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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药药性；功效；关联性
所谓药性，是根据药物在对机体进行作用后所展现出的效应和疗效，在实践基础上对药物多种作用进行总结和归纳，便于后期的临床应用。中药药性主要包括四气、五平、升降沉浮等内容，不同的药性明确了药物各自的功效和特性，从而用于不同类型的病症。本文主要对中药药性和功效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立足于中药的特征性和临床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促进中药的科学性应用。
1 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的具体情况分析
1.1药性是功效的内在依据中药药性各要素以其各自的特点，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反映了中药的性质及功能。药性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补充，综合形成具体药物的独特效用。药性理论赋予了中药深刻的内涵，并成为中药功效的内在依据，可以说，药性是功效的基础。多数中药的性能与功效相统一或在很大程度上相关。如苦寒之黄连、黄柏能清热燥湿；味咸之海藻、牡蛎可软坚散结；辛温之麻黄、苏叶能发散风寒；甘咸温润之苁蓉、鹿茸能温肾填精，等等。
1.2药性与功效部分相关药性与功效有时又呈现出复杂的离合关系。一方面，药性是多数药味功效的基础；另一方面，药性与某些药物的功效并无直接联系。对部分药物来说，其药性有时只与其多功效中的某一些方面的作用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相关联的。如麻黄味辛苦性温，辛温则能发汗解表散风寒，降逆平喘咳与其苦降之性有一定关系，利尿则与其性味几无关联。再如地骨皮，属味甘淡性寒之品，因其性寒入肺经能清肺降火，味甘则相对苦寒之品而言不伤胃气，然其淡味则与功效并无直接联系。
1.3药性与功效不相关临床上，一些中药主要功效与其药性相悖或不能从药性与其功效的关系中得到阐释。属于此种情形的中药大多为具有特殊功效（专能），或属于驱虫、截疟、麻醉、外用等类。如杀虫药使君子、榧子、南瓜子等的杀虫效用与其药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大蒜解毒消肿、治痢之功与其温热之性亦没有太大的关系；硫黄的解毒杀虫止痒与其酸温之性亦毫无关系。
多种药性及其交互作用构成了中药的整体功效。由于中药药性的多样性和性-效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几乎没有能在性能和功效上完全相同的两味中药。功效与药性这种复杂的离合关系表现出“效性相同”“效同性异”和“性同效异”等特点。因此，在掌握药物共性的基础上，认识中药的个性则尤为重要。临床应用中应同中见异，或相须而用，或各有所主，或各有偏重。
2 研究意义
药性理论是人们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并以中医的阴阳、五行及脏腑经络等学说作为理论基础逐步探索实践加以论证的。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的特色内容，是指导中医临床运用中药的重要依据，它精练又富含医理，药性和合体现了深刻的传统 哲学 思想和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认识和阐明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内涵对于继承和发展创新中医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中药药性理论的抽象性，中药理论涉及的内容多维交叉的复杂性，以及对中药药性理论及内涵的偏差理解也牵制了中药药性的内在本质研究。可以发现，中药药性不完全如同现代物质概念中的自然属性，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以中药药性的多样性为切入点来认识中医理论体系的中药药性理论，进行中药性效关联性研究分析可以发现药性和功效的特殊联系，通过药性理论指导有助于发现药物的新功效和指导组方用药。在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中，药性与药效相关性及中药药性的科学实质内涵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研究内容之一。
3 存在问题
就当前我国中药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对于中药中所含的化学成分和药性药理的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尽管取得了大量的药性相关数据，但对于药性药理作用与中药功效之间的联系却缺少可行性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药性的研究。当前中药药性研究的思路和方式等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且缺乏创新性突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医对药性的把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此同时，对中药的现代化研究展现出性与药的分离，药与证的分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中医药的科学内涵的研究和发展，对中药临床运用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当前我国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一种性能的研究，或是针对单味药物的某一有效部位，以至于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对于中药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的认识也较为片面。在此基础上，相关医院研究人员的学术观点和评判依据存在一定差异性，导致中药药性标注混乱，中药相关教材中对于性味归经的标注也存在差异性。在对研究对象进行选择时，忽视了中药药性的主次关系。部分文献和理论研究缺乏深度，药性相关的实验研究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部分将性味归经结合的研究者，也大多局限于文献数据的整理或分散性研究，缺乏对药性的准确认知和合理把握，导致中药药性理论体系内涵不够明晰。
4 展望
就当前中药药性理论体系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们逐渐认识到中药药性与功效关联性之间的重要意义，注重将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的研究分析，从而更好的促进中药的合理应用，提高中药的实际药用效果。部分研究人员开始采用代谢组学的研究手段来推动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的研究，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对于中药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的研究就有重要意义。从整体情况来看，药性、功效与病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且药性本质的体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需要性味结合其他因素方能够得以充分体现，因此，若想要得到良好的药性研究结论，就应当将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等看做一个整体进行岩基和分析，从而实现其各自内涵的研究，促进药性本质得以良好的展现，进而从整体上促进中药药性与功效的关联性研究，促进传统中药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5 结束语
