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国家范文1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 经济 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 发展 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 电子 、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 工业 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 中国 、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 台湾 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 问题 ；(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 企业 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 社会 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 %，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 分析 ，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 经济 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 企业 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 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 目前 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 电子 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 发展 前景 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 影响 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 金融 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 问题 ，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 工业 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 研究 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南亚的国家范文2
「关键词转型比较研究；多样性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在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一批欧洲最后的威权主义政权倒台，然后，受其影响的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军人政权在70年代末之后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稍后，自80年代中期始，随着菲律宾与韩国的政局更替，也出现了东亚各国（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的推广，紧接着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欧洲的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就此解体。与此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改革趋向。
上述历史变化把一个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最后25年的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了这样一股民主改革的浪潮？究竟是偶然地发生在世界各个地区的、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的社会变动，还是如亨廷顿在其轰动一时的著作《第三波》中所描述的，这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地几乎是同步出现的翻版？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灾变式”的震荡与70年代中期以后在南欧、拉美、东亚的变化有何干系？如果说，上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性现象具有某种目标相似性或同一性的话，那么，在其目标实施的过程中是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路径、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结局，抑或是相反？无论是怎样的路径选择或怎样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结果，我们又能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与知识？
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上述地区所发生的转型进行分析与概括，但是鉴于本文研究对象之复杂，鉴于这一转型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因此，无论方法论还是具体的比较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一系列争议。
一、原苏东、南欧、拉美和东亚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的前提
比较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通过比较、观察各类事物与现象的特征并做出评价；也不仅是为了通过比较，在各类现象与社会变化之间找出因果关系，从而建立各领域人文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较研究本身包含有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特定的社会发展战略与模式做出铺垫。就本文而言，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于世的新自由主义是否能够成为指导各国成功转型的通用理论原则与依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同意上述立论，也并不等同于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地区近二十多年来深刻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第一，就比较研究本身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亦即首先需要确定被研究对象的类型划分及其原则。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转化所伴随的社会转型，而其中又特别指向原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指令性计划体制向着市场与民主法治体制转变所伴随的社会转型。
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是不是一个具有同质内在规定性的过程呢？就前苏联东欧、南欧、拉美与东亚各地区而言，尽管转型前的体制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比如拉美的军人执政、东亚的专制独裁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一党制，但是经济与政治集中管理的权力格局从结构上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如果说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转换是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么，这是确认本项研究具有可比性的理由之一。
第二，从社会转型的目标来说，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对民主化发展前景的内在需求与主观推动，也无论是南欧以及随后拉美、东亚地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对民主化目标的普遍吁求，客观上都构成为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遍及于上述各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的目标模式。
虽然目标意向的主观性并不能证明复杂多样的实质进程的客观同一性，但是从上到下广泛阶层普遍的政治民主化意向与实际行动，无疑对转型的实际进程形成了政治约束，这在各处的民主化进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此，从理论上说，各国转型目标模式以及所具有的类似取向亦可视为是上述地区可以进行转型比较的又一立论基点。
第三，从转型的具体内容而言，无论上述哪一个地区都基本上包含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对外开放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转型。人们看到，从南欧、拉美、东亚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出现了相继取代早先威权体制的趋向于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实践程度不等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同时，一个在全球化、区域化带动下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也在上述地区广泛展开。虽然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与东亚、拉美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大体是20世纪80年生在东亚、拉美的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内容上也包括了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本国、本地区经济大幅度介入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因而其转型的内容和政策趋势与前苏东国家大体一致。
第四，从转型的方式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在上述各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不是像以前的民主化进程或经济制度变更（比如19世纪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制度更替与转型），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在战争与暴力的推动下进行。这是20世纪末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普遍的共性。
第五，就转型的动因而言，前苏联地区、拉美、东亚各处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所出现的若干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似乎也表明，当时的这一场大转型是在所难免的。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曾经对影响70年代末向民主政体实行过渡的普遍性动因做过探索，他认为：是以下五项变化促成了70～80年代的民主化政治变迁。（1）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起到了削弱作用。（2）20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这种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与教育水平，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3）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表现出惊人的变化，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改革的拥护者。（4）
外部行动者在政治上的变化，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态度上的变化，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维持苏维埃帝国对苏联政策所做的戏剧性变革。（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家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①[［美］S.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
亨廷顿所指出的并非一定是遍布于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地区体制与社会变迁的广泛动因。比如，1973～1974年与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1963～1965年梵蒂冈教会改变政策，都只是集中在一部分地区发生影响，如石油危机带给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菲律宾、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以深重影响，而对其余国家的影响并非那么直接，反过来甚至还为前苏联体制改革的延宕提供了条件；又比如梵蒂冈发生教会重大政策改变，主要在拉美、东欧的波兰与匈牙利以及东亚的菲律宾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各地区转型中却发挥了相当关键的“示范”作用，特别是波兰、匈牙利、菲律宾与韩国。
然而，亨廷顿上述论述中关于威权主义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普遍陷于合法性危机的观点，显然具有广泛意义。除了拉美、东亚诸国之外，特别是前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比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苏联进入危机状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未能摆脱；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下，传统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短时期中也未能立即摆脱这种危机状态。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晚期苏联与“文革”后最初阶段的中国可以列入威权主义国家范畴。②[RussellBova，Political Dyman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2.]这种观点为进行上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前提。其次，亨廷顿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普遍转型进程中的动因问题。尽管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并非呈线性的直接的相互关系，但是若干普遍趋势却是人所共见的。比如20世纪中期以后，无论是东亚、拉美还是前苏联地区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高速增长较多地是出现于军事官僚、独裁专制或一党集权管理时期的60～70年代，而政治民主化则较为普遍地发生于此后的经济下降或经济低速增长时期。
