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成语大全范例6篇

马的成语大全

马的成语大全范文1

关于写马的成语驴唇马嘴、马齿徒增、策马飞舆、斗鸡走马、犬马之年、舟车楫马、窗间过马、马入华山、人荒马乱、鞍马劳困、驷马莫追、

求马唐肆、人喊马嘶、单枪独马、五马分尸、嘎七马八、五马六猴、白马素车、乞儿马医、见马克思、盘马弯弓、文君司马、

獐麇马鹿、避世金马、单人独马、下马看花、马翻人仰、稀里马虎、匹马一麾、服牛乘马、枚速马工、以渴服马、车填马隘、

马迟枚疾、叩马而谏、犬马之齿、训兵秣马、龙马精神、车尘马足、人欢马叫、马壮人强、金马碧鸡、代马望北、光车骏马、

金戈铁马、北叟失马、纵马横刀、管仲随马、历兵秣马、犬马齿穷、枕戈汗马、风车云马、驷马高车、溜须拍马、弓调马服、

丹书白马、东风马耳、狗马声色、作牛作马、马仰人翻、迷离马虎、万马千军、猴年马月、意马心猿、失马塞翁、匹马当先、

砺兵秣马、鞍马劳顿、马上功成、驴唇马觜、犬马之命、跑马卖解、马齿徒长、识涂老马、金漆马桶、犬马之疾、打马虎眼、

快马一鞭、士饱马腾、犬马之决、倚马可待、乌头马角、犬马之劳、老马嘶风、快马加鞭、马首是瞻、软裘快马、秋高马肥、

走马之任、功劳汗马、持戈试马、滚鞍下马、敝车羸马、牛头马面、捅马蜂窝、阵马风樯、汗马功绩、秣马脂车、止戈散马、

车辙马迹、提剑汗马、土牛木马、童牛角马、瞻予马首、犬马恋主、仅容旋马、马上墙头、玉堂金马、敲牛宰马、信马游缰、

塞翁失马、花马掉嘴、风马牛、素车白马、马肥人壮、鲜衣良马、骑马找马、善马熟人、开足马力、束兵秣马、驽马铅刀、

秣马厉兵、四马攒蹄、裘马清狂、竹马之好、轻裘肥马、瘦童羸马、车尘马迹、高车驷马、问牛知马、下马威、车攻马同、

马腹逃鞭、襟裾马牛、悬车束马、以鹿为马、率马以骥、兵荒马乱、马到成功、马前小卒、马如游龙、车马盈门、鲜衣怒马、

呼马呼牛、宝马香车、横枪跃马、悬崖勒马、人仰马翻、马迹蛛丝、马后炮、乌焉成马、仗马寒蝉、放马后炮、跃马弯弓、

马上房子、单枪匹马、作死马医、青丝白马、伯乐相马、攀辕扣马、素丝良马、牛马走、驴年马月、竹马之交、天马行空、

不食马肝、马面牛头、临崖勒马、金马玉堂、跃马扬鞭、万马奔腾、牛马不若、牛溲马渤、云车风马、识途老马、马放南山、

汗马之劳、走马赴任、犬马之恋、马齿加长、钳马衔枚、马耳春风、司马青衫、走马看花、高车大马、犬马之力、汗马功劳、

汗马勋劳、车驰马骤、马上看花、驷马轩车、放马华阳、蛇毛马角、人强马壮、走及奔马、横戈盘马、声色狗马、马工枚速、

马毛猬磔、杀马毁车、燕昭好马、老马为驹、立马万言、指鹿作马、驷马难追、休牛散马、犬马齿索、竹马之友、抽简禄马、

悬兵束马、马屁精、下马冯妇、瞎马临池、休牛归马、车马填门、衣马轻肥、吹牛拍马、练兵秣马、鲜车健马、束马悬车、

非驴非马、三马同槽、驴前马后、声色犬马、大马金刀、鞍马之劳、犬马之诚、泛驾之马、神龙马壮、鞍马劳倦、马捉老鼠、

洗兵牧马、马咽车阗、兵慌马乱、买马招军、指鹿为马、骑马顶包、塞翁之马、招军买马、马中关五、谷马砺兵、拿下马来、

车怠马烦、马革裹尸、脱缰之马、戎马劻勷、马革盛尸、人困马乏、龙神马壮、马牛其风、车烦马毙、得马失马、马首欲东、

效犬马力、香车宝马、放牛归马、黄门驸马、膏车秣马、马到功成、弊车驽马、以毛相马、牛马生活、驷马高门、马毛猬磔、

马牛襟裾、选兵秣马、见鞍思马、历兵粟马、车马如龙、千兵万马、权移马鹿、木牛流马、秣马利兵、打下马威、野马无缰、

驽马恋栈、马如流水、马生角、老马恋栈、老马识途、得马生灾、信马由缰、鸠车竹马、戎马生郊、走马上任、不识马肝、

司马称好、风车雨马、单人匹马、归马放牛、跑马观花、万马皆喑、车马骈阗、马前泼水、匹马单枪、走马章台、车水马龙、

一马当先、讳树数马、马尘不及、裾马襟牛、二童一马、倚马千言、马去马归、杀回马枪、牛马襟裾、泥车瓦马、风樯阵马、