从宏观层面来看。对中药药性与功效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和分析，符合时展对中药药性理论体系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近年来相关学者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中药药性与功效关联性研究的可行性应当以可靠的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临床实践研究，对中药药性关系进行科学合理的阐明，在继承原有中药药性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性研究，实现对传统中药药性理论体系的超越。
参考文献：
[1] 肖小河.中药药性研究概论[J].中草药，2008，39（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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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药;药性;四气;五味
中药药性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中药四性理论。对于中医药学而言,无论疾病多么复杂,最终均须以阴、阳统之,基本概括为寒、热二证。治疗上必须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原则,“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所谓寒药、热药中的寒与热即指中药四性属性。中药药性理论尽管包括性味、归经、升降沉浮、毒性等内容,但归结起来,寒热药性是其根本,也就是说,无论中药属性多么复杂,最终均需以寒、热两类药性总括之,以应对寒、热二证。《本草经集注》指出:“其(指药性)甘苦之味可略,有毒无毒易知,惟冷热须明。”可见,是否能够准确把握药性之寒热是临床使用中药能否取得疗效的关键。但是,时至今日,中药寒热药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寒性药与热性药到底有无可界定的科学依据?若有,这个依据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加以解决。再者,基于历史、文化、地域、学术流派和学术水平等不同的客观原因,中医界不同人士对同一药物药性寒热的具体描述往往有所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如上种种问题,不仅造成了中医学习过程中的困惑和临床应用中药时的迷惘,同时也滞碍了中医学术发展。在科学技术高度昌明的今天,这一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应该得到解决。
1四气
四气又称四性,主要用以概括说明中药的寒热温凉属性。寒凉与温热是本质不同、互相对立的两种药性,温与热、寒与凉则是本质相同、程度有别的同一种药性属性,温次于热,凉次于寒。《内经》云:“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进一步指出:“入腹则知其性。”充分说明四气的确定,是在病人服药以后,以中医寒热辨证为基础,从药物对所治疾病的病因、病性或症状寒热性质的影响中得以认识的。
2五味
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五种药味,是中药药性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五味既是对药物性能的抽象概括,又是部分药物真实滋味的具体标示。五味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洪范》,曰:“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味作为药性内容之一,最早见于《内经》。《内经》把五味同阴阳五行理论、天人相应理论、脏腑经络理论等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刚柔、升降、归经、引经等药性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五味的本义是指药物和食物的真实滋味,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不同味道的药物具有不同的功能效应,井将药味与功能联系起来。
3归经
归经理论是中药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药物功能作用的向位属性概括。所谓“归经”,主要用来标明药物对人体特定部位的选择性作用。归是走向、归属之意,经指经络。归经理论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以所治具体病证为依据,经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点内容之一。归经理论源于《内经》的“五入”、“五走”。北宋寇宗《本草衍义》在论及“泽泻”时说:“张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它意。”这可能是用“归某某经”字样的最早记载。概括起来,应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可以提高用药的针对性、兼顾脏腑的关联性、拓展药物的适应性。
4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理论主要用以揭示药物的定向属性,反映药物作用的趋向,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升降浮沉的涵义,字面上不难理解,升是上升,降为下降,浮指上行发散,沉即下行泄利,合而言之,升降浮沉是指药物对人体作用的不同趋向性。由于各种疾病在病机和证候上,常常表现出向上(如呕吐、喘咳)、向下(如泻利、崩漏、脱肛)、向外(如自汗、盗汗)、向内(如表证不解)等病势趋向,因此,能够针对病情,改善或消除这些病证的药物,即分别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升降浮沉理论成为临床选药组方、防治疾病的基本用药原则之一,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5毒性
毒性是最早总结出的中药药性内容之一,主要用以概括药物对机体的损害性。正确认识中药毒性,对指导临床有效治疗,确保用药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毒,《说文解字》释为“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毒兼善恶之辞,犹祥兼吉凶,臭兼香臭也。”可见,“毒”字初为中性词,兼表善恶之义,随着汉语词汇的逐渐充实,毒字专指恶而厚,为贬义。历代本草谓药之毒,亦同毒字本身一样,经历了由中性至贬义的发展过程,而非仅今“毒害”之义。《周礼・天宫》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素问・移精变气论》云:“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也就是说,毒是指药物所具有的偏性,是药物所以能补偏救弊、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这种“毒”与上古毒药通称之毒有相同的一面,亦有相异的一面。相同的是均指药物的基本特性,不同的是上古因为认识药物的种类较少,药物多毒,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且较笼统,而后一种对毒的认识是指药物所具有的偏性,不一定兼具毒副作用,主要是指诸如“寒能胜热、热能胜寒”之类的特性。
6中医类特征与药性关系
