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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理论范文1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否是商品已争论了20多年，同时，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也进行了20多年，现在非公有制企业里的劳动力已基本商品化了，集体企业里的劳动力也正大步向商品化迈进，唯独过去计划配置的典型国有企业的劳动力离商品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改革具有攻坚性质，成了劳动力商品化改革进程中要攻破的最后一道堡垒，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之所以难以商品化，有其复杂的原因，笔者单从劳动力商品化条件缺失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利益主体不明确
我们都知道，市场上的主角是卖方和买方，买卖双方要能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首先双方的产权必须明晰，否则就很难按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商品的等价交换。对国有企业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它就是买方，如果国有企业产权明晰，企业的生死存亡就会与企业的领导者和经营者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劳动力市场上就会按价值规律的要求购买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商品，做到按质论价，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国有企业中的最佳配置，达到劳动力商品化的根本目的。反之，如果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模糊的，企业不知归谁所有，搞得好，企业的经营者和领导者不受益，搞砸了，企业的领导者和经营者也不负任何责任，总之一句话，企业的生死存亡与企业的领导者和经营者无根本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力商品化了，国有企业的劳动用工权由企业的领导者、经营者来全权行使，通过市场获得，那么在购买劳动力时就很容易会出现违背价值规律的情况，原来在市场上通行的价廉物美的购买标准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改变，变成劳动者对企业领导者和经营者给的好处的多少，给得多的就买，给得少的就不买，还有劳动者与企业领导者、经营者的关系情况，关系好的如亲属、朋友等就买，关系不好的或没有关系的就不买，至于这些劳动力的素质如何，使用了会有什么后果，认为这只是与企业有关，而与企业的领导者、经营者无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即使是商品化了，也很难达到其商品化的根本目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谈不上什么效率，更谈不上什么公平，还不如不让劳动力商品化，继续实行过去的计划配置好，因为劳动力的计划配置虽谈不上什么效率，但至少还体现了一定的公平，而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尚未明晰的情况下，过早地让劳动力商品化了，却既不会有效率，甚至就连原来的公平也不复存在了，谈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呢？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可国企的发展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活力普遍不足、亏损严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国企进行了不懈的改革，先是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后又搞承包制、租赁制和不规范的股份制，弄来弄去，都想绕过产权改革，转来转去，却总也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统也不是，放也不是，改革陷入了困境，实践证明，产权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中外经济专家也对我国国企进行了联合诊断，最后的结论是：国企的核心问题是患上了“产权模糊症”。因为这种“国家所有”的形式是“全民所有”，而全民所有又似乎是很模糊的，全国范围内的资产，作为公民都是所有者，但你又不能对它拥有什么直接的权利，因为它属于“全民所有”，单个公民只是这“全民”中的一员，所以，你似乎一会儿是所有者，一会儿又似乎不是所有者，最后，这种以全民利益身份出现的国家所有权主体就成了一种虚化的国家者，主体非人格化的“国家”或“全民”模糊了所有权的关系，使所有权的界定极不明确，国家所有制的占有主体全体人民，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终极所有权变得极度抽象，使所有制实际变成了一个空泛模糊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际上是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企业职工不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的领导者也不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可企业就是不见效益，深层的原因就是企业的产权虚化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既然人不积极，那什么还能干得好呢？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应该是十分正确的，但由于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是相当复杂的，是一项系统工程，难度相当大，幻想能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而且在改革中还出现了大量的“淮桔成枳”的问题，改革后，现在有不少国有股仍占绝对大股的股份制改造企业里，一切如旧，董事长、经理层仍是政府直接委派；有的搞“国有资产委托经营”的还是委托给原班人马。企业股东大会形同虚设，经理层对股东的财产享有如同支配他们私人财产一样的权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造成的亏损，企业的经理均可不负责任，即使是因为经理经营不善或，股东大会也无权解职，监事会更是“聋子的耳朵”。这些“翻牌”公司的出现，使国企的产权依旧模糊，国企仍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推进国企的劳动力商品化改革，很难真正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国企的劳动力商品化仍是任重而道远。
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的现实存在使国企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步履维艰
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过培育，雏形已基本形成，初步发挥了它对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发育的初级形态，存在着严重的分割性和不统一性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虽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但体制性分割则是转型中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自从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各种资源的配置逐步由过去的计划配置转向了市场配置，劳动力市场也由无到有逐步地发展了起来，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完善，现在形成了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两部分。
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仍带有明显的传统计划体制的色彩，这一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工作比较稳定，基本上按《劳动法》等有关规定与企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虽然相对较低，平均主义也比较严重，但工资外的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享有较为全面的福利保障，如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国企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达96%以上，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那更是不用说了。
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需求者主要是各国有企事业单位，劳动力的供给者主要是原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后转变而来的合同工、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安置人员。劳动力的供需名义上是按市场运作、双向选择，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还带有明显的行政性配置的色彩，劳动力的使用方还不能做到完全自主选择劳动力，因为国有企业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和社会的细胞，据厂长经理们反映，有时好不容易处理了一个职工（辞退了），结果街道和派出所又把他送了回来，要求企业从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的角度重新进行安置，企业最后还得把人留下来，特别是在不发达的地区，在劳动力供远远大于求的情况下，对国企的中老年职工来说，退出国企就意味着长期失业，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人，因此，如果国有企业辞退工人，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有的甚至是要死要活的。由此可见，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让国有企业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劳动力的供给方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上又能否自主地选择企业呢？也不能，细问其理由是：国有企事业用人单位虽然工资可能会低一点，但在福利、保险等方面还有许多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别优厚的待遇，这些待遇是目前体制外的用人单位无法提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除少数敢于“下海”者外，大多数职工对进入劳动力市场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失落感，而且现在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化，不少已“下海”的人在吃尽了苦头后又上了岸，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因为这样，所以近年来一些亏损或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虽对职工采取了降低工资，甚至是只发基本生活费，削减各种福利项目等办法，但大多数职工仍不愿意离开国有企事业单位，仍以下岗的形式滞留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里。由此可见，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商品化在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在实践中却又是实行不通的。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可分为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镇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商品的买方主要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力商品的卖方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市场所提供的劳动岗位多为简单的技术劳动或手工劳动，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高，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市场竞争激烈，而且有关的管理条例和法规落实不力，工作不稳定，工资收入普遍不高，工作条件差，甚至基本上没有福利保障。
城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有企事业单位雇佣农民工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它类似于农村劳动力市场，所干的是体制内职工所应干但不愿意干的活，劳动比较辛苦，所享受的待遇与体制外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似。
另一类是主要由“三资”企业购买劳动力所形成的体制外市场，这一类市场对劳动力商品的要求较高，劳动力的出卖方需具备一定的技能和专长，工资较高，但很少有各种福利待遇。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虽然还很不规范，但它基本上是按市场化规则运行的，劳动力的价格也基本上由市场决定，从而最终实现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劳动力由过去的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的必然产物，是渐进改革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劳动力市场的必经阶段，我们如果贸然取消这一阶段，将会犯急躁冒进的错误，既影响人民的生活，又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当然，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也反映了我国目前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还缺乏规范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化的进程，不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也加大了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化的难度。
严峻的就业形势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阻碍国企劳动力商品化
目前，我国劳动力的供求情况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劳动力的供给总量数量庞大，严重供过于求，劳动者就业十分困难，失业人口与失业率之高世界罕见。
充分就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充分就业反映了劳动力供需平衡，是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标志。但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充分就业只是指失业率必须保持在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一般失业率在4%-5%时，就可以认为已实现社会充分就业，国际上一般规定：失业率达到10%为警戒线，超过10%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我国的情况到底如何呢？国务院新闻办于2004年4月26日发表的《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到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2.92亿（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为99889万人，劳动力参与率为76.2%。2003年，中国城乡从业人员达到74432万人，1990-2003年，共增加从业人员9683万人，平均每年新增745万人。1998-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2818万人，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超过9800万人，是1990年1500万人的6倍以上。
