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原因;对比;启示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在十二年前作壁上观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景象的美国人,也许远没有料想到今天的自己也会深陷百年一遇的金融位置泥潭中不可自拔。这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即便是世界经济头号大国,也不能在置身于金融危机时而毫发无损。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更应时刻警惕发生深度金融危机。无论是此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年震动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反思和借鉴的机会。在这里,将着重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回顾与分析。
一、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 国际游资的冲击。毋庸置疑,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利用对冲基金进行买美元抛泰铢、买泰铢抛美元的投机活动使泰铢一路下跌,股市暴跌,银行呆账大量增加,外资流入骤减,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尽管随后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联合新加坡动用约120亿美元巨资吸纳泰铢,大幅调高利率,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等措施给了索罗斯大军有力反击,但最终也没能吓退有备而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再度向泰铢发起猛烈进攻,致使泰国政府不得不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泰铢浮动,由此点燃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2 经常项目逆差,外债负担过重,国际收支失衡。东南亚国家奉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对外经济是否平衡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形势。然而从1993年起东盟四国连续出现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约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首先,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结构单一,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九十年代转向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电子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东南亚国家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的产业普遍萎缩,出口量下降,增幅缓慢,是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失去控制,形成绝对经常项目逆差。其次,东南亚国家主要强调生产模仿却忽视产业创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承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方面增加当地就业,促进了经济繁荣,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也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产生很大的依赖性。
(二)内部原因:
1 金融市场开放过早。由于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之东南亚国家片面追求高增长速度导致投资需求过旺。为了弥补发展资金的缺口,东南亚国家进行金融改革开放金融市场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忽视了融资风险,追求暂时繁荣,过分急于求成而没有遵循一般的步骤,在经济体制和实体经济发展尚不够完善和成熟之前,就过早的将本国金融市场自由化,无疑加剧了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2,僵硬的汇率制度。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其考量是希望能抑制通货膨胀,对于拥有大量短期外债且短期债务偿付超过了债务资产、金融体系脆弱的真是国情来说,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不再适合。从1995年起,美元汇价开始上升,日元相对美元贬值。此时,东南亚’各国没有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及时的调整汇率,仍然坚持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本币随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工资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等使出口商品竞争力明显下降,经常账户逆差进一步拉大。3,泡沫经济严重。利率的市场化吸引了大量追逐货币利差和短期高额回报率的外国资本和“热钱”的涌入。集中的资本涌入导致房地产价格已涨再涨,使这些国家的金融形成了巨大的非生产型经济泡沫。过度膨胀的泡沫经济一旦破裂,便会引起一系列的金融动荡。美国次贷危机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泡沫经济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共性因素。
二、中国今日对比东南亚昨日
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背景与当时的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一)从发展模式上看。当时东南亚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发展。而今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是由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的共同作用,但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造成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二)从金融层面看。尽管与东南亚国家存在区别的是,我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也确实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量的不断增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已悄然启动,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警惕重蹈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覆辙,采取积极的改革修正措施,规避金融风险,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对中国改革与推进的启示
(一)选择恰当的汇率制度。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僵硬的汇率制度不再能顺应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逐步开放金融市场的一系列要求,因此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就变得异常重要。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2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 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 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 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
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
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 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 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 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 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3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4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我们认为,存在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危机的原因;二是危机冲击东亚地区的原因.关于第一个方面,国际上有多种意见.我们认为,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政策调整的不配套,以及诸多的外部环境是其基本原因,对此的解释,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必须依靠工业化发展自己的经济,在此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是靠国内资金的积累;二是靠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主要是指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和引进外国的直接或间接投资,在国外市场无限大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优势产品的,即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能够给该国带来发展的资金和利润,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的发展.在外资引进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资金的借入,可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此需要配套的汇率制度,由于减少贸易风险和资金长期流入风险,需要选择一个趋向稳定的汇率.并加以维持，因此订住汇率可能是经济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采取的适当的汇率制度;为了减少外部对本国经济冲击的可能性,需要比较封闭的金融市场.此次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1)外部商品市场不是无限的。在特定产品的国外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这些国家出口品的重叠，或竞争。在此，一国出口的增加就是另一国出口市场的减少;2)当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尚未发生变化时,金融市场因多个因素的驱动，率先开放了(其背井是:香港回归中国带来的抢占金融中心的动机；在经常项目不景气的情况下,为维持汇率对短期资金的吸引；在金融上不但没有加强监管,反而向国外提供了借入本币和抽回外汇的渠道).在此泰国的经历是十分典型的.
