中的错误，不能即使更正。
1.3学生常犯细节错误，难以保留积累以作为教学时用。
1.4教师授课困难，实验安全具备隐患。
1.5组织切片观察过程中，学生显微镜使用不当，组织细胞观察后学生印象不深刻，难以进行知识整合及复习。
互动教室学生人数众多，老师的讲解不能给与每位学生精准的知识吸收。为克服这一现状，需要增加互动教室利用的有效率，增加教学方法与形势，使得每位学生积极参与到实际学习演练中，有效帮助学生全方位学习医学基础知识。
2 录像式教学模式引入组织石蜡切片实验教学中提升教学质量
2.1录像式教学 作为互动实验室的补充课堂技术方法，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互动实验室的多媒体资源，通过教学理论，模拟教学场景，能更强的增加教学的直观性，调动起学生的积极能动性，可以成为一种补充进课堂的新教学模式[2]。这种模式与传统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学生的学习情况能及时的反馈给教师，可以使得教师能快速的调整教学重点，也能促进教师扩大新的知识面，以满足学生的提问。
通过录像示范操作教学，能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规范仪器实用方法，同时能够记录学习过程，总结学习内融，保留清晰的复习资料。同时，学生可以通过这样是形式形成学习小组，相互讨论与纠正学习内容，可以辩证式的促进学习。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课程内容输出者，转变为知识辅导者。这种学习方式与传统的教学并不冲突，可以与课堂讲解相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方法。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以测评实际效果[3]。
2.2教学模式研究方法 随机抽取2014级45名医学本科生进行录像式学习，以5人为一个小组。首先由教师指导实验后并观看教师课前录制的实验教学过程。录制课程投入到校内网同学可以网上反复观看，然后教师再次做出实验需要注意的重点及细节。实验开始前，有小组讨论复数实验过程，以及学习的重点内容，不足之处由小组成员指出，教师给与小组讨论打分。进入到学生的实验环节，录像学生进行实验的过程。实验结束后，回放实验过程影像，教师课堂上讲评实验，然后给小组进行打分。学生实验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有典型特征的，也可以放到校内网上，作为学习补充参照。组织切片显微观察实验过程中，首先教师的讲解组织细胞特征以及显微镜用法，然后随机抽取学生讲解方式复习切片特征，学生分小组讨论观察各自的切片，最后录像学生总结复述组织切片知识重点。课后教师留给学生思考的问题，由下节课学生给与答案。课下学生可以查找资料，完成教师的课后问题，录制学生的答案，整合学生的答案及新发现，补充教学内容。
收集学生学习测评分数，并采用问卷式反馈学生对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满意度包括学生对录像式教学的接受程度，新模式下是否对学习帮助，对课下学习的帮助。以传统教学为参照，统计数据以及调查问卷结果，数据由SPSS 21.0处理，数据服从正太分布并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采用小测试的方法检验学习效果提升明显。班级人数较少时，学生学习的满意度较高（68%），普遍认为能够调动学习的积极性（93.4%），接受程度较高（74.3%），课下可以方便的利用录像回顾所学知识（92.2%）。运用录像式教学，比仅有传统教学的方式，学生测试成绩较高[4]。
3 录像式教学与医学教学的整合
3.1教师课前录制优质的实验教学过程 通过这种方法，既可以使得减轻教师的教学任务，又可以使得每位同学通过多媒体清晰的看过实验过程，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反复观看[5]。
3.2教师提前录制所学组织切片的特征及知识点的总结归纳，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课后复习。
3.3由学生在课堂录制，他们所观察的切片特征，总结知识点。这种方法有助于扩大不同组织的形态认识，加深学习印象。
录像式教学模式是教学模式中的新方法，在医学教学过程中，具备优势，医学知识繁拖钢拢需要学生细心学习各种细节知识，同时能够深刻的记忆在大脑中。这就需要精准的学习，以及课后的复习。录像模式很好的保留了学习的信息资源，节约了学生和教师的时间及空间成本。多样式多方位的提供给学生知识，使学生学会自己调动资源增强基础知识的牢固性，同时开拓新知识视野。这种教学趋向于提升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从而培养学生对医学的真正兴趣。
综上所述，录像式教学建立在已有的互动式教学模式上，更加充分的利用了互动教室的资源，使得教学更加开放，学生成为学习主人。运用多媒体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细心谨慎的学习态度，有效的提升医学生的基础知识及实验技能，在多种模式的影响下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6]。共享并积累的学习信息，也称成为宝贵的资源。医学就是历史经验知识积累的学科，在录像式教学模式下，我们把知识的细节积累更加优化的做到极致，也是向学生传递出医学不断探索前行的科学精神。使得学生向世界优秀的资源靠拢，抬高对自身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于述伟，王玉孝. LBL、PBL、TBL教学法在医学教学中的综合应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05：100-102.
[2]张志永，郑守华. 录像反馈法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创新，2015，12（3）：84-86.
[3]陈敏，刘B，王玲.搭载摄像功能的数码单反相机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的应用[J].医疗卫生装备，2012，33（4）：94-95，108.
[4]王士勇，卞亚红，李冰，等.MOOCs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J].医学管理杂志，2015，22（10）：975-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