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1
[摘 要] 本文在把握中国学者对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问题域的当下缺失基础上，尝试全景式总结此问题域的各方面：影像社会的文化意义传播，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去蔽，多元化中国形象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践行，影像文化交往理性的实现，强调文化间性和跨文化共通性的文化话语，可有效避免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文化折扣困境，在“地方性—国家性”普适主题下推进跨文化传播的影视文化交往理性。
[关键词] 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
中国地方性媒体如何持续有效地进行国际影视传播，清理其要旨、基点、进路、结构等的系统性运作，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勘察的问题地带。而居于“中国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圈建设”的现实背景下，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域研究，则成为同时勘察区域性国际传播学理性问题和西南地区影视传播实践性问题的双重问题的必经之途。
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匮于扎实学术关注，更匮于切中肯綮之论。有限几篇言之有物的论作中：严功军和张田小总结，“我国区域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发展进程中……‘碎片化’特征明显……对外传播方式欠灵活”①，指出“广西卫视……特别注重‘东盟的’这个概念”，建议区域媒体“制作电视剧、电影等”。蔡尚伟指出，东盟国家历史上对中国心存芥蒂，现仍存戒心，省域电视节目存在“电视政治、省域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共振”，“通过《看东盟》这样的电视栏目对东盟诸国的电视形象进行积极预设，变传统的‘外宣节目’为‘宣外节目’”②，叶虎则提醒，中国“对东南亚电视外宣的针对性不强……忽视了华人政治效忠对象的变化”③。如上论述颇多发人警醒之处，但相较于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存在而言，当下研究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基于此现实境况，本文尝试勘察全景式研究这一问题域的系统性通道。
诚然，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可归属于文化产业问题，然其精神层面的价值维度远远超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④的产业界限，处于当前数字网络新媒体的技术语境中，须警醒：“在一个技术时代里精神上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作为最后一招，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⑤因此，同时，关注数字影像传播的文化精神乃至观念体系的对峙问题，并不等于忽视乃至无视技术语境的关键性变革——亨利·布雷切斯提醒，数字影像时代的电影和电视趋于合一，“电影和电视的演进是趋向合一的”。由此，单一的东南亚电视传播问题，则更新为东南亚的影视传播问题。同时，还有必要认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称——影视取代语言而成为文化的中心，当今大众文化的社会实乃“影像社会”。故而，对东南亚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而本文所勘察的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即：西南地区的东南亚文化传播问题域。
值得指出的是，宽泛意义的文化如泰勒所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而涵盖政治，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亦如彼得·穆迪所觉察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研究中应该有着很特别的重要性”⑥，此外，对东南亚影视文化传播的探究，无法绕过作为一种政治合作方式乃至“作为一种‘防务共同体’”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运作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故而，对东南亚传播的学术勘察不可回避政治文化观念及其实践。与此同时，亦须防范将此问题泛政治化的误区，防范肯尼思·米诺格所提醒的“鼓吹‘个人的一切都是政治’是普世真理的伎俩”。
对中国学者而言，本问题域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的地方性传媒主体对于非西方的东南亚国家的影视文化国际传播。这一区域性国际传播，始终处于西方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阴影下所进行——阿基拉·伊拉尔总结，“一些人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指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的主要影响。这个概念不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工业国家获得了支持者。”⑦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同时笼罩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空间上面。倘若缺乏反省，那么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则极其易于陷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刻意塑造的“症候中国符号体系”里，或“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制造妖魔化”。当前国内某些报道“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给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造成‘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印象”。换言之，单一的自我正面颂扬和自我悲情渲染，实质上都是无意识印证“症候中国符号体系”，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立体话语呈现，才有望跳出“非红即黑”的二元对立形象窠臼。
在此意义上，多元化中国形象的话语叙述不可或缺，与之紧密相连的中国地方性形象的丰富叙述必不可少，但这也是当下中国国家影视传媒主体国际传播的突出问题。央视“缺乏对地方特色的把握……有的栏目甚至内容交叉，令人不明所以”⑧。相较之下，地方性影视传媒更有意识地进行地方性形象和国家整体形象的双重传播。地处西南的广西电视台打造具有地区民族特色的《寻找金花》栏目，发掘和沟通当地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国家民族文化，开设《连线东盟》栏目，乃至开播立足东盟传播的国际频道；云南电视台直播《欢乐泼水节》，展示当地民族特色和泰国及老挝泼水祝福的文化相通性，开设《看东盟》栏目，主办面向东盟的春节晚会《东南亚的微笑》，都相当程度上填补央视东南亚传播的薄弱和空白地带，有效推进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实践。
在确知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黑幕基础上，还有必要切实清理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官方窠臼和民族误区。基于“中国对东南亚外宣”进行影视传播，则相当程度上易于把中国“官方”腔调强加于东南亚诸国，从而产生接受心理的负面感知。与此则须采用新闻传播理论的“平衡原则”，兼容不同的意见表述，而不刻意呈现媒体主体自身的价值立场。换言之，“以‘没有宣传者的传播’理念弱化媒体的‘官方’色彩……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尽力去淡化媒体本身的官方色彩，把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内容’的关注，而不是对媒体背后的‘宣传者’的关注。”与之相应，则须防范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当前的东南亚影视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排他”问题突出。如在广西电视台的中国—东盟新闻报道中，近年的媒介表述存在显著不对等。如中国自我表述是：发展、强劲，迷人、长袖善舞，给成员国带来巨大利益；对东盟各国表述是：柬埔寨和老挝落后、战乱，文莱和马来西亚奇异，越南的中方来投资是越来越多，东盟没有南宁这么大会场。⑨