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离乡外出就业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迅速增加。2003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7%左右。同时还指出：“中国青年人口规模大，每年新成长劳动力数以千万计，青年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70%左右”。最后，白皮书在第六部分《二十一世纪前期就业展望》中又写道：“二十一世纪前20年，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人口基数、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十一世纪前20年中国仍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未来20年，中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年均55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将达到9.4亿人。‘十五’时期（2001-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年均增长1360万人。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目前尚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有1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
与此同时，我国不少专家对白皮书中的失业率还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上述失业率的统计数字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社会失业的全面情况，其理由：一是上述失业人数和失业仅仅限于城镇而不包括农村上亿的剩余劳动力；二是城镇失业的统计只限于公开失业，企业内的不公开失业职工（即通常所谓的“富余人员”，亦即隐蔽失业）未统计在内；三是公开的失业（已离开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和收入者）中只统计到失业保险管理机构登记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登记的不计算在内。如果将这三种失业人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2003年的失业率（隐蔽失业率）将会大大超过以上的统计数字，那么到底有多少呢？对这个问题专家们根据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统计，统计的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大致都在20%左右，笔者根据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也赞同20%左右的隐蔽失业率。
由此可见，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大，劳动总量严重供大于求（主要是指非技术性的），隐蔽失业率高，所以，如果目前国有企业劳动力商品化了，就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由于非技术性岗位的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大家会互相压低价格，以期能在竞争中取胜，从而导致劳动力的价格大大地低于其本身的价值，造成劳动力再生产困难，并产生恶性循环，不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另一个是根据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效率原则，一大批国企的原有职工（特别是富余人员）将被辞退，而退出国企实际上就意味着长期失业，因为，国企下岗的大部分是中年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再加上国企下岗职工的身后都背着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等的沉重包袱，用人单位往往望而生畏，所以，在市场上他们的竞争力就非技术性工作而言还大大不如农民工，因此国企职工一旦失业，再就业的可能性很小，而这些下岗职工一般都是家庭收入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负担很重，一旦失业后果将不堪设想，严重的还会危及家庭的和睦和社会的稳定，虽然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三条保障线”制度，但保障的程度还是很低的，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河南省总工会对6508名失业职工（国企）的调查，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有4%的职工靠借款和捡破烂为生，有3.3%的职工靠救济金维持，有个别人被迫沿街乞讨。正因为这样，所以国务院在白皮书中写道：“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对改制企业以及兴办的经济实体安置富余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三年内可免征企业所得税”。由此可见，目前由于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还不能完全按市场化原则，随便把国企职工抛向社会。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国目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却十分短缺，严重供不应求，成了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务院新闻办于2004年4月26日发表的《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中明确指出：目前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6.6%；技术工人中，初级的占61.5%，中级的占35%，高级的仅占3.5%。由于高素质劳动力严重短缺，所以如果让劳动力完全进入市场，由市场进行调节，这部分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价格将大大地高于其本身的价值，这一方面会造成企业劳动力使用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又会使劳动者之间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挫伤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
事实也正是这样，某职业技术学院高薪聘请高素质的劳动力，请来的这些人年薪可达几十万元，另外学校还赠送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一套，而本校一般教师的年薪却只有1-3万元，差距之大令人咋舌，但这些人请来以后，却跟学校的一般教师差不多，并没有为学校做出什么特别大的贡献，甚至有的还只是在学校挂个名，平时连影子都见不着。所以造成广大教师心理上的严重不平衡，影响了大家劳动积极性的发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企劳动力商品化虽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国企劳动力商品化却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商品化需具备十分复杂的条件，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企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尚欠缺，劳动力的商品化不能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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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理论范文2
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的着眼点是其物质属性，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资本的着眼点是资本的社会属性，资本对剩余价值独占的产权特性。因此，下面对资本理论的回顾就必然与生产要素理论相互贯穿。
（一）斯密的资本理论
按照斯密的观点，从资财的角度来看，资本是用于获取收入的资财；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是投入的要素之一。因为商品的生产和上市，曾经使用劳动、资本和土地，所以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劳动工资，其二为资本利润，其三为土地地租。诚然，事实上有些商品的价格，仅由两部分构成，即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甚至还有及少数商品的价格单由一部分构成，即劳动工资。利润是影响商品价格的因变量，而土地地租不是影响商品的价格的因变量，相反商品价格是影响地租的因变量，具体来说，土地地租是商品价格扣除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后的越。但无论如何，商品价格终归成为上述三个部分中的一个或全部。不归于地租也不归于工资的部分，皆归于利润。
（二）马歇尔的资本理论
马歇尔的资本理论较斯密的资本理论的改进之处。第一，将斯密的“资财”改进为“财富”，明确界定了财富的外在性、可交换性和货币衡量的特性。第二，附带论及了资本所有权属性。第三，马歇尔将生产三要素扩展为四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四，扩展了资本的物质内容，认识到“知识”和“组织”在生产中的作用，提出了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与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的收入分配框架。按照马歇尔的观点，企业家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一定的资本存量，其二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而企业组织将两者结合起来。资本获取的报酬为利息，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报酬为纯经营收入，而企业家经营能力与企业组织的报酬总额归结管理上的总报酬，或称为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马歇尔所指的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与当代研究论文中“人力资本”的涵义基本相当，可见马歇尔并不排斥人力的资本属性。他在论及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息共同之处时，给出的理由是决定物质资本和人身资本的供给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这里马歇尔将资本区别为物质资本和人身资本，由此人本身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属性。马歇尔还将生产要素浓缩为两个要素：“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就是自然与人类。资本与组织是人类在自然的帮助下，在人类预测将来的能力和甘愿为将来作准备的心理之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结ENTURY果。”任何财富必然是由自然力和人力单独作用或联合作用的结果，自然与人类应当是生产要素源头，但是，这种精炼增加了清晰地表述收入分配的难度。
（三）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劳动力是商品，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第一，具有劳动力的人必须是自由的，能够支配存在在自身的劳动力，才能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当做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将其出售或出卖。第二，劳动力所有者一无所有，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没有可能出卖自己物化劳动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四）各种资本理论的对比分析
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是：资本家拥有资产资料的所有权，工人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但工人只能得到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却由资本家占有。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并不打算解释收入的分配，其理论重心是要解释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分配，在于说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占有之间的矛盾。从马歇尔的资本分类（消费资本和辅助资本）来看，马克思与马歇尔所说的资本在价值状态是相同的。但是，马歇尔的资本理论并没有研究剩余价值的源泉和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仅仅研究的是收入分配问题。马歇尔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本质的区别还在于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还是劳动力？按照马歇尔的观点：劳动是生产要素，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劳动的买卖具有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和机器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的买卖不同。工人出卖的只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仍归他自己所有。第二个特点，当一个人出卖他的服务时，他必须亲自到服务场所，工人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第三个特点，劳动力具有损耗性，损耗性是各种劳动所共有的属性。工人在失业时所损失的时间无法挽回。第四个特点，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是穷人，手头没有积存；离开劳动市场，工人就无法保存劳动。出卖劳动力的人能否议价取决于他的境遇和本领，而不取决于他所必需出卖的特殊商品是劳动，因此其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五个特点，提供专业能力所需的训练时间较长。那么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理解人力资本的关键。也许，在马克思所处的历史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劳动的主要形式是体力劳动、最为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大致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他们出卖的是劳动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的形式多样化，因此产生了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从早期的体力劳动者到现在的管理人员，层次越高的劳动力越是偏离上述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认为，最低层次的劳动力也许还是商品，但最高层次的劳动力也许已经不是商品了。
（五）资本的性质
第一，资本具有生产性和权益性。一方面，资本参与生产过程，其再生产过程中可以产生价值，另一方面，投入资本的资本所有者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获取收益，因而资本的生产性与权益性便存在了互为因果的关系。有些生产要素（比如清洁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是不可或缺生产投入，但其不具有权益性，因此，也就不成为资本。生产性和权益性是生产要素成为资本的必要条件。进而，我们可以认为具有产权的生产要素都是资本。研究资本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生产要素的产权性质，即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企业拥有的权益。生产要素在物质形态上可以区分为劳动力、资本（生产出来的投入）、土地（不是生产出来的投入），但在产权性质上可以区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第二，非人力资本具有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非人力资本循环的起点是货币资本，经过生产、销售等环节最终又转化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结合，将活动转化为物化劳动，同时控制非人力资本的循环。因此，从资本循环的角度可以看出，非人力资本具有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企业可以高度抽象为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特别合约。
二、人力资本的性质
劳动力商品理论范文3
