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1
对于如何界定“民间宗教”这一概念，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先谈谈宗教的分类问题，杨庆垄先生(C.K.Yang)曾有“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区分。他认为“制度性宗教”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它包括(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宙观的解释；(2)一种包含象征(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3)一种由人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解，同时重视仪式性崇拜。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的宗教。”杨先生还认为，中国汉族所固有的宗教实践是一种“分散性宗教”，它与上述情况相反，没有明确的经典、教义、伦理学和严密的组织，只是“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并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功能”。也就是说，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分不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功能也许要大于“制度性宗教”。换言之，“它作为一种基层支持力量，对于世俗制度和整体的社会秩序或许十分有意义。”还有一种分类，将宗教分为“人为宗教”(man―made religion)和“自发宗教”(spontaneousreligion)。前者主要指那些由某个人创立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借助于有意识的人为力量而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宗教实践；后者则主要指从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更具体一点，它是指某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信仰体系、崇拜形式、仪式等，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会有一些变化，但都与人们世代更替的日常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有时难以把它们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
不同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指称与分析“民间宗教”这一概念，如中国台湾民族学研究所的李亦园先生、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郑志明教授等使用的是“民间宗教”，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丁荷生先生使用的是“民间道教”(popular Taoism)和“民间崇拜”(popular cults)，日本的渡边欣雄先生等使用的是“民俗宗教”(folk religions)，中国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主张使用“神仙教”一词。近年来，我国学者较多使用“民间信仰”(popular beliefs)一词，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部门，如民族宗教事务局也用“民间信仰”来指称中国汉人自发的宗教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无论是政府官员、研究者，还是宗教实践者，都未曾采用过“民间宗教”这一名词来描述一般民众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体系。郑志明也认为，“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新兴宗教”等都是学术界定义的名词，未存在于现实的运用中，是学者为了研究与表述的方便所建构的类概念，但是对这一类概念尚未达成共识，造成不少有关定义与内涵的纷争。
回到“民间宗教”的界说问题上来。王铭铭分析认为，现存的看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不承认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为宗教；另一类认为它们构成了“民间宗教”(popular／folk religion)。运用古典宗教学分类架构的学者为了把它们与制度性宗教区分开来，主张将它们与“多神信仰”、“万物有灵论”、“民俗”、“迷信”、“巫术”等归为同类。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例，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民间只有属于宗教范畴的巫术和习俗，这些民间巫术和习俗是道教的延伸，自身并不形成独立的宗教体系。@相反，20世纪60年代之后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则认为，可以把中国民间的信仰和祭拜仪式看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以美国人类学者武雅士(Arthur Wolf)和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例，在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仪式》一书中，由弗里德曼撰写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文认为，中国民间的信仰和仪式看起来好像是相当散漫的文化元素的组合，但其表象之下存在一个宗教秩序(religion order)。国内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这类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分属两种类别，“民间宗教”通常指不为官方承认只能在民间求生存的教派，如、慈善堂等。以马西沙、韩秉方为例，在他们编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中，“民间宗教”专指有经书而不为官方承认的秘密教派，如弥勒大乘教、摩尼教、白莲教、无为教、闻香教、清茶门教、江南斋教、黄天教、弘阳教、八卦教、三一教与刘门教等。还有的学者持比较广义的看法，以郑志明为例，他认为“民间宗教”指的是社会中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宗教传统，包含来自于民间的通俗信仰与宗教结社。
王铭铭认为，对于社会人类学者来说，民间宗教一方面指研究对象的一个层面，另一方面指研究的途径。换言之，社会人类学者采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他们主张通过对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的宗教体系的考察，探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笔者甚为赞同王先生的观点，因此笔者所理解的“民间宗教”即如王先生所指，是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的对神、鬼、祖先的信仰，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礼仪，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宗教”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解之上的，文章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即中国民众定居东南亚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出来的较为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和文化传统。
二、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取径
尽管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东南亚社会、移民历史、经济、民众生活等关系密切，但以往国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移民历史的研究，时段也主要集中于明清、民国时期，很少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进行专门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对民间文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重视，很多学者开始探讨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问题，不仅做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个案研究，而且有几本较为系统的专著、论文集面世。目前，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取径大致有几种：
一是概述或探讨某个神祗或某种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播、发展与崇拜及演变，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李天锡先生为主要代表。近20多年来李先生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有关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文章，其研究对象包括妈祖信仰、吴真人信仰、城隍信仰、关帝信仰、观音信仰、女神崇拜、清水祖师信仰、广泽尊王信仰、三山国王信仰、紫霄真人、谭公信仰、孔夫子信仰等。他的研究文章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中，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八桂侨刊》、《世界宗教研究》等。2001年李先生出版了专著《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该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海外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学术著作，作者采用国别和类别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诸如妈祖信仰、关帝信仰、观音信仰、城隍信仰等数十种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的背景、情况和原 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其作用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并对各信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较深层次的阐析和预测。此书亦可视为李先生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晶。此外，李先生的上述一些文章亦被《宗教与文化》一书第五编《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收录。
