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托管范文1
2010年7月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提出，“各地可以从实际出发，开展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办学形式，提高办学水平”。
2014年2月26日，在新一届中央政府首次专题研究部署职业教育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强调，一定要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兴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民办本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在创办人曹勇安教授的带领下，早在1998年就成功试水委托管理。15年后，这所学校再担重任，2013年9月受明道集团委托开始管理民办高职三亚城市职业学院，2014年3月受黑龙江省甘南县政府委托开始管理公办中职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
从复制到移植，从输血到造血，从理念依附到文化融合――本期聚焦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的实践案例，以探究职业教育领域委托管理的内在动力、目标模式、方案实施及成效评价。
一、概念
委托管理
委托管理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主要指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按照预先规定的合同，对委托对象进行经营管理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委托管理是信托范畴的延伸和发展。委托管理常被用来描述酒店管理等经营行为。
后延至教育领域，主要指政府或投资方向专业化的社会机构购买服务，提供给所兴办的学校。委托管理激活了教育管、办、评分离并联动的机制，有益于扩大教育优质资源的辐射效应，从而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目前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都有委托管理行为发生，涉及的托管类型有公办对公办、公办对民办、民办对民办、民办对公办四种。本专题所描述的托管属于民办对民办、民办对公办这两类。
管理方
管理方即在当地政府部门或投资方的配合下，负责对薄弱学校委托管理工作具体实施的机构。目前有教育中介组织、学校、社会团体等。
本专题中的管理方为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重型机床制造学院，其间易名为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职工机电学院。1993年，学校为支持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与企业签订经济分离合同，成为全国第一家国企学校与企业分离的典范，易名为黑龙江东亚大学。2001年，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在东亚大学基础上成立齐齐哈尔职业学院，结束了齐齐哈尔市没有地方普通高校的历史。2010年4月，教育部批准学校升格为本科。
受援学校
受援学校是指接受管理方委托管理的相对薄弱学校。本专题中的受援学校为民办的海南省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和公办的黑龙江省甘南县职教中心。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前身三亚卓达旅游职业学院，在2001年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是三亚市第一所高等学府。学校以旅游类专业群为主，开设有建筑类、管理类、电子信息类、语言文化类、艺术设计类等20个专业。学校由明道酒店集团于2007年收购。明道酒店集团成立于1993年，业务涵盖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写字楼管理、大学办学等多项经营。
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成立于1997年，是县里唯一的职业学校，现有73名教职工。学校所在甘南县有“中国向日葵之乡”美誉，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部级重点开发扶贫县。
二、缘起
管理方：1998年始的实践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的前身――东亚大学受齐齐哈尔市政府的委托，在1998年就曾托管过8所濒临倒闭的企办学校。8所学校加一个教育处机关共7000多名学生、609名在岗教职工，还有近400名离、退休教职工。国有企业急于甩“包袱”，而地方政府限于财力无能接收，于是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创办人曹勇安临危受命，迎难而上，扛起这个包袱，并顺势组建了全国第一家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民办教育集团――黑龙江东亚学团。曹勇安深深意识到：“民办如果办不出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就不掏人民币。”为此，东亚学团将教师的工资与学生和家长的评价以及班级学生数的增减挂钩，实行绩效工资，调动起教职工面向市场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到两年时间，8所被托管的学校分别成为市、省和部级示范学校。在没有财政经费投入的情况下，东亚学团组织教师不仅自己挣出了“饭钱”，还用余钱改善各校的办学条件。托管10年，8所受援学校共创收1.14亿元。2008年，当国家出台接收国企教育政策时，曹勇安才结束托管。一年后，当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整理民办教育改革30年成绩时，齐齐哈尔市政府委托民办学校管理公办学校的案例被评选为9大影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案例之一。
受援学校：一南一北两窘境
海南三亚，明道酒店投资集团接手举办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其实就只接了一个办学许可证。具有教育家情怀的董事长刘晓锋，先后投资4.13亿元征地、建校舍。2011年3月新校园竣工，结束了学校11年租校舍的漂泊历史。校园有了，学生没了。因为伴随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快速下降，高职院校生源急剧下降，该校的“招生办”也变为“找生办”，甚至成了“买生办”，加之13年没有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期间又被教育部亮过黄牌，这更是雪上加霜。学校办学规模才800多人，年招生才300人左右。全年收费380万元，而年度支出却高达1260万元。虽然每年明道集团“不差钱”地投入，可是没学生还叫学校吗？以刘晓锋为首的学校董事会领导，先后赴台湾和瑞士两地知名院校考察，邀请国内专家来校“会诊把脉”，也准备与省内某高校联办，均未修成正果。
黑龙江甘南，县职教中心占地面积只有13万平方米，学生宿舍只能容纳200多人；学校实习实训设备短缺，学生上实训课必须分组轮流进行。学校招生情况一直不好，在校生不到600人；专业设置也主要是围绕打工转，县里急需的技能人才培养却是空白。学校教职工中理论教师多、技师少，且老龄化严重，50岁以上的就占了一半，学历合格率不到30%。面对县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强劲需求，职教中心显得力不从心。
纽带：教育梦
刘晓锋在接手学校之初，就明确办学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终身不图回报，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真心办学、明道育人”的坚定信念。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同样出身黑龙江的刘晓锋结识了曹勇安，后者也深深地被他搭钱办学的教育情怀所打动。2013年春节刚过，东北正值春寒料峭之际，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即派出以副院长张振笋为首的管理团队，远赴三亚，支持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管理改革。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三亚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8月底，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然彬继续加盟“远征军”，加速推进学校的改革。11月5日，双方签定了“委托管理”协议。