【关键词】资本论;人力资本;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力资本做了较多地研究。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人力资本概念,但从人力资本的实质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对劳动力商品的阐述与当代人力资本理论存在相通之处,并能为我们所借鉴。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力资本的定义
马克思明确的指出:“我们是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肉体力和精神力的总和,它存在于他的活的人格中,他把它推动时,通常会产生一种使用价值。”他还指出,可以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解释是:“人力资本的显着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
马克思的劳动力在实质是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只不过舒尔茨把劳动力看作是投资与收益的结果,而称之为人力资本。
二、人力资本价值构成
马克思认为:“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因素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这里的“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应包括科学技术条件、社会生产协作和管理水平等非物质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则暗指劳动者的技能、知识、劳动态度等。
马克思认为,“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水平状况下维持自己。”此外,“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马克思还认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用。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价值总和中。”最后,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构成,并阐述了通过教育和训练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途径,并认为教育费用应该包含在劳动力价值之中,由资本家来支付。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在马克思看来是从属于资本家的,是被动的,这个过程的发起是为适应剩余价值的生产,由资本家组织完成的。同时还指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自然条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范围、数量和质量上都不相同。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也日益提高,因而劳动力价值有上升的趋势。这里他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国别(地区)差异、价值增值的因素,也表露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三、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创造作用
马克思认为,所谓资本,其实质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同时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这一区分使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不变资本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可变资本才能带来剩余价值,只有工人的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里所讲的“可变资本”,实质上就是人力资本。
马克思指出:“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它们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
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上没有一个人能比马克思认识得更深刻、论述得更清楚的了。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不仅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且也为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揭示了在生产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创造作用。这个思想和结论实际上被后来有关人力资本的各种经验和理论研究印证,直到今日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四、人力资本的差异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了当社会财富的创造越来越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脑力劳动为主的时候科学劳动和管理劳动的作用。他指出“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了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一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了另一种从属的要素。”他还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技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马克思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别,不同的人力资本在使用中形成的价值量也就不同。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在使用中不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同时马克思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价值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也印证了一些国家经济所取得的大幅度的进步。
五、人力资本产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劳动者。”“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法律上平等的人。”《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这种行为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写道:“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
马克思的对人力资本产权的性质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契约形式,给予工人完全的人力资本私有机制。虽然人力资本不仅具有属于个人私有的特征,但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本依附于人而存在,并以具有劳动能力为条件,在幼儿时期,无人力资本存在,随人的年龄增长,人力资本逐渐步入形成期收益期和消费期,第二,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体现并得到价值增殖,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只有通过改变物质资本的形态或运用物质资本,才能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或使用价值中并创造出新的价值。
六、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评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其思想主要分布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在当今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定义、价值构成、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创造作用、差异性、产权特征,还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角度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研究拓展了理论视野,马克思强调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和经济剩余的归属性,虽然没有进一步针对具有资本一般共有的增殖性的人力资本的效率作更多的深入研究,但为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为当前我国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投资特性,更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建立更好的人力资本报酬机制以及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依附性,避免人力资本的浪费提供了巨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对劳动力商品的研究中,马克思关注劳动力商品的使用和交换,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确定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通过分析得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并没有对劳动力的生产进行充分的分析,这一点正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也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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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理论范文4
关键词 贸易理论；运用缺陷；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 F710；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673-0461（2013）05-0046-08
一、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内涵以及其假设条件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个国家分工及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利益。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来看，其存在着严格的理论假设条件，具体言之，其主要包括以下11个假设条件：一是这种理论建立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二是这种理论认为，商品生产的主要成本构成在于劳动，即劳动在两国商品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三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商品生产在长时间内生产成本保持不变，进而使两国商品生产的相对优势保持不变；四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商品生产的相对优势主要表现为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而不考虑两国进行商品贸易时所需要的运输费用因素；五是这种理论认为，劳动等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充分就业的，它们在国内完全流动，在国际之间不能流动，以此保证充分就业状态下商品生产成本的相对稳定；六是这种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以此保证两国商品生产成本是由市场所决定的；七是这种理论认为，收入分配没有变化，以此保证两国商品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保持不变；八是这种理论认为，贸易是按货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以此保证两国在商品贸易供求上的均衡；九是这种理论认为，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是静态的，以此保证两国生产商品成本的比较优势得以持续；十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均不存在未被利用的资源和要素；十一是这种理论认为，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即总的进口额等于总的出口额。
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需假设条件在我国对外贸易实践中的运用
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其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相差较大，由此也形成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今的世界贸易已不局限于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易，而是表现为多国贸易和多种商品之间的交易，由此使国与国之间在商品生产上所体现的相对成本优势，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征。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相对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较大份额，其一方面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润水平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更多地仅表现为国内丰富劳动力的货币化过程；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国外较大的竞争压力和反倾销制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这种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依托的对外贸易优势是不可以持续的。
第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一般建立在两国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从全球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国与国之间在国际贸易方面所表现出的相对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方面存在的相对差异，而且还表现在由于资源和技术禀赋不同所形成的相对差异，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出口大量的初级自然资源形态产品或者附加廉价劳动力价值、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廉价工业品，而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鉴于部分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廉性，由此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具有较大的不可持续性。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多年来，我国除了基于丰富劳动力优势而发展的对外加工出口贸易之外， 随着重化工业的持续推进，我国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一方面破坏了我国良好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也使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资源瓶颈约束。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步减少，这种“自然资源+低价劳动力”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依托的两国之间商品生产相对成本不变的假设条件来看，在经济货币化和自然资源货币化共同影响下，国与国之间商品生产相对成本呈现出较大的可变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正面临着较大上升压力，由此使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第四，现代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各国贸易在地域上拓展至全球，运输费用的高低成为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相对优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石油等燃料费用的大幅度提高，运输费用在一国商品出口成本中所占比重出现了大幅度提高。从我国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出口贸易多数表现为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结合的大宗商品，而出口地域多数为距我国较远的欧美国家。在国际运输费用大幅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正面临着较大的运输成本压力。
