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自我鉴定范文1
学习上，我也决不含糊，几乎不曾无故缺课，能积极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自觉合理地安排学习任务，修满学分并不曾有重考现象。大学期间，我也从不同途径学习更多的知识，例如通过看英美电视剧电影学习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参加班级的英语角以及在图书馆阅读报刊杂志以及书籍。
思想上，我一如既往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关心国家政治，关心社会百态，并积极回报社会。06年暑假，在XXXX市为一个村里的小孩进行义教，带给他们知识与欢乐，这正是一个当代大学生可以贡献的力量。
生活上，我不仅更加自理自立，还在宿舍管理中得到了许多锻炼，因为我当了四年的寝室长，从宿舍的卫生打扫，到收取舍费，记录每一笔宿舍开销，甚至买宿舍公用的纸巾、订水、充电费等日常琐碎事务，都要学会统筹安排，很多时候还要亲力亲为，我乐在其中。
学历自我鉴定范文2
学习上，我也决不含糊，几乎不曾无故缺课，能积极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并自觉合理地安排学习任务，修满学分并不曾有重考现象。大学期间，我也从不同途径学习更多的知识，例如通过看英美电视剧电影学习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参加班级的英语角以及在图书馆阅读报刊杂志以及书籍。
思想上，我一如既往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关心国家政治，关心社会百态，并积极回报社会。xx年暑假，在xxxx市为一个村里的小孩进行义教，带给他们知识与欢乐，这正是一个当代大学生可以贡献的力量。
生活上，我不仅更加自理自立，还在宿舍管理中得到了许多锻炼，因为我当了四年的寝室长，从宿舍的卫生打扫，到收取舍费，记录每一笔宿舍开销，甚至买宿舍公用的纸巾、订水、充电费等日常琐碎事务，都要学会统筹安排，很多时候还要亲力亲为，我乐在其中。
学历自我鉴定范文3
【摘要】近年来历史鉴赏作为历史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越来越被教师及教育工作者重视，而历史鉴赏在历史教学中也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历史鉴赏有利于学生感知历史，简化学科难度；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有利于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利于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关键词】历史鉴赏感知兴趣求知欲评价情感态度
近年来，随着历史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化，许多学者和教师为了不断提高历史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能力，在教学活动中，历史鉴赏不断被重视，成为学生感知历史，触摸历史的一个必要手段。而在西方，历史课堂中也会引导学生开展专门的历史鉴赏活动，对此，李稚勇教授认为：美国的历史教育工作者认为，把经典性的艺术作为学习资料，通过艺术作品来看待美国历史是从一个范围更广的人文化视野中来看待美国历史和文化。将历史融汇于历史教学，不仅能给学生对历史现象，事件，人物产生具体的形象，从而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享受审美情趣的同时进行了历史研究。”所以，我认为历史鉴赏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鉴赏有利于学生感知历史，简化学科难度。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历史是一个新的学科，对于历史课学生比较陌生。对于历史他们通常认为比较古老，较死板，较难懂，这些在客观上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所以，开展历史鉴赏课，把过去的遗迹，文物，场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给学生展示出来有利于学生感知历史，化困难问题为简易问题。例如：北师大版七年级上《星罗密布的氏族聚落》讲述的是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的生活场景，要求学生掌握两个氏族的基本生活情况和特点。但是课本给出的图片和文字都十分有限，我便选择了纪录片的形式给学生展示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的生活场景，看到了实物（即便是模拟出来的画面）学生们都很欣喜，他们真真切切的和原始人类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自己像是步入了6000年前的那个时代，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接下来教学工作就很顺利了，学生通过纪录片的展示很快就总结出了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的基本情况，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种植的农作物，居住房子的样式等等都总结出来了，教师稍加指点，师生便顺利完成了教学大纲的要求。再例如：讲原始人类这一课，那几十万上百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个谜，要给学生解开谜团，历史鉴赏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请来”了几个原始人类的头像模型作为课堂中的一个片段性的鉴赏，让学生认真观察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头像模型，坐在前边的同学还用手触摸了头像，他们有的小声议论，有的积极思考，有的用笔记录，不一会儿，他们就得到了结论，比较出了三种人的不同。可以看出：历史鉴赏可以帮助学生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二、历史鉴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历史鉴赏主要是通过感观刺激来完成教学的一种方式，而兴趣是学生学习任何一门课程成功与否的关键。要让学生从好奇到求知再到爱好，那么历史鉴赏就是让学生能够爱上历史课的重要一环。要使学生对历史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就要对历史鉴赏的内容下功夫，要切实做到历史鉴赏能够刺激学生，使他们的兴趣得到激发，并激发起他们的求知欲。例如：在讲唐朝的隆盛时代时，如何让学生真切的看到那个时代的盛世风貌便成为我课前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我随后选了当年我参观唐代服饰展是拍下的照片和唐三彩和唐粉彩的模型并借了两身唐装。当讲到唐服饰和制瓷时，我拿出准备好的照片和模型，学生看到美轮美奂的服饰时都很赞叹，接着我让两位学生穿上准备好的唐装，顿时，课堂上砸开了锅，学生们纷纷议论，接着我让学生说出看到此景的感受，学生都能畅所欲言。下来，我又拿出了唐三彩和唐粉彩的模型让学生观察，许多学生在观察的时候就会问“这是怎么制作的呀？”“这些都是唐朝独有的吗？”“唐三彩的三种颜色是怎么烧上去的？”等等问题，这显然是激起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接下来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主动求知的学生来说，教师的教是件再也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这一切都源于历史鉴赏的功劳。