固守我族中心主义的单一话语，渲染自身文化优越性，往往导致在他国的传播效果的失效。在此，有必要坚持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相对主义”，强调在对比中体现文化的价值，否定非此即彼的教条思维，而强调对于如多民族聚集的东南亚各国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理解及中国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各国民族文化的共通性所在。
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2
国际音理会（IMC）成立于1949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属下的音乐领域最高组织，总部设在巴黎，其宗旨为促进世界音乐文化、音乐教育与音乐研究的交流。亚洲大洋洲音乐学会是国际音理会下属的四个区域性音乐协会之一，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亚大地区音乐的交流与宣传，加强和改善我们共同的活动，为各种各样的音乐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和支持”。亚太民族音乐学会（APSE）是以搜集、整理、保存亚太地区传统音乐、支持亚太地区的相关音乐研究、促进这个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国际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国际性组织，学会会员近千人，遍及亚太地区二十几个国家。泰山学术论坛是山东省教育厅为推进山东高校“泰山学者”工程建设，扩大山东在海内外吸引人才工作的影响力，引领高校学科发展和人才工作设立的一个专门学术论坛。它以“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为主体，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等学科领军人物，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学术讲座，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把握学术发展方向，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本届“两会一坛”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韩国、柬埔寨等国家的近百位国内外学者参会，收到中外文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音乐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构建该地区各自国家民族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区域音乐的传承研究，山东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等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以及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并对学会及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下面，从五个方面，对本届“两会一坛”的学术成果进行概括与总结：
一、关于两个学会的发展与建设问题
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会长王耀华教授《以学术年会为载体，促进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学术交流——以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为例》的发言，指出通过该学会近年来在不同地区成功举办学术年会，探讨了以学术年会促进各国之间音乐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既保护了不同族群音乐文化的特性，同时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国际音理会亚大地区音乐学会会长海伦·兰卡斯特（Helen Lancaster）《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在不同文化中的音乐特色建设》的发言，介绍了该学会的成立目的，即不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并分别列举了两个不同区域音乐合作的成功案例：一是2011年国际音理会在爱沙尼亚举行的音乐论坛中的“圣灵世界”，即把以色列和加沙的爵士乐手聚在一起，他们共同表演、帮助彼此的案例：二是1999年四川音乐学院作曲家邹向平与澳大利亚音乐家万尼萨·汤姆雷森（Vanessa Tom-linson）和格瑞克·格里斯伍德（Grie Griswold）合作创作的《坦途》，体现了中西音乐间的对话。韩国汉阳大学权五圣教授（Kwon Oh-sung）的《21世纪亚洲音乐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化程度越高，小国的文化特点将会逐渐消失，因为大国的文化团体将会战胜小国文化特点，这就意味着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存在着失去文化多样性的危险。因此，文化的原始性与独特性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理事、新西兰的朱莉·斯佩琳（Jilie Sperring）的《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在地区协作中的支持一以新西兰音乐与音乐家为例》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区域合作与交流的现实意义与未来发展的展望：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理事、澳大利亚的迈克尔·索利斯（Michael Sollis）的《亚太青年音乐家国际交流合作的途径》的发言也指出了亚太各国青年音乐家合作的现实意义、方法和途径。
二、关于区域音乐文本研究、保护、传承等专题，是本届年会的重头戏
泰国马哈沙拉堪大学音乐学院亚利策·夏帕洛特（Jarernchai Chonpairot）教授的《学习演奏泰国肯（Khaen）的新方法》，探讨了经过实践的有效学习泰国口琴（Khean）的方法（技法方面），对于传统乐器的传承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教授《雪域优秀传统音乐是中华文化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的发言，凝聚了作者长达4年时间8次深入藏区潜心研究的心血。作者有选择地研究了藏族一音歌曲“伯谐”，用“欧盖”唱法演唱的诵经音乐以及史诗《格萨尔王传》，指出了由于独特的自然和历史原因，藏族传统音乐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央民族乐团张振涛教授《走进现代的陕北民歌》的发言，以深层社会、政治为背景，关注20世纪以来陕北民歌的历史变迁，论证了陕北民歌在20世纪传遍全国是“政治层面的话语权威以及民间文化走向现代性的时代需求”。青岛大学祁慧民副教授《论互助土族人的色彩观念》的发言从一个民俗现象着手，通过对青海互助土族人Shaoso的文化解读，得出“彩虹故乡”是青海互助县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其五种色彩在生活中的运用蕴含着土族人的信仰、观念和文化选择的结论。南京艺术学院孙明跃副教授《“白沙细乐”——多民族音乐文化的结晶》的发言，从乐器和曲牌入手，阐述了其文化内涵及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揭示了“白沙细乐”是纳西族本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汇与融合的产物的观点。中央民族大学柯琳教授《贵州安顺“地戏”发展路径研究》的发言，以分布于贵州安顺地区的“地戏”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该戏种如何适应区域环境、承传区域文化以及创新与发展等问题。最后指出：“一粒沙知世界，一个屯堡文化或许是每一个民族和族群文化发展的缩影。”苏州大学冯芸教授《多元文化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过对历代编订的昆曲曲谱在版本、谱式、制谱及多样化的呈现与不同诠释，折射出的珍贵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
三、关于亚太地区民族音乐传播与交流的专题，亦成为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
