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例6篇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1

过去的东南亚长期被人当作蛮荒之地。西方人一直以来视东南亚为“远东”的一部分,称这里的大陆和岛屿为“印度支那”(意为“印度与中国之间”)和“东印度群岛”(意为“印度以东的群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在此建立“东南亚战区”,东南亚才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地区。

之后几十年,该地区是世界上战乱动荡最频繁的地区,而今的东南亚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目前,通常认为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10个国家(东帝汶暂不算在内),面积约450万平方公里,人口5亿多,除新加坡外,均属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的东帝汶也提出加入东盟。

一阵风吹迟了一系列会议

本来,2006年度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定于12月11~13日在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务举行,宿务已经做好了迎接会议的准备。但就在会议即将召开的前一天――12月10日,东道国菲律宾政府宣布,由于正在太平洋上肆虐的一个热带风暴可能增强为台风,宿务将受此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因此菲律宾政府为保护出席会议各国领导人的安全,决定将会议推迟至2007年1月13~15日举行。中国总理也已决定参加其中的10+3、10+1和东亚峰会。

消息传出,众多媒体纷纷猜测。有人询问,推迟会期是否是因为将发动袭击。菲官方否认了这种猜测。有意思的是,热带风暴后来并没有造成强烈影响。一阵风开了个国际玩笑,也给早就振作了精神的与会者和观察家们留下了些许遗憾,他们不得不在新年过后把自己的兴奋点再重新点燃一次。事实上已经有近20国的代表及约2000名记者在12月初就相继来到宿务,其中很多人都是从刚刚结束的河内APEC会议转战到这里的,峰会推迟消息确认后,新闻中心内一些媒体开始拆卸设备,供记者享用的咖啡等用品也很快被撤掉,记者们也开始撤离。宿务省长加西亚流了泪。因为宿务人乃至菲律宾全国上下都为主办此次峰会付出了很多心血,峰会改期给宿务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不过一个月的延迟,却让打算做东盟话题的笔者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去重新审视我们南部周边的这片地区。

中国与东南亚:江之头、江之尾

过去中国人称东南亚为“南洋”,几百年来,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居民漂洋过海“下南洋”,在东南亚落地生根。“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当年诗人外交家元帅曾以这样的诗句书赠缅甸领导人。其实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也是非常贴切的。

东南亚对中国有着特殊意义。东南亚10国,有三个与中国陆上接壤,另有多个与中国隔海相望。据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在不久前的一次记者吹风会上介绍,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贸、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非常活跃,建立了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在安全领域的对话和磋商也在逐步展开。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10+1合作机制,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2005年达到1058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人员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已成为许多东盟国家海外游客主要来源地之一。中国与东盟正积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致力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东南亚又是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纽带之一。位于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峡。每年经过这个航道的五万艘船只,运载着占世界运油量一半的原油及占世界贸易量三成的商品。在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近140艘船只中,近60%是中国的船只,而且大部分是油轮,中国所需80%左右的石油靠这条航道运输。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

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对新中国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有专家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了历史上东南亚曾对中国具有的特殊意义:

东南亚曾经是新中国初步获得国际地位的重要支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而最早承认新中国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的,除苏联、东欧、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外,就是东南亚国家。1950年4月和6月,印尼、缅甸先后与中国建交,他们成为与我国建交最早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50~60年代,柬、老相继与我建交。我国老一代领导人与这些国家老一代领导人的友谊,至今仍是外交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正是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我国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70年代后马、菲、泰与我建交,90年代新加坡、文莱也与我建交。

东南亚又是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出发点。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与印度、缅甸领导人最早共同提出的。新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上最初的成功亮相,就是1954年4月和1955年4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而这两次会议都与东南亚有关。日内瓦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亚非会议(在东南亚国家印尼的万隆召开,又称“万隆会议”)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万隆十项原则,中国通过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广泛结交了亚非国家的新朋友。从此以后,中国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东南亚还是新中国雪国耻、扬国威、树立道义形象和国际威望的舞台之一。上世纪50年代和60~70年代,我国在自身也面临着极大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物力、财力、人力进行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斗争。这几场战争和之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一洗百年积贫积弱、不堪一击的形象,表明新中国有意志、有决心、有能力为了国家安全和、为了和平与正义,敢于斗争、敢于打仗,中国的国际威信从此牢固地树立起来。

东南亚又是考验和锤炼新中国国家意志和新中国为保卫、维护领土完整、伸张正义而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东南亚发生的几场战争和战事(如法国企图重返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美国侵越战争、越南侵柬战争以及柬埔寨内战等),要么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要么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周边环境造成消极影响。而这一时期,与新中国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也在这里通过一系列条约体系构筑遏制中国的包围圈。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先后有过一系列重大的对外或涉外军事斗争,如1950年~1954年的援越抗法斗争、20世纪60~70年代的援越抗美斗争、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及延续数年的边界作战,这四次战争均与东南亚有关。

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既有长期广泛的和平相处、互利互助的经验,也有过短暂、局部的敌对和冲突的教训。在这个地区,我们维护自家边境的安全,也保卫周边环境的和平。

在目前世界发展浪潮高涨的形势下,在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06年10月底,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在中国南宁举行,东盟10国首脑齐聚南宁,成一时盛事。

多样性的大聚合

东南亚地区多样性十分突出。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部,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再加上岛屿众多、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复杂,是世界有名的民族博物馆。据统计,整个东南亚地区共有400多个民族和部族,东盟10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民族和部族,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马来西亚有30多个民族,泰国有30多个民族,缅甸有135个民族和部族,越南有54个民族,老挝有三大族系共68个民族,柬埔寨有20多个民族,文莱也有10多个民族,就连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有20多个民族。

东南亚各国各民族分别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区。一国往往是多种宗教、文化并存。

中国文化区受由中国传入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以及由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的大乘佛教影响,其地域包括越南、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华人居住区。由于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特殊的地缘和政治经济关系,越南在文化思想、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政治制度等方面受中国的影响很深,越南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其国内有众多的华人,他们也将儒学、道家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其遵循的道德准则。

印度文化区主要受从印度经斯里兰卡东传的上座部(小乘)佛教信仰的影响,其地域包括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小乘佛教的教义成了规范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道德规范以及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准则,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佛事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

伊斯兰文化区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要特征,其地域包括马来西亚和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文莱以及摩洛人居住的菲律宾南部地区。在马来西亚,有5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国家宪法明文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在印度尼西亚,约有9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印尼是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

基督教文化区以从西班牙传入的天主教为主要,在地域上包括菲律宾大部分地区。菲律宾的基督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在基督教中,又以天主教派人数最多,占全国人口的83%。菲律宾人民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乃至国家的政治活动,都受到西方基督教神学观念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此外,越南南部也是天主教徒较多的地区。

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印尼经济规模大,但面临的挑战也最多。新加坡政局稳定,是本地区的发达

国家。马来西亚制造业与服务业较强,发展稳定。泰国以旅游业见长。菲律宾经济增长缓慢,但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严重。文莱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却是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越南是东南亚的新星,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经济相对落后。

由于东南亚各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该地区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政治模式。如泰国、马来西亚、文莱、柬埔寨是君主制国家。印尼和菲律宾是总统制国家。越南、老挝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加坡是实行议会制的共和国。缅甸目前实行军人统治。

艰难的建国之路

近代的东南亚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竞技场。从16世纪开始,几乎所有殖民主义大国都参与了在这里的争夺和角逐。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是荷兰、英国和法国。19世纪末美国赶走西班牙挤了进来,20世纪40年代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通吃”了东南亚的所有西方殖民地。

二战期间,东南亚各国人民,不管是聚集在共产党人的旗帜下,还是追随着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领袖们,都进行了坚决的抗战。但是一些国家还不得不从卷土重来的殖民主义者手中第二次争取独立;印度支那三国更不得不艰苦抵抗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二战之后,面对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英国眼见大势已去,采取了比较“聪明”的方式,即做出让步承认殖民地独立,以此保留英国在当地的影响。英国重新控制缅甸后,以昂山为首的缅甸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组成缅甸临时政府,并以和平手段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48年1月缅甸联邦共和国建立。在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英国对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武装力量采取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等手段,把民族解放运动暂时压制了下去,但是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也迫使英国实施了“非殖民化”,1955年马来亚获得部分“自治权”。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成为英联邦范围内的独立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实现内部自治。1965年华人人口占多数的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文莱达鲁萨兰国则到1984年1月才正式宣布独立。

