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海洋文化调研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海洋文化调研范文1
我国在海洋、利益和发展方面目前面临三大问题和挑战：一是我国南海、东海、黄海的部分岛屿遭遇越南、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占有企图和争执；二是我国在南海、东海、黄海的海洋专属经济区遭遇东盟、日本等国家的开发争夺和管辖权争议；三是我国的海洋开发热潮持续升温，沿海省市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滨海地区和岛屿生态系统得不到有效保护，对海洋历史文明遗产的挖掘与保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国制定了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和产业，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海洋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国家战略，国家海洋战略需要构筑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实施平台，通过实施平台的协同、配合和支持，应对不同环境、不同阶段的战略问题，形成平台交互支持，促进国家海洋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形态上看，我国海洋战略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国家政治舆论、权益主张方面的纷争、冲突；从性质上看，海洋方面的纷争和冲突属于文化冲突――或者是对历史与现实环境的认知差异，或者是对各自权益主张的行为模式差异，或者是对海洋法律法规的解读差异。虽然个别国家的局部行为具有一定的武力成分，而且不能完全排除其引发冲突扩大和发展为军事冲突的可能，但从争议各国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角度考量，尽可能避免矛盾冲突的扩大和军事冲突的发生，采用对话、磋商、合作等文化方式，逐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共识。多年以来，所有海洋国家都尽其所能，按照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进行了全面的大陆架勘察，并在2009年5月31日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延伸大陆架界线申请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所采取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和政治平台中的外交宣言、军事威慑手段不同，和经济平台中的经济制裁、贸易摩擦手段也不同。文化平台所采取的手段基于柔性策略，以对话、交流、互动为主要形式，以共识、融通、认同为主要结果。比较而言，文化平台可以充分缓释、消解外交、军事、经济手段的矛盾张力，为国际问题的解决争取更大的缓冲空间。这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符合国际社会的价值原则，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
从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战略要求出发，对我国海洋战略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在应对策略上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采用积极的、非军事冲突的手段去解决冲突；二是不能主动将这些尚属于文化冲突的问题上升为军事冲突。这就是构筑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出发点。
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基因”分析
文化是人们基于生存环境、实际利益、机会选择而建构的知识系统、行为模式、群体认同。
依据这一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基因”，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主要“构件”应该分为基础、要素两个层面。基础层面的构件包括生存环境、实际利益、机会选择3个部分，要素层面的构件包括知识系统、行为模式、群体认同3个部分。
生存环境构件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交流环境3个单元。海洋无阻隔的生态环境，海洋邻国、邻区互相依存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海洋国家、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环境，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营造了共处、依存、交融的文化生存环境。
实际利益构件包括生存利益、社会利益、价值利益3个单元。海洋国家、地区共同的环境和资源空间，海洋邻国、地区面对国际、国内竞争的共同应对需求，亚太海洋、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的价值追求，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奠定了互利、互惠、共赢的文化利益基石。
机会选择构件包括时空机遇、文化代表、选择偏好3个单元。海洋国家、地区面临合作发展的关联机遇，海洋国家、地区对21世纪和平利用海洋的共同抉择，海洋利益攸关国家在战略博弈过程中的智慧积累，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设定了明确、一致、理性的文化机会选择方向。
知识系统构件包括经验系统、发现系统、科学系统3个单元。国际海洋面临的武装冲突和军事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以及非传统危机现实表明，海洋国家、地区的利益攸关性越来越强，在面临海洋问题和冲突时，各方应策动创意，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建构全面、系统、可持续的海洋关系。
行为模式构件包括经验模式、制度模式、象征模式3个单元。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武力手段、经济制裁等刚性手段，只能加剧海洋国家、地区间的矛盾和冲突，损害有关各方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各方只有依据《联合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原则作为基本准则，用更广泛的人文互动，才能推动海洋关系根本改善。