戎马仓皇、裘马轻肥、招兵买马、驽马十驾、雀马鱼龙、马角乌头、乌白马角、骑马乘舟、万马齐喑、青梅竹马、横戈跃马、

腐索奔马、寒蝉仗马、厉兵粟马、花马吊嘴、拍马溜须、马鹿易形、骑马寻马、盲人瞎马、马不停蹄、勒马悬崖、代马依风、

秦琼卖马、匹马只轮、害群之马、马足龙沙、马水车龙、班马文章、走马到任、马疲人倦、墙头马上、下马作威、人语马嘶、

买马招兵、朽索驭马、天粟马角、牛高马大、柳营试马、六马仰秣、马马虎虎、马耳东风、散马休牛、兵强马壮、犬马之报、

驷马不追、马空冀北、束马县车、旗开马到、马龙车水、车龙马水、裘马轻狂、驷马高盖、车在马前、裹粮策马、系马埋轮、

马不解鞍、狗马之心、五花杀马、戎马倥偬、野马尘埃、犬马之心、毁车杀马、呼牛作马、马鹿异形、蛛丝马迹、弊车羸马、

驷马仰秣、鞍马劳神、车马辐辏、车殆马烦、南船北马、才高倚马、铁马金戈、牛童马走、马勃牛溲、一马平川、犬马之养、

刑马作誓、马足车尘、裘马声色、马角乌白、励兵秣马、马如游鱼、走马观花、牛溲马勃、横刀跃马、戎马倥偬、舞刀跃马、

弓马娴熟、饮马长江、厉兵秣马、马瘦毛长、得马折足、鲜车怒马、临崖失马、青衫司马、食马留肝、塞翁得马、驰马试剑、

铜围铁马、砺戈秣马、风吹马耳、驽马十舍、问羊知马、心猿意马、飞鹰走马、风马不接、高头大马、鞍前马后、尻舆神马、

马的成语大全范文2

【关键词】网络政治空间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权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网络政治空间是活跃于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形态,是网络政治实践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场所。不同于传统政治实践领域,网络政治空间主要依赖话语来表现空间的构成、规则、权力关系等,因此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占领这个阵地。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指出互联网在新的政治互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实社会中公众接触政府主要基于媒介政治以及信息系统,它们激起公民的支持或反对进而影响其选举行为,深刻揭示了网络政治空间的现实政治价值和“信息政治”的特点。网络政治空间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意识形态较量的新战场。基于对自身意识形态自我认同的主体性表达,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研究在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入侵的时代召唤中起步并迅速推进。如何在网络政治空间中建构甚至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如何消解其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维系抑或修缮的困境,如何探求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渗透或是扩散的路径,都对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创新、时代转化以及实践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