而法国和荷兰却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冲击下举止失措,采取了愚蠢的做法,最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均掀起了“八月革命”,宣布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老挝宣布独立。但荷兰(二战前的印尼殖民宗主国)和法国(越、老、柬的殖民宗主国)企图重建殖民秩序,从而引发了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和印支三国的抗法战争(也即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9年12月荷兰被迫同意结束在印尼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1953年11月,在印度支那三国抗法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柬埔寨赢得了独立。1954年5月,越南在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领导下,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北方获得了解放,但由于美国的不断插手,越南出现了南北对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那场激烈的抗美解放战争,直到1975年越南才实现了国家统一,而柬埔寨还在解放后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菲律宾的独立有其特殊性。它既是菲律宾民族运动独立斗争的结果,也是美国战后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试验品。日本投降后,美军重新占领了菲律宾。但美国认识到重建殖民地、像昔日那样实施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1946年7月美国同意菲律宾独立。但在承认菲律宾独立的同时,又同菲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它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受到美国的控制。

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比较特殊的一个国家,虽然从16世纪起也曾先后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但却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之一。1896年英法签订条约,使泰国成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国”。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虽然通过不同的斗争方式走上了独立之路,但其中的一些国家在独立后却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前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如马来西亚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与其前宗主国英国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而在菲律宾,其前宗主国美国把美式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带到了菲律宾,对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也可以说,这是长达四百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给东南亚国家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作为殖民地,东南亚国家通过西方殖民宗主国了解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为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前殖民地,东南亚在独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前宗主国的、即西方的政治体制,即使在独立以后一段时间内仍无法完全摆脱前宗主国的控制。

冷战中的热战地区

从1945年到1991年,世界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这一时期,以遏制共产主义为主要目标的美国和以与美国争霸世界为主要目标的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东南亚也成为美苏角逐的一个重要舞台。

而东南亚各国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在外交政策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第一种是亲西方。如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这些国家中,除泰国外都曾是西方的殖民地,而且其独立方式除印尼外,基本上都是通过与宗主国和谈而获得的,因而对西方国家并没有强烈的敌视情绪。而且这些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安全上与美国或英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第二种是亲苏反美。主要是越南,还有其影响下的老挝。这些国家摆脱殖民统治采取的是激烈的战争形式(多年的抗法和抗美),具有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情绪,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苏联结成了全方位的同盟关系。

第三种则是独立自主的中立外交。如缅甸、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和苏加诺治下的印尼。这些国家在独立过程中,有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情绪,同时又不愿意加入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但在美苏的争夺下,最后也不得不做出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倒向两大阵营的一方,或者采取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自我孤立政策)。

此外冷战的国际大环境和特殊的政治历史传统,还使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即“威权政治”。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苏哈托治下的印尼和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些国家在推行亲美政策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恐共”心理,并以此为借口推行他们的统治。

东南亚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南亚各国的不同选择,使这一地区成了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主战场之一,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期间,美苏支持并参与了三次印支战争(印支三国抗法战争、越南的抗美战争、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此外,持续了多年的柬埔寨内战,也造成了这一地区的长期动荡。可以说,东南亚是冷战期间发生热战最多的地区。

向世界展示自己

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并显示自己的力量是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与会的29个国家中有八个是东南亚国家(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泰国、菲律宾、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其中印尼和缅甸是发起国。中国总理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

在万隆会议参加国中,既有像中国、印度、印尼这样的世界人口大国,也有像锡兰(今斯里兰卡)、柬埔寨这样的小国。虽然这些国家实力悬殊很大,但是在会议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自觉地把其他中小国家视为平等的伙伴,绝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从国家制度上分,既有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印尼、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缅甸那样的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也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尼。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国家坐在一起,当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矛盾。在会议中也有过争吵,有过斗争。但是,会议的参加国却能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精神,以寻找共同利益为主,以亚非国家的团结为重,顾全大局,最后达成了会议的10个基本共识。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万隆会议精神是发展中国家试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西方主宰国际社会命运的精神。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没有当时主要世界大国参加的会议。

对于中国而言,万隆会议更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争取外交利益的重要舞台。在会议中展示的巨大亲和力、原则坚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对他国利益和立场的理解与同情等,化解了不少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和怀疑,在亚非国家领导人中树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原来对中国有怀疑和敌意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巴基斯坦总理阿里等,后来都成为主张与中国友好的领导人。

东盟:历史的逻辑发展

东盟是在20世纪60年代地区主义浪潮背景下成立的区域性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组织。东盟的前身是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三国于1961年7月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7日至8日,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成立。

很多专家认为,东盟是冷战的产物,是亲西方的政治组织,甚至是西方国家的同盟。所以,虽然东盟成立时就宣布对东南亚所有国家开放,但在当时政治集团对抗的背景下却难以实现。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东盟仅吸纳了刚刚获得独立的文莱。冷战结束,东南亚两极对抗随之消失,和平、发展和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东盟扩展组织的条件逐渐成熟,东盟领导人及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把东盟引向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道路,“大东盟”计划开始实施。经过长期努力,东盟已经凝聚成为一股强大的区域性政治力量,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到90年代初,东盟国家已经具备了足够在国际政治上独立自主的自信和能力。目前东盟是在次地区发展中国家合作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被喻为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合作组织,它已成为亚太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世界所瞩目。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孙书林主编的《当代亚太政治》一书,对当前的东盟机制做了这样的概括。

创造了“东盟“方式,增强了地区凝聚力。

冷战后,为了避免将该地区的合作组织变为军事同盟,同时为使东南亚十个具有不同政治信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宗教文化的中小国家的多边合作更容易接受和操作,以及适应全球化加强的趋势,并期望周边大国可以在它们的主导下参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东南亚国家逐步形成了“协商安全”的集体安全模式。

完成了组织扩大,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1984年,独立后的文莱入盟,成为第六个成员国。1995年,越南成为第七个成员国。1997年缅甸和老挝加入东盟。1999年柬埔寨成为第10个成员国。

健全了组织机构。

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年一次的定期正式首脑会晤、一年一次的非正式首脑会晤、外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

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主导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随着经济实力影响的不断加强,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率先发起东亚区域合作进程,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如:对话国会议(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10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形成对话伙伴关系)、亚欧首脑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会议等。

东盟变成10国大东盟后,以超越国家的形式,处理双边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二战以来一直动荡不安的东南亚由战乱走向和平,由对抗转为合作,并日益繁荣发展。一个具有极端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地区,一个曾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边缘和的地区,一个曾经历战后最漫长和最频繁的局部战争破坏的地区,一个曾在成员国之间爆发尖锐冲突和对立的地区,在短短的时间内,全体一心、共谋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潜力和活力、最具共同繁荣的意识和凝聚力、也最有前途和希望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不仅中国,全世界都应向东南亚致敬。

展望东盟的未来,东南亚问题专家翟表示:“东盟各国将继续以可持续发展为国家战略,对内实施政治经济改革,协调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社会,加强国防建设,对外则通过 建设东盟共同体来加速本地区的整合,主导东亚合作进程,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从而实现长久的东南亚的稳定、安全和繁荣。”

阅读背景

东南亚的50年战争阴影

二战之后的60多年间,东南亚有50年经历着规模不等的战争。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荷兰企图重建殖民统治,印尼随即开展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荷兰被迫退出。

而法国在英美支持下,于1945年9月~1946年3月相继入侵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进行了九年斗争,1954年春奠边府战役后越南北方获得完全解放。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

但抗法胜利后,在越南出现了南北对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美国取代法国在越南南方扶植傀儡政权。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后称越南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进行抗美救国战争。从1961年5月起,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由美军顾问指挥、西贡伪军作战的“特种战争”。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

整个越战期间,美国向越南投下了800万吨炸药,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投弹量的总和。战争让北越军民伤亡超过170万人,另有33万人失踪,整个印度支那有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给越南留下的是满目疮夷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伤残人。这场战争前后拖延14年,是美国历史上参与时间最长的国外战争。尼克松上台后美国逐步从越南撤兵。1973年,美国与越南签订《巴黎和约》,以失败的姿态结束了战争。1975年4月底,美军在南越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直升机撤退行动。越战彻底改变了美苏争夺的格局,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苏联取得了战略攻势地位。