甘南县的县委书记梁光、县长李韬放与刘晓锋同样怀揣教育梦。他们带领县委、县政府班子在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深刻地感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已从“基础性”升级到“决定性” ，这一理论的提升必然促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升级。他们决定，全县在“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方面，要先从政府购买职业教育入手。因为办好职业教育，既是惠及民生的实事，也是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同时，政府也要从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向“采购者”转变；财“养人”为“养事”；职教中心校从“生产单位”向“经营单位”转变；教师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向谁购买教育服务？甘南县将目标锁定了同属齐齐哈尔市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和曹勇安。2014年2月17日，双方签定“委托管理”协议。
一方是具有教育情怀的优秀企业家，一方是具有民生情怀的地方“父母官”，一方是管理过各种类型教育的办学人，共同的教育梦想，让大家三地携手，走上委托管理之路。
三、目标
总体目标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和投资方、举办方确定的学校委托管理目标，核心点是受援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创出品牌”，通过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学龄人口教育”和“非学龄人口教育”并举，“全日制教育”与“多形式教育”并举，兴办让委托方满意的职业教育。
托管双方明确，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形成办学特色，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在3年后向外输出管理模式、人才和课程，达到省内一流、国内知名水平。
功能目标
几方约定，通过托管让受援学校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比如，委托方甘南县就希望，县职教中心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的管理下，能够逐步满足全县人民群众在当地就业和外出就业的需求，满足全县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各类法人组织对应用性职业型的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满足全县有上中高等职业院校和应用技术大学意愿的学龄人口和非学龄人口的求学需求，满足全县各级各类党、政、企事业人才全方位的培训需求。
治理目标
通过管理方的治理，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逐年提高受援学校办学效益，不断降低生均培养成本；第二，深化受援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
师资目标
管理方建立一支与两所受援学校办学规模、质量、效益相适应的、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规模目标
经过努力，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2000人，受援学校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800人、年培训量实现5000人次。
四、方案
托管双方约定――
齐齐哈工程学院对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的委托管理，自2013年9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0日止，计3年时间；对甘南县职教中心的委托管理，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计5年时间。
托管双方共识――
职业教育是公益性事业。举办方将受援学校委托给齐齐哈工程学院管理，是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是为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非是减轻投入和财政负担之举；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托管民办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和公办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是为了践行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办学理想，非是以营利为目的。双方保证，委托管理期间受援学校的开办资金和全部收益都投入到学校发展中，任何一方都不得抽逃和挪用。
托管双方认为――
委托管理是一场教育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紧密联系的综合性改革，要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委托管理期间，受援学校的名称和建制不变、学校人员身份不变、原投资渠道不变，办学经费只增不减。在委托管理过程中，注意保护教职工和学生的利益。
托管双方同意――
按受援学校的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产权与经营权分离、举办者与办学者分离的“三分离”原则，托管双方各自履行所应承担的职责。即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管理方）分别与明道酒店集团（投资方）、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受援学校），及甘南县人民政府（举办方）、县职业教育中心（受援学校），三方组成办学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董事长由明道集团派人出任，副董事长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人员出任，其他董事会成员由明道集团推荐2人、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推荐1人组成。院长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在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董事长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派员出任，并为学校法定代表人。
托管双方承诺――
管理方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拥有对受援学校的资金支配权、资产使用权、教职工聘用和解聘权，有权制定、实施劳动用工制度、薪酬制度。
五、实施
举措一、输入管理团队
托管不等于支教，重在管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派出常务副院长曹然彬、副院长张振笋为首的管理团队，和院长助理、东亚学团职业高中校长周永涛为首的管理团队，分别进驻受援学校。曹然彬担任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副董事长、院长，张振笋担任执行院长。周永涛担任甘南县职教中心董事长。
截至目前，管理方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直接派往两所受援学校工作的已逾20人次。近一年期间，管理方后勤处长、人事处长、财务处长、信息中心主任及各系部主任等先后到三亚和甘南的学校现场指导工作。与此同时，在本校三年级学生中，挑选29名优秀者以职教师资研修生的名义加以重点培养，作为受援学校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的后备人选。
举措二、提升师资观念与能力
办学以教为本。教师的理念高低、能力大小，决定了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强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对两所学校委托管理后，将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三管齐下，快速推进。
