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18 15:58:42
关键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教师职业峰会;教师教育
2011年至2013年期间,汇集了各国教育部长、工会领袖和相关学校领导的国际教师职业峰会(International Summit on the Teacher Profession,ISTP)成功举办了三届,每一届峰会都紧紧围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Education)所提供的背景报告展开讨论。前两届峰会均在美国纽约举行,并得到了美国教育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教育工作者联盟、美国教师联合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2013年3月,由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教育工作者联盟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国际教师职业峰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
笔者试图通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年来为国际教师职业峰会提供的背景报告的解读,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教师教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关注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关于教师教育改革的三点启示。
一、内容及特点分析
自2011年在美国纽约召开首届国际教师职业峰会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对各国教师政策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连续三年为国际教师职业峰会提供背景报告,并以此作为大会的主题,其目的是为各国教师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不难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三份背景报告的共同目标都是培养高质量的教师,但其关注的内容各有侧重(见表1)。
2011年是国际教师职业峰会召开的首个年头,其背景报告《打造高质量的教师职业》为该届峰会乃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教师政策的未来指向奠定了基调。报告开篇指出,要使教师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不仅要提高教师待遇,关键还在于推动教师职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描述和说明各国相关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建议。报告还指出,学校应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重视人力资源配置,鼓励教师评价与报酬挂钩。在教师教育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结了教师职前教育需要注意的三条原则。第一,教育系统得益于教师对其所教学科和日常工作的清晰而明确的认识,而完善的教育系统可以有效地指导职前培训、教师资格认证、教师继续教育和教师职业晋升,并检测其有效性。第二,各国已将教师职前教育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这不仅能使未来的教师在学术上作好准备,也能让他们在真实的学校情景中作好职业上的准备,并寻求二者间的平衡。在这种模式下,未来的教师能更早进入课堂,他们在学校中实习的时间增多,而且能够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也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为师范生安排了在指定学校为期一年的实习期,在此期间,实习生需要将他们的教学创新付诸实践,并开展研究。第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研究中发现,教师职前教育形式更加灵活,很多国家的教师职前教育都突破了传统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各国政策制定者,寻求教师职前教育、入职培训和专业成长之间的联系,为教师创设终身学习的框架。报告还介绍了中国上海在发展教师教育方面鼓励教师参与行动研究和让成熟型教师指导新入职教师的有效举措。
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了题为《为21世纪培养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报告,并以此作为当年3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教师职业峰会的背景报告。该份报告一如既往地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明确了21世纪教师所需要的技能,强调了教师培训应以市场为导向。报告再次强调了教师职前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在教师职前教育的基础上新增新教师指导计划(induction program),以减少新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让教学指导教师(mentor teacher)帮助新入职教师,尽量避免让新教师集中流入教学难度大的地区。如此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新入职教师因达不到期望值而提前离开教学岗位。报告还指出,高质量的教师职前培训只是教育领域人力资源管理的一方面,对于在职的教师也应加大投资,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与2011年的背景报告相比,2012年的报告增加了培养高效能的学校领导这一内容模块,明确了在学校拥有更多自治权的新时期,学校领导应超越行政管理层面,为教师评价、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教学环境的改善提供更多、更具体的支持。
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背景报告《21世纪的教师——以评估促教学》确定了该届峰会的主题:教师评价在教师质量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教师评价在前两份背景报告中都有所涉及,但2013年的背景报告更加关注教师职业认证和利用教师评价促进教师职业发展。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教师评价实施现状开展了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教师评价的实施者、方法、内容和对评价结果的使用提出了相关建议。报告还将韩国的“教师评价促进专业发展”(Teacher Appraisal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项目作为促进在职教师专业发展的成功典型加以介绍[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强调,每一次教师评价都应为教师提供量身定做的反馈,使教师能在特定的领域参与继续学习。不仅要根据教师的实际需求为其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还要在教师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中体现教师在职教育的重要性。
通过对比三份背景报告可以看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教师教育的关注有如下特点。首先,始终强调时代对高质量教师的需求。教师的知识与技能、教师的职业特征、教师专业化发展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关注重点。三份报告都涉及了使教师成为具有吸引力的职业,按照市场需求培养短缺教师,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保障,建立合理的教师评价制度以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等内容。其次,作为一个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善于运用教师工资、教师专业发展经费、教师是否在评估后获得物质奖励等直观的经济统计数据来对教师政策进行解析。
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教师教育的关注点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注的主题越来越具体。从2011年对教师政策的全局性关注,到2012年关注学校领导的培养和突出强调按市场供求培养未来教师,再到2013年以教师评价为焦点展开讨论。可以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关注内容越来越明确,在对各国政策描述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也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个强调教育经济功能的国际组织,但其对教师政策的研究重点也逐渐从教师的工资收入、工作条件、教师结构等内容逐渐转向教学职业特征、教师知识与技能、教师专业发展等[5]。与以往报告中大量引用关于教师报酬、人力资源配置等客观指标相比,2013年的报告中出现了对成员国教师个体所持态度的大范围调查。这反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研究各国教师政策时,对教师个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关注度有所增加。
二、对完善教师职业生涯的启示
国际教师职业峰会已走过了三个年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提供会议背景报告,展现了教师教育改革较为成功的国家的案例,为其他国家改进教师教育、完善教师职业生涯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保高质量的职前教育,完善教师资格认证体系
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教师职前教育的关注始终如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达成共识,高质量的教师职前教育是教师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职前教育与入职培训相辅相成,熟练教师指导新入职教师的成功案例也越来越多。在教师职前教育中,教学实习及实践课程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这是使新教师作好教学准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多级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并设立了相关机构,如负责发放全国性教师资格证书的全美教学专业标准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NBPTS),有些国家还开展了全国性的教师职业认证项目。教师资格认证的内容越来越关注申请者的综合能力,尤其是教学能力。
(二)满足在职教师专业发展诉求
高质量教师的培养不仅在于职前教育,新入职教师向专家型教师的转变除了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淀之外,也离不开针对在职教师的职业培训。尽管各国教师在在职进修或培训方面的机会不均,且经费来源也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如信息技术、辅导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等共同领域,各国教师对在职学习的诉求却很一致。在参与调查的教师中,有50%的人希望能够拥有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6]。关注教师专业发展诉求,为教师量身定制在职培训方案,是教师教育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合理利用教师评价结果,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机会
教师评价贯穿于教师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各国对评价结果的使用效果都有待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年的报告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有22%~44%的教师在接受评价后在相应的领域中有所改变或有很大改变。近年来,很多国家的教师评价开始关注评价的形成性目的,强调通过教育评价来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根据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在职教师培训,以此促进教师的成长与发展。在韩国的“教师评价促进专业发展”项目中,当地教育部门根据教师评价综合报告为评价中表现突出的教师提供学习研究年限(study and research year),这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利用教师评价结果对在职教师开展再教育,是合理利用教师评价结果的表现,也是教师发展的高速通道。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教师划分等级,而是帮助他们扬长避短。合理利用教师评价结果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的机会,是教师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1][6]OECD. Building a High-Quality Teaching Profession[M].OECD publishing,2011:21.
