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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1
关键词：土壤 重金属 复合污染
中图分类号：X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0（a）-0071-02
近年来由于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工农业的迅猛发展，土壤环境中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日渐增长，使得土壤环境重金属污染很少以单元素的形式存在，多滴两种或者多种元素共存，即多种重金属元素形成重金属复合污染（Teutsch N et al.，2001年）。土壤环境中各种重金属的赋存形态因为不同重金属元素彼此的各种相互作用如络合、吸附-解吸及氧化-还原等各种理化作用制约，而且重金属元素的移动性、生物有效性和生理毒性对重金属彼此作用有着显著响应关系（Tandy et al.，2009年）。这也是形成土壤环境重金属复合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效应不同于单一元素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因素。至此，重金属复合污染已然成为环境科学研究中又一个热点（Zhong et al.，2012年）。
1 土壤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通常是指比重等于或大于5.0 g・cm-3的金属，如汞、镉、铅、镍、铜、铁、锰等（Adriano，2001年）；砷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与重金属元素的环境效应和化学特性存在诸多相近之处，所以一般研究中将砷元素纳入重金属元素范畴（陈怀满，2005年）。
土壤环境重金属污染的特点是滞后性、隐蔽性、有毒性、难降解和污染现象不明显，但重金属含量在环境中形成污染效应后，对环境影响不容易改变和去除，具有较强的顽固性（郝春玲，2010年）。经调查，在我国大部分省份土壤环境中都存在程度不同、种类各异的重金属污染（王恒，2014年）。全国每年遭到重金属污染影响的粮食数量超过1 200万t，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王燕等，2009年）。
重金属元素不仅在食物链的各级生物中不断传递进而富集，而且通过一定的生物作用转变成为毒性更强的大分子有机化合物，所以说重金属污染对于整个生态系统影响不仅是停留在让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减少农作物产量和影响农作物品质，甚至对人类及动物的健康产生威胁；对于生态环境中其他要素都产生负面效应。
2 重金属复合污染
通常我们说绝对单一一种重金属元素污染环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在环境介质中都是相伴共存的。
一般认为的复合污染是指同一环境介质（土壤、水、大气、生物）受到多元素或多种化学品（多种污染物）对其的同时污染（陈怀满等，2002年）。因此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可定义为：在土壤介质中，两种或两种以上重金属元素同时存在，满足各种重金属元素的赋存浓度大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或者没有超过相应标准但对于土壤环境质量已经产生影响作用的土壤污染（周东美等，2005年）。重金属复合污染中各种重金属元素相互作用极其复杂，并且重金属复合污染在土壤环境中更为普遍，因此重金属复合污染相关研究工作也成为环境污染领域重要开拓方向之一。
3 重金属复合污染特点
相对于单一重金属污染，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中重金属迁移转化遗存效应的影响因素更多且更为复杂。研究者在1939年提出复合污染效应分为叠加效应、同向效应和驳斥效应3种不同类型（何勇田，1994年），其基本内涵是：叠加效应产生的毒性效果等于各污染物单独作用的毒性效果叠加之和；驳斥效应的毒性效果小于各污染物单独作用的毒性之和；同向效应产生的毒性效果大于各污染物单独作用的毒性效果之和。此外，在美国相应研究中将重金属复合污染的相互作用定义为单元素作用、协助、竞争、累积和屏障作用（Wallace，1982年）。
通常情况下，因为有着相近性质的不同重金属元素更容易对生态系统造成复合污染，而且不同重金属之间的相互作用会随着各自存在浓度的不同表现出特有的效应模式。镉锌复合污染研究表明，土壤中的锌元素浓度不同时，锌元素与镉元素对于水稻生理指标的联合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当土壤中锌元素添加浓度为100 mg/kg时，水稻生物量随镉元素浓度增加而不断升高，镉锌之间在此浓度时表现出同向效应；当锌元素添加浓度为200 mg/kg或者400 mg/kg时，水稻的生物量会因为镉元素浓度的增加反而降低，镉锌之间存在驳斥效应（周启星等，1994年）。
在土壤中存在铅镉复合污染情况下，因为铅元素可以争夺镉元素的土壤中的接触点位，促使镉元素活性增加，进而产生同向效应，使得土壤中镉元素的生物有效性提升，导致土壤-植物系统中镉元素的迁移转化更容易发生。（王新等，2001年）。
土壤中元素的含量和其与共存元素相互之间效应决定着生长在该土壤植株中的元素。研究表明，镉、铅、铜、锌、砷生理毒性呈现出对水稻苗的剂量与效应的正相关，表现出随着重金属添加浓度增加毒性作用越严重的现象。土壤环境中重金属复合污染存在两元素、三元素和多元素共存的各种组合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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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2
[关键词]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要素禀赋；“污染天堂”
一、引言
分析贸易对环境影响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这种分解方法最初是由grossman and krueger(1991)提出的，现已经被众多学者采用。
国际上关于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借鉴grossman and krueger(1991)的思想，antweiler等(2001)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为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并采用全球43个国家108个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数据对这三种效应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cole and elliott(2003)对模型加以改进，进而采用跨国污染物排放数据去检验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贸易对结构效应的影响因素。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张连众、朱坦等(2003)采用antweiler等 (2001)的模型，基于中国2000年31个省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兰天(2004)采用同样的模型对中国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得到了与张连众、朱坦等(2003)基本一致的结论。李斌等(2006)对antweiler等 (2001)的模型加以改进，并用我国各省的二氧化硫数据进行检验，最终得出贸易有利于环境的结论。
国内相关研究采用的模型大多比较简单，且主要针对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种效应的度量，并没有就每种效应具体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1990-2005年29个省市面板数据，参考cole and elliott(2003)的模型对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对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进行验证。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
参考cole and elliott(2003)的模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和本文实证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据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资本劳动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个时间趋势变量。rklkt 和rikt分别表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
对上述模型各变量含义加以说明：
(1)资本劳动比率kl代表结构效应。加入资本劳动比率的平方项kl2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对环境边际效应递减。如果β1>0且β2<0，则说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环境污染排放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环境污染排放随资本劳动比率增加而减少。理论上，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即由清洁产业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化，导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人均收入项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规模效应对环境影响为正，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为负，因此当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总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项表示人均收入对环境的递减效应，同时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保持一致。