在多药性量化的过程中,笔者对药性关系进行过思考,这些药性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与中医理论系统的类关系一致,对阴阳分类系统来说,存在广泛的同类相益和异类相损;对五行来说,异类关系有生(相益)、克(相损)等。兹简述以示意,详细地用逻辑来说明类特征在药性量化中的意义较繁冗,故不再叙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中写道:“物固以类相召也……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中医的同类事物具有“相益”关系,药性亦是如此,如“寒无浮,热无沉”,即寒助沉降、热助升浮,也是阴益阴、阳益阳的同类相益。补可助热也是如此。再如辛甘化阳,辛属阳,甘补属阳,故可同类相益;酸甘化阴,酸敛属阴,甘药味厚多,也是同类相益。镇肝熄风汤治上逆阳证,其中有牛膝引血下行进而引火下行、代赭石降胃平冲、龙骨牡砺重镇、龟板潜阳、白芍敛肝,其药势皆向下,降这一类可以相互促进;川楝子苦寒泻火疏肝、沙参麦冬滋阴,寒凉、滋润都属阴,这些药性都可助降(降属阴)。中医生理病理、天人合一等方面的同类相益更是俯拾皆是,如正午加重的病证多属阳证。中药的药性理论隶属于中医理论体系,故药性的同类、异类关系多服从中医理论体系的同类、异类关系。这种规律性给定性定量分析都带来了方便。
参考文献
[1] 陈晓红. 茎木类中药药性分析[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
20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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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藏药；药性理论；五源学说
藏医学作为我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理论上以三因学说为理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通过长期不断的实践，逐步形成独特的诊疗体系；在药学方面，结合独特的自然药用资源及饮食文化习惯，以五源学说为基础，派生出六味、八性、十七功效等独特的藏药理论，这些理论即是本文要探析的藏药性理论的核心和基础。那么藏药药性理论的基本核心是什么呢？中药药性理论即是研究中药的性质、性能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沉浮、有毒无毒等。同样，藏药基于五源学说的六味、六味、八性、十七功效的理论，重点阐明了藏药的性质、属性以及用药规律等特点，这与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有很多类似之处。基于于此，藏药的药性理论核心主要包括六味、八性、十七功效三大要素，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药性理论体系。本文就基于上述三大要素核心的藏药药性理论及其基本架构体系作一梳理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与广大同仁共同商榷、至臻完善。
1基于五源学说的藏药药性理论的初步形成
五源学说有点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但又独具特色：藏医的五源学说中的“五源”主要指水、土、火、气（风）、空这5个万物生机之源[1]。《四部医典》记载：“万物之生机来源于五源（即水、土、火、风、空），药物的生长亦来于五源。即水为药物生长之汁液；土为药物生长之本源；火为药物生长之热源；气（风）为药物生长之动力；空为药物生长之空间。五源缺一，特别是空缺了，药物则无生机。” 这一精辟论述，阐明了药物生长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对植物生长的特殊性，也为构筑藏药的八性、六味、和十七功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藏药的这一论断与中药药性的形成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药药性的形成，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指导，亦受地理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四气（也称四性）、五味形成之理与藏药相类似。中医药理论认为，天为阳，气生于天，具有升发之性，故亦为阳，随着节气变化，药物形成寒凉温热之性；地为阴，味源于地，故亦为阴，随地气五行及方位的变化，药物也有了酸苦甘辛咸之别。可以说，藏医药的五源学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存在某种联系，也从侧面反映了藏医药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部分中医药理论的精华，并结合藏民族独有的医药文化特色，逐步形成了系统而独特的理论体系。
基于此，藏药的药性理论可以定义为：藏药药性理论是以五源学说为基础，以三因学说为指导，主要研究藏药的性质、功效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其核心主要包括六味、八性、十七功效等。这就是基于五源学说的藏药药性理论。
1.1五源学说与药性特征、病种之间的关系
藏医认为万物之生机来源于五源，药物的生长亦来源于五源，从而使得五源之“土、水、火、风、空”各自衍生出了不同的药性特征，不同的药性特征又对应治疗不同的病种，这些并种主要按照三因学说进行划分，主要包括“龙病、赤巴、培根”三大类。具体的对应关系见表1。从表中可知，土性强的药物具有重、稳、 柔、钝、润、干之效，可强筋骨，治“龙”病；水性强的药物具有稀、寒、重、 钝、润、软、温、柔之效，可使七大物质基础聚集，亦治“赤巴”病。火性强的药物具有热、锐、燥、轻、润、动之效，可生热促使七大物质基础的成熟，能治“培根”病。十七效亦源于药物的药味，如药味味甘、苦、涩者属于寒性效能；威、涩、甘者属于钝性效能 酸、苦、辛者属于轻和糙的效能；辛、 酸、咸者属于热和锐的效能。药物的药味和“三化味”相同，在临床上疗效最佳[2]。
1.2五源学说与药味（六味）之间的关系
前面提到了藏医药的五源学说中的“五源”，主要指“水、土、火、气（风）、空”这5个万物生机之源。藏药的六味则指药物在人味蕾中的感觉，即包括：酸、苦、甘、辛、咸、涩这六味。药物的六味可以用五源学说中的水、土、火、气（风）、空这5个要素之间的相关作用和关系进行解释：土与水偏胜，则药甘；土与火偏胜，则药酸；水与火偏胜，则药咸；水与风偏胜，则药苦；火与风偏胜，则药涩[2]。因此，这就是药物六味的五源学说衍生理论，五源相互作用及与药物六味的衍生关系详见图1。
藏药的药味学说除了多了一味“涩”味以外，与中药的“五味”（酸、苦、甘、辛、咸）颇有类似之处，但需指明的是，中药的五味不只是药物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辨别出来的，表征药物在味蕾中真实味道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不同药味的药作用于机体后，产生了不同的效应，获得了不同的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中药“五味”理论，可以说中药五味超出了味觉的范围，是建立在功效基础上的对机体的综合效应，这与藏药的“六味”又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
2藏药之八性
藏药的药性分为八性，基于五源学说而形成的药物属性主要包括重、润、凉、钝、轻、涩、热、锐八性。其中土性药能坚实机体，具重、润两性，能医治龙病；水性药能滋润机体，具凉、钝两性，能医治赤巴病；火性药，其性辛、锐、糙，动，能生火热，能治“培根”症。风性药，其性轻、动、寒、干，燥，能通精血，使身体坚实，用于“培根”、“赤巴”病的治疗。空性药，统帅诸药，通行全身，主要用于综合性疾病的治疗[2]。此外，轻涩凉三性能诱发隆病；热锐闰三性能诱发赤巴病；重润凉钝能诱发培根病，这是藏药在临床配伍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3]，从上面可以看出，药性与功效关系极其密切。