网络政治空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世界范围挑战严峻。西方价值观似乎俨然成为包括网络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话语权”的主宰;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秩序混乱。新科技革命助推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人们的全球意识越来越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使用为网络社会的形成提供有力支撑,网络政治空间则在此背景中生成,并在公民不断扩增的网络政治参与实践推动中发展。凭借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更多样的传播手段,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攻势不断加强,特别在网络社会中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权和我党的执政合法性。而现实社会中形成的秩序并不能简单复制到虚拟空间中,网络政治空间的国际治理秩序尚未建立,话语失序、价值体系紊乱等现象使空间呈现出混乱胶着的状态。网络政治空间国际治理秩序实则为现实社会权力关系影响下的社会秩序现实样态的反映。在网络政治空间中权力关系由“话语”直接体现,话语权成为最显性的权力类型。现实社会权力关系中的话语权主要集中于国家手中,而在话语权分散化和多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中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传统权力关系决定的话语秩序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新常态下发展机遇难得。网络强国战略成效初显,全球网络空间话语权悄然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常态。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阐述了“扩大中国话语权”的观点,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У匚弧=年来,我国的话语权在国际交往中日趋提升,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及制度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认知度逐渐提高,我国和平发展道路和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所塑造的大国的形象奠定了我国在现实世界乃至网络空间话语权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逐渐走向新常态,“两个逻辑”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时代回应,“四个全面”成为新常态的实践内涵,“四个自信”构成新常态的基础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常态为在新时期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现实存在认同危机。掌控网络话语权主动性不够、主导权不力导致网络话语权的现实影响力亟待提升。究其原因,主要是网络政治空间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认同危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平等性特点使之成为各种社会意识自由表达的主要场所,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凭借其技术优势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推挤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表达空间。加之网络空间四溢着各种非马克思、伪马克思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思想乃至、迷信活动蔓延,争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造成人们世界观动摇、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人们面对多样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彷徨无措,犹疑乃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信仰。网络政治空间的言论自由度比现实空间要大得多,身份的隐秘性可以不受现实空间公共秩序和权力关系的制约,非理性的言论攻击、谩骂嘲讽与理性化的政治思维的理想图景背道而驰,网络话语良性秩序建构的艰难亦成为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滞碍。

网络政治空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理论价值。话语权的主导力源自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先进性。谈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时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系,从改革开放至今的跨越发展再次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科学性。话语权理论随着思维科学的发展和认知范式的转变,在社会思潮的激荡和特定思想体系的传播渗透中延展出更广阔的语义空间和复杂的演化进程,如:在词源学和修辞学领域呈现出较高的辨识度,在哲学和文化评论领域表现出特定的研究取向,在意识形态批判领域衍生出否定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产生了极化效应。话语权作为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表达了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和群体意志的公开诉求,对不同思想流派进行哲学阐释。马克思主义捍卫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话语权,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之中,通过对思想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的深入分析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话语权理论。话语权实质上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产生于物质实践又能推动其发展。“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精辟的论述正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唯物辩证内涵的展示。在纷繁复杂的网络政治空间,唯有坚持话语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才不至于深陷西方意识形态的泥潭。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演进的实践价值。物质实践是话语权的首要力量之源。马克思“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论断强调了唯有立足实践才能彰显话语权理论的独特价值,话语权力量的获得必然有其具体实在的物质动因。理论是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则具有直接现实性。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兼具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从改革开放再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常态,历史一次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实践支撑的强大力量。当前,新媒体境遇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网络政治空间继续彰显其重要价值。在培育网络政治空间的群体公共理性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影响以及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合法争取个人利益,促进网络政治空间和谐秩序的形成。改善了网络空间中非理性的群体盲从造成的网络群体突发事件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冲击,甚至对国家和政府失信的消极后果,缓解了网络政治空间理性公开运用的限度带来的困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实现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内化提升主体批判甄别能力、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营造积极的网络空间文化氛围。改善了个体对新媒体技术的依赖、各种生存能力的丧失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造成的技术异化的生存危机,缓解了网络政治空间政治本性中属人性的限度带来的困扰。在重塑网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传播和转化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外衣下的劳资关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价值认同。揭示了因西方发达国家以其资本扩张逻辑推进技术创新优势带来的无形垄断,缓解了网络政治空间伦理意义上正义性的限度带来的困扰。

网络政治空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坚守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扩大话语权影响力。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来阐释和确证,在破解实践难题中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面对网络空间中西方社会思潮的渗透,敢于直面现实困难、澄清思想误区,自觉肩负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指导地位的时代使命。积极拓展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影响的外部空间,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意识文化渗透和政治图谋,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辐射力。

规范和完善网络政治空间的秩序,巩固话语权力关系。理性的对话是公共讨论的基础,构建网络空间的文明对话规则和公共表达规则对于和谐网络空间的形成不可或缺。理想的政治参与者、有序的政治言论、规范的政治公共领域构成了理性的网络政治空间。网络空间区别于现实社会以国家为权力主体的权力格局而呈现多中心的权力结构,形成了以互联网技术为权力来源的各种主体的权力竞争。对新的意识形态载体的把控和善用直接影响网络空间秩序的建构。

培育和聚合话语权建设主体力量,发挥辐射推动作用。任何理论或实践中,人都是第一要素。要培育更多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各类哲学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培育更多互联网技术人才和具有传播能力的精英群体,培育作为执政党的基础和领导核心的党员、干部,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和自信,发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主体的中坚力量,身体力行树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并辐射至整个网络政治空间。