(3)贸易开放度o代表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orkl是变量o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的乘积，表示要素禀赋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ri是变量o和相对收入ri的乘积，表示“污染天堂”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清洁产品)，因此，当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增加时，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了“污染天堂”。因此，当β6<0时，表示要素禀赋假说存在，当β7>0时，表示“污染天堂”假说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当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时，解释变量人均收入项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但如果被解释变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人均收入项对污染密集度的影响只体现技术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先对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估计后单独估计技术效应。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个省市(西藏除外，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的数据，下面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种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参考antweiler等(2001)的选取标准，本文选取的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废水和烟尘。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别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数据，故本文选取的统计时段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解释变量
需要说明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kl、人均收入i、贸易开放度o、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相对人均收入ri和时间趋势变量d。
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之比。前者的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估算的数据，后者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数据均采用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数据，即采用1990年不变价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o等于当年价表示的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1992》，基础数据由美元表示，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各省市的相对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与全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
时间趋势变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别取值2到14。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依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的检验结果来判断估计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一)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分析
表1的估计结果是将人均污染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资本劳动比率kl表征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人均收入i表征贸易对环境的规模和技术效应。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 and 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为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比较，先对其加以说明。antweiler等(2001)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变量(gdp/km2)和结构效应变量(kl)都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滞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动平均值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与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 and 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项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cole and 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kl)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递减。而人均收入(i)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负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过了正的规模效应。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与cole and elliott(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结构效应为正，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负。不同的是，表征规模和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项i统计不显著，说明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相互抵消后对环境的作用很小，则经济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结构效应。
其次，废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率kl与人均废水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结构效应为正。人均收入项i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技术和规模效应为正，正的规模效应超过负的技术效应，其原因在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国家对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统计数据也显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最后，烟尘估计结果显示，结构效应不显著，且正的规模效应超过了负的技术效应，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正。同时，人均收入i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针对烟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烟尘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将污染密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估计结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术效应。与cole and 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类似，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指标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分别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技术效应为负。人均烟尘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是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经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污染。
(二)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联合变量orkl表征要素禀赋动因，联合变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动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要素禀赋变量orkl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因而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污染排放，这与要素禀赋假说的内容相符合，同时，“污染天堂”动因变量or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导致了较弱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内容。废水和烟尘的估计结果也符合这两个假说，但是估计结果部分不显著。
另外，与antweiler等(2001)贸易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结论不同，cole and 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密集度(o)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依污染指标不同，贸易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也发生变化，总体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废水排放。表2中贸易变量的符号基本上与表1一致，其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讨论。
最后，表1和表2的时间趋势变量(d)基本上都与污染指标呈现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环保意识、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及其他的因素都促进了污染的减少。
为进一步阐明表1和表2的经济含义，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污染指标对所有经济因素的弹性，自变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经济因素来说较小，具体地，贸易开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0.15%，人均废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烟尘排放减少0.16%。同时，对每个污染物来说，其“污染天堂”动因对环境的影响都大于要素禀赋动因带给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动因的弹性值为0.4，而要素禀赋动因的弹性值为-0.05，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变为“污染天堂”。