其一，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定音乐形态的传播与交流的研究。如山东艺术学院“泰山学者”刘晓静教授的《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通过对明清时期兴起于北方、蔓延至南方，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音乐现象的俗曲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俗曲的文化内涵，总结了俗曲“活泼清新，纯真尚情”的艺术特质以及对周边及其他地区所产生的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其二，是对中华文化圈内的音乐传播与交流的研究。如青岛大学王静怡教授《中国音乐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特点》的发言，通过对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史料的梳理，总结了其阶段性、传播媒体及途径的社会性、传播内容的偏重性以及传播方式的多样性等主要传播特点。作者进一步指出，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使得中国音乐无论在第一代移民还是新一代华人中都能被接受。无论在华人社会的传统音乐、创作音乐中，还是在当地民族音乐中都能得以体现，从而真正地融入并植根于东南亚民众，成为东南亚多民族音乐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山东艺术学院王东涛副教授《中日传统音乐中几个相同概念的不同内涵》的发言，以中日传统音乐中诸如雅乐之类的几个相同的核心概念的比较分析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揭示了这些相同概念的内涵的本质不同，同时也进～步探溯了古代中日音乐交流中，形成这些相同概念变异的诸多历史原因。
其三，是中西音乐的交流方面。如山东艺术学院彭丽教授《中国音乐在美国西部大学的传承与流变》的发言，介绍了中国音乐在美国西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及艺术实践等情况，指出了中乐作为传承中华音乐文化的载体正以新的形式与内涵进行着流变的现实状况。
此外，尚有关于特定区域和历史时期内的乐器律制进行专题研究的发言，如韩国李辅亨（Lee Bo-Hyung）教授《十二声或七声：平均律乐器》的发言，则从乐器学的角度对东亚历史上的平均律乐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四、关亏山东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专题发言，集中展示了山东当地学者对自身音乐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山东省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张桂林《齐鲁传统音乐的曾经发展和思考》的发言，以山东传统音乐为线索，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提出了重视民间艺术的保护，应从保存、继承、发展三个层面对齐鲁大地的音乐遗产进行传承。山东艺术学院王世慧教授《“鲁南五大调”的历史渊源及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发言，则通过剖析“鲁南五大调”的地域特性、社会经济特性入手，将“鲁南五大调”与江南一带的民间音乐相比照，勾勒出其流传、变异的过程，同时对“鲁南五大调”在不同社会时期的不同文化功能属性进行了阐述。山东艺术学院周明副教授《文化生态学的“内循环”——挫琴，一件上古乐器的传承与“旗城效应”的相对守护》的发言，对流传于山东中部青州、临淄等地的挫琴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它所具有的“内循环”文化生态特征，即“挫琴的存在与青州北城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下而产生的‘旗城效应’的相对守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其他新的研究成果的专题发言
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3
关键词：美国；重返东亚；论述能力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36-04
2010年美国借“天安舰事件”、撞船事件与延坪岛炮击事件，利用美韩、美日同盟积极介入东亚事务，以求稳固其全球霸权。部分研究人员将2010年美国的亚洲政策描述为“美国重返东亚”，从而陷入了论述中的困境，无法从自身的角度认识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维持美国优势的实质。只有通过细致地剖析美国官方的表述原文，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加以客观论述才能正确地认识奥巴马政府的区域政策，护持中国的国家利益。
一、美国“重返东亚”表述的溯源
2010年东亚安全局势的恶化与美国对该地区事务的积极介入使“美国重返东亚”成为备受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相关论文多达十余篇。该表述来源于2009年7月希拉里国务卿代表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举行的新闻会后所发表的演讲，她宣称“美国正在重返东南亚，奥巴马总统与我相信该地区对于全球的进步、和平、繁荣至关重要，我们正在全面开展与伙伴之间的合作应对共同的一系列挑战，从地区到全球的安全，从经济危机到人权问题以及气候变化。”[1]
需要认真剖析的是“美国重返东亚”表述中的客体、主体，以及“重返”中隐藏的意义。就客体而言东南亚与东亚是两个具有重叠意义的概念，狭义的东亚仅指中、日、朝、韩、蒙五国；而广义的东亚则是对狭义的东亚与东南亚的总括。部分美国外交人士、战略分析家将1992年美国被迫将苏比克基地交还菲律宾政府，视为美国从东南亚的“离去”。实则这只是对冷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表象的一种不准确的描述，美军每年都会在泰国进行代号“金色眼镜蛇”的多国军事演习；2004年新加坡的樟宜港为美国的航母量身打造的深水码头完工，成为美国舰队出入印度洋、太平洋的新锚地。在东南亚周边，从关岛、澳大利亚到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美国的军事基地星罗密布，构成对东南亚环形监视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军退出了东南亚的庭院，但却始终徘徊在其大门之前。”况且美国与泰国、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成为美国进出东南亚地区的跳板。
从主体审视，即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撤出了常驻在东南亚的部队，并不能视为美国离开该地区的表现。根据2010年5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述，“美国价值与利益最好的大使正是美国人民——我们的商人、非政府组织、科学家、运动员、艺术家、军人以及学生”[2]。在全球化浪潮与信息革命的推动之下，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各个阶层、领域的交流从未停止，在低级政治层面美国重返东南亚的表述也并不能成立。
从所谓“美国重返东亚”与“重返亚洲”表述的整体而言，美国白宫、国会、国务院、国防部都没有采用“美国重返东亚”的表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在亚洲美国的行动方向在于“努力促进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共同利益，深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并力求在多边框架，如东盟、亚太经合论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东亚峰会中扮演更为强势的角色。”[3]在提到与盟友关系时，文中主要使用深化、更新、延续等谓语强调美国亚洲政策的行为方式，并未出现“重返”之类表述。
可以推论作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衍生物，“美国重返东亚”是部分中国研究人员试图更好地说明美国2010年强势介入东亚事务而采用的说法。而在美国的官方文件、声明之中东亚地区更多地是以附属于亚太概念的子集身份出现，很少将“重返”与亚洲、东亚相联系。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国务卿在夏威夷发表的有关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演讲中，强调“今年为《美日安保条约》签署五十周年，为保证其如过去一样有效，我们正在拓宽合作来应对变化中的战略环境。”[4]她还提到了美韩、美澳军事同盟构成“我们战略行动的基础。”着重强调的是对既有同盟的发展与强化，意味着即使美国也承认其在东亚的军事、政治存在从未终止。从克林顿时代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到小布什时代参与六方会谈，东亚地区始终都属于美国战略版图的核心关注位置。冷战终结后，在欧洲、中东局势获得大幅改善的背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介入力度呈现出加强的趋势。如果东亚地区对小布什执政时期战略地位的下降是布什时期美国的外交重点迷失在中东导致的客观后果，并非美国对东亚地区战略重要性主观认识下降所致。无论是狭义的东亚概念还是广义的东亚概念，所谓“重返”都不是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客观描述。