至于东亚地区的连锁反应,我们认为，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相互牵制造成的,体现在: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梯次模式,在领头雁不能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时,处在后面梯次的国家会赶上来,从成本看,处在最后一个梯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别国挤占市场的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需求不旺的时期,这种挤占可能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大量减少。在进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收支受到很大影响,而其他梯次上的国家和地区明显地受到冲击.因此日本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应负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是负产业结构未能升级的带来的责任，它没有意识到，这种升级不仅有利于自己，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东亚地区，其中作为东亚地区技术领头雁的日本，对技术转移不够重视（其根本还是自己的转移尚未完成；其次日本未能用于发展新产业的资金，主要投到东南亚地区的高利润，因而也是高风险行业，导致这些国家某些部门的繁荣。当然，这并不是日本的初衷，其初衷是，尽可能地将国际储备充分利用，以获得高额利润，因而从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东南亚国家泡沫形成的形成的作用。日本所负的第二个方面的责任是，它将自己的“泡沫”移向东南亚，引起了东南亚经济的“泡沫式”繁荣。这就为投机商提供了投机的机会。
二．东亚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一般影响
东亚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贸易的角度看，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其进口需求下降。主要机制是：1）东亚各国的货币贬值，增加了进口的成本，据统计，自1997年7月以来，泰铢已累计贬值114.78%，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76.53%，韩元贬值96.95%，昨天日圆已经是1美圆兑140日圆，尽管进口成本不会成比例的上升，但是，进口成本的上升是可以推断的；其次，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市场的依赖是比较高的，如果不包括日本，1995年的依赖是10.3%，加上日本会达到35—40%，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可以用互补性指标（COMPLEMENTARITYINDEX）贸易互补性指数等于，一国K商品的出口在该国总出口中的份额比上该商品在进口国中总进口的份额的积和，比上二者平方的开方。
实际上它表明两国进出口的相互牵连。依据1994年的数据，统计的结果是：我们与香港是0.89，印尼0.57，日本0.76，韩国0.64，马来西亚0.54，菲律宾0.54，新加波0.58，泰国0.60。
第三，由于东南亚各国在干预外汇市场中花费了大量的外汇，使这些国家难以推进贸易自由化，因而贸易保护或增加对进口的限制可能是情理之中的；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出口自然也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东亚地区市场上，也会影响到其他市场。中国在其他市场上与东南亚各国的竞争性，可以用出口相似度指标（EXPORTSIMILARITYINDEX）加以衡量。即S（AB，C）=100X（加总MIN（Xi（ac），Xi（bc））其中ac，ab分别表示两国对C国市场的依赖。MIN表示取两个值中的最小值。根据SITC两位数字水平上的商品分类，我们的相似度为：中国与下列国
具体而言，我们同主要危机主要国家之间出口产品的相似性可以见统计表。选定国家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统计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相似性也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产生影响。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乃至全球相继调低了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东南亚和中国的产品出口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东亚金融动荡对中国三资（合资、独资和合作）出口影响是明显的。首先，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三资企业进出口1997年占到46.9%，在外资企业中，有80%左右来自东亚各国，这些企业与中国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出口困难，同时，他们还缺乏增加投资扩大规模，甚至维持现有规模的困难。如果整个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还会导致撤资。
第四，东亚金融动荡增加了中国出口融资（特别是三资企业融资）的难度。各受冲击的国家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不愿意向商业机构提供贷款。贷款抽紧、利率提高使出口的成本加大或难以出口；
第五，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的利润受到威胁。由于东南亚各国出口品价格下降，进口方也要求我们降低商品的价格，为了保住我们的市场份额,(本来竞争很激烈的市场条件下，我们的利润率就已经很低了)，我们不得不降价；某些本来利润很低的商品将失去已有的市场。
综合起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率会比去年下降，进出口总的增长率大约为8—9%（1997年为12.1%）进口增长率约为5—7%，出口增长11%左右。
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引进外资。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我们的大多数来自于东亚各国，他们的金融危机或动荡不可避免地造成投资的减少。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来自东亚的直接投资占到我们全部引进外资的约80%。因此可能来自该地区的投资会减少。但是，也应看到，东南亚是我们引进欧美投资的主要竞争对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恶化，有助于我们更多地吸收欧美的投资，这也是中国自引进外资政策实施以来一直希望的。二者相互抵消的情况如何还难以测定。
第三．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首先，中国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为0。2（1995年，佟家栋）或者说中国经济每增长10%，外贸的贡献占2个百分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贡献还要高一些；其次是外资的引进。如果我们外资的引进有问题的话，就业的问题就会更加尖锐。朱容基总理提出，我们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大体的依据是，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吸收劳动力问题；以及维持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我们的就业问题可能是很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近中国国家有关部门认为，中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8.2---8.4%。这是比较乐观的。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方面考虑并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主要是：1）通过对大宗产品出口退税促进贸易发展。自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中性的外贸政策，达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政策上的相似性。但是由于监管问题，出现了征少退多，退税规模超出财政负担能力的问题。因此，国务院决定，自1996年1月1日以后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按3%（包括煤炭和农产品）、6%（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和9%（其他货物）。