三、历史鉴赏有利于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评价历史人物和时间是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应该掌握的学科能力。我们虽然给学生讲授过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方法和步骤，学生也能够接受学习，但大多数学生都是为了应对考试，而在被动的情况下接受，历史鉴赏则不一样，它是通过文物，古迹，影视，图片甚至是模拟历史人物等方式帮助学生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和时间。例如：在讲述武则天时，要求学生正确评价武则天，从课本内容来理解，武则天是一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女人，很多学生一方面肯定她的贡献，另一方面觉得她是一个不断利用李治来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为了让学生对武则天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我决定采用图片鉴赏的方法，对于图片的选择，我选取了乾陵的石雕翼马作为切入点，给学生展示时，我让学生仔细观察翼马并对翼马进行了解说：这是李治生前最喜欢的一种马，接着让学生猜猜这是谁为李治所修，答案当然是武则天了，然后给学生展示关于乾陵的资料照片 ，并给学生说明乾陵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既是两位皇帝又是一对夫妻的合葬墓，武则天死后一定要与李治葬在一起说明了她对李治的情意很深。接着，我们再来说说评价历史事件，刚才我们一直用观察法来实现历史课程的鉴赏，在历史课的鉴赏中我们还可以用到角色扮演法，这个方法有利于学生正确的评价历史事件。美国学者认为：“教师包括这个戏剧形式中的学生所关心的不是戏剧元素或表演自身，只是通过这个方法学生可以获得复杂历史事件和问题有移情作用的理解，并产生探索的欲望，并且会对有关同时代的特别主题及问题的反应更为深刻。”所以，我在讲述美国南北战争时，我先给学生播放了《乱世佳人》这部电影的精彩片段，然后节选了小说中白瑞德第一次完全剖白自己对郝思嘉的爱这章对话，交给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进行演绎，虽然两位同学比较拘谨，但我告诉他们在战争的年代里，纯洁的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所有美好的事物我们都不应该去逃避，而要勇敢的去面对，这里当然包括爱情。接着，我便顺利的完成了对美国南北战争的讲解。通过观看影片，角色扮演，学生完成了历史课的鉴赏体验，同时也深刻的认识到了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对美国南北战争及评价此次战争有了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四、历史鉴赏有利于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学历自我鉴定范文4
关键词：鉴赏 ；创新； 能力
高中语文教材中编入了不少诗词，古代诗词，现代诗词无一不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让学生学好诗词，创造性地鉴赏诗词利于学生鉴赏能力和文学水平的提高，利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笔者从事多年的高中语文教学，深感诗词的鉴赏应等同于小说，散文，戏曲等文学作品，不可偏废，同时在引领学生进行创造性地鉴赏诗词方面有一定的感受，尤其在对古诗词的引领鉴赏中尝到了一定的甜头。下面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一、创造性地鉴赏古诗词必须让我们的学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程度
应当说古诗词有着诸多不便我们学生鉴赏的因素，首先，古诗词一般都为格律诗，这些诗词有了平仄的韵脚，诗句词序往往显得比较复杂。其次，古诗词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有的上百年，有的上千年，距离我们学生的生活较远。第三，有的诗词的意境抨击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的则是作者自身生活情感的流露。不同的诗人词人机遇有别，他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则代表着个人的志向和认识，即使是同一作者由于喜怒哀乐的时段有别，不同时段诗词亦同样大有差异，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学生创造性地鉴赏古诗词有时还真是困难重重，有时勉强凑合一下总不是作者心声的写照，总有牵强附会之嫌。所以作者以为，要让我们的学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的积淀，这里包括民族斗争史，文学发展史，汉语知识变迁史等等，这样才能更好地鉴赏古诗词。应当说我们不可能有时间让学生去掌握与古诗词有着密切联系的诸多内容，有时只要结合相关学科的学习稍作提示性的联系即可。有时还可通过一些历史故事的电影与古诗词有关的历史镜头，这些镜头完全可以辅助我们的学生进行创造性的鉴赏。如让学生创新鉴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必须先从历史的角度去介绍其人，他是一个壮志未酬的诗人，再从文学的角度去介绍其人，他是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史具有显赫地位的诗人。从某些意义上讲，我们的学生知晓了这些，就能比较顺利自主而又创造性地鉴赏“大江东去”的壮阔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一腔真诚。
二、创造性地鉴赏古诗词必须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古诗词艺术的比较
古诗词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样式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久放异彩，不同时期有不同风格的古诗词又能在人类文化的长廊中同占一席之地，都是因为有着匠心独具的表现手法，都是因为有着美好的情感。要想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很好地创造性地鉴赏这些古诗词，最好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多将古诗词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提高创造性鉴赏的水平和能力。我们要善于利用课外延伸以及综合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进行一定的比较性的鉴赏，柳中庸，唐朝著名诗人，有两首古诗不但值得一读，而且有利于我们的学生通过比较提高创造性鉴赏能力。柳中庸的这两首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征人怨》诗题中有怨字，而诗歌中无一怨字，《听筝》题中无怨字，而诗歌却以“怨”去铺陈。应当说这两首古诗都与“怨”有关，但诗题与抒写内容之间都有不同之处，因此我让学生进行比较，通过比较，通过综合实践活动地开展。通过相互置换关系的你谈我议，学生们豁然开朗，为了检查学生的鉴赏效果，我让学生以《柳中庸的怨求》为题，写探究两首诗的异曲同工的小论文，学生们所写的论文有理有据，中心明确，论据确凿，简洁独到且篇篇入理入情，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创造性地鉴赏古诗词必须让我们的学生把故事的意境与人们的推崇无缝对接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人们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启迪，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让人们受到关心国家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的启迪。如目前的“”事件，我们可以让学生通过吟诵此文，通过创造性地阅读，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总而言之，我们的国家要兴旺发达，需要我们有高尚的道德，有可贵的人文情怀，有满腔的社会责任意识，也要有把握社会关注民生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应当说新的时代我们所崇尚的精神都能从古诗词中挖掘。我们还记忆犹新，在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曾引用了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表明自己今后工作的态度，十年来温总理就是这样践行总理职责的。人们说以史明镜，我们也完全可以诗明镜以诗励志。
参考文献：
[1]曹津源.以身许国为民造福[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9.