[2]OECD. Preparing Teachers and Developing School Leaders for the 21st Century[M].OECD publishing,2012.
【关键词】会计呈报;质量标准
会计呈报简单的说就是对外呈送会计报表,是会计报告站在一定经济利益主体角度上的代名词。理论界也存在这样一种说法,会计呈报是对企业对外呈送的会计报告。会计呈报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客观的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而发展的,美国著名的会计历史学家查特菲尔德在论述会计思想的演变过程中时说“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一般的说,文明的水平愈高,簿记的方法就愈精湛。”(1976)。因此说明会计呈报的质量标准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会计呈报的质量标准概括的讲就是为满足实现会计呈报目标的需要。
一、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下的会计呈报质量观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从会计假设逐渐转变为了会计目标,而且其作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也被人们广泛接受。由于对会计目标的认识存在不一致,导致了人们形成了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两种不同的观点。而这两个观点在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财务报告的目标等方面均有不同的见解。受托责任管认为,财务报告的目标就是反映受托者履行受托责任的过程和结果,目的是受托者为了解除自身的经济责任而为利益相关者提供财务信息,至于信息的有效性则不再其考虑范围之内。而决策有用观则认为,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向投资者(现在的和潜在的)、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历史的、未来的等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它必须是有助于进行经济决策的可量化信息,一般情况下还会要求提供财务和非财务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以“满足用户需要”。从本质上说,决策有用观提出的信息使用人己由单一论逐步向多元论转化。当然,无论是受托责任观,还是决策有用观,它们都是与具体的经济环境相关联的: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经济环境中,受托责任观较为切合实际;而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发育成熟、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有全面影响的情况下,决策有用观对财务报告目标的表述更为恰当。
二、用户需求观、投资者保护观下的会计呈报质量观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会计呈报质量的评价标准大致分为用户需求观和投资者保护观两种。用户需求观,1980年5月,fasb①公布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全面列示了会计信息为满足用户需要的质量特征的基本框架。fasb把相关性与可靠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特征。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的基础上,还从以下三个方面强调可比性:企业之间的可比性、各期间的一贯性、报表项目间的一致性。aicpa在2000年4月的第2号实务注意公告《practicealert no.2002-02》与《审计委员会讨论的会计原则质量的指南》中,虽然也认可fasb提出的评估会计信息的概念框架,但对会计呈报质量的评估更加强调可靠性、中立性、一致性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与英国会计准则的最高要求——真实与公允相一致。
投资者保护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levittd在《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性》的演讲中,以保护投资利益为目标,提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为:诚信、透明、公允、比可、充分披露。在levittd的倡议下,美国审计界开展了财务呈审计报质量评估问题的讨论。1999年,“蓝带委员会”(the blue ribbon committee)提交的报告中的第8号的建议中,以公司披露的清晰性、公司会计原则、基本估计及其他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披露和外部审计时所做的重要决定的冒险或保守程度,作为评价会计呈报质量的标准。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uditing standadards board,asb②)修改后的第61号审计准则公告(sas61)并不承认fasb的第2号概念公告是一个评估会计信息质量的参照框架。
三、会计目标重心逐步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移
传统的财务报告着重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反映管理人员受托责任的信息,其内容主要局限于己发生的历史性财务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企业的经营风险越米越人,以反映受托责任为主要目标的财务报告越来越无法满足用户的需要。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通过对大量的职业投资者、信贷机构及其会员进行调查研究后,发表了《改进企业报告一以用户为重心》(improving business reporting-a customer focus),全面阐述了用户需要的信息类型和改进财务报告的建议。该报告认为,现行财务报告在促进资本有效配置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在许多方面能够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然而,社会经济、技术环境的迅速变化,使财务报告能否创新以适应使用者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该报告同时指出财务报告应该:1.提供更多有关企业未来计划、机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信息;2.将重心更多地放在创造长期价值的因素上,包括以非财务信息对企业重要经营业务的运作进行计量和披露;3.使对外财务报告与企业管理人员提供的内部报告更好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有助于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的相关信息为目标的“决策有用性”将逐步代并“反映受托责任”,成为财务报告的主导发展方向。
四、我国会计界对为满足会计报告目标要求的质量标准的理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会计理论被广泛地介绍到我国,对于会计理论的研究转向以会计准则为主,对会计目标的研究逐渐取代了从前对会计职能的讨论。近些年来,通过对西方会计理论尤其是财务报告理论的消化和吸收,结合我国的会计环境,许多会计学者对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做出了深入和不懈的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自今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可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结论。争论的焦点也仍然是集中在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上。赞同受托责任观的主要观点认为“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通过发挥会计的核算和监督职能来加强经济的管理,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杨纪婉,1996)“企业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的目的。作为企业的一个职能部门的财务会计部门,同样也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会计的基本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于玉林,1998)“会计管理活动的特点是价值管理,是价值运动的管理,所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管理工作也应该以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最终目标”(朱小平,1998)(杨松龄,“会计目标理论研究述评”,《会计之友》,2000年第3期)。支持决策有用观的观点认为:“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是向报告的使用者提供决策,控制所需的信息,供他们衡量、预测、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管理人员的业绩、分配关系、资源分布、权益结构、偿债能力等”(张为国,1991)e“会计的总目标是向外部使用者提供决策与经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参与管理过程,谋求经济利益”(娄尔行、张为国,1992)“财务报告的根本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刘玉廷,1999)(杨松龄,“会计目标理论研究述评”,《会计之友》,2000年第3期)此外,葛家澎教授和刘峰教授对我国财务报告目标提出了“暂行结论”,认为“根据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试图模仿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用决策有用性的思路来确立我国财务会计的目标,未必恰当。当前我国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应当定位在向委托人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上。如果在未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得到充分发展,资本市场发育成熟,并在社会经济中有着全面的影响,那么,财务会计的目标也应该随之变化、发展和完善。”(葛家澎:《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1996年版)这就是说我国的财务目标有其双重性。