抗美战争胜利后,越南即要求民主柬埔寨政府与越南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遭到民柬拒绝。1977年7月,越南通过与老挝签订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控制了老挝。1978年12月25日,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出动二十几万军队(18个师又5个团、一个航空兵师、600辆坦克、装甲车),分兵七路,对柬埔寨发动突然袭击。越军次年1月7日占领金边,并扶持了韩桑林傀儡政权。柬埔寨政府和部队撤往柬泰边境的山区和农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展开游击战争。1981年9月,柬埔寨抗越三方力量的代表西哈努克亲王、乔森潘、宋双在新加坡会晤,次年7月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主席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此后,柬埔寨军民在临时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柬埔寨,与同时期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冷战后期规模最大的两场战争。东南亚更是局势紧张。由于越南的不断挑衅,1979年春中国被迫在中越边界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双方武装冲突延续多年。越军对柬泰边境民柬根据地的进攻,也使柬泰边境局势紧张。民柬的抗越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大力支持。联合国大会也多次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出柬埔寨。越南在军事进攻失利和国际压力下,被迫于1989年1月宣布从柬埔寨撤军。

1991年10月21日,柬埔寨四方代表与参加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的18国政府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该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持续12年的越南侵柬战争得以公平、合理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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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南亚国家 中国崛起 战略缔造要素

中图分类号:D8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4-0072-07

东南亚东濒太平洋,西临印度洋,是这两大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有许多重要的海上通道。东南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南亚是亚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它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橡胶等重要资源,也是世界大米的主要产地。此外,还有相当丰富的海洋资源。这些因素使得东南亚地区数百年来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自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五国创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以来,文莱(1984)、越南(1995)、老挝和缅甸(1997)、柬埔寨(1999)先后加入,一个包括该地区lO个国家在内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大联盟最终形成。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更加一体化、在战略上更为主动的大东盟无疑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东亚地区格局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并且肯定将大大提升其所具有的重要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考虑中也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由此,对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和分析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主体

讨论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缔造,首先就必须明确其战略缔造的主体。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实都表明以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为核心的战略缔造主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理性依旧是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战略选择的基础。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深入,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跨国经济社会集团和国际组织正在成为塑造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的重要力量。

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依旧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国际关系依旧缺乏一个拥有绝对合法性与管理能力的绝对权威,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依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一般地认为,国家是理性主义的,其存在的主要目标在于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外部威胁最小化。可以说,国家的战略理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国家总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对“外部世界”的忧虑、担心、甚至恐惧是国家的经常性心理状态,也是国家在对威胁采取反应以及采取安全努力的首要因素。“权力”是国际关系的现实,而“战略”则永远是国家政策直面“现实”的唯一“出路”。它是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应对威胁、维护利益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工具。战略总是基于对其他国家能力与意图的判断、对自身目标与手段的评估,是国家对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各种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应对计划和方案。

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由于过去遭受殖民统治的悲惨经历,作为对西方造反与学习的结果,东南亚国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保持了空前的热忱,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长期兴盛。就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传统而言,东南亚国家具有明显的“亚细亚特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在国家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特别是今天,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普遍处于转型或后转型时期,威权主义依旧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形式,这就决定了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在对华战略缔造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东南亚国家主动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理性始终是其战略缔造的基点,各国政府的角色、战略与政策倾向是观察和研究其战略缔造的重点。

然而,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发展,传统的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国内利益集团以及跨国性经济社会网络正在逐步成长,它们或者自觉地参与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的缔造,或者自发地成为塑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性力量。非国家行为体大量增生,正在逐步改变传统国际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结构,国际体系单位日益多元化,跨国主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新的特征。国际关系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导致了两大趋势:一是国家权力的向下转移,即国家权力由国家和政府层面向市场和公民社会转移。二是国家权力的向上转移,即国家权力由国家向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制度转移。新现实主义中被忽视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制度因素”正在成为分析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关系的主要框架之一。包括国内官僚体制、公共舆论、制度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内的国内政治结构,是国家进行对外战略缔造的重要决策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的国际行为。同样地,国际制度也成为推动国家“社会化”和改变国家“行为偏好”和培养“合作习惯”的重要变量。

就东南亚国家的现实情况而言,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它们是较早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为主,开放程度较高。虽然它们中的很多国家也具有很多转型国家政治上的特征,但是其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发育较早,程度较高,存在一定的利益集团政治。另外,随着东亚国家内部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交流的逐步推进和深入,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跨国性的经济社会网络”和“地区性准公民社会”,并日益成为塑造地区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力量。那些深度参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或受其影响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跨国性的社会力量”,或是主动参与到各国的对华战略缔造之中,或是在自发地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因此,“分析国家间的互动、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参与和影响,是了解和把握国家如何相互应对、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政策和战略的关键”。

东盟作为东南亚的区域性组织,在解决成员国之间争端、维护成员国独立和、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地区一体化和提高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缔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东盟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其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在冷战结束后的新战略环境下,东南亚国家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实际地位来处理地区安全事务,并把过去各自为政的求助区外大国的安全保证改变为以东盟组织出面与区外大国和国际组织进行对话,在多边对话式的地区安全论坛中发挥东盟的主导性和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不遗余力的创建并推动东盟地区论坛的进展上。历经多年的

发展,到目前为止,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成型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对东盟组织在对华战略缔造中的作用进行评价。由于“东南亚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性、迥异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战略见解、复杂的人口构成、近来不和的周边关系以及非正式身份的缺失等”,使得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水平长期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东盟各成员国在决策方式上也更加倾向于非正式决策程序、弱地区机制和全体一致的“东盟方式”。1999年爆发的东帝汶问题使东南亚国家内部的一些立场分歧明显暴露出来。东盟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参加了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这无疑是对习惯上作为“老大”的印尼地位的一种挑战,因此显然也是对东南亚国家内部凝聚力的破坏。东南亚国家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紧张态势和相互猜疑以及领土和种族争端,这些因素明显对东南亚各国在安全和防务上扩大合作设置了严重了障碍。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些争端包括泰国与缅甸的紧张关系,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关于沙巴州的争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对中国南海相互重叠的领土要求,马来西亚和印尼以及马来西亚和泰国间的领土争端,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间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形成统一而清晰的战略。

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

就战略缔造的议程而言,过去,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是它们对华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议程。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虽然它们依旧重要,但是,以经济和社会利益为主的“低阶政治”正在成为其战略缔造议程中的新宠儿。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理解国际政治和国家战略缔造的主要指南。安全、财富和荣誉是国家利益追求的三项目标。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也就是国家的生存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军事冲突和政治颠覆始终存在,因此,为了寻求安全,国家必须寻求权力,而这一过程是没有终结的,寻求安全的过程是各国权力竞争、甚至是冲突的过程。可以说,以军事和政治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始终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重要的威胁,因此,以政治和军事安全为主的“高阶政治”无疑就成为了国家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战略议程。

然而,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存在,但是当今时代的自由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主题。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安全依旧重要,依旧是国家追求的重要价值,但它已经不能形成垄断,不再是国家追求的全部“价值”,“福利”已经成为和“安全”一样重要的价值。在国家战略缔造的议程上,军事问题不再能压倒一切,它不见得就比经济和环境问题更重要。而且,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重新定义安全,综合安全成为了关于安全概念的最新流行语。因此,他们认为,以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问题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以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友好、人类进步为主的“福利价值”和“低阶政治”正在成为国家战略缔造中更重要的议程。

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议程的变迁生动地诠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判断。冷战时代,在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中,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和对其政权稳定的“威胁”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始终是其战略缔造寻求的最重要的价值。正如下文中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基本特征,加上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新独立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对国家、政权安全、民族认同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都高度敏感。它们的当权者对其国家与政权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威胁不是来自公开的进攻,而是外部渗透与内部叛乱相结合。”因此,面对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涉与内部的颠覆,它们都感到十分担忧与恐惧。加之冷战时期,美国长期宣扬“共产主义威胁”和“红色中国威胁”,因此,大多数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东南亚国家都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恐惧和敌视,这是造成它们长期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的重要因素。正如东南亚学者所言,“冷战时期,中国形象欠佳的部分原因是国际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在在于东盟对中国本身创造的革命词句的误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威胁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上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中国革命军人的态度以及美国强烈的产主义立场加强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害怕与怀疑,这些为东南亚各国政府提供了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基本支持。”

然而,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现代化和发展全球贸易,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缔造议程明显发生了转移,尽管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依旧是重要议题,经济和社会领域开始逐步成为它们对华战略缔造的优先议程。如何登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快车,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崛起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反恐、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打击贩毒及其他有组织刑事犯罪、打击海盗、应对全球变暖、维护粮食安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推进均衡发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社会人文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全面促进社会进步,是当前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的重要优先课题。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巨大经济增长也给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它们明显加快了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尤其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日本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相对照,东南亚国家几乎普遍认为中国将替代日本成为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日本承担了这一角色。这使原来一些对中国持冷淡态度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加大了对华关系力度。