需要解释的是，藏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三大要素”，即“龙、赤巴、培根”作用失调所致，而三大要素失调又是由药物临床使用不当，饮食不和，起居不适等诱因所致。所谓“龙”，藏医认为禀受于父精母血的媾合，后天饮血与大自然之空气并合而成，是具有粗、轻、冷、细、硬、动等6种属性的组合体，就机体的具体生理活动而言，主要是呼吸、运动、排泄、循环、感觉、 机体免疫等机能关系的综合体。所谓“赤巴”，是细腻、锐、热、轻、臭、泄、潮等7种属性的组合体，就机体的具体生理活动而言，主要是体温、消化等机能关系上的综合体。所谓“培根”，是、寒凉、重、纯、软、黏、糊7种基本属性组合体，就机体的具体生理活动而言，主要是骨骼的连接关节腔的、强身等机能关系的综合体[1-3]。
由此可见，藏药的功效与药性关系密切，相互对应，并受五源相生和作用的重要影响。
3藏药之六味
藏药的六味，即指酸、苦、甘、辛、咸、涩。在藏药的临床用药过程中，具有酸、甘、咸、辛味的药物，主要用于“龙”病的治疗；具有苦、甘、涩味的药物，主要用于“赤巴”病的治疗；具有辛、酸、咸味的药物，也能用于“培根”病的治疗。在“六味”中，其中的“甘”味药物能增长元气，具有补益作用，这也与中药药性理论“五味”中的“甘”味常常作为补益药用具有类似之处，六味与功效的关系详见表2。
藏药药性理论独具特色的是，藏药药性除六味以外，尚有“三化味”之说，即药物服用消化后会出现“药味”转化作用。药物服用后，与胃火相遇，这是“培根”，“赤巴”被“龙”依次消化。这时甘味和咸味被消化后均变为甘味；酸味消化后仍为酸味；苦，辛，涩味消化后，转化为苦味。即经服用消化后的药物只有甘、酸、苦三味，故称之为“三化味”[4]，可以说“三化味”是藏药药性理论的特色，有较为科学之处，这是藏医药理论现代化研究可以深入探析地方。
4藏药之十七效
藏药五源学说衍生了藏药的六味、八性、十七功效，这就构成了独特藏药药性理论基础。藏药的十七功效是指藏药对疾病具有17种功效，这十七功效中，包含了有趣的“八对”对立属性，即“寒-热，温-凉，干-稀，润-糙，轻-重，稳-动，钝-锐，柔-燥及软”[4]，藏医药理论认为药物的性、味、效与五行有较强的渊源关系，即土性强的药物具有重、稳、 柔、钝、润、干之效，可强筋骨，治“龙”病；水性强的药物具有稀、寒、重、 钝、润、软、温、柔之效，可使七大物质基础聚集，亦治“赤巴”病。火性强的药物具有热、锐、燥、轻、润、动之效，可生热促使七大物质基础的成熟，能治“培根”病。十七效亦源于药物的药味，如药味味甘、苦、涩者属于寒性效能；威、涩、甘者属于钝性效能 酸、苦、辛者属于轻和糙的效能；辛、 酸、咸者属于热和锐的效能。药物的药味和“三化味”相同，在临床上疗效最佳[2]。
从藏药十七功效理论中可以看出，藏药药性理论中的八性、六味、十七功效之间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并受藏医药三因学说和五源学说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彼此间体现了系统的辩证关系，这与中医药理论思想和宏观辩证理论颇有有相似之处。
5结语
藏药药性理论的八性、六味、十七功效具有很好的一致性，都是由五源学说衍生而来，体现了彼此之很好的网络、对应的辩证关系，这当中，味具主导，性、效则形成异性对治的关系。药有其性，病亦有其性，但须异性对治（即热性药治疗寒性病），否则同性相治（热性病用热性药）犹如如火上加薪，适得其反，同理温-凉、钝-锐、润-燥、稳-动、轻-重等均体现了异性对治关系，也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关系[5]。这也与医药理论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要求藏医在临床用药过程中，必须对药性理论有充分的认识。
藏医药味的形成及转化是一大特色，很好的体现唯物观的辩证思想。本文设计了五源学说药物六味衍生图，见图1，以便更加直观的阐明了“土与水偏胜，则药甘；土与火偏胜，则药酸；水与火偏胜，则药咸；水与风偏胜，则药苦；火与风偏胜，则药涩。”的五源对藏药六味的衍生关系，更好的解释“五源”作为“万物之生机之源”的内涵。另外，五源学说关于“五源（即水、土、火、风、空）对药物属性的衍生关系”，阐明了药物生长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生态环境对植物生长的特殊性的精辟论断，与现代“中药资源学”研究领域关于“药材属性（道地性）与生态环境互作”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体现了藏药药性理论的科学性。
藏药药性理论认为，药物六味属性经服用消化后会出现“药味”转化，最终形成“甘、酸、苦”三味，称为“三化味”，具有很好的科学意义。这一理论与中药有效成分经体内代谢后，化学结构出现了变化（按照藏医药性理论，药味变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药、天然药物的体内代谢、代谢组学等的研究，正好实现对藏医“三化味”的部分证实，本课题组也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试图系统而深入的揭示藏药药性理论之“三化味”的科学本质。 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对传统药物特别是民族药物研究的重视，古老独特的藏医药理论，特别是药性理论等的研究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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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property theory of Tibetan medicine
WANG Xue-yong1， Wubuli·TUERDI2， ZHAO Bao-sheng1， SHAO Ai-juan3，
Ilham·ABDULLA MEGIDDO2， Kaisaier·ABDU KEREMU2*， LIU Chun-sheng1*
（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2.Xingjiang College of Uighur Medicine， Hetian 848000， China；
3.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ibetan Herbal medicine has its own complete theory based on five sources doctrine. And the theories of "Liuwei"， "Baxing" and "Shiqi Gongxiao" formed the basic core components of the property theory of Tibetan medicine. However， books and literature of Tibetan medicine have never been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and discussed about it specially which thus will limi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theory. In this thesis， we firstly introduced three basic core components of the property theory-the "Liu Wei"， "Baxing"， and "Shiqi Gongxiao" and their interactions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the link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heory of Tibetan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were compared. The job of the thesis done above i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ystematic reveal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theory.