面对东南亚的金融危机，1998年1月1日，中国决定将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其出口退税率从9%增加到11%，我们知道，纺织品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5%，1997年为460亿美圆，同时纺织品是中国有贸易盈余的主要工业部门，也是就业的主要部门。1997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中，75%来自于纺织品。达330亿，当年总顺差为40亿。同时，纺织行业相当于增加了30亿元人民币的返款。近来，由于我国感觉到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据统计，第一季度中国对日出口下降2。5%，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出口下降7.8%，对韩国出口下降24.5%），因此，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共同提出，要实行增值税的全额退税2）调整产品的出口结构和市场结构，将注意力转向欧美、拉美和非洲；3）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恢复对外资企业自用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减税或免税的待遇；在国内税方面，为鼓励外资企业向高科技产业投入，专家们建议，通过扩大对高科技产业的税收优惠刺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4）低利率政策。我国自去年以来，几次调整利息率。一方面减少了外贸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内部产品需求，扩大内需。5））利用我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争取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获得稳定的国际贸易的条件。
目前政策调整之后的效果：据上海海关统计，1998年前四个月，其进出口比同期增长了12.4%，其中进口增长9.7%，出口增长14.5%。其中纺织品出口仅增加3.1%，但是，机械和电器产品增长25.1%，（34亿美圆）。来自于亚洲国家的进口增长8.9%，来自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波、泰国进口增长很快，而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增长比较缓慢。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逐步显现出来。
在投资方面，头四个月增长0.07%，达117.2亿美圆，批准合资企业5704家，比去年同期下降6.84%，其中来自印尼、韩国、日本和泰国的资金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89.16%，55.83%，42.23%，35.54%。来自于欧美的投资也有所下降，但是，来自于太平洋岛国（如维尔经，百慕大和西萨莫亚等）的投资。目前原因还不清楚。
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估计前三个月的增长率为7.2%。国内需求（零售额）增长了6.6%，这仅相当于去年的一半，零售物价指数为2.1%，消费物价指数仅增0.03%，中国本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零售物价是3%以内，消费物价为5%。
三．人民币是否贬值的问题
要从理论上为人民币汇率开药方是一个比较难得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角度加以分析。从主观上看，中国目前不愿意人民币贬值。其原因是：1）人民币贬值可能引起东南亚国家新的一轮竞争性贬值，如果真的发生，它可能比外部的冲击还要严重。因为各国基本失去了抵抗能力。这种贬值还可能将香港带进来。众所周知，香港刚刚回归中国，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们认为贬值得不偿失；2）人民币贬值不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一方面我们刚刚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路，物价得以控制，如果重新启动物价，可能意味着我们前功尽弃；另一方面，我们国内承受通货膨胀压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或失业，收入水平是很低的，如果物价重新上涨，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3）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助于我们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因此中国不想让人民币贬值，不仅是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自己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从客观上看，应付外部不平衡的最佳手段是调整外部经济，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经济平衡的目标。贬值也是最简易的调整措施。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或国际经济学分析一定会轻易得到人民币贬值的结论。但是如果中国的替代政策还能够维持我们既定的政策目标；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达到经济增长目标的话，人民币就不会贬值。因为中国很清楚，人民币贬值标志着我们经济的整体性衰退，而目前只是结构性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做得到。在此，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实现GDP8%的增长率。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货币的贬值就是可能的。因为这一增长率可能是我们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最低增长率。首先，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不能达到这一比率，就难以吸收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600万劳动力，更不要说我们目前下岗待业的1200万（吸收数）劳动力。不仅如此，近年来，由于企业制度改革还会有一些人下岗。其次，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的金融制度也难以改革，坏帐难以减轻。
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可能的经济增长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源泉是对外贸易，如果按照8%的增长目标，外贸贡献20%，则，对外贸易应贡献1.6%，依此推论，外贸总体要达到8%以上的增长，对外贸易绝对值应为3510亿美圆以上。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出口大于进口，因而出口的增长率应高于10%，如果我们保持前四个月的增长势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能够完成。从国内情况看，如果农业是低速增长，制造业或工业的增长率就要超过11%，现在主要看四个因素，一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能否维持经济增长，二是乡镇和私营企业增长率能否抵消掉因经济改革造成的某些部门生产的下降；三是政府的干预能否通过干预带动经济增长，四是我们能否启动个人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的增加。关于第一个因素，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关于第二个因素，我们有把握的是他能够部分地抵消国有企业生产下降的的负面影响；第三个因素是我们最有把握的。因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与经济本身的要求完全一致；政府计划经济的整体经验尚未完全忘掉，特别是在改革机构之后，传统的工作方法不可能改变，从个人角度看，朱容基总理在将市场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管理经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政府有项目投资和启动新项目的能力和资金来源。第四个因素，我们认为可能要在下半年的晚些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因为各部门对政府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预期，使他们以政策改革前的方法得到一些房屋。一般的消费需求需增长10%以上。这也许就是维持低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据银行统计表明，中国的私人储蓄增长率明显下降。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既希望做到，又在争取做到，一般而言是有把握的。