此类文章还有很多。如聂德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保生大帝信仰》与《青礁慈济宫与海外华侨》就分别论述了保生大帝信仰和吴真人信仰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渊源及传播、发展。较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陈志明的《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和郑志明的《客家社会大伯公信仰在东南亚的发展》。前者以大伯公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对中国的土地神的延续与变革，作者将分析置于华人社会土地神观念的发展脉络中，分析现今东南亚华人的土地与圣迹的神祗之信仰，探讨了华人的土地神观念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的延续、发挥与演变，研究了华人民间宗教的变迁问题。后者则从客家社会与大伯公信仰谈起，追究其在传统天神、地祗与人鬼信仰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二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等角度探讨各种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与发展，分析各国的宗教政策、华人社会和文化特征等。此类文章数量最多，以华侨大学张禹东先生为主要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张先生陆续在国内多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海外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张先生还出版了专著《宗教现象的文化学研究》，并与黄海德一起主编了《宗教与文化》一书，书中亦收录了张先生很多研究文章。张先生并不刻意研究某种专门的，其论文主要着眼于民众信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宗教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华侨、华人的宗教文化的价值构成等方面，如《新加坡多元宗教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新加坡华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动的原因与前景》、《试论东南亚华人宗教的基本特征》、《马来亚的华人宗教文化》、《印尼全面同化政策下的华人宗教文化》、《华侨华人传统宗教及其现代转化》、《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伦理思想的价值构成》、《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例的研究》、《东南亚华侨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等。张先生还提出了“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界说，认为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是指海外华侨、华人所信奉的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以及民间等宗教文化，并以此对华人宗教文化展开研究。
相关文章还有很多。如许国栋的《从华人的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与《从华人剖析泰国的“同化政策”》，分别从华人的探讨了印尼与泰国的同化政策。相对而言，研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家的华人文化及政策的文章较多，如陈衍德的《试论菲华社会的宗教融合》、詹冠群的《清水祖师信仰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影响》、袁丁的《缅甸瓦城华侨观音寺研究》、聂德宁的《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高伟浓的《东南亚华人的大伯公与土地神崇拜探析――以泰国为例》、谭志词的《关公崇拜在越南》等。以郑志明的《泰国华人社会与宗教》一文为例，该文章从分析泰国华人社会的“五缘”文化人手，考察其在华人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经济网络中以及在社会人际群体凝聚与沟通中的作用，考察尤其是民间宗教对于华人社会的重大作用，作者希望以宏观的视野勾划出泰国华人社会与宗教互动的整体面貌，以给后继者提供研究的参考。
三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多学科的视野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讨论东南亚华人的神、鬼、祖先信仰和象征体系等，并透过鬼神信仰、鬼神世界来研究活人世界，探究华人社会和文化特征，以厦门大学曾玲博士为主要代表。曾博士先后出版了专著《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与《越洋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近年来，曾博士还陆续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论文，如《“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阴阳之间――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新加坡华人的龙牌崇拜初探――兼与祖先崇拜比较》、《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社群边界内的“神明”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妈祖信仰研究》、《坟山崇拜与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之整合》等。曾博士的主要田野调查点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等问题的研究上用力甚勤，还主编出版了一套资料汇编。因为自身的历史学科背景，又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海外田野调查资料，曾博士的相关研究相当深入，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四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华人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从文化适应等多个角度来探讨华人宗教问题，此类文章数量不多，代表作有陈衍德的《试析菲律宾华人的经济动机》、王文钦的《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黄新宪的《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渊源联系》、黄世杰和陈英桃的《中越边境鸡鬼之谜的人类学透视》、郑一省的《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的民俗活动》、郑文标和张禹东的《华人宗教与“华人经济”的共同特征》、旃媛媛的《试论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对当地文化的适应》、张龙林的《东南亚华人宗教问题初探――定义、历史分期与主要特征》、农学冠的《神龟信仰：中越民间文化中的一个母题》等。以袁丁的《持续与变迁――人口统计中反映的新加坡华人的变化》及曹云华的《对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为例，袁丁的文章从1980年以来有关新加坡华人的调查人手，运用新加坡人口统计数据等分析新加坡华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与变迁。曹云华的文章则通过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者，即华人穆斯林、华人基督徒、华人传统者，来研究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问题，认为东南亚华人如果要保持中华文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提倡信仰华人传统宗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三、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缺失与前瞻
上文的回顾并非是全景式的，但也能大体上反映出目前国内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基本状况。总体上而言，概述东南亚华人的民间宗教的渊源、传播与发展前景，从历史学、人类学、移民文化等角度考察各种信仰在各国的发展，探讨各国的宗教政策和华人社会的文化特征等，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失：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影响较大的神，如妈祖、清水祖师、大伯公、吴真人等，而对那些在较小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神以及那些未被纳入系统的神则缺乏研究；目前学界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尚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对各的人群、仪式、组织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缺乏细致分析，在讨论国家权力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时只关注各国的同化政策，而对华人社会的本地化及其对所在国的认同等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忽视了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华人宗教与东南亚本土宗教之间存在的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因素。另外，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从事 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研究者相对集中于南方的一些院校及研究单位，如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和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具有明显的区域与学科特色。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尚没有专门的宗教研究专业针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展开研究，在研究取向上也多是国内视野，将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因此，在学理和方法论上都有待深入的发掘。