我国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这是我国会计史上的又一次变革,新会计准则体系充分体现了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它又提出了新的会计目标,同时又一次对会计呈报的质量标准有了新的要求。总之,会计呈报的质量标准为了实现不同时期的会计目标始终在变化着不断的提高。
注释:
①isac,framework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1989.
②asb,statement of principle for financial reporting,oct.1999.因娄尔行译.论财务会计概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8-9.
参考文献
[1]刘继红.财务报告研究[ol].中国知网,2002.
[2]葛家澍等.财务报告质量评估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1,11.
这次会议议题非常重要。2011年初,市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提出今年政协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关注重大民生问题、建设和谐社会两大课题,搞好专题协商。根据常委会议安排,上半年搞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这个课题。调研经过,经过3个多月努力,调研组出了一批调研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观的建议案》,提交市政协二届十三次主席会、二届八次常委会议审议。从讨论情况看,各位委员给予高度评价,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建议。大家对有些问题还有看法,但大家仍然通过了建议案。这些意见,会后我们将认真研究。由于讨论时间很短,主报告比较长,还有4个子报告,有些同志可能来不及消化和思考,各位常委会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有意见的同志在本月25日前通过书面形式向办公室反映,25日后我们将集中修改。我们将尽量把大家的意见吸纳进来。
回顾上半年调研,我认为这次调研搞得不错,对今后调研、专题协商提供了以下几条宝贵经验:
一是精心选择重大课题。选好课题是搞好调研、专题协商的基础。今年所定的课题,既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也是我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遇到必须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个课题提出意见、建议,我相信会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对今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调研情况来看,这次调研也得到各方面重视。在部门通报会上,各部门都精心准备书面材料,很多单位一把手亲自参加汇报。报告形成后征求意见,大家反映也非常热烈,认为这个课题抓住重点,充分说明这个调研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当前,我市已进入发展快车道,但面临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继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如何做大做强市本级等等,就是从过去重速度到重质量,做到“好”字优先。因此,很多关键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这次调研抓住了这个热点问题。
二是充分发挥好政协整体优势。搞好政协调研,必须依靠整体力量。这次调研,我们发挥了方方面面优势。首先是专委会的优势。这次调研集中3个专委会力量,即经科委、人资环委、港澳台侨委。3位分管副主席具体抓,3个委员会形成合力。其次是系统优势。一方面是市、县政协联动。这次各县(市、区)政协也进行调研,为我们调研提供很多资料。另一方面政协组成单位,即各派、工商联。工商联刘贵生同志亲自带领一个调研,同时我们还发挥了在饶省政协委员作用。第三是专家的优势。政协是“人才库”。这次调研也得到体现。我们邀请市委党校副校长罗时平、市农业局局长李跃进等很多专家参加调研,他们发挥很好作用。
三是开展多层次、多方面的调研。这是保证质量的主要措施。这次调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第一,反复听取部门意见,广泛占有资料。事先专门召开部门情况通报会,请他们拿出书面汇报材料,为调研打好基础。第二,深入基层调研。5个调研组进行分工,分别到相关县(市、区)和部门调研,掌握全局情况。第三,学习外地经验,拓宽眼界和思路。有的调研组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到沿海发达地区考察。市县政协主席到鹰潭、抚州、宜春、新余考察,既是一次委员活动,实际上也是围绕上半年调研开展调研,对研究这个课题很有帮助。
关键词:整合报告理论 价值创造 演进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已进入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会计学界已经认识到,企业应披露综合信息,以整合报告的观点来看待企业利益如何与相关者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问题。2010年8月2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与英国威尔士王子可持续会计项目联合成立了一个称为“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IIRC)的国际机构,试图推动全球建立统一的整合报告框架。IIRC已在2011年9月12日整合报告讨论稿,并将在2011年11月G20巴黎峰会上正式公布这一框架,以求得到G20的支持,这一举动将对统一的报告标准的创立和推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此项倡议还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以及发展和促进金融市场国际监管标准的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支持。以上迹象表明,编制企业整合报告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并将对传统财务报告制度形成很大的冲击。所以,研究整合报告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趋势,对在当前新形势下推动我国企业整合报告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会计变革的热点议题之一,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整合报告理论的演进
( 一 )企业报告理论的整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企业价值与传统财务报告的严重背离促使人们把专注的焦点投向企业的报告模式,对传统财务报告模式进行改进的呼声甚嚣尘上。无疑,在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单纯依靠基于企业价值创造已有成果的财务报告披露企业财务信息是难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也无法反映企业的长期价值,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一些关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的非财务信息。从(图1)中可见,传统财务报告开始包含公司治理等非财务信息,但这些非财务信息主要是一些叙述性信息,使其陷入信息含量有限和有用性不足的双重尴尬境地。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设的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将财务报告概念扩展到企业报告的范畴,并提出改进和扩大财务报告内容,非财务信息由此得到极大的丰富,企业报告发展迅速。为此,从主要向资本提供者服务的财务报告出发,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环境保护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等主导下,逐渐衍生出各种需要为政府、社会及利益相关者服务的非财务报告,如雇员报告、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促使更多的企业开始关注企业行为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独立的环境报告出现,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CSR)真正兴起的基本标志。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之后,原本更多强调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的非财务报告开始涵盖更多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内容,试图全面反映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业绩的“可持续发展报告”(Sustainable Reporting,以下简称SR)开始出现,并在实务中得到一定的应用。