药学相关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医；哲学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TCM； philosophy
中医科学性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1 中医的“观念”是否能够被现代“转译”
其一是中医的“整体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整体地考察人的生命与疾病，无疑也是一种可取的认识方法。就像以信息论的方法来认识某个事物一样，同样可以忽略事物的结构性质，而仅以信息的产生、传播、存储、加工、分发、接收、应用、反馈等等环节为主要认识指针，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认识事物，都必须以他人能够理解和接收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得到认同，才能成为共识。也就是说，科学的知识特征，可能具有独特性；但是，科学的认识特征，不应具有孤立和排他性。无论对于现代科学，还是对待中医而言，现代科学知识的丰富程度都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古代，以现代通用的科学语言将中医阐释为可为科学共同体理
和接受的概念、原理，为什么如此困难。到底是中医自身的问题，还是这个“转译”过程的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转译”？
其二是中医的“自然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强调宇宙万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强调认识人的生命与疾病时需要联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语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现代有些“中医”，还在为证明这种比附的“正确性”而辩护，则是极为荒唐的。如果我们对经典甚至已经失去考究的态度、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而将经典教条化，成为本本主义者、唯古唯经者，那么中医也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医的“实用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的丰富临证经验和大量医药实践，之所以没有成为集理论、方法、技术于一身，融基础、应用、标准于一体的学问，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落后有关，更与中医接受近代和现代科学的程度有关。中医确怀“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但“通今之变”严重不足。 其四是中医的“直觉观念”是中医学这座“大厦”在地基上的严重缺陷。只有当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五行”、“八纲”、“三焦”、“四诊”能够被现代科学所阐明并被证明科学理性，中医才能真正地科学化，也才能现代化和国际化[1]。
2 “关系实在论”是否能够替代“实体本体论”
有中医学者从哲学基础和物质科学的层次，深入探讨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以“关系实在论”代替“实体本体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关系实在论”是对中医“关系”理论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个问题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值得认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我们认识中医的中心或“焦点”是应该放在“实体”还是“关系”，甚至决定中医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心”。其复杂性在于上述论述中有不少问题还没有理清。一是，“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关系实在论”与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医的所谓“关系”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既不同质，也不同类，也就是说，从逻辑学上讲，既不可比较，也不可类比。现代的所谓“关系实在论”是能够通过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而中医理论的“关系论”则是不能够通过现代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二是，“关系实在论”强调“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变化，肯定“关系实在”的同时并不否认所有“关系”都是物质的属性，也就是说，并非因为重视“关系”而忽视“实体”，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能够认识实体的应该、也必然是首先认识实体，而只有当不能认识实体或者实体模糊时，才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去“认识”这种存在的“关系”，从而推论可能潜在存在的物质。三是，作者将“系统中心论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心从实体转向关系”的一条重要论据，值得商榷。因为科学系统论在强调“系统”的关系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系统的结构，即所谓“部分”。科学系统论强调，必须至少从系统特征、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方面去认识系统，才能算是“系统”地认识。因此，第四，“以关系为立足点，破实体本体论，贯彻非实体主义，的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了东方”的立论不能成立。“关系实在论”并非出于东方，其“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也完全不同于东方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归”。
现代所谓的“关系实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借鉴的思想方法；“关系实在论”可以作为“实体本体论”的认识论层面上的重要补充，但绝不是取代。就像认识西瓜可以直接认识和解剖认识，而没有必要从种子、土壤、气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测，但是目前认识宇宙爆炸却只能根据有限的科学观察和“关系”去推测一样。不可能离开“实体”去表述“关系”。“实体本体论”与“关系实在论”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共存、互为补充。
那种所谓的“西医就是将人看成机器”的认识，与将江湖骗子看成中医代表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同样可怕的偏见。现代医学从来也没有将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电解质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医学也一直坦然承认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否认相互联系以及潜在联系的可能，从不认为探索已经到头，而是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统科学重构中医理论
不少知名学者提出用系统科学思想重构中医理论体系的设想。未来构建的所谓中医系统论体系很可能是，中医概念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等“藏象”似乎是系统的模糊结构，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风、寒、暑、湿、燥、火等似乎是系统的环境影响因素，卫、气、营、血等似乎是系统的层次，天时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统的状态，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学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即系统科学所谓的“系统结构”是否也还包括所谓还原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统结构”仍然难以描述清晰，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关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谓系统论也仍然无法系统地论，也就不是系统论。看来，要真正从理论上构建起完善的、经得起推敲的中医学系统论体系，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结构与功能关系、系统特征、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
4 能否用复杂系统科学解释中医理论
朱清时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复杂系统科学与中医学可以交汇”，“可以运用复杂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对“五行”的比附和解释都是极为牵强的猜测。
朱先生点准了中医存废之争的穴位，即中医以其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去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其前提就是已经默认了五行学说的正确性。而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恰恰是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五行学说自身是否有科学依据的问题。先生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四个条件或五个要素可以理解，但中医的五行说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为什么就单是金、木、水、土，没有石？无形部分为什么偏是火，不是气？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现频度和地位恐怕都远超过火，难道气不重要？朱先生的这种论证，与他上面所批评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明其科学性”所犯错误相同，即以承认五行学说为前提，而不是论证为什么有五行学说。因此，朱先生所论证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假命题。至于称“五个要素”与“五行说”和“五个器官”（应是“五脏”）的对应“这是科学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虑，似乎太过轻率。人体符合耗散结构的系统特征和复杂性的系统特征，并不等于“五脏”、“五行”和耗散系统“五要素”的类比正确，更不能说明“这是科学的必然”。将或然说成必然，不是科学精神所提倡的。
虽然用耗散结构理论和复杂系统科学来论证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医，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巩固中医理论基础，为中医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途径，但是，定论还为时过早。