对华战略缔造的目标

就战略缔造的目标而言,维护国家独立、保持政权社会稳定等内向性目标始终是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今天,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目标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如何影响与改变中国的行为偏好,如何塑造和平稳定而且有利于己的东亚地区秩序等外向性目标,正在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新目标。

在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中,维护政治和军事安全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目标。这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首先,东南亚国家安全的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安全的内向性和脆弱性。其一,就地缘环境来说,东南亚国家所在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为集中的地区,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这些世界大国均在该地区有着重要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而大国关系的好坏经常对这些中小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处于列强环抱的战略环境中,多为中小国家的东南亚国家感受到的安全压力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地缘条件也具有很多

先天的劣势,如在领土上,大多数都是分散型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群岛型分散国家,以及越南、老挝等典型的狭长型国家。新加坡、文莱以及东帝汶虽不是分散型的,但由于领土面积很小,几乎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因此,从地缘战略意义上讲,由领土带来的国家安全脆弱性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其二,就国内政治社会结构而言,东南亚地区由于地处三大洲和两大洋的十字路口,文化和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和多样,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都对这一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均有传播。该地区国家均为多民族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国内民族超过100多个,菲律宾有90多个,最少的老挝也有68个民族。复杂的文化、民族宗教构成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重构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加上其脆弱的地理环境,使得东南亚国家内部民族和宗教矛盾极端复杂,对国家、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地威胁,一些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武装和分裂主义势力,如印度尼西亚亚齐分离主义、菲律宾棉兰老岛伊斯兰分离主义、泰国南部地区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等。因此,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的目标,其最大的出发点,就在于减轻其易受攻击的先天脆弱性。正如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迈克尔・利弗在评论新加坡外交政策时所言:“由于新加坡地理、历史及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讨论新加坡外交政策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国’外交。来自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天生脆弱性从其独立之日就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国家制度整合,东南亚国家进行民族认同重构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除了少数分离主义势力外,这些国家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缓解,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也部分得到解决。

其次,战略资源的有限性规定了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目标的内向性。作为中小国家,先天的战略资源缺乏。在应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时,它们无法像美国和其他大国那样,充分运用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资源,无法将这些战略资源形成有力的战略杠杆。它们即使对中国崛起有所担心和顾虑,也必须采取一种十分谨慎的言辞、低调的行动予以表达。“为了不过分得罪中国,东南亚国家在公开的场合谈到与中国观察的战略层面的问题时总是用‘关注’、‘问题’、‘挑战’这一类温和的字眼,而很少用‘威胁’这个词语”。“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对‘中国威胁’表面的‘公正’立场并不表面,在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东南亚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自信;这种立场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他们难言的引诱。因为,他们不能做到像美国、欧盟、日本那样,采取目空一切、超然事外甚至别有用心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态度。于是,东南亚国家只能委婉地暗示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警惕与担心。”同时,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其综合实力和战略资源均有所提高。东南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抓住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机遇,利用自身在地缘、资源和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迅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延续了亚洲经济增长的奇迹,涌现了一大批以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经济“新星”。尽管东南亚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是整个东南亚地区依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国家通过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平台而取得巨大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东南亚国家的自信心,也使它们拥有了更强烈的国际抱负。在长期的地区合作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开始超越传统狭隘的民族主义,创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并在东南亚国家内逐步建构一种地区共同体意识,日益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东南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实践证明,在以大国为主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小国家一样可以成为构建地区新秩序的重要力量。随着东南亚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认同的基本完成,随着它们实力和在地区事务中影响的日益增强,它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更加充满信心。“生活在中国阴影之中的东南亚不再是小伙伴,那些我们后院的事情与我们总是密切相关的,东南亚国家有历史责任去帮助应对崛起的中国”。正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国家安全上的脆弱性有所改善,它们也拥有了更多的战略资源去影响中国崛起和东亚地区秩序。因此,在拥有了充分的自信后,在保持其战略缔造目标内向性的基础上,它们的战略目标也有了更多的外向性,即更加关注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国际行为,塑造和平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可以想见,面对中国这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其情形十分类似当初东南亚国家面对印尼时的场景,“东盟”成功“驯服”印尼的经验,在未来一定会对其应对中国崛起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东南亚国家通过推动地区主义和“地区共同体意识”而实现地区稳定与经济繁荣的经验,也将继续促进东南亚国家为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合理的地区秩序而努力。

但是,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这种外向性是有限度的,如何平衡战略目标的内向性与外向性依旧是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的重要课题。

对华战略缔造的手段

冷战时期,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华主要奉行制衡战略,主要依靠外交、军事威慑、结盟等战略手段。今天,随着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外在环境的变迁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它们的对华战略逐步进行调整,防范性接触正在成为大多数东盟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在这个大背景下,其战略手段除了上述的权力政治手段外,也加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比如经济贸易和国际制度等自由主义的战略手段。把中国拉入东南亚国家倡导的多边或双边安全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从内部对中国施加影响和制约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1995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首次显示出统一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年7月越南即将加入东盟。而以前,相对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越南是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提出要求最多同时也是发生摩擦最多的一个国家(1974年、1988年两次与我发生冲突),而1995年2月中菲美济礁事件之前中国对其他三国则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但在杭州高官会议上,尽管此时新加坡和菲律宾之间外交争端还未了解,但并不影响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起站到菲律宾后面采取一致立场。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国家必须依靠“自助”,即依赖自身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必要的权力,又无法组成和依附强大的同盟以便能够威慑、阻挡和抗拒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那么国家就会成为其他国家采取暴力的理由和战争行动的牺牲品”。一个国家赢得安全的最重要的战略是制衡,最重要的权力手段是政治和军事能力,制衡包括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前者是指依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增强自己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军事力量,后者是指

主要通过外交和结盟,通过借用外部的战略资源,增强自身的权力。

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的发展,理论家们对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战略缔造的手段又进行了新的探索。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们认为:即使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即使国家间面临着许多的“安全困境”,面对着来自潜在敌国或者未来的不确定感,国家不得不采取“自助”战略,但“自助”并不一定意味着相互敌视和发生冲突,合作一样可以构成“自助战略”。通过采取各种合作性的举措可以降低“安全困境”导致的冲突。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国家行为的改变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东盟对华战略缔造的新选项。同时,自由主义者们对此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尽管也承认“安全困境”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也同样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但是,他们更坚信国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和国际关系主题的多样化也是改变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建立在同盟基础上的同盟理论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安全唯一‘通道’的学说已经过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与合作等新的研究框架正在成为分析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家战略缔造手段的重要工具。

随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行其道,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更加深刻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和平机制”,自由贸易将导致国家财富的增加,更多的阻碍跨国沟通和交流的“隔阂”将被打破,塑造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同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将产生“溢出效应”,国家会逐步“培养合作的习惯”,将多边的合作扩大到安全领域。自由贸易和相互依赖的发展而且还会导致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和区域主义理念的深入,改变区域内主导国家行为的改变和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因此,自由贸易、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有助于降低“安全困境”和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实现国际安全与和平。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3

笔者认为,当前新加坡的外交举措,包括近期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立场和行动在内,整体上并没有超出李光耀时代的基本框架。本文试图从李光耀的“中国观”对近期新加坡的一些立场和言行作出分析。

中国人感到被同文同种的新加坡“背叛”并非新现象。即使是公认比较善于掌握对华言行尺度的李光耀,也不时做出“让中国恼怒之事”。上世纪60年代推行的政策自不必言。2009年,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李光耀在演讲中公开主张美国应制衡中国,因而被中国民众斥为美国的“走狗”。那么,李光耀为什么会有此类言行?他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亚洲和世界,并在其中摆放新加坡的位置的呢?

