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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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范文2
摘要 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分析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结果显示：对全体样本而言，健康是劳动力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对男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显著，对女性劳动力退出的影响微弱；健康对农村劳动力退出有显著影响，而对城镇劳动力退出没有作用。
关键词 健康 健康冲击 非连续时间风险模型 劳动力退出
一、引言
鼓励劳动力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个体的健康原因退出而打折扣。研究健康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联系，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绝大多数国外文献对健康与劳动力退出关系的研究，集中在老年劳动力的健康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上（Bound et al.，1999；Disney et al.，2006；Rice et al.，2006；Zucchelli et al.，2007）。健康与退休的经济理论表明，个体对现时和将来闲暇的偏好依赖于现时的和预期的健康状态（Lazear，1986；Roberts et al.，2008）。非健康会增加劳动负效用、从工作中通过低工资得到的回报减少、给予残疾者以非工资收入的资格，这些都会使非健康者继续劳动的概率减少。有众多学者还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比如，Roberts等（2008）、Hagan等 (2008)发现急剧的健康冲击对退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iphahn (1999)的研究发现德国40―59岁之间的个体由于健康冲击的影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了200%。 JiménezMartín 等（2006）对西班牙50―60岁劳动者的分析表明继续工作的概率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而减少。Smith（2004）也发现年龄超过50岁的遭受了健康冲击的个体其继续工作的概率将会下降15％。
研究年轻劳动力的健康与工作状态转变的文献较少。 Pelkowski和Berger (2004)利用美国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持久的负向健康冲击使工资和工作时间都显著地减少，而且，年轻者的健康对劳动力产出的影响较大，40―49岁的男性及30―39岁的女性发生了持久疾病后的收入减少达到最大。Lindeboom等 (2007) 利用事件历史模型（an event history model）估计了工作和残疾状态之间的关系，发现健康冲击对就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残疾来影响的，同时，个体如果在25岁发生残疾，在40岁时其工作的概率将会减少14.4%。Pilar 等（2010）利用英国的家计调查数据分析了16―64岁的男性和16―59岁的女性的健康对劳动力进入及退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对转变为非就业的风险有显著作用。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健康对农村劳动力的参与分析及健康对城镇职工退休的影响研究上，如刘生龙（2008）认为，健康状况每增加一个等级，中国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可能性将会提高3.48个百分点；健康状况对中国女性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影响要高于对男性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影响。封进和胡岩（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是女性提前退休的一个动因，但并不是男性提前退休的原因。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健康与劳动力关系的研究内容，但是已有文献或者忽略了健康对年轻劳动力退出的作用，或者没有把城乡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正如Currie和Madrian (1999) 所强调的那样，实证结论都支持健康对劳动力的退出有影响，但效应有多大、与其他决定因素相比哪个更强等问题还存在争议。存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实证中使用的截面数据无法限制个体不可观察因素。本文利用包括年轻劳动力在内的面板数据分析健康对分性别、分城乡劳动力退出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计量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健康与劳动力退出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计量分析框架
（一） 退出风险模型
因为本文的考察重点是健康对劳动力退出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了那些在初始年份有工作的个体，追踪其首次转为不工作或其数据截断（截断意味着某个个体或者脱离了调查或者一直在调查样本中但仍在工作）为止。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状态s的持续期可以纳入风险函数中，风险函数可以测量在时间为t时转变工作状态的即时概率，即直到时间t时工作状态的条件生存概率。以非连续时期代表连续时期的风险率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
hsit=pr（1）
式（1）中Xit是随着时间t变动的协变量向量，Ti是非连续的随机变量代表劳动力退出被观测到的时期。
持续期样本似然对数函数可以通过引入二元变量yit得以简化，当t=Ti或个体没有被截断时，yit=1，否则yit=0。相应而言，对那些一直工作的个体，全部时期的yit=0；对退出者而言，除退出期为yit=1外，其他时期yit=0 。这样，似然对数就可以通过yit的引入简化为下式（Allison，1982；Jenkins，1995）：
logL=∑ni=1∑tik=1yitlog(hik/(1-hik))+∑ni=1∑tit=τlog(1-hik) （2）
为了用不连续的风险模型代替潜在的连续时间风险模型，Prentice和Gloecker（1978）用双对数风险函数形式表示出风险hit：
hit=1-exp(-exp)(Xitβ+θ(t))) （3）
式（3）中的θ(t)表示基础风险，它是哑变量表示的各个时期风险的阶梯函数。
（二） 潜在健康指数
用主观方法测度出的健康用于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可能存在着误差。其一，有着相同潜在健康水平的个体回答健康分类问题可能会用不同的门槛值不同（Lindeboom and Doorslaer，2004）。其二，劳动市场的状态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健康。其三，非健康是一个处在工作年龄内的人离开劳动市场的法律托词，个体以非健康为由不工作的行为可以合理化，对一些继续工作而报酬较少的个体而言，为获取病残收益资格往往低估自身的健康，这被称作退出的残疾路线（Blundell et al.，2002)。
为消除主观健康测度存在的误差，Bound（1990）、Disney等(2006 )把主观健康作为一些客观健康因素的函数，计算出潜在的健康指数来消除这些误差。考虑健康因素Zit影响个体的劳动市场转变决策HRit，有下式：
HRit=Zitβ+εiti=1,2,…,n;t=1,2,…Ti （4）
式（4）中的εit是与Zit不相关的时变误差， HRit不能直接观测，但可以观察自评健康Hsit，设定Hsit潜在对应部分为H*it，则有下式：
H*it=HRit+ηiti=1,2,…,n;t=1,2,…Ti(5)
式（5）中的ηit代表从H*it到HRit映射中的测量误差，并且与HRit不相关。把式（4）带入式（5）得到如下式子：
H*it=Zitβ+εit+ηit=Zitβ+viti=1,2,…,n;t=1,2,…Ti （6）
式（6）中的ηit代表当直接用H*it估计健康对劳动力市场转变影响时的误差来源，因为ηit或者为随机分布或者是劳动状态的函数，前者会削弱健康对退出的影响，后者则会过高估计健康对劳动力市场转变的影响，为此，需要用预计的潜在健康指数*it来缩小误差。
当把二元或序数的Hit与潜在的H*it联系起来，并且假定vit分布形式已知时，我们可以估计出β参数。如果自评健康为序数时，有以下形式：
Hit=k 当μk-1
其中μ0=-∞,μk≤μk+1,μm=∞。设定vit为正态分布，式（7）就可以使用极大似然的序数Probit模型计算，预测值则可以作为潜在健康水平。
为减少健康与劳动力退出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模型中同时包含了期初健康和滞后健康，滞后健康可理解为健康冲击，滞后健康比期初健康含有更丰富的内涵，因为劳动力市场状态的调整需要时间，而且该方法可以控制个体不可观察的与健康相关的异方差。
三、数据与变量
(一) 样本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取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 数据集。该调查覆盖9 个省(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的城镇和农村,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1989 年开始,该调查迄今已进行了7次（1989 年、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0 年,2004年，2006年），其数据集中有一部分是同一被调查者在不同年份的数据。包含了所有成人的工作情况、个人健康状况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等信息。因为关于健康的完整信息在1997年以后该调查才开始涉及，所以本文样本的时间选择为1997―2006年，样本包括在起始年份（1997）有工作并且在其后的年份中都参与了该调查的个体，其中16―59岁的男性1185人，16―49岁的女性864人；城镇人口369人，农村人口1680人。