5 中医药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以来，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确实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基因-表达产物-疾病之间的线性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相关性研究的方法论的进步。中医药研究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基因芯片技术等之间的结合也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样的相结合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否还符合我们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理论或其科学性的证实，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科学理论的丰富，是否有助于中医所谓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真正的中药组方”的确证？还是在此结合中，中医药只是配角，仅仅起到提供一个最初的线索、一个初步的可能、一个大致范围，而后来的研究指针、观察指标、研究结果、结果阐释、研究结论、结论应用、应用成果、产品方式、理论丰富等等，均与中医药无关，充其量是“受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某经典验方的启示，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学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种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疗何病的新药，取得如何的经济效益，甚至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等等”。实际上，这样的新药已经不是中医意义的中药，也不能说明相关中医临证理论。至于相关的中医理论是否正确，相关的辨证施治是否合理，相关的处方组合是否科学等等事关中医的理论是否科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均无人关心，也无人回答，充其量“对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还只是“验药”。如果如此，这还叫不叫中医药现代化？还能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研究的方向？
当然，对于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学家和找药人而言，从中医药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求灵感以发现新药，这种药学科学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应该积极鼓励的。但是对于以发展中医药为历史使命的中医药仁人而言，则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医学与基因组学相结合”这样一个结合点和出发点，我们也还需要以中医药自身发展为使命来定好期望目标，以期结果与初衷的一致。
中医与中药的确可以分而研之。事实上，中药学应该也可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遥遥无期地等待中医得到科学化的实证后再开展中药现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这样的中药学研究就代表了中医药现代化，更不能说这就代表了中医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采取“首先实证中医药的实践效果，然后再逐步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这样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医药的实践效果对于实证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而言确是必要条件，问题是中医药的实践效果能否成为反推中医药理论科学性的充分的逻辑需求？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效果良好并不是证明方法正确、理论科学的充分逻辑。那么，如何才能“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呢？是我们阐明了中医药治疗某些重大疾病的机制，即为中医药现代化，还是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才算是中医药现代化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药所面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到底是，在中医药的支流上去寻找其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共同交汇点，以“证明”中医药某些实践效果的科学性；还是要从中医药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证明其科学性呢？
6 “分子中医药学”能否救中医
仔细推敲“中药作用的分子网络调节理论”，存在太多疑问。根据已有中药药理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知识，“中药的药效物质是有效分子组合”，“疾病和证候是分子网络紊乱的结果和表现”，“中药治疗疾病和病证的作用机制是分子网络调节”，即该研究的所谓三大支柱性的理论基础并不玄乎。问题不在于这三点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术路线和方法设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组合？哪些则是无效分子？分子网络到底是如何紊乱？紊乱成什么样了？应该如何调节？而中药的所谓有效分子组合又是如何调节的？这样的调节是不是就是最佳调节？如何证明它就是最佳调节？……这样一项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我们能够弄清并证明某复方的有效分子组合，也能够证明其所谓有效分子组合确实能够起到所谓的网络调节作用，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有效分子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疗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样的调节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还有什么样的调节是必须的而又是有效组合所不具备的？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那么研究结果除了能够证明某中药复方确实存在一组分子，它们有些在体内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疗作用的有效分子，它们在调节机体紊乱状态中发挥了作用之外，对于此方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临证辨证的医理问题？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谓“以药带医”，似乎并无太大帮助。
现代分子生物学已经阐明了多个分子针对一个靶点，以及一个分子针对多个靶点的现象存在，因此，“分子网络调节的理论体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内涵。分子网络调节水平的药物，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阐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学机制。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其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性得以证明，而非“分子中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学科存在的前提，离开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所有分支学科都是无本之末和空中楼阁。
7 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医药的“国际化”与中医药“现代化”，在时间轴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间轴上有不同。中医药的现代化更加强调首先解决科学性问题，而中医药的国际化则更加看重经济性问题。当然，中医药的国际化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因此，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辩证中，更多的是定性的问题，而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辩证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说明。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基础、是前提，必须首先解决现代化问题，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国际化，否则仍然不是真正的国际化，而是被国际边缘化、另类化。
中医药国际化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产业规模和邻国挑战。何谓“国际化”，是国际市场货架上拥有中药即视为国际化，还是中药出口比例达到多少才为国际化？是仅仅中药能够国际化，还是中医科学必须国际化？还是不管你属于中医药的哪个行当，谁能“国际”谁就“国际”？到底是中医药文化国际化，中医药消费者国际化，还是中药标准国际化，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化？还是不管是啥，走出国门就都是国际化？
对于日本等国的研究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它关系到市场和经济效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中医”是更大的事，它关系到传统、文化、情感，并影响科学、社会、政治。
中药毒性是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对于中药毒性，既不应该是因噎废食的全否定，也不应该是我行我素的无所谓。从普遍意义上讲，需要加强中药的毒理研究，阐明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及其应用控制；需要将有关毒性中药的知识充实到中医院校教育和中医师继续教育中去，以提高中医临证处方的安全性；需要将中药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到中国药典中去，使其成为一种对中医临证处方的法律约束；需要加强中成药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学研究和质量稳定性控制和标准化控制，以提高市场中成药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强中药和中成药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以中止更大范围的伤害事件发生；需要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素养，正确规范用药。