表4的数据显示，三种污染物对技术效应的弹性都比较大，说明技术效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减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较大的技术效应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抵消规模效应，结合表3，对于二氧化硫，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而对于废水和烟尘，规模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开发新技术，降低污染。
四、结论
1.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同时贸易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依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
2.贸易对环境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且正负因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物，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却增加了废水的排放。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经加强，但是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大气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视了废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资本不充裕导致的要素禀赋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排放；同时，相对于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人均收入较低导致较松的环境管制，使中国的污染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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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3
笔者在搜集了我国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区域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东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政府税收及市场需求量；黄河中游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市场需求量；大西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对外开放水平。
关键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区域；面板数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27114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JY070）；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11ZK2018、2012ZK2013）；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130063）
作者简介：彭文斌（1976-），男，湖南郴州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环境经济研究；陈蓓（1990-），女，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吴伟平（1987-），男，湖南怀化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邝嫦娥（1979-），女，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008-06
收稿日期：2013-05-01
一、引言
污染产业区位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调整并且优化产业结构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深入分析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部分学者认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如Arthur Lewis（1984）和吴要武（2013）认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导致了劳动力供应不足，最终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迫使一些地区的污染企业选择向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迁移。环境污染程度、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环境污染程度与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互相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增加可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彭可茂等，2013）。徐向红（2004）认为美国大量中小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进而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赢得生存的机会，不得不考虑向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人工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从劳动力角度分析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文献资料还有魏后凯等（2002）、荣超（2013）等。第二，部分学者将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原因归结于地区环境政策。如Walter等（1979）首次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环境管制能力以及环境标准较低，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产业向这些环境管制能力较低的国家转移。Slebert（1990）、Xing等（2002）、Akbostanci等（2007）分别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观点给予了证实，发现地区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彭文斌等（2013）利用演化博弈模型论证了环境规制非政府因素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沈静等（2014）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环境管制对珠江三角洲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第三，还有学者认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产业集聚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市场规模。如Xepapadeas（1999）通过回归模型，从产业角度出发，分析了产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关联度等因素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黄涛（2013）对污染企业向中国转移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产业规模、要素禀赋以及产业开放政策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企业向我国转移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仇怡等（2013）基于 AHP 法分析了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力优势等因素对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全国和区域角度对我国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为揭示污染产业转移规律提供参考。
二、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严谨性和时效性，本节选取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以及区域等不同的地理空间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而且对涉及价格因素的数据统一换算为2010年不变价格。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对数化后容易得到平稳序列，而且不改变原有时序数据的特征，对部分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值。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污染产业总产值，解释变量有环境政策、政府税收、劳动力资源、对外开放程度、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以及科学技术等指标。所有的数据均由历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其中，污染产业总产值（pigov）指标以各地区污染产业的总产值表示，污染产业总产值越高表明该地区污染产业转入多而转出少，进而说明该地区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理想区域。环境政策（epoli）指标以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一般来讲，环境政策越严格，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负向影响程度越大。用政府税收收入作为政府税收（tax）的衡量指标，政府税收水平越高，意味着污染产业负担加重，利润减少，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支出水平高，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也高，从而有利于污染产业发展。