创新和优化话语内容和话语机制,搭建强效宣传平台。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是顺应新媒体时展之需和自身理论和实践发展之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系统使用自己的传统文化话语来充实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用新媒体语言进行转化和传播以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吸引力和认同感。用符合广大人民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的话语来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机制,用网络互动、投票展示等形式以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控制力和信服力。

(作者挝环直鹞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

【注:本文系江苏高校哲社重点项目“网络话语权的理论阐释与实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TJS2150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汪业周、吴丽丽:《网络政治空间:特性、限度与诉求》,《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②邹旭怡:《中国网络政治空间中的话语失序及其原因分析》,《理论探讨》,2016年第2期。

马的成语大全范文3

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创建了独到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被社会大众接受、认可与使用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大众化的措施来完成现实力量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华民族所认可,是中华民族革命、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但应看到不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都是用汉语来表述,并受到来自当地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文化制约,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亟需破解文化层面的束缚,实现文化上的融通与交流。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逻辑

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结合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全面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成为摆在社会大众面前的现实课题,但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如何突破文化桎梏,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接地气,在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1]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内在诉求

马克思主义属西方文化,是典型的西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发展壮大,就需要在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并从中汲取养料,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全面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效应。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其都涵盖人类性成分,实际上,人类性蕴含在民族性内,永恒性存在时代性中,普遍性存在特殊性内。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讲,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就需要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少数民族气派。[2]同时,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人与人直接借助信息化产品,跨越时空交流,不同文化在融合中实现碰撞。少数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日益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大肆采取各种方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有益元素的进程中,如果不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会受到西方负面文化消极影响,进而被西方价值观所诱惑,淡化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政治理念,失去民族精神信仰,对本民族以及国家失去信心,尤其在当前矛盾日益明显的社会发展转型阶段,看病难、看病贵等现实问题时,就会激发消极情绪,这对少数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历程。[3]

二、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一)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彼此间相互学习、借鉴,在实行多边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拥有独到的文化,这些文化逐渐发展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尤其是少数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形式,也发展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载体。少数民族原本的习俗、语言、活动等传统文化形式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这一民族性自身的表现呈现出多面性,整体来讲,少数民族地区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媒介、形式以及内容等多个方面,都带有显著的民族性特点。

(二)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密切联系我国改革、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孤立过程,既是实现知识普及的过程,也是顺应时展的现实诉求,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色[4]。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全面研究出现的新情况,紧密联系国家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同时,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要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实现小康社会建成目标中,并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民生与文化等事业中。只有努力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和广大少数民族实际利益加以紧密衔接,才能赢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欢迎与认可,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

三、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

(一)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要高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处在相对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较为盛行,宗教属于精神层面,对个体的“三观”的形成将发挥直接影响,尤其是在平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所有的内容都融入了宗教印记。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宗教能为广大信仰者提供精神动力,而其消极的一面表现则更为明显,宗教从本质上来讲,崇尚唯心主义世界观,消极性在所难免,尤其是宗教中倡导的神权、宗教以及鬼神等多个方面的理念,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外来思想明显排斥,这势必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产生较大的阻碍。[5]

(二)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

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束缚,以及传统理念的限制,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一直处在低端水平。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群众主要是依靠农业来获得微薄的收入,同时,受到传统理念的制约,教育发展的阶段及发展水平不高。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低,导致其认知水平不高,在对理论的理解与认知上处在浅层,这不利于其自身素养的提升,也就谈不上将知识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再者,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教育的滞后、认识能力低等多个方面的束缚,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群众只会说民族语言,这样与外界交流就存在诸多困难,也不能很好理解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理论,自然难产生认同感。[6]

(三)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接受新事物时,容易出现犹疑心理,进而阻碍了对新生事物认知。少数民族群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也存在这一现象。少数民族群众在接触、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经常遇见多种文化,这样就会遇到不同文化间的转化问题,这一文化转化工作如果不到位,就会出现不同文化间的隔阂,就会形成认同鸿沟,并对当地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倾向性产生一定影响,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不能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早日实现大众化。

四、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举措

(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

保障与改善民生既是全面提升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声望与地位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群众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重点是受教育权、文化权、社会保障与生存发展权。加快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出发,提高教育、社保、教育等多个方面的保障水平,提高工作效能,并能一起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让其在民生的改善和提升的过程中去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7]并且,也要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与内地相比,仍旧处在相对滞后阶段,出现就业、医疗、分配、教育等广大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能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同,为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发挥建设性作用,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可度。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效表明,在民族地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功夫,满足群众的现实诉求,让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理论的力量,并指导人民群众接受、认可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与理论追求。[8]