笔者认为，今后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应在历史的脉络中研究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当地社会的制度、本土宗教的关系，研究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之间的互动；应关注社会不同群体、阶层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态度，对宗教仪式、神话甚至巫术等象征体系展开深层次的研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关注东南亚华人的宗教认同、血缘认同、祖籍地认同以及所在国认同，并分析其原因和实践；应对那些未被纳入体系的神和新兴宗教展开研究，探究其发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及与其他宗教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进行多学科视野的研究，从宗教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等学科视野深入研究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应打破区域研究的瓶颈，壮大研究队伍。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2
新时期我国对非洲雕塑艺术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非洲艺术类型学中最为显著。这一方面是非洲大陆雕塑艺术最具特色，是非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印迹;另一方面，非洲雕刻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艺术文明的进程，对刚刚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新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和意义。首先，这方面重要的编著有:(一)李淼、马晓宁的《黑非洲雕刻》，瑐瑧该书选有非洲二十多个国家各个时期创作的二百六十多件代表作品，分三类:雕像、面具和头饰、器具和装饰物。(二)黄维中等编绘的《世界面具》，瑐瑨这是一部包括了非洲部分的汇集世界各大洲面具艺术的作品集。(三)缪讯、南风编著的《非洲雕塑》，瑐瑩该书概述非洲雕塑艺术中诺克文化、伊费艺术、贝宁艺术、萨奥文化、西部地区雕塑、中部地区雕塑、南部地区雕塑、东部地区雕塑、现代雕塑艺术的文化特征。(四)吕品田、苏冰等编选的六卷本非洲艺术书系，主要介绍了非洲国家扎伊尔的雕刻艺术;尼日利亚的雕刻艺术;以坦桑尼亚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马达加斯加的木雕、南非的石刻、津巴布韦的木雕、乌干达的陶艺等;喀麦隆的雕塑艺术;象牙海岸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加纳的木雕和陶艺，利比里亚的木雕，塞拉利昂的木雕和金属制品;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和撒哈拉六国的木雕、陶艺、石刻等雕塑艺术作品。其次，论文有定良的《树千年间石刻林》，杨起、梅贻白的《扎伊尔雕塑家李耀楼》，俞跃良的《萨卢姆和他的木雕》，先让的《非洲马康得木雕艺术》，张有浩的《阿伊———多哥著名雕塑家和画家》，李松山的《坦桑的马孔德雕塑艺术》，曾印的《非洲神像与面具》，孙滋溪的《非洲雕刻欣赏》，李荣启的《人类艺术的瑰宝———迷人的非洲木雕》，刘梦熊的《非洲乌木雕》，夏晨的《非洲雕刻艺术的魅力》，江村的《狮身人面像》，宋天仪的《赞比亚的钢版画和硬木雕》，裴建国、刘振林的《津巴布韦的绍纳雕塑》，邱松的《南非石雕艺术瞥》，段圣君的《非洲雕刻艺术的特点》，尹寿松的《黑色风情说不尽———来自刚果共和国的乌木雕刻艺术》，乔桑的《贝宁象牙雕刻艺术》，朱孝岳、胡潮明的《扎伊尔的王室与民间艺术》，郑文的《折射———南非的雕塑》，阿彬的《触摸非洲雕刻的脉搏》，蒋晓红的《古代非洲贝宁青铜雕像艺术特点》，李卫的《雕刻者的艺术———非洲木雕形式语言初探》，任玉的《非洲雕刻装饰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综合上述成果，主要是对非洲雕塑的总体介绍、一些黑非洲国家的雕塑艺术赏析(如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刚果、贝宁等国)，或者是文章作者亲历非洲的写生感悟。
非洲设计艺术
新时期我国非洲设计艺术(即工艺美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涉及陶瓷、服饰、岩画和其他工艺。(一)中国陶瓷在非洲的发现与非洲陶瓷艺术的研究瑑瑦既是中非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严重缺乏，但意义非凡。马文宽、孟凡人主编《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瑑瑧并撰文瑑瑨对中国陶瓷在北非和东非的发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中央美术学院刚果籍留学生卡拉拉•巴卡吉卡2004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非洲艺术与浮雕艺术的陶瓷表现性研究———兼论陶瓷浮雕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讨论非洲艺术与浮雕，陶瓷浮雕的概念及表现性，艺术家与浮雕，陶瓷浮雕与环境的结合几个方面。(二)服饰是黑非洲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了解它们意味着是对非洲民族身份的识别。服饰方面的编著有杨阳、马路的《非洲民族服饰》，瑑瑩编译了非洲传统服饰，分为:东部非洲———艺术化的人体;赤道非洲———发达的商业与精美的手工艺品;古老的非洲———传统的孤岛;热带稀树草原———风格的交汇处;撒哈拉———严酷苛刻的沙漠;北部非洲———马格里布;非洲之角———联系东方的纽带;南部非洲———传统的保持与演变。该书采用大量文字来描述非洲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以此作为文化背景来烘托服饰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有《趣谈非洲服饰》、《非洲黑人的服饰》、《马格里布的传统染织艺术》、《美丽，从头开始———看尼日利亚妇女头饰》、《尼日利亚的面痕文化》、《尼日利亚的“1004”面具市场》、《非洲饰物种种》、《非洲人体装饰艺术》、《非洲妇女的发型艺术》、《非洲发式之谜》。瑒瑠(三)非洲岩画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提前了人类艺术史前史，在艺术发生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岩画及其他绘画瑒瑡研究成果有《解开撒哈拉岩画之谜》、《非洲岩画》、《塔希利岩画群考察》、《非洲史前岩画的世俗性审美初探》、《坦桑尼亚的石器时代绘画》瑒瑢等。(四)其他工艺方面论文有《北非明珠手工璀璨》、《西非贝宁的葫芦文化》、《闻名世界的突尼斯镶嵌画》、《突尼斯的手工艺品》、《圣城非斯的光和彩》、《北非毯艺》瑒瑣等。(五)在非洲设计艺术概论性编著方面有赵莎飞的《非洲美洲工艺美术卷》，瑒瑤概述了古代西非诺克、伊费、贝宁、象牙海岸、马里，北非埃及、中非扎伊尔，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工艺美术。张少侠《非洲与美洲工艺美术》瑒瑥的非洲部分，介绍了埃及宗教工艺、石器、陶器和其他工艺，西非的工艺美术。
非洲新媒介艺术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3
【关键词】广西高校 东盟音乐 东南亚音乐 课程
随着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广西以自身的优势和创新，与东盟各国展开了多方面的区域交流与合作。据媒体报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2002年开始，以东南亚风情为主题的歌舞晚会成为广西各类商贸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一届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音乐类活动声名远扬，吸引了世界上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前来演出，也让广西成为了中国—东盟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中心地区。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于2010年4月制定了《广西与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中国—东盟青少年培养基地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培训中心相继在广西成立，这也让广西与东盟各国的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更为频繁，不仅加深了中国和东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的音乐文化交流活动达到了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建设、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宗旨。因此，笔者认为，在广西高校开设东盟音乐课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可行性。
一、“东盟音乐”的概念与课程开设的意义
（一）“东盟音乐”的概念
东盟（ASEAN）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简称。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盟成立。东盟现有成员国10个，分别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1个候选成员国：东帝汶。总面积约44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6亿。东盟10个成员国加上1个候选成员国，已经包含了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由此可见，“东盟音乐”代表的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音乐，“不仅仅指马来音乐、土著音乐、印度音乐、回教音乐甚或西方基督教音乐，而且还包括百多年来的华乐”。①东盟音乐课程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歌曲、乐曲、舞蹈、歌舞以及歌舞剧等。