亨廷顿的解释是，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新的更加多样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来说是难以驾驭的；同时，由经济成长所造成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主要动力。即使关于上述地区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现象（特别是前苏联地区）仍有争议，但是，无论是否以西方社会学中“中产阶级”冠名，一个经济条件较为殷实、知识素养较高，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仍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于改革制度弊端以推动民主与开放显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亨廷顿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转型中“滚雪球”式的示范效应的观点也大体符合实际，无论是拉美、东亚还是前苏联地区，一般总是由该地区中的一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首先发生变动，然后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历史现象显然还缺乏深入研究。
第六，就转型的深层背景而言，需要提出的是发生在前苏东、南欧、拉美及东亚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是一次几乎同步地发生于非欧美国家（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之外的）、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强势的西方文明、工业国家与处于边缘、半边缘状态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发展理念、权力结构、实力差距、外部环境等诸方面的张力，使得这一次转型进程既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又大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转型：首先，以“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诸如此类的强势意识形态君临天下的咄咄逼人气势为以往所罕见。其次，挟全球化之便利所形成并扩大中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发展水平的整体差异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再次，在本次转型过程中形成并进而又对转型过程反施影响的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现象。最后，“华盛顿共识”之类的政策理念在拉美、东亚和原苏东地区广泛推行之后所激起的争论和产生的后果具有普遍性的影响。上述事态与趋势对于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于原苏东、拉美、东亚转型的关联性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上述6个方面从转型所内含的结构性变化、目标模式、具体内容与方式、内在动因以及转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深层背景等不同方面初步显示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发生在拉美、东亚与原苏东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是一个具有某种深层内在联系的客观同一的历史过程。
二、客观相似与相关性下的转型前提、路径及态势的多样性
虽然，上述地区与国家进入转型阶段的历史尚为短暂，这样一个内容庞杂浩繁的历史进程方方面面的深层动因与机理有待发掘，但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那就是：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为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正如著名的转型问题理论家青木昌彦所言：“我们将看到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是跨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国家和地方制度多样性的持续深化。”①[［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换言之，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
作为转型问题多样性的表现，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转型范式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风行于转型国家中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华盛顿共识”一类政策导向相比，自9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种转折不光是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中的左翼或中间派经济学家与重要幕僚，而且也来自当年曾在激进改革中发挥过骨干作用的右翼人士；不光来自西方国家中斯蒂格利茨一类自由派士人，而且也见诸当年“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以及对整个转型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等人不同程度的观念转变，他们公开地、不同程度地承认当年激进转型中确实发生过失误。这一转变的实质意义是，在各国具体条件下按照各自方式、速率和政策组合来推进转型过程，而不必机械地照搬“华盛顿共识”这一个模式。
与此同时，在各国转型进程中带来巨大启示意义的是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中国、越南、匈牙利等国按照自己国情，推行节奏稳健的转型战略取得成功，其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业绩所蕴含的物质性意义。转型理论家中一个较为有影响的结论是，对转型过程的理解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亦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思想无疑成为后者的典范。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认为：“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他提出各国的转型研究者与决策者实际上曾经在6个重要领域表现出对转型缺乏预见：第一，没有料到价格自由化与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第二，没有料到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内部人”在失控的条件下如此获益，以致带来严重后果。第三，没有料到转型过程中犯罪活动如此猖獗，特别是在俄罗斯。第四，没有料到在转型进程中发生了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解体。第五，没有料到民主选举的反作用，亦即共产党人仍然可以通过选举重归权力中心。第六，最大的正面的意料之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②[［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作为转型多样性的鲜明表现，是迄今为止转型中各国不同的制度构建状况与不同绩效。
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实事求是地说，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所预言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出现全面倒退，而且确实在各个地区与国家都不同程度取得进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即使如此，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富有特色的实践。原苏东地区在民主化大潮中并没有出现等同划一的政治局面。与波、匈、捷等较为欧洲化的民主政治实践相比，在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禅让”式的政治机制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拉美各国已经较为稳定地确立起了民主政治之后，平民主义政治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东亚各国转型中，一方面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探索正在日益转化为制度化的实践，近年来尤可见诸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但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不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力求构建符合自己文明与历史条件的民主政治的殷切吁求。
就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而言，无论拉美、东亚还是原苏东国家都有若干共同的趋向，比如，在市场的构建过程中都遭受过金融危机的袭击，当前都处于对内深化、对外开放市场的阶段，但各国、各地区的实践还是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普遍致力于构建本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学习过程中时，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之间无论是在市场化水平还是政治调控机制与能力方面都还存在巨大差距。而已经被欧盟确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俄罗斯与其余前苏联国家之间在市场制度构建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拉美、东亚各国总体上说有着较为久远的市场制度历史，但拉美国家在大体上结束了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政策改革的制度构建任务，目前依据其自身条件进入了以缓解社会问题为主、深化结构改革的第二代改革任务。①[江时学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0～2003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2003年版，第314页。]相比之下，东亚各国在取得突出经济实绩的同时，在推动市场化的进程中正在以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努力的方向。②[［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编，王玉清、朱文晖译：《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至于转型的绩效也充分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总体上说，东亚目前仍是世界上平均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2003年达6.1%，2004年预计可达6.6%.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已成为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04年为7.9%.不仅如此，东亚国家多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社会福利的增加、贫困的减少等指标要优于其他发展中与转型地区。①[中国网：《亚洲开发银行调高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预测》，2003年12月11日，
china.org.cn/chinese/EC-c/459587.htm.]
拉美经济经过多年改革，虽然在开放程度方面已有长足变化，但是在开放与发展、结构调整与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因此多年来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直至2003年才稍有复苏迹象：2002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为0.4%，2003年为1.5%，仅仅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也直接有赖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贫穷与债务问题依然困扰着拉美的经济发展。②[新华网：《联合国报告：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04年1月15日，
people.com.cn/GB/guandian/183/6103/7942/2171271.html.]
原苏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内部呈现极大多样性的前提下，总体上已进入复苏与发展的阶段。
发展最快的中东欧国家经济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就停止下降转为增长，后进的俄罗斯也已经有了连续4年经济增长的业绩，但是过多地依赖世界市场行情，发展进程中内生变量不足，依然是它难以克服的问题。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以构建市场与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宏大而普遍的转型进程中，就转型的范式、路径及实际绩效而言，一个多样性的历史过程正在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成为20世纪最后25年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光彩。
（一）原苏东地区内各国转型的比较一般说来，原苏东地区的各国转型具有相对充分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无论是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历史体验，还是几乎同时在冷战结束时突然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全面转型，包括西方主要大国所推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模式，都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东地区的转型提供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前提与外部环境。转型问题专家瓦莱里·朋斯认为：“无论在前苏联地区还是中东欧国家，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这一地区的发展是遵循着大体相似的路径。”其一是“前社会主义阶段的经历所产生的同一影响”，“这种经历甚至与发生在南欧、拉美的转型不一样，后者的专制统治还是为自由主义制度留出空间。”第二个理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导向。80年代后期外部世界变化深刻影响了内部的体制变化。③[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 Review ，Vol.58，No.4，Winter 1999.]
如果说，瓦莱里·朋斯对转型初始状态的分析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话，那么，进入转型阶段之后又发生什么变化呢？他的重要结论是：一个有着大体相似的初始条件的转型过程却导致了多样化发展的进程与结果。④[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 Review ，Vol.58，No.4，Winter 1999.]