第五，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要求的劳动等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在国内充分流动而在国际间不能充分流动的前提条件来看，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受交通、地域以及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等诸多因素限制，我国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国内并没有实现充分流动，广大农村劳动力也不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发展，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却出现跨国流动现象，一些国外企业纷纷去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赚取当地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依托的超额利润。就其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而言，人口没有实现充分流动、大量人口处于未就业状态，使我国出口贸易在国内面临着较大的恶性竞争压力，由此决定了我国很难通过低端贸易的持续发展，实现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而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设厂，又使我国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增的成份。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一国对外贸易主要是指在生产要素不可跨国流动下而发生的贸易，目前，在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中，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占据了我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其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设定的假设范围，由此导致了这种格局下的贸易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特殊影响。从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来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外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为了解决国内资本短缺问题而吸引外资，这种资本短缺更多地表现为外汇资本短缺。在国内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购买国外先进的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从引进外资增加我国外汇储备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情况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外汇储备大国，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信用货币不断贬值，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正面临着巨大的贬值风险，就此而言，目前，如何确保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二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根据资金、资源、技术、管理、劳动的组合规则，我国引进外资，主要为了解决我国存在的就业压力。从这一对外贸易政策实施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外部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外部资金、技术、管理与我国国内劳动、资源的结合，一方面，使我国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另一方面，使我国就业率大幅提高，在劳动货币化和资源货币化共同影响下，我国GDP总量也得到了快速增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实现上述生产要素组合的同时，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对外开放，在强制结汇体制影响下，我国居民得到的只是本币形态的货币收入，商品出口所交换的并不是商品而是以外汇形态表现的巨额外汇储备，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以巨额外汇储备作为表现形式的国际间贸易，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贸易属性。更有甚者，在GDP考核机制以及创汇思想引导下，我国往往通过出口退税以及压低国内员工收入水平的方式，去维持这种不正常的国际贸易收支格局。三是引进外资，通过国内资源、劳动与国外资本、技术及管理的组合，生产国内企业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从这一外贸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商品短缺时代，这一组合很好地解决了我国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短缺问题。从目前我国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流向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外部资金、技术、管理和国内资源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合所生产的产品，多数用于出口，而较少地用于弥补国内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不足。
第六，从生产要素和商品要素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来看，在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国、内外生产要素和商品要素市场并不都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要素并不能自由地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二是一些国家还通征收关税或实行进口配额的手段，限制外部商品进口；三是一些国家还通过出口退税以及片面压低本国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促进本国商品出口。这些现象的出现，使目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其自身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规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均衡。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收支上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第七，根据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提出的假设条件，理论上而言，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比重相对稳定，可以使各国在贸易上的相对优势保持稳定，进而维持目前稳定的贸易格局。但是，从这种假设条件在实践中的满足程度来看，在经济货币化和信用货币条件下，生产要素分配的稳定性是不可能维持的。从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一般而言，一些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在当期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具体言之，在重化工业时代，资金、资源在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一方面导致了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而使国民收入分配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另一方面，在生产要素不完全可替代规则影响下，以劳动等为表现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既有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以资金、资源等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高，而以劳动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少。其一方面进一步拉大了国内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使社会生产过剩和居民消费不足同时并存；另一方面，后续劳动力供给的不足，也使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的比较优势难以持续。
第八，根据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相关假设，各国之间的贸易是按货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以此保证两国在商品贸易供求上的均衡。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易货贸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国际贸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各国在商品上供求互补的平衡规则。理论上而言，各国通过开展贸易的方式实现供求互补，需要以下假设条件：一是各国货币对外结算需要以其可出口的商品做支撑，而不是单纯地表现为信用货币；二是各国出口商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口商品；三是各国进口商品所支付的货币最终需要本国生产的商品出口来偿还。根据这几个假设条件，如果剔除“贸易结算货币”这个中间因素，各国的贸易活动实质上仍然遵循了“以货易货”的贸易规则。而从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践来看，在以信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国际货币体系下，一方面，美元不同于黄金，却承担了世界货币职能；另一方面，信用美元的不断超发，使国际货币供给总量不断增加。受此影响，各国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顺差国与美元外汇储备的均衡；二是贸易逆差国与美元外汇赤字的均衡；三是美国作为美元发行国，则会出现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赤字。因此，不断增发美元，成为美国维系现有贸易格局和实现收入平衡的唯一选择。在世界货币供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运行将继续呈现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格局。
第九，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维持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就要求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是静态的。根据这一论述，比较优势理论是以承认为即有社会分工和贸易格局为其前提条件的。应该说，在两国之间货物交换时代，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这个假设，两国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而开展的贸易，有可能保持持续发展。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理论假设在现行的国际贸易发展中根本不存在，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效益成为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由此决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主要建立在“逐利”的基础之上，在两国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既定差距的条件下，就动态而言，随着两国贸易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高以及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其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可以获得较多的收益，以此进一步推动其本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技术水平低以及经济发展慢的国家，其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从而使其在进一步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较大的资本约束。这种资本约束更多地表现为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的货币化形态，一般而言，在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如果劳动力供给可以延续，鉴于劳动力的可再生性，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低端国际贸易可以维持下去；而在以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鉴于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贸易格局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可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市场“逐利”机制影响，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基于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随着时间推移，两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从而使两国之间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面临着较大的变数。具体言之，技术发达和经济发展快的国家在两国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可以通过技术限制和反倾销制裁等手段，获取巨额利益；而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较慢的国家，则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两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存在的既定差距，从而使比较贸易优势所需要的两国技术和经济发展差距不变的假设条件，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