（二）东盟音乐课程开设的意义
1.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以下简称《课程方案》）指出，“在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实践中，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艺术理论、参加艺术活动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首先，通过东盟音乐课程的开设，可以使学生了解东盟各国多样化的音乐形式，拓宽音乐视野，理解音乐与文化的联系。其次，学习东盟音乐，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2.使学生理解与尊重多元文化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地区，其传统音乐有上千种之多，颇为丰富。除此之外，“东南亚地区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分别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美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②所以，这里也是世界上音乐文化最丰富、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开设东盟音乐课程，能够增进学生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客观、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优秀音乐文化，从而达到“课程方案”提出的“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的要求。
3.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政府坚持奉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与东盟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越青年大联欢等文艺演出为载体进行的经贸洽谈、商品展销等活动（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促进了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因此，了解和尊重东盟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能够更好地为进行对外交流与合作服务。
4.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地区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交往频繁。15世纪初期，郑和受朝廷派遣多次下西洋，把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传到东南亚，对东南亚的文化与艺术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等文艺活动在传承中国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将其向东盟乃至世界推广，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要继续提升中国文化对东盟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我们应该了解和尊重东盟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除此之外，通过东盟音乐这门课程，我们还能挖掘到东盟各国、各民族音乐的文化形态，从中汲取营养，这对于发展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5.提高广西高校办学特色与构建优势学科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音乐资源丰富。同样，东南亚也是民族众多、音乐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如果我们将东盟各国的音乐与广西的民族音乐进行比较，可为广西民族音乐研究打开新的视野，有利于广西高校构建优势学科。其次，广西高校应大胆利用本地所特有的资源优势，进行特色办学。如广西艺术学院建立了东盟艺术系，并多次承办“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中国东盟音乐周等文艺演出与学术交流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增强了学校的办学特色。除此之外，学习了东盟音乐文化知识的学生如果前往东盟国家就业，能较快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做出贡献，这也拓宽了广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
二、广西高校东盟音乐教学现状与课程开设的建议
（一）广西高校东盟音乐教学现状
目前，广西多所高校都开设了与东盟音乐相关的课程。作为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培训中心，广西艺术学院于2011年建立了东盟艺术系，通过设立歌舞表演专业来为中国—东盟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培养人才。目前，东盟艺术系为歌舞表演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东盟文化与艺术概论”“东盟歌舞作品赏析”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的开设为学生学习东盟文化与音乐、舞蹈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笔者于2012年9月起作为观察者加入东盟艺术系“东盟文化与艺术概论”课程的学习中，并做了相关的调查与访问。据笔者了解，这门课程既有理论知识的讲解与东盟歌舞的欣赏、学习，还有每学期至少举办一次的东盟歌舞专场演出，把理论与实践做了较好的结合，学生普遍反映对这门课程很有兴趣，教学满意度较高。其次，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与东盟音乐相关的课程，如东南亚各国历史与文化、东盟艺术等。除此之外，广西设有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高校都开设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这门课程包含了东盟音乐的内容，其中多数高校都把东盟音乐的章节作为该课程讲授的重点。由此可见，东盟音乐的教学在广西高校有较好的基础。我们相信，随着广西更多高校开设东盟音乐的相关课程，对东盟音乐课程的教学研究也势必会越来越深入。
（二）对东盟音乐课程开设的建议
1.师资的培养问题
师资的培养对课程的开设是十分重要的，东盟音乐课程教学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以广西艺术学院东盟艺术系为例，“东盟文化与艺术概论”“东盟歌舞作品赏析”这两门课程现在只有一名专业教师，因目前歌舞表演专业只有两届学生，暂时能满足教学的要求，但随着以后学生的增多，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专业教师来担任教学。而对于广西其他高校来说，由于东盟音乐是一门较新的课程，大多数高校可能会缺乏专业教师。因此，笔者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可以举办一个东盟音乐课程的师资培训班，从各高校选拔一批优秀的音乐教师参加培训，以此培养合格的师资。其次，区教育厅或各高校也可选派优秀教师去东盟国家进行学习与交流，如广西艺术学院东盟艺术系张小梅老师就曾多次前往越南国家音乐学院进修。再次，广西高校在教学方面也可以与东盟各高校进行合作，通过教师互换、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使东盟的音乐介绍到国内，国内的音乐介绍到东盟。
2.教材的建设问题
从目前国内出版的教材来看，与东盟音乐相关的教材主要有杨武编著的《东盟文化与艺术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黄小明主编的《东盟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本，还没有专门的“东盟音乐”教材，所以，关于“东盟音乐”教材的出版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其次，我们还必须使用大量音响、图像等资料用于教学，以方便学生的理解与学习。关于教学资料，我们可以利用与东盟合作、交流的机会进行搜集，也可通过东盟各国的留学生来协助我们搜集。再次，我们还可以翻译东盟国家的音乐著作，购买一些东盟国家的音像、视频等资料，为我们的教材建设提供便利。
3.课程的定位问题
由于广西各高校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课程的定位应根据本校的发展目标与办学特色确定。如，综合类院校可以把课程定位为“东盟音乐与文化”，师范类院校定位为“东盟音乐与音乐教育”，民族类院校定位为“东盟民族与民族音乐”，艺术类院校定位为“东盟歌舞欣赏与表演”等。除此之外，各高校也可开设针对东盟某一国家的音乐课程。如广西师范大学设立了越南研究中心，对越南音乐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依据学校优势可以开设“越南音乐”课程。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些粗略想法，具体还需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定位，并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结语
由此可见，广西高校开设东盟音乐课程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目前，广西高校东盟音乐的教学工作才刚刚起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难免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问题。笔者相信，在今后与东盟国家更多的交流与学习中，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将这些困难和问题很好地解决。期待广西高校能够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与办学特色来开设东盟音乐课程，为中国—东盟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杨武.东盟文化与艺术研究[M].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7：16.
②王妍妍.东南亚音乐文化的多元化[J].东南亚研究，2000（2）：64.