群体认同构件包括思维模式、集体互信、文化自觉3个单元。海洋各国、地区只有转变国家利益、地方利益至上的孤立主义思维模式，确立海洋利益攸关的新价值思维模式，在透明、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形成用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议和冲突的文化自觉，才能在21世纪共同发展蓝色的未来。
透过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基因”分析，我们可以破译更多的海洋问题“基因密码”，并为制定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具体行动计划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构筑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行动建议
第一，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节和中国海洋文化论坛的承载力和影响力。
构筑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需要实施一系列切实的行动计划，并结合到沿海省市、海洋城市的海洋战略实施过程中。目前，”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具有承担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行动计划的基础条件，但尚需在整合国内、国际海洋文化节事资源，提升节事的产业化运作能力和国际化传播效果方面作积极的努力。
“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应与国内、国际海洋文化节事进行联动，通过建立“黄海-东海-南海中国海洋文化联系轴”、“日本海-中国海-爪哇海-安达曼海东南亚海洋文化联系轴”、“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世界海洋文化交流圈”的节事交流机制，扩大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节事的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国际海洋、岛屿国家和沿海地区海洋文化交流的平台，满足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承载需求。
“中国海洋文化论坛”需要系统拓展论坛议题，将论坛议题与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结合。要从目前“单一议题”、“主题+专题”的节事附属论坛格局向“关键议题+多元表达”的国际论坛格局转型，将论坛发展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具有战略承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舟山论坛”。以论坛的系统传播为切入点，推动以国民海洋教育为主旨的“蔚蓝工程”。
第二，推进沿海省市、海洋城市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为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提业支撑。
目前，沿海省市、海洋城市都在积极探讨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战略路径。但是，如何“以海定位”？如何通过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整合培育出“海洋经济增长点”？如何制定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还存在许多困惑。一些沿海省市和海洋城市依据国家文化产业的统计口径制定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战略层面追求“全、大、空”，在业态层面陷于“泛、散、粗”，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海洋文化调研范文2
（一）功能的分区
从目前涠洲岛的旅游资源特点大概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别：一是自然景观，如火山岩自然风景（最为特色）、滴水丹屏、五彩滩等亚热带海滩风光；二是历史人文景观，如哥特式天主教堂、妈祖庙等宗教文化；三是客家生活体验，如农家乐、渔家乐等民风民俗；四是海洋旅游度假体验，如潜水看珊瑚、沙滩游乐、海鲜餐饮、海洋观光等。从涠洲岛现有的资源入手进行整合与分类，根据景点资源的特色来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二）突出地域文化的基因
涠洲岛独特的地域文化，便是本岛的客家文化与外来西方宗教文化的融和，传统渔猎文明与现代海洋旅游结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在这不足2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和谐共存。设计师们在设计具有涠洲岛文化气质的导视系统时，就必须融入涠洲岛独特的地域文化，塑造出个性化名片。这是让人能够用来区分不是在韩国济州岛、美国夏威夷，或是塞班岛的一个重要举措。综合涠洲岛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进行旅游景点导视系统设计时要突出三大文化基因，即客家文化基因、宗教文化基因、海洋文化基因，其中客家文化是主导，宗教文化是补充，海洋文化是基础。因此，在进一步认清涠洲岛旅游发展所拥有的独特文化优势、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的前提下，方能形成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产品优势，这种发掘与整合使得使涠洲岛更具独特魅力。
（三）视觉元素的国际化特色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涠洲岛作为国际旅游岛的发展定位已逐步清晰，而作为视觉符号呈现出来的景点导视系统设计，更是成为外国游客了解涠洲岛最为直观、便捷的方式。视觉导视的国际化定位设计，即在图形符号、语言文字、色彩设计、构成方式等视觉要素的设计时要考虑国际化趋势。在突出涠洲岛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还能结合当下时尚要素和国际化潮流，能将设计的感觉和理性结合起来，能将中国东方古老文明用时尚化视觉元素表现出来。
二、传统材料与现代技术结合在现代导视装置中的体现
海洋文化调研范文3