就经济与社会方面来说，以下研究结果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原苏东地区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状况。
第一类研究结果是关于改革的速度与顺序。热若尔·罗兰认为：“由于（转型）总体不确定性的存在，转型从来就没有路线图，因此，改革的实际路线可能与初始计划大相径庭。”
他还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并不等于战略家与决策者无法做出选择。
“讨论策略问题既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可供选择的所有方案的集合是相同的，也不意味着政策仅仅是简单的选择问题，不同国家初始状态和政治约束的不同起着重要的作用”。①[［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从转型实际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转型路径来看，往往是人为选择与各不相同的客观条件综合的结果。
这种状况集中体现在“渐进方式”与“大爆炸方式”两种模式的区别，前者指中国、越南、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后者指俄罗斯、波兰、捷克、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国。罗兰发现：渐进模式国家改革一般开始较早，遵循着比较明确的模式，宏观经济稳定是发生在转型过程的中间而不是开始阶段。而“大爆炸式”的国家，改革开始较晚，并且，“越晚转型，在转型的实施上越不成功。”②[［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第二类研究结果是关于转型后的经济绩效。
第一，200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7个国家的GDP 总量已超过1989年的水平。其中，中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1989年的水平，而东南欧国家与独联体国家的平均GDP 水平仅为1989年的80%.③[1991～2003年的资料是对所达到的指标的最新官方评价，其依据是国家各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出版物。2002年的资料是初步的资料，并且主要是政府的官方评价。2003年的资料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预测。]
第二，在转型初期短暂下滑后平稳上升的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等国以及东南欧（特别是前南联盟诸国）经济屡经起落，形势比转型中其他国家要复杂得多。
第三，在转型中期尚未见起色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及几乎所有其他独联体国家都在近四五年中开始复苏与增长。虽然独联体国家经济复苏要比中东欧国家晚，但迄今的发展趋势尚稳定。
第四，与1989年相比，迄至2003年有较大增长的国家中以中东欧国家居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认为市场化与民主化无甚起色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是独联体国家中惟一显著超过1989年经济规模的国家。
第三类研究成果是关于原苏东国家转型以来宏观经济稳定与市场制度构建的状况，综合世界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以及各国官方与非官方统计，可以发现：
第一，从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等国）的情况来看，其他各项制度变迁指数以及社会发展指标的状况大体也都表现较好，是原苏东国家发展与制度转换中最为稳定、最有成效的地区，其次为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再次为独联体国家。而独联体国家中虽然俄罗斯总体上还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也有若干中亚国家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如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恢复已超过解体前1991年的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对外贸易体制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观，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也取得骄人成绩。
第二，上述所有国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宏观经济趋于稳定。其标志是在普遍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胀率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稍有反弹，大部分国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水平。
第三，从市场构建的程度看，凡私有部门所占比重较大的国家（比如，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波兰、捷克、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其市场化与贸易开放、金融组织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一般较好。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是，较为成功的转轨国家已经建立了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银行得以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是很大一部分银行为外资所有，而较为落后的转轨国家的金融体系也是以银行为主导，但银行的资产质量差得多，监管环境很不完善。
除此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股票市场逐渐衰落，特别是表现在上市公司数量未见增加，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根本无法与欧美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原苏东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目前转型阶段，银行融资仍是最为主要的方面，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和直接融资的试验尚未成熟。同时，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都还没有发挥出将储蓄最有效地用于投资的应有功能。
此外，无论是转轨较为成功还是较为不成功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都较弱，银行主要贷款给政府，向居民和企业贷款只是少数。前计划经济国家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①[［瑞典］埃里克·伯格洛夫、［美］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构架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第四，在原苏东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正在出现一个大分化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GDP 发展水平上，而且也反映在市场化程度上。按照埃里克·伯格洛夫与帕特里克·伯尔顿的说法：“一道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鸿沟横亘在转轨国家的面前：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另外一些国家却陷入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大分化几乎从经济绩效的每一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如GDP 增长、投资、政府融资、贫富差距扩大、一般的制度设施等①[［瑞典］埃里克·伯格洛夫、［美］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构架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而且，大分化的过程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金融发展上，如前所述，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与较不成功的转轨国家都是大不一样的。
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性材料表明，一个原来被看作是内聚性的地区一旦被打开，立即表现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样性。尽管这一地区转型过程有着种种趋同的表象，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的人口规模、不同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转型期不同的外部环境的作用之下——比如像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国家的吸引与提升能力，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正在显现为当今多样性世界的一个缩影。②[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Review，Vol.58，No.4，Winter 1999.]
原苏联东欧国家内部的转型在政治方面的比较也许更耐人寻味。这一类比较可以在政党体制、宪政体制中得到反映。
比如，在对俄罗斯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进行比较时，一个关键问题是目前俄罗斯能否如同中东欧、东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类似于两党制的政党格局。叶利钦时期的一名重要智囊人物阿历克谢·萨尔明认为，前东欧国家政党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至少在下述4个方面不同于俄罗斯：第一，俄罗斯的海外侨胞不可能像东欧一些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侨胞那样在苏联解体之前大举返回祖国支持国内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建设。俄罗斯的侨胞脱离祖国已75年，他们的第三代已经出生，不可能像东欧人那样自然地返回故土。另外，俄罗斯国内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来迎接侨胞返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着对早年移居海外人士的戒备心理，他们害怕竞争，害怕暴露自己的无能。而侨胞作为一个人类学现象恰恰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相当关键的物质与精神因素。第二，民族主义因素在前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也发挥了不同的影响。在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危机时期，反共运动是受到教堂祝福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有政治力量在经历了摇摆之后取得了一致：运动的目标是脱离共产主义，脱离俄罗斯，投靠欧洲与西方（指欧盟与北约）。而当时的俄罗斯政见不一，在全民辩论的形势之下，转型前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思想”。第三，所有前东欧国家的规模都比俄罗斯小得多。在中小国家中，议会党团与自发的公民社会之间距离较短，比较易于形成直接交往的公共空间，而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一的疆域大国，则缺乏这样推广政党民主的自然地理条件。第四，无论是前东欧国家还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状况都比明所说，是“经济严寒”扼杀了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这棵幼苗。①[［俄］格·萨塔罗夫等著，高增训译：《叶利钦时代》代前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在这样大不相同的背景之下，在目前的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政党民主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趋势是：第一，尽管政党斗争错综复杂，但两大政党或两大政治派别主导政局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第二，竞选、特别是多党联合竞选已经成为政党谋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第三，多党联合执政成为一种普遍模式。第四，各政党之间尖锐对立或紧张关系趋于缓和。②[薛君度、朱晓中编：《转轨中的中东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92页。]第五，党派之争大体上已被纳入法制轨道，政权更迭平稳。第六，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会离开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基本框架。③[王正泉、姚渭王：《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40～141页。]宪政设计问题是任何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围绕着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这样的体制基础设施问题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④[比如，可以看Arend Lijphart，ed.，Parliamentary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Juan J.Linz eds.，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M.Shugart and J.Carey，Presidents andAssemblies：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2；Arend Lijphart and H.Carlos，M.Waisman，eds.，InstitutionalDesign in New Democracies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Boulder ：WestviewPress ，1996.]