参考文献：
[1]黄小明.东盟艺术[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4
边疆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此外，边疆考古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民族史研究，甚至与其部分重合；边疆地区相对“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事项，还可以成为民族考古学实践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或据地域、或依时代、或按专题展开，基础虽然薄弱，成就却是斐然。虽然不能说已经发展为某种学科体系，但是已经具备许多共性因素，也出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阐明中国边疆考古的若干基础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有出入。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概念形成较为晚近，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周伟洲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①，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疆域有盈缩，现实版图和任何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西北朝鲜和越南北部红河平原曾经较长时期置于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方向曾经较长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新疆、青藏高原、台湾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实施行政管辖的时间也不划一。更遑论“中国”概念（文化意义或疆域意义上）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情况。还需要考虑，地理边疆和文化（政治、社会）边疆的不同内涵。
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②。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高原外，基本在现今版图内，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至东周中原诸侯渐次开疆拓土，战国时期燕国进入辽西辽东、赵国占领河套平原、秦举巴蜀、楚国扩展至潇湘和吴越，构成秦汉帝国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版图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藩属或者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部族乃至中原政权联系密切，而且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国境内外均有分布，不能断然割裂，我们称为“外延轮廓”。
综合考量历史边疆和现实版图的学理基础、国内国际学者约定俗成的研究内容、现实国际政治和历史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海疆”概念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边疆“四个轮廓”的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截面上表现出地理和文化（政治、社会）属性的边疆特征，与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涵括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这一区域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历史边疆地区，而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大致包括：1、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冀北、晋北、大西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大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一部）。2、中国海疆的两广、江浙、福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3、不在现今版图，但是中原王朝曾经较长期占据或羁縻的地区，诸如西北朝鲜、红河平原、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地。由于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区和历史民俗文化区的伸延，这一范围与行政区划会有一些出入。
边疆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普遍得到运用。文献史料对边疆民族的记述较简略，“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将“遗存”与“人群”挂钩，是边疆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民族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也较突出。
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内容。但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结论却往往不统一。正确认识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在“族”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基础前提。文化人类学基础于“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兼顾了族群集团“情境认同”和“根基认同”的双重属性，在操作层面适宜比较弹性地分析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和“考古学文化”的各种复杂情况，开阔了“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思路。而且“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未必以确定族属为终极目标，也应该将族群的构建过程纳入研究范畴③。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定位在国内外都有分歧，我们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于一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大致有以下内容：第一，从考古学目的出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其形成的田野记录（民族志）。第二，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推理，从而建立起从物质遗存推断人类行为的关系法则。第三，民族学（人类学）材料和理论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遍借鉴和启发，包括从器物功用研究到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各个层面。汪宁生、李仰松较早时期在云南等地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成果④，王明珂从牧区环境、畜种构成、季节迁移、辅助生计（农业、渔猎、劫掠、贸易）着手讨论汉代匈奴和西羌的游牧经济⑤，更是耳目一新。我们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边疆现代族群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以新视角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居民的种族（中国边疆各地出土的古代骨骼材料表现出与现代东亚、北亚、东北亚、南亚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状）、性别、年龄和骨骼发育情况，近些年来又发展出考古DNA、古代病理、古代居民食谱等研究领域，对于讨论古代边疆族群的种族构成和交往融合、人口和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等有很大帮助。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在边疆地区尤其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疆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生态学背景，华南和东南沿海气候与环境变化与遗址地貌及其空间利用情况相关联。因此，以地貌、植物、动物、土壤、气候、海侵等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作用突出。
中国边疆地区与西伯利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海东诸国存在考古学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边疆地区恰恰成为与域外考古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边疆地域辽阔，我们相信水下（沉船）考古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考古学文化分区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语）的研究环节，同时也是研究内容。宏观范围（指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地域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较短时段上进行，如俞伟超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六区⑥；一种时代跨度较大，如王仲殊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分为划分为九区⑦。理论上讲，后者应当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对不同历史截面的分区情况整体考量后的通盘表述。前者反映出相对共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比较精细；后者还能够反映出历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更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冲涤中沉淀下来的稳定文化因素和区域文化特征，较具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过，任何两个历史截面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都会有所出入，因此时代跨度较大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往往只能概括性地表述。