(二)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

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中,呈现出独到的民族品格与发展历程,长期存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建构了浓郁的宗教氛围。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现象,呈现出多个方面的特点与功能,比如凝聚整合功能、生活习俗功能等,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并使其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宗教多个方面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多种载体,这样才能激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宣传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三)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基本工具,是文明成果传承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身语言,语言也发展成少数民族重要特征。在语言中往往融入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内容。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背后,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多种文化的对接、碰撞与融合,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逻辑性强的科学理论系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般的群众很难理解其深厚的内蕴。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理解能力、知识储备等的束缚,很难准确、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这需要实现语言的通俗化与大众化,也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少数民族语言载体要贴近生活与实际,用朴实、质朴的语言来演绎深邃的理论,适合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思维习惯与接受能力,进而突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文化诉求。在一定层面上来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突出通俗化、具体化与形象化,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总之,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与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存在较大差异,语言文化与结构存在差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底蕴存在明显差异。[9]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如何转变为少数民族语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的第一步,语言的文化转换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对等翻译,要真正实现文化转化,将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内的文化意蕴能呈现在少数民族语言中。

(四)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

首先,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制约,教育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处于低层次阶段,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也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度。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养,让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科学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为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发展水平,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10]同时,也要探索教育均衡发展机制,推动公共教育优质资源的优化配置,缩小地区差异,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与政治修养,确保少数民族群众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次,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色,所以需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全面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部分,能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适当增加民族特色方面的内容,组织富有民族风情的活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文化生活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同时,也要注意在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强调方式方法,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适当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开展好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等方面的教育,让其能主动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进而转化成自身的价值观或思想理念,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感召力与吸引力。[11]同时,在民族地区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也是全面尊重其风俗习惯,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优势,在加强开放性文化特质宣传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中,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优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加快大众化历程。因此,必须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民族地区的融通效能。

总之,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进程。同时,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点,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以及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因此,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奠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础,还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最后,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特点,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水平,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效用。

作者:刘艳玲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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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104-05

党的十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也进入了以建构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常态。面对新常态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党的十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1](P25),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2](P153),“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探讨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探讨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应对的战略和策略,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引导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总体上是良性发展的,社会宣传舆论导向是正确的、科学的,文化建设是“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P26)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1](P3)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领域并不太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分配问题,主要表现为该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价值观在社会意识领域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威慑力,以及支配话语资源的权威和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和权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国家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指导地位决定,它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而取得主导话语权的。但随着国际形势和我国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也伴随着其他各种话语音量的放大而耗散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第一,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喧嚣尘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充分比较之后作出的抉择,它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并且实实在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当然,马克思主义就其来源来说,它是来自于欧洲,而且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也正是基于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适于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过不过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以前产生的理论运用于现在,必然是过时的。其逻辑的含混和思想的狭隘与短视是可想而知的。照此逻辑,牛顿力学三大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应该是过时的了,因为它们都不是现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及建设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正在指引着中国这个曾经经历过苦难和沧桑的文明国度走向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频遭诋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执政党,中华民族是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优秀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党逐渐培育出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优良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能够赢得人民支持的最基本保障。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也逐步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并继续发扬光大的。以上这些精神和品格集中到一点,就是当代我们应该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根本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国家、社会和社会成员个人三个层面,融合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是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近年来在我国社会思想领域,“普世价值”“民主思潮”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借“普世”之名大兴西方殖民思想之实,借“历史虚无”之名用尽诋毁之能事,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第三,社会文化领域的思想混乱问题。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问题是文化建设问题,同志曾经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3](P265)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思想混乱的状况,而且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大量问题,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文化层面的思想混乱问题。1989年之后,邓小平曾经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4](P306)邓小平在这里所指的教育,是大概念的教育,是指社会文化层面的思想状况问题。这些思想混乱,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沉渣泛起,也有文化复古主义的死灰复燃;既有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兴风作浪,也有公共文化娱乐领域黄、赌、毒屡禁不绝危害社会。拜金主义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优良价值观,享乐主义毁掉的是年轻一代感官刺激之后的空虚灵魂。何以找到人们灵魂的安放之所,何以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抚慰,无不无时无刻拷打的社会良知。魂归何处,哪里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何以消解心中的郁闷和迷惑,皈依宗教的有之,误入的有之。