我认为，在不致引起东南亚国家货币竞相贬值的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虑货币贬值问题。关键是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从其寻找贬值最佳时间的考虑因素是，1）东南亚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2）人民币贬值的效应在多长时间可以发挥出来；我们愿意保有多少外汇储备。关于第一个因素，我们认为，它决定于各国消耗泡沫需要的时间，如果正常的话，1999年应该是多数国家经济，特别是出口恢复的高峰期；其次，根据我们过去对人民币汇率调整与贸易增长的回归分析，人民币贬值起作用的“时滞”大约是1—1.5年的时间。当东亚金融动荡不再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考虑因素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应该少一些。因此，我认为，中国似乎可以在1999年中期贬值5—8%，以缓解我们政府补充政策的压力。同时这一政策在2000年中期以后才会发挥较大作用。这是一种有控制的调整。
四．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金融发生危机的国家
中国不会发生东南亚类型的金融危机。我们是基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外部经济因素和体制不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内部经济和金融制度不同。
从第一个方面看，首先，中国没有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因此这里不存在借入本国货币投机的问题，同时也不存在外币的自由兑换，因而间接资本流动的渠道是不畅通的。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和严格的行政管理使投机商愿意选择其他国家。如果投机并且成功，尚需要等待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得到的好处之一是，我们有了推迟开放金融市场的很好的理由，并且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
从第二个方面看，我们与东南亚国家一样，有不良的债务，但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决定了我们尚不会发生类似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大体是：
国务院
中国人民银行
政策性借贷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其他商业银行
全国范围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
（3家）
（4家）
（9家）
（5家）
（162家分行）
1984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完全履行政府的职能，他们负责企业利润上缴，同时根据企业的需要拨给固定和流动资金，1979年以后相继成立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人民银行的作用是保持货币稳定，抑制通货膨胀。1995年中央银行法颁布后，中国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是贷款总规模，类似于西方控制货币供应量，利率的作用对主要的贷款人来说还是有限的。从中国金融资产的分类看，1997年6月30日止，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占70%，其他商业银行占7.4%，信用社占14.3%，其他金融机构占8.3%。中国官方宣布的不良贷款为5-6%，不良贷款主要分为三类：即逾期贷款（逾期两年以内未还贷款）、呆滞贷款（逾期两年以上贷款）、和呆帐贷款（不能偿还的贷款--坏帐）。普遍相信的呆帐率在25%左右。但是，这些贷款的的呆帐部分主要是国有企业带来的。其中一部分为政策性的，当然也有经营不善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企业和银行本身由于体制上的问题，没有个人的责任，要改革呆帐问题可能是一个问题。办法是：1）核销坏帐，大约需3900—6560亿元人民币；2）低利率，启动房地产市场，以使企业偿债；3）逐步推行政企分开，禁止新的呆帐产生；4）债务资本转换；资金来源发行公债券。目前中国的公债相对规模较小，仅占GDP的6%。因此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
总之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5
十年前，金融危机迅速在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奇迹和学习典范的东南亚以及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爆发和蔓延，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成为危机的重灾区。十年以来，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从未停止，而且是常思常新。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这场危机的观点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三派：一是内部因素派，即将原因归结于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内部政治经济的基本面和政策面的漏洞；二是外部因素派，即来源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私人资本流动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三是中间派，即将前面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解释，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家来说，既是一场货币危机，也是一场银行危机，同时，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更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危机暴发后的东南亚银行业，不少银行的倒闭和重组，外资银行也有机会乘虚而入从而导致东南亚银行业格局发生变化。同时，为了挽救银行业，各国都建立了虽然名称各异却都是针对问题银行的专门托管机构；为了建立金融安全网，存款保险制度在东南亚诸国纷纷建立；为了强化银行体系的安全，加强风险监管成为普遍的做法；为了减轻对银行融资的过度依赖，而积极发展债券市场；为了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对金融业都进行了全面规划。
脆弱的银行体系
客观地说，在危机发生前，这些亚洲国家银行体系并非一无是处：银行的资本充本充足率普遍达到8%的标准，比如当时泰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9.6%，韩国为9.1%；90年代初期，东南亚银行体系开始朝巴塞尔协议方向努力，实施有效的银行监管的某些作法，如泰国就在1993年就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此外各国也都开始了各种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这些改革还受到IMF等国际机构的普遍欢迎和看好。但是尽管外在的表现不错，银行的行为模式本身却没有根本变化，因此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银行体系就变得不堪一击。
这些危机爆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在金融体系中，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导致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1996年底，印尼商业银行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高达84%，泰国的这一数字为64%，如果将其他银行类的机构加在一起，比例还会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出了问题都会对银行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是在银行内部信贷管理水平差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银行信贷在风险管理上要么过份依赖于抵押品，而对借款人的资信和项目本身的现金流缺乏了解；要么过份依赖于借款人的声誉，对上市公司进行信用贷款而不需抵押品。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使得房地产贷款增长很快，因为房地产本身就是一种较好的抵押品。