198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⑧，影响至为深远。徐萍芳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⑨。中国边疆地区一般分为东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甘青、西南、华南、东南沿海、新疆和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区，这只是粗线条的。各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范围及其历时性的伸缩情况，各文化区内的亚区划分等，均有待于深入和细化，尤其是各考古学文化区的渊源、文化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有待于归纳和总结。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块块”（“区”）与“条条”（“系”）结合起来，“在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这种分解和组合有关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突变”⑩，因此提出许多有洞透力的整体性认识。比如，“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又如，“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11}。
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以东北文化区为例，苏秉琦“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在史前时期直至满族起源过程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步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至‘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这已是从更为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了”{12}。这一认识过程，还在继续。
边疆考古学文化带
考古学文化带可以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文化特征、族群结构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过渡性状，还具有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的性质。但是也存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主要是古代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结果。
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13}。童恩正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横断山脉构成一条环绕中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古代居民以畜牧和半农半牧为主{14}。“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汉武帝凿空西域以后被隔为两截，东北段与“北方长城地带”有很大重合，西南段民族学上习惯称为“藏彝走廊”。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边疆还有一条“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为经济特征，是中原农耕社会的生态边界，是“百越”集团与华夏集团的接触地带，古代居民的体质类型表现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南亚蒙古人种的宏观分野和融合，也是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行政边界。“南方珠江地带”可以理解为一条海疆文化带。
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连起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边疆考古学文化带的历史意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
边疆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区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学术课题。在宏观层面，诸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考古学文化复杂结构的形成过程、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藏彝走廊”南迁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分化路径、华南地区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的地位、东南华南沿海与“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关系等基础性的学术课题已经纳入视野且有所突破。在更宏阔层面，“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具有全局视野的重大课题。涉及领土疆域的国际性学术课题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心态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倡平和公允的学术讨论。
边疆大部分地区现今族群（民系）分布仍然较复杂，社会发展程度不及内地，边疆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中国边疆考古和边疆史地研究，有必要突破学科藩篱，措意边疆民族和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这其实都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内容。（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民族互动”研究成果）
注释
①邢玉林：《1989～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12月（总第311期）。
③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④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年。
⑥⑨徐萍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2期。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⑩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1页、第92页。
{12}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5
【关键词】 概念框架； 质量特征； 会计准则； 会计趋同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Accounting）（以下简称概念框架）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76年最早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关系概念体系，解决各项会计准则在概念运用、处理程序与方法上的缺乏协调而产生的矛盾。这种使用概念框架来指导准则制定的理念现今被广为接受。虽然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名称不尽一致，但实质是相同的。通过对概念框架的比较，可以相应地评价其会计准则的制定标准与其既有会计准则的质量。本文拟将中国-东盟五国，即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越南、柬埔寨五个国家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进行比较，以此反映中国-东盟各国实现国际会计趋同的程度及其制定会计准则的特点。这五个国家亦各自分属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具有不同的会计环境，比较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中国-东盟五国相应的概念框架文件及其地位
本文所比较的中国-东盟五个国家由于准则制定模式的不同，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也不相同。
（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非准则概念框架
在概念框架的名称上采用了与IASB一样的名称：编制与呈报财务报表框架，在地位上都不属于会计准则，内容与IASB的概念框架基本相同并略有自己的特点。马来西亚在概念框架中与IASB一样强调了概念框架并不是一份准则，因而不对任何特定的计量或披露问题确定标准。此外，马来西亚在2007年对概念框架进行的修订中，增加了“所有的财务报表必须依照证监会、中央银行或公司注册处的所有法规，按马来西亚会计准则委员会认可的会计准则编制”的新内容。新加坡概念框架的内容简洁明了，在目标、地位部分指出制定框架是为陈述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概念基础，但不特别说明框架不是准则的组成部分，不对任何特定的计量或披露问题确定标准，也未修订类似马来西亚的新增内容。相比之下，反而更突出了概念框架对准则制定的指导性。
（二）中国、越南和柬埔寨：准则式概念框架
中国、越南和柬埔寨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都归入了准则体系。越南、柬埔寨将之作为第1号准则，而中国作为基本准则，统驭的地位更强。
中国的基本准则第三条明确规定，具体准则的制定应当遵循本准则。可见，基本准则是具体准则所必须遵从的依据。越南则制定了“越南会计准则第1号――会计准则框架”来作为概念框架。柬埔寨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是“柬埔寨会计准则1号――财务报表呈报”。在该准则的目标中，明确指出此准则“制定呈报财务报表的全部条件、财务报表的结构与报表最基本的内容”。由于受柬埔寨本身会计发展水平的约束，1号会计准则内容较为简单。但是，1号会计准则的制定大量引用了IASB“编制与呈报财务报表框架”与IFRSs具体准则的内容。
二、概念框架内容比较
五个国家起到概念框架作用的文件形式各不相同，内容体系也不尽相同。但是，国际会计趋同使许多国家的概念框架都与IASB的“编制与呈报财务报表框架”趋同。因此，在内容的比较上笔者以IASB的概念框架内容为基础进行比较。
（一）基本假定――普遍接受但表现形式各异
IASB的概念框架基本假定是权责发生制和持续经营，这两个基本假定在所比较的五个国家中都得到了普遍接受，只是表现形式各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将之作为基本假定，中国在基本准则的总则中仍延用以往的习惯，把约定俗成的会计主体、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的基本假设与这两项一起列出来。在越南，这两项是会计基本原则中的组成部分，柬埔寨在财务报表要考虑的全部因素中列为两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二）财务报表质量特征――理论层次、应用要求及所强调的会计目标的差异
1.五个国家的财务报表质量特征