一是“内培”。和黑龙江省甘南县政府的协议签完没多久，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就办起了为期一周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班，从甘南县教育局的分管领导到县职教中心的校长、教师，一个不落地全员参加。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加强受援学校教师培训。第一，充分利用受援学校搭建的明道讲坛、阳光讲坛及承办各类会议的机会，引导广大教职工深度参与，开阔视野，提升认识，建立专业发展支持系统。第二，开展组织变革、专业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的思想大讨论，通过大墙会议、分组PK等形式，促动教师理解并认同管理方的职业教育理念，并加强优良校风建设。第三，通过举办干部研修班、教师培训班、教师成长工作坊、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研修班、职业教育师资研修班、学生干部训练班、学生领袖素质训练营等多类、多级培训形式，加强干部作风、教师教风、学生学风建设。
二是“中练”。在管理方的组织下，受援学校多次举行听课评课、教学观摩、说课比赛、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等岗位练兵活动。作为这次委托管理的“总导演”，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曹勇安教授深入一线，亲自指导相关活动。在实施托管两个月后的2013年11月4日、5日两个整天，曹勇安走进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教室，分别听取了王永花、金颖、孙德全及金娥、夏金花5位老师的课堂教学。在评课中，他引导广大教师要融入学生群体，了解学生，研究学生，促使学生参与教学，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智慧去点燃智慧，并希望青年教师同学校一起成长，在组织中实现个人价值。
三是“外引”。管理方面向全国招聘新教师。通过常规常识测试、无领导小组讨论、压力面试及试讲等环节的考核，有多名应聘者以见习教师、实习生等身份被受援学校录用，进入试岗阶段。
举措三、做好学校规划、资源整合与模式再造
托管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后，利用春节休假时间，管理方带领受援学校管理团队核心人员坚守校内，闭门研讨学校下一步发展思路，名誉董事长曹勇安亲自参与。经过讨论，达成共识：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三大建设”为主要内容，以内涵建设为主线，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课程改革为关键，以师资建设为基础，以校企合作为支撑，依托明道集团产业优势、资金优势和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管理及品牌优势，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管理团队，推进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优化配置学院各类教育资源，推行“校企合一、工学交替、学做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管理，提振信心，凸显特色，注重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受援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托管甘南县职教中心后，管理方组织开展“百村千户万人”调研活动，深入到甘南县10个乡镇8个社区的农户家及田间地头进行调研，最终确定：受援学校办学定位从过去的只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开展学历教育，转型到为“三农”服务，推行“3+4”办学模式，培养现代职业农民。管理方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专门成立乡村学院，作为甘南县职教中心人才培养的接续，以此构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中等、高等、本科职业教育有序衔接，职教、普教、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教育体系。
举措四、调整组织管理框架
托管后，管理方本着“组织机构要精简，人员结构要合理，工作职责要明确”的原则，对受援学校原有的机构设置进行适当的调整。
对三亚城职院，保留系、部称谓，变二级管理为一级管理。撤销各部门副职，原副职通过考核，一部分改任助理，解决学校干部冗员、工作推诿、效率低下、“龙多不治水”的问题。实施全员目标管理，采用“学校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扛指标”的“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即：干部明确学期和学年的管理目标，以及所属团队发展、人员成长目标；专业负责人明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供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师明确分科教学目标以及学生成长目标；教辅人员明确服务目标。变号召式管理为契约式管理，变指令性领导为理念性领导。贯彻“责任归领导，权力放部门，利益给大家”的管理原则，推行“把住方向，放开方法；把住宏观，放开微观；把住结果，放开过程”的管理方法。
对甘南县职教中心，保持原有体制，实行公办学校企业化运营模式，实行副校级及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择优竞聘。在教学管理上，探索实行专业法人制，专业法人要承担教育责任（目标管理），行使教育权利（内部创业），获取相应利益（成本中心），做到“开一个专业，办一个实体，建一个会所，创一个品牌”。
举措五、移植制度文化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注重对本校多年来形成的制度向两所受援学校移植，在受援学校建立竞争激励机制与自我约束机制，专册形成制度汇编。
在劳动制度上，按照“能进能出――有序流动”的原则，制定招聘制度、转岗制度和辞退制度，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机制。
在人事制度上，按照“能上能下――竞聘上岗”的原则，完善干部任用制度、教师评聘制度、员工考核制度，建立“坚持德才标准、注重工作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任用、能上能下”的新机制。
在分配制度上，按照“能多能少――绩效考核”的原则，确立正确的分配政策导向，强化激励与竞争机制，采取多项措施，完善薪酬制度，建立各项奖励机制，充分体现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劳多得、优劳优酬”。
在托管中，除了加强上述这些正式制度的工作实践外，管理方还抓住各种机会开展非正式制度的情感实践，以此消解文化冲突，弥合情感隔阂。
以三亚城职院为例。2013年11月10日，学校和整个城市遭遇20年来西太平洋最强台风“海燕”，图书馆、变电所和地下仓库全部淹没在雨水中，校园内树木倒地百棵，学生宿舍、教学楼内的几十个消防设施受损严重。管理方和投资方的领导带领广大师生，不分昼夜地投入到抗灾自救中。领导与教工们一起，卷起裤腿，穿着拖鞋，泡在过膝的水中，填堵沙袋，打捞图书……虽然大家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却贴在了一起。
举措六、拓展社会资本
针对托管学校社会资本稀缺的现状，管理方有意识进行社会资本的输出，为托管学校发展及时提供各种必需的教育理念、规范、信任、制度、网络关系等资源。在这些资源的合理流动、有机共享和主动创生中，实现受援学校跨越式、内涵式发展。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对最早托管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有意识推行这一举措。2014年1月6日，邀请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到学校考察，并为学校明道讲坛开讲。1月16日，聘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教质量保障与评估研究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原副主任李志宏担任学校独立董事。2月1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寄语学校，希望传承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创业精神，结合三亚实际，立足海岛，充分发挥集团产业优势、区域优势，探索创业型职业院校建设之路，并题词勉励“校企合一、产学一体，创新就业与招生、人才培养的联动机制”。3月29日，首届全国中高职衔接专题研讨会在学校召开，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21所中职学校参加。
举措七、抓好重点工作
两所受援学校都将招生工作作为托管后的重头戏。