( 二 )企业报告模式的延伸及与应用 近年来,“非财务信息”正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但其仍然缺乏一个被达成共识或者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致使承载非财务信息的非财务报告也形式多异。显然,非财务报告的发展,一方面完善了企业报告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由于非财务报告的形式多样,且缺乏编制规范,严重影响了企业报告的有效性。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支配下,逐渐地,非财务信息被整合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这三个方面,形成了所谓的企业“三重底线报告”(triple bottom line reporting),也称ESG报告。目前,企业ESG报告也大有取代单独的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的趋势。2002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的《SR指引》表明,一般情况下,SR可以与财务报告同时,或者作为财务报告整体的一部分,其演化思想在(图1)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至此,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包括财务报告体系内的信息披露和独立于财务报告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信息披露。
( 三 )企业报告整合的推动与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非财务报告的形式多样化以及内容的多维化就成为向整合报告的发展的趋势。本文认为,ESG报告不仅包含环境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还包含了企业背景信息(如公司战略、企业经营概况及市场环境等)、治理信息和经济业绩、管理信息等,它是环境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综合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披露一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有影响的信息。然而,以上报告如果与企业财务报告各自独立,那么便无法使一些关键信息得到有效的整合,并且有些信息可能存在着重叠,从而增加了报告编制成本,也可能会对社会形成一定程度信息超载,反而使信息使用者忽视重要问题。即仅非财务信息的整合还是不够的,非财务信息还需要进一步与经济或财务的信息作进一步整合。为此,企业需要设计并编制一份更为综合及简明的整合报告,即在原有ESG报告的基础上,融入传统财务报告中的经济及财务信息,形成新的FESG报告。应当讲,整合报告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战略地整合并披露所有影响企业未来财务业绩以及企业风险评级活动的ESG因素。整合报告体系对于真正把可持续发展理念整合进企业战略至关重要,它使报告信息使用者更加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报告的可读性,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的认可。
三、整合报告理论的发展趋势
(一)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报告模式将成主导 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败德”行为,这使得一味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遭受公众的批评。从理论上讲,任何有利益关联的团体和个人都有权要求企业提供其所需要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因此,在企业利益多元化的当代,企业应属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显然,应提供一套能基本满足各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的报告体系。鉴于此,企业目标应定位于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报告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服务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从目前发展状况看,利益相关者报告模式尚处于非主流地位。因此,企业需要在分析和整理现有各类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的基础上,设计并编制一份更为综合及精要的基本顾及各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整合报告。为此,整合报告应更好地体现企业基于社会责任所制定的可持续战略将对全体利益相关者所处的可持续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从而使各利益相关者能够更为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创造能力、未来发展战略以及公司治理与社会治理等问题,成为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桥梁。如前述及,创建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整合报告体系,有利于相关数据和信息建立关联,使得信息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实现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到良性互动,从而提升了企业价值,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决策有用性”的整合报告目标将成主流 整合报告尚属新生事物,目前,理论界对企业整合报告目标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决策有用观”和“价值创造观”。GRI主席莫文・金(2010)认为,企业整合报告以可持续性作为决策基础,涵盖了财务报告及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报告。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执行总裁伊恩・鲍尔(2010)指出,整合报告是帮助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决策。2010年11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A4 项目执委会主席Charkham(2010)指出,应由传统的财务视角转向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的整合视角,报告应着眼于信息价值链,着眼于未来,注重灵活性、战略性及其公正性。为此,编制企业整合报告目标首次被提到有助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高度。IIRC的成立是企业报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IIRC要求企业在未来整合报告,这比单纯财务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IIRC在2011年9月12日的整合报告讨论稿中表明,企业整合报告的目标主要体现为:一是提供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二是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企业报告应更好地反映为企业创造长期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我国“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无疑,在社会性可持续发展理念支配下,整合报告的,将对企业长期的价值创造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整合报告是企业实施的一种“整合战略”,是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价值创造最好的报告方式,也是进行对外沟通的有效手段。如前述及,笔者认为,“决策有用性”包含了评价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内容。具体而言,“决策有用观”要求企业提供一切决策有用的信息,自然包括能最有效反映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价值创造等信息,其信息含量显然广于“价值创造观”。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多数投资者及债权人追求资金使用效果,需要评价企业的整体价值,其关注的视角也由经理人市场转向资本市场,企业价值创造只是其中一项影响因素。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成熟,整合报告使用者信息需求也将发生变化,促成了我国整合报告构建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更有效地反映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从而方便他们合理地估计报告主体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使更广泛、更易于理解的信息,能够满足可持续的、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