美国学者格兰姆·吉尔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曾对原苏东地区国家的不同政体进行比较，利用图表将原苏东国家从总统制、半总统制、议会制等政体角度进行划分，并以他自己定义的“民主”、“伪民主”、“非民主”等范畴对民主化程度进行归类，他认为在政体形式与政治制度属性方面，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南欧、拉美、东亚等地转型的比较
就南欧、拉美、东亚等地而言，各地理区域内部的转型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
在南欧，西班牙与葡萄牙、希腊等国的转型轨迹是很不一样的。与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后一度处于动乱、险些爆发内战的葡萄牙相比，胡安·卡洛斯领导的西班牙1975年“革命”则要温和、明智得多。后者以深思熟虑之下的“转型”战略为其特征：不实行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通过“有协议的游戏规则”转向民主。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给人们留下了血的教训，人们不再愿意以流血的代价来实现制度与权力更替；而且也与胡安·卡洛斯个人的政治智慧有极大的关系。⑤[Paloma Marugam ，SistemaPolitico Espanoa？Segunda Edicion ，Madrid Universidad，2002，p.383.]在二十多年之后，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经济部长、总统分析中心主任叶·雅辛通过感受“休克疗法”的灾难，也对胡安·卡洛斯的“转型”谋略深感折服。⑥[叶·雅辛教授在与本文作者见面时，曾多次谈起这个观点。]
在拉美，仅就经济转型而言，如果说拉美的政治经济转型是与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当时的拉美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南锥体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巴西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墨西哥所奉行的石油引导增长模式。结果，由于南锥体国家简单地模仿新自由主义路线，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代价，而巴西和墨西哥所采取的战略尽管也遇到问题，但却显示了它们的活力和弹性，两国凭借庞大的多样化的工业基础，取得了不同的进展。①[［美］加里·杰里菲等著，俞新天等译：《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章，第363页。]可见，在拉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国不同的战略选择和不同的资源条件仍起着重要作用。
在东亚，亨廷顿曾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是妥协、参与、适度交易。有人认为：从东亚地区的经验事实来看，这一特征只在台湾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韩国次之，其他国家则不尽然。东亚的威权主义一般有两种路向：一是民间力量自下而上推动促成的，导致转型进程中出现较多的威权与平民之间的暴力与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菲律宾、90年代末以来的印度尼西亚，威权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示威与反抗。另一路向是由执政党自上而下主导推动，同时容忍反对势力自下而上进行推动，使得政权转型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荡。我国学者孙代尧以为，东亚政权转型实际上存在“三种类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政权“转型”属于亨廷顿式的“决裂”模式，韩国是“转移”模式，台湾地区则具有所谓“改革”模式的一些特征。②[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与原苏东各国转型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一样，南欧、拉美、东亚各地的转型也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除了文明背景、资源条件、地理区位这些显而易见的制约因素之外，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组合、政治精英的不同禀赋以及不同的对外关系，显然也都为原则上是走向市场和趋于现代民主法制的共同追求规定了不同的路径与结局。
三、东方对南方：原苏东、南欧、东亚与拉美地区转型比较研究中争论的问题
如果说，原苏东地区内部转型的比较是一个具有较多可比性的研究领域，那么，原苏东国家所发生的转型与南欧、拉美、东亚的制度变迁是否具有可比性是一个迄今为止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国际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将南欧、拉美和东亚的民主化进程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历加以比较研究的问题。
美国学者鲁塞尔·鲍瓦（Russell Bova）曾经撰文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改革与南欧、拉美所发生的转型进行比较。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在各国转型之前其国家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他认为，西方从来不把前苏联看作“民主国家”，而称“全权主义国家”。他还认为，实际上，晚期苏联体制是一种比一般威权国家较为文明的政体。因此，可以超越地区的界限而与拉美地区威权主义体制的转型进行比较。鲍瓦认为，第一，与拉美的比较研究更易理解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激进的民主化改革，拉美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第二，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陨落，可以更好地理解戈尔巴乔夫救助“软性共产主义”的努力就像权威主义政体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一样。第三，比较研究证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纲领必将为更激进的纲领所取代，拉美有过类似的经历。第四，比较表明，任何聪明的领导人都无法挽救他的民主化纲领的失败。因为这一纲领是根源于前苏联的根本结构特点，就像拉美的民主纲领产生于其平民主义的社会结构特点一样。①[Russell Bova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1.]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学术界也表现出了对俄转型与拉美改革做比较研究的兴趣。
T.沃洛瑞基娜认为90年代上半期俄学术界的“拉美热”是因为与欧美国家相比，拉美经济改革的长期不稳定状况与俄罗斯更接近，对俄罗斯更有参照意义。与按照“拉美”提供的方式推进改革最终将导致灾难一样，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俄罗斯如果执迷不悟，那么必将遭致同样下场。这位学者认为，虽然俄罗斯与拉美的情况还有很大区别，但是，俄犹如拉美国家一样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俄与拉美国家相似之处还在于当时两地均实行进口替代型战略，但这样的政策如持续过久会导致结构的失衡；如同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具有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传统以及存在大量的无竞争力的国有部门一样，俄罗斯也正是因这些问题而处于困境。因此，俄与拉美之间完全具有进行相互比较的基础。T.沃洛瑞基娜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与拉美相比，俄罗斯在工业化水平方面大大高于拉美，但城市产业结构根本无力吸纳失业人员；在缺乏拉美多样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宽容的状态之下，俄罗斯改革可能导致比拉美更坏的结果。
到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拉美、南欧能否与原苏东国家进行转型比较的争论仍在继续。
其中施密特与卡尔提出了关于将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进行比较的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前苏联地区与南欧、拉美之间在发展水平、文化普及、城镇化等问题上的传统差异，也不在于实行转型之前它们各自属于哪一类独裁统治，而首先在于东欧国家与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似乎与南欧和拉美地区的案例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就人力资源的技能、社会动员和生产能力来说肯定如此。其次，上述这些地区的政治体系大多数在转型之前确实已退化成某种形式的“政党专制”或独裁体制。但是施密特与卡尔认为，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最显著差异在于社会占有结构的改革起点不同，南欧与拉美大量私有制的合法存在与原苏东地区消灭财产多样性、平均分配报酬、压制阶级与部门差别的状况是有根本区别的。
第二，这两个地区在旧体制崩溃程度上的反差也很惊人。与“南方”相比，东方的体制改革是“未经宣布”的，反对力量也没有做好统治国家的准备，即使有个别国家的反对派或改名换姓的共产党人设法在开国选举中取得佳绩，但也经常表现出缺乏高效率统治的能力。
这种现象与推翻独裁统治之后的拉美、南欧完全不同。在拉美和南欧，通常是由中间党派或右翼政党监管新生的民主政权，并且一般与前体制中的重要人物有着很大的联系。这些国家的实际权力机构，如武装力量、警察部队仍拥有干预、影响政策的权力，在这方面，西班牙、巴西、智利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就这两个地区实施转型的外部环境而言也有根本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放弃对崩溃中的东欧国家的干预、华约的解散以及苏联解体是东欧国家转型得以展开的外部契机。但南欧与拉美的民主化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往长期延续的国际同盟关系和贸易关系。
第四，拉美国家一般尚能应付政治变化之后社会、经济、军事和行政改革等变化多端的转型要求，而没有出现像苏东政治剧变的大起大落，其原因在于许多结构性变化实际上已在旧体制内完成。比如说，大多数南欧与拉美国家在转型之后仍然“继承”了已有的国家疆界。