2014年春节刚过，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即启动招生工作，曹然彬院长亲自指挥，深入基层调研，并邀请营销专家驻校指导，动员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多人迅速奔赴岛内及全国的生源学校，以职业指导讲座等形式宣传学校。通过微信等多媒体渠道，学校亮出了“新课程 新理念 新面貌 迎新生”的广告。结合实际，学校开设了“海陆空”（邮轮、航空、高铁）三大“阳光就业”专业，吸引考生、家长的关注与选择。
2014年春季学期末，甘南县职教中心招生工作分为两组，第一组由举办方、县教育局宋焕章副局长带队，负责全县14所初中的招生工作；第二组由校招生办马利与何继东组成，负责查哈阳农场、双河农场、阿荣旗地区的招生工作。到各生源校，除了进行1小时左右的就业指导外，还对县职教中心被托管后的专业设置及就业优势进行详细介绍。依托管理方资源优势，职教中心新增设铁路服务、航空服务、银行事务等热门专业。
六、保障
管理方：创办人的魅力与学校的实力
管理方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创办人、院长曹勇安教授，自17岁就投身教育事业，43年矢志不渝追逐教育梦想。1991年，曹勇安在“校舍是租的、老师是聘的、广告是赊的、校牌是借的、学生是清一色的高考落榜生”的艰苦环境中踏上办学征程。1993年，曹勇安创办黑龙江东亚大学，成为全国自考的“三面红旗”之一。后来兼并公办的齐一机床厂职工大学，学校因此具有了“混合所有制”的优势。
1998年2月，曹勇安受市政府委托，接管齐一机床厂8所学校，组建全国第一家各类在校生1.2万人的民办教育集团――黑龙江东亚学团。这给了曹勇安团队一个可以进行各种类型教育改革试验的机会和平台。
2001年3月，在黑龙江东亚大学基础上，成立齐齐哈尔职业学院。2010年4月，学校升格更名为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近年来，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坚持“政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教学做合一”办学理念，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全程化职业生涯教育，寓人才培养于团队建设之中，积极探索创业型大学建设之路。由他倡导建立“专业法人”制度，依托专业创办齐三机床厂等21个校办公司，并推行立足专业实践、培养“双基双技”人才的“三学期制”，使大学找到融入市场和服务社会的最佳切入点。
依托学校品牌优势和管理优势，2012年5月，齐齐哈尔市在学校建立全市“再制造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心”和“文化型养老机构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心”。
基于学校的办学业绩和个人的社会影响力，曹勇安曾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实践者，更是一位教育创新者、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同领域研究中位居前列。他连续16年受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这是民办高校中的唯一一位。他的办学理念广为传播，演讲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乃至美国和比利时。他也应邀担任全国多个地区和院校的发展顾问。
受援方：充分的信任与大力的支持
无论是明道集团的刘晓锋，还是甘南县县委书记梁光、县长李韬放，都是务实干事的人，都是极具教育情怀的人。
对梁光、李韬放来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采用新机制办活县级职教中心，是这个拥有37万人口的贫困县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把甘南县的职业教育抓好了，就会有两个好处：一是解决了甘南县人的就业问题；二是提升了甘南县人的素质，提高了劳动技能和生存的本领。“职业教育办好了，那么全县就活了。” 所以，县委班子统一思想，使全县干部劲往一处使，寻找资源的大整合，以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如何突破？借用外力。用梁光的话说，“政府办教育不要搞教学，具体的教学活动要交给教育家来办。”甘南县政府的态度是，既然交给教育家办，就要充分信任地交，全力支持地交。
对明道集团来说，也是如此。签订托管协议后，集团根据管理方提出的要求，统筹规划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又投入280多万元，改建和新建了6个实训室，同时把集团企业作为实习基地和就业基地，供各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按课程项目综合实训、企业认知实习、顶岗实习等设计从入学到就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中，两家委托方都特别明确：保证及时、足额拨付受援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学校日常经费，保证满足受援学校办学基本条件和教育基本环境以及不断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加大对受援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扶持力度。
与此同时，两家委托方也都郑重承诺并如期兑现，在委托管理期间，以捐款的形式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支付委托管理费。
七、成效
成效一、学校顺利发展
海南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被托管后，即面临学校迎接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评估。这所学校办学12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接受五年一次的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到2013年是最后的机会。学校新的管理团队临危受命，历经半年多的努力，坚持“评建结合”指导思想，学校焕发生机。2013年12月5日，三亚城市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评估获教育部专家组“通过”结论。
黑龙江省甘南县职教中心被托管后，拓展办学定位，学历教育与培训兼顾。在委托方支持下，受援学校与就业局、劳转办、民政局进行培训对接，召开了10个乡镇的协调会。举办首期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班，来自东风社区和繁荣社区的76名下岗失业人员参加了培训。甘南县职教中心针对培训班学员的特点，选派3名骨干专职教师，精心备课和制作多媒体课件，帮助参训人员学习与家政服务人员密切相关的家庭日常生活礼仪、婴幼儿常见病护理、老人和病人护理、产妇的康复护理等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方法。自2014年6月起开始再就业培训，涉及家政服务、机修钳工、计算机操作员、焊工等专业。
成效二、媒体多方关注
《中国教育报》2014年1月14日以“委托管理 生死线上的突围”为题，对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托管三亚城市职业学院事件进行专题报道。文章描述道：“通过教育部评估，对于大多数高职院校来说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对于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来说，却意味着学院解决了‘生死’大问题。和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从天南到地北的牵手，让这所已经被教育部门亮了‘黄牌’的学院重新焕发生机。”
《中国青年报》2014年2月24日以“政府办教育不要搞教学”为题，对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托管甘南县职教中心事件进行专题报道。文章引用管理方齐工院曹勇安院长的话来描述委托管理的作用：“人还是原来的人，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只是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使教育焕发出生命力。”
成效三、社会专题聚焦
2014年1月1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科协学术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新东方教育集团、麦可思公司等机构的专家，齐聚三亚职业教育沙龙，聚焦“管评办分离背景下的职业院校委托管理”。与会者以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委托管理为案例，围绕“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第三方机构责任与使命”等问题，深入研讨。