(三)层次化的整合报告信息质量特征将被采纳 企业整合报告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纷纷发出降低报告复杂性的呼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既要保证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又要对有关的信息作出高度的整合,综合性、明晰性、可读性等都可以成为评价整合报告信息的质量特征。无疑,整合报告信息质量特征是整合报告目标的具体化,回答了什么样的信息才有助于有效的决策。IIRC曾在2010年8月创建时将整合报告的目标定位为清晰性、简明性、综合性和可比性。IASB咨询委员会在一份为IFRS公开会议准备的讨论稿 中曾提出整合报告的三个质量特征:相关性、可靠性和简明性。此外,IIRC在2011年9月12日的整合报告讨论稿描述整合报告的质量特征时也曾提出简明性、可靠性和重要性等方面。论及整合报告的质量特征,结合“目标―信息质量特征”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主要参考IASB咨询委员会在2011年6月10日为IFRS公开会议准备的讨论稿、美国的第8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8)以及IIRC的相关观点。与一般的财务或非财务信息所要求的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及可理解性相比,本文认为,整合报告信息还应强调并增加综合性这一个特殊的质量特征,同时参照SFAC8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整合报告的质量特征层次化,从而更加明确了各个不同质量特征的重要级别,即基本质量特征、强化质量特征及信息约束条件。基本质量特征包含综合性(概括性、简要性及明细性)、相关性(预测价值及证实价值)和可靠性(完整性、中立性及避免重大错误);强化质量特征包含可比性和可读性;此外,是否将信息约束包括“成本效益原则”和“重要性原则”仍然值得商榷。
(四)整合报告的内容框架及编报标准的确立 IIRC关于整合报告框架的推出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下一步会计发展的方向。我国应积极参与IIRC全球统一整合报告框架的制定,使其充分考虑我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特殊情况,为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框架之前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向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发出调查问卷,广泛吸取反馈意见,以求推动所制定框架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降低企业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为更好地提升整合报告质量和透明度做出积极的贡献。此外,企业应将“可持续价值增量”作为整合报告的出发点,拓展了传统财务报告的视角,所构建的整合报告框架应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并且清晰、完整地解释了企业的财务与非财务表现间以及FESG信息与企业价值间的因果关系。基于我国的经济环境背景,笔者提倡我国上市公司整合报告内容框架的构建应逐渐增强价值创造过程和风险报告的披露,应将财务、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这四个维度的信息同时整合在一份整合报告中,形成一份新的FESG四维信息报告。然而,该报告的框架体系该如何设计,每一个维度的信息披露该设置哪些关键指标等仍然值得思考。在报告的标准上,笔者建议着手制定出一套高质量的整合报告准则,为整合报告制度形成、体系构建与执行做好准备,做到准则制定过程的公开性,提高透明度。如前述及,整合报告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相比单一的财务报告应具有更高的综合性、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以及可读性的质量特征。此外,本文研究过程中也发现非财务信息披露存在定量信息不足、范围不一致和随意性等问题。相比国际财务报告报告准则(IFRS),整合报告准则也应对非财务信息进行统一规范。非财务信息的量化也是整合报告在技术处理上的最大挑战,我国应推广XBRL(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和Web 2.0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其要求,由此提高了非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信度,减少现有的定量信息不足和随意性等问题。
四、结语
整合报告理论研究为整合报告相关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这些准则的制定和完善能够为整合报告的实务提供行动指南。整合报告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桥梁,本文对整合报告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势作了深入地探讨。当前我国经济环境尚属非理想状态,各种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为此,我国企业整合报告体系的构建既需要努力与国际趋同,同时还应该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兼顾准则经济后果和实用性的顾虑。笔者认为,探索一套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整合报告体系仍然“长路漫漫”。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科研项目“企业整合报告构建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项目编号:Y201119621)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会计变革与中国趋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YJA79017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郭道扬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郭道扬:《论中国会计改革三十年》,《会计研究》2008年第11期。
关键词:经营者特征;受教育程度;CSR信息披露
一、 引言
企业通过CSR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所以,CSR报告在推动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是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沟通的重要工具(Chapple et al.,2005)。然而,2010年度,在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中,了CSR报告的企业仅有274家,接近一半的企业没有CSR报告。此外,已的CSR报告质量也参差不齐。
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企业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呢?近些年来,一些研究已经从企业规模、企业类型等方面对CSR报告的影响展开了研究。相关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可以影响诸如企业CSR报告数量、慈善行为等结果(沈洪涛,2007)。
以往的研究发现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领导层群体特征与CSR报告数量有关(Tarca,200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了更多的CSR报告;企业规模和CSR报告成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了更多的CSR报告;臧伟等(2010)从高层领导群体的视角探讨了高层领导者群体特征与CSR的关系,发现CSR报告数量与高层领导者群体的平均年龄及平均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此外,现有研究关注了着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对CSR报告质量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对CSR报告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就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还没有展开专门的研究。由于CSR信息披露对推进CSR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企业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探讨这些影响因素对CSR信息披露产生怎样的影响,不仅如此,还要从经营者的个人层面和企业所在行业层面,分层次仔细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出并检验,经营者个人特征对企业CSR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间是如何变化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本研究填补了已有研究还未讨论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这一空白;在实践上,本研究结果为企业如何提升企业报告的数量和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经营者身份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因果定向理论是自我决定理的一个分支。因果定向理论认为人们具有朝着有利于自己决定的环境定向发展的倾向,并且越是具有自主定向的人越勇于承担CSR(Fogarty et al.,2004)。Patton(1992)发现自主定向不仅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后天学习的影响。