但是，原苏联东欧地区所发生的突变式的政权转换，无法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纷繁复杂的多领域的转型要求，也没有能力对改革的生存顺序问题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是先举行选举还是先组建临时政府？先放弃控制价格还是先控制预算？国有企业先私有化还是先允许集体交易？以上抉择中最为令人头痛的是政治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东地区有“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而在南欧和拉美地区却没有“前西班牙”、“前巴西”、“前智利”。康克沃特·罗斯托认为，如果事先不就基本的国家认同和疆界达成一致，将很难顺利地推进转型。
施密特与卡尔的结论是：并不排斥“南方”可以与“东方”做比较（指拉美、南欧与原苏东地区）。作为“东方”的原苏联东欧地区转型速度惊人，没有出现暴力，结果也相当确定，但其秩序的稳固需要漫长的时间，并且是充满矛盾，还很可能没有结果；相对于“南方”来说，“东方”将很难选择和确定一个“合适的”民主类型。①[Philippec Schmitter andTerry Lynn Karl ，The Conceptual Travels of Transitologists and Consolidologist：How Far to the East Should They Attempt to Go ?Edited by Archie Brown，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但是，瓦莱里·朋斯不同意施密特和卡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对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转型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比较，还可能是苹果与橘子的比较（至少大家都是水果），那么如果是对非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就很可能是苹果与袋鼠的比较。这种比较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朋斯认为，后共产主义世界与南欧、拉美转型之间的差异比施密特、卡尔所言要严重得多。首先是“东方”与“南方”独裁统治的性质有很大差异。其次是南欧、拉美国家政权存在的时间很长，而东欧的国家政权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拉美与南欧历史上有民主的传统而东欧则相对缺乏这种传统。再次是转型的模式有很大差异。比如发生在东欧的民主化扩散与外部环境因素对结束一党统治有一定作用，而南欧、拉美则全然没有这样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南欧、拉美转型可以简化为只涉及少数几个政治精英的互动，而东欧的关键则在于确立整个社会秩序、国家本身性质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因此，瓦莱里·朋斯认为前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之间不存在施密特与卡尔所说的那种可比性。
虽然，关于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比较研究的这场辩论尚未终结，但方法论上的启示却是深刻的，它提醒人们要始终关注被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关键领域是否具有可资比较的基础。
除了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的比较研究尚存争论之外，把东亚国家与原苏东地区进行比较也是相当多的学者热心讨论的一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出现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是与原苏东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东亚与原苏东地区转型进程中内含的逻辑是从传统体制的集权型管理结构向当代市场与民主的分权型模式的转换，就这一根本问题来说，这两种转型在核心问题上有相通之处。但是，毕竟原苏东地区与东亚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俄罗斯学者A.莫格佐也夫认为，在转型的最初阶段，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俄罗斯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尽管经济效能很低，但就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来说俄罗斯大大超过东亚。第二，就开始经济改革的时间而言，俄与中国相比晚了10年，与韩国和日本相比则晚了30～40年。第三，从外部支持角度讲，日本、韩国得到的外部技术不仅带有经济含义，而且带有政治含义。与俄相比，中国的海外关系也发挥了强劲作用，相形之下，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俄罗斯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取得外部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第四，在日、韩与中国，改革是在没有发生社会-经济形态变更（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能够确保为推进经济改革所必须的政治稳定。但原苏东地区则发生了根本的政治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原苏东地区与东亚国家的若干相同之处。
首先，在转型过程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尽管都是发展市场经济，但国家与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其市场力量总体上都远逊于欧美国家。
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金融系统及其与企业的关系也相当令人瞩目。在俄罗斯，有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企业与金融业的一种联姻，在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银企关系也异常紧密。这两种方式的存在说明市场还没有真正达到成熟阶段，只能依靠银企之间的内部联系（如日本的“主银行制”）来维持大企业的发展。
东亚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后，取得了较大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包括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十分活跃，这与原苏东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民主化的探索有相似之处。
从结构上看，原苏东地区与东亚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作为地区的两个重要大国的俄罗斯与中国都不仅是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且其对周边的吸纳与带动能力随自身的经济增长而提升，这一点已在2003年各项指标上得到体现。
如果说，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和俄罗斯都先后受到冲击，近三四年来，东亚与原苏东地区又同时成为世界经济中两处较高速增长地区而受世人瞩目。
当然，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俄罗斯改革的波折的相互对照，学术界仍有不同观点。比如，萨克斯等人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
因此，对中俄改革的成败也必须从宪政改革的长期效应来加以论定。
他们还认为，不能因为俄罗斯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中国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取得的收益；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以及与之伴行的腐败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②[［美］J.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1月、5月、6月三期连载。]也许，从如何关注双轨制下繁衍的严重腐败以及宪政改革的长期性这一角度，萨克斯等人的观点有一定意义，但是，多数学术界观点对中国改革成功的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束语
作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转型过程既是一个具有内在相互联系的客观外在性和内在动因的历史过程的扩展，同时也是各国当地传统、各国精英自主选择的一个多样性得以实现的过程。可以说，各国转型的模式总会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又会遵循着民主与市场演进的共同追求。统一与多样两者的并存是转型比较研究的一个最为醒目的结论。
其次，一般地说，如仅从20世纪90年代转型过程来看，往往是政治变化、政治因素较之经济本身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政治前提的确立往往确保了经济改革得以迅速推行。但是“前转型时期”，比如20世纪70～80年代前期的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是在旧体制下发生的并且也为90年代后的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而东亚、拉美等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局部的改革也是发生在旧有体制之下，这与尔后的改革也有着密切联系，至少是对尔后的大幅度改革起到了某种基础性作用。因此，对于转型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还值得深入加以研究与探讨。转型一般是由内部首先发生，但外部因素，比如苏联解体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地影响转型进程。前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受惠于冷战结束这样的特殊条件，这是拉美和其他东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另外，按照，M.S.费熙（M.Steven Fish）的观点，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对于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也表现出与拉美、东亚国家的不同。①[M.Steven Fish，Democratization's Requisites：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Post-Soviet Affairs ，Vol.14，No.3，1998.pp.212-247.]