第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逐利”机制所导致的各国进出口贸易，主要以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在经济实践中这种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主要通过信用货币的价值形态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本国可用于生产和生活的使用价值总量表现出来，由此决定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提出的一国资源和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假设条件，在现代贸易发展中得不到很好地满足。此外，如果一国资源等生产要素是不可再生的，那么，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下，一国必然会非常珍惜其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不可能通过盲目消耗其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方式，来发展国际贸易。就此而言，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提出的各国通过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国际贸易的假设条件，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瓶颈约束条件下，并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
第十一，从现代国际贸易发展情况来看，通过增加本国贸易顺差方式来增加本国经济发展总量以及促进本国就业，成为一些国家发展贸易的主要目的；而通过本国发行国际信用货币的方式，向国外进口商品和服务，从而实现以本国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形态向以国外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作为表现形式的使用价值形态转换，是一些国际信用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贸易发展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在国际贸易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就此而言，在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中，各国贸易收支往往是不均衡的。由此导致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要求的各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均衡的假设条件，在国际贸易发展的实践中并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
从各国贸易活动的具体实践来看，国际贸易总是不均衡发展的。受各国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一国贸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总是呈现跳跃式的发展变化特征。就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而言，多年来，受比较优势理论影响，我国一直停留在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消耗为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格局中，这种贸易格局，一方面使中国贸易出口在国际上面临较大的反倾销制裁；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在对外贸易出口中所获取的收益较少。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外资的进入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基地，体现较高技术含量的机电设备出口总额大幅增加，但是，这些高技术含量的机电设备生产，多数是由外资或合资企业来生产的，中国只能依此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能从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中获取较高的利润。由于中国在出口贸易中获利较少，使我国很难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当然，在前期强制外汇结算模式下，我国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外汇储备不是本土企业对外贸易的利润结余，由此决定了其最终所有权并不完全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在信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特殊货币体系下，如果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流入，这种停留在信用货币形态下的资本，并不能对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受我国人口红利减少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逐渐减少等双重影响，我国这种基于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的低端出口贸易也难以维持。从发达国家来看，其一方面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比较优势，在与开展的我国贸易活动中获取了巨额收益；另一方面，其还通过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运用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取了巨额收益。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的对外贸易，不但不能够维持或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进一步拉大这种发展差距。
三、实现我国对外贸易优化升级的相关对策
鉴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需要的诸多假设条件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并不具备，因此，如果按照这一理论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践，则其一方面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以及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减少，我国既有的贸易格局也不能得到基本维持。因此，当前要克服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最终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赶超，就必须突破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设定的假设条件，发展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对外贸易，确保我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言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体现劳动力优势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得到可持续发展
就贸易的本质内含而言，笔者认为，出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口，因此，为了有效地平抑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出现的巨额顺差，应该通过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方式，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最终实现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从我国前期平抑国际贸易顺差的手段来看，2005年以后，我国主要是通过实行本币升值的方式来调控贸易顺差的，就其实践效果而言，这种依靠传统理论而进行的调控措施，并没有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其一方面没有实现我国贸易收支平衡的调控目的；另一方面在巨额外部投机资金已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人民币本币过度升值也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就本币升值和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作用机理而言，虽然二者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其所起到的宏观调控效果却迥然不同。理论上而言，在本币升值背景下，为了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出口商可以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方式，来消化本币升值压力。其一方面使本币升值达不到理想的平抑贸易顺差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降低，将使我国消费市场持续乏力，其在导致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的同时，也使我国劳动力自身再生产面临着较大困难，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工资的实际水平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工资仅仅能够维持其自身和子女的衣、食需要，由于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因此，劳动力对于其子女的基础教育支出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保障的。从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对于其家庭的生活保障现状来看，在目前我国特殊的劳动力构成阶段，我国出现了两代劳动力共同抚养独生子女的代际累加贡献效应现象。因此，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工资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程度而言，我国劳动力工资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程度相对较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却出现了居民总储蓄不断增长的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有关；二是与劳动力过去培养成本补偿不足（主要表现为青壮年劳动力的父母不但不能享受养老，而且还要继续进行劳动付出）和未来收入不确定预期有关（其主要表现为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年老时，将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理论上而言，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应着力于满足以下几方面的支出需求：一是劳动力工资收入不仅包括劳动力自身的衣食住行收入，还应包含劳动力的医疗和养老收入；二是就劳动力子女抚养而言，一方面劳动力工资应包含其子女必要的衣食支出、医疗支出以及教育支出（除义务教育之外，还包含高中、大学教育支出）；另一方面，从未来劳动力可再生产角度考虑，当前，应该适当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的工资对于子女的上述开支应满足于至少两个子女的上述开支需求。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工资所包含的范围还可以依次扩大，进而使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一致，使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协调发展，最终使经济发展满足居民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生活需求。总体而言，当前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可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以下作用：
第一，提高劳动力工资收入，可以通过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后续劳动力的培养，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为经济发展的优化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可以有效地刺激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最终受惠于国民，使我国社会生产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三，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可以有效地遏制我国目前存在的巨额贸易顺差局面，有效地应对我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国际反倾销制裁压力，最终实现我国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理论上而言，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由此削减我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竞争所形成的贸易顺差。而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之后，将有效地增加进口，由此可以达到缩小贸易顺差并最终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目的。
2. 将进、出口平衡作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立足点，通过有进、有出的贸易活动，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理论上而言，在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我们在对外贸易理论认识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误区：
一是根据凯恩斯理论的经济总量平衡公式，将出口看成是做大GDP规模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出口的最终目的在于进口，如果没有有效的进口，那么，对于出口国而言，就是单方面的以资源和劳动为依托的商品输出，其实质上是一种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由此实现的GDP增量，也是一种没有使用价值形态的商品或劳务做支撑、单纯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形态增量。此外，一些人鉴于GDP与就业的正相关关系，认为通过出口增大GDP规模，可以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在只有出口没有进口的对外贸易条件下，劳动力参与出口产品的生产，其完成的只是劳动力的货币化过程。因为，劳动力在取得价值形态的收入之后，理论上而言，与这部分用于出口而产生的劳动力货币化形态相对应的商品或服务，应该通过进口的方式来解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主要通过在国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实现价值形态向使用价值形态的转换。由此可见，在进出口不均衡的贸易条件下，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出口增长，其最终不能解决国内新增就业劳动力对于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以增量出口所实现的增量就业，对于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而言，并没有实质性意义。