以各地区15岁以上的人口数作为劳动力资源（labor）的衡量指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投入（inv）的衡量指标，以各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作为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衡量指标，以各地区最终消费支出水平作为市场需求量（conspe）的衡量指标，以人均GDP作为市场规模（rjgdp）的衡量指标，以非农人口所占百分比作为城市化水平（urban）的衡量指标，以单位面积晴雨通车里程作为基础设施（road）的衡量指标，以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科学技术水平（tech）的衡量指标。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其主要原因为：一方面，使用面板数据能够明显增加样本容量，增强实证结果的说服力，使计量结果更加可靠；另一方面，使用面板数据能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利用更大的、三维的信息量降低了变量间多重共性的可能性，从而有效地估计出各因子对产出的贡献。此外，本文首先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单独考察了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技术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然后通过控制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政府税收、环境政策、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等变量来检验污染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
考虑到污染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因素、污染产业性质以及面板数据特征，特构建以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1）和（2）来考察污染产业转移在全国和区域的区位分布以及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lnpigovit=γi+λ1ilnlaborit+λ2ilntaxit+λ3ilntechit+uit （1）
lnpigovit=αi+β1ilnlaborit+β2ilntaxit+β3ilntechit+β4ilnopenit+β5ilnconspeit+β6irjgdpit+β7iurbanit+β8iroadit+β9ilnepoliit+uit （2）
其中，i表示各省份，t表示年份，uit为随机扰动项，反映随个体和截面的发生影响的因素所产生的误差。
四、实证分析
在面板数据回归估计时，首先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比较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劣。其中，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H0：系数无系统性差异即是随机效应。若接受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更好；若拒绝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好。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Hausman检验统计量渐近服从自由度为k的卡方分布。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1。
在表1中，Hausman检验的Chi-Sq. Stat.结果为46.335479，相伴概率为0，表明面板回归估计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运用LS估计方法得到全国以及区域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表3和表4）。
从全国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2），劳动力、资本投入、市场需求量、政府税收以及基础设施等对于污染产业产值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力最大，这与郭建万等（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环境政策对污染产业总产值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对外开放水平、市场规模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说明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北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2），劳动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均是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水平、市场规模、环境政策以及城市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污染产业的转入，政府税收因素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说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2），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环境政策是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技术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政府税收、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明显。总的来看，只有资本投入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所以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从南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看（见表3），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技术水平、政府税收以及环境政策是阻碍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对外开放水平、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认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黄河中游地区来讲（见表3），劳动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市场规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均是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技术水平和环境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污染产业的转入，而政府税收和城市化水平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长江中游地区的分析结果来看（见表3），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和市场规模成了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因素有技术水平、环境政策以及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变量均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此外，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东北地区的分析结果来看（见表4），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市场需求量和市场规模，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因素有技术水平以及政府税收，而环境政策、城市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变量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市场需求量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把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市场需求量确定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大西南地区的分析结果来看（见表4），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变量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吸引作用，劳动力和技术水平是阻碍污染产业转入的主要原因，而市场需求量、政府税收、环境政策、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此外，对外开放水平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可以将对外开放水平确定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大西北地区来讲（见表4），吸引污染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投入、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阻碍污染产业转移的因素有技术水平和环境政策，市场需求量、政府税收、城市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变量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作用不明显。此外，资本投入水平对污染产业总产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因而，可以认为资本投入水平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五、结 论