特别是前苏东国家一度出现的强烈而极端的自由主义倾向也许应视为全权主义格局得以解脱之后的一种逆反。这样的一种非理性选择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才能归于较为平衡与理性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制度构建。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
东南亚的国家范文3
论文摘要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大事，这种政策的变化也导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在取得阿富汗反恐战争胜利后，试图在东南亚开辟第二条反恐战线，并借助这一战线扩大其在亚太的影响。为此，美国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继续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军事和防务安全合作，使东南亚外交更好服务于美整体外交。本文主要从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分析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 九一一事件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变化
一、引言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打击恐怖主义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美对东南亚的政策也相应作出调整，其中最为突出的调整便是其军事政策。本文试图分析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相关变化。
二、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调整动因分析
（一）反恐需要
九一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大事，这种政策的变化也导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恐怖主义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全球性问题。面对庞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任何国家都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东南亚的恐怖组织十分活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马来西亚圣战组织、伊斯兰极祈祷团、菲律宾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种种迹象表明，东南亚恐怖组织与全球性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频发的恐怖活动不仅严重影响对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造成潜在威胁。因此，东南亚与美国在反恐方面互有需求，东南亚也成为美推行其反恐战略的重点地区。阿富汗战争胜利后，美国开始部署下一阶段的反恐斗争，东南亚成为美国下一步反恐的重要地区。为了取得东南亚国家的配合，美国必须要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为反恐斗争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战略需要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经济发展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具有代表性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与此同时，美国认识到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调整其亚太战略，将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美国新的亚太战略中，东南亚国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除了其重要的地缘位置，东南亚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拥有5亿多人口的新兴发展中市场。同时，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共同影响，东南亚国家在政治与安全上还能够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等东亚大国的重要棋子。综上可见，东南亚地区对于美国推行亚太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
（三）军事部署需求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较大调整，美国在海外军事部署也作出相应调整。美国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作为最大的威胁，并认为其中的主要威胁为朝鲜半岛、高加索、非洲、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要战胜恐怖主义，必须依靠广遍全球的军事网络。为此，美国便围绕上述地区对军事部署进行整体调整。由于历史原因，多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疑虑较深。如果美国想要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军事部署，就必须取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为此不得不调整对东南亚政策。
三、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调整的表现
（一）以反恐为桥梁，与部分东盟国家建立反恐联盟
恐怖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各个恐怖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面对着庞大、隐蔽的恐怖组织网络，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打击遏制恐怖主义，恐怖组织的特点决定各国政府必须要联合采取行动。美国在取得阿富汗反恐战争胜利之后，试图在东南亚开辟第二条反恐战线，并借助这一战线扩大影响。在美国支持下，东南亚反恐中心2003年7月在马来西亚成立。美国在反恐方面向菲律宾提供技术和情报支持，帮助菲律宾打击南部恐怖势力。2002年10月巴厘岛爆炸事件后，美国和印尼加强反恐合作，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二）加强军事存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为了达到军事与战略双重目的，美国政府需要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并为此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活动。东盟地区论坛是现阶段亚太地区在安全领域主要的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美国政府认为，东盟地区论坛能够在未来亚洲安全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政府近年来更加重视东盟地区论坛作用，积极参与论坛有关会议，企图引导论坛发展与走向。
其次，巩固与东南亚传统盟国军事合作。美国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加强在联合军事演习、扩大舰艇访问与军事训练方面的合作。九一一事件之后，菲律宾同意美国飞越其领空，也允许美国使用苏比克海军基地与克拉克空军地基。此外，美国还在菲棉兰老岛中修建了军营与直升机起落场，同时，泰国也为美军提供了相关的军事设备，而新加坡则为美国修建了大型的深水码头，并同意美国在新部署濒海战斗舰。这些都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提供坚实基础。
四、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一）第一阶段
从九一一事件爆发到阿富汗战争结束为美国反恐第一阶段。根据布什政府在2001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及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外战略与安全理念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后一段时期内，防范恐怖主义成为美首要任务，防范中国与俄罗斯的崛起成为次要任务。“全球自由化”、“反恐作战”、“大国协调”成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前提。由于恐怖主义同传统战略对手有着较大差异，美国便改变传统稳定同盟政策，试图建立全球反恐联盟。由于害怕东南亚地区会沦为恐怖活动重地，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美反恐版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对于东南亚的看法，越来越重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为了让东南亚国家配合美国反恐政策，美国出台了各项政策来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例如，美国2001年向菲律宾提供了价值4.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对菲军事装备、训练与保养援助。同时，美国也将菲是否支持反恐活动作为援助的条件。 出于自身利益以及对于恐怖袭击的同情，东南亚国家在九一一事件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各自国内开展了各类反恐活动。当然，东南亚各个国家支持反恐活动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需求，他们担心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活动会影响国内安全，制约国内产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国对美反恐持较为积极态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则由于担心美国借机干涉其内政，对美反恐支持力度有限。
（二）第二阶段
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标准着美国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2002年3月，美国宣布进入反恐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美将反恐战场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实际上，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东南亚就存在着恐怖组织。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在阿富汗等地受到打击和削弱，大量的恐怖组织开始转向东南亚等国。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大本营遭到重创后，东南亚逐渐成为基地组织的避难场所。这些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间既有一定的联系，也具有独立性。
为了保证东南亚国家支持美国的各项反恐活动，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美国改变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内政干涉，停止批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人权状态，并指出马来西亚在反恐战争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显示出美国急于改善与东南亚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2002年，美国邀请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在马哈蒂尔访美时，两国签署了《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合作宣言》。同时，以此为基础，美国政府提出在建立反恐中心的提议，得到马方的支持。为了感谢马来西亚的配合行为，美国政府同意购买13亿元马来西亚国债，作为第一期经济援助。此外，美国也答应为马来西亚提供后续的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后勤等援助。在这一阶段中，美国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在经济方面，美国停止要求东南亚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进行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2002年，布什就向东盟领导人提出关于面向东盟的计划，并承诺向遭受到恐怖主义袭击的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签署“东盟-美国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在军事方面，2002年，美国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向菲律宾提供了7000万美元军援。2003年，美国主导的“金色眼镜蛇”演习的范围扩大到了泰国南部。美国日趋重视新加坡的战略地位，通过向新方出售先进武器等措施巩固同其军事同盟关系。
（三）第三阶段