二是我国多年来存在的出口大于进口的不均衡贸易格局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在很大程度上与将以美元为代表的国际信用货币视为黄金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有关。理论上而言，在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根据休谟的黄金输出、入点规则，黄金的自由流入和流出，本身可以使一国贸易收支自动地实现均衡。然而，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来看，一方面，美元是信用货币；另一方面，美元又承担了世界货币的职能。由于我们前期将美元等同于黄金商品货币，在进、出口不均衡的情况下，通过长期持有大量美元的方式，来实现另外一种形式上的贸易均衡。理论上而言，不管美元贬值与否，美元最终只是一种价值形态，而黄金既是一种价值形态又是一种使用价值形态，因此，我们前期将作为价值形态的美元用于弥补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做法，其本身也违背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初衷。其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本质内含来看，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国与国之间相对优势的贸易活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实现本国居民消费效用的最大化。根据这一理论原则，当前，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应将实现贸易收支平衡作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基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调整贸易进出口结构，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出口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在目前阶段，其主要表现为体现可再生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体现我国地域特色的可再生农业产品。随着经济发展，要最终实现中国出口贸易的优化升级，我国商品出口就必须逐渐由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业产品，转向以技术和文化做支撑的高端产品，其主要表现为出口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科技产品，出口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文化等精神产品等；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我国相对劣势产品的方式，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居民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就现阶段而言，当前，我国进口的生产要素主要体现在我国相对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专利技术以及先进制造装备等方面；对于消费品的进口，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商品或服务等方面，如我国不能生产的食品以及有利于我国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不断提高的其他国外产品等。可以预计，建立在进、出口均衡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一方面将使我国充分享有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所带来的诸多好处；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通过必要的政策调整，力促我国进、出口的均衡。从对外贸易政策来看，我国前期曾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实行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国内产品出口；同时，对于国外产品征收高关税的方式，抑制进口，由此导致我国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为了实现进、出口平衡，当前，有必要在贸易政策上做适当调整。就出口政策而言，可以通过取消或降低部分行业出口退税优惠政策的方式，来抑制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消耗大的商品出口，以此抑制出口总量；就进口而言，对于有利于提高居民衣、食、住、行等消费水平的商品进口以及有利于提高我国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技术、生产装备进口，应适当降低乃至取消进口关税。通过出口和进口的贸易政策调整，最终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均衡。
3. 通过必要的政策引导，使我国贸易在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基础之上实现优化升级
理论上而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所要求的假说条件，目前我国很难通过比较优势贸易的开展，实现经济的跨越式赶超。实际上，从我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基于国际比较优势而采取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措施，并没有使我国获取更多的技术，其主要表现为我国基于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产品和资源出口所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能通过从国外进口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方式，实现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这就要求今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突破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束缚，通过必要的政策引导，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在进、出口基本平衡基础之上的优化升级，最终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为达此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外汇储备，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生产要素的方式，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质量。理论上而言，当前我国所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是我国本土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所积累的利润结余，而是既包括本国生产要素货币化成份，也包括对来自于外国的投资和投机主体的负债成份。因此，在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外部投机资金获利丰厚的背景下，目前不宜通过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方式，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而应该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式，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和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当前对于外汇储备的使用，应重点用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进口我国稀缺的资源，通过国外先进生产要素的引进，最终丰富我国生产要素的数量，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质量，进而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准备。
第二，通过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提供人才准备。从现代国际竞争来看，其最终表现在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因此，为了有效地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当前，应通过加强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夯实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最终促进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从我国教育和科研投入来看，当前我国教育和科研资金投入总量依然较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高，其主要表现为：由于教育、科研工作者工资收入水平较低，使一些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无法专心投入工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和科研质量；而对高中及大学实行的自费教育也使很多优秀人才留在校门之外，步入外乡打工的廉价劳动力行列，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低投入，也使大量优秀学子流出海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优秀理工科人才的大量流失。上述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使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停留在低端水平；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科技进步缺乏必要的人才支撑。为了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促进技术的不断进步，当前，应该通过不断加强科技、教育投入的方式，提高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专心工作；通过适度控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方式，提高对于高中、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补助水平，使他们安心学习，为我国科技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准备。只有这样，我国对外贸易才能依靠科技的进步，实现优化升级。
第三，在引进外资上，抛弃对于外部资本盲目崇拜的误区。一方面，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将外部资金和资本区分开来。理论上而言，引进的外资必须要有技术、生产设备、管理等使用价值形态的外部生产要素流入做支撑。从当前外资企业的生产性质来看，其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及管理与我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方式，生产相应的产品，满足外资流出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了外资流出国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产地的有效转移；另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及管理与我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方式，生产供我国居民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并在其中赚取了大量利润。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角度分析，外资企业用于前者的生产，对于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什么意义；而用于后者的生产，虽然满足了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但是，外资也在其中赚取了大量利润，外资的进入并没有起到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反而使国有品牌毁于一旦。更有甚者，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一些外部投机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通过圈地或存入银行的方式，赚取了大量不动产增值收益和汇兑收益。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认为，不管是什么形态的外资，只要进入中国市场都是对国家有利的。当前，在外资流入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上，要着力把握以下几个判断基点：
一是只有那些有技术、资源、管理做支撑的外资流入，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对我国生产要素起到增加的作用；
二是只有那些能够给国内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起到提升我国技术水平的作用；
三是只有那些生产产品服务于本国居民消费层次提高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起到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
四是由于外资流入而使本国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实现以外币作为表现形式的货币化收入，只有能够在国外购买相应的生产要素或消费产品，才能真正地实现货币形态收入和实物形态供给之间的均衡。否则，单纯地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总量的增加，必然会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笔者认为，要解决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要在对外贸易理论上正本清源，客观地认识到在国际特殊的信用货币体系下对外贸易发展的本质特征，在于实现各国商品的互通有无，而不是实现本国生产要素以外币作为表现形态的持续货币化；其次，在“逐利”的市场机制作用下，一国对外贸易顺差应更多地体现为本国出口贸易的利润结余，而不是进出口之间的差额。理论上而言，只有在市场化条件下以追求“利润”为趋动力的国际贸易发展，才能通过出口利润的提高，在发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再次，由于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更多地表现为本土生产要素外币化的结果，在我国科学发展仍然缺乏领跑国际前沿技术的条件下，我国由贸易顺差所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能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理论上而言，在国际信用货币条件下，一国本币的国际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全球国家对于其出口产品的刚性需求，当然，还有该国军事实力对于其本币国际化的保护程度。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解决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关键着力点，不在于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在于通过从国外引进大量理、工科技术人才和高新技术的方式，提升我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在信用货币经济条件下，虽然一国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总量体现出来，但是，这种价值总量最终必须取得具有一定使用价值形态的商品和服务做支撑，而从商品和服务供给的源头来看，其主要取决于一国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的可持续供给数量和质量。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在克服对于信用货币形态的外资资本盲目崇拜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提高国内劳动者工资水收入平，加强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实现上述生产要素的可持续供给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注 释]