（二） 变量
1. 劳动力退出
从事经济活动到不从事经济活动的过渡被用于劳动力退出的测量。本文的劳动力退出变量以个体自报告方式界定，该调查的问题之一为你现在有工作吗，我们把在1997年有工作而在以后的年份回答没有工作的作为劳动力市场退出。农村劳动力中回答“有工作”的个体其职业以农民为多，处于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的地位（其工作单位类型多为家庭联产承包农业、小集体等）。值得指出的是，该调查在“是否有工作”之后，还对个体为什么没有工作进行了询问，正在找工作、做家务、残疾、学生、退休、其他是其中的回答选项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本文不能区别出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是换工作临时退出还是由于健康原因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因为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工作选项答案中的人都有可能再返回劳动力市场，所以，本文的退出更多带有暂时性或初次退出的特征。。
2. 健康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提供了个体对其健康与同龄人对比来评定的四个等级：非常好、好、一般、差。用于预测潜在健康指数的疾病变量包括有无甲状腺肿大、口角炎、高血压、糖尿病等变量，体测及疾病变量用二元哑变量表示，1代表有，0代表无。详见表1。
3. 其他变量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提供了工资、奖金、补贴及其他收入汇总生成的家庭、个体总收入，并且分别以1988和2006的辽宁省城市消费品价格指数对收入进行了平减。本研究使用2006年平减的收入数据。收入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一般会减少，为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把退出前的个体收入取对数后再取平均数，退出发生后的收入则以平均数的滞后值代替。当然，内生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身体健康有可能影响工作类别的选择，即有的人健康状况差，但是选择了一项对身体健康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所以即使是身体差，影响劳动力的退出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除非是很严重的疾病。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无法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未对这种内生性进行处理。家庭规模、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及医疗保险状况的具体定义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表3汇报了全部样本及分性别、城乡的样本均值情况。从全部样本看，不工作者健康等级为好的比例比有工作者下降，而健康等级为一般和差的比例都有上升。男性没工作者和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好的比例降低了将近0.1，而健康等级为一般和差的等级分别下降了0.047和0.041；而女性的各个健康等级在工作者和没工作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农村没工作者与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非常好的比例降低0.044，城镇降低0.014；农村没工作者与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级为差的比例增加了0.068，城镇增加了0.033，增降幅度均低于农村。
其他变量在不同工作状态之间也有所不同。如没有工作的个体的收入无论是在分性别还是分城乡以及全体样本中都比有工作的个体收入为低；在婚者工作的比例高于不工作的比例；没有工作者享有医疗保险（因为CHNS对社会保障调查涉及的较少，为引入社会保障控制变量，本文以个体享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代替社会保障）比例均低于有工作的个体。
注：城乡以居住地划分，城市的调查点中也包括郊区的农民，所以城市的调查点中有农民职业。农村调查点包括县城，所以有非农职业。
图1―图3描绘了全部样本、分性别和分城乡的自评健康的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生存函数相同的Logrank 和PetoPetoPrentice的χ2检验（和概率）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到身体越健康的个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就越小，生存函数相同的假设被拒绝；图2分性别的图示表明越健康的男性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小，女性健康与退出的关系不明显；图3则表明越健康的农村劳动力其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大，城镇劳动力健康与退出的关系不明显。
（二） 计量分析
1. 潜在健康回归
表4汇报了以自评健康为因变量的广义序数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因为自评健康是以1表示最高等级，4表示最差等级，所以，如果有疾病问题，预期回归系数应该为正号。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口角炎、双臂缺失或双臂功能丧失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的正号。用该回归模型的预测值构建个体的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用于下面的分析。
2. 退出风险回归
非连续时间退出风险模型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5中，变量的风险率及标准误差分全部样本、性别及城乡列示，风险率测量了某个自变量变化一单位导致的退出风险的比例效应，所有可能使退出概率增加的因素，其风险率大于1，而所有使退出概率减少的因素，其风险率在0到1之间。非连续时间退出风险模型用STATA软件中的pgmhaz8命令执行(Jenkins, 1998)。
注： ***,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对于全体样本来说，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137%。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小学组（基础组）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降低53％，即高素质的劳动力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可能留在劳动力市场。
从分性别的样本看，男性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210%，女性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73%，但女性的退出风险并不显著本文还使用了自评健康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健康对退出有性别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生病对于家庭生产活动比男性生病更具有破坏性，使得女性即使在遭受健康冲击的情况下也不轻易离开劳动力市场。刘国恩等（2004）的研究表明当丈夫的健康状态下降时，妻子的一周工作时间从45.44小时上升到50.06小时，当妻子的健康状态从“很好”变为“不好”时，丈夫的一周工作时间不仅未增加，反而从43.34下降到37.15小时。Wu(2003)发现妻子的健康打击比丈夫的健康打击会给家庭财富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婚男性比未婚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34％。相比与小学组，受过初中教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增加，而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女性退出风险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更小。
从分城乡的视角看，农村劳动力潜在健康指数（健康恶化）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使得劳动力退出风险增加146%，而城镇劳动力的健康对退出没有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劳动力主要以体力活动为主，使得家庭收入更加依赖于个人的体力和身体状况，所以农村劳动力即使患有某些不易观察的疾病也不及时行医而继续工作，日积月累的小病造成的大病冲击往往使其更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享有现对健全的福利保护，受到的长期大病冲击较少，即使受到健康冲击，他也会选择制度安排允许的休病假，而不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导致健康对城镇劳动力退出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小学组而言，受过大学教育的城镇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减少，城镇在婚劳动力比未婚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也减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退出风险减少，而城镇劳动力的退出风险增加。