从伊拉克战争爆发至今，是反恐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部分东南亚国家表现出了某种不满情绪，美国同东南亚国家的总体关系也出现了倒退的表现。在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方面，东南亚国家分裂成为两个阵营，新加坡与菲律宾对此持支持态度，泰国在战争开始阶段表示中立，随着战争的推进，泰国政府改为支持的态度，而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也有一部分国家未表明立场。虽然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态度不一，但是并未断绝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关系。
五、九一一事件后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小结与展望
东南亚的国家范文4
中国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东南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历来有着“文化博物馆”的美称，自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至今已有2删多年的历史。
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直以来，郑和的故事在东南亚国家广为传唱，有关郑和的文献、文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已经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都属于“铜鼓文化圈”，早在2000年前，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就已经在铜鼓制作方面展开了交流，双方铜鼓文化相互影响。另外，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对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而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华人华侨也深受东南亚文化习俗的影响，甚至被同化，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与东南亚山水相连的广西在这方面犹为突出。
首先，广西位于中国南疆，地处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交汇点，是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的惟一省区，具有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沿海、沿江、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因此成为东南亚进入中国的门户，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民间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其次，广西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大部分华人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因此，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的人文关系。
第三，广西的许多民族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多个民族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双方地缘相邻、文化相通、习俗相近，广西的壮族与这些国家的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早已有一定的交往，这一民族亲缘关系会为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起到催化促进作用，从而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发展。
此外，广西与东南亚信息、文化交流已有相当的基础和丰富的途径，已经树立了独特而多样的文化形象，首府南宁更是与东盟国家保持了悠久而友好的文化交往历史。
教育交流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频繁，中国出现了“东南亚语言热”，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 “中国语言热”和“中国留学热”。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毗邻、文化风俗上的相通，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学生选择到广西南宁来学汉语、来留学。位于南宁市相思湖畔的广西民族学院，是国家批准对外开放、招收外国留学生最早的高校之一，也是中国东南亚语种大学人才重点培养基地，越南、老挝、束埔寨、泰国等语种人才资源储备丰富。近年来，东盟国家的学生、学者纷纷以自费或互派交换的形式到广西民族学院学习，或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或攻读国际贸易与管理、旅游管理、英语、计算机等科专业。作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广西民族学院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高校和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从1993年起，学院就在全国首开先河，创造了 “3+1”、“3+0．5” 的培养模式一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束埔寨语以及对外汉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旅游管理、艺术等本科专业学到三年级时均可到东南亚相关国家留学一年或半年，第四年回国继续深造。除了互换留学生、合作培养外，互派教师、合作科研、合作办学、交换图书教学资料等，源源不断地为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输送了许多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实践型、应用型外语人才，也为中外友谊搭起了坚固的桥梁。今年3月底，广西民族学院列出了增设印尼―马来语专业、缅甸语专业，建立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交流基地的计划，；隹备大力培养旅游和商贸双语人才，使之成为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纽带。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日益加深，以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汉语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的大学都设立了中文专业，汉语中心如雨后春笋。泰国早在1992年就批；隹了汉语进入中小学外语选修课程，老挝、柬埔寨中小学的汉语教学也十分普及，有些院校还聘请了中国的汉语教师。国外汉语教师们多年来一直为培养本国的汉语人才，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加强两国友谊付出辛勤的劳动，中国汉语办为帮助外国汉语教师进一步提高汉语水平，启动了“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 项目、“国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等资助项目。2001年， 国家汉办批准广西民族学院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学校”，2002年又批准为 “国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资助项目” 执行学校，既积极配合国家汉办派出教师出国支教，又举办汉语培训班，为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培训了130多名国外汉语教师，使得他们在提高汉语水平的同时，对中国文化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面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和东盟国家悠久的睦邻友好关系，使得人民加强相互交流的愿望非常强烈，从2002年开始，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举办国际青年干部高级研修班，至今已是第三期了。学员来自于东南亚各国，绝大部分是本国青年事务工作者或政府部门年轻的干部，他们在广西进行为期1年的研修，学习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参与到诸如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民歌节等重大活动中来，与广西各族青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这样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为中国尤其是广西的青年与东南亚各国青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它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使得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由于同根同源、文化习俗有许多相近之处，许多中国学者、东南亚学者开展了长期的学术研究项目，他们深入彼此的国家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探讨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及发展状况。
艺术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交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一些根据中国古典名著或现代题材拍摄的电视剧、电影被翻译、公演于东南亚国家；中国的流行歌曲风行于东南亚一带，许多东南亚普通民众都喜欢唱已经翻译成他们国家文字的中国流行歌曲；中国的民间艺人开始长住在东南亚地区，与当地的民间艺人亲密交流；而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作品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比如极具东南亚风情的各种舞台表演及影视剧等；有些东南亚国家甚至通过戏剧表演、出版等方式主动将中国文化引进到自己国家。
广西南宁具有鲜明的城市个性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在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活动与文化交流上，南宁市特地打造了一个文化品牌，那就是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的 “东南亚风情夜”。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这台晚会，以“乘着歌声的翅膀”的形式，邀请东南亚各国演员登台演出，更注重民族文化摇曳多姿的风韵，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了柬埔寨椰子舞、印尼爪哇舞、老挝下寮沙湾拿吉民歌、马来西 亚南洋舞、菲律宾情歌、泰国典雅宫廷舞、越南独弦琴等别样风情，而且以南宁为出发点，与东南亚各国紧密相连，提升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原有的内涵，让更多人了解南宁这个与东南亚交往最便利的区域性中心枢纽城市，以艺术为友谊的纽带，全力打造了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2004年的“东南亚风情夜”定名为 “风情东南亚――欢聚南宁2004”，这台晚会将注入一批新的元素，主创人员采取边走边收集的方式，请来国内具有国际水平的顶尖艺术家帮忙提炼优秀艺术元素，并与东盟10国的部级文化机构合作，挑选最具各国特色的节目参加，通过东盟10国的主流媒体把 “风情东南亚”推向世界。同时，会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比如举办东南亚时装周、东南亚电影节、东南亚美食节等，从方方面面展现东盟各个国家风情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让其不仅仅是广西、中国的一台晚会，更成为东南亚、全世界文化交融的一次盛会，开启东方民族文化的新舞台。
由南宁市艺术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广西民族歌舞《美丽壮锦》是促进广西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又一舞台艺术精品，也是特地为迎接中国一东盟博览会而献上的民族文化贺礼。它通过艺术形式塑造广西、南宁的新形象，展示广西、南宁的新风貌，以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对广西的宣传。整台晚会精选了历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优秀作品，进行重新演绎，力求以更加精美的剧目和富含山韵、水情、乡梦、飞歌4层涵义的创新舞台艺术向东盟各国展现广西魅力，让世界了解更多的广西文化。
为了给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铺垫文化交流的基础，除了将东南亚艺术引进来，广西还将中国传统艺术推出去。最近，广西歌舞剧院民族音乐艺术团受中国驻越南使馆委托，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前夕的亚欧艺术节演出，极富广西特色和民族韵味的节目不仅让越南观众兴奋不已，也让在越南的各国朋友大饱眼福。此外，艺术团还在越南中越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国国庆纪念演出活动中频频亮相，与越南观众进行了亲密的艺术交流。
饮食文化交流