① 本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海关总署网站公开的各年度统计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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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1、2、3、4、5、6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劳动力商品理论范文5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要义中，马克思的通货膨胀理论的货币分析范式基础是货币流通理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经历了简单或偶然价值形式———总和或扩大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这一演化历程之后，开始以正式身份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货币流通以商品流通为基础，有着其围绕商品流通实际需求的流通规律。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而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之后，在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基础上，其发行量应限于它所代表的金银的实际流通数量。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据此，马克思认为，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由于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所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1］154。长期以来，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绝大多数都从货币流通的视角来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通货膨胀，仅有少数学者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审视通货膨胀，但仅是分散在一些论文中的部分段落之中，并未形成体系，更谈不上研究范式。在现代经济学中，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一般物价水平持续地、显著地上涨”，其本身是一个涵盖商品和货币的二维量:商品自身价格上涨和货币相对价格下降。单一地从货币自身价值视域来审视通货膨胀这一范畴，未免导致一种一维化倾向，不符合注重整体性的逻辑，而且也难以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因此，整理和归纳马克思价值理论中与通货膨胀具有密切理论脉络的部分，并最终形成一种范式的导向，对于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
关于价值的决定问题是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分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规律又进一步阐明了商品的交换依据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价值的结构是c+v+m(c为已经消耗并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价值，v为工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m为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个结构中，c+v为成本价格，即企业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消耗，m表现为利润p。价值结构决定了价格结构，p=k+l+s，其中k、l、s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贡献者的收入，即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从政治经济学逻辑上看，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政治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分析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到价格的抽象推导脉络，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具体分析过程。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应首先明确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价格是否对应的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是单一产品或要素市场供求均衡所形成的均衡价格，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形成的全社会总体均衡价格水平并不对应。而政治经济学中，价值作为由抽象劳动创造、由最具一般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价格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宏观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即“一般价格水平的显著持续上涨”，这个“一般价格水平”是各类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加总的平均数性质的物价指数，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抽象性和一般性。由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价格”这个最具一般意义的范畴去推断“一般物价水平”这另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范畴，较之单一市场价格推断总体市场价格而言，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而从市场价值的角度审视，马克思认为，“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的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2］，即市场价值是由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这里，市场价值与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把各种生产条件下的产品生产量作为权数而考虑进去。英国经济学家鲍尔认为，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我们应当将一般价格水平看作某种平均价格，并考虑它囊括了哪些价格，这些价格如何加总……一般价格水平需要反映多种价格的行为，而且我们还必须将这些价格进行某种形式的加总。各种价格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通常有必要将一般价格水平表示成各种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这样每种价格的变动对整体的贡献就与其重要程度对应起来。”［3］在概念界定上明确了之后，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1．价值结构分析。(1)劳动力价值分析。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劳动力是劳动者活的劳动能力，所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还原为生产满足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社会必要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为使劳动力获得一定的技能所需的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过程，以上是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导致劳动力价值变化的条件，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只有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化了，劳动力价值才会变化;而要使这些生活资料价值降低，只有提高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现代产业部门发展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专业化，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总体上保持着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意味着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越来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却不变，从而平均物化到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价值量就越小。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在技术创新、分工合理化、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作用下，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值量是不断减少的。价格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二者同向变化的论断，则价格应该越来越低，若按此规律则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而事实是“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格在不断地提高，这意味着，价格与价值虽然是表现形式与内在实质之间的关系，但也会出现背离。这种“背离”，绝不是一种割裂的关系，而是在外生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趋势的一种偏差。(2)转移价值分析。与劳动力价值不同，这部分价值主要是指消耗并转移到新的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一起构成新产品的成本范畴，是新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产资料是生产中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所以涵盖的范围很广，具体包括土地、矿藏、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等。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即马克思所论述的第I部类，即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业，在现实中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采矿业、能源行业及部分房地产行业，如前所述，劳动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对生产资料的价值分析。在经济分工全球化、资源配置国际化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先进技术已不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技术流动速度与创新速度较之以往大为加快，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的价值量。与劳动力价值相似的是，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新产品价格，未能随价值的降低而同步趋于降低，反而呈现外生因素作用下不断升高的趋势。因此，从整体趋势下的生产资料总体价值量来看，其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则在生产生活资料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量亦随之减少，产品中属生产资料转移而来的价值量亦呈不断减少的趋势。
2．价格结构分析。劳动力价格理论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起点。马克思对待工资与他对待价值、价格、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一样，均采用“质”与“量”的双重分析。“质”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现象的本质，“量”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形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中系统地分析了工资的“质”，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并在形式和现象上错误地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马克思指出，工资的这种歪曲的表现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掩盖了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措辞。马克思论述的“工资”不是个体工资水平，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劳动力价格范畴，符合通货膨胀的界定要求。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工资亦受生活资料价格的影响，按照《资本论》所指出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三项内容，其价格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变化。无论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还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以及劳动力获得技能的教育培训费用，均发生了较大幅度上涨。这种上涨体现了资源稀缺性引发的生活资料消费品供求关系变化，可以视为一个外生的冲击。从现实来看，技术创新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降低了生活资料中日用消费品的价值量，但人力资本投资层面的行为引致了教育培训等费用的大幅提高，从而直接大幅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因此，对于创造“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范畴而言，外生供求冲击下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和内生人力资本投资驱动下的教育培训费用上涨，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预期，加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构成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上涨机制。价格是价值的表现，但价值规律并不要求价格在任何个别场合都必须与价值相符或一致。价格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波动或上下偏离是常态，而供求机制是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中心波动的调节因素。马克思以此对价格波动的论述亦道出了劳动力价格———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基本逻辑。在这方面，马克思在其关于资本积累理论中有过重要论述。从价值形态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即资本的价值构成，并反映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和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得不以扩大机器设备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与之对应，劳动力投入比例则相对减少，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减少，这一资本过程中既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又出现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绝对增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部门出现大量的、相对于资本需求而言的相对过剩人口。这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役劳动大军”之外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雇佣工人工资水平大幅降低，处于社会的较低工资水平甚至贫困线以下，阶级中的贫苦阶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增长导致的社会贫富阶级分化。这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通过供求关系变化分析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工资波动的部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率下降的趋势。
