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范文1
2、东南亚是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是这个路口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马六甲海峡地处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全长约900千米，最窄处仅有37千米，可通行载重25万吨的巨轮。
3、太平洋西岸国家与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欧洲等沿海国家之间的航线大多经过于此。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国家有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中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最窄处，交通位置尤其重要，是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咽喉地段。
4、东南亚地处热带，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为热带季风气候，一年中有旱季和雨季之分，农作物一般在雨季播种，旱季收获。马来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多雨，分布着茂密的热带雨林。农作物随时播种，四季都有收获。
5、东南亚具有茂密的原始丛林、美丽的热带海滨、众多的名胜古迹、独特的风土人情，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旅游业已成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重要产业。
东南亚国家范文2
(一)相似的文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相邻、往来密切，这使得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作风上有着相似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似的文化。相似的文化更容易使毕业生适应当地生活，消除因国家不同和所处自然环境差异而产生的障碍。加上下南洋的历史在中国各个时期都存在，华人、华侨不仅促进了国家间的民间交往，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沟通的媒介。他们的存在也使前往异国他乡的毕业生更有归属感。
(二)国内就业局势近年来，受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就业市场在竞争机制下出现供需失衡的现象，每年有几十万毕业生不能在毕业当年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学生就业难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1］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不受企业青睐，所以，往往就业质量低、就业环境差，这使得不少毕业生选择避开国内紧张的就业局势，转而面向急需人才的东南亚国家。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既能积累工作经验，又可获得“海外经验人才”的美誉，当再次进军国内就业市场时便优势突出，成为经验丰富又备受欣赏的人才。
(三)就业观念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多，就业压力日渐加大，国内就业市场趋向饱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就业市场，出国就业成为毕业生可以接受甚至是趋之若鹜的选择。而东南亚国家对于其周边地区高校的毕业生来说，不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人文环境上，都是海外就业的首选，传统观念的打破使大批毕业生愿意选择去东南亚国家就业。
二、毕业生面向东南亚国家就业的政策思考
(一)我国应继续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日益加深，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我国已有大量企业进驻东南亚国家，为我国高校毕业生打开了广阔的东南亚就业市场，这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人才互动，还推动了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缓解了我国紧张的就业压力，使高校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得到提升，也对高校国际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对我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已取得显著效果，主要表现在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落户上，在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企业越多，东南亚就业市场就越广阔。因此，要继续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除了要促进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落户外，还应针对东南亚就业市场进行分析，了解东南亚就业动态，时刻保持与当地企业的沟通，以获得准确的就业信息。
(二)高校应努力培养东南亚国家需要的人才高校可以针对东南亚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进行定向培养，尤其重点培养历往届前往东南亚国家就业的相关专业人才。同时，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适当增加小语种及相关专业的招生，以顺应市场对小语种人才需求增长的趋势。［2］此外，要巩固和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建立历年招收小语种及相关专业单位的信息库，并对这些用人单位及在东南亚国家就业的学生进行动态跟踪及回访，为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一手资料。高校在掌握东南亚国家就业市场现状及人才缺口后，可根据自身的专业设置情况对原有专业进行延伸和调整，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东南亚语言专业群。