相比于高级或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管理者、行政官员、经理、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等职业，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农民、渔民、猎人、服务行业人员等职业退出概率显著增加。而医疗保险对退出的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广、医疗保险补偿水平不高造成的，比如，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我国医保基金年度结余率较高，平均年度结余率在26％左右，最高的年份达到36％。按国际经验结余率应控制在10%，长期过高的结余率会降低基金使用效率降低参保人的待遇。
五、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分析健康在劳动力退出中的作用。我们把在起始年份就业的劳动力（16―59岁的男性和16―49岁的女性）作为储备样本，把劳动力退出风险纳入非连续时间模型，同时，在自评健康与肌体功能问题进行广义序数Probit回归基础上取得潜在健康指数。分析结果显示：对全体样本而言，健康是劳动力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对男性退出的影响显著，对女性退出的影响微弱；农村劳动力健康对退出有显著影响，城镇劳动力健康对退出没有作用。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应该设法为增进劳动者的健康提供便利，使其不因健康问题而非自愿、过早地离开劳动力市场。
我们的研究表明有以下两个问题可能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一，健康对劳动力进入有无影响，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如何？第二，健康对分性别、分城乡的劳动力进入是否同退出的结论一样也有较大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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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范文3
关键词：扩展；劳动就业；渠道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1日
2011年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7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1年，监测城市用人单位通过市场招聘人员累计2，068万人次，进入市场求职人数累计1，956万人次，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6，与上年相比上升了0.05；《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末，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8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两组数据表明：中国城镇用人需求持续升高且高于求职总人数，而另一方面，城镇就业困难和失业登记人数同样也持续升高，城镇登记失业率已达4.1%。当然以上两组数据只是对城镇就业情况的统计，还不包括各大城市农民工用人荒与农村失业人口持续攀升的情况说明。从上面两组数据我们对中国目前劳动力就业问题可以略窥一斑，一方面就业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失业率同样不断提升。当有一部分人吃不上“蛋糕”时，我们首先往往想到的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就业这块蛋糕是由目前我国总体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发展国民经济是我们需要长久坚持的中心，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然而，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有效地解决目前社会就业问题，不但会造成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也会最终影响社会经济总量的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不能总把目光紧盯在“蛋糕”的总量上，我们应该综合考量就业“蛋糕”结构、分配等因素，才能更科学地解决目前劳动力从业与就业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社会就业市场需求存在；另一方面闲置、失业劳动力存在，如何让两者更科学合理地融合，这就涉及到劳动就业渠道的问题。面对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扩展劳动就业渠道是一条快速有效的举措，也是我们理应探讨的要点。下面将从社会各个层面分析劳动就业渠道的扩展。
一、构建合理的产业发展结构
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统筹发展一二三产业的发展，使未来产业结构更匹配劳动力市场的构成状况，最终形成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市场需求与劳动力的契合度。2012年4月，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2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83.2%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以上各行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分别为36.6%、14.3%、12.9%、8.9%、5.7%和4.8%。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用人需求分别占第二产业全部用人需求的84.3%和11%，二者合计为95.3%；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分别占第三产业全部用人需求的26.1%、23.6%、16.2%和10.5%，四项合计为76.4%。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就业需求集中在传统的以制造业、建筑行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中，而原本对劳动力吸纳最多的第三产业的需求甚少。
第三产业就业需求的涵盖范围广，吸纳量大，基本上可以覆盖不同文化、年龄、技能的劳动力群体。例如展销、餐饮、配送等行业可以吸纳大量低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群体；而新兴的电子服务、网络、文化产业可以吸纳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群体，比如目前就业困难、领域广泛、文化水平高的大学生就业群体。从目前就业市场需求分析来看，第三产业远远没有达到应当具备的劳动力吸纳水平。当然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也逐渐蓬勃而起，但是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相对于目前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甚合理。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还要注重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比如劳动力需求量大、发展前景好的，国家要相对进行政策、资金的扶持与鼓励。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是协调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最佳杠杆。
二、合理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涵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东、中、西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是城乡统筹协调。这“两个统筹”可以相应解决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协调。首先东、中、西三个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严重不平衡。东部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保障、就业机会、居住环境、社会福利水平较中西部高，因此吸引各层次劳动群体去东部发展，创造机会。但是东部地区虽然经济总量大，就业需求大，但总不能避免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导致东部一些城市失业率偏高。而部分中西部城市，尤其是地域偏僻、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城市，一方面留不住高水平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安置不了大量的低文化水平的本地劳动力群体，造成双重矛盾。而这种现存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势必会影响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恶性循环。