[2]张天宝.新课程与课堂教学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
学历自我鉴定范文5
关键词：年鉴学派；法国史学；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09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08-05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此后围绕在这本杂志周围的法国史学家群体被圈外人士笼统称之为“年鉴学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年鉴学派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传统实证史学，倡导拓宽历史探索领域、加强跨学科合作研究、关注历史深层分析，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对法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产生深刻影响。
一
鉴于年鉴学派的学术地位及广泛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其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就国外学界而言，代表性研究专著有：美国史家特莱恩・斯多亚诺维奇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范型》、法国史家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和英国史家彼得・伯克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等；一些对西方史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中往往也都列有专章评述年鉴学派，例如美国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以及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大力加强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工作，年鉴学派成为其中一个关注热点。姚蒙的《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和张广智、陈新的《年鉴学派》是国内学者对年鉴学派整体研究的代表论著。
上述论著基本上都将年鉴学派看作20世纪法国乃至西方史坛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反对19世纪兰克史学研究模式的西方“新史学”运动重要代表。在研究方法上，这些论著大多将年鉴学派的发展等同于前后相继的几代年鉴学人的学术实践过程，并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型”概念对年鉴学派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集合予以概括。此外，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研究者都是所谓的“局外人”，而年鉴学派内部学者对学派的深入系统论述却鲜有问世。2006年，被外界归为年鉴学派第四代学人代表的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布吉耶尔所撰《年鉴学派：一部思想史》一书法文版于巴黎出版。2009年，简・玛丽・托德将该书译为英文并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给予《年鉴》运动以全新的注解”，这是伊格尔斯对布吉耶尔这部论著的积极评价。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正是缘于作者的独特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视阈。
1969年，毕业于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布吉耶尔进入《年鉴》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秘书，之后不久开始在号称？年鉴学派大本营”的高等研究实验院第六部任教，1981年他成为《年鉴》杂志编委会高级编委。他参与了1969年以后《年鉴》杂志涉及出版及刊物发展的所有相关工作。由此可见，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与“年鉴”群体紧密相连的布吉耶尔无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年鉴学派“局内人”。有评论者言，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得布吉耶尔“具备特有的资格来书写《年鉴》运动的历史”。在辉煌的个人学术生涯中，布吉耶尔在家庭史、农村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和法国旧制度时期人口史等研究领域都有诸多成果。同时，他也表现出对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方法论的极大兴趣。1978年，他在美国《评论》杂志撰文讨论20世纪60年代末年鉴学派“重新定义”的问题。此后，他就年鉴学派及其历史学还发表过多篇文章。因此，《年鉴学派：一部思想史》一书堪称作者对年鉴学派历史编纂学长期研究的结晶之作。
二
综览全书，除“导论”和一个简短的“结论”之外，布吉耶尔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创建”、“轨迹”和“问题”三大部分。作者在“导论”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到：“（本书是）对自20世纪30年代的心态史到70、80年代的人类学转向这一过程中法国史学思想发展轨迹的分析与理解”。这一声明得到其他学者认可。“这部著作不是年鉴学派的大事记，不是围绕年鉴学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也不同于之前其他关于该论题的著作那样是对年鉴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评判或是对年鉴学派创建的组织机构的描述”，阿兰・贝克尔如是说。