会议认为，职业教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有两大重点，一是打造职业教育升级版，二是加强治理体系的改革、管办评分立和协同。
会议指出，对职业教育薄弱地区和院校实施托管，是突破当前职业教育困境、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较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2
我们这里以学校基础教育为研究重点，所以一般不包括这种极端的情况。其实，从根本上说，就是只存在两类主体，其中学校投资者包括各级政府、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他们是学校的直接投资者，而受教育者是最终的出资方，是受教育者通过交纳税收和给学校付费来委托政府和非政府投资基础教育管理者办学，为其提供基础教育服务。所以政府和非政府的投资办学组织，对于学校、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来说是出资方和委托人，但同时也是受教育者的人，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同样，学校管理者是学校、学校投资者和受教育者的人，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同时受教育者、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对于教师来说又都是出资方和委托人，基础教育管理者对他们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
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体系分析
我们把围绕基础教育的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这三个环节的基础教育政策归为基础教育办学政策。政策是交易活动规则的政府文本形式，是制度的政府文体形式。基础教育办学政策所要规范的就是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之间的委托权和权，或者说投资权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学校投资者所担负的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权是对中小学校和中小学校管理者的投资，所担负的基础教育管理权是对整个基础教育学校的管理权，即学校外部的、学校之间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和对学校内部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直接的和重点的是学校外部的、学校之间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间接的是学校内部的学校基础教育管理权。学校和学校管理者对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主要是学校内部的管理权，同时也可拥有参与学校外部和学校之间的基础教育管理权，它属于各级政府，对于基础教育办学也存在着上述类似的委托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基础教育办学拥有投资权，并拥有直接管理下级政府和间接管理或影响下级政府办基础教育的权力，但较之上级政府来说，由于下级政府拥有其基础教育办学产出的更多的具体的信息，因而对于其所负责的基础教育办学，下级政府拥有更多的直接的和实际的管理权，对其所负责的基础教育具有更多的直接的和实际的影响力[2]。
由此可见，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政策，二是管理政策。基础教育的办学政策就是要通过这两方面的政策来解决在基础教育办学中投资者或所有者与管理者或经营者的不一致及在非同一主体时，在投资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办学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协调一致的问题。基础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和社会（非政府），其中政府又分为各级政府，社会（非政府）基础教育投资者又可分为公益投资者和营利投资者。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学校，其中政府又分为各级政府，主要从事校外事务的管理，学校又分为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主要从事校内事务的管理。办学政策主要就是对这些基础教育的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
基础教育办学政策中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关系
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与管理主体的相对分离，即基础教育的投资权和管理权的相对分离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各级政府之间出现的各级政府投资权和管理权的相对分离；二是在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出现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相对分离。各级政府投资权和管理权的相对分离，可以称之为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垂直错位分离，而垂直错位分离又可分为垂直正错位分离和垂直负错位分离。基础教育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垂直正错位分离指的是：投资权在上一级政府，而管理权在下一级政府，这种垂直正错位分离是符合委托关系的，即上一级政府是委托人，具有投资权，而下一级政府为人，具有管理权。投资权与管理权的负错位分离指的是：投资权在下一级政府，而管理权在上一级政府，这种垂直负错位分离是与委托关系相反的，即上一级政府是委托人，但却没有投资权，而有管理权，下一级政府作为人，却具有投资权而没有管理权。基础教育政策就是要尽量减小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垂直正错位分离，因为当委托人和人不是一个主体时，分属于上下两级政府时，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在主体形式上是始终会存在的，且是应当存在的，而不应当消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上级政府在基础教育办学上对于下级政府的权威性，确保上级政府在基础教育办学上对于下级政府的直接管理权和对公办学校的间接管理权或影响力。投资权与管理权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垂直正错位分离可以通过政策调节而尽量减少，从而使得虽然投资权和管理权在主体形式上是分离的，但在实质上却是协调一致和统一的。对于其他基础教育办学中，投资权与管理权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垂直负错位分离这种不正常的分离，则应尽量消除。因为如果让下级政府拥有基础教育办学的投资权，则会有损于上级政府在基础教育办学上对于下级政府的权威性，削弱上级政府在基础教育办学上对于下级政府的直接管理权和对公办学校的间接管理权或影响力。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出现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相对分离，可以称之为基础教育投资权与管理权的水平错位分离。水平错位分离又可分为水平正错位分离和水平负错位分离。基础教育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水平正错位分离指的是投资权在社会或非政府，而管理权在政府，这种正错位分离是符合委托关系的，即社会或非政府是委托人，具有投资权，而政府为人，具有管理权；基础教育的投资权与管理权的水平负错位分离指的是投资权在政府，而管理权在社会或非政府，这种负错位分离是与委托关系相反的，即社会或非政府是委托人，却不承担投资责任，而是有管理权，政府作为人，却要承担投资责任，而没了管理权。基础教育政策就是要尽量减少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水平正错位分离，因为当委托人和人不是一个主体并分属于非政府和政府时，投资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在主体形式上是始终会存在的，且是应当存在的，是不应当被消除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基础教育办学上的非政府办学或民办基础教育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自主性。确保民办基础教育的非政府主体在基础教育办学上对于制定基础教育办学政策的影响力和对民办学校的管理权或影响力。但投资权与管理权在非政府和政府之间的水平正错位分离，其实质上的分离却可以通过政策调节而尽量减少，从而使得虽然投资权和管理权在主体形式上是分离的，但在实质上却是协调一致的和统一的。对于在基础教育办学中，投资权与管理权在非政府和政府之间的水平负错位分离这种不正常的分离，则应尽量消除。因为如果让政府拥有民办基础教育的投资权，则会有损于民办基础教育的非政府投资主体在基础教育办学上的独立自主性，削弱民办基础教育的非政府主体在基础教育办学上对制定基础教育办学政策的影响力和对民办学校的管理权或影响力，同时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被挪用、转移、侵吞和流失。#p#分页标题#e#