“中药基因组计划”是新药研发的一条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但是，它是不是“中药”现代化的“转折点”、“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战略措施”，都还很值得商榷。“中药现代化”的定义还很值得商榷，就连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还存在许多争议。首先，必须明确，虽然中药也有单味药治病，但它有别于植化单体药。其次，中药是指基于中医理论临证基础上的方药，而不是指中国的药。再次，中药的现代化，也不仅是几个经典验方的现代化。因此，中药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医的临证理论都不能成立，中药的现代化也就不是中医的中药现代化。也就是说，真正的中药现代化，必须首先是作为其基础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当然，中医理论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此之前，中药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应该、甚至必须尝试开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称之为基于中药材的新药研发，而不是中药现代化。
“本草物质组计划”可以从现代生物学的组学角度去研究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与治病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以现代方法证明中药方剂科学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但也许正是传统中医药者所反对的。如果这一重大科学计划的研究结果能够证明某些方剂是符合现代科学的也还罢了，传统中医药坚持者肯定会欢迎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一套中医科学如何有理有据。但是，如果证明某些方剂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药物成分，我们又当如何？你可以将其中的有效物质成分做成符合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的药物，叫一个新的名字，成为一个新药，甚至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的所谓新药研发的原始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做出贡献，难道你还能否定中医药方剂不成？你是能改造中医药经典的“六味地黄”，还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经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头批评的。“我中医药是按中医的一套科学理论辨证施治的，你凭什么用你那所谓的科学来验证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质组计划”庞大的工程对于中医理论的作用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虽然“本草物质组计划”高举中医药理论大旗，但其中并没有一句真正涉及中医理论。
从中医药传统经典方剂中去寻找“新药”的思路，是找药人的一条可选的正确道路，但并不是中医药科学的出路。虽然中药可以离开中医而独立存在，那样的中药也仍然是“中药”，但已不再是“中医的药”，而是“中国的药”。
中药现代化研究，“本草物质组计划”是一种选择。中医药现代化何往？“本草物质组计划”并非答案。中医药同仁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出台的目的是从政策层面给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现行药品严格监管的法制体系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使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国家监管体系内合法化，从而保护和鼓励民族医药发展。该补充规定特别强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主治为症候”、“疑难病症”等，坦然承认了民族医药区别于现代科学技术范畴下医药研发的自身特殊性，重点鼓励民族医药在疑难杂症和尚无有效现代医药治疗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进行探索，提示了所给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该补充规定并没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学性做出说明，也无法得到国际医药界的认同，也就是说，无助于其科学性和国际化进程。
8 中医科学研究何去何从
既然中医不能孤立于现代科学的“道”之外孤芳自赏，那么，中医和现代医学如何才能沟通并走向融合？必须寻找到能够考量其理论、方法、技术、实践、效果等的共同准则，而这个共同准则的基础恰恰只能是科学观。
中医存废之争，实为中医是不是科学之争。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必须首先回答科学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学？要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必须重新检视科学观。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对于中医而言，还很难以说清是福是祸。中医是医药卫生资源获取的自由竞争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行政保护转化资源的享有者。
中医药体系是含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混和体，其中有科学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讳言有迷信成分。中医药体系的这种多元性，也必然地决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学，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则自生自灭。
与其将中医药作为一个大包裹，说文化不全文化，说科学不全科学，说迷信不全迷信，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将这个巨大的“混和体”进行分离、萃取，将科学的成分划归科学，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将其科学化、现代化，甚至于国际化，不断发展、发扬、光大；将文化的成分划归文化，并且系统化，加以继承；将迷信的成分，作为一种曾经的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影响巨大的历史存在，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成为记忆。这也许才是中医药的最后归宿，也是我们对于中医药的带有强烈民族感情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理性选择。但是，更多的担心是，这种看似理性的想法会不会因此而解构了中医特有的所谓整体性和文化特性。
中医药现代化应该是让现代人能够理解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认同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接受中医药。那么，如何才能让现代人能够理解、认同、接受中医药呢？首先，要面向现代人，用现代人能够听懂、看懂、理解的语汇来诠释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中医药的科学性特征。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证明，任何医药都不仅具有科学特征，还同时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医学形式，仅有文化特征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被认同和接受的，必须同时具有科学特征。
目前的中医药现代化口号很响，决心很大，热情很高，行动很乱。中医药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务、方向、目标、重点、课题、途径、手段、技术、工具、成果、应用、效益、科学价值、人文精神、哲学贡献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国家应该鼓励、支持、奖励、导向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9 中医发展的道路仍需继续求索
中医的发展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本体，才不致在发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证中医体系不被解构。另一方面是在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未能达成共识之前，中医的临床实践与临床研究还得继续，中药的发展也不能停步。而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实上已经证明，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医现代研究的方向，导向中医理论体系本体的科学性研究。而中医学发展最艰巨的任务恰恰就是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问题。以振兴中医、弘扬中医为己任的广大中医药仁人志士，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从中医药“宝库”中拿来一件宝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说，尽管受中医经典验方的启示可以从组方的若干种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几种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疗药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这样的“中药”并非中医理论意义上的中药，这样的研究也无助于中医理论本体科学性的证明，这样的发展还不是中医的发展。
中医的发展必须开放。中医的整体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还原性，中医的模糊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清晰性，中医的主观经验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客观理据。开放就是从不拒绝到接纳、吸收，再到融合。中医的病机、病理、病因、药理等现代研究，都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无论是现代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免疫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还是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基因组学，都可以为中医、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所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处理好“坚持中医理论的本体性”与“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又要不背弃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这也恰恰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所在。