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认为，旅游是指人们为了休闲、娱乐、度假，探亲访友，商务、专业访问，健康医疗，宗教朝拜等目的离开他她们惯常环境，到某些地方并停留在那里，但连续不超过一年的活动。海洋旅游则是特指依托海洋资源开展的旅游活动。我国拥有总长度3.2万公里的海岸线和47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具备良好的发展海洋旅游基础。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全面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旅游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13年，国家旅游局把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海洋旅游年”，加强海洋旅游市场宣传推广，引导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打造海洋旅游拳头产品，丰富我国旅游产品种类，提升旅游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海洋旅游发展概况
我国海洋旅游起步较晚，1984年首批对外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滨海旅游随之启动。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海洋旅游取得了一定成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大众旅游的热点之一。
我国海洋旅游开发的最初阶段是发展滨海观光旅游和疗养度假为主的模式，对滨海自然风光依赖性；其后逐步发展出海洋亲水活动、海洋文化体验、海洋主题公园、海岛旅游、邮轮游艇等多种海洋旅游形式。尤其是近年来，滨海旅游综合体成为开发的主要模式。滨海旅游综合体一般都融合了多种海洋旅游模式，并结合旅游地产的开发，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福建省海洋旅游发展现状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拥有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陆地海岸线长达3752公里，海岸线长度位居全国第二位。丰富的海洋资源是福建省发展海洋旅游的坚实基础。
（一）福建海洋旅游主要资源特色
1、自然资源独具优势
福建纬度较低，适合开展海洋旅游的季节长达5-6个月。全省有300多公里长的海滨沙滩适合开发成旅游胜地，多数海滨浴场各项质量标准达到国际海滨浴场条件。沿海岸带自然景观独特，山海相连的地质地貌比比皆是，生态环境优美，红树林湿地等资源丰富。沿海岛屿众多，共有大小岛屿1546个，福州、厦门、漳州等地还富含地下温泉资源。
2、海洋文化丰富多彩
福建的文化灿烂多元，悠久的历史孕育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闽越文化、朱子文化、海丝文化、茶文化等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其中妈祖文化、海丝文化等是福建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海内外都具有较高知名度。闽南爱拼敢赢的闯海精神，更是大海孕育出的地方文化精神。
3、区位优势更加突出
福建连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个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背靠幅员辽阔的华中地区，与台湾省隔海相望，邻近港澳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海洋旅游区位优势。尤其是闽台之间地缘近、血缘亲、文缘同、商缘广、法缘久，环绕台湾海峡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同根同祖的闽台旅游特色区域。
（二）福建海洋旅游发展现状
1、海洋旅游产品较为丰富
福建滨海已形成一批旅游品牌，具有较强市场吸引力。厦门鼓浪屿是福建海洋产品的主要代表，与湄洲岛、东山岛、海坛岛共同撑起福建海岛旅游的品牌。沿海各市中知名旅游景点众多，福建土楼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宁德（白水洋、太姥山、白云山）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福州温泉古都、莆田妈祖朝圣、泉州海上丝路、漳州滨海火山等都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沿海已开发的海滨浴场近50个，其中厦门港仔后、长乐下沙、平潭龙王头、东山金銮湾等开发较为成熟。全省110家A级旅游景区，其中81家分布在沿海地区。
2、旅游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福建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和空港布局不断完善，温福、福厦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多条高速公路建成投入使用，民航航线航班不断增加，沿海交通已经相当便捷。到2012年，全省高速公路已达3500公里，高速铁路649公里，福州、厦门、晋江等机场已开通境内外航线近200条，厦门建成邮轮中心，开通邮轮航线。福建沿海以福州、厦门旅游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旅游交通、旅游公共服务、旅游资讯、旅游安全、旅游标识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全省初步建成了通达便捷的海陆空立体旅游交通网络。
3、旅游接待能力明显提升
福建滨海有5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旅游市场。沿海地区旅游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有581家旅行社，6家营业额进入全国百强，有旅游星级饭店311家，其中38家五星级饭店、96家四星级饭店，喜来登、温德姆、华美达、香格里拉、皇冠假日、最佳西方等国际品牌纷纷入驻。并初步形成5家综合性旅游集团，具有较强的旅游接待能力。
4、闽台旅游交流优势突出
闽台旅游先行先试走在全国前列。厦门、福州、泉州先后成为大陆居民赴台湾本岛个人游试点城市，海峡号客滚轮开通平潭至台中航线，福建居民赴金马澎地区个人游政策顺利实施并于2012年扩大到海西20个城市。闽台人员交往进一步扩大，2012年经福建口岸赴金马澎和台湾本岛旅游人数达到28.2万人次，比增19.9%，创历史新高，其中赴台湾本岛旅游的游客中有50.4%是经福建“小三通”口岸赴台。台湾入闽旅游台胞185.1万人次，增长17.9%，相当于台湾来大陆旅游总数的35.2%。福建已成为两岸旅游交流合作的主要通道和重要区域。
海洋文化调研范文4
一、构建基于海洋特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
总结和提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计和实施经验，在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海洋特色的课程实施方案。筛选出海洋特色的活动主题，并开发系列活动。通过专家调研和指导，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层次，整合形成合理的能力层级结构。