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接连打赢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局部战争，随后的战后重建过程却是乏善可陈。仅伊拉克战场一年就要花费近1500亿美元。当美国的战略利益迷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连绵山区与伊拉克的大街小巷中时，其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却已经渐行渐远。布什执政后期，美国官学两界已经反思，寻求有针对性、灵活地维持其霸权。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东亚地区，成为大洋彼岸关注的新焦点。
早在冷战末期，东亚地区各国率先摆脱了美苏对峙格局，20世纪70年代域内各国先后将发展本国经济确立为首要目标，采取“出口导向”的市场运作模式，走上了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的发展道路。先发优势使东亚各国抓住了由新技术革命所带来产业分工的机遇，成为90年代以来世界最富活力的地区。2009年世界银行统计，中日韩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东亚地区日渐上升的重要性使美国的外交精英们认识到，该地区需要美国投入更多的精力、多样的方式来加以经营，以便维持自身的全球优势。此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东亚地区各国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韩国、新加坡已经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经济发展迅猛，美国与该地区内盟国、伙伴力量失衡的现象正在发生着细微但却影响深远的变化，“尽管国内债务导致国家安全上的巨大的风险，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是首要的经济、军事大国，但亚洲在全球财富的地区份额将会有所增加”[5]。由信息时代到来所引起的各国公民对本国外交、国际地位的关注改变着美国与各国互动的进程。“精英——精英”之间的外交妥协与沟通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公民的审视之下，东亚各国日渐上升的民族主义修正着原有各国与美国的不对称关系。
二、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表述及其对东亚的定位
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约瑟夫·奈加以诠释的“巧实力”外交备受美国政府的推崇，这种外交强调使用美国“软实力”弥补硬实力的相对下滑，最终维持美国在全球的优势。东亚地区内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上升，撼动着美国建立于冷战期间，跨越两洋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优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中国经济依赖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依赖，这种依赖必然会对建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与各国及地区的关系产生影响。奥巴马的外交团队迫切需要提高美国介入东亚地区的论述能力，为美国的介入提供新的依据。结合经济危机造成美国硬实力相对下滑的现实，强化“软实力”诱导亚洲各国接受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美国维持地区优势的必由之路，“深化与盟友关系”成为美国新军事战略三个宏观主题之一[6]。
正如约瑟夫·奈2010年10月在《纽约时报》上所述“全球政治已经成为围绕着信誉竞争的一场争夺战。传统的强权政治一般围绕着哪一国的军队或者经济获胜，但在信息时代，实力还涉及“谁的故事更受欢迎”这一问题”[7]。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高度结合的优势，赋予美国在这场“讲故事竞赛”中的先发优势。美国“重返东南亚”正是这种论述竞赛中杜撰出来的“传奇”，不从这一深层次进行剖析，停留在美国话语的表层不假思索地延伸，此类衍生物也必然含带着为美国政策辩护的成分。所谓“美国重返东亚”的表述仅仅是将美国“重返”针对对象加以变化，没有从亚洲各国以及苦于由其制造矛盾的当事国的立场审视美国亚洲政策的作用，也就无法为问题的缓解、乃至最终的解决提供正确的思路。与我们论述能力的薄弱相比，美国却对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东亚地区议题（其中东亚地区仍然是以亚太区域的子集身份存在）：在“确保并强化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并推进安全；增进繁荣；推广我们的价值。”的指导下，着力于“塑造未来的亚太经济；谱写地区安全；推广普世价值。”[8]三大议题。
第一，塑造未来的亚太经济表现出美国对跨太平洋资源配置模式的巩固。这一目的集中体现在奥巴马政府启动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这个协议起初只是新加坡、智利、文莱、秘鲁四个中小国家在2005年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区，奥巴马政府启动加入谈判正是美国在2006年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框架提出区域整合受挫后，意图寻找“替代产品”的结果。两者无论是名目如何，都是以符合美国利益的环太平洋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主要基点。新的区域整合框架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以东盟为连接点，意向中的中日韩三国的东亚整合结构。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生效，奥巴马此举无疑产生了冲淡前者战略意义的作用。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东亚地区仅仅是亚太区域整合中的一个子集，难以作为独立的、参与全球博弈的行为主体存在。其结果只可能使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力积累，按照美国的全球霸权既有轨道运行，使东亚地区难以成为与美欧并驾齐驱的区域整合重心。
第二，所谓谱写地区安全，在朝核六方会谈这一地区最具包容性的平台冻结的情况下，美国更多侧重于对其军事联盟合作的强化。借美国利用天安舰事件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将对韩国军队战时指挥权移交推迟到2015年，以强硬态度应对日本修改2006年签署的“普天间基地搬迁计划的动议，在美国东亚的力量配置部署上不容他人置喙，深化了既有的同盟。在横向上，将更多东亚区域国家拉入域内安全的建构之中，小布什执政期建立起的美日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在奥巴马时代从孟加拉湾转移到冲绳外海举行。2010年10月美国在韩国釜山海外举行了由15个国家参与的“防扩散演习”，使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趋向复杂化。凡此种种，美国都在试图将以自身为轴心的多国军事存在作为自身影响亚太（这当中东亚地区还是以子集的身份存在）安全构建，并争取巩固在太平洋西岸的影响力，形成对崛起中的中国压倒性的优势。