合理协调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一方面将东部发达地区资源耗费大、就业需求量大的传统制造行业尽快向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转移，以解决当地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尽可能创造吸引人才的社会就业环境，留住高水平人才，缓解东部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这种协调会形成两利的局面，促进我国劳动就业市场区域性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更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城市极速的发展势必侵占农村资源，最严重的当属土地问题的紧张。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城镇化盲目扩张的问题。城市需要发展，需要农村土地资源，然而土地是农民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一些城市盲目扩张，引进的一些发展项目在占用农民土地资产的同时，并没有相应解决当地农民就业问题。当地农民失去土地，资产转出却在当地找不到谋生的手段，只能去城市寻求适当的工作机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问题，也给城市就业市场带来压力。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具体实施的情况，综合考量各种问题。在占用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兼顾当地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就需要国家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加强把控，严格审批农村用地，严控发展前景小、只占资源不解决就业的发展项目；另一方面，农村目前的发展状况同样堪忧，大量劳动力迁出，土地资源占用浪费情况严重。加快新农村建设，集中土地资源，发展集体种植方式是有效可行办法。
三、着重关注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群体
农民工就业问题矛盾重重，涵盖社会问题复杂，这是我国长期关注并坚持改善的问题。目前，农民工就业市场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各大城市频频出现农民工荒的局面；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资源闲置。协调农民工就业市场需要从权利保障、技能培训、当地安置、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解决，这是一个长期过程。
目前，大学生群体就业难已成社会公认问题，难以解决也亟须解决。同样是来自《2011年度全国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的数据，从用人单位的要求看，87%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比重为39%；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为23%；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5%。从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占41.2%；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者占24.7%；大专以上学历的求职者占34.2%。这说明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供小于需，存在大量闲置的高素质劳动群体。大学生就业问题涵盖许多矛盾，比如专业设置与就业需求脱钩，教育水平与单位实际用人水平不符，大学生就业指导缺失等，这些矛盾也是需要长期并且从根本上解决。但我们从劳动就业这一角度来看，必须关注大学生就业群体，不仅因为目前矛盾凸显，也因为大学生群体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不容社会忽视。
四、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自九十年代以来，民营经济一直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据统计，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所吸纳的劳动力占城镇就业增量的80%左右。在农村地区，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在民营经济中实现了就业。我国民营经济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近1.5亿人，约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30%。在2，8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在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中实现了再就业。在高校扩招以后，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加入到求职队伍中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日趋严峻。据国家人事部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2005年民营企业吸纳的高校毕业生占58.3%，超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比例。然而，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民营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明显减弱，仅从大学生就业选择来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涌向党、政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等部门，民营往往成为最后的选择。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提高民营企业的薪酬福利，规范民营企业的制度规范，提升民营企业的声望，引导劳动群体就业观念。
五、逐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劳动力市场发挥协调劳动者就业供需关系的作用。我国过去曾经长期使用“统包统分”的劳动力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引进劳动力市场观念，但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在协调供求关系、促进就业等方面的作用明显，是劳动市场供需双方的粘合剂和剂。目前，一些就业中介组织遍地而起，在引导当地劳动群体就业方面效果显著。另外，一些大型猎头公司、就业网站等新兴就业渠道蓬勃发展。然而，目前劳动力市场还存在诸多风险与制度漏洞，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法律法规，规范劳动力市场，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劳动市场的作用。面对目前劳动力就业矛盾凸显的社会问题，国家应当建立劳动就业公共服务部门，指导就业困难及失业人员上岗，发挥国家公共服务功能。
就业问题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关乎国民幸福，关乎社会稳定；就业问题存在于每一个发展时期，也存在每一个经济发展体中。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从经济发展、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各个社会层面统筹考量，协调缓解。根据目前我国实际发展情况，从协调产业结构、统筹区域经济、关注矛盾凸显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群体、发展民营经济、完善劳动力市场等五个方面努力，尽可能快速有效地缓解就业问题，使就业水平契合目前总体经济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梁鸿飞.略论民营经济的就业吸纳效应.中国中小企业网.
[2]文中数据均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统计分析报告.
[3]2012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范文4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本文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工作搜索模型的深入研究，系统分析了中国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现状，提出了一种解决“知识失业”问题的思路，认为基于地域结构差异因素，引导大学生选择就业地点和创新创业是解决“知识失业”的一种方式，表明了作者进一步落实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观点。
［
关键词 ］知识失业；地域结构差异；区域经济均衡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079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727万人，创下了新中国成立65年以来的历史新高。经历了2013年699万毕业生的“最难就业季”，2014年更是被人们戏称为“史上最最难就业季”，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持续热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毛入学率持续增加，使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2013年的高校毛入学率达到了34.5%，并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40%。而扩招后，每年的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急剧增加，但对应的岗位需求却没有足够的增加，使得我国的“知识失业”状况逐渐严重。