东南亚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我们” 2016年10月13日,访澳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共同见证两国国防部长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对于新加坡的外交底色,李光耀最看重的是“新加坡人”这个身份标签,其次就是“东南亚人”。李光耀多次直言:“我们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加坡人更愿被称为东南亚人,而不是海外华人,认为后者带有“中国中心论”的意味。

冷战时期,两个因素困扰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共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多认为这两大因素事关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避免被邻国当作“第三个中国”或“中国的第五纵队”,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在独立后不久即明确采取积极的政策,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小心翼翼,迟迟未与中国建交。

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正式访华时全程采用英语与中方交流,而他每次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则直接使用印尼语与苏哈托交谈。在那次访华过程中,李光耀甚至拒绝接受中国领导人递过来的“礼物”――一本由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撰写的关于1962中印战争的书,因为此书基调偏向中方。李光耀在向中国领导人作解释时说:“无论如何,我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李光耀借此向印度乃至全世界表明,对于中印之间的纷争,新加坡不会选择一边听信。李光耀还曾向印尼总统苏哈托承诺新加坡绝不在印尼之前跟中国建交,并且履行了承诺,直到1990年中印尼复交之后三个月才与中国建交。

为了“避嫌”并展示“东南亚身份”,新加坡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比较小心,但这绝不意味着李光耀会让他人来决定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他的理念是,在国际关系的海洋里,“小鱼”新加坡要“同中鱼和大鱼都做朋友”。但另一方面,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预见到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认为新加坡能从中国获益,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1985年李光耀第三次访华时与中方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中方聘请新加坡原第一副总理吴庆瑞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顾问。他还积极做工作,让东南亚其他国家相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焕然一新,中国已不再是原先的中国。

在东西方之间奉行现实主义“朋友观”

李光耀相信,在各国相互依存、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小国受大国的影响将更大。中国崛起导致亚洲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使得在安全问题上长期依赖美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为此,李光耀除了在亚洲区域内为新加坡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外,也试图驾驶着新加坡这“一叶小舟”在国际政治的中搏浪。李光耀本人努力扮演几种角色:东南亚最先进国家的领袖,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能在西方说得上话的“智者”。他从不讳言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竭力为新加坡在大国夹缝中求存、谋利。为此,李光耀巧妙而频繁地游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其如自由舞者般倏忽即变的身影令中国有点不习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把美国看作一个对亚洲的区域安全和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的“温和霸权”;而对于中国,他则说,这是一个“一旦你惹得它不高兴,就会有十三亿‘自己人’与你结仇的国家”。

李光耀这种在中国人看来“亲外人,疏自己人”的“朋友观”与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是一致的。他在1990年曾说:“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不会因意识形态而变得错综复杂或混淆不清。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竞争将属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各自争取更好的成绩。”在新加坡看来,东亚的成功正是对包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吸引外资、鼓励个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美国经济哲学的最佳辩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为东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安全环境。李光耀同时认为,后来居上的中国以庞大的市场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利益,但这个国家尚处于不稳定的崛起过程中,“脾性大”。

此种“大国观”,加上亚洲和东南亚的区域特点以及新加坡的国情,使得李光耀在平衡大国力量、维护区域稳定上主要着力于三点。

首先,作为小国领导人,他在大国之间周旋,力图使新加坡左右逢源,并不时告诫其他小国认清自己的位置,不应自不量力挑战大国权威。他提醒新加坡的邻居们,即使某小国获得某大国支持,此大国对此小国的兴趣也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与之相关的另一大国,因此,若小国想依仗一个大国来对抗另一大国,往往会自食恶果;大国的安定繁荣对大家都有好处,反之亦然,因此小国应与各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

其次,他呼吁大国在东南亚采取任何政治、经济、军事行动之前,都要考虑一下该区域小国的安全和利益。他时常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与纷争中插入自己的声音。1996年,针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局面和美国介入干涉的可能性,李光耀表达了对中美交恶将给亚太小国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他说,若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制裁,不仅会给中国大陆,也将给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后果。他还说,如果美国以武力干涉两岸关系,不仅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将受到重大打击,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布局也将受到深远影响。

第三,他积极致力于增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1999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被美国“误炸”事件,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失败,而李登辉又提出“两国论”。在此背景下,李光耀告诉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并不符合美方的利益。同时,他建议中国应坚持利用美国的市场、科技和资本来发展经济。

李光耀的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台湾、香港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台湾统独的决定力量是中国大陆与美国而不是台湾自身的意志,“”分裂活动不仅会使台湾陷入危境,更会殃及整个东南亚。他也很清楚“美国真正关心的并不是2100万台湾人”,点明了台湾对于美国的真正价值所在:以“不民主”的中国大陆不应该控制民主化了的台湾为理由,给中国大陆施加压力。这些话显然也不是美国爱听的。在香港问题上,李光耀认为英国的香港政策在彭定康担任港督前一直理解并且尊重中国大陆方面的重大关切,同时肯定中国大陆方面在香港问题上的诚意。他提醒西方,“很少有人记得中国曾经如何地自我克制。1961年,中国原本可以学印度入侵果阿那样,以所有殖民统治所留下的痕迹都已过时作为步其后尘的理由。”

几点思考

李光耀的国际观与所作所为,体现了他的行事特色,更反映了他对新加坡国情和地位的认知:被众多强大势力包围的迷你城市国家。因此,如何在“充满敌意又强悍”的邻居的包围下求得生存,并争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空间成为新加坡的首要任务。李光耀清醒地意识到,小国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区域,遑论改变世界;小国要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需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

过去几年新加坡处理与东盟、中国、美国三方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对东盟,扮演“军师”角色,力促先经济后政治安全的东盟整合进程,尽量确保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继续坐在“驾驶席”上。对中国,优先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在制造业、货物贸易、离岸人民币业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强化双边关系,继续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社会方面引进中国的高端人才以保持华人在新加坡的主体地位。对美国,继续将之当作主要外部安全保证,与之维持事实上的盟友关系,支持美国以不引发地区冲突为前提强化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扮演美国在东南亚可靠的“稳定锚”角色,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强化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以期利用美国的比较优势。

随着经济共同体的建成、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东盟国家对政治与安全共同体有了更大需求,一些成员国开始追求对外关系上的“东盟统一立场”。南海问题已成为东盟成员国最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最大短板,自然成为新加坡外交的关切重点。坦率地讲,新加坡并不是东盟国家当中在南海问题上唯一对中国有疑虑的。新加坡觉得自己或许可以作中国的“诤友”,但“诤友”是很难扮演的角色,连李光耀也有尺度拿捏失准的时候,更何况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中国现在的地位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等,都决定了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并不会也无法在南海问题上充当“夏威夷以西最美国的人”。

对中国来说,对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那些言行本身无需太多挂虑。笔者认为,中国在东南亚方向同样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落实“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倡议,如何让自己的南海政策有助于这一倡议在东南亚的落实、有利于全球海洋利益的协调。东南亚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第一枢纽,中南半岛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区。过去的经验表明:该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化并不能淡化南海问题,而南海问题则会影响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并波及政治、安全等领域。中国与新加坡之间龃龉的主要缘由也是南海问题及其背后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南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实施的因素,是时候提速“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进程了。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4

关键词:艾森豪威尔政府 东南亚政策 NSC5429/5 遏制中国

冷战期间,东南亚是美国重要的遏制基地。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研究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并且出现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讨论印支战争或研究东南亚个别国家上,忽视了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整体性;或者把东南亚放在整个远东地区内研究,忽视了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独立性。本文就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4年出台的NSC5429/5文件为依据,探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这一文件的最大特点就是“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从NSC5429/5文件考察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变化。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支和平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就印支停战达成协议。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二战后法国重返印支、重温殖民旧梦的企图彻底破产,也宣告了美国出枪、法国出人以遏制共产主义在印支扩张的这一政策的失败。美国对这一协议极为不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称日内瓦停战协议为“完成共产主义一大扩张的灾难”①。美国拒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7月21日,即印支停战协议签署的当日,艾森豪威尔声明,宣布美国“不是日内瓦会议上作出决议的一方,也不会受会议决议的约束”,美国“将把共产党的任何重新侵略都看作予以严重关切的事情”②。1954年年中,艾森豪威尔命令范弗里特将军研究美国对南朝鲜、台湾、日本及菲律宾的军事援助计划。几个月后范弗里特提交报告称:随着共产党中国的不断扩张,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及外交地位日益恶化,美国的远东政策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报告特别提到,虽然莫斯科仍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但在今后几年内,共产党中国将成为对自由世界的更大威胁。③鉴于日内瓦会议后远东局势的变化,艾森豪威尔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计划委员会对美国远东政策进行考察。