基础教育的中央财政政策分析
根据委托理论，在大型组织中，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一定的分离状态，这种分离状态导致了委托问题的出现。人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具体信息，有可能做出有损于委托人的行为，导致交易活动的结果与委托人的目标不一致，但如果委托人对治理有方，则存在着委托关系组织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体，就不存在委托关系。一个国家的各级政之间就存在着委托关系。上级政府往往是下级政府的委托人，下级政府则是上政府的人，在基础教育办学中，应当处理好这一关系。目前“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办学政策，实际上是处于办学的投资权与管理权集于县政府一方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委托关系，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委托关系问题和委托关系的治理成本，但同时减小了政府在整个国家这样一个大的组织背景下统一调配资源的能力，容易各自为政，削弱了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权威，这是一种缺乏监督和治理的政策，容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率。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3
第一种是静态对称信息下的最优合同――强制合同。这个模型假设投资公司能够观测到民办高校人工作努力程度，那么就可以设计出这么一个合同：投资公司支付给民办高校人一个适当的固定报酬，同时民办高校人在投资公司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由于信息对称，投资公司就可以精确地了解民办高校人的劳动供给曲线，观测人的努力程度，并计算出社会效益最大化时所需的人的工作量，即当人的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产出时的工作负荷。只要人在完成其任务时所得的固定报酬能使他的效用大于不接受合同时最大期望效用(保留效用)，而人未完成其任务时的所得足够的小，民办高校人就会按委托人的要求自动地付出适当的努力。然而，对民办高校的管理与经营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脑力劳动，其质量和数量是非常难以度量的。因此，根据民办高校人工作努力程度设计强制性合同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种是静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最优激励合同。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无法观测到民办高校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无法区分民办高校业绩下降的原因，这就会有一个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此外，民办高等教育生产的最终产品是学生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对于如何测量一个学生人力资本的增值，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较为科学合理的测定方法或手段，只能从另一些指标对此进行推测，如毕业生就业率和工资等。这造成了对民办高校经营绩效难以有一个统一而且合理的测量标准，也造成了对民办高校进行激励的困难。
二、动态委托模型
投资公司与民办高校的委托关系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性的。在动态情况下，伦德纳(Radner)、罗宾斯泰英(Rubbin-stein)与法玛(Fama)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声誉模型”和“棘轮效应”。前者认为如果委托人与人保持长期合作，只要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最优风险承担和激励可以实现。而后者认为由于委托人对人努力水平的评价建立在参照标准上，努力水平的提高会使工作业绩不断提高，参照标准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当人预测到他的努力将提高标准时，他的努力积极性也就下降。
我们前面讨论到，为了执行强制性合约，必须监控人的劳动成本行为，调查清楚人的劳动供给曲线。在动态委托中，还要求工作任务必须相对稳定。因为，如果工作任务经常变动，委托人必须对这种工作任务下的劳动供给曲线重新进行调查。然而，即使是对一些工作复杂程度低的工作，委托人也难以调查清楚人的劳动供给曲线，因为人不愿意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劳动供给曲线。民办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多数工作任务都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工作任务不确定程度高：作为管理人员，他必须搜集自然环境的变化信息，并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作出相机决策，这种信息收集以及决策过程的工作量是难以观测的，并且每次收集的信息内容及决策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对研究人员来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确定程度很高的工作。因此对民办高校人实行激励工资制度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三、民办高等教育的多目标性与多项任务的委托
霍尔姆斯特姆(Holmstrom)和米尔格罗姆(Milgrom)于1991年证明，当人从事多项工作时，从简单的委托模型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适用的。在有些情况下，固定工资合同可能优于根据观察到的变量奖惩人的激励合同。当不同工作的监督难易程度不同时，对易于监督的工作的过度激励会诱使人将过多的努力花在这些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如果委托人希望人在某项工作上花费一定的精力而该工作又不可观测，那么激励工资合同也将是难以实施的。
美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开始了澄清大学目标的努力。1964年，格罗斯教授等列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47个目标，其中17个为“产出目标”，其余为“支持性目标”。然而，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70年代美国人澄清高等教育目标的努力到头来仅仅是拉长了没经过分析的抽象术语的单子”，“目的的自然模糊性”是大学的主要特征。经济目标往往是投资公司所要考虑的第一因素，其次，投资公司还要考虑的是稳定发展、社会公平等因素，这将导致投资公司对高校的评估不以经营业绩为唯一标准，安置就业、维护稳定、甚至计划生育都会成为考核的标准。在民办高校目标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目标在活动中相互重叠，就会使民办高校的效率大大降低。要提高民办高校的经济效率必然要牺牲民办高等教育的其它目标，或者要充分实现其它社会目标就必然要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
不过，大多数为公众所接受有关大学的事务可以被分为两个极端的两类：文化论说和功能论说。前者被称为理想主义学派(idealism)，认为科学活动是一股促使社会进步的解放力量；而后者被称为功能主义学派(functionalism)，强调大学为社会提供了能促使国民经济增长的合格劳动力和研究产品。与此同时，另一种新的思潮也开始广泛流行：近年来许多国家政府认为要对高等教育进行计划管理，反对高校自治，强调社会对主要经济资源的控制。这种观点奠定了有关大学治理的近代思潮的基础。有关大学治理的思潮在大学的组织理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思潮使投资公司对民办高校的干预也随之增多，或者为投资公司实现它的一些目标找到了理由，使投资公司通过一些手段迫使民办高校为其经济目标或其它功能目标服务成为可能。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4