因果定向理论对于理解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一个主要贡献可能是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许多社会心理学上的研究已经直接或间接的证实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自我定向的程度也越高。一个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经营者倾向于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让其他群体成员来做决定。没有接受过较高教育的经营者往往倾向于倾听群体成员的意见。产生这些结果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心理因素决定的,当经营者受过较高的教育后,就会对自己的判断、决策、看法更有信心。相反,当经营者受的教育层次较低的时候,往往会听取他人的意见与判断,因为经营者会认为其他人,特别是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提出的意见会更稳妥或更准确。根据因果定向理论,越是自我做决定的人越勇于承担CSR。
受到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愿意自我做出决定,进而越倾向于承担CSR。例如,当一个人独自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会首先考虑到做这件事情的后果以及需要为此承担的责任;相对而言,而当一个人通过其他人的看法做出决定,他会认为对这件事情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要小,因为他可能会认为提出这一看法的或意见的人也应该承担责任。
CSR信息披露被定义为企业通过公开的文件来说明企业履行了哪些方面的CSR(Wood,2007)。企业CSR报告是近年来CSR信息披露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企业CSR报告是CSR信息披露的方式,但对于不同的企业的CSR报告质量却有很大不同。高质量的CSR报告能更好的披露企业履行CSR方面的信息,从而企业能更好地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因此,应从企业是否CSR报告和CSR报告的质量衡量CSR信息披露情况。基于以上推理,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经营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披露的CSR信息越好,这反映在企业更多CSR报告(H1a),以及CSR报告的质量越高(H1b)。
2. 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现有的研究对于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和经营者自我决定倾向关系的研究相当清晰。然而,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信息披露的关系则并非想象中的那样明确,虽然从直觉上觉得这种关系是正确的。虽然,已有研究注意到企业所在行业会对CSR报告产生影响。但没有研究关注行业划分可能对经营者个人特征和CSR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影响。Delmas和Toffel(2012)的研究指出,在污染性的行业里,企业受到更多的外界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媒体、舆论、公众监督、政府等。这样高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就会限制个人特征的作用。例如,由于受到媒体、舆论等关注,污染性行业会更重视CSR信息的披露。从这个角度来说,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会限制经营者个人特征对CSR信息披露的作用。
如前所述,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出于自身原因,其特点是内在的动力导致企业经营者重视CSR履行。由于污染性行业的特征对企业CSR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出于外在压力。所以,我们预期行业特征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由此提出本研究第二个假设:
H2:行业划分(污染性行业与非污染性行业)调节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越是污染性强的行业,越会降低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数量(H2a)和质量(H2b)的正向性。
三、 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象均为201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的CSR报告。选取500强企业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是因为,从这些企业所获得的数据更为客观与真实,并且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外部效度。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测量了2个因变量,分别是CSR报告的数量和CSR报告质量。CSR报告的数量通过一个虚拟变量进行测量。其中0表示没有CSR报告(如前所述,这里不包括了强制的CSR报告),1表示了CSR报告。精确测量CSR报告质量对本文非常重要。我们参照由北京大学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0》CSR报告质量指标体系,得到每一份CSR报告得分,我们通过正态性检验发现CSR报告质量服从正态分布,为节省篇幅,这部分结果没有列出,如需要可从作者处获取。
2. 解释变量。经营者个人特征。我们测量了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选择这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而不是其他经营者个人特征变量,如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我们认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企业披露CSR方面的信息影响关系更直接或更强。从接受教育程度推算出受教育的年数(小于三年=1;3年以上,但未完成小学教育=4;小学教育=6;初中教育=9;高中教育=12;技校=13;大专=15;本科=16;硕士=18;博士=22),现有的研究很多把受教育程度作为分类测量。但是,本研究认为如果把受教育年数作为间距测量会更有优势,这主要因为(1)报告与否作为离散因变量,那么受教育的年数就可以作为教育对于报告数量和质量的边际作用来解释。(2)将受教育程度作为一个间距变量只有一个自由度,从而最大化利用样本的信息。此外,采用虚拟变量来测量行业划分。其中1表示污染性行业。0表示非污染性行业。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行业划分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解释变量之中。
四、 研究结果
假设1的实证数据结果总结在表1中。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均具有系统性关系。从系数的符号上可以看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与假设H1a、H1b的方向相同:即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具有正效应。所以,假设1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γ00是条件总体均数估计;γ01是行业划分的主效应;β1表示经营者年龄主效应;β2经营者服务年限主效应;β3表示领导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β4表示领导层中党员比例;β5表示企业类型的主效应;β6表示行业内财务排名的主效应;β7表示领导层平均服务年限;γ10表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的主效应;γ11表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企业行业划分间的交互作用。Var(u0j)是随机截距的方差,相当于组内相关系数ICC的显著性检验。