二、构建基于海洋特色综合实践活动核心内容模型
在“海洋科技文化苑”基础上，围绕综合实践活动主题需求，配备与主题活动相关的演示设备、活动器材等。计划建设海州湾度假区、秦山岛、龙王河等主题馆。计划建设自主学习的互动平台，包括标本、模型、贝壳工艺、沥粉画等制作室。改造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为相关实验服务。装备图书和电子资料室，方便查阅资料。
三、构建基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生发展模式
课程基地把学习内容的重点和难点直观呈现，创设新型学习环境，学生在活动、实践、体验、探究中亲历知识的生成过程，尝试动手操作，激发学习兴趣，发掘潜能特长，提高学习效能，真正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四、构建基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师发展模式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实施、管理等为教师提供了从事研究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解放与文化创新的研究，转变了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改变了课堂教学策略，强化了教师的课程意识，培养了教师之间的协作精神。教师的特长和组织能力在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教师的知识结构得以拓宽，构建起了专业化发展的新模式。
五、构建基于海洋特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色高中办学理论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教育未来10年发展的新思路。其中“办学特色”是提到的3个高频率的词语之一。个性化的学校发展应该是今后10年教育发展的方向。我校的办学特色是“海洋文化”，提出“学海洋知识，品海洋文化，成海洋人才”的理念。学校开展的综合实践活动围绕海洋主题展开，努力构建具有海洋特色的办学理论体系。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之所以强力推进海洋文化实践课程基地建设，是和学校优越的区位优势、优质的教育资源、丰富的课改经验、优秀的教师队伍、丰硕的教育成果分不开的。
1.拥有丰富的海洋主题活动开发经验。
海头高级中学位于海州湾腹地，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学校因地制宜，把综合实践活动主题开发与海洋特色相结合，使综合实践活动“行”之有物。由于学生主要来自沿海，易于从熟悉的海洋环境和社会实际中选取关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学校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特色的主题活动。如围绕“徐福文化”，师生互动，设计“徐福东渡原因探析”“徐福东渡起航点调查研究”“考证徐福东渡航线”“徐福故里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研究主题。学校还组织骨干教师对原有的海洋系列校本案例进行修订，使之更有利于指导综合实践活动。通过不断的主题活动的开发，不仅切实把握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也进一步提升了实施海洋特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题开发的能力。
2.拥有规范的综合实践活动体系。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已步入常态化的轨道，海头高级中学坚持“四规范”，即课程开发规范，课程实施规范，课程管理规范，课程评价规范。
课程开发规范，体现“四性”：课程开发以生为本，在讨论中选择主题，体现情趣性；在依托海洋特色的基础上设计主题，体现可行性；在“研究”的氛围中生成主题，考虑其价值性；在时代的“大浪潮”中提炼主题，体现拓展性。
课程实施规范，做到“四确保”。制定方案，确保活动有计划开展；明确目标，确保活动有目标开展；充分准备，确保活动有效开展；组织严密，确保活动有秩序开展。
课程管理规范，做到“四按”。按规定设置课时，按设计进行活动，按日程表推进活动，按成效进行奖励。
课程评价规范，落实“两个层面”。学生层面采取了“五个实施”：实施全程性评价、实施多主体评价、实施多元化评价、实施作品式评价、实施特色制评价。学校层面推出了“五条措施”：每学期定期刊出学生的优秀作品、课程网页建设、加强活动档案袋建设、特色班评比、教师特色工作评比。
3.拥有相当规模的校内外海洋实践活动场所。
校内平台以“一苑四节多基”为主体。“一苑”即“海洋科技文化苑”，自建立以来，一直受到了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仅2011年就荣获三项命名，即省环保厅命名的“海洋环境教育基地”、市政府命名的“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市文明办命名的“乡村少年宫”。苑内现有2个展室、3个展厅，展品丰富，既有海洋生物标本，也有盐业和渔业的生产工具；还设有专家工作室、主题活动展室、名师工作室等。“四节”即学校传统的节日：“海之韵”艺术节、“海之星”科技节、“海之馨”读书节、“海之帆”体育节；“多基”即“自主学习互动平台”，主要包括贝壳工艺制作室、沥粉画制作工艺室等。
通过知名校友和其他多种社会力量，学校还逐渐建立起多个校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基地。主要分四类：第一类，海产品养殖与加工类，如海头镇海珍品养殖场等；第二类，海洋旅游与管理类，如海州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处等；第三类，历史与文化类，如海头镇渔民文化习俗馆等；第四类，海洋技术类，如海头镇富安紫菜机械有限公司等。
4.拥有一支知名的专家教授引领团队。
学校先后邀请张忍顺、徐军、阎斌伦、陶卫东等多位知名专家来学校讲学，指导学校的海洋特色综合实践活动。专家的讲座和指导拓宽了教师们的学术视野，指明了正确前进的方向，同时为学校创建海洋特色综合实践课程基地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和优质的人力资源。
5.拥有专业的综合实践指导教师队伍。
学校充分利用本校教师的兴趣和特长、学生家长资源、校友资源、企事业人员、有关专家和学者，逐步打造一支“专职+兼职+特长”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师队伍。专职教师由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规划管理和科研能力的教师担任，负责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划、科研和校本培训工作。兼职教师由班主任担任，负责活动指导、活动小组行为的监督、安全管理以及成果的评价。特长教师由任课教师、学生家长、校友、企事业人员、专家和学者担任，负责研究方法的指导、过程的管理和评价等。