单纯意义上的工资水平下降绝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工资率还包括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工人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循环，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也相应地收缩和膨胀。在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的规模相对收缩，工资水平上升;而在传统意义上的危机时期，由于生产相对过剩，产业后备军相对膨胀，工资水平下降。在整个经济周期长度内，工资水平则与劳动力价值相适应，并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这就是服从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资本主义工资运动规律。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波动中增长的总体态势，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和低迷趋缓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上升，产业后备军规模和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而在经济萧条期，由于工资黏性的作用，虽然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仍在扩大，但工资不随有效需求的减少而下降，甚至出现了高工资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高工资率不随产业后备军规模变化而趋于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内在逻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已不再是简单的成本要素，而是提升为复杂的劳动投资，知识积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主要作用在于:一般知识可以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专业化知识会给个别厂商带来超额利润，这体现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上，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培训可以形成专业化的、特殊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区别于原始劳动的人力成本。这一过程区别于以往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技术操作学习的简单劳动，是一种对于专业化知识的投资积累的复杂劳动。这种以复杂劳动为本质内涵的投资在实质上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不仅因更为复杂的抽象劳动增加而直接提升了劳动力价值，也因复杂劳动投资于劳动力各项费用支出增加而直接提高了劳动力价格，这亦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价格水平提高的过程。众所周知，“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期，西方的重要流派———调节学派认为，在“黄金年代”中形成了一种“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增长，以及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用于改进大批量设备的投资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等等。这种与生产率相伴生的工资增长正是得益于复杂劳动投资引致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这种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综合来看，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分析是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的基本脉络，价值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和价格结构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本文的前述分析中就体现出二者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但从一种理论范式形成的角度来看，价值结构———价格结构的分析主线和逻辑脉络无疑将会丰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形成经济学的新的关于通货膨胀相关理论，进而推动当代新的发展。
三、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的实践维度
劳动力商品理论范文6
关键词：劳动力 使用价值 价值 具体劳动 抽象劳动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出：资本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劳动力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获得了价值形式变成了商品。当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无法消除劳动力的商品化。而且还要大力促进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一、消费即生产
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上产生”。而“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就是价值的创造”。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购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
既然劳动力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那么它就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劳动力的物质性除了首先作为生物个体之外。更典型地体现在生产工具上，生产工具本质上不过就是物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替代和延伸。因此，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性标志，真正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这一点来看，人的工具性正是由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工具性。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不断地创新和物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要求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必须先于其他所有商品发生符合社会需要的变化，以生产社会需要的商品。
劳动力的精神性使其使用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外。同一个劳动力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也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多样性可以使劳动力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组合。从而产生新的使用价值。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消费。是劳动，是通过具体劳动让使用价值发生符合社会需要的变化，进而将抽象劳动凝结在新的使用价值中创造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其他商品产生的先决条件。其他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都是劳动力的消费的结果。都是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所有商品都以劳动力的生产为最终归宿，这样。劳动力商品就是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产生的依据和目的。如果不能服务于劳动力的生产，所有的商品生产对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无用或不利的。同样道理。劳动力如果不能消费也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会产生危险的副作用。因为其它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却是它们的非物质性源泉。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生产过程。劳动力又是生产过程的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同时全部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正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劳动力的角度上讲，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劳动力的消费是其特有的生产自身的形式。一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最终都服务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者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劳动力的消费和生产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限循环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因为商品的价值载体是其使用价值，所以劳动力的价值载体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消费，是劳动，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体现在创造其他商品价值的劳动中。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载体，又是其他商品的价值实体；劳动力价值直接体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其他商品价值只是间接体现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变成商品获得价值形式。这时的劳动力价值集中体现为剥削被剥削的关系。
二、劳动二重性
生产劳动力的具体劳动是什么劳动呢?很显然。除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外，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其他劳动(自动化和智能生产只是人类体脑劳动的延伸)。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是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生产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处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或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按照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劳动力的具体劳动；它创造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同时承载着劳动力的价值。
劳动力的价值实体是什么呢?当然是抽象劳动。根据价值定义，劳动力价值应是凝结在劳动力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与其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同。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就是生产自身的具体劳动，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它所承载的抽象劳动形成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不过，这不是物化的抽象劳动，而是以精神性为主的活化在劳动力中的人类抽象劳动。笔者称之为活化劳动。
与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不同。劳动力的生产包括所有相关者的劳动，白始至终属于社会劳动；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需要向社会劳动转化，而劳动力的生产直接就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统一。
劳动力是无形的特殊的劳动产品。它的非物质特性即精神能力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已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衡量劳动力的标准。劳动力以外的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凝固的物化劳动，而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是流动的活化劳动；劳动力价值的内容，虽然离不开劳动的物化却不是物化的劳动。因为劳动力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同一个劳动者。随着复杂劳动的不断简单化也可以持续不断地更新升级换代。所以劳动力的生产不是个体劳动，而是必然的社会劳动。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范畴，是价值的物质载体。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关系范畴。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特殊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反映，属于生产力范畴；劳动力的价值当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劳动力商品的内在矛盾是：使用价值一劳动力商品的工具性是解决怎样生产的问题，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一劳动力商品的目的性是体现为什么生产，反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劳动力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对其使用价
值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同种使用价值在不同社会关系中会产生不同社会结果。
三、商品化三阶段
基于劳动力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笔者把劳动力商品化分为简单再生产阶段、扩大再生产阶段和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劳动力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得价值形式成为商品。这是以简单重复性劳动为主的劳动力再生产阶段，属于维持生存型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成本一必要补偿的价值部分。从劳动力商品消费角度讲。这个阶段是只注重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工具性。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裸的剥削阶段。《资本论》中对于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就是对这个阶段的劳动力商品化的理论抽象。
最能反映这个阶段特点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量的决定的论述：“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它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低于这个限度。劳动力商品价值量不仅包括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还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二战至今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阶段，是一个劳动力发展型的，以简单化的复杂劳动为主的高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阶段。从劳动力消费的角度讲，这个阶段同时注重其使用价值的工具性和目的性，劳动力的价值逐步得到充分实现，社会关系逐步走向高级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完成了从简单、机械、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到复杂、精细、多样的脑力劳动为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重的阶段转换。劳动力的价值量随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成正比变化，因为没有社会分工协作的劳动力产品，由于不发生交换，其价值为零，分工越细协作越复杂而高效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