总而言之，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通过对全国和区域的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全国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中，资本投入正向影响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而环境政策则是负向影响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从北部沿海地区来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从东部沿海地区来看，资本投入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从南部沿海地区来看，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黄河中游地区来看，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长江中游地区来看，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东北地区来看，劳动力、政府税收以及市场需求量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大西南地区来看，对外开放水平是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大西北地区来看，资本投入水平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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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家伟）
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cation Choice of Polluted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Eight Comprehensive Economic Regions
PENG Wenbin1， CHEN Bei1， WU Weiping2， KUANG Change1
（1.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4
关键词 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 X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11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20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大幅增长、城市化步伐加快,区域污染排放增加,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矛盾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假设是当前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重要工具,它指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起初逐步递增,达到顶点,然后下降,其形状类似于Kuznets[2]提出的关于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倒U型曲线。[3]国外学者利用各国的面板数据、历史数据对EKC进行大量实证分析[4-7];国内对EKC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主要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8-9],利用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10]。早期的实证研究集中探讨EKC曲线形状及其转折点,EKC曲线是否成立、转折点的位置等引发了很多争论。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人们发现EKC关系是一种长期现象,和多种因素有关,学者开始尝试利用人口密度、经济结构、技术进步、贸易开放度、环保政策等各种可能影响因素[11-13],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但多数研究局限于个别因素,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本文利用1998-2007①年间我国30②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对EKC假设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构造区域污染经济计量模型,为区域污染治理提供宏观控制思路。
1 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现状,本文重点讨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科技水平、政府环保管制、贸易开放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率对区域污染的影响,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1.1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初期,发展经济依赖要素投入[14],人们创造经济价值要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经济发展加快的同时,污染排放剧增。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污染排放减少,另外经济发展也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1.2 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扩大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源压力增大,废弃物和污染物增多,处理不当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
1.3 科技水平
科技水平的提高对环境保护有巨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生产末端污染治理能力;逐步淘汰高消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设备,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生产过程中废弃物和污染物的产生;推动产业优化升级,降低高污染产业部门的比重,缓解环境压力。
丁焕峰等: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基于EKC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1.4 政府环保管制
环境保护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容易滋生“搭便车”行为,无人愿意支付环保费用,需要由政府出面干预,实行环保管制。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各项环保法规、标准,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环保投资等方式控制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1.5 贸易开放水平
目前学术界在贸易开放水平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达国家的环境管理能力和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全球化将导致发达国家一些污染产业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贸易开放水平提高会增加污染。而Stevens则指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归结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贸易自由化可为环保增加资金投入,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贸易开放水平提高将能改善环境状况。[15]
1.6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水平对一个经济体的环境质量起决定性作用。在较早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本是最稀缺的要素,劳动力和资源相对充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占的比重大[14],需要消耗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同时排放大量废水、废气和废渣;当经济增长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相对丰富和便宜的要素,劳动力和资源相对稀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增大[14],相应地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从根本上减少了资源的耗费和污染物的排放。
1.7 能源利用率
促进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高能源利用率,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减少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达到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双赢局面”。
2 区域污染的经济计量模型
2.1 经济计量模型设计
2.2 变量的选取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废弃物污染在内的5类污染物指标衡量区域污染程度;选取地区生产总值(GDP)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其他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包括上文提及的人口规模、科技水平、政府环保管制、贸易开放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率。本研究的数据为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98-2007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①。本文在进一步分析前先对以上变量进行对数化②处理。各变量的符号、名称及单位见表1。
2.3 数据处理③
首先对各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做正态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其次对各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做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多变量间的相关性在[-0.5,0.5]之间,说明各区域污染影响因素间的相关性不高。计算病态数K(Condition Number),K=最大特征值/最小特征值=4.04/0.14=28.86
3 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计量结果