该书第一部分“创建”包括“早期《年鉴》”、“一致与分歧”、“心态的概念”三章内容，作者主要考察了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产生背景、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早期领导以及“心态”概念的起源问题。之前的研究一般主要探讨年鉴学派内部更迭交替的几代学者的史学成就与研究局限等问题，斯多亚诺维奇的研究专著更是基本聚焦于布罗代尔时代的探讨，布吉耶尔则将年鉴学派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对于19、20世纪之交的诸多年鉴学派先驱，布吉耶尔不仅承认例如古朗治、涂尔干等人的影响，还相当重视基佐，而之前的年鉴学派研究对于基佐涉及甚少。布吉耶尔认为，基佐的史学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政治影响所遮盖，基佐提出的“集体心理状况”的定义尽管具有模糊性与混合性的特点，却明显蕴含、预示了“心态”的概念。作者接着阐述了20世纪初期西方学界针对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广泛批判，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影响下西方认识论的革新，并指出这些都是年鉴学派产生的深刻背景。
相对年鉴学派发展史的其他阶段，布吉耶尔尤其重视年鉴学派两位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早期领导时期。他毫不掩饰对《年鉴》杂志这两位创建之父的敬仰之情，通过不断援引两位史学大师的语句来证明他们的历史研究以及史学思想已经奠定了年鉴学派历史学发展的全部基础。同时，他突出强调了布洛赫和费弗尔之间由于年龄、性格的差异以及学术理念的分歧而导致的矛盾甚至冲突。这部分内容是该书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卡罗尔・芬克曾在其专著《布洛赫传》中探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洛赫与费弗尔之间个人关系的危机。布吉耶尔则利用了2003年发表出版的布洛赫与费弗尔的通信集这一之前研究者无缘利用的资料，阐明两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很早就已经存在。布吉耶尔指出，费弗尔和布洛赫在个人生活、学术竞争以及关于《年鉴》杂志领导权等方面不断的口角、争论损害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但作者转而提出正是这些不和谐，尤其是布洛赫和费弗尔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分歧和争论成为年鉴学派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和日后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事实上促进了年鉴学派形成鼓励多元的精神，避免独断教义带来的损害，从而不断开拓史学领域，不断更新史学方法，不断扩充史料范围。
布洛赫和费弗尔都被看作反对传统实证史学的先锋，相比而言，费弗尔更像一个彻底的叛逆者，而布洛赫则显示出一个改革者的姿态。但是布吉耶尔指出，年鉴学派两位创始人对史学革新的倡导不仅有创造性，也有继承性，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于“心态”概念问题的理解上。作者的这一论断反映出他反对将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与其对立面传统实证史学之间关系界定为完全割裂的普遍认识。
该书第二部分“轨迹”包括“集体思考”、“拉布鲁斯阶段”、“从总体史到全球史”三章内容，作者主要评述了年鉴学派针对系列资料的集体研究，梳理了亨利・贝尔对《年鉴》杂志的影响，分析了拉布鲁斯开创的史学研究模式以及布罗代尔与勒华拉杜里两者史学观念的差异。作者对年鉴学派发展历程的论述摒弃了之前年鉴学派研究学者的惯常做法：将创建阶段的布洛赫和费弗尔视为第一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史学家群体为第二代；20世纪60年代之后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如费罗、诺拉、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等人归为第三代。布吉耶尔认为，仅从年龄差异角度出发的“代”的概念是对年鉴学派史学发展荒谬的、简单化的处理。他突破了这种研究套路，转而用一系列的“阶段”来表述年鉴学派发展过程中研究侧重有所不同的各个时期。
布吉耶尔在“拉布鲁斯阶段”这一章集中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历史学家恩斯特・拉布鲁斯对于年鉴学派的重要影响，这也是之前年鉴学派研究探讨不够充分之处。其实从年鉴学派创建伊始，年鉴史家群体对经济史就非常感兴趣，这主要是由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现实状况引发的，当然它也得益于经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拉布鲁斯1933年出版的《18世纪法国物价和收入变动概论（论稿）》和1944年出版的《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年鉴学派初创阶段经济史研究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后，拉布鲁斯对于年鉴学人的影响日益明显。布罗代尔在1958年发表的《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将拉布鲁斯的《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一书称为“近二十年法国刊行的最伟大的史学著作”。肖努称法国计量史学的兴起都源于拉布鲁斯这两部代表作，“它们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它们是我们这一代的每日祈祷书”。布吉耶尔更进一步，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鉴学派事实上是由拉布鲁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所统治的，他们纷纷应用系列史方法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时蔚为风潮。对拉布鲁斯所带来的影响，布吉耶尔评判道：它在很多方面是“令人遗憾的”，它使得布洛赫和费弗尔开创并应用于历史研究实践中的“心态”概念被边缘化了，一味强调经济社会的解释最终只能“陷入决定论的诱惑”。
与对拉布鲁斯的重视程度相比，布吉耶尔对布罗代尔在年鉴学派发展历程中的影响有所淡化，布罗代尔只是在与勒华拉杜里进行比较时才被提及，伊格尔斯因此指出在布吉耶尔的研究中，“布罗代尔被边缘化了”。这成为布吉耶尔这本著作与之前年鉴学派研究相比的显著差异之处。大多数年鉴学派研究成果，尤其是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论著，都将布罗代尔视为年鉴学派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斯多亚诺维奇1976年出版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范型》一书中将“年鉴史学范型”定义为“结构一功能主义”，这一论断基本上就是以布罗代尔的史学研究模式为样本总结归纳的。在众多年鉴学派研究者眼中，布罗代尔就是年鉴学派的象征，他的史学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整个年鉴史学。但在布吉耶尔的这部书中，尽管作者也承认布罗代尔在年鉴学派高高在上的威望以及学术领域上卓越的独创性，但同时指出布罗代尔在年鉴学派内部其实并不那么受欢迎，他不像拉布鲁斯那样拥有大批追随者。布吉耶尔甚至强调，当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拥有世界影响的时候，他在年鉴学派内部的影响却早已衰落。