二、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因素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和进步,文化建设也快速发展,对外思想交流增多,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不断的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人们的思想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既为思想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其复杂性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许多问题。当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市场经济趋利性的负面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但改革的总体设计是106要走社会主义市场化道路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P13)市场经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桎梏,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极大动力,中国经济从此走向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市场经济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分析了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其消极后果。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如果失去了政府监管这只“有形之手”,抑或这只“有形之手”监管不力,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深刻地影响着参与其中的每个社会成员,深刻地影响着其思想和行为,以及其行为的后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的干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获取利益的工具,大搞钱权交易,其腐化堕落的行为最终要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受到冲击就在所难免了。

(二)西方“西化”“分化”的图谋

西方各国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图谋,这在美苏冷战时期影响不大,因为当时我们的开放程度还没那么大,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融入全球化进程,我国社会思想领域还不很复杂,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的侵蚀还不够严重。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改革开放30多年了,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再加上冷战时代的结束,美国主要竞争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越来越趋向于把中国视作潜在对手,不正视这个不行,躲是躲不过去的。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凭借其工业文明的优势,西方各国利用先进的工业品、雄厚的资金和发达的技术,持续不断地把西方价值观和各种社会思潮输入我国,进而持续不断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思想领域的混乱是一个民族衰败的前兆,是一个国家分裂的前提。看看当今世界的一些热点地区战乱不断,我们就能感受到西方强势话语霸权侵蚀下的埃及、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现状了。西方列强就是要使用其强势意识形态话语权干扰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权、搞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而达到对中国“不战而胜”“和平演变”之邪恶目的。

(三)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交锋不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之大在情理之中,思想的多元化甚至堪比西方发达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遭遇诸多挑战。近年来,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交锋不断,主要是各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中不断展示其理论魅力,也是在与各种非马和反马思潮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得到巩固与拓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阶段,我国社会存在并活跃着主要社会思潮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这些社会思潮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产生极大的影响,严重制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的拓展,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严重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对社会和谐稳定带来重大伤害。

(四)网络时代信息掌控难度加大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交往不可或缺的载体,它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更加便利。但是,互联网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社会主流声音的传播普及创造有利条件,在弘扬社会正能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有害信息传播的温床。在互联网的虚拟社会里,每个网络终端都是一个信息平台,其信息量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在互联网的虚拟社会里,各种暴力、色情、虚假信息蜂拥而至,网络欺诈时有发生,网络媒体事件随时爆发,给网络法制化管理提出严峻挑战。我国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对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网络事件的性质把握还不是很到位,对于一些网络信息的真伪还缺乏及时准确的甄别和把握,对于运用博客、微博、微信、网络论坛、帖吧等新媒体场域的舆论引导和宣传力度还显不够。对于一些网络发帖的真实性不甚了解带来了回应乏力和解释不到位的情况,不能满足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容易使网民主观想象而使事态向不可控方向发展,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把不满都发泄到主流意识形态方面,造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的流失。

(五)宣传舆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舆论宣传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面临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理念和体制不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影响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思想领域引导力的发挥,让人们更加注意到由于管理工作失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进而使人们对这种管理和领导体制机制本身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致使其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造成不应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流失。宣传舆论体制机制不完善还直接带来舆论宣传阵地的失守,造成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萎缩、管理权的不完整和话语权的部分丧失,进而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宣传舆论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还表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不能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使意识形态工作缺乏应有的动力与活力,最典型的就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不稳定与人才缺乏。高校大学生思想阵地的占领主要靠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由于当下高校转型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再加上高校领导部门对其重视不够,致使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理论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关系很难理顺,定位不准,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