第三，推广普世价值是美国意图进一步掌控东亚地区整合方向的体现。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复苏的乏力，使“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大为减弱。强调国家调控经济的东亚各国率先走出了低谷，证明了后发国家走符合自身文化、国情发展道路的可行性。中国政府拉动内需政策扭转了国内因欧美需求减少引起的生产过剩，同时有利于域内各国需求新的出口市场。“中国特需”就已经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重要元素之一。东亚地区以政府为主导性经济之间的合作，构成了东亚地区整合的动力。因此，美国强调由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试图保证该地区各国发展模式不挑战传统西方以市场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通过以上三点，可以看出美国在利用亚太概念架空东亚这一地区主体。实际上在布热津斯基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就显示出美国刻意将中日两国加以不同的定义：中国作为并非全球性而是地区性的国家角色出现；日本作为全球性而非地区性国家的身份存在[9]。将最具实力推动东亚地区整合的两个大国加以不同的定位，使之无法共同投身区域一体化进程最有利于美国优势地位的维持。在21世纪中国开始转向依靠内需拉动经济的推动之下，东亚地区各国出口导向经济很可能转向依靠中国需求，由此完成区域内生产与消费的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美国重返东亚”或“亚洲”本身不足以形象说明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反而会在表述中强化美国的优势，并最终导致东亚、亚洲的边缘化，甚至会带来对美国角色认识的混淆。
首先，针对东亚各国上升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返回”引申出“曾经退出”会使美国得以与该地区一系列的领土、领海纠纷划清界限。日韩独岛（竹岛）争端中它可以“严守中立”；日俄北方四岛争议中它可以“冷眼旁观”；到了撞船事件它又成了“日本安全的保护者”。而事实上，这些纠纷不无源于战后美国单方面对日本的占领，并主导受降区域划分的历史事实。“重返”论述有利于美国撇清自身的责任，根据自身利益选择介入争端的不同身份，赋予美国根据即时情况灵活处理的“弹性”，而“弹性”是美国有针对性的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的必要保证，以免重蹈布什政府在中东的覆辙。2011年2月，五角大楼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强调“我们的领导作用将会侧重于相互的责任以及尊重”，提出美国应同时扮演推进者、成全者、会议召集人、保证人等多种角色[10]。
其次，“美国重返东亚”会掩盖美国其利用同盟体系占据地区优势，并趁机强化与各盟国对其依赖的事实。建立于冷战期间的美国亚洲同盟体系，重要的结构特征在于其由美国与各个盟国单线的联系的“轮辐结构”。这种结构是二战结束之初诸盟国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与美国压倒性优势结合之下的产物，然而随着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各国的精英必然会寻求与美国同盟趋于“平等”，在外交上寻求不同程度“自主性”。这种趋势最早起源于韩国新千年执政时期金大钟、卢武铉的对朝鲜的“阳光政策”，同期的“中韩关系提供了深化的经济关系可以带来政治上渐进的范例”[11]。先前日本鸠山政权“平等伙伴”、“美亚并重”路线，表明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调整已经从美国在东亚的前线蔓延到其同盟体系轴心——美日同盟。“重返”的字样可以掩盖各国与美国同盟所引发的“依附性”，便于美国国务院用各种光鲜的字样掩饰非对等同盟的本质。
再次，借用“美国重返东亚”的表述，有利于奥巴马政府可以将2010年东亚的不稳定因素与所谓“美国的离去”相联系，制造所谓“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东亚稳定基石”的表象。奥巴马政府侧重于将服从于美国利益的战略同盟偷换概念，将之装饰成东亚稳定与繁荣的“公共产品”。这类表述直接体现在希拉里国务卿在2010年10月夏威夷演讲之中,而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更是将日美由普天间机场搬迁争议引发的两国关系冷淡，与所谓中国对日强硬态度相联系，认为“美日关系整体经历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阶段，当时在鸠山领导之下……日本周边的安全忧虑，特别是朝鲜的挑衅及中国在日本周边水域强硬的海上活动，成为美日同盟保持活力的基础。”[12]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出访东亚地区，都强调美国同盟体系是亚洲繁荣的保证，试图说服亚洲大陆边缘地区各国继续接受美国的存在。
最后，“重返东亚”可以为美国强化在东亚优势的存在提供借口。无论是重返中引申出的退出之意，还是所谓“布什政府对东亚地区的忽视”都为美国加大对东亚的力量投入的提供了解释的原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奥巴马政府大张旗鼓强势介入东亚事务的同时，也在制造东亚各国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感”，为美国的介入提供依据。仅在2008年4月至2011年2月期间，美国国会的有关中国海军发展的研究报告就多达14份。而在2010年8月五角大楼的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大肆渲染有关中国军队的发展超出正常需要，以及中国走向不确定性等内容。美国试图将地区民族主义的针对对象，由长期占据各国港口、机场的美移到“咄咄逼人的中国”，最终创造美国以“离岸平衡手”身份介入的机会。“国防部（美国）正在采取措施以保证美国将来可以维持保护自身以及盟友的能力”美国军方公开表示将采用“发展在联合海空作战概念”等措施，应对所谓中国的“反介入”战略[13]。
三、结论
“美国重返东亚”作为“美国重返东南亚”论述的衍生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奥巴马强化在亚洲优势地位辩护的成分。需要我们警醒的是，正是我们论述能力的局限以及盲从，导致自身无意中陷入了为他人张目的困境。“美国重返东南亚”的语境之下，美国占据了先发的优势并诱使其他国家在其划定的语境内进行说明，孙子有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学者对美国政策的研究、梳理必须铭记自己的定位。倪世雄先生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书末尾所强调发展中国自己特色的理论框架，可以为我们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论述提供一定的镜鉴。“没有自己的理论，就容易在西方的理论后面乱转。为了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西方理论。既不盲从，也不拒绝。应该扬长避短，西为中用。经过比较分析与批判借鉴，奋起直追。”[14]
参考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State: 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ASEAN Summit, July 22, 2009
[2]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whitehouse.gov/ issues/foreign policy,P-12.
[3]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whitehouse.gov/ issues/foreign policy,P-43.
[4]U.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October 28, 2010, state.gov/secret-
ary/rm/2010/10/150141.htm
[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P-2
[6]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7]约瑟夫·奈.公民外交的利弊[N].美国纽约时报2010-10-05.
[8]U.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October 28, 2010, state.gov/secret-
ary/rm/2010/10/150141.htm
[9]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0、140.
[1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P-1
[11]Dick K. Nanto; Emma Chanlett-Ave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Effect on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U.S. Policy Choices, Updated 13,2006 CRS-24 省略/sgp/crs/row/RL32882.pdf
[12]Emma Chanlett-Avery; Mark E. Manyin; William H. Coop-
er: Japan-U.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October 6, 2010,CRS-3, 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5
0752.pdf.