该书第三部分“问题”包括“死亡史”、“彗星的划过”、“我们必须终结心态吗？”、“回归政治”四章内容，作者主要考察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年鉴学派的史学发展，涉及法国死亡史研究、米歇尔‘福柯的学术影响、政治史的“回归”问题以及对心态史未来的展望。作者回顾了菲利普，阿里耶斯、米歇尔・伏维尔、弗朗索瓦・勒伯和阿兰，克华克斯等人针对死亡态度问题的研究，认为这些研究显示了年鉴学派内部在“基于心态世界的唯心论诱惑和决定论诱惑之间的摇摆”。在“彗星的划过”这一章，作者评判了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历史思想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布吉耶尔承认福柯对年鉴学派带来的巨大挑战及影响，他没有贬低福柯的贡献，但并不赞同福柯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受福柯影响的历史学家低估了概念意象和社会体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他们那种强调社会控制的解释模型是老套、单调而肤浅的。布吉耶尔继而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从系列史转向叙述史和从强调社会经济取向转向热衷社会文化解释的潮流。他强调，文化的转向增强了“心态”概念在历史解释中的价值。
总体而言，相对其他年鉴学派研究者，布吉耶尔更注重“心态”概念。他指出：“‘心态’这一概念是历史学家能够拥有的通向过去的最佳通行证。”作者把对“心态”概念的探索追求视为“年鉴精神”的化身，并以其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该书对年鉴学派早期岁月的侧重以及对布罗代尔的忽视恐怕皆缘于此。布吉耶尔指出，即使布洛赫和费弗尔很少在《年鉴》杂志或者他们自己的研究著作中直接使用“心态”这个词，但对集体心理的重视、对社会经济研究中文化基础的强调仍是两人历史研究的核心重点，而布罗代尔的研究重心则是长时段的持久结构与中时段的经济局势，他对历史的文化维度并不感兴趣。因此有评论者言，“布吉耶尔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心态’的一部著作”；“他写的不是关于年鉴学派的常规历史，而是一部通过细致考察、解释历史文本来详细阐述‘心态’概念的复杂的、丰富的、有说服力的系谱”。确实，作者仿佛是以探讨其所属学派的历史为外衣来倡导历史学重返他所推崇的心态史，这也是笔者阅读全书后的直觉感受。
布吉耶尔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被重新引入历史解释提出质疑。尽管他承认结构事件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能地位，但对于叙述史、事件史的“回归”仍抱有戒心。虽然这本著作对于年鉴学派的探讨截止于20世纪最后十年，但作者并不赞同伯克提出的“《年鉴》运动事实上在1989年已经结束”的论断。他坚信这个群体在未来历史学的发展中仍然会是一个重要的、极富创造力的角色。当然，作者这一认识不乏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
在全书的结尾处，布吉耶尔援引年鉴学派两位创始人尤其是布洛赫的论述指出：年鉴学派强调过去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联系，“历史学家显然是带着他们自己所处时代赋予的问题展开历史研究的”，对历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作者认为这些方面都与传统实证史学将过去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这两对关系完全割裂的思想认识直接对立，这才是年鉴学派史学与传统实证史学的根本区别，才是年鉴学派对于历史学的最大贡献。
三
有论者言，尽管这是一部年鉴学派“局内人”的著作，但它却不是一部以外人眼中熟悉的“年鉴模式”进行的研究。确实，这部著作主要应用了传统文献分析方法展开对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思想的分析论述，作者集中探讨了诸如艾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皮埃尔・古贝尔、保罗-博瓦、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伏维尔以及菲利普・阿里耶斯等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于年鉴学派成就的原因分析也没有“结构”或是“局势”这些概念的引入，而是将之归因于年鉴学派发展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布洛赫、费弗尔、拉布鲁斯，当然还有布罗代尔。
布吉耶尔这本著作甫一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界广泛关注，众多评论者都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深入认识年鉴学派和20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甚至对于历史学的功用、价值等历史学根本问题的理解也有所启迪，所有从事史学实践工作的历史学家都能从作者号召重返年鉴精神的呼唤中有所收获。在“局内人”视阈下，作者对于年鉴学派核心思想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他通过对“冲突”（如第二章“一致与分歧”）、“演变”（如第六章“从总体史到全球史”）和“阶段”（如第五章“拉布鲁斯阶段”）的论述强调了年鉴学派历史学的多样性和阶段性发展，这些远不是局外人所谓的“范型”概念所能涵盖的。与此同时，作者也显示了他具有任何局外人一样的批判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年鉴学派衰落状况的承认上。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伊格尔斯指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年鉴》运动研究最好的一部著作”。
学历自我鉴定范文6