表1还报告了假设2的检验结果。行业划分(污染行业与非污染行业)对两个因变量(CSR报告数量、CSR报告质量)都具有系统性的关系。即使引人了所有控制变量,这一关系依然是显著的。行业划分的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对CSR报告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更大。此外,相对于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的CSR报告的质量较低。调节作用的结果显示,行业划分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然而,就CSR报告的质量而言,行业划分并不具有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支持了假设2中关于行业划分对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报告数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但不支持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CSR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我们通过找到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对低于中位数和高于中位数的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图1,从图1上可以看出,对非污染性行业而言,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影响较大;对污染性行业而言,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影响较小。这些结果支持了H2a,但不支持H2b。
五、 讨论与结论
1. 经营者身份特征的主效应。本研究主要贡献是发现了经营者身份特征对于CSR报告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对企业CSR报告的数量和质量均具有正向的影响关系。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之前的预计。除此之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对人存在的影响主要有政治影响、经济影响、文化影响。这些可以看成是教育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使人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因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社会功能就越强,越有利于个人对CSR的重视。此外,在一个企业中,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所导致。目前,大多数高学历的经营者都接受了CSR方面的知识,并从中感受到了CSR的重要性,这无疑对CSR报告产生重要的影响。
行业划分主效应及调节作用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行业划分对受教育程度与责任报告数量的调节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划分调节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数量的关系。这表现相对非污染性行业,污染性行业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CSR报告的影响较小。这些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预计:污染性行业的行业特征对经营者个人特质的作用起到抑制效果。一般污染性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同时对公众的生活影响也会更大,污染性行业受到了舆论、媒体、政府、公众等更多的监督,对污染性行业而言,它们受到了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压力(马连福和赵颖,2007)。对任何企业而言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污染性行业受到的外部环境压力远远高于非污染性行业受到的外部环境压力。在污染性行业中,企业CSR报告更多的是受到了社会舆论、媒体、政府的影响,这些会限制经营者个人特征的作用,比如,无论经营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污染性企业由于受到社会的约束,都希望CSR报告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声誉。相反,在非污染性行业中,企业受到的外部压力较小,经营者个人特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发现同时也表明,尽管污染性行业了更多的CSR报告,但从报告的动机方面却和非污染性行业有区别,即污染性行业CSR报告的动机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而非污染性行业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利益方面的考虑。
参考文献:
[1] Chapple, W., Moon, 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in Asia.Business & Society,2014,44(4):415-441.
[2] Delmas, M., Toffel, M.W.Stakeholder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actices: An Inst- itutional Framework.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2,13(4):209.
[3] Fogarty, T., Rogers, R.Financial Analysts' Reports: An Extended Institutional Theory Evaluation.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 ociety,2014,30(4):331-356.
[4] Kakiley, E.An empirical study of CSR reports of UK, Society and Cultural,2013,23(10):13-22.
[5] Patton, D.M.Intra-Industry Environmental D- isclo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Alaskan Oil Spill: A Note On Legitimacy Theory.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2,17(5):471-475.
[6] 臧伟.高管团队特征与CSR的关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论文,2010.
[7] 马连福,赵颖.上市公司CSR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7,(3):78-80.
[8] 沈洪涛.公司特征与公司CSR信息披露.会计研究, 2007,(3):9-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项目号:71172125)。
摘 要 本文在分析情报调研工作流程的基础上,讨论了科技情报调研的过程控制,并根据情报研究成果的特点,提出了科技情报调研成果的质量评价指标,阐述了科技情报调研成果的质量评价方法。
关键词 情报调研 过程控制 质量评价
中国石化扬子石化研究院系中国石化的科研开发机构,研究领域包括聚烯烃新产品开发与塑料加工应用、聚烯烃与高分子材料合成、有机化工工艺、催化剂及产品开发、油品加工应用、分析测试与物性表征、石化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模拟应用等。建有中文期刊数据库和计算机国际联机信息检索系统。拥有教授级高工、博士及博士后等高学历人才,同时还有中国石化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石化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石化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承担课题涉及国家“七五”“八五”“十五”“十一五”攻关项目、国家“863”“973”项目、江苏省和南京市项目,其研究成果多次荣获部级科技成果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科技成果奖,江苏省、南京市科技成果奖。获发明专利授权70余项。
一、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产生的背景
建立战略竞争情报体系是企业实施战略管理和战略发展的需要。正确的竞争战略,能使组织提高对环境的应变能力,获得发展和壮大;反之,失误的竞争战略,会使组织在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乃至倒闭和破产。战略研究的关键是在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组织自身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并识别未来的机遇与威胁,分析和识别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从而形成自己的战略思想和目标。而研究和制定一个组织的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赢得和发展竞争优势正是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工作目标。
建立竞争情报体系是企业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是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需要,创新是企业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源动力。因此,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建设,把获取有效情报放在企业战略发展的高度上。建立企业战略竞争情报体系,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和情报保障,为企业领导集团在发展战略的决策过程中提供有效支撑。
二、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的内涵和主要特点