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4
关键词：中华文化圈 构建 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157-01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全球化己是不争的事实，各种文化在无政府状态中交流与冲突，任何文化想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是很困难的，并且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目前的国际文化秩序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大大阻碍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发展，削弱了他们文化发展的自信心，不利于丰富多彩的全球文化格局的形成。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应该为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应该积极参加国际文化事务的管理和国际文化规则的制定，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样建设一个开放的中华文化圈的思想就诞生了。
一、从文化层面上看，充分理解文化圈建立的必要性。以中华文化为特征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东方文化所特有的人类元精神，赋予了中国知识分子仁爱和忠孝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信仰和求知精神。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是深刻和血缘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建设先进文化、弘扬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拓展我国文化利益的空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现实，加强与西方文化的交融，我们要推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认为: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后现代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异质性。南京师范学院的羽离子副教授认为，学者们文化圈的概念表面上有明确的术语但概念仍然不可捉摸，建议使用“泛汉文化圈”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所体现的模糊性可允许定性更松动些，在使用上更具弹性，在理解上更灵活一些，也使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接受。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圈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从历史影响上看，需要突出建好东亚文化圈。20世纪初，在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和他的学生们的努力下，他们提出了文化地理学，认为千姿百态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景观既在时间上延续，形成一个个特定的文化时代，同时又随时在地球上占据各自的空间，构成不同的文化区域。费正清在《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明确认为:“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台湾学者高明士也认为:“东亚世界在地理上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今天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这个地区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成分，与其它历史世界显然不同，称为中国文化圈并不为过”。[1]亨廷顿指出:“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还包括日本；……”。如今，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经济的繁荣、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当代的中华文明正在以类似的方式来构建、来传播:以中华民族为核心……，一个由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家教化影响颇大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2]
从上可以看出，建立东亚文化圈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圈，这己成为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共识。虽然，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经历了中衰和裂变，日本、韩国、越南等国都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国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想也被马克思主义所替代。但东亚文化圈的复兴有其必然性，正如亨廷顿教授所说“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种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尤其是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他们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功于从根本上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可见中华文化在恢复和再建东亚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
三、从全球范围上看，需要建立起全球华人文化圈。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文化圈”在全球影响甚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作为传播对象，文化差异就要小得多。按“文化圈”、“文化区”理论，全球华人(占世界人口22%)都应该属于同一文化圈和文化区，共同性较强。种族血统、文化根基、民族感情，都存在着共同点。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中国’才是他们共同的家，只有‘中国人’才是他们共同的名字。尽管他们必须在当地缴税，服兵役，尽管他们必须接受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华夏文化传统、礼仪价值观念，十分坚持地保有炎黄子民的个性风貌和民族情感，无怨无悔地热爱他们本身或先人所从出的国家、社会。文化上的优越性，需要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文化不纯粹是一种文化，她是自豪和优越感，是民族生存和强盛的思想基础。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上的和平崛起，极大地增强了全世界华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以为首的新一代强势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于一个又一个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地域上经济圈的形成。这为大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精神上的促进和推动的力量。
结论
中华文化圈的建立，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将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为先进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无政府状态的博弈中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为我国的文化外交、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文化利益提供有利的文化战略环境。我们要抓住各种文明相互激荡，多种文化分化重组的契机，加快先进文化建设的步伐，积极推进文化外交的战略。由此可以得出，以先进文化为指导的中华文化必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全球文化的博弈中击败文化帝国的侵略，雄据文化霸主地位。
参考文献：
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5
边疆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此外，边疆考古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民族史研究，甚至与其部分重合；边疆地区相对“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事项，还可以成为民族考古学实践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或据地域、或依时代、或按专题展开，基础虽然薄弱，成就却是斐然。虽然不能说已经发展为某种学科体系，但是已经具备许多共性因素，也出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阐明中国边疆考古的若干基础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有出入。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概念形成较为晚近，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周伟洲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①，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疆域有盈缩，现实版图和任何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西北朝鲜和越南北部红河平原曾经较长时期置于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方向曾经较长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新疆、青藏高原、台湾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实施行政管辖的时间也不划一。更遑论“中国”概念（文化意义或疆域意义上）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情况。还需要考虑，地理边疆和文化（政治、社会）边疆的不同内涵。
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②。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高原外，基本在现今版图内，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至东周中原诸侯渐次开疆拓土，战国时期燕国进入辽西辽东、赵国占领河套平原、秦举巴蜀、楚国扩展至潇湘和吴越，构成秦汉帝国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版图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藩属或者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部族乃至中原政权联系密切，而且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国境内外均有分布，不能断然割裂，我们称为“外延轮廓”。
综合考量历史边疆和现实版图的学理基础、国内国际学者约定俗成的研究内容、现实国际政治和历史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海疆”概念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边疆“四个轮廓”的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截面上表现出地理和文化（政治、社会）属性的边疆特征，与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涵括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这一区域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历史边疆地区，而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大致包括：1、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冀北、晋北、大西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大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一部）。2、中国海疆的两广、江浙、福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3、不在现今版图，但是中原王朝曾经较长期占据或羁縻的地区，诸如西北朝鲜、红河平原、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地。由于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区和历史民俗文化区的伸延，这一范围与行政区划会有一些出入。