利用1998-2007年间我国30个地区的数据,分别对5类区域污染指标和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检验。面板数据的估计有齐性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3类,其中变截距模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 FE)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 RE)。由于通常较少采用变系数模型,因此本文在面板数据估计过程中主要考虑齐性参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考虑到不同地区样本截面异方差④对估计有效性的影响,齐性参数方程与固定模型均采用截面加权回归法以消除截面异方差;随机效应模型则采用基于随机效应转化方程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根据Fix Effect检验判断选用齐性参数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确定选用变截距模型后,根据Hauseman检验在FE和RE中做出选择。根据
D.W值判断回归残差是否存在序列自相关,并相应在估计方程中加入AR项,以消除序列自相关。估计步骤:首先对包括GDP平方项、立方项的方程进行估计,根据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和Wald检验判断是否存在N型或倒N型曲线关系。若GDP的立方项不显著,则对剔除了GDP立方项的方程重新进行估计,根据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和Wald检验判断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曲线关系。若GDP的平方项仍不显著,则继续剔除平方项,重新进行估计。若存在其他不显著的区域污染影响因素,予以全部剔除,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3.2 影响中国区域污染的主要因素
3.2.1 经济发展水平
①GDP与indwater、indsolid呈正线性相关,随着经济增长,污染排放量增多。②GDP与indsmoke呈负线性相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能够降低工业烟尘排放量。③GDP与inddust呈倒U型EKC曲线关系,转折点为338.2亿元(1998年基期价),2007年全国30个地区都突破了临界值水平,说明我国目前位于EKC曲线的右半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少工业粉尘排放。④GDP与SO2呈倒U型EKC曲线分布,转折点为35 363.7亿元(1998年基期价),2007年全国没有一个地区超过临界点,说明我国目前位于EKC曲线的左半段,二氧化硫排放量随着GDP的上升而增多。
3.2.2 人口规模
5类污染指标方程的pop系数均无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人口增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已在上文进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而人们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可见人口增长并不是区域污染加剧的主要影响因素。
3.2.3 科技水平
仅indsmoke污染方程中的envrd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环保科研经费的投入的确能减少污染排放,然而其余4类污染指标估计方程中的envrd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环保科研经费投入还未能有效抑制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除indsolid方程的grd系数不显著外,其余4类污染指标估计方程的grd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科研经费支出能有效抑制大多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综合envrd和grd的估计结果来看,可知技术进步能减少污染排放,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对环境保护意义重大;但现阶段,环保科研课题经费投入还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对这一现状,我们做出如下解释:目前我国环保科研课题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007年我国环保科研课题经费仅占政府支出的0.011%,且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少有社会资金注入。环保科研经费不足制约了环保科研的发展,科研成果少,难以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科研与生产脱节。
3.2.4 政府环保管制
5类污染指标方程中的pdf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排污费征收未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排污费征收理论上是促进企业和消费者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估计结果与理论不符。原因何在?我们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寻找答案。若排污费征收额高于污染者的边际治理成本,那么投资者就会选择治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有效地保护了环境;若排污费征收额小于边际治理成本,那么投资者就会选择花钱购买排污权,而不进行治理,污染物排放有增无减,环境质量得不到改善。据了解,目前我国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严重偏低,许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不利于污染物的治理和排放。另外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排污费不能足额征收,超额排污费征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征收排污费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多会采取协商收费的形式以替代按标准收费,与此同时征得的排污费没有得到有效监管,部分地方出现挪用排污费的现象,排污费并未真正用于治理污染。indsmoke方程的api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上升。我们的解释是: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属于被动投资,是环境污染或者资源破坏已经产生危害时而被迫支付的对环境的一种补偿费用,即“先污染,后治理”。因而其投资额度越高,意味着污染程度越严重。
3.2.5 贸易开放水平
inddust和SO2这两类污染指标方程的open系数显著为正,indsolid方程的FDI系数显著为正,符合“污染天堂”假说。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比较严格,迫使重污染产业向环保管制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贸易开放度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我国环境污染加剧。indwater,indsolid方程的open系数为负,indsmoke方程的FDI系数为负,且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污染天堂”假说相反,其经济涵义是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加入世贸以来,为了满足各国的技术、质量、环保等标准,提高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国家不断加大科研力度,开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环保产品,以供出口,取得了一定成效。另外随着环保意识增强,我国在引进外资时会特别重视外资的结构问题,引入具备高新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外资企业,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质量。
3.2.6 产业结构
除indwater外其余4类污染指标方程的shaind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第二产业在GDP所占比重下降能够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必须明确的是:工业化本身并不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的生产方式才是症结所在。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快速增长阶段,重工业粗放经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等问题突出,资源与环境矛盾尖锐。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环保型产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缓解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
3.2.7 能源利用率
除indsolid外其余4类污染指标方程的power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单位GDP能耗的减少会抑制污染物排放。2007年,北京的能耗全国最低,每万元GDP仅消耗
0.714 tce,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但相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0.38 tce和0.14吨tce而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能源利用率有待提高。
4 结 论
综合上述5类区域污染指标与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工业烟尘、工业粉尘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而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仍然呈现增加趋势。
(2)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人口规模扩大并不必然引起环境质量恶化。
(3)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改善区域污染状况,改善环境质量,但就目前而言,环保科研课题经费投入尚未能很有效地控制区域污染排放。
(4)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排污费对环境的保护作用还不显著,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甚至对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
(5)贸易开放水平提高,部分污染物排放加剧,但亦有部分污染物排放受到抑制,与“污染天堂”假说不符。
(6)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下等均会导致区域污染程度恶化,环境质量下降。