【论文摘要】本文简要论述了档案鉴定标准在我国的确立和执行过程，先从国内外形成的鉴定标准着手，分析其在我国档案理论界与鉴定工作实践中的贯彻情况，明确我国档案鉴定理论、档案鉴定的技术性标准（档案保管期限表）以及鉴定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同时，指出档案价值判断过程中体现出的时代局限性；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以期提高鉴定工作质量，进一步推动档案事业发展。 【论文关键词】档案鉴定 标准 确立 执行 档案鉴定作为一种价值评价活动，主要表现为主体以一定的评价尺度或标准来衡量被鉴定的档案价值这一客体的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参与评价的主体存在着学识水平、分析问题能力等的差异，加上档案的自身价值存在多样性、相对性和潜在性等特点，因此在对档案进行价值鉴定时，易出现不同的鉴定意见或结果。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及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必须首先确立明确的档案鉴定标准，以此为依据，方能保证档案鉴定工作的有序进行。本文拟对中外档案界长期形成的一些档案鉴定标准进行简要列举，并在此基础上简析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明确其所存在的不足及应采取的一些改进措施。 一、档案鉴定标准简介 总的说来，档案鉴定标准可分为两大类，即理论性标准和技术性标准。 （一）理论性标准 理论性标准是档案价值鉴定的基本标准和理论依据，综观中外档案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档案鉴定的理论性标准主要包括： 1、德国档案学家迈斯奈尔提出的年龄鉴定标准和来源鉴定标准。 （1）年龄鉴定标准：即“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迈斯奈尔主张：每一个国家应设置一个禁销档案的“界限年份”，应对在此年份前形成的档案加以高度重视、妥善保管，而不应擅自毁弃。 （2）来源鉴定标准：强调不能把案卷当作零碎的材料孤立地、分别地单独评判，而应当以它们固有的行政关系为具体背景进行鉴定，即在鉴定时，应该考虑各行政单位在政府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其活动性质，以及这种活动与上下级行政单位活动的关系。 2、波兰档案学家卡林斯基提出的“职能鉴定论”。这是在研究继承迈斯奈尔来源鉴定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的，主张按照形成档案的机关在政府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 3、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提出的文件双重价值鉴定标准。指出文件价值中存在着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的区别，这是按利用文件的主体为参照进行划分的。指出公共文件的价值首先体现为对原机关的原始价值，即第一价值，具体体现为行政管理、财务、法律和科研价值；而后再体现为对其它机关及非政府方面使用者的从属价值，即第二价值，分为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两种形式。对这两种不同价值，在鉴定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4、宏观职能鉴定标准。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文件大量涌现后的产物。“此时鉴定的注意力首先不是形成者来源，而是能够反映社会需要的各种社会职能活动过程或其主题”①；“宏观鉴定法所面对的不再是单份文件，而是某种职能的文件”②。 5、效益标准。这是欧美国家近些年来在鉴定中奉行的一条原则，主张在鉴定档案保存价值时应考虑到档案的保管费用。从其发展历程看，效益标准已从出现伊始的饱受批判转变为被各种鉴定体系广泛采用，显示出了其实用科学的一面。 6、相对价值标准。这是我国档案学界提出的一种档案价值鉴定标准，即在承认文件的价值取决于档案客体属性及其满足利用者需要的程度之前提下，适当分析全宗和全宗群内档案的完整程度，从全宗和全宗群范围内来观察档案被保存的状况。通常情况下，全宗和全宗群档案的完整程度越高、绝对数量越多，每一份文件的价值就相对越低，反之则越高。即：在一定情况下某些文件的保存价值和保管期限可以相对地提升或降低。相对价值标准的提出，旨在使档案鉴定工作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 （二）技术性标准 技术性标准是档案鉴定实践中用以参照的具体标准，主要有文件材料的归档和不归档范围、档案保管期限表、档案鉴定工作制度等。 我国目前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可分通用档案保管期限表、专门档案保管期限表、同系统机关档案保管期限表、同类型档案保管期限表和机关档案保管期限表五种类型。它们是各机关、档案馆鉴定档案价值、确定档案保管期限的依据和标准，以此作为参考， 文书立卷人员能较容易地区分文件的不同保存价值，初步确定其保管期限，为以后档案馆鉴定档案的价值打下基础。至于档案鉴定工作制度，则包括制发鉴定档案的标准文件、档案鉴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销毁档案的标准与监销制度等几方面内容。一种健全的档案鉴定工作制度，可以有效保证档案鉴定工作的质量和防止有意破坏档案，使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工作有组织、有监督地进行。事实证明，这些技术性标准在文书档案人员的具体鉴定工作中起到了有力作用。 二、我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及档案鉴定标准的确立过程 （一）我国档案鉴定理论的特征 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在学习原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践，并且吸收了民国时期档案学有关档案鉴定理论而逐步形成的。民国时期的档案界提出的鉴定标准均重视档案的历史价值和行政价值，但它存在缺陷，即仅仅停留在机关范围内的一般的行政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认识上，且当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而原苏联的档案鉴定理论对我国的影响可说是最为深刻和久远的。例如，原苏联档案界提出：档案的鉴定原则是历史主义原则、党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在鉴定档案的价值时，应考虑文件内容、文件来源、文件的形式特征、情报的重复性、档案全宗文件的完整程度、文件的物理状况及文字、语言、艺术及其它特点，等等。这些原则和标准被我国档案工作者加以吸收和借鉴，再与我国的档案鉴定工作实践相结合，明确提出了鉴定档案价值时应考虑的相对价值标准、社会需要标准等新的标准，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概念、原理体系。无可否认，这些鉴定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对我国的档案工作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档案的安全，防止了任意销毁档案文件的事件发生，有效地保证了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有序性。 