边疆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普遍得到运用。文献史料对边疆民族的记述较简略，“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将“遗存”与“人群”挂钩，是边疆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民族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也较突出。
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内容。但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结论却往往不统一。正确认识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在“族”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基础前提。文化人类学基础于“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兼顾了族群集团“情境认同”和“根基认同”的双重属性，在操作层面适宜比较弹性地分析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和“考古学文化”的各种复杂情况，开阔了“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思路。而且“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未必以确定族属为终极目标，也应该将族群的构建过程纳入研究范畴③。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定位在国内外都有分歧，我们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于一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大致有以下内容：第一，从考古学目的出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其形成的田野记录（民族志）。第二，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推理，从而建立起从物质遗存推断人类行为的关系法则。第三，民族学（人类学）材料和理论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遍借鉴和启发，包括从器物功用研究到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各个层面。汪宁生、李仰松较早时期在云南等地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成果④，王明珂从牧区环境、畜种构成、季节迁移、辅助生计（农业、渔猎、劫掠、贸易）着手讨论汉代匈奴和西羌的游牧经济⑤，更是耳目一新。我们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边疆现代族群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以新视角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居民的种族（中国边疆各地出土的古代骨骼材料表现出与现代东亚、北亚、东北亚、南亚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状）、性别、年龄和骨骼发育情况，近些年来又发展出考古DNA、古代病理、古代居民食谱等研究领域，对于讨论古代边疆族群的种族构成和交往融合、人口和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等有很大帮助。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在边疆地区尤其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疆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生态学背景，华南和东南沿海气候与环境变化与遗址地貌及其空间利用情况相关联。因此，以地貌、植物、动物、土壤、气候、海侵等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作用突出。
中国边疆地区与西伯利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海东诸国存在考古学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边疆地区恰恰成为与域外考古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边疆地域辽阔，我们相信水下（沉船）考古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考古学文化分区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语）的研究环节，同时也是研究内容。宏观范围（指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地域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较短时段上进行，如俞伟超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六区⑥；一种时代跨度较大，如王仲殊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分为划分为九区⑦。理论上讲，后者应当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对不同历史截面的分区情况整体考量后的通盘表述。前者反映出相对共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比较精细；后者还能够反映出历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更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冲涤中沉淀下来的稳定文化因素和区域文化特征，较具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过，任何两个历史截面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都会有所出入，因此时代跨度较大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往往只能概括性地表述。
198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⑧，影响至为深远。徐萍芳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⑨。中国边疆地区一般分为东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甘青、西南、华南、东南沿海、新疆和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区，这只是粗线条的。各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范围及其历时性的伸缩情况，各文化区内的亚区划分等，均有待于深入和细化，尤其是各考古学文化区的渊源、文化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有待于归纳和总结。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块块”（“区”）与“条条”（“系”）结合起来，“在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这种分解和组合有关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突变”⑩，因此提出许多有洞透力的整体性认识。比如，“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又如，“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11}。
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以东北文化区为例，苏秉琦“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在史前时期直至满族起源过程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步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至‘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这已是从更为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了”{12}。这一认识过程，还在继续。
边疆考古学文化带
考古学文化带可以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文化特征、族群结构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过渡性状，还具有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的性质。但是也存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主要是古代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结果。
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13}。童恩正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横断山脉构成一条环绕中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古代居民以畜牧和半农半牧为主{14}。“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汉武帝凿空西域以后被隔为两截，东北段与“北方长城地带”有很大重合，西南段民族学上习惯称为“藏彝走廊”。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边疆还有一条“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为经济特征，是中原农耕社会的生态边界，是“百越”集团与华夏集团的接触地带，古代居民的体质类型表现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南亚蒙古人种的宏观分野和融合，也是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行政边界。“南方珠江地带”可以理解为一条海疆文化带。
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连起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边疆考古学文化带的历史意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
边疆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区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学术课题。在宏观层面，诸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考古学文化复杂结构的形成过程、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藏彝走廊”南迁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分化路径、华南地区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的地位、东南华南沿海与“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关系等基础性的学术课题已经纳入视野且有所突破。在更宏阔层面，“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具有全局视野的重大课题。涉及领土疆域的国际性学术课题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心态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倡平和公允的学术讨论。
边疆大部分地区现今族群（民系）分布仍然较复杂，社会发展程度不及内地，边疆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中国边疆考古和边疆史地研究，有必要突破学科藩篱，措意边疆民族和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这其实都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内容。（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民族互动”研究成果）
注释
①邢玉林：《1989～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12月（总第311期）。
③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④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年。
⑥⑨徐萍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2期。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⑩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1页、第92页。