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贸易开放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率对区域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以提高出口产品和引入外资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单位GDP能耗是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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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5
关键词：大气环境污染；现状；成因；城市
1城市大气污染现状
大气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大气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破坏，酸雨、臭氧层空洞等诸多问题成为影响市民身体健康的同时，也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等成为大气污染的关键要素，使城市大气质量不断恶化。因此，重视城市大气污染，了解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及成因，因城施策，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根据广东省环保厅的《2016年上半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的数据来看，2016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级市及顺德区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在89.5%-98.9%之间，平均94.9%，较去年同期上升3.8个百分点。近年来（2012年-2016年上半年）2012-2016年全省城市大气主要污染物：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等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见图1），尤其是在2013年以来，随着全省大气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相继出台了《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4-2017年）》、《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等，全省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全省各市的城市大气现状来看，汕尾、湛江和茂名等城市空气质量位居前列，但清远、广州和佛山等工业城市的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排名在全省位次靠后，大气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不容懈怠。
2城市大气污染成因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大气污染是指因城市特殊的下垫面条件和外界层结构以及污染源集中而造成的大气污染[1]。是城市中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向自然界排放的空气污染物超过了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引发的后果。
2.1城市大气污染源
城市大气污染成因既有自然因素，如火山喷发、山林火灾、大气圈中的空气运动等，也包括人为因素，如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等，其中，主要污染源来自人为因素。
2.1.1工业污染源
大气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导致城市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工业生产环节需要动力、热能、电能等，这些动力主要来自燃料的燃烧产生，由于原料、生产方式的不同，在工业生产中还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后期处理不当或者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必然会加重大气环境污染。广东省是工业发达省份，经过多年来的治理和综合措施的运用，城市大气环境整体状况良好，但佛山、清远等工业发达地区的大气污染依然较其他城市严重。
2.1.2农业污染源
农业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农药、化肥，以防治病虫害和草害等，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居世界第一位，以氮肥为例，我国的平均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澳大利亚的8倍。2016年我国的农药使用量虽然首次实现零增长，但全年依然使用量超过了90万吨。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不仅会污染土壤、水体，也会给空气带来危害，影响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
2.1.3生活污染源
城市大气环境污染与人类的活动密不可分，其中生活污染源是主要的大气环境成因之一。人们日常的燃烧石化燃料会排放大量的烟尘和有毒有害气体。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化学产品在日常的生活中得以广泛使用，给大气污染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如汽车、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氟氯烃（又叫氟里昂）会加剧臭氧层的破坏。日常使用的杀虫剂、消毒剂等化妆品制造业，灭火剂、气溶胶喷射剂等多技术系统中，形成独特的氟氯烃工业，由于氟氯烃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大气中停留时间长，容易引发温室效应。
2.1.4交通运输污染源
交通运输污染源是指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的污染物发生源，通常是指向环境排放有害物质或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的设备、装置和人体等。2016年广东省高速公路新增655公里，总里程达7673公里，预计到2017年底，还将有635公里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届时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8100公里。公路的修建在方便出行的同时，也会给环境带来压力。汽车尾气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90%-95%的铅、碳化合物、60%-70%的氮氢化合物都是来源于城市公路交通，13%的粒子排放和3%的二氧化硫的排放来自运输。公路机动化交通是地区大气污染的主要源头，上海、北京在非供暖期间机动车排放的CO、HC、Nox三项分别占排污总量的86%、90%、56%和60%、86.8%和54.7%[2]。
2.2城市大气污染影响因素
城市大气环境污染来源主要有工业、农业、生活以及交通运输污染等，但对城市大气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的因素也较多，主要有：
2.2.1气象因素
在自然条件下，风、雨、云、雾、甚至是大气稳定度、特殊的逆温层都气象条件都会对城市上空中的大气污染的形成和扩散产生一定影响。
2.2.2地理因素
大气流动会受到下垫面（如地形、地貌、海陆位置、城镇分布）等地理因素影响，这些特殊的地理因素会在小范围里引起空气的温度、风向、气压、风速等产生变化，也会间接的影响城市大气污染的形成和扩散。
2.2.3其他因素
污染源及物质性质和成分，例如排入大气中的废气化学成分，物理质量等；污染源的几何形状（如点、线、面源）和排放形式（瞬时、连续、地面、高架）等。此外，污染源强、源高也是影响大气污染物形成和扩散的重要因素。
3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长期性任务，需要综合施策，采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城市大气污染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
3.1合理规划城市发展布局
对新兴发展的中小城市，要严格提前做好城市发展规划，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大力引进、发展太阳能、光伏等新型能源产业，提高新型能源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比重。对于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的城市，要综合考虑现有的发展布局和产业结构，及时将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搬迁、关停或者推广使用清洁生产模式。坚持分散布设原则，考虑城市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通过选择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稀释的布局结构。例如，对于冶金、火电站等应搬迁至远离市区的郊区和下风口，与城市居民区和主要商业区保持合理的距离，注意对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地区的保护。提升农药化肥的利用效率，大力推广使用生物肥料。
3.2严格控制交通生活污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公安、交通、环保等部门要加强交通运输污染治理力度，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做好日常的机动车辆污染物排放年检工作，坚决淘汰“黄标车”，按期报废老旧车辆，严惩车辆超期服役，大力推广和鼓励发展清洁燃料等新型环保燃料动力车辆，加大公共交通的改造力度，加强对公交车、出租车等燃用甲醇、天然气等清洁燃料改造力度。严格控制生活污染源，可采取集中供热、热电联供等方式，加强小锅炉的改造力度，禁止使用燃煤灶，推广使用电能、天然气等新型清洁能源。尤其是要根据城市所在区域的特点，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潮汐能等低污染、无污染能源。
3.3加大环境执法监督力度
加强日常环境执法力度，对超标排放尤其是故意污染环境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从源头减少和杜绝各类污染事故的发生。加强区域城市大气环境监测预报工作，例如，进一步完善区域性空气质量监控网络，最大限度地利用粤港双方开展珠江三角洲空气质量监测网络[3]，全面评估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和发展趋势，为采取有效措施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
参考文献
[1]赵铭.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6,(7):115-116.