由于民族众多，东南亚各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各国都有许多独特而美味的菜肴和食品。虽然东南亚国家人民的饮食特点是偏好辛辣食品，但随着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并爱上了风味独特的东南亚食品。在广西就有多家东南亚餐厅，如泰国餐厅雨石阁、越南风味餐厅，南宁市第一家包罗正宗东南亚各国美食文化、娱乐、商务、休闲、保健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东南亚主题休闲会所泰国城等。这些餐厅充满浓郁的东南亚风情，既有让人大开胃口的美味佳肴，也有热情纯朴的东南亚风俗歌舞，以及特地营造的最具东南亚原始生态风貌的人文环境。透过这些诱人美食、炫丽服饰，魅力歌舞，典雅环境，大大加深了广西人对东南亚国家文化的了解。另外，扬名世界的中国烹调在东南亚也同样很受推崇，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餐馆都被当地人视为美食餐馆，而当地许多菜肴也是学习了中国菜的烹调技法。
东南亚的国家范文5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过程中都面临东南亚语种、英语、汉语言文化的多语教学和专业方向课程教学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东盟国家语言政策和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就如何兼顾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中东南亚语、英语、专业方向、汉语及民族文化教育的多语教学问题提出了建议以供借鉴。
1 东盟国家语言政策概况
东盟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状况也较复杂。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如新加坡有4 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印尼、柬埔寨、泰国有3 种官方语言。越南、文莱、老挝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和华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开始全面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政策，要求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而缅甸独立后，学生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英语。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关系，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合作与交流，而在这些国家中，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华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四个国家把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2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
广西和云南都有十余所高职院校陆续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以云南省高职院校为例，据2011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云南省37所高职院校中现有11所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其东南亚语种教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专业方向型、双语型和选修型。11所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大多数都立足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采用“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形式，设定专业方向的大都为旅游、商务和法律等方向。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部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通识课程。核心课程主要由语言知识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组成，语言知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东南亚语种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包括经贸知识、旅游知识、经贸法律知识等，主要是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的语言应用能力。拓展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相关课程，如，在学生学习经贸知识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开设商务谈判、报关知识等课程以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通识课程中开设英语的目的仍是通过全国应用英语能力考试。从人才模式上看，多半采用“2+1”（即国内2年，国外合作1年或半年）的模式。
3 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多语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3.1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应以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数在秉承“语言+专业方向”的理念下，以培养社会所需的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东南亚语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行业外语（东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是高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高职生未来就业领域所决定的，也是在就业市场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正面冲突的需要。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有别于英语，学生的东南亚语都为“零起点”，而掌握东南亚语语言能力是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区别于其他高职专业的立足点，同时，由于该专业现有的专业方向一般以文科类的旅游、商务、贸易、法律等为主，技术性并不太强，在人才培养中应科学处理好语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关系，即必须以语言课程为主，增加东南亚语种在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的比重，专业方向应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专业方向的自学和拓展，这样的话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才具备基本的发展空间，也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2 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仍为英语，因此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高职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高职有限学制内多语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避免以英语应试教育为主（考级），压缩传统的通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以实用为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注重培养英语听、说能力，加强专业英语课程，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3.3 重视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的教学
不少学者都对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背景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高等教育阶段通用英语的教学，常会出现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忽视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的问题，学生死记硬背英语，学习效果差，达不到第二外语本身应有的对思维、逻辑能力培养的作用。以此为借鉴，东南亚语种作为小语种，通用性并不强，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开展东南亚语言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掌握东南亚语种，也为今后从事对外行业的对象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必要的贮备。
3.4 紧跟汉语国际化脚步，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倍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培养应用型的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不少东南亚语种毕业生都将在国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加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既可促进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又可推进汉语国际化，增强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云南、广西等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都成为政府发展的战略之一。
4 结语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在多语教学中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东南亚国家文化和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问题在教学中的要求是开展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多语教学的关键。
注：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5月基金项目和2011年4月院级重点课题项目总结论文
参考文献
[1] 张居设.东盟国家官方语言及其相关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1.6.
东南亚的国家范文6
不过几年前,朴成千(译音)还很担心中国大陆会让他面临失败的困境｡这名韩国企业家在雅加达地区拥有一座运动鞋制造厂,来自中国大陆低成本对手的竞争一度让他害怕不已｡
如今,尽管工人工资增加､生产力下滑,朴成千还是稳坐钓鱼台,靠着压低原材料价格､物流革新,以及调整产品线组合,专攻布鞋､工作靴及女用野外用鞋,他仍然保有竞争的本钱｡用他的话说:“我是不能在低档大众运动鞋市场与中国大陆竞争,所以现在改走专业路线｡”
中国是对手也是市场
与朴成千情况相似的东南亚地区制造商比比皆是｡中国廉价成本及制造技术的竞争实力,曾让东南亚国家备感压力,但同时也刺激了东南亚制造业的升级,让这些亚洲之虎更显活力｡
几年前,从菲律宾的宿雾到印尼泅水等地的制造商,都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强大出口下的祭品,使东南亚沦落为以贩售原物料为生｡但今日的东南亚汽车零件､电子､成衣等制造商以走高档路线､开发地区优势及分散目标市场来顺应中国大陆的挑战,而且还受惠于制造商不愿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单一市场的现状｡
“没有人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泰国半导体公司Hana微电子副总裁魏尔表示,“我们预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菲律宾在亚洲制造业中,仍将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东南亚制造厂近来还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此一地区去年成品出口额达3650亿美元,较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同一期间,中国大陆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虽从2.2%增至5.3%,东南亚地区所占的比重也能稳定在4.4%｡
“中国大陆的崛起,刺激出东南亚国家加强竞争的反应,”新加坡花旗集团经济学家谭恩说,“东南亚的公司已比5年前更具效率｡”以槟城为例,该岛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电子制造中心,过去5年来工作机会虽减少了4万个,但电子出口却逆势增加40%｡
东南亚资本家同时发现,光是供应中国大陆,就能有可观的销售｡中国2004年从马来西亚进口130亿美元的商品,占马来西亚出口额的10%强,也比10年前的2.5%大幅成长｡以整个东南亚地区来说,中国大陆所占的出口比重已达约21%,较1997年成长逾一倍｡“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且当地内需市场繁荣,东南亚各国就成为中国大陆的主要供应国｡”印尼贸易部长潘吉斯图表示｡
东南亚转向高级制造
中国大陆的强项之一,是其吸引制造商进驻的绵密零组件供应商网络｡东南亚一直以来也有其自属的供应网,而且东南亚的供应网因中国大陆的崛起而变得更强大｡拿磁盘机来说,全球约80%的磁盘机是在东南亚制造,而且由于磁盘机广泛用于MP3及TiVo(数码视频)式的数码录放影机,使得东南亚也从中国抢回一些市场占有率｡全球约1/3的数码录放影机及MP3都在东南亚地区生产,让硬盘制造商有留在东南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