(三)政府应为在东南亚就业的毕业生提供安全保障在政府、高校以及企业的鼓励引导下，大批毕业生到东南亚国家就业，虽然东南亚国家社会环境基本稳定，对我国前往就业的毕业生不构成极大威胁，但仍不能排除危险因素，毕竟挟持华人事件在东南亚国家已有发生。政府在此应担负起重任，与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时刻关注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环境，时刻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及时与当地政府协调，以确保毕业生在东南亚国家的权益和安全。
(四)注意人才回流问题我国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时间较短，输送到东南亚国家的人才总体就业时间不是很长，但仍要注意人才回流问题。如果此时忽视人才回流，会使我国培养的大量人才流向海外市场，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东南亚国家范文3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东南亚国家范文4
登革热与登革出血热是蚊媒传播疾病，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传播。自1779年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首次流行以来，世界各地陆续有此病的暴发流行，每次患病人数均超过百万。流行区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尤以东南亚为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的登革热在东南亚开始大流行。流行过程中有三种或四种血清型同时存在而成为地方流行区。50年代主要流行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6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以后在新加坡、缅甸以及我国台湾及沿海省份，70年代后东南亚均有程度不同的流行，80年代后，该病在此区日益加重，并成为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1］。近年来，每年全世界约有1千万病例，50万现症病人，病死率约5%，有25亿人受到感染的威胁，而东南亚则是最重的地区之一［2］。为了控制该病，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采取了控制蚊媒的措施，使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1 流行情况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全年都有病例，流行高峰往往与雨季相一致，相比之下，发病率较高的是泰国。1958-1967年平均发病率为10／10万，流行仅限于曼谷和几个大城市。1968-1977年上升至23／10万，流行区扩展至各省的大城市。1978-1987年的平均发病率为54／10万，比1968～1977年的发病率升高了1.4倍，而且1987年(285／10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3］。登革出血热成为这一地区儿童死亡的几种主要原因之一。血清流行病学调查62%为2型病毒，19%为1型，13%为3型，4型只有6%［4］。
越南，1975-1978年的平均发病率为73.6／10万，1978-1982年为108.4／10万，1983年上升至260.6／10万。1984-1986年发病率虽有所下降，但1987年再次上升，仅1-7月份的病例已比1984-1986年平均数高一倍［5，6］。1991年发病人数111368人，发病率为149.4／10万，死亡445人，死亡率为0.70／10万，1994年1-7月份发病人数仍达15890例(死亡42例)。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共鉴定出4型病毒，以第1型及第2型较多［7］。
新加坡1992年发病率达100／10万［8］。
印度尼西亚，发病率较其他国家为轻，但有逐年上升趋势，在全国流行也较普遍。1968年报道后5年为一期，1968年为0.08／10万，1973年为8.14／10万，1978年为4.96／10万，1983年为8.65／10万，1988年增长到27.98／10万，患病人数总计47573人。1989-1992年间，此病平均年发病率为9.79／10万，每年患者约在10362至22807人之间，发病地区1992年已扩大至187个区，1993年已扩散到印尼29个省份。但病死率逐年下降，1968年为41.3%，1973年为4.6%，1992年为2.9%。4种血清型中以感染2型及3型者居多，分别有46.06%及31.4%，感染此二型者致病性较强，1型及4型登革热病毒之患者较少，分别为18.35%及4.14%［9］。
菲律宾，1958年卫生部已纳为需报疾病之一。1959年发病率为0.1／10万，死亡率为0.04／10万，1996年高达28／10万，死亡率为0.7／10万。菲律宾共15个区，最重的有5个区(包括首都)，每3－5年流行一次。流行时都市及都市化的地区较乡村地区的病例数及死亡数均较多，感染者为0-9岁儿童。1979-1983年5年的平均发病率为1.5／10万，1984-1988年则倍增至3.84／10万。根据1989－1991年从设于马尼拉San Lazaro院的监测点统计资料显示，病例已超过警戒水准，住院病例超过正常之0.6倍［10］。
马来西亚，1973年发生一次大流行后，1989-1993年登革热病例有增加趋势，由每年12.86／10万增至36.41／10万，其发病率局限于人口密度较高的都市区，其发生的病例占所有病例之62%至87.3%［11］。
缅甸，1975-1978年曾报道有17251登革热入院病人(死亡772人)［12］。
中国，台湾省1987年传入该病后并开始大规模流行。1988年从南至北波及全岛，当时报道了10420病例，估计急性病例10万人［13］。广东省佛山地区1978年突发登革热(4型)流行。此后，又相继发生了1型、3型和2型流行。1980年流行(3型)是1979年10-12月从海南岛儋县北部开始的，沿两海岸向南向北蔓延，波及湛江、佛山、广州、肇庆、汕头、韶关等地区以及广西北海、合浦［14］。海南于1980年和1986年先后发生两次我国最严重的大规模的登革热暴发流行，分别由3型和2型登革热病毒引起，数月波及18个县市，病例分别多达44.7万和16.4万，死亡475例［15］。据文献记载，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汉口和香港均有过此病流行。在北方，山东烟台也有此病的报道［16］。
2 控制情况 对于登革热的流行，东南亚国家均做了很大努力，通过控制蚊媒来减少疾病的流行，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和经验，都制定了计划目标，使该病有了一定的下降。
2.1 蚊媒防治 新加坡蚊媒防治完全由环境部的环境卫生组织统筹管理，并有专门的机构。防治蚊虫的对策主要是综合性防治，主要是发现孳生源及时清除，如房屋指标超过2%及发生登革热病例，及时进行杀虫剂喷雾。其次是卫生教育，并为伊蚊控制制定了法律条例，因而蚊虫密度逐渐下降(1993年检查房屋656507间，发现埃及伊蚊的有2868间，占0.4%，白纹伊蚊8442间，占1.3%)。埃及伊蚊房屋指数波动在0.4%-2.5%之间［8］。