1对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研究现状
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配置的表现［1］。“知识失业”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作为高等教育人才的大学生，从知识能力到个人素质等各个方面都不应该成为失业的主要问题，但是现今大学生的就业确实不尽如人意，“天之骄子”的时代早已经过去。在国外，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早已有过一定的研究。Blaug［2］等人就认为大学生们不愿意降低工资是造成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主要原因，因为根据供给理论，当市场供给增加时，均衡价格应该下降，显然其将原因归于劳动力的供给方。而Carnoy［3］则把高校毕业生的失业归于劳动力的需求方，认为失业大学生的存在有利于企业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存在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是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从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取消和1998年高校扩招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可能出现困难就成为了各个学者研究的关注点。宋福进［4］（2002）从供求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指出了预期劳动力价格的差别影响了不同层次毕业生的就业；王新清、候书栋［5］（2007）指出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高等教育的机制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翁杰［6］（2008）认为用人单位的“工作经验门槛”阻碍了应届生的求职，造成了应届生就业的稳定性不高；杨宜勇、周帅［7］（2006）则提出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念存在偏差，需要纠正；赖德胜、田永坡［8］（2005）则使用了工作搜索扩展模型协助分析，认为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大学生就业的相对困难，而非绝对困难。
综上所述，普遍认为有三种社会因素导致了大学生就业困难：一是供求矛盾，即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但适合的岗位没有及时增加；二是教育体制的因素，大学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出现了部分行业技术人才缺乏而部分行业人才过度饱和的状况，并且教育质量下降，使得当前的大学生能力水平跟不上社会所需；三是产业结构因素，我国的现有工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缺乏不同层次的技术行业以消化大量的高等教育人才。而笔者认为，地域结构差异的差异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资源使得高校毕业生集中于在东部地区就业，供大于求，而中西部地区则是高等教育人才严重缺乏。
2地域结构差异与“知识失业”对照分析
2.1大学毕业生总体数量分析
虽然中国现有大学生数量庞大，但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不高。2003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5%，而1998年时发达工业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6%。2007年我国大学生（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当年在校大学生）占成年人口的比重为7.18%，而1960年，美国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成年人口的比重为16.5%［9］。数据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水平是需要提高的，大学的扩招应当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应有政策，因此不能将“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归于高校扩招。
从图1可以看出，与招生和毕业人数急剧增加相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基本呈下降趋势。基于毕业生绝对数量的持续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失业人数在增加，“知识失业”状况愈发严重。
2.2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即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Doeringer）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详细介绍。，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分割特性。具体来说，可以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视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将大中城市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视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力，有可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而劳动力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会无法获得这种分割性收益。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流动性更低，劳动者一旦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更稳定的就业环境以及更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对于那些正在选择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进入哪个劳动力市场对其一生的收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大学毕业生自然会显示出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偏好。
从下表的数据中明显可以看出，净流入率为正值的省市和地区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净流入值基本为负值，大学毕业生就业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偏好十分明显。
曾湘泉［10］（2004）曾在2001年至2002年对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非常集中，如74.8%的北京地区毕业的人都首选在北京求职工作，其中非北京生源毕业生首选就业地区为北京的比例也达到了69%。而中西部地区对于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又得不到毕业生们的响应，仅有2%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去中西部地区就业。该数据尽管来自十年之前的调查，但从当前的就业趋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根据麦可思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如果将全国的就业地分为八个区域经济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率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超过70%的大学生选择了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就业（如图2所示）。
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以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而事实上，在由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与农村地区构成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且这一劳动力市场一直在期望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前去就业。而在由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组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里，由于大学毕业生过度集中，导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并且，即使暂时不能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又存在职位空缺，很多大学毕业生依然不愿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使得“知识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2.3基于工作搜索模型的相关分析