现代医学应该、也需要给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本着科学的精神，向着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共同目标，循着科学的道路，继续在探索中发展。
中医的科学发展，还需要继续求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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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学认为，人的生命节律与宇宙变化节律息息相关。人体是小宇宙，生命体恒动不息，但有始有终。内外协调则康，失调则病，紊乱则危，不相依则亡。蒙医学说特点是指与西医学及其它医学体系相对而言，任何一种医学均以人体及疾病为其研究对象，这是所有医学具有的共性。然而，他们对人体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则不相同，如在研究人体、病理、疾病的诊断和临床治疗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1蒙医学基本特点
蒙医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一是整体观念。蒙医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二是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2蒙医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2.1民族文化特点。 蒙医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2.2师带徒传承特点。 蒙医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
2.3现展特点。 蒙医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2.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 蒙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2.5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 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3蒙医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3.1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 学科的方法论对该学科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该学科的模式必须体现其所用的方法论。蒙医药和西医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两者不同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
3.2改进蒙医方剂及疗术器械。 蒙药和疗术器械是蒙医治病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医疗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亦是蒙医与患者联系的桥梁。因此，蒙药和疗术器械的革新和发展是关系蒙医临床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蒙医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蒙药和疗术器械的质和量的标准难以控制，使用相对不方便，疗效相对缓慢等。为了取得更好疗效，为了扩大蒙医药的竞争优势，必须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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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影响因子的药学类期刊概况
2009年JCR药理学和药学类共收录了237种期刊。5年影响因子在5.0以上的期刊有15种［2］(表1)，其中11种属综述类期刊，只有4种期刊以研究论文为主;这些期刊的出版国分别为美国(8种)、英国(5种)和荷兰(2种);创刊最早的期刊是PharmacologicalReviews(1949年)，20世纪90年代后创刊的期刊有6种，最新的期刊是MolecularPharmaceutics(2004年)。从发表周期来看，有半月刊(2种)、月刊(6种)、双月刊(4种)、季刊(2种)和年刊(1种)不等;从学科专业来看，8种期刊主要涉及药理学(包括临床药理学)、6种期刊涉及药物发现和药学，另一种期刊内容是药物化学。15种期刊目前的出版机构分布如下:5种期刊分别属于4种科技社团，即美国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学会(表中第2和9位期刊)、美国化学会(表中第15位期刊)、AmericanCollegeofNeuropsychopharmacology(表中第11位期刊)和国际控释协会(表中第13位期刊);5种期刊属Elsevier出版集团(表中第4、5、8、10和12位期刊);其他是Nature出版集团(表中第1位期刊)、AnnualReviews出版社(表中第3位期刊)、CellPress出版社(表中第6位期刊)、Willy出版商(表中第7位期刊)和Taylor＆Francis出版商(表中第14位期刊)。以上分析说明，高影响因子的药理学和药学类期刊以综述类期刊占多数，其影响因子与创刊年和出版周期的关系不大，它们均由知名的科技社团和学术出版商出版发行。这些特点与SCI收录的高影响因子期刊相似［3］。
2高影响因子的药理学和药学类期刊稿件的来源
经查阅各刊投稿须知发现，高影响因子的药理学和药学类期刊对其刊载的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的定位非常清晰，对稿件的学术质量也有严格的要求，如NatureReviewDrugDiscovery［4］刊载的综述性论文定位在药学领域中最高质量、具有权威性并通俗易懂的文章。这些期刊的稿件多数来源于编辑主动约请相关专家或知名学者撰写。
2.1综述类期刊
综合类期刊对稿件来源的要求可归纳为以下4种:(1)要求作者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资深学者，这些作者都是约请的。这些期刊有NatureReviewDrugDiscovery，AnnualReviewsPharmacologyandToxicology［5］，DrugResistanceUpdates［6］和TrendsinPharmacologicalSciences［7］。(2)多数稿件来自约请的专家;对于自由来稿，要求作者预先与主编联系，提交论文提纲，得到认可方可开始准备稿件，如PharmacologicalReviews［8］，Pharmacology＆Therapeutics［9］和DrugDiscoveryToday［10］。(3)由执行编辑和主编策划每期主题，相关的特约知名学者供稿，如AdvancedDrugDeliveryReviews［11］，CurrentOpinioninPharmacology［12］。(4)要求作者预先提交稿件写作提纲，需主编认可;少数自由来稿，如MedicinalResearchReviews［13］，DrugMetabolismReviews［14］。正是对期刊稿源的高要求，使这些综述类期刊中的综述和述评能够反映各学科的最新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起到引领学科发展的作用。因此，这些期刊在学界的影响力较大，被引用频次也很高，对于研究人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2以原创性研究论文为主的期刊
以原创性研究论文为主的4种期刊中，两种涉及临床药理学研究，两种涉及药剂学研究。期刊中的原创性研究论文多来源于自由投稿，但需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少数综述性论文源于特约专家的稿件或要求作者预先联系编辑并提交论文提纲得到许可后再正式投稿。这些期刊近年来注重组织专刊或主题专栏;如ClinicalPharmacology＆Therapeutics［15］自2008年每年在2月组织专刊，并在其学会网站上提前预告出版的主题栏目，吸引相关作者投稿;Neuropsychopharmacology［16］在2009年组织过4次主题专栏;JanuralofControlledRelease［17］每年组织会议专刊或专栏;MolecularPharmaceutics［18］(2004年创刊，双月刊)自2006年开始每年都组织3～5次主题专栏，是4种以原创性研究论文为主的期刊中组织专栏最多的一种。从这里看出，新创办的学术期刊更注重主动组织相关学科研究热点和生长点的主题专栏，吸引读者阅读，提高期刊的影响力。
3稿件的约稿和组稿方式
高影响因子的药理学和药学类期刊的稿件多经过编辑约稿和组稿而来的，特别是综述类期刊。这些编辑本身就是本学科的知名学者教授，非常了解本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知晓相关权威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因此，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容易约请到权威专家的稿件。同时，这些药学期刊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声誉，特约专家也愿意在这样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一般约稿的方式有:(1)编辑直接约请作者，如DrugResistanceUpdates，DrugDiscoveryToday。(2)先由副主编推荐作者，再由编辑约稿，如PharmacologicalReviews。(3)执行编辑或主编选题组织专刊并约稿，如NatureReviewDrugDiscovery。(4)由编辑邀请某专业权威专家作为主题栏目特约编辑，再由特约编辑约请该专业相关专家学者供稿，如CurrentOpinioninPharmacology。(5)通过分析作者最常引用的关键词寻找主题，约请相关学者的稿件，如MolecularPharmaceutics。
4讨论及思考
4.1高水平综述性论文对药学期刊的影响高影响因子的药理学和药学类期刊均出自于世界上医学科技期刊出版大国［19］，这些期刊中多数为综述类期刊。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来自营利性的学术出版商还是非营利性的科技社团，综述类期刊的载文量都不高(表1)，说明这些期刊更注重稿件的学术质量，而非数量。高水平的综述性论文一般被引用频次较高，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贡献较大。因此，积极主动约请专家学者撰写高水平的综述性论文，有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4.2约稿和组稿对药学期刊的影响
高影响因子的药理学和药学类期刊中综述类期刊的稿件多通过约稿获得，如CurrentOpinioninPharmacology将药理学各专业细化成若干主题，就相关主题，编辑每年约请各领域权威专家综述一次这些主题的最新研究进展［12］;原创性研究论文为主的期刊更注重专题组稿，如美国化学会的期刊MolecularPharmaceutics通过分析作者最常引用的关键词寻找重要主题，每年出版多期主题专栏［18］，使得该刊在短短的时间内影响因子位于药理学和药学类期刊的前列。而国内药学期刊中的稿件包括综述和研究论文，一般以自由投稿为主，这与高影响因子的药学期刊存在着明显差异。近来各学术期刊编辑同仁的约稿和组稿意识不断提高，如《药学学报》自2009年开始尝试组织专刊和专栏，至今已组织过3次专刊:2009年第3期“多靶标药物研究”;2010年第2期“抗艾滋病药物研究”;2011年第1期“转化医学-药物研究与创新”。1次专栏为2010年第3期的“抗甲型H1N1流感药物研究”。这些专刊专栏均受到读者好评。由此可见，在国内大量药学类稿件外流［20］的不利条件下，选择重要课题和学者研究的热点及兴趣点作为主题组织专刊或专栏，请编委担任特约编辑，主动吸纳优质稿源还是能够得到广大学者的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