本组集中行动两次，对*乡的*超市、润恒超市、*村的宝宝幼儿园，*村幼儿园和市区的苗圃幼儿园、*酿造厂、市妇幼保健站、*诊所、*诊所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当场对卫生不合格的润恒超市进行关停整改，对两家黑诊所当场依法取缔。各检查组对排查的隐患都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对于较大的安全隐患，都下达了整改指令书，明确了整改时限、责任人和验收标准。
市教育局对全市所有306所中小学幼儿园的设施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安全、交通安全、周边环境安全、校车安全等6个方面进行拉网式大排查，排除隐患。共排查出安全隐患145条，校车90辆，其中无证校车39辆，校车超载严重。查出公路边无交通标志、标识学校56所。查出非法无证学校（幼儿园）65所。协调组织教育局、民政局、公安局对全市65所无证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取缔，对51辆合格校车进行了审验。消除安全隐患144条，拆除危房30间，39辆无证车辆已停止使用。
市体育局对全市58所武术馆校的安全领导组、安全制度、教学楼、住宿楼、厨房、锅炉、消防设施、消防通道，食品卫生，环境卫生、教学训练设施、生活服务部、交通安全、用电安全，校内校外集体活动管理，安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全方位的安全检查。发现各类大小安全隐患50处，提出整改意见、建议31条，现场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7处，消防安全自查整改承诺书签订率100%。
市卫生局对全市医疗机构的消防设施、基础设施、医疗安全、危险品存放等方面做了全面排查，排查出安全隐患169条，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责令限期整改，目前已基本整改到位。查处“黑诊所”83家，其中市区17家，乡镇66家，对这些“黑诊所”已经全部下发停业通知。
市防疫站对全市餐饮单位、中型以上娱乐场所、学校、武校、幼儿园、有毒有害作业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共检查305户（其中餐饮单位168户，公共场所64户，学校33所，武校14所，幼儿园26所）办理有效许可证230户，办证率75%。共没收销毁过期、“三无”、变质食品80多公斤。责令停业42户，限期整改33户。
市工商局对市区学校周边环境做了拉网式排查。对查出的过期食品、三无食品没收销毁，对证照不全的经营户责令限期整改，达标后办证营业。重点对市区的34家午托部进行安全排查，34家午托部大都是家庭经营方式，只有5家有手续，其余全部为无证经营。午托部属于旅馆式特种经营行业，但大部分从业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存在安全隐患较大。
根据排查情况来看，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
一是校车管理，虽然教育局尽力协助公安部门治理，但效果巩固时间不长，治理紧时好，松时坏，长效机制和根治措施建立困难。
二是无证非法民办学校、校园周边午托部有市场需求，牵涉几个部门管理，彻底取缔难度大。
三是交通主干道旁边的56所学校的交通标志标识应尽快彻底解决。
四是小武校和部分学校、幼儿园食品卫生安全隐患大。从业人员许可证办证率低，大环境卫生差，案板发霉，有出售凉菜、“三无”和过期食品现象，学校食堂和幼儿园有养狗、养猫现象。餐饮单位、公共场所三防设施不齐全，消毒设施不能正常运转，健康证办理不及时。
对做好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一、近几年，我市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应该肯定民办幼儿园已成为我市幼儿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组织形式。但是大部分民办幼儿园都是无证开办，存在办园条件差，教师专业素质低，食品卫生差、安全隐患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幼儿园的健康发展。建议民办学校幼儿园实行属地管理办法，由教育、民政部门配合，督促完善办学条件，消除安全隐患，整改合格的予以办证开办，不合格的坚决予以合并、取缔。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5
论文关键词：薪酬理论；民办高校；薪酬启示
一、引言
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受运作规律、办学层次、办学规模以及社会地位等的影响，民办高校仍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再加上我国大部分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费，因此办学经费显得紧缺，原本应该坚持走薪酬激励的道路，引进留住优秀人才，以才养学，建立师资品牌战略，而实际上，民办高校教师总体薪酬水平偏低，满意程度不高，人才流失非常严重。因此，本着遵循薪酬特点、切实发挥薪酬作用的理念设计有竞争力的教师薪酬体系，体现公平，达到吸引、激励和留住教师的目的是目前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挑战。
二、现代薪酬理论的内涵
1．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是存在于个体中的知识和技能等含量的总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有：医疗保健投资、正规学校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社会教育投资和劳动力流动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是正规教育及在职培训投资。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含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边际产品价值也越大，因而得到的报酬也就越高；只有使每个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价值都得到体现，社会总体劳动力资源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即实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
2．效率工资理论
20世纪80年代，效率工资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该理论认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在资本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出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要素数量和工所付出的努力。如果支付高工资引发高生产率，那么高工资就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
3．共享经济理论
共享经济理论是马丁·魏茨曼在1984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弊病在于分配，主要是因为员工报酬制度不合理，工资与厂商的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把薪酬制度改革为共享制度，将员工的薪酬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工人与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协议规定双方在利润中的分享比例。利润增加，分享基金增加；反之，分享基金减少，收人随利润增减而变动。
4．报酬后置理论
报酬后置理论，也被称为延期报酬理论，由人事管理经济学家拉泽尔在1979年提出。该理论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在雇员职业生涯的早期支付相对较低水平的工资，而在后期支付高于其边际贡献水平的工资。雇员在一个企业终生的报酬轨迹将表现为一条正斜率的曲线，并且它将比本人的边际生产力曲线更陡峭，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
5．均衡工资理论