如图3所示，在工作搜索模型限于篇幅，不赘述工作搜索模型的基本情况。中，假设F（W）曲线是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频率分布，而F′（W）曲线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频率分布。明显F′（W）曲线较F（W）曲线短矮很多，并且，同样的工资率为W′，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获得该工资率的可能性为π′1，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该工资率的可能性只能是π2，明显较小。
F′（W）曲线较F（W）曲线短矮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假定，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对我国当前，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距。
首先是经济水平的发展差距，具体可以表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高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给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均在4000~5000元，而在中西部地区，同样的职业或者同层次的单位，平均工资水平要少1000元甚至更多。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高薪水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
其次是产业发展不完善，某些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选择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会难以发挥所长。比如，当前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对于该行业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来说，留在行业优势地区有利于找到工作。但对于整个国家宏观来说，大部分相关毕业生集中在某一地区，一是该地区就业容易饱和，出现大学生失业，二是当下落后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会缺乏人才，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
最后，我国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等也加剧了就业的不均等。好的教育往往集中于东部地区或者大城市，但当大学生们学有所成，想要中西部地区就业时，很容易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或是职位空缺情况不了解，或是面试成本过高，都加大了他们找寻工作的成本，因此很多人往往就不愿意更换地区而直接选择在就读地就业。
工作搜索模型提供了一个基准来衡量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情况，即不论在找工作时考虑职位的何种条件，都可以将其折合成为工资率考虑。只有在职位的工资率达到大学毕业生的可接受工资率时才能使大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工作。这也是解决地域结构差异引起的大学生“知识失业”的落脚点。
3大学生就业选择与创新创业思路分析
3.1解决“知识失业”的一种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20世纪90年代对就业问题做过大规模调查，他们的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5年，城镇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已从12.76%显著地提高到了23.34%，而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却仅从0.49%上升到0.54%，这说明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很少回农村工作，更不要说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了。同时从前述的相关调查数据也可以发现，很多来自中小城市的学生最后也选择在大城市安居就业，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学生最后也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就业，虽然主要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强，但面对急剧增长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如此的就业倾向持续发展，只能加速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饱和，削弱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能力，加剧不平衡的发展。
笔者认为，结构原因导致的“知识失业”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地域结构差异引起的就业不均衡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差异引起的不均衡。但是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说，采用解决教育体制问题和完善产业结构的方法解决“知识失业”都非一朝一夕，相对而言，以引导缩小地域差异继而带动缩小经济发展差距是相对直接和快速的方法，同时也符合西部大开发和鼓励中部崛起的国家政策。这一举措的直接方式即鼓励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返回家乡及周边地区创业就业，既解决“知识失业”问题，同时，大学毕业生们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去了知识和技术，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3.2相关具体对策
事实上，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都有很深的故土情结，鼓励大学生们返回家乡就业并非十分困难的事。但根据工作搜索模型，要使得大学毕业生们真正接受这份工作，必须使工资率达到其可接受的工资率。这里的工资率，也包括了各种福利待遇以及生活水平高低，能够让大学毕业生真正安居乐业。
第一，国家和政府应当有政策引导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如对于到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的大学生提供国家和地方双重补贴，提升其工资率和生活水平，缓解甚至解决大学生们对生活水平的顾虑，合理提升表现优秀的人才，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第二，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贷款担保和税收减免，同时给予一定的资助和支持，鼓励有技术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鼓励已经在发达地区或者大城市工作和学习过的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创造就业岗位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同时鼓励针对地方特色和新兴产业创业，有利于形成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
第三，加强信息交流，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建立更完善的职位需求供给交流平台，传递中西部地区的人才需求，拓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视野，降低其工作搜索成本。同时建立健全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大学毕业生在转换工作地区时的担忧。
第四，大学生应当树立新的价值理念，改变对于工资水平的观念。经济发达的地区虽然工资水平较高，但其生活成本也很高。同时，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大学生更应该树立远大目标，抓住 “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机遇，勇于创业，大胆探索人生的事业。
4结论
笔者认为，鼓励来自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返回家乡创业就业，不仅是解决“知识失业”的一种途径，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一条可行道路。同时，我国目前对于这种方式还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如果通过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获取更新的报告和数据，未来应当可以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树立正确有效的政策引导，实现这一思路，这对于解决“知识失业”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都应当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韩巧霞.我国高校毕业生“知识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09（9）.