我国台湾省有专门的伊蚊防治机构，并有地方市长负责。调查显示该地区埃及伊蚊为主要传播媒介，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组织社区为基础的全民动员，减少孳生源，例如废积水容器、建筑工地和大厦地下室积水等及时清除。不能清除的水体，饮用水推广饲养食蚊鱼、加盖或每周换水，非饮用水投双硫磷砂粒剂，病家周围50米内杀虫剂喷洒，有过病例地区和埃及伊蚊布氏指数曾超过35的地区，再作室内滞留喷洒，从而使埃及伊蚊密度急剧下降，1993年布氏指数降到了1［13］。
为了控制本病的流行，我国卫生部已将其列为我国七种监测传染病之一，并于1981年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登革热防治科研工作会。广州流行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同时在病家周围50米内作空间喷洒，重点流行区作全面喷洒。广西流行时，开展清除孳生源，不能清除的饮用水放养塘角鱼，达到了消灭埃及伊蚊的目的。海南省主要抓住了50个点，建立防治组织，开展卫生教育，发动群众参与，减少伊蚊孳生［17］。
印度尼西亚，防治工作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根据以往的经验，1994年制定了一项称为病媒彻底防治计划。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病例发生的村庄作全面药物喷洒。三个月一次对住宅中幼虫孳生定期调查，并根据情况用以药物，从效果来看，蚊虫指数在公共场所降低了5%，学校及住家幼虫指数分别减少了11%和8%［9］。
泰国，1958年登革热流行时即开展了登革热防治计划，并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1967年的防治方案是传染病防治组的喷药队，喷洒杀虫剂防治登革热的流行。第二阶段1968-1977年在严重流行区及其周围地带开展预防喷药，以及孳生地清除。第三阶段1978-1987年各级卫生部门组织居民参与，强调清除孳生源，并把防治融入各省的卫生保健中，但效果都不好。因此，在近阶段，卫生部与教育部开展了部级合作计划，重点将清除孳生源列入中小学课题和课外作业(包括饮用水使用双硫磷)。从伊蚊密度监测来看，有些区域的防治工作确对控制病媒密度发生了作用［18］。
马来西亚，1973年登革热暴发后即开展了防治工作，主要防治措施是首先清除孳生源，其次是使用杀虫剂，再就是卫生教育及法制条例。经过调查，埃及伊蚊的住宅指数由1973-1974年的52.9%与156.25%显著降为1988-1989年的3.87%与4.24%［19］。
2.2 防治成效 对登革热与登革出血热的影响，东南亚大部份国家对蚊媒防治作了大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疾病的发生。我国台湾省较为成功，1988年流行时报道了10420病例，确定有1938例，1989年报道了594例，确定16例，1990年没有新发病例［13］。广西省10多年来再未有登革热的流行。在海南省的50个防治点，据称这几年没有登革热的流行［17］。越南，登革热也有一定的下降趋势。1991年有111368病例，1993年有77593例，1994年1-7月份仅15890例［7］。但新加坡、印尼登革热病例仍有上升。马来西亚、泰国仍持续流行。菲律宾仍无明显下降。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人们对此病易感，尤其青少年及儿童，由于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输入病例增多，再就是孳生地清除不彻底，防治方法有待改善，尤其是地区间合作问题。
3 今后目标 在第六届亚洲病媒防治技术研讨会上，东南亚各国组成了新的病媒防治联盟，各国并有专门人员负责及联络，互通信息，主要合作是昆虫学、病毒学、流行病学、社会学及管理。各国制定了具体措施，例如，加强孳生地的清除，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在财政上，根据各地经济状况及民情风俗，争取私人财团及社区的支持，加强疫苗的研究，合理使用杀虫剂等，为加强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方向［20］。
综上所述，根据本病的流行特点及传播途径，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防治经验，我们认为，首先是加强环境综合治理，清除蚊媒孳生地，合理使用杀虫剂。其次是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积极治疗现症病人。第三是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及行业人员参与蚊虫防治，加强地区间的合作。第四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教育防治蚊虫，并制定有关控制蚊媒的条例。总之，做到以上几点，对于控制登革热的流行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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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范文5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 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 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 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
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
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 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 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 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 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东南亚国家范文6
论文摘要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大事，这种政策的变化也导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在取得阿富汗反恐战争胜利后，试图在东南亚开辟第二条反恐战线，并借助这一战线扩大其在亚太的影响。为此，美国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继续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军事和防务安全合作，使东南亚外交更好服务于美整体外交。本文主要从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分析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 九一一事件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变化