但是，建国以来长期形成并得以贯彻的具有我国特色的档案鉴定理论，虽在实践中证明了其价值，但同时也正是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宣告了这些理论自身存在着的不足。因为我国的鉴定理论一直以来都侧重于对鉴定的原则、一般分析方法、保管期限和保管期限表以及鉴定工作组织的研究，而对档案鉴定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得不够，这在实际工作中就显得空泛，缺乏足够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不强。“对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造成‘档案价值’概念模糊，鉴定的理论框架构建不起来；对应用技术研究的不足，造成具体的操作技术、标准、鉴定质量的检查与控制的方法空白或残缺”③。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是两种常用的分析方法。我国长期形成的鉴定理论往往侧重于对档案鉴定的原则及其工作性质等等进行描述、概括，而忽略了档案价值中实际存在着的数量关系，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的成分。这一现象与其它许多国家明确规定文件进馆比例的做法相比，显然存在着具体操作上的困难，鉴定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二）在此时期内确立的鉴定标准：档案保管期限表 档案保管期限表是档案鉴定的技术性标准，是以表册形式列举档案的来源、内容和形式，并指明其保管期限的指导性文件，是鉴定档案集中保存和确定档案保存期限的依据，是开展档案鉴定工作和保证其质量的有效工具，是国家管理和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对防止错误销毁档案，为子孙后代保存历史文化财富提供了一定保证。但是，在充分认识档案保管期限表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它自身存在的不足： 一是条款太少。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经过几次修订，条款日趋简化，概括程度越来越高，难以涵盖复杂的档案类型、范围，这与国际上文件处置标准日益细化的趋势相悖。 二是档案保管期限表“就具体的鉴定标准而言，基本上属于‘职能鉴定论’的范畴”④，这与国外许多国家鉴定标准呈多元化的现象是相脱节的。我国档案学界近几年来虽也在理论上提出了类似的标准，但在具体操作时却忽略了这些。因此，我们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的鉴定标准表现单一化，在具体操作时“很难逐项鉴定档案的证据价值、情报价值，进而也就无法保证永久保存的档案是否具有永久性价值”⑤。 三是重宏观档案轻微观档案，侧重于方针政策性、总结性、综合性档案，对微观的、依据性、原始性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方面的档案，保管期限偏短，造成进馆档案“只有骨架没有血肉”，难以满足历史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需要。 四是可操作性差，条款理解随意性较大。如“重要的”、“一般的”等类似的模糊语言大量存在，档次则只给出“永久”、“长期”、“短期”三档， 缺少具体的保管年限，导致各单位长期、永久档案划分比例偏高，大大加重了各级档案馆的负担。 正是我国现有档案鉴定理论的不足，促使不少头脑清醒的档案学者有了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理论为“我”所用的迫切念头。于是，合理借鉴西方档案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在实践中得到了完善与发展的鉴定理论，实现档案鉴定标准的多元化并使之有效指导鉴定实践活动，成为我国档案学界努力的目标。近几年来，我国档案学者对档案价值鉴定效益标准、宏观职能鉴定标准等都已有所涉及，如何嘉荪主编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就提到了鉴定档案价值必须考虑效益因素；冯惠玲《电子文件的双重鉴定》则提出要重视“宏观职能鉴定标准”，等等。但是，虽然学术界提倡实行多种档案鉴定标准，但在实践操作中要真正实现，尚需时日。 三、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实践：档案鉴定标准的执行过程 （一）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鉴定理论的不完善，相应导致了实践操作中的偏差。综观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实践，大致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 1、鉴定过程中，对鉴定标准的理解与贯彻各有不同，缺乏一致。如前所述，我国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如条款内容过于简练、可操作性差等等，导致具体实践中出现对保管期限表较严重的曲解现象。笔者曾在某单位实习，期间发现：此单位档案室保存的档案中，永久、长期档案所占的比例偏高，其中有不少是单位工会组织联欢活动的记录，还有一些文件记述了本单位召开的会议上人员报到的情况。试想一下，如果每个单位在对本单位形成的文件划分保管期限时，都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把有保存价值（不管其价值大小）的文件都置于“重要的”一栏名下，这将浪费多少的保管空间和人力！ 2、我国现阶段的档案价值鉴定体系由三个层次的鉴定程序构成。第一个层次是在文件立卷归档之时，由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进行的。此时既要为一部分已无继续保存价值的文件“判处死刑”，又要为准备留存归档的文件鉴定区分价值并据此分别立卷。可以说，这是整个文件生命历程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次鉴定关。第二个层次是档案在档案室保存期满之时，尤其是行将移交档案馆之前，在机关（企业）档案室内进行的。主要是对立卷归档时确定的保管期限进行检查，适当调整部分档案的保管期限并决定哪些应移交档案馆、哪些可以造册登记并销毁。第三个层次是在档案馆中进行的，一般属定期审查性质，对保存期不当的档案进行调整以至销毁。市、县级档案馆还需对长期档案、一些接收了撤销机关档案的档案馆还需对这些档案进行价值再鉴定。后两个层次的鉴定实际上只是对第一个层次鉴定的修正和补充。 上述鉴定体系的优点是通过层层把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馆藏的档案的质量。但是，在每一个鉴定层次，都同时赋予鉴定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的两种责任，并给予其决定文件取舍的生杀大权，这对文书、档案人员鉴定档案价值的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此给档案工作带来的隐患也是无可避免的。