三是银行业的自由化与监管水平的变迁不相适应，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与内控机制不健全，以及没有建设一个良好的金融安全网。
印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开始于1988年10月的印尼银行改革放松了对银行准入的限制，于是银行机构迅速扩张，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印尼新成立了73家商业银行和301家分支机构。1991年2月审慎监管被引入，但事情并没有按照政策当局的意图演变，首先并没有发生多少并购和重组事件，其次资本充足性要求等监管措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商业银行的股东并没有承诺积极地增加资本，这些都可以归咎为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印尼银行没有足够的独立性。中央银行不能对那些与政治联系紧密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1997年以前，按资产来说国有银行约占市场份额的50%，但国有银行由于政府干预而管理不善，这些银行的贷款往往流向了与政府相关的企业或某些特别部门，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但与此同时，作为监管部门的印尼银行却很少对国有银行进行过现场监管。
当时对于印尼银行业自由化的改革，IMF等国际机构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但也有人指出，严重的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对印尼银行体系影响甚深。此外银行体系中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的低下，关联交易和房地产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以及大量的私人海外借贷都是印尼金融脆弱性的重要表现。
韩国1994年为加入OECD取消各种资本流出入管制。同时，由于担心海外资本受高利率吸引而大量进入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放宽了银行短期借贷，但是限制公司的海外借贷。受利差的影响，来自外部的银行资金通过本国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借给国内的大公司，于是使借款出现了期限和币种上的双重错配。1996年，韩国的总对外负债中的60%是短期负债。
注资、重组与救助
泰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处理银行危机的行动也比较迅速。1997年8月5日，为了增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泰国宣布对在泰国境内的银行存款提供无限担保。1997年6月泰国成立次级抵押公司（SMC)，并于10月成立金融重组局（FRA)和资产管理公司（AMC)。金融重组局在1997年12月8日，关闭了泰国56家金融机构，并将这些机构的资产分为两个部分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理，一类是证券、贷款类的核心资产，占总资产90%；另一类则是办公设备、汽车之类的非核心资产。到1999年底，核心资产处置完毕，处置回收率达到账面资产的25％～30%。泰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于1997年11月成立，它是这些财务公司未出售资产的最后收购者。
向外资银行开放是泰国吸引新资本的主要做法。1997年6月27日，泰国政府修改1962年商业银行法的紧急条例，允许那些重组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持有100%的股份。特别是，外资可以收购那些本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多数股权。为了进一步加强银行体系，泰国政府在1998年8月14日宣布了一揽子方案。包括：加快银行和财务公司的并购，鼓励私人进入银行体系，让公共基金注资有问题机构，培育建立私人性质资产管理公司的框架等。由于泰国银行业危机处理得早，所以成本不是太高。
泰国金融危机暴发后，印尼货币岌岌可危，贬值压力非常大，印尼央行最初采取干预行动，但无济于事。1997年8月14日，经过了一系列连续的干预后，印尼银行终于放弃了对货币卢比波动幅度的干预，让其自由浮动。由于印尼私人部门有大量外债，1997年非银行部门的对外负债高达781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银行部门和政府对外负债的总和，货币贬值以后印尼资本流出的压力骤增，并直接影响到银行业的流动性。同时，由于印尼在危机之初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银行危机的暴发就在所难免。
1997年10月1日，印尼政府向IMF请求援助，月底，IMF答应提供100亿美元的备用信贷，附加的条件是印尼要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根据IMF的建议，1997年11月1日，印尼银行关闭了16家困难银行，占其银行总资产的3%，同时加强监管。由于此时印尼尚未有存款保险制度，政府给每一个存款者上限为6000美元的保护。财政部和央行还宣布今后不会有新的银行倒闭，这个本来旨在安抚存款人的行动，却因为对存款人的保护不透明、保护程度比较低，倒闭政策不透明，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导致存款人纷纷将资金从他们认为有可能倒闭的私人银行取出。资本外逃同时发生，1997年印尼资本净流出120亿美元，而1996年还有115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为了支持银行体系，中央银行不断提供流动性，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从1997年四季度的5.7%增加到1998年的一季度的25.1%。
1998年1月15日，IMF与印尼签署了第二个协议，要求印尼建立一个隶属于财政部的印尼银行重组机构（Indonesian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简称IBRA)。财政部宣布对所有本地法人银行的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给予完全保护，即所谓的无限承诺。而IBRA则是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机构。1998年4月4日，IBRA为14家最差的银行提供支持。对其中最大的7家银行进行接管，并行使股东权益，此后，又关闭了接管的7家大银行中的3家。1998年8月21日，印尼决定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一个月后，将四家国家银行合并成一家，使之成为全能银行，并把其他一家银行的公司贷款业务转入其中。1999年3月13日，政府组成联合机构对现有的银行进行评估，以确定这些银行是继续生存、关闭还是需要接管和注资。随后又开始了针对私人银行的注资计划。
印尼在危机中对银行业的救助行动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首先，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试图用央行的再贷款来解决流动性问题，这种治标的保守疗法只凭空增加了成本。第二，先国有银行后私人银行的作法反而有损于银行救助的效果。因此，导致印尼银行业重组的时间被拖得太长，救助成本也过高。
1998年4月1日，韩国宣布对商业银行与商人银行（后来扩展到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采取迅速纠正行动。这项行动要求资本充足率低于2%的银行必须采取如下改进措施：核销资本，暂停营业，与其他机构合并，或将有关合约转移到健康银行。为了对付民众的恐慌，1997年11月25日，对存款保护法进行修改，根据修改到2000年底，所有存款和利息都能获完全保险。同时改进银行公司治理，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任命外部董事，建立审计委员会和委任合规官，商业银行要公布季度盈利报告并提足拨备。此外，金融控股公司也被引入，将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从4%提升到10%。到2003年1月，韩国金融机构的31％约659家金融机构不复存在，其中，商业银行从1997年的33家减少到16家，30家商人银行也只剩下3家。
我们同时看到，东南亚各国在危机中除了对银行采取相应的救助机制外，制度建设也是实施救助的重要内容。包括强化监管，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印尼）、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马来西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健全征信制度（印尼、韩国）、实施金融发展规划等（马来西亚、泰国、印尼）。
复苏、繁荣与隐忧
亚洲金融危机暴发至今已经有十年，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恢复，亚洲银行业似乎比过去更加稳健，也更具盈利能力。