［2］Blaug·M.，L ayard·R.and Woodhall·M.，The causes of graduate unemployment in India，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69.
［3］Carnoy·C.，‘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 or Educational Planning，1977.
［4］宋福进.我国高校不同层次毕业生供求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2（3）.
［5］王新清，候书栋.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6）.
［6］翁杰，周必彧，韩翼祥.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2）.
［7］杨宜勇，周帅.我国社会就业压力与大学生就业难题的破解［J］.中国高等教育，2006（24）.
［8］赖德胜，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经济研究，2005（11）.
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范文5
关键词：白领人员；过度劳动；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白领人员过度劳动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
收录日期：2012年6月20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劳动者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过度劳动也就成为了普遍现象。近些年来，过度劳动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过劳死”等现象时有发生，已经影响了当前社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白领人员过度劳动现状
（一）过度劳动的概念。薄萌（2008）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分析，认为“过劳是指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王艾青（2009）从宏观意义上指出，过度劳动是“人力资源在较长时期的过度使用，即就业者在较长时期处于一种超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就业状态。”（2011）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对过度劳动的概念作了进一步修正，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概念，认为过度劳动“是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当中，在较长时期内已经感知肌体或精神的疲劳，且这种长期疲劳已经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或工作生活质量，但出于各种因素的驱动而仍然提供超时、超强度劳动的行为状态。”
（二）我国白领人员过度劳动现状。当前我国白领人员的过度劳动已成为普遍现象，据2008年“职场人群健康权调查”显示，大约七成劳动者处于过度劳动的状态。杨河清等对北京地区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员工进行的问卷和访谈调查表明，大多数员工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且工作时间不规则，工作状态较为紧张且经常加班，一些员工因为过度劳动而出现了身体机能的下降，严重影响了员工的身心健康。吴君（2011）对北京CBD地区白领员工过度劳动现状的调查显示，白领员工自主过度劳动现象十分明显，且过度劳动比较严重的人群主要集中在31～50岁年龄段、硕士学历、月平均收入在8，000～20，000元的劳动者。
二、从社会保障角度分析产生白领过度劳动的原因
（一）就业保障的不完善性
1、就业压力过大，劳动力供大于求。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供大于求的现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蔚民曾在采访中表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而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是1，200万，“十二五”期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每年将达到1，300多万，比“十一五”期间压力更大。因此，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就业形势依旧十分严峻。而且，这种供大于求的现象在白领劳动力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南方人才网有关就业形势的统计显示，行政、人事类和经营、管理、策划类专业分别位于专业人才供过于求的第一和第二名。由此可见，当前白领的就业压力和工作压力较大，一旦找到工作，大多数白领都会延长劳动时间、提升工作业绩以确保不被其他劳动力所替代。
2、劳动法律法规不完善，白领处于绝对弱势。在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地保障。虽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制定了相应的条款来约束用人单位的行为，但法律对其约束力并不是特别大，特别是对用人单位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过小，导致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出现了在一些私营或者外企工作的白领，其持续工作的时间超不过十年的现象。而这些人一旦失业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再就业的压力往往会比过度劳动的压力更大。
（二）住房保障的不健全性。安居才能乐业，这一点在中国百姓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当前我国的住房保障体制还不是十分合理。在我国的住房市场中，商品房占到绝大多数比例。众所周知，商品房本身所面对的购房对象是拥有高收入的人群，从理论上来讲，商品房只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住房需求。由于当前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多数人都需要通过购买商品房来满足自身的住房需求。但是，奇高的商品房价格却令人望而生畏。为缓解商品房价过高的现象，满足低收入百姓的住房需求，国家制定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措施。然而，城市白领阶层还算不上政策上的低收入阶层，基本上不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围内，享受不到国家政策性的住房保障，但其收入又远远达不到商品房的购买能力，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夹心层”。纵然国家为保证住房“夹心层”的住房需求制定了“二限房”政策，但由于受户籍、工作时间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能够享受到“二限房”的白领人数还是较少，这种只保两头的不合理住房政策促使了白领必须通过提高工作强度来赚取更多的报酬，从而达到购买商品房的经济实力。
（三）医疗保障的低保障性
劳动力市场现状分析范文6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产业结构
失业通常分为三类，即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后两种失业统称为自然失业。其中，摩擦性失业是由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缺陷所造成的临时性失业，一般是由求职的劳动者与需方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不相适应所引起的失业。
一、中国失业现状分析
1 结构性失业及其具体表现
结构性失业的特点是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即市场上存在着大量失业的劳动者，但同时一些行业的工作岗位空缺，找不到适合的劳动者。结构性失业并不是劳动力需求不足，其根源在于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因为一段时期劳动力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动。
比较有代表性的结构性失业是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高学历群体就业难这一现象。直接表现为大规模扩招和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少之间的矛盾，据统计，1998年大学毕业生不到83万，2006年后这个数字上升至307万，而同期城市新增就业岗位远远达不到毕业生的增长速度。除了供需总量上的矛盾外，大学毕业生专业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也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市场化发展进程相比存在滞后，所培养的毕业生在专业上与市场需求间存在矛盾在所难免，因此若干专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或者若干工作岗位找不到合格毕业生。
2 摩擦性失业具体表现，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看，摩擦失业所反映出的矛盾主要在于，求职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适的岗位，而用人单位有时又很难寻找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素质的人才，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摩擦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对中国摩擦性失业最具映射作用的是中国独特的春运现象。中国每年都有1亿多人次的春运规模，春运的主体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他们可获得的绝大部分工作信息来源是同乡或者亲戚介绍，如果没有介绍源，外出找工作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农民工向就业市场流动所依赖的信息渠道有限、单一，导致部分摩擦性失业。进一步分析，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成本非常高昂，高成本的流动影响就业并导致一部分摩擦性失业。