{12}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6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地区受到了严重冲击，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外交和军事举措应对危机，美国也趁机将战略重心东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亚地区呈现出了外交冲突不断、军事竞争凸显、经贸摩擦加剧等日趋紧张的安全局面，令人对当前和未来的东亚地区安全担忧不已。但在对抗的背后，频繁的外交、军事往来及密切的经贸联系又显示东亚地区的安全态势仍然可控。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东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56-02
2008年9月，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国际力量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关切。然而，随着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东亚地区的安全局面却日益紧张，各类矛盾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文拟通过实证分析，从对抗性、可控性两个角度以及外交、军事和经济三个领域来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地区安全的实际状况。
一、东亚与安全涵义的界定
本文中使用的“东亚”概念是一个大东亚的概念，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由东亚的中日韩朝蒙5国和东南亚的东盟10国与东帝汶共16个国家组成。本文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大东亚概念，一是因为随着东盟主持的东亚峰会影响日渐增大，包括东盟和传统东亚国家在内的大东亚概念使用日益广泛；二是因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传统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都愈发频繁，在安全问题上更是紧密相连，在研究地区安全时难以将其切割开来。
尽管安全问题涵盖了国际国内的诸多方面，但本文所关注的“安全”的意涵则相对较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聚焦于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个最为引人注意、对国家安全影响最大的领域，而且只限于地区整体安全以及地区国家间的安全问题，并不涉及各国的国内安全。
二、日趋紧张的安全局面
（一）中日矛盾激化，冲突对抗频发
作为东亚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断恶化。尽管鸠山执政时期中日两国联系紧密，但从菅直人内阁开始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围绕撞船事件和在钓鱼岛海域活动等问题纷争不断。美国也在不同场合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力图使该问题复杂化。日本于2012年9月公然购买钓鱼岛将其“国有化”的行为更使得中日两国矛盾进一步升级。2013年，重掌政权的安倍晋三及其阁僚先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在钓鱼岛和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继续激烈对抗，高层互访彻底中断，外交往来陷于停滞，双边关系跌入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除了中日关系激化之外，东亚地区安全还受到许多其他领土纷争的不利影响。在东南亚区域，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南海主权“声索国”不断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频繁制造事端，两国先后通过在南海岛屿举行选举和登岛安插国旗等举动宣示主权，频繁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中菲两国甚至从2012年4月10日开始在黄岩岛海域进行了长时间的对峙。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围绕菲公务船射杀台湾渔民事件的解决纷争不断，进一步恶化了双边关系。中南半岛的泰国和柬埔寨也在柏威夏寺问题上各执一词，甚至于多次交火，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
（二）军备竞赛凸显，美军存在增强
东亚各国竞相发展军备，区域军备竞赛方兴未艾。尽管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国家发展军备的步伐却没有停止，各国纷纷研发、购买先进武器，使得地区呈现出了军备竞赛的态势。一方面，各国加大了对新式武器的研发力度。另一方面，各国在军备进口上不惜投入大量财力。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报告显示，2007-2011年间亚洲和大洋洲的常规武器进口量占全球总数的44%，进口武器最多的5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其中韩国、中国和新加坡位于东亚地区。
美军东亚地区存在增强，军事交流合作层出不穷。美国对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开始更多地采取轮换部署这种非永久性部署的形式。美国先后向日本冲绳基地部署了F-22隐形战斗机和“鱼鹰”垂直起降运输机，大大提高了驻日美军的作战能力与机动性；2013年4月，“自由”号濒海战斗舰抵达樟宜海军基地，拉开了向新加坡轮流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的序幕，加强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美国还重新获得了菲律宾苏比克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并积极争取重返越南金兰湾和泰国乌塔堡机场以强化地区存在。除了军事部署之外，美国特别加强了与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美国于2012年9月宣布将在日本部署第二部陆基导弹预警雷达，并可能在东南亚部署第三部，从而打造一个探测网，为构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打下基础；2012年10月，美国又同韩国达成新的导弹协定，允许其将弹道导弹射程延长至800公里，从而将覆盖朝鲜全境；美国军舰还频繁造访菲律宾、越南的港口，与两国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不断深化军事联系；美国还特别注重推进双边关系多边化，开始努力打造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美日韩、美日澳和美日印的三边军事合作。在各种交流合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与东亚国家举行的各项军事演习。由美国主导的军演不仅频率高、数量多，几乎涵盖了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而且以美韩“鹞鹰”、美泰“金色眼镜蛇”、美菲“肩并肩”为代表的年度军演规模不断扩大，加剧东亚的不稳定。
（三）经济增长放缓，贸易摩擦加剧
随着金融危机波及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影响程度的不断加深，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步伐大大减慢，引发了对东亚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能力的担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2007年，东亚发展中国家（不包括发达国家日本和柬埔寨、朝鲜等经济总量较小的最不发达国家）整体的GDP增速分别为8.1%、9.1%和10.2%，平均增幅约为9.13%。而从2008年起的6年内，除了2010年短暂回暖达到9.3%之外，其余年份均在5.2%-7.1%之间，平均增速锐减至约6.65%。作为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呈现相似态势，金融危机前平均增速为1.73%，2008-2013年则下降到了0.23%，甚至有3年出现经济衰退。
面对低迷的经济状况，东亚多国也开始更多地设置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经济，加剧了区域经贸摩擦。日本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了在知识产权和产品质量方面对中国的压力，两国贸易摩擦的数量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并从农产品领域扩大到了第二产业的工业品、纺织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双边贸易额也多次呈现下滑趋势。即便是在2010年同中国建成了自由贸易区的东盟各国也采取了相应举措，虽然仍遵守双方达成的一系列贸易和投资协议未调整关税，但仍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深入发展。此外，随着战略重心东移的深入，美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该协议涉及到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韩国以及日本等东亚6国，美国这一打造新的区域贸易规则并谋求区域经济发展主导权的举动扰乱了东亚地区原有的经济一体化节奏，进一步破坏了国际社会对东亚地区经济安全的信心。
三、依旧可控的安全态势
（一）政治互动频繁，利益诉求接近
一方面，在东亚地区内形成了以东盟为轴心的一系列对话和磋商机制，将绝大多数东亚国家都囊括其中。另一方面，各国之间也注重维护发展双边关系，东盟尤其成为了各方拉拢的对象。除了频繁的政治互动之外，东亚各国在许多问题上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密切的高层外交往来和共同的利益诉求的牵引下，东亚地区在政治和外交上整体的安全稳定局势仍然能够继续维持。
（二）军费增长适度，军备引进下滑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地区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但总体水平仍然处在合适的范围内，并未使地区局势笼罩在盲目军备竞赛的危险之中。从军费开支的增幅来看，东亚各国对军事的发展也没有偏离整体国民经济运行的轨道。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将战略重心东移并大肆拉推动东亚地区的军售，但除去美元汇率变化的因素之后，东亚各国的武器采购额度不但并未大幅增加，相反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为地区军事安全的实现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经济发展稳定，贸易联系紧密
尽管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冲击，但不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看，东亚经济的发展状况足以打消外界对地区经济安全的疑虑。从纵向来看，东亚各国的经济已经走向了复苏，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状况与展望2014》的统计和预测，东亚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从2012年开始已经稳定在了6%左右，并且有望在2015年前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尽管增速较之金融危机前3年9.13%的平均增长率下滑较大，但地区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已经可以确保东亚经济态势的安全稳定。从横向来看，东亚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仍然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经济不发达的东非、西非和中亚地区，但由于东亚各国经济总量巨大，因而其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持续疲软的背景下进一步凸显，这也反映出东亚经济增速下滑是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产物，更加增强了对东亚地区经济安全的信心。此外，东亚区域贸易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广泛的共同经济利益确保了各国会将关注点集中于合作而非对抗。
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各种国内、地区、区外和国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亚地区的安全局面不论是在外交、军事还是经济领域确实呈现出日趋紧张的形势，但尚未达到破坏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地步。频繁的外交往来、适度的军力建设以及密切的经贸联系都使得东亚安全仍处在可控的状态，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东亚地区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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