从资本充足率来看，2006年，印尼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20%，泰国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3.85%，韩国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2.31%，马来西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0.3%。特别是，拨备率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基本能覆盖相应风险。2006年韩国商业银行的拔备覆盖率达到了188%。
从资产质量来看，各国都得到了迅速改善，其中韩国改善得最好，2006年韩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泰国下降到5%以下，马来西亚与印尼虽然不良率已低于10%，但仍然超过5%。这表明，危机过后，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改善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盈利能力来看，即使在利差有所缩小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都在不断提高。印尼银行业的ROA（资产收益率）在2002年就达到了1.92%，ROE（所有者权益收益率）达到14.8%，此后这两个指标分别保持着2%和20%以上的水平。近两年韩国银行业的ROA都在1%以上，马来西亚银行业的ROA则都在1.3%以上。
从银行的市场结构来看，东南亚的银行业呈现出两个趋势：银行数量的减少和分支机构的增加。以印尼为例，2000年时有151家银行，到2006年也只有130家；而分支机构在2000年时为6059家，到2006年增长到9110家。在韩国，1997年底有商业银行33家，而现在只有商业银行13家，其中大银行7家，6家地方性银行。
但是，近年来亚洲诸国的银行业又面临着业务转型和模式转换的新问题，对此各国银行都在适应之中。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业在融资结构中的地位正在下降。面对这种挑战，银行不得不向中小企业、向居民寻求业务机会，不得不向中间业务去寻求发展。这是东南亚银行业面临的新问题。
对于目前的亚洲银行业来说，更大的风险可能还是来自外部：
第一，导致金融危机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国际游资规模更大，对其仍然缺乏有效监管。金融全球化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加大了。根据BIS的统计，到2006年底，国际债券余额达18.43万亿美元，比1996年底的3.26万亿美元增长了4.65倍。2006年6月，全球衍生品交易额达370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98年6月只有72万亿美元，增长了4倍。根据IMF的统计，2005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为6万亿美元，而1995年则不到2万亿美元。2005年流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流入总量为2万多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倍多，净流入量为4700亿美元，由于官方净流入为负数，因此净流入表明主要是私人资本的增加，这表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对私人投资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中，其中不少是游资，而且还有一些游资通过经常账户混入其中，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私人资本的逆转发生的，为此如何监管私人资本流动就成为亚洲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曾在清迈倡议中达成共识。然而，直到今天监管私人资本流动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06年年底泰国的金融风波就是因为政府出台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措施造成的，这再一次表明监管私人资本流动需要国际合作。
金融体系依然脆弱。虽然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的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建设有了一定的改善，但金融业的发展基础还很薄弱。从金融结构来看，银行体系起主导作用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如2005年，菲律宾银行业资产仍然占金融总资产的80%，债券市场发展较好的马来西亚银行业资产仍然占金融体系总资产的比重仍高达70%。2006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仍有94％的融资额通过银行，发行债券只占0.5%，发行股票只有5.5%。在银行信贷资产中，住房信贷占比仍然较高，由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银行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的缺陷，住房信贷的风险正在暴露出来，2005年底，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住房信贷的不良率已经接近10%。
此外，根据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对东南亚危机国的评价，虽然某些国家金融结构的风险程度在下降，但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风险系数。1997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风险系数分别是67.9、85.7和71.4，目前则分别降低至53.6、68.4和70.4。印尼与韩国的金融结构风险反而在上升，前者从78.6上升到89.8，后者则从35.7上升到69.4。
汇率缺乏稳定基础。在亚洲危机之前由于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达5%左右，货币而临贬值压力。在全球失衡的情况下，亚洲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5.6%(东南亚)和6.9%(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蒙古)，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按照真实贸易加权计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经历了2004年2.8％的下跌之后，在2005年上升了1.5％，2006年升幅为1.7％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诸经济体应吸取教训，加强对话，协调行动。虽然有些国家货币当局在危机之后就提出了建立联合的钉住一篮子货币和类似欧洲货币体系等安排的建议，希望保持该区域货币汇率的稳定，但到目前为止仍停留在讨论阶段，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就连通过对话来实现汇率政策协调的努力也做得不够，因此，汇率政策协调尚有很大空间。
第二，诱发金融危机的新问题更值关注。
金融合作滞后于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目前东南亚区域内贸易比重已经超过55%，特别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多个“10+1”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东南亚经济联系越发紧密，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垂直供应网络。但是，金融合作仍然处于较低层次。亚洲内部的相互证券投资增长缓慢，相互投资规模仍小，2004年，亚洲持有的本地区发行证券只占亚洲GDP的2.25%，而北美和欧盟持有的亚洲债券却分别占亚洲GDP的7.25%。
资金存量大而投资渠道不畅。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的1997年底，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只有38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2006年底，东亚外汇储备达30000亿美元，占到全球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60%，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达21000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4倍多，大大快于全球外汇储备的增速。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外汇储备中65%以美元资产形式保持。