中国就业服务市场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发展也是造成摩擦性失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求职者不能获得方便、及时、有效的就业市场信息；另一方面，招聘单位也不能获得真实、及时的应聘人员信息，双方交流的渠道——就业服务市场不够通畅，影响劳动力的高效流动。
二、影响失业的原因分析
1 结构升级和资本构成提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就业弹性的下降。一般来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会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在中国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下降。从数据上看，“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就业弹性系数也处于下降状态。“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但到“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
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劳动力供需出现矛盾。首先，中国第一产业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不少劳动力得以释放，涌向第二、三产业。其次，中国第二产业正经历“资本深化”进程，因此，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有效地扩大劳动力需求，在扩大就业需求方面效果并不理想。最后，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在发挥吸收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2 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善
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在传统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大大提高，户籍制度改革也获得了深化，但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并未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就业歧视依然存在。
首先，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户籍就业制度仍存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分为在权利、机会和风险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别的两部分，在人口迁移政策上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从而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流动，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
其次，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厚此薄彼”。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城市居民能够获得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则长期被排除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覆盖率低、社会化程度低、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长期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稳定器”的作用基本得不到发挥，成为当前制约农业人口就业的重要因素。
第三，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本地的就业问题限制外地工人进入本地就业，表现在就业机会上。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那些教育程度较低、非专业技术性劳动力同属次级劳动力市场，当地政府政策倾向首先从职业上对农民工予以歧视，许多城市都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等。
3 教育与培训尚待进一步发展
首先，中国缺乏多形式、多层次系统的培训体系。当前的培训层次不高且单一，更多的集中在基础性培训，没有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系统职业培训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优化和结构调整。其次，职业培训主体比较单一、投入不足。目前企业是职业培训的主要承担者，而当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相对较低，即使开展培训，实际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也并不高，效果并不明显，企业培训工作由当前的简单培训向高技术含量培训转变仍有相当的路要走。第三，职业培训缺乏制度约束。
从教育角度讲，中国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矛盾。近年来，中国教育体制落后、教育结构不合理使劳动者“学非所用”矛盾突出，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等。
三、应对失业的对策分析
1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根本上讲，失业属于经济问题，最终必须运用经济手段予以解决。中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则相对贫乏。在这种状况下，处理失业问题首先应该充分认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这一事实，更多考虑用劳动力资源来替代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在继续保持第二产业发展势头的同时，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具体的做法根据不同产业状况有所不同。
第二产业对失业的影响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不仅因为在建筑业、制造业等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规模占比相当大，更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存在着明显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因此，处理好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相比较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和比较优势原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重视生产技术进步能够使中国稀缺的资本得到更好的利用。
第三产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第三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就业弹性大的特点，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相当突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水平不高，吸收劳动力的潜力没有获得释放。
2 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这一政策是缓解中国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治本之策。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首先需要做以下两个方面工作：一是通过确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打破劳动力流动在地区、部门、城乡之间的各种制度性的障碍，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各种行政性分割，形成完善的市场就业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尤其是对于农民的跨地区流动就业，要消除歧视性的政策，实现平等竞争；二是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建立起社会化、高效率的就业信息网络。促进就业岗位信息的充分传达，减少因摩擦产生的岗位流失和职工失业。
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缓解结构性失业的矛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还可以促进失业者就业、减少在职者的失业。中国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忽视造成的职业教育落后、职业培训不发达的局面，必须通过加大投入、强化舆论引导等方式予以改善，在全社会形成重视职业教育和培训，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不仅鼓励用人单位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同时引导在职和失业者主动提高技能。最终要通过加大职业教育的改革力度，形成以市场为导向，服务就业、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
3 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