一个企业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必须与本企业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在企业的总体战略框架内开展工作。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要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需要,同时要注意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和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
人才、流程与技术是构成竞争情报体系的三个关键要素,三者的有机结合是竞争情报体系高效运作的决定性因素。战略竞争情报体系强调人、流程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培养具有强烈竞争情报意识、具备熟练的竞争情报信息处理技能的专业情报人员队伍;流程,以企业战略发展为导向,对整个竞争情报调研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技术,包括高效的支撑竞争情报收集、处理、存储和传递的计算机软硬件平台,情报搜索、分析处理工具和方法,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组织等。
三、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的主要做法
(一)以企业战略发展为导向的竞争情报人才的建设与培养
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是以企业的战略发展、战略决策和科技创新为主要服务对象,对调研人员实施专业分工,按照各自的研究方向、领域进行情报搜集,对有关国内外信息连续地、系统地、全面地监测;以竞争情报团队建设为切入点,培养具有强烈的竞争情报意识、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面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培养具备竞争情报基本素养的技术队伍,有效支撑企业的战略发展。
企业战略竞争情报体系需要既懂专业、又关注竞争情报收集、分析并积极应用于工作中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敏锐的信息捕捉能力和对所收集的情报准确筛选、分析的能力。因此,体系建设以战略竞争为导向,不断强化调研人员的战略竞争意识,增强对竞争情报的敏感度。
(二)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平台的建设
开展竞争对手的情报监测分析,建立竞争情报研究人员专项数据库。
对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开展竞争情报的监测分析和研究,对国内外同类装置实施技术跟踪,将收集到的以上各类数据资料分类整理,将各种类型的信息文件转换为统一的数据格式,建立竞争情报研究人员专项数据库,并与其它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建立数据关联,为战略调研提供数据支撑,为企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三)以企业战略发展为导向的竞争情报调研过程的动态管理
1.紧密围绕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制定竞争情报报告调研计划及提纲。定题是竞争情报调研关键的一步,关系到调研的方向和效果。选题要立足于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定题之后,接着要按照专业分工组织人员制定调研计划,明确完成日期。例如,《公司生产装置技术跟踪调研》就是根据扬子石化公司生产装置的实际需要定下的调研课题,经过组织讨论、专业分工,自2002年以来,陆续对乙烯、聚乙烯、聚丙烯、PTA、芳烃重整、二甲苯、加氢裂化、乙二醇、聚烯烃专用料的开发与应用等进行了跟踪调研。在明确了《公司生产装置技术跟踪调研》课题的计划之后,组织大家对该课题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提纲策划,从工艺、三剂、设备、自控仪表、技术经济、生产厂商、市场、安全与环保、公用工程等方面对报告提纲进行了分析制定,确保了技术跟踪内容及调研报告的完整性和质量,该系列跟踪报告为公司领导决策、科技发展规划提供了参考服务,获得了公司各级领导的好评。
2.全面、准确、快速地收集竞争情报,为企业战略发展服务。
(1)广泛收集。量和质是事物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没有一定的量,就不可能拿出高质量的调研成果。在试查的基础上确定课题的核心科技期刊与核心检索期刊的种类及查找范围;同时注意搜集其它各类情报源,包括难得的会议文献、内部资料、专利文献、学位论文等,其中重点是国内外的专利文献【1-2】。
(2)采用直接检索与间接检索相结合的方法。直接查找原始文献可以获得更深、更精确、更新的情报内容,间接查找二次文献可以获得更多、更广的情报线索。
(3)机检和手检相配合。手工检索和联机情报检索相结合,才能获得全面国内外情报,特别是国外的大量的、最新的战略情报。
(4)辅之以必要的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调研人员参加一些专业会议、展览会、或者主动向参加会议者了解有关信息,或者去实地参观都能获取一些文献中无法查到的最新情报线索。例如通过参加乙烯专业年会,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乙烯行业方面的技术信息,对开展乙烯装置调研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3-4】。
3.在竞争情报的加工分析过程中不断强化战略竞争意识。
竞争情报分析研究的深度、广度、准确度和精确度,直接关系到竞争情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的高低,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因此,在竞争情报的加工分析过程中,对情报研究人员要不断强化战略竞争意识、服务企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按照可靠性、先进性、适用性的原则,对收集到的各种数据资料仔细鉴别与筛选,得出战略竞争情报调研的结论性意见、观点、建议或方案,同时回答该项调研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4.建立量化指标,强化竞争情报调研体系的质量控制。
根据竞争情报研究成果的特点,制定了筛选率、信息量、准确度、新颖性、预见性、加工度、逻辑性、针对性、时间性和效果10项质量评价指标,每项指标满分10分【5-7】。
总分获90分以上的报告为优秀;75分以上的为良好;60分以上的为合格;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实际工作中,在每项情报课题完成以后,都及时进行质量评价,发现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时改正。
四、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实施效果
通过开展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企业情报人员的战略竞争情报分析处理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竞争情报服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也得到逐步提升,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促进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了各级领导的肯定。
一方面,通过建立量化指标,开展竞争情报成果的质量控制,报告质量逐年提升,大大提高了情报数据的准确率。另一方面,通过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战略发展的服务力度得到很大加强,近年来,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战略竞争调研报告,很多战略建议、技术方案都得到了采纳。为公司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提供了决策支持,2012年开展的《C1-C5产业链调研》为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
扬子石化可持续发展调研、C1-C9产业链调研、扬子石化精细化工发展调研、公司精细化工产品发展项目调研、乙烯下游产品开发利用、丙烯下游产品开发利用、乙烯装置C5馏份分离和利用调研及产品方案建议、乙烯装置C9馏份油分离和利用调研及产品方案建议、C4综合利用调研、C9、C10重芳烃资源综合利用调研、醋酸及其衍生物的生产技术与市场调研、乙醛及其衍生物的生产技术与市场为公司的战略发展及C2、C3、C4 C5、C9、C10等馏分的衍生加工利用及产品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新能源方面,天然气化工方面调研为公司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等提供了具体建议在新工艺方面,生物法制丁二酸技术调研等报告为公司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支持。
在新材料方面,生物高分子材料调研等十来份调研报告为公司开发新材料提供了支持。
参考文献:
[1] 刘昭东,陈久庚,韩莉等.信息工作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2] 魏小梅,刘敏榕.竞争情报质量评估模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22(1):115-117.
[3] 盖敏慧,康敏.浅谈科技精报的质量管理[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18):101-103.
[4] 冯维扬.竞争情报质量评价方法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31(5):649-653.
[5] 王文哲.论企业竞争情报的质量需求及人才需求[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2):19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