三、新常态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2](P155)。面对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坚持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是宣传思想部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至关重要,意义重大。对国内思想意识领域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起着正本清源、“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2](P155)的作用;对国际社会思潮的冲击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起着参与全球治理、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巨大作用。当前我国社会意识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给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任重道远。第一,设置科学的话语议题。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首先表现在其话语的前置性和预设性,人云亦云是没有话语权可言的,拾人牙慧更无所谓拥有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之所以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变革和进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19世纪中叶之后的欧洲走向和全球发展趋势,原因就在于其理论话题设置的超前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本人被西方媒体评为“千年伟人”“千年思想家”就不难理解了。当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所遭遇的无语、失语情况,根本原因在于话语议题设置滞后、陈旧和僵化,科学设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议题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坚持发展的理念,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今社会的急速变化,紧跟时代潮流而又能引领社会潮流,用科学的、鲜活的话语议题解读社会变革和时代变化。要做到这一点,抢占话语先机需要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和引领潮流的敏锐眼光,而这正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对现实世界发展规律和本质的科学把握。第二,坚持正确的话语导向。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自身话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拥有话语权的话语未必都是正确的,但具有鲜明话语导向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是科学、正确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从产生那天起,就是在同各种非科学的和敌对理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越辩越明,真理就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彰显其伟大光芒的。当前时代,面对多元化的话语语境,我们必须秉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用真理的语言真诚告白,用无可争辩的事实阐述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感人。当前中国,坚持正确的话语导向,就是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就是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贡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2](P154)就是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2](P154)。第三,传播中国最美的声音。在对外宣传报道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争取话语权,积极传播中国声音,要有“世界因我而变得更加美丽”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参与到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要有“舍我其谁”的巨大勇气,在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理论的魅力。这不仅是关系到中国国际形象的“面子”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全球规制制定影响和维护中国利益的“里子”问题。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始终是引领世界潮流和走向的,中国始终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充满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丧失殆尽。“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没有话语优势,妄论权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由封闭发展到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在对外双边和多边合作中,我们拥有了更多话语权,但也不断遭遇西方“话语霸权”。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实际行动传递着中国话语。指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P156)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想,并指出中国梦是世界梦、人类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中国话语传播到世界各地,掷地有声,震耳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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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氏文通 训诂 词的分类 句读 助字

语言是一个系统,词汇、语音、语法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语法学的发展却比较晚。长期以来,语法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它一直隶属于传统的训诂学。训诂学研究的中心是词汇,训诂学家对音义关系很重视,但对语法却关注得比较少。虽然历代的传注中也涉及到一些语法问题,虚词的研究从元代也开始出现专著,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读经,因此对语法的研究相当零碎,更无系统可言。直到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系统语法研究才真正开始。从此,语法从传统的训诂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法这门学科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语法与训诂学关系的中断。实际上,语法和训诂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马氏文通》虽然借鉴西洋语法体系,但同时也批判的吸收了我国训诂研究的成果。

一、词的分类

我国的语法学家对词类的区分,虽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词类是由词义的不同而分的。马建忠在《马氏文通》里曾明白的说:“故词类者,亦类其义焉耳。”《马氏文通》参照西洋语法并且吸收了我国训诂研究的成果,将汉语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早在宋代,实词和虚词的名称已经普遍应用,如张炎《词源》:“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而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此类虚字要用之得其所。”元周伯琦《六书证讹》:“大抵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后之修辞者每借实字为虚字,用以达其意。”不过,这里的实字、虚字含义并不明确。《马氏文通》以有解者为实字,无解者为虚字。其实,在唐代已有类似的提法。唐代训诂学家已认识到“语词”类“不为义”,“非语词”类“为义”。“不为义”即没有实义,相当于后世的虚词类。如《周南・关雎・正义》:“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一为义。“为义”即有实义,相当于实词类。“为义”类之下又可分为“名称”“声貌”两个群,前者以“名”“称”表示,后者以“貌”“状”“意”“声”表示。如《诗・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正义》:“有栈是车状,非士所乘之栈名也。”

《马氏文通》吸收前人的训诂研究成果,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改造,使之融化于自己的语法体系之中。例如动字、静字的名称,我国学者早就创立了。元刘鉴《经史动静字音》中说:“凡字之动者,在诸经史当以朱笔圈之,静者不当圈也。”所谓动字,与动词的范围相当,但静字则包括名词和形容词在内。《马氏文通》继承动字的名称,但静字只包括形容词(象静)和数词(滋静),这就有了新的含义。

二、句读

传统句读也是属于训诂学的范畴。《马氏文通》宣告是“专论句读”的,说明马建忠将《文通》跟传统句读之学(即传统训诂学)直接挂上了钩。在有关句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文通》也直接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我们所见到的史料,第一次提出“句读”之学的当推胡三省。他说:“每见为句读之学者,于一句之间,截而分属上下句,求发先儒之所未发者,以见圣贤深意。若文意自来通顺,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之间划分句读,以为新奇,似不必尔。”

我们再来看看《文通》中关于句读的定义:

(1)凡字相配而辞义已全者,曰句;

(2)要之,起词、语词两者备而辞义已全者,曰句;

(3)凡有起、语两词而辞义未全者,曰读;