（1）新加坡、马来西亚――采用了与IASB概念框架相同的财务报表质量特征：1）四项主要的质量特征：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2）对相关性的进一步解释：重要性；3）对可靠性的进一步解释：忠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谨慎性、完整性；4）相关与可靠信息的制约因素：及时性、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质量特征之间的平衡；5）真实与公允的列报：虽然概念框架不直接涉及这类概念，但是，对主要质量特征和恰当会计准则的应用，通常可以产生能够传递真实和公允的信息或公允地反映信息的财务报表。
（2）中国――在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中“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有：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
（3）越南――会计准则框架没有明确提出财务报表质量特征的概念，但是与此相关的内容分别在两个层次中反映，一是在基本原则中，包括：配比原则、一贯性原则、谨慎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另一部分在“对会计的基本要求”中，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及时性、可理解性、可比性。
（4）柬埔寨――对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要求在“全部需考虑因素”中反映，包括：一贯性、重要性和综合性、可抵销性、可比性。
2. 理论层次的差异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概念框架与
IASB的概念框架内容基本一致。作为一种纯粹的理论性框架，它们体现出一样阐述概念理论的分明的层次，各种层次的质量特征存在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现出在理论上高于具体准则的特质。而中国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虽然与IASB的概念框架大部分相同，但是并没有对质量特征划分层次。不过从罗列的次序上可以发现在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分级体系。越南和柬埔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相对地显得更重视可操作性而忽略理论体系。
3.应用要求上的差异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IASB的概念框架一样，要求在提供相关和可靠信息时，考虑提供信息的收益与成本，但是中国、越南、柬埔寨没有这样的要求。这与后三个国家的会计准则由政府部门制定，对其执行和应用具有强制力有关。如柬埔寨的可抵销性就要求资产和负债、收益与费用须按准则和指南的要求才可抵销。
4. 强调会计目标上的差异
虽然各个国家概念框架文件的目标中，都认同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这一目标，但从具体的质量特征要求中可以发现，中国、越南、柬埔寨这三个资本市场发展较不发达的国家更强调可靠性。强调可靠性更符合受托责任观会计目标的要求。而“实质重于形式”这种属于相关性会计目标所要求的质量特征，越南、柬埔寨均未提及。这体现了信息质量特征背后不同的经济环境需求。
（三）财务报表要素及其计量――应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环境制约
1.财务报表要素趋同
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与IASB的概念框架一样，反映财务状况的报表要素有资产、负债、权益；反映经营业绩的报表要素有收益和费用。中国因为使用习惯和一直强调利润的原因，反映经营业绩的报表要素分别是收入、费用和利润。而柬埔寨在“财务报表提供信息”部分列出的内容包括资产、负债、权益、收益和费用（包括利得与损失）、其他权益变动、现金流等。各国的财务报表要素基本是趋同的。
2.多种计量属性与单一计量属性的选择
（1）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定义了多个会计计量属性
新加坡、马来西亚与IASB的概念框架一样，定义了四种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结算）价值、现值。这里的现行成本与我国所定义的重置成本是一样的。
中国的基本准则定义了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即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相比，多出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我国基本准则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允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这种会计计量属性进一步完善了会计计量属性的组成。基本准则还强调，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2）越南、柬埔寨――环境对多种会计计量属性应用的制约
越南在“基本原则”中的成史成本原则体现了越南对会计计量可靠性的要求。而柬埔寨在1号会计准则中没有对会计计量的要求，指出“确认、计量和披露具体交易和其他事项将由其他准则与指南来解决”。其具体准则大多数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表准则制定。
历史成本以外的会计计量属性的运用，需要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与较高素质的会计人员、较先进的会计核算手段。如果各种因素不够完备，应用这些会计计量属性不仅不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反而使之走向相反的方向。我国在推行公允价值的计量时就经过了一波三折。从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要求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各个不同国家所处的会计环境差异。柬埔寨和越南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与中国早期一样，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四）资本保全概念――与应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一样的难题
新加坡、马来西亚与IASB的概念框架都提出了资本保全的概念，包括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而中国、越南、柬埔寨均未明确提出资本保全的概念。
实行资本保全有利于保护企业各方的利益。在资本充实原则下采用财务资本保全概念，仅仅是会计账目的保全。要实行实物资本保全，就要对实物资产进行现行价值计量，较好地应用多种会计计量属性。我国虽然提出了多种会计计量属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与会计人员素质等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仍然强调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需以可靠性为前提。因此，资本保全概念与多种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一样，受着应用条件的制约。
三、比较结果之一――会计环境使概念框架差异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
五个国家在概念框架的文件形式及其内容上都各有差异。作为指导准则建立的文件，概念框架具有较强的理论特质。这种表现在理论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其会计环境的差异。各国会计环境的差异将使概念框架的差异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
首先是会计准则体系的差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属海洋法系国家，海洋法系国家在会计监督上更倾向于行业自律，会计准则的制定大都由民间团体来制定。因此，脱胎于这种环境的概念框架对准则理论指导的特点更为纯粹。而中国、越南、柬埔寨均属成文法系国家，在这些国家，会计准则由政府部门制定，起到概念框架的准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还具有类似上位法这样的地位。
其次，是经济环境的差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五个国家中，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都较其他三个国家高，但又由于本国经济对外部资本的依赖性，因而在财务报表质量特征、会计计量属性的运用上，与代表发达国家会计水平的国际会计准则亦步亦趋。而其他三个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层次不同，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对财务报表的质量要求、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更趋于偏好可靠性和体现本国的特点。
除上述的环境差异以外，这几个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会计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都会对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决定着各个国家之间会计准则的差异。
四、比较结果之二――中国-东盟五国概念框架的趋同判定区域会计合作的空间
从比较中也可发现五个国家的概念框架虽有差异，但也有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反映了长期以来进行国际会计协调，进而实现国际会计趋同的成果。IASB所确定的会计目标、财务报表质量特征、会计计量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认同。在基于会计环境与会计水平所能达到的前提下，很多理论概念实现了趋同。概念框架的趋同，奠定了各国间财务报表可比性基础。前述已指出，这五个国家在东盟十国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它们为基础得到的比较结果，可以发现尽管这一贸易区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级差，但由于国际会计趋同的成果，仍然有着较好的会计合作基础以及区域会计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王新利，吴明涛.中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比较研究.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01）.
[2] 梁淑红.中国-东盟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比较.会计之友，2008，（6）（下旬刊）.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6
关键词：温室效应；海水盐度；陆地自然带；化石燃料；地球年龄；自然环境整体性
一、温室效应
