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古诗范例6篇

马的古诗

马的古诗范文1

沃吕比利斯(Volubilis)古城是摩洛哥保存最好的罗马时代古迹,也是我到过的第六座意大利本土之外的古罗马遗址,前五个分别是黎巴嫩的巴勒贝克(Baalbek)、约旦的杰拉什(Jerash)、克罗地亚的普拉竞技场(Pula Arena)、突尼斯的杰姆斗兽场(El Jem)和土耳其的艾菲索斯(Ephesus)。

沃吕比利斯的名字很绕口,有人说出自古城四周遍野的夹竹桃,也有人说是牵牛花,于是称为“牵牛花城”。最早是毛里塔尼亚王国的首都,古城建于公元前三世纪,一度在腓尼基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一世纪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沃吕比利斯也成为罗马帝国最西边的军事据点,北非最具规模的“前哨城市”,公认的罗马帝国边缘殖民城镇的典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山峦起伏的丘陵上,赫然出现孤零零的七根白色圆石柱,这些年对于这类满目苍凉,废墟林立的遗址,我从最开始不知如何拍摄,变得愈发有经验,已经做好在这里消磨半天的准备了。里面游客寥寥,我们已经习惯于赞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宏伟遗迹,同样习惯的还有永远熙熙攘攘的游客,然而现在面对的却是一处宏伟却幽静的古迹,静得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一千多年以来,沃吕比利