全球经济失衡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全球不平衡在扩大，美国和欧盟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东南亚经济体却表现为较大的顺差。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1996年全球外汇储备只有16870亿美元，而2006年增长到50000亿美元，增长了2倍，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动了房价、股价、资源品价格的上涨。如果以2000年的股票指数为基准，到2006年底泰国上涨了1倍，印尼上涨了近2倍，韩国也上涨50%；与2003年底相比，2006年东南亚新兴市场股票指数增长了1.5倍。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6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经济安全; 应对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之一。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论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会给各国带来一定的冲击,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全球化对其经济冲击的结果。[1]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参加经济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代价一点不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太大,不能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超过自己从经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因此,对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能不慎之又慎,也就是既要积极参与,又要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回避经济风险,实现经济安全。
一、 东南亚金融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
从表面上看,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外部大投机商索罗斯点燃的,实质上内部诱因早已在东南亚各国内部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可以说,“不可避免的危机产生于可以避免的决策失误”[2],因此,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
东南亚国家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经济增长较快。但东南亚各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对外贸易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弊端。随着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制造成本的增加,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未能同步提高,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不高,无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以致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出口下降,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面对长期贸易逆差,各国政府不是通过积极主动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来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是采取低水平、盲目扩张,忽略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制造业等方面,出现了“规模效益递减”的状况。
(二) 投资政策导向失误,“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帐坏帐严重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泡沫经济的主要载体。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体制上的缺陷和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政府对大量流入的外资缺乏正确的投资导向。各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使得大部分外资流向投机性强或是需求不足的非生产性用途领域,诸如房地产或股市。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业,房地产价格暴涨又引来大量银行向房地产业的投资。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商业建筑严重供过于求,造成大量住宅、商业建筑被闲置。由于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结果导致大量资金因房地产过剩变成呆帐。银行的呆帐增加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一些金融机构濒临破产。[3]
(三) 过多吸引外商投资,外债结构不合理
经济一体化增强了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大规模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4]以泰国为例,泰国经济起飞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资金短缺,二是通货膨胀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的利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汇率相对稳定,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泰国从中谋利。流入泰国的游资大部分是短期外债,1997年7月危机爆发前,泰国的外汇储备为320亿美元,但短期外债为400亿美元。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用外资力量的推动,但不能完全依赖外资。过分依赖海外市场资金,尤其是偏重短期游资的利用,必然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5]
(四) 资本市场开放过快,金融监管乏力,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是危机发生的突破口
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各国为了实现快速赶超型的发展战略目标,为了大量吸引外资,竞相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措施,急于使国内的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超越了自身经济和市场条件,在制度安排上难免存在漏洞。[6]东南亚各国虽然对发展本国金融市场颇为重视,却没有及时深入改革经济体制,以促进其充分的市场化。因此,各国的金融体系缺乏适应市场的高效率和稳健的风险管理,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单单强调金融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来吸引外来资金,而不注重金融体制改革和有足够的金融人才来监管金融体系运行,无疑是饮鸠止渴,最终难免出现危机。