问题1：在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中，湘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刻意回避了与温室效应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据《辞海》“大气保温效应”词条介绍，大气具有允许太阳短波辐射透入大气低层，并阻止地面和低层大气长波辐射逸出大气层的作用。因可使大气温度保持较高的水平，故称大气保温效应。20世纪初期前，人们曾误认为玻璃温室（不经人工加热的花房）保温机制与大气保温机制相同，因而将它称为“温室效应”。1909年，美国物理学家伍德（RobertWilliamsWood）分别用岩盐（对长短波辐射都透明，不会截留长波辐射）和玻璃（有透过短波辐射而截留长波辐射的能力）做成温室（花房）试验，结果两个温室内的温度一样高。这表明温室的保温作用，主要不是它是否阻截或吸收长波辐射，而是玻璃或岩盐壁阻止室内（暖）外（冷）空气以对流或湍流方式的热交换。据研究，这种阻止空气在室内外热交换作用，比大气保温气体吸收长波辐射致暖作用大3~4倍[1]。综上所述，温室效应与大气保温效应的意义并不相同，请地理老师们在教学中加以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海水盐度
问题2：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第一册第四章第二节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高纬度海区温度低，蒸发量小，加之反复结冰、融冰，盐度偏低。前半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后半句话该如何解释呢？需要注意的是，该段正文阐述的是海洋表层海水盐度的水平分布规律。高纬度海区表层海水的盐度偏低，与该海区结冰、融冰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海水结冰，主要是纯水的冻结，会将盐分大部排出冰外[2]。海冰密度比海水小，它总是浮在海面上，融冰过程可稀释表层海水盐度。问题3：从本节教材中的“海洋表面盐度、温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看出，60°N比60°S处的盐度低，而从“大西洋表面海水密度、温度和盐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看出，60°N比60°S处的盐度高。两幅图的表达完全相反，是不是图像绘制有误？为什么？教材中的两幅图没有问题，均参照《海洋科学导论》中的相关图像绘制。第一，需要注意的是，两幅图表示的空间尺度不一样，“海洋表面盐度、温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是针对全球海洋各纬度的平均状况而言的，而“大西洋表面海水密度、温度和盐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是针对大西洋各纬度的平均状况而言的。第二，大西洋东北部盐度较高，是由于北大西洋暖流挟带高盐水输送的结果。第三，全球海洋的盐度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就平均盐度而言，北大西洋最高，南大西洋、南太平洋次之，北太平洋最低。其形成原因是：大西洋沿岸无高大山脉，北大西洋蒸发的水汽经东北信风带入北太平洋释放于巴拿马湾一带；南太平洋东海岸的安第斯山脉，使由南太平洋西风带所挟带的大量水汽上升凝结，释放于太平洋东部的智利沿岸；越过安第斯山脉后下沉的干燥气流，则加强了南大西洋的蒸发作用[3]。
三、陆地自然带
问题4：澳大利亚大陆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及新西兰南、北二岛为温带海洋性气候，但湘教版教材中的“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上，这些地区的自然带却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为什么？澳大利亚东部湿润山地地区是该国主要森林分布区，北部为热带雨林，南部为亚热带潮湿森林。从海岸到海拔1000~1200米的东坡布满森林，山脉西坡降水较少，林地稀疏。山地上部生长的树木较矮小，海拔1600~1900米的地段，森林变为曲树群落和矮生灌丛。塔斯马尼亚岛主要是森林植被，以常绿树种占优势，特别是喜湿的桉树和常绿栎树。新西兰北岛北部为亚热带森林，由一些松、棕榈、月桂树等组成；北岛西部丘陵地和南岛山地西坡是原始森林主要分布区，是由红松、黑松等针叶树和假山毛榉等树组成的温带混交林。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新西兰森林面积广大，占全境土地面积的2/3。由于大量砍伐，很多林地辟为牧场，森林面积大大缩小。由于人类活动，新西兰的自然植被已有很大改变。北岛中部和南岛一些地方多人造林，人工牧场和草地主要集中在北岛[4]。上述地区为温带海洋性气候，按照地带性分布规律，温带海洋性气候下发育的应该是温带落叶阔叶林，而不应该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从非地带性因素进行分析。澳大利亚大陆气候的特征，是在纬度位置与大陆轮廓、地形、洋流、气压和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冬季并不寒冷，7月份，除东南部山区在0℃以下外，纬度最高的塔斯马尼亚岛的中部为8℃，其他地区均高于8℃。因而，澳大利亚大陆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森林冬季不落叶，发育的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而不是温带落叶阔叶林。新西兰地处34°S～47°S，冬季并不寒冷，7月均温北部为11℃，南部为5℃，山区为－2℃，再加上上面所说的新西兰的自然植被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已有很大改变，因而，地图将新西兰大部分地区划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只在纬度较高的南岛划出两小片区域，分别表示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原因：纬度较高，地形主要为山地和丘陵）和温带草原带（原因：地处背风坡，受燥热的焚风影响）。
四、化石燃料
问题5：“化石燃料”是一个常用术语，但仔细推敲，真害怕学生提问啊，难道说这些燃料是由化石演变而形成的，应该怎么向学生解释这个术语呢？我们应该从“化石”的原义来理解这个术语，“化石”一词源自拉丁文，原义是“掘出物”，代表所有从地下或地表掘出的东西。从其原义来解释，逻辑上说得通，就不用害怕学生提问了。又如，在希腊语中，“气候”一词原义为“倾斜”，指的是由于太阳对地面的投射角度不同而造成各地冷暖的差异。了解“气候”一词的原义，教学时就可以准确把握湘教版初中地理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三节“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中的“地球形状与气候”的编写思路，否则，就有可能将知识盲目加深，将高中地理知识下放到初中阶段来讲解。从这个术语切入，建议扼要讲点学科思想史方面的知识，让我们的课堂更富哲理性。人类对化石本质的认识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达尔文进化论诞生之前，人们对化石形成的原因以及化石的涵义争论不休。随着博物学的发展，生物形成的化石与其他类型的掘出物之间的区别愈来愈明显。直到19世纪初，“化石”一词才被限于代表古生物的遗体及其活动的遗迹。“化石”概念的嬗变，反映了早期古生物学在概念方面的一大进步。地层层序这一概念与人类对时间和地球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地层的排列顺序反映岩石形成的时间顺序，为地层中的化石材料提供了“时间矢量”，化石进而为重建地球史和生物进化提供了时间尺度。对化石与地层层序的认识，必然涉及生命的起源以及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地质时代的更替，即生物的进化。在神创论统治西方学术思想的漫长岁月中，进化概念的发展和传播更是扣人心弦。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诞生，使化石和进化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古生物学带来理论框架的革新。进化的概念使古生物学不再限于对化石的描述与比较，也不再仅仅作为确定地层年代的工具。古生物学从此获得自身发展的独立使命，成为20世纪兴起的进化生物学的重要支柱[5]。
五、地球年龄
问题6：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第一册第一章第四节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经过深入研究，科学家推算地球的年龄约为46亿年。有学生问过这个问题，被我敷衍过去了。为什么教材的表述要强调一个“约”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学科思想史的角度来阐释。20世纪中叶，哈勃（E.P.Hubble）根据对宇宙的观测，提出宇宙年龄的问题。哈勃计算的宇宙年龄约为20亿年，但当时一批地质学家都声称地球年龄为30亿~40亿年。这就是说，地球年龄老于宇宙年龄。这样，地质学家与天文学家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这一争论直到1956年克莱尔帕特森（ClairePatterson）通过陨石的Pb-Pb等时线法测定了后来得到公认的45.5亿年的地球年龄而告结束。帕特森的工作是建立在地球与陨石有一致的年龄的基础之上的[6]。然而，关于地球年龄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束。这一讨论集中在当年帕特森“地球年龄”的假设前提上，人们置疑陨石年龄是否等于地球年龄。很显然，帕特森的“地球年龄”是一个间接年龄。随着同位素测试精度的提高，以及陨石年代学的大量研究，重新怀疑帕特森的“地球年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讨论地球形成的精确年龄，直接涉及对地球成因的认识以及地球的演化模型，否则，地球系统科学，尤其是当代地球化学理论体系对地球化学演化的任何讨论，都将建立在一个极不稳固的基础之上[7]。
六、外星文明
问题7：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第一册第一章第一节阅读栏目“探索宇宙中的生命”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地球之外，高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极大。学生对诸如此类问题饶有兴趣，能否谈谈这句话背后的相关知识？在银河系中存在多少个具有文明的星球？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于1961年提出一个公式，以一连串的可能性的乘积来计算银河系中现存的能够进行星际通信的具有先进文明的星球的数目，公式为：其中，R*表示银河系中平均每年新诞生的恒星数目；Fp表示拥有行星系统的恒星在全部恒星中所占的比例；Ne表示在这些行星系统中平均说来具备生命起源和进化条件的行星的数目；Fl表示在满足这些条件的行星中实际诞生了生命的行星的比例；Fi表示从一般生命进化到智慧生命的概率；Fc表示智慧生命拥有星际通信能力的比例；L代表文明的平均寿命（年）。德雷克根据这个公式预言在银河系中有104个有星际交流能力的文明星球[8]。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取如下数值：计算得到N=106，即在银河系中存在100万个恒星，其行星系统中有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存在[9]。对于这种估算，科学家们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天文学家麦凯尔哈特认为，方程式中的预测值太多，不可靠；如果银河系以内还有其他的发达文明存在，那么它们早就把银河系殖民化了，我们不可能至今仍未发现它们。这表明，在银河系内除地球之外没有其他的发达文明存在，但是，银河系外可能有其他文明存在。苏联修克罗斯基认为，如果其他文明的星球拥有核武器，就会因核战争而灭亡，因此，发达文明的寿命非常短暂，银河系除地球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文明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