一、引言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打击恐怖主义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美对东南亚的政策也相应作出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调整便是其军事政策。本文试图分析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相关变化。
二、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调整动因分析
（一）反恐需要
九一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大事，这种政策的变化也导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恐怖主义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全球性问题。面对庞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任何国家都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东南亚的恐怖组织十分活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马来西亚圣战组织、伊斯兰极祈祷团、菲律宾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种种迹象表明，东南亚恐怖组织与全球性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频发的恐怖活动不仅严重影响对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造成潜在威胁。因此，东南亚与美国在反恐方面互有需求，东南亚也成为美推行其反恐战略的重点地区。阿富汗战争胜利后，美国开始部署下一阶段的反恐斗争，东南亚成为美国下一步反恐的重要地区。为了取得东南亚国家的配合，美国必须要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为反恐斗争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战略需要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经济发展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具有代表性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与此同时，美国认识到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调整其亚太战略，将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美国新的亚太战略中，东南亚国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除了其重要的地缘位置，东南亚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拥有5亿多人口的新兴发展中市场。同时，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共同影响，东南亚国家在政治与安全上还能够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等东亚大国的重要棋子。综上可见，东南亚地区对于美国推行亚太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
（三）军事部署需求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较大调整，美国在海外军事部署也作出相应调整。美国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作为最大的威胁，并认为其中的主要威胁为朝鲜半岛、高加索、非洲、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要战胜恐怖主义，必须依靠广遍全球的军事网络。为此，美国便围绕上述地区对军事部署进行整体调整。由于历史原因，多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疑虑较深。如果美国想要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就必须取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为此不得不调整对东南亚政策。
三、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调整的表现
（一）以反恐为桥梁，与部分东盟国家建立反恐联盟
恐怖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各个恐怖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面对着庞大、隐蔽的恐怖组织网络，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打击遏制恐怖主义，恐怖组织的特点决定各国政府必须要联合采取行动。美国在取得阿富汗反恐战争胜利之后，试图在东南亚开辟第二条反恐战线，并借助这一战线扩大影响。在美国支持下，东南亚反恐中心2003年7月在马来西亚成立。美国在反恐方面向菲律宾提供技术和情报支持，帮助菲律宾打击南部恐怖势力。2002年10月巴厘岛爆炸事件后，美国和印尼加强反恐合作，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二）加强军事存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为了达到军事与战略双重目的，美国政府需要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并为此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活动。东盟地区论坛是现阶段亚太地区在安全领域主要的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美国政府认为，东盟地区论坛能够在未来亚洲安全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政府近年来更加重视东盟地区论坛作用，积极参与论坛有关会议，企图引导论坛发展与走向。
其次，巩固与东南亚传统盟国军事合作。美国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加强在联合军事演习、扩大舰艇访问与军事训练方面的合作。九一一事件之后，菲律宾同意美国飞越其领空，也允许美国使用苏比克海军基地与克拉克空军地基。此外，美国还在菲棉兰老岛中修建了军营与直升机起落场，同时，泰国也为美军提供了相关的军事设备，而新加坡则为美国修建了大型的深水码头，并同意美国在新部署濒海战斗舰。这些都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提供坚实基础。