基于上述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的深层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南亚金融危机“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过程之深远影响及其表现的一部分”,[6]具体说就是资本全球化、制造业及其产品的全球化、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等等,给东南亚各国带来的负面的冲击。这次危机之所以没有发生在处于全球化更前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发生在处于前现代化时期的亚非欠发达国家,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对他们的冲击较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二、我国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保证经济安全,防止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调整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1?调整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中国家应适时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把以“赶超”为主的战略转向以效益为主的战略,由重速度的发展转向重质量的发展,使经济增长由“数量推动”向“质量推动”转变。只有这样才会有整个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增加,科技水平的真正进步;才会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才有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契机,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他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增强独立自主能力,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防御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国内市场的更加开放,有可能导致一些原来准备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改变其经营策略。过去外商为了进入我国市场,在转让技术方面做出部分让步。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要遵循“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强求外商必须转移其技术,由此,外商可能会做出“只卖产品不转移技术”的选择,从而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引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利用外资领域,引进外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结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资金份额的重要手段。二战后,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以资源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70年代后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增长率达21%,占投资总额的38%,90年代达到40%以上。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部分跨国公司开始从直接生产领域退出,转向输出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品牌为主的委托生产加工,生产和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部分企业,开始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承接者。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吸收外资与引进技术极不协调,吸收的外资总量己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外资带动产业技术进步的效应较差。面对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创新方式已对提高利用外资规模与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含量、质量形成新的制约。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创新入手,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提供更大的空间。
3?协调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紧跟国际潮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要有所侧重,突出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同时,要正确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发展传统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是我国加入WTO后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此,要加快以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以提高传统产业的经营效率、产品质量、市场竞争力。
(二)积极创造条件,稳妥地开放资本市场
忽视本国实际,急于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同样,消极地视资本账户开放为一个遥远的目标,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关键在于前提条件的具备。
1?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条件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使低效、高成本的资本管制转变为高效的金融监管,乃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根本所在。只有完善金融监管,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保驾护航。反之,即使其他前提条件均具备,发生金融危机的灾难也很难避免。金融监管是以控制金融风险为主要内容的。随着放开资本账户,对已过时的管制措施的取消,并不意味着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只是转移了管制的重心,由金融监管取而代之。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对我国至关重要。首先,我国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它的存在会使我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国外金融业在竞争上的优势,在经营制度和投资技术上的先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大且易变的情况,我国金融的环境变了,不再是过去那种缺乏竞争、规范和创新,金融机构业务单一,相对单纯、稳定的环境,如果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滞后,会造成金融风险的扩大和深化,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开放所获得的益处,都将被危机带来的成本抵消。其次,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内容,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既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也包括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关系,使资本账户开放更具复杂性。资本管制解除之后,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将主要依靠利率进行调节,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或不到位,那么,很可能造成资金价格信号的失真,使央行难以利用利率机制调控金融市场,极易引起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和资本外流。利率能否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又密切相关,因为市场化的利率信号是在货币市场形成的,这一信号的质量,就取决于货币市场的规模、运作的规范程度和效率,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等。不仅如此,完善的货币市场还有利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调控,通过提高利率(贴现率)或发行高利率的短期信用工具,将资金从外汇市场吸引到货币市场,减轻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压力。同时,在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建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吸收或减缓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所造成的汇市振荡,对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汇市稳定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