6.拥有完备的综合实践活动方案材料。
学校制定了《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工作指南》《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登记手册》。相继开设《海洋生物》《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地理》等二十门课程。编写的课程案例《大海，我的故乡》、《海头中学校园植物》分获江苏省“中学优秀校本课程案例评比”一等奖和三等奖。
7.拥有浓郁的海洋教育氛围。
海洋文化调研范文5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1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撰写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Leverhulme）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一书。该书于194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市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借贷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集中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M，Estellie Smith）所编著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一书。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都颇有争论。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建构（culturally constructed）的角度来考虑，如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和Anthony Davis等人主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渔业社区；而Steve Jacob和Michael Jepson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 Apostle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cultural containers），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Bonnie H.Mc-Cay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Patricia M.Clay和JohnJ.Poggie Jr.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在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的；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层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类学家James R.McGoodwin、John J.Poggie Jr.、Richard B.Pollnac和Rob van 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艾奇逊（James M.Acheson）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 life）和史前海洋适应（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但这一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的研究区别开来，就必须要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来，长时间（通常为一年）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人类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像弗斯这样精细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学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2l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MSA）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定性与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
海洋文化调研范文6
2010年，在中国青岛首届大型公益评选活动中荣获“青岛最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2011年，荣获“青岛旅游行业领军人物”、“2010投资山东十大风云人物”、“青岛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等荣誉称号。
青岛是座依山傍水，以海洋文化为特色的海滨旅游城市。2010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若干政策的意见》，确立了建设国际海滨旅游度假中心、打造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产业培育成为青岛市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扩大居民消费先导产业的发展目标，并提出“十二五”时期确立“大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随着城市知名度的不断攀升，各级政府创造了适宜旅游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大了对旅游企业的扶持力度，青岛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旅游度假，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前来投资，使得青岛的旅游产业步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那么，青岛旅游业该如何抓住机遇，培育旅游品牌企业，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加快旅游产业发展呢？
2012年山东省“两会”召开之际，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山东省人大代表、青岛市旅游景点协会副会长、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总经理隋旭光。