[2]卢莉芳.论交通运输业的优势“最大化”与劣势“最小化”[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7.
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6
1.1化学污染物。（1）元素；（2）非金属无机物；（3）有机化合物和烃类；（4）金属有机和准金属有机化合物（5）含氧有机化合物；（6）有机氮化合物；（7）有机卤化物；（8）有机硫化合物；（9）有机磷化合物。
1.2热点关注的污染物。（1）环境中的重金属形态主要是汞、镉、铅、锌、铜、钴、镍、钡、锡、锑等，从毒性角度通常将砷、铍、锂、硒、硼、铝等也包括在内；（2）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指那些难以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途径降解的有害化学品。此类化学品所具有的持久性，反映了物质难以降解的特性，在环境中容易保留下来。调查结果表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能导致内分泌、生殖和免疫机能失调、神经行为和发育紊乱、甚至引发癌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名单：滴滴涕，狄氏剂，异狄氏剂，艾氏剂，氯丹，七氯，六氯苯，灭蚁灵，毒杀芬，多氯联苯，二恶英，呋喃。
2、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自然过程或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从而导致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称为环境效应。环境效应分为自然环境效应和人为环境效应。按环境变化的性质划分，则可分为环境物理效应、环境化学效应和环境生物效应。
2.1环境物理效应由物理作用引起的环境效应即为环境物理效应。
2.2环境化学效应在各种环境因素影响下，物质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环境效应即为环境化学效应。
2.3环境生物效应，环境因素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变异而产生的后果即为环境生物效应。
2.4环境各圈及环境污染物在迁移转化过程作用机理。作用机理有物理、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包括蒸发、渗透、凝聚、吸附、机械搬运、扩散等；化学包括光化学氧化、氧化-还原、配位、螯合、水解等；生物有微生物的吸收和代谢。
3、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防治环境污染方面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诸如：成立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政策法规；制定科技标准；控制、治理污染；保护自然生态；进行环境评价；开展宣传教育；发展国际合作；进行环境监察等等。其中与生物科学密切相关的有利用生物净化来消除环境污染和发展绿色食品等。先介绍几种控制技术：
3.1水质净化与水污染控制技术。水污染：物理性污染、化学性污染、生物性污染。
3.1.1水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按化学性质分：无机污染物包括氮、磷等植物性营养物质、非金属、金属与重金属以及主要因无机物的存在而形成的酸碱度。有机污染物是可生物降解性污染物可引起水体功能破坏及“黑臭”现象。难生物降解性污染物常具有毒性大、化学及生物学稳定性强、易于在生物体内富集等特点。排入环境后，滞留时间长，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
3.1.2水处理的基本目的是利用各种技术，将污水中的污染物分离去除或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使污水得到净化。
3.1.3水处理方法有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生物处理法。
3.2空气净化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3.2.1空气中的污染物及其危害。空气中污染物的分类：空气中的污染物包括：颗粒/气溶胶状态污染物（粉尘烟飞灰黑烟雾）和气态污染物包括无机物（硫化物（SO2，H2S）；碳的氧化物（CO，CO2）；氮化物（NO，NH3））卤素化合物（HCl，HF）和有机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
3.2.2空气净化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空气净化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有分离法和转化法。分离法是利用污染物与空气的物理性质的差异使污染物从空气或废气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转化法是利用化学反应或生物反应，使污染物转化成无害物质或易于分离的物质，从而使空气或废气得到净化与处理的方法。
3.3土壤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
3.3.1土壤污染物及其危害。土壤中的污染物：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原油等。土壤污染的危害：通过雨水淋溶作用，可能导致地下水和周围地表水体的污染；污染土壤通过土壤颗粒物等形式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或动物所吸入；通过植物吸收而进入食物链，对食物链上的生物产生毒害作用等。
3.3.2污染土壤净化技术。污染土壤净化技术有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
4、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与管理
4.1固体废弃物的种类及其危害。固体废弃物的定义：人类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且对所有者已经不再具有使用价值而被废弃的固态或半固态物质。“工业固体废物（废渣）”、“城市垃圾”。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危害，（1）通过雨水的淋溶和地表径流的渗沥，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从而危害人体健康；（2）通过飞尘、微生物作用产生的恶臭以及化学反应产生的有害气体等污染空气；（3）固体废弃物的存放和最终填埋处理占据大面积的土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