1954年8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第一份“美国远东政策考察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以NSC5429文件的形式下发,供委员会的成员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讨论。NSC5429/1文件与NSC5429文件在整体结构上是一致的,但在东南亚的行动方针上,NSC5429/1有新的表述④。1954年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预算局举行了第211次委员会会议,再次讨论远东政策。会议以NSC5429/1为基础,最终通过了“美国远东政策考察报告”,由总统签字后,作为NSC5429/2文件颁布执行。NSC5429/2文件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远东政策的第一次正式表述,是美国有关部门执行远东政策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⑤,根据文件精神,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谋求有关政策的实施。然而,该文件通过仅两周,骤然紧张,使NSC5429/2文件面临部分修改以适应新形势的局面;另外,美国与其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上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NSC5429/2文件的持续性。1954年11月1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计划委员会根据NSC5429/2文件通过后远东局势的新发展,制定了NSC5429/3文件。12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266次会议,主要讨论NSC5429/3文件,会议否决了针对中国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对贸易管制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NSC5429/3文件中所蕴涵的对东南亚政策指导思想被采纳下来,会议讨论的结果被列为NSC5429/4文件⑥。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讨论美国的远东政策,仍然没有就中国的贸易管制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而是把它交给国务卿进一步研究,会议采纳了NSC5429/4文件的其它部分,并重新列为NSC5429/5文件。艾森豪威尔批准了NSC5429/5文件,把它作为美国对远东政策新的指导性文件,NSC5429/2文件被取代。

NSC5429/5文件的标题是“当前美国对远东政策”,内容包括三部分:总体考虑、目标、行动方针,文件后还有两个附件。文件认为,美国在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应付共产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种威胁因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包括共产党中国、北朝鲜以及最近在越南北部的扩散而日益严重;在五年的时间里,中共政权建立并巩固了对中国大陆的有效统治,维持和发展了与苏联密切的合作关系。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远东非共产党国家领土、的完整;大力改善远东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态;在亚洲努力宣传自由世界文化的优越性,并揭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削弱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或者改变它的政治走向,使之不再与美国敌对等。但由于远东非共产党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远东非共产党国家相互之间不信任,以及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认识,妨碍了它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对旧殖民主义及当代世界范围权力斗争的恐惧,远东非共产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妨碍了它们与美国的合作。为此,在东南亚,美国应在《马尼拉条约》生效之前,如遇共产党攻击条约所辖地区,要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寻求国会授权使用武装力量以应付此种局势;条约生效后,要在条约框架内以武装力量抵抗任何共产党对条约地区的进攻。使用各种公开或者秘密的手段,包括使用美国武装力量防止印度尼西亚被共产党统治。当共产党公开进攻或者威胁进攻与美国无条约关系的东南亚国家时,美国也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加以抵抗。最大限度地推动亚洲自由国家组成一个建立在互助互利基础上的经济集团,通过西方国家的帮助,增强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健康,从而维护它们自身的独立;通过这一经济组织向东南亚地区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加快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人民对前途的信心。进一步发展该地区的信息、文化、教育及交流计划,扩大培养自由亚洲领导人。⑦

附件A是关于东南亚的行动方针,分别说明了美国在有关国家的具体行动:

在印度支那,尽一切可能的尝试,当然不能公开违背美国对日内瓦停战协定的立场,维持和支持柬埔寨和老挝友好的非共产主义政府,维持一个友好的非共产主义南越政府,阻止共产党在越南大选中的胜利;迫使法国承认柬埔寨、老挝和自由越南是独立的国家,并予以对待;加强美国代表与柬埔寨、老挝和自由越南的政府就一切对美国有利的事务进行直接商谈;与法国合作援助柬埔寨、老挝和自由越南,维持它们为维护内部安全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环境;援助从北越来的移民,对他们进行安置。利用可行的手段使胡志明集团更难控制北越;利用可行的手段,诸如领事关系和非战略性商品贸易关系阻止北越被永久合并进苏联集团;揭露共产党违背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等。

在泰国,提供充足的军事援助以增强本土军队的力量,从而帮助泰国控制当地的颠覆活动;提供经济援助,维持和支持泰国非共产主义政府等。⑧

NSC5429/5文件的出台,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远东政策的确立⑨。文件中有关东南亚的政策考虑成为美国制定东南亚政策的指导思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依据该文件对1953年底制订的NSC171/1文件以及1954年初制定的NSC5405文件进行了修改。1956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5612/1文件参考了NSC5429/5文件。该文件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进行过大的调整和变动,直到1959年,随着远东局势的发展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并批准了NSC5913/1文件,NSC5429/5文件才被取代。⑩

与杜鲁门政府的亚洲政策纲领的NSC48系列文件相比,NSC5429/5文件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成了在美国的亚洲遏制战略打击的主要目标,中国成了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这也是NSC5429/5文件与杜鲁门政府的亚洲政策纲领的NSC48系列文件的最大的区别。NSC48系列文件是把苏联而不是把中国置于其亚洲遏制战略目标的首位{11}。与此相应,在NSC48系列文件中,杜鲁门政府把东南亚的政策放置在遏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战略之下,“现在很清楚,东南亚是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协调一致的进攻目标。在设法控制东南亚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部分动机是想取得东南亚的资源和交通线,不让我们沾边。但是,共产党在占领东南亚之后,苏联在政治上的收获也同样很重要的。共产党权力在中国的扩张,意味着一场令我们痛心的政治失败;假如东南亚也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经受政治上的大溃败,全世界的其他地区都将产生反响,特别是在中东和到那时暴露无遗的澳大利亚”{12}。在NSC5429/5文件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把东南亚的政策放置在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之下,通过对这些文件进行归纳,美国东南亚政策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NSC5429/5文件使美国进一步介入了东南亚地区,并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日内瓦协议和法国从印度支那撤退,使印度支那出现力量真空,美国认为东南亚失去屏障,共产党中国的“威胁”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美、英在东南亚地区矛盾的愈益缓和,东南亚部分国家也愿意在建立东南亚军事盟约体系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这些都为美国主导成立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打下基础。1954年9月6日,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正式签定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该条约不但使东南亚政策直接纳入到对华遏制的轨道,加强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姿态,扩大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新阵地和新领域,使对华遏制政策发展到新高度,并具有长期性和远东全局特性。{13}

二、企图把东南亚纳入到新创建的“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NSC5429/5文件提出要建立“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这反映了美国从经济上要把东南亚纳入到美国的冷战战略目标中。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以及出产大量的工业原材料。随着美国在远东遏制对象的转移,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积极谋求日本经济的复兴,但由于处于从经济上遏制中国的需要,必须切断日本与其传统市场中国的联系,推动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另外,早在1950年英国就在南亚和东南亚倡导了“科伦坡计划”,该计划表面上以“提高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社会福利”、加强地区技术合作和经济发展为目的,但实际上英国想借此维持它在该地区日益衰落的战略地位,这与美国在远东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有所冲突。于是,美国积极创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合作组织,创建“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新设想。

总之,从NSC5429系列文件可以看出,与杜鲁门政府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大提高了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在军事上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经济上企图创建“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从而力图把东南亚全面纳入到遏制中国的冷战格局中,使冷战在东南亚进一步深化。

注释:

①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 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87页.

③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2[Z]. Washington,1984,p953-955

④ NSC5429/1,Review of U.S.Policy in the Far East, 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⑤ 刘雄.《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形成》.载《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⑥ NSC5429/4,Current U.S.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December 10,1954.FRUS,1952-1954.Vol.12.p1035-1038

⑦ NSC5429/5,Current U.S.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December 22,1954.FRUS,1952-1954.Vol.12.p1062-1073

⑧ NSC5429/5,Current U.S.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第2次增补.

⑨ 刘雄.《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5月.

⑩ 这些文件的主题分别是:

NSC171/1,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Indonesia; NSC5405,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NSC5612/1,Statement of Policy on U.S.Polic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SC5913/1,Statement of U.S.Policy in the Far East.