思考―加速青岛旅游业发展
采访中，隋旭光向记者介绍道，就目前情况来看，青岛旅游业处于一个飞速发展阶段，伴随着一批旅游大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完工，青岛旅游产品体系结构和交通状况正在不断完善，旅游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拓展，逐步缓解了青岛市旅游业“夏热冬冷”、“南热北冷”、“昼热夜冷”的现状。
作为青岛市旅游景点协会副会长，隋旭光对青岛旅游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他认为，随着青岛旅游业的高速发展，面对战略机遇，首先要保持理性发展，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策略，在同一城市内，应减少同类型旅游景区的重复开发。特别是在旅游新项目开发之初，应坚持以政府导向为基础，严格加强新项目的审批审核力度，保证投资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次，政府机关应加大对旅游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交通、停车场及周边配套服务设施，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旅游企业创建更为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环境；第三，旅游企业自身必须要有主人翁意识，通过不断完善自身机制、加快硬件设备翻新跟进、提升服务质量等多方面因素来促进企业的完善升级。只有政府、企业双方携手，才能保证旅游产业抓住机遇，深入发展。
近年来，我国旅游开发和管理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新的问题。针对“近期部分旅游景点曝出‘宰客’黑幕，使得游客对景点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这一现象，隋旭光也谈到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宰客”现象基本发生在景区周边的一些不规范的小商小贩，或是一些不正规、规模较小的旅游景区和某些不正规的旅行社身上，由于他们自身发展的不规范，导致“宰客”现象时有发生，使得游客对景区、景点的信任度降低。正规旅游景区、景点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严厉打击这些违法行为，并加强对旅游景点周边的监控与管理，尽最大努力消除这种不良之风，让游客玩得舒心、放心，使中国旅游业真正走向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
行动―青岛极地海洋世界
青岛拥有众多著名品牌，被冠以“品牌之都”称号。在这个品牌林立的城市里，隋旭光用短短五年的时间成功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旅游品牌―青岛极地海洋世界。
1989年，隋旭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市计委接待处工作，这份工作一做就是10年。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海昌集团，从行政工作转而涉足旅游业。使他完成了从旅游“门外汉”到“专业行家”的华丽转型，不仅是他人生的蜕变，更成就了如今的事业。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景区于2006年7月22日正式开业，它首次将南北两极的几十种，百余只珍稀动物迁往青岛，把海洋文化、海洋科普和海洋生态升华并融合，通过“海洋动物表演场”和“欢乐剧场”两个展馆，以不同的风格展示给游客丰富的海洋生物和震撼激情、诙谐幽默的动物表演。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历程，景点已经从单纯的旅游胜地转变成集吃、住、游、娱、购为一体的旅游综合景区。在发展景区硬件设施的同时，极地海洋世界也在不断丰富企业文化，提出了“爱在极地”的服务理念，力图通过“用爱回报爱，构建和谐”的理念，营造“对游客真诚的爱、对企业真挚的爱、对同事亲情的爱、对动物平等的爱”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和谐氛围。如今的青岛极地海洋世界已经成为青岛的一大标志性景区，来青岛旅游的游客大都会来到这里参观。
对于景区的发展和规划，隋旭光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景区景点都是以极地的概念来延伸发展的，所以下一步在动物的展示方式上、在科技含量上、在表演形式上、在互动内容上、在科普知识的提升和传播上，我们都要一个馆比一个馆有个性化的创新和投入，未来景区要在以上基础上不断丰富，并且创新地走文化演绎发展道路，把每年的文化主题年与多姿多彩的极地海洋动物结合起来。通过海洋文化、海洋科普和海洋生态继续升华与融合，将动漫等现代时尚元素与丰富多彩的主题策划活动融入景区，让游客来到景区感受一场真正的旅游嘉年华盛宴。在品牌文化做大做强的同时，希望能够对青岛的发展，对旅游大环境的发展，起到更好的、积极的作用。”
心动不如行动，行动必有心得。多年的工作实践带给了隋旭光很多体会，那就是：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何种专业，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和决心；无论你是普通员工，还是企业管理者，只有热爱本职工作、并有决心把事情做好，才能乐于接受挑战，不断地学习、接触和积累，使自己从“不懂”到“驾驭”，完成从“门外汉”到“专业行家”的蜕变。
履职―积极建言献策
2008年，隋旭光当选为山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隋旭光说，这是选民对他的肯定和鼓励，这份肯定也让他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几年来，他尽职尽责地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
今年山东省“两会”期间，隋旭光根据一些企业的实际情况带来了两方面的建议。一个是关于“修正劳动合同法，有效保障劳动者权益，合理保护企业主的利益”的建议。他说，近几年，劳动合同法更加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对促进建立长期的就业关系和民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但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关注用人单位的某些利益。比如在劳动者严重违反和严重失职的界定上，法律应该有更加明确的规定，便于产生纠纷后的法律举证，这样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兼顾到了企业的利益，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