就第一层次来说，机关单位的文书、业务人员在判定档案价值时，往往是以本机关的职能活动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在确定文件有无保存价值时，是以文件是否能满足本机关单位日后查考利用需要为前提的，对那些反映了本机关单位基本职能活动抑或是辅助职能的文件，只要其日后对本机关有使用价值，即确定其具有保管价值，送交本机关档案室保存；对剩下的文件，则冠之以“无价值”而予以销毁。在这里，文件的第一价值固然是被充分认识到了，但是，由于这些人员往往未受过历史研究训练，甚至可能毫无历史眼光或者对历史研究和文件是否有历史价值毫无兴趣，因此其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未来整个社会对这些档案文件的需要，甚至可能连文件还有第二价值也没有听说过。这一层次的文件鉴定，明显地突出了“为我”性质，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档案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利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极有可能被稀里糊涂地送进废纸堆，其损失将是无可挽回的。 3、档案馆负荷过重而目前尚无有效措施可减轻其负担。造成档案馆超负荷的原因之一，是建国后颁布的一些档案价值鉴定政策。例如，建国初期国家有关部门曾经规定，对待历史档案的处理原则是“片纸只字，不得损毁”，这使得大量建国前的档案未加辨别地积存在档案馆中。有的档案馆明知一些历史档案已失去保存价值，但碍于上述规定而始终不敢对其加以销毁，既加重了档案馆的负担，又降低了库藏档案的信息含量。又比如，1983年颁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 》规定地（市）、县级档案馆应同时接收本级各机关、团体及其所属单位具有永久、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从而造成了全国上下进馆范围的不统一，为长期档案大量涌入档案馆开了先例，加大了地（市）、县级档案馆的鉴定难度。 四、改善档案鉴定工作局面，推动我国档案事业发展 如前所述，鉴定的时代局限性是必然存在的，对其不可能加以根本解决。因此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增强鉴定过程的科学性，尽量避免因个人主观性的局限而对档案鉴定事业造成损害，尽量弱化因鉴定的时代局限性给后世档案利用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首先要对鉴定的意义与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将其作为档案工作的核心加以对待。长期以来，我国对鉴定的意义与地位的认识相对不足，仅仅将鉴定工作作为档案工作的一个业务环节，没有在档案工作中突出其特殊的作用。这种情况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所改变，但在实践中一直没有特别得力的措施，因此并没有根本改变鉴定工作相对薄弱的现象。因此，鉴定工作的切实推行，尚有待于档案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视。 （二）修订与完善档案保管期限表。原有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存在着条款简练、操作性不强等特点，需要对其加以修订。西方国家档案保管期限表的条款至少不下百八十条，保管期限的档次有十多个，其详细的条款规定使档案人员在具体操作时更易把握，操作性强。我国档案保管期限表的修订，也应朝着细化的方向发展。具体的做法可以是采取划限与标时法相结合，标明档案保管的具体期限，以使鉴定人员在操作时有明确的标准可以参照，从而提高档案鉴定的效率与质量。 （三）进一步完善档案鉴定理论，使其更具有实践操作性，逐步实现鉴定标准的多元化，更有效地指导实践。对西方相对成熟的鉴定理论体系，要加以正确的吸收与借鉴，同时要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加以发展、完善，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档案鉴定理论，以引导鉴定实践前行。 （四）逐步实现档案鉴定工作的程序化、科学化、系统化，建立文件价值双重鉴定机制，形成完整的档案鉴定工作制度。在建立双重鉴定机制方面，西班牙实行的设立文件中心暂时保管文件、对文件的第一和第二价值分别由文件中心和档案馆加以鉴定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也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改进和完善鉴定机制，努力实现档案鉴定工作的程序化、科学化、系统化，以促进档案事业的繁荣发展。 （五）针对档案鉴定标准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相应地采取措施以提高档案人员素质，而这有赖于档案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开展。只有教育搞好了，档案人员的知识结构、学术水平才能更上一个层次，综合素质才能增强，也才能带着更自信的态度和更科学的精神投身到档案鉴定工作中去，推动档案事业前行。 注释： ①参见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54-155页 ②冯惠玲：《电子文件的双重鉴定》，《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3期 ③陈忠海：《档案鉴定若干关系刍议》，《档案管理》，1999年第4期 ④傅荣校：《从世界档案鉴定的发展趋势看我国档案鉴定现状》，《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2期 ⑤于力：《中外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比较》，《档案学通讯》，199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何嘉荪、傅荣校著：《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 2.陈忠海：《欧美现代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启示》，《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2期 3.陈忠海：《从鉴定体系看档案价值和档案鉴定概念》，《中国档案》，2000年第10期 4.邓绍兴：《改革档案保管期限表的思考》，《中国档案》，2000年第11期 5.邓绍兴：《改革档案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4期 6.刘国华：《我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与对策研究》，《档案管理》，1997年第4期 7.张斌：《论档案价值鉴定标准体系》，《中国档案》，2000年第4期 8.张斌：《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七）》，《档案学通讯》，20 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