{11} 时殷弘.《1950年美国远东政策剧变的由来》.载《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5

2014年6月4日至6月8日,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泰国、越南及特邀嘉宾俄罗斯等国共38名外国作家,及来自省内外嘉宾及作家共100余人出席了第五届中国・东南亚・南亚电视艺术周昆明作家论坛。该项活动为南博会暨第22届昆交会的一项重要文化交流活动。

2014年6月4日晚9点至11点,与会各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议。在团长会议上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红昆发言,随后作为主办方的云南省作家协会听取了各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2014年6月5日,开幕式由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郑明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会长丹增致欢迎辞,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赵金发言,东南亚、南亚各国作家协会主席(代表团团长)在开幕式上讲话。

丹增在致辞中首先转达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与会各国作家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古往今来,中国通过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沟通交流从未中断。近些年来,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这次举办昆明作家论坛,我希望承载着文明交流重要传统的云南,以及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友好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昆明,能给各位来宾和作家朋友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赵金向与会的作家们介绍了云南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认为,文学的交流,是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是穿越时空、水融的交流。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许多人物和事件将成为历史,但文学记载其精神价值历久弥新,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此次以“走向共同繁荣的东南亚、南亚文学”为主题的昆明作家论坛,必将在文学领域进一步推动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云南作家与各国作家的深厚友谊,对弘扬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精神、谱写今日丝绸之路新篇章,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6月5日东南亚、南亚昆明作家论坛上,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泰国、越南的作家代表及中国作家张胜友、阿来、于坚、鲁若迪基、彭学明就“走向共同繁荣的中国・东南亚・南亚文学”“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南亚、南亚文学”“东南亚、南亚文学与云南文学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交流。

老挝作协主席、女作家披拉万希望出席借本次论坛让各国作家能够了解老挝文学的发展,她认为在国际舞台上,相近地域、相邻国家、相互关联的文学是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媒介。通过文学的联系,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有利于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共同迈向现代化,走向未来。老挝诗人苏克伊感谢东道主提供了这样一个大开眼界的机会,让老挝作家们能够与参会作家一道,共同探讨文学的魅力。他说老挝作家协会成立仅20年,如同一粒刚刚萌芽的种子。相对于文学的联系,老挝和中国之间的情感关系在很早以前就已建立,许多文献数据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和老挝两国长达几个世纪的交往历史。

泰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口传历史。1844年,美国的传教士出版了《曼谷记事报》,这是泰国的第一张报纸。从那时起,泰国人民开启了他们的阅读时代。目前泰国的现代作家主要都是一些紧跟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潮流的年轻人。他们采取与以往作家不一样的出版方式,并有着各自的读者群。泰国作协副主席布拉帕认为,“尽管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但是我们却有着同样的理念,那就是‘ 用爱创造文学’。是文学让我们在这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并取得傲人改革成果的国度――中国,欢聚一堂。”

缅甸作协执委会委员钦茂吞不但是作家、翻译家,同时还担任着《健康杂志》的主编,他坚信,缅甸作家协会同周边国家的国际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一直都是缅甸作家们努力的目标。同时,他期待能把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带入缅甸。缅甸女作家秋秋婷向大家介绍了缅甸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文学发展的历程。她说,缅甸文学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的缅甸国内文学,很多作品都着眼于缅甸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其中,大多数作品涉及到政府的改革、宗教的永存、工会和平的改革以及社会腐败等问题。

越南作协副主席黎广庄说,“踏上昆明这片美丽且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地,一方面我非常激动,因为我见到了很多同仁,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初次见面;另一方面我非常感动,中越两国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后代子孙友谊和互助的桥梁。我认为,本次论坛与会国家数量的增多和话题的拓展,从文学领域开始,从而发展到其它领域的交流。自然与人类、山川与河流,造就了越南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让世界文化变得更为多样和丰富。”

东南亚有那些国家范文6

这片海域传来的声音不是摇滚也不是古典,即使音乐素养再好的专业人士也无法将它们分类。它们只是存在过的声音,只是生活中的声音,是上帝喘气的声音。

于是,有人撞上这种声音,无法自拔。

于是,我们有幸在文明世界听到了一些文明之前的声音。

那是,来自于南太平洋的声音。

一场音乐的探险

安东尼・考平跟南太平洋的缘分,似乎是天生的。

21岁的安东尼・考平从英格兰来到澳大利亚定居。从小安东尼就一直梦想着去南太平洋看看那里的景色,而实现梦想的机会终于离他越来越近了。

1992年他策划了“所罗门诸岛音乐之旅”。计划中的第一站就是斐济(Fiji)。顺利到达目的地后的考平立即被当地那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音乐色彩所迷倒,而同时,巴布亚人(Papuans)那奇异的风俗、特异的文化也令他感到迷惑。然后,当安东尼把在斐济期间所录制的一些小样和伊利安岛(Irian)的一些工艺品带回悉尼以后,他的团队和工作伙伴都对那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考平得到了鼓舞,经过多次讨论后,他们决定要把南太平洋的音乐和现代的音景(soundscape)融合起来。于是,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安东尼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太平洋地区,一边熟悉各岛不同的音乐和文化,一边为即将到来的盛举做准备。终于,他的诚意感动了岛国的民众,在他的号召下,所有他需要的表演者齐集霍尼亚拉(Honiara,西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首都),总人数超过了200。此外,满满的一架737客机载着山那么高的一堆录音设备和一组必不可少的专业录音人员,从悉尼到达了霍尼亚拉。然后,在当地所新建的工作室里,一丝不苟的专业录音开始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母带全部12音轨的录制都在当地所完成的。历时五年,这张轰动一时的音碟Siva Pacifica终于在1997年,澳洲Virgin公司和Aurora公司的联合下横空出世。

在Siva Pacifica里,最难得是它忠实并出色地表现出南太平洋的传统音景:没有金属类乐器的使用,全部人声由当地岛民所演唱,音响表达则更是以当地传统自然环境为目标。而最重要的是,Siva Pacifica选择了最真实的,最美妙的14首曲子来表现太平洋各岛的人文和传统。

如安东尼自己所说:“这张专集花了我五年的时间去完成,如果没有太平洋各岛人们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和热诚的话,我永远也不可能完成这张专集。在制作这张作品的时候,有很多有趣而神奇的时刻。比如说,碰见瓦努阿图的部长罗宾(Robyn)在瀑布前唱歌;观看一名92岁老酋长的令人赞叹的舞蹈;而在Koropua这个小岛上,我甚至是26年来第一个白人。此外还有很多很多……”

然而,得到媒体盛赞的考平却“冷”了下来。他愈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了解到了南太平洋音乐的皮毛而已。未知的东西似乎太多,自己走过的地方似乎太少。下一张专辑的制作动力产生了。这个不知疲倦的音乐探险家又要上路了。

巧的是,Siva Pacifica的成功引起了世界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s International)的注意,2003年2月,安东尼和频道的王牌制作人马特・泰勒(Matt Taylor)已经再次回到了位于西南太平洋的巴布亚高地。一起同行的还有土生土长的所罗门吉他手。他们经历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从飓风、、火山爆发和土著们不友好的刀枪下求生,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南太平洋最最落后的地区―没有路、没有电、没有语言―划着独木舟像一个真正的探险家一样在丛林中穿梭、在水面上飘荡。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称:“没有哪次音乐采风像安东尼・考平的探险这样危险。”

2004年底,这张名为《来自天堂最后的声音》的专辑“终于”问世。一时间,世界音乐的爱好者沸腾起来。他们有理由沸腾,15年磨一剑的礼献值得任何分贝的掌声。

P.S.世界国家地理频道的特别纪录长片”Siva Pacifica: Last Voices From Heaven”,此记录片展现了巴布亚的未为人所知的古老音乐,同时介绍所罗门群岛的音乐发展史。世界国家地理频道曾经向全世界143个国家,以25种语言超过1600万个家庭公演这部记录片,并同期推出DVD和一本南太平洋游记。

《来自太平洋最后的声音》

Last Voices From Heaven

类型:世界音乐World Music

制作人:安东尼・考平Anthony Copping

发行:索尼唱片 Sony Music

联合发行: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s International

发行时间:2004年

曲目介绍:

01

Mana Part 1

这首歌曲的灵感源自于对神秘魔力的崇拜,传说这些魔力能和祖先的灵魂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拥有如此魔力的灵魂能听得到无数人类的密语,并能使得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灵团结一致―大海中的鲨鱼,河流里的鳄鱼,翱翔天空的雄鹰以及游荡于大地上的蛇。据说这种魔力会在一些生活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这首歌曲模仿和灵魂之间的交流,由来自萨摩亚群岛的Robyn Loau,新西兰毛利族的Ngaroanoa Poa以及超过200位来自太平洋群岛的歌手共同演绎。

03

Shadow of Life

在一个古老的仪式里,初生的婴儿被戴上神的面具如同神的降临,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的面具开始变得不适合,于是将会换成象征死亡的面具。这首歌曲一般被用来作为抚慰曲。

04

Spirit

在安布里姆岛的丛林深处,我们躲在一面燥棕榈叶覆盖的厚墙后面,录到了这个神秘的宗教仪式。那些男声的圣咏似乎在传递一种来自灵魂的信息,女声的演唱则源于汤加的古老情歌。

06

Mamberamo

这首歌主要描述的是一个灵魂的使者。Wasi作为灵魂的传信者,他可以在风中穿行并带来不幸和死亡。Wasi可以被召唤出来伤害他人,但是这些召唤必须通过老鹰的灵魂才能实现。这首歌源于西巴布亚的圣咏独唱,为了录制这首歌,制作者在mamberamo河上用独木舟穿行了三个星期,而老鹰则在头顶上盘旋。