均衡工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创立的，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力量，均衡工资水平由供求曲线的交点决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劳动的边际产量值曲线就是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的价格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值。
6．博弈工资理论
该理论认为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和矛盾的关系，因此，员工工资的确定是一个双方相互讨价还价和较量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的工资协商博弈既可较好地协调企业内部的利益矛盾，又可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极性，达到“双赢”的目的。
7．委托理论
委托一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委托人想使人按照其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无法准确观测到人的行动，他只能观测到一些不完全信息。这样，人就有可能从事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而由委托人承担风险，由此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委托人需要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作出符合委托人目标的行为选择。
8．知识资本理论
知识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加尔布雷思1969年提出，在他看来，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是一种动态资本。知识资本理论的形成起源于知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高和人们对知识及知识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将不再是传统的物质资本，而是知识资本。
三、现代薪酬理论对建立民办高校教师薪酬的启示
1．人力资本应参与分配
人们的体力和智力是由于营养、保健、医疗和教育、培训、自学等投资形成的，这些投资中最主要的是教育和培训投资。高校教师是在智力上投资较多者，“人力资本理论”和“知识资本理论”为学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提供了理论根据，民办高校不能只注重对人、财、物的管理，而忽略了对知识资源、知识资本的管理。应以市场为导向、以知识为核心，重视知识资本中的人力要素，加强人力资本管理职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我国现行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在薪酬结构设计时，应建立一个融入学历等反映教师人力资本要素的科学的薪酬体系，让人力资本参与分配。对于高校教师，人力资本主要指知识、能力和经验。学历体现知识、职称体现能力，从事本专业的阅历体现经验。
2．分享合理盈余回报
民办高校不是企业，是由投资方、办学方和广大教职员工共同“出资”举办的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怎样理解出资人?物化的出资人可能是个人或企业，人力资本的出资人是这个学校从事教学和管理的教职工，其中教师是民办高校的核心资源，第一人力资源，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主要靠教师，因此，根据“共享经济理论”，民办高校不仅投资方、校长可以分享学校正常教学管理活动及相关支出后的盈余，教师也应参与分配。至于回报的比例、分配的形式、时间等，根据“博弈工资论”和集体谈判的观点，应由学院与教职工商议，董事会最终决定。报酬后置理论为民办高校教师如何参与分配，建立和完善长期激励机制，留住优秀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应允许骨干教师持股，以本校的股份支付教师收入或提高福利待遇，让教师真正分享学校合理盈余后的回报。将延期分配纳入高校薪酬分配体系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它是高校人才的劳动特点所决定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3．薪酬定位高于供求均衡水平
目前，民办高校教师供给总量不足，公办高校和企业以优厚的待遇参与竞争容易造成民办高校的人才流失。根据效率工资理论、均衡工资理论和委托理论，为了吸引、稳定和激励人才，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定位应适当高于市场均衡水平，不宜仅仅相当于市场薪酬水平，甚至低于市场薪酬水平；另外，教师相应岗位上的基本薪酬定位应是受聘教师通过一定努力，即考核合格就可以得到的水平，以确保专业性很强的教师愿意持续地从事本专业，愿意努力工作以确保自己能够继续从事当前的工作，否则将面临失业；为了调动教师积极性，减少校方与教师之间委托关系中的道德风险，也应尽力提高教师的薪酬定位水平。高工资可以带来高效率、高效益，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民办学校托管范文6
要围绕五大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科学调整专业设置，增强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适应度，提升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支持特色、优势专业发展，压缩落后、过剩专业，形成面向市场、优胜劣汰的专业设置调整机制。
二、构建校企深度融合的办学机制。
政府强力主导，行业组织积极参与，促进职业院校与本地企业的深度融合。推进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订单式培养培训。鼓励企业参与课程方案、教学标准的制定，创造条件安排企业技术人员到学校任兼职教师，学校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建立企业负责人与职业院校负责人定期联谊制度。市、县区政府设立企业职业教育发展基金。允许校企合作定向培训费用从企业职工培训经费中列支。对不按规定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企业，由市、县区依法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统筹用于职业教育。
三、重视发展校办企业。
落实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中职学校开展校企合作、引企入校，举办校办企业。凡是能够创办企业的专业，都要举办校办企业。为学生提供生产性实习实训场所，提升学校自我发展能力。
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健全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依法享受与公办职业院校同等的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政策。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投资职业教育并享有相应权益。完善财政贴息贷款等政策，健全民办院校融资机制。完善民办职业教育收费管理制度，扩大民办学校收费自，收费标准由学校自行确定，并向社会公示，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市、县区政府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民办学校发展。
五、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实现职业教育城乡全覆盖。
社区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各类职业院校的主体作用，构建城乡社区教育体系。依托市直职业院校设立社区大学，依托县区职业中专设立社区教育学院，依托乡镇（街道）中心学校（或文化大院、人口学校、党校等教育培训资源）设立社区教育中心，并明确专门人员负责社区教育工作，健全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培训网络。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对有就业创业愿望和能力的全体城乡劳动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要按照标准，配备必要的教育教学设施。采取财政补助、委托办理服务事项的单位划转、从社区经济收入中安排等多渠道筹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转资金。要积极创建部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省级规范化和示范性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