(4)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气未全者,曰读。

作为界说的定义(1),跟唐代湛然的“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宋代《韵会》的“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没有实质性差别,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句是“语绝处”,“辞气已全者”,即指语意和语气相对完整的一段文字。说到读,《文通》的两个定义看来,马氏并不注意“辞意”跟“辞气”有什么不同,只是强调“未全”。这跟湛然的“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颂咏”,是一脉相承的。

定义(2)(3)(4)都突出“起词、语词”,这是马氏照搬西方语法subject(主语)、predicate(谓语)的结果。近些年来,汉语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起词、语词并不符合汉语本身的实际,马氏在对句、读作具体分析时,也常常矛盾重重。

三、助字

《文通》是仿西文法而作,但作者并不囿于西文法,而是根据汉语实际,立了助字一类,这不能不说是马氏大大高于古人之处,也是汉语史上一大飞跃。《文通》云:“凡虚字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并清楚地认识到:“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这一点一直受到人们称赞的。可也正式这一点吸收传统训诂研究的成果最多。

《文通》说:“助字所传语气有二:曰信,曰疑……传信助字,为‘也’‘矣’‘耳’‘已’等字,决辞也。传疑助字,为‘乎’‘哉’‘耶’‘欤’等字,诘辞也。”决辞、疑辞的区分,一千年前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就说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接着,《文通》助字章也分别讨论了“也”“矣”“已”“耳”“尔”“焉”“者”,传疑助字“乎”“哉”“耶”“欤”“诸”“夫”等。具体论述多采前人精髓及用例,间以马氏心得及例句。

《文通》说:“传信助字惟‘也’‘矣’两字最习用,而为用各别。‘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六百七十余年前,卢以纬的《语助》开篇第一条就是:“‘也’‘矣’‘焉’是句意结绝处。‘也’意平,‘矣’意直,‘焉’意扬。发声不同,意亦自别。”

其实,《文通》吸收前人成果是十分正常而马氏也引以为荣的,如讨论“焉”字时,一开头有引述,有节略,也有增益,马氏却注明“以上见《助字辨略》。”就是“助字”之名的提出,人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它跟《助字辨略》的联系。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重要部分,源远流长,至今对很多学科都有深刻的影响。《马氏文通》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代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无可厚非的,而他继承却不盲从,这种态度对我们进行训诂或语法的研究,都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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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秦嘉英.《马氏文通》助字篇简说.松辽学刊,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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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这次学习会时,还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在“问题倒逼”中形成牢牢坚持人民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举措,形成协同发力的总体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提升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学说系统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与学术话语体系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突出体现在“术语的革命”的形成及其影响上。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来说,新发展理念凸显了“术语的革命”的深刻意蕴。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十分看重《资本论》中“术语的革命”的科学价值。1868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就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这就是:“(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讲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别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崭新的因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的革命”。

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的显著标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等,也有更多的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是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流行的术语的扬弃。

对“术语的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有过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在《必要的张力》中,库恩认可,他所说的“科学革命”,指的就是“某系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同样集中体现于“术语的革命”上。在渐次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属于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还有更多的属于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这些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的因素”,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中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正确辨明政治经济学中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来说,最显著的就在于学术话语权上的“术语的革命”。五大发展理念,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中心线索。同时,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构成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的表达,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成就。

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标识

对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成就,如何作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内涵,也成为增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变化为根据,从“术语的革命”上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成就。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强调培育发展新动力,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等观点,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核心思想,凸显了马克思提出的“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论断,以及“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思想的当代意义,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创新理论的新境界。协调发展理念,强调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在协调中拓展发展空间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也真正成为人与自然“调节”发展的“自觉”过程思想,以及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中部类和部门之间平衡发展理论的新的运用,是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新的阐释,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地区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等方面发展思想的集中概括,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视界。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突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系列观点,这些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凝练,也是对恩格斯关于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思想的新的遵循,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方向。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新格局等观点,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新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升华;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共建共享相统一,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等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视野的重要拓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纲领和决胜攻略的核心内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的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发展的显著标识。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务实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发展实践的理论和学说的提炼和总结,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首先在于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的科学解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在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新的回答中,凸显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蕴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怎样持续稳定发展的深刻内涵。邓小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看作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理念及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实践,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入新世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得到多方面的丰富。胡锦涛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对新世纪以来发展理念概述时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新阐释。提出,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依靠人民,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概括和凝练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赋予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意蕴。

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提升,还凸显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上。“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对新发展理念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以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就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认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成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成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的主导线索和核心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内涵。新发展理念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体现和示范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