四、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一）第一阶段
从九一一事件爆发到阿富汗战争结束为美国反恐第一阶段。根据布什政府在2001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及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外战略与安全理念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后一段时期内，防范恐怖主义成为美首要任务，防范中国与俄罗斯的崛起成为次要任务。“全球自由化”、“反恐作战”、“大国协调”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前提。由于恐怖主义同传统战略对手有着较大差异，美国便改变传统稳定同盟政策，试图建立全球反恐联盟。由于害怕东南亚地区会沦为恐怖活动重地，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美反恐版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对于东南亚的看法，越来越重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为了让东南亚国家配合美国反恐政策，美国出台了各项政策来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例如，美国2001年向菲律宾提供了价值4.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对菲军事装备、训练与保养援助。同时，美国也将菲是否支持反恐活动作为援助的条件。 出于自身利益以及对于恐怖袭击的同情，东南亚国家在九一一事件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各自国内开展了各类反恐活动。当然，东南亚各个国家支持反恐活动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需求，他们担心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活动会影响国内安全，制约国内产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国对美反恐持较为积极态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则由于担心美国借机干涉其内政，对美反恐支持力度有限。
（二）第二阶段
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标准着美国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2002年3月，美国宣布进入反恐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美将反恐战场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实际上，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东南亚就存在着恐怖组织。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在阿富汗等地受到打击和削弱，大量的恐怖组织开始转向东南亚等国。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大本营遭到重创后，东南亚逐渐成为基地组织的避难场所。这些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间既有一定的联系，也具有独立性。
为了保证东南亚国家支持美国的各项反恐活动，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美国改变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内政干涉，停止批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人权状态，并指出马来西亚在反恐战争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显示出美国急于改善与东南亚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2002年，美国邀请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在马哈蒂尔访美时，两国签署了《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合作宣言》。同时，以此为基础，美国政府提出在建立反恐中心的提议，得到马方的支持。为了感谢马来西亚的配合行为，美国政府同意购买13亿元马来西亚国债，作为第一期经济援助。此外，美国也答应为马来西亚提供后续的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后勤等援助。在这一阶段中，美国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在经济方面，美国停止要求东南亚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进行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2002年，布什就向东盟领导人提出关于面向东盟的计划，并承诺向遭受到恐怖主义袭击的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签署“东盟-美国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在军事方面，2002年，美国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向菲律宾提供了7000万美元军援。2003年，美国主导的“金色眼镜蛇”演习的范围扩大到了泰国南部。美国日趋重视新加坡的战略地位，通过向新方出售先进武器等措施巩固同其军事同盟关系。
（三）第三阶段
从伊拉克战争爆发至今，是反恐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部分东南亚国家表现出了某种不满情绪，美国同东南亚国家的总体关系也出现了倒退的表现。在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方面，东南亚国家分裂成为两个阵营，新加坡与菲律宾对此持支持态度，泰国在战争开始阶段表示中立，随着战争的推进，泰国政府改为支持的态度，而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也有一部分国家未表明立场。虽然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态度不一，但是并未断绝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关系。
五、九一一事件后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小结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