08

Lullaby of the Dead

一个关于死亡的神秘悼词,以对那些刚刚死去的灵魂进行照顾。唱这首歌的,是一位来自北马莱塔岛的八十岁老人,这首歌是在一个小岛的棚屋里录制的,当时正好碰上benny飓风。太平洋群岛的居民相信出生就是死亡的开始。妇女们用轻柔的歌声述说着一个灵魂的轮回。

11

Possessed

这首“possessed”录制于1993年,强烈提醒人们要保护和挽救南太平洋那些令人惊叹的文明。

地理名词提示:

美拉尼西亚地区(melanesia):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人们所居住的群岛”。美拉尼西亚是太平洋三大地理区中,惟一以当地居民的体质特征来命名的岛。一百多年前的欧洲探险家,在为南方新世界绘制地图时,把希腊文的“黑色”(melas)和“岛”(nesos)并在一起,曰“美拉尼西亚”,用来称呼这块夹在赤道和南回归线之间,澳洲以东、太平洋火环以西的地区,谓其为黑人所居,藉以区别东边波里尼西亚(Polynesia)和北边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上肤色较浅的土著。今天美拉尼西亚的人文面貌,其实是融合和孤立两股力量,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融合的力量源自冰河期以降不断的移民潮,这些先后来自东南亚洲的人类基因库。然而由于岛屿孤立的特性,各移民社区在文化上长期独自繁衍,造成目前美拉尼西亚一千三百种地方语言。

斐济(Fiji):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由332个岛屿组成,其中106个岛屿有人居住。多为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主要有维提岛和瓦鲁阿岛等。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受飓风袭击。地理位置重要,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斐济地跨东、西半球,180度经线贯穿其中,因而成为世界上既是最东又是最西的国家。

巴布亚人(Papuans):太平洋西部新几内亚岛及其附近岛屿的土著民族。属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巴布亚类型和美拉尼西亚类型。使用七百多种语言和方言,自成语系。部分人通用英语和皮金语。崇拜祖先和图腾,迷信精灵和巫术;部分人改信基督教。

所罗门群岛(The Solomon islands):位于西南太平洋,属美拉尼西亚群岛。地处澳大利亚北部,西离巴布亚新几内亚485公里。包括地理上所罗门群岛大部、圣克鲁斯群岛、翁通爪哇群岛等,共九百多个岛屿,最大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面积6475平方公里。

采访手记

2006年5月份,萧玮以绿色和平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了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堂雨林,开始了他为期两周的志愿活动。当然,在做志愿者之前,他是一个创作型歌手,一个音乐人。从天堂雨林回来后的麦田守望者乐队发了他的新片《我们的世界》,这样的紧密联系让我激动,慕名去采访,得到的却是萧玮骨裂卧床的消息,通过电话,跟他聊了聊那次经历、这张专辑。吃惊的是,萧玮很坦然地告诉我,新专辑里没有一丝南太平洋的味道。但是从他的话中,我却听到了南太平洋的声音。

他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平日里我们就像装着一半水的瓶子,乱晃,到了那里,你一下子被放平了,不晃了。

户外探险:伤怎么样?

反正动不了,就只能在床上待着,特别高兴能跟别人聊天,因为很无聊,能聊在天堂雨林的事儿更好。

户外探险:嗯,我们这次聊一半音乐,聊一半天堂雨林。

好,没问题。

户外探险:新专辑里有这次创作的音乐么?

没有。新专辑在我出发的时候就已经筹备完全,就差发片了。其实跟这次活动完全没有关系,我不喜欢硬给新专辑扣什么帽子。但是我的确要给绿色和平写歌,不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是完全独立的。

户外探险:一首什么样的歌儿?能透露一下么?

呵呵,不能告诉你,不好意思啊,但是的确是刚刚创作出来。昨天我刚刚写完,还没有给乐队其他的人看呢。每次写完了歌,我们都要一起排一下的。不过,这不,腿刚刚罢工,所以还要等一阵子。

户外探险:那这首歌会不会受到“天堂雨林”音乐的影响?

我如果说影响,那绝对是假话。太平洋的海风我的确感受过,但是太短暂了,也太仓促了,我几乎没有触碰到那里的音乐本源。那里有好的音乐,也有好音乐应有的生长土壤,而且绝对是原始的、未经改造的,绝对没有金属味道……反正就是跟我们所谓的音乐完全是两回事。而我现在的音乐还没办法去跟这种风格做一个什么糅合。我知道很多歌手去一个地方采风,然后就创作一首地方色彩特别浓郁的曲子,但是那仅仅是音乐形式上的模仿,这种模仿很容易被识别,也很容易被遗忘。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户外探险:他们肯定是有自己的音乐的,可是我在你的博客上看到,你说他们也会弹《加州旅店》?

没错,《加州旅店》。怎么说呢……他们有自己的音乐,但是简单极了。他们的音乐主要是节奏,最主要的乐器不是别的,而是鼓。一些祭祀或者重要活动要举行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敲鼓和唱歌来表达感情,烘托气氛。但是形成音调韵律的东西比较少,当然,高低音之分本来就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他们只是凭本能地演奏或者歌唱。但是西方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也有,他们也说英文,以前也有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布道传教,带去了一些文明的东西。比如,最典型的,带去了吉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地人用吉他演奏《加州旅店》。不过,感觉很不一样。他们会集结在一起祷告,然后有人唱歌,就是那种唱给上帝的宗教歌曲。

户外探险:对你来说,对你的音乐来说,这次太平洋上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给你留下了什么呢?

我觉得音乐形式上的东西我会了解,但是不一定非要应用。但是那里的那种安宁平静却融到我骨子里去了。在那里乐音和噪音的区别相当明显。因为那里太安静了,除了风声和鸟叫,没有任何的杂音。一切都是静静的。这种安静像一个软软的沙发,让你陷进去,拔不出来。你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不应该是粗暴的,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环境不允许。我给绿色和平写的歌就是希望可以表达这样一种想法。不过也挺难的。(挺难的?)想用一首歌来浓缩我在天堂雨林的感受,想用一首歌来唱出对自然的保护……实在是太难了,什么都想顾着,结果可能做出来的东西是四不象,还什么都没说明白,挺怕这样的。你说给我留下什么,那可真是有点后遗症。就是受不了喧嚣。我从大本营撤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就已经受不了那里城市的氛围了。后来到新加坡,后来回北京,天啊,真是受不了。你知道么,以前我也去过一些地方,从来没有说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感到悲伤、勉强,可是我实在是不愿意离开那片雨林。离开的时候,我觉得难过极了。

户外探险:以后的音乐会有变化么?因为这次经历?

我的音乐类型未必会有变化,除非我再去。但是我的思维肯定受到影响,有变化了。

萧玮在自己的博客里一直关注着天空、海洋、森林……这些一直感动着他的东西。6月24日的博客里,他写到:“坏消息,国际捕鲸委通过恢复商业捕鲸议案……我不知道中国在这项议案中投的是什么票,但我知道更多美丽的鲸鱼将死在日本人的酱油里……他跟我说,以后要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并详细描述了他的设计―如何联合餐饮部门一起抵制方便筷子。他说:“我是特别关心,因为这个事儿我感兴趣。兴趣,装不来。”也许因为他曾经触摸过那些真实的原始森林,也许是环保的细胞已经在他大脑里扎根。整个采访颇像一次环保教育,第一次,被教育着我还这么高兴。

麦田守望者乐队

成员

萧玮:主唱兼吉他手

刘乐:主音吉他手

大乐:贝司手

苏阳:鼓手

四个北京人,全是业余在做音乐这件事,有人搞汽车有人做生意,签约太合麦田公司也都是兼职,但是他们做得挺认真。爱好要是较起真来,可是不得了。他们自写自唱,创作能力极强。这次受到绿色和平邀请,也是因为音乐才华被人家看重。绿色和平在演艺界,只和“超级大腕”合作,比如U2。萧玮坦言,有这机会,很高兴。

相关专辑:

1996年,单曲《无题》、《牺牲》收录于经典合辑《红星四号》内发表

1998年,发表首张专辑《绿野仙踪》

2000年,发表第二张专辑《Save As》

2006年,发表专辑《我们的世界》

获奖经历:

1999年

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1998年度“叱咤乐坛乐队组合十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8年度“中国流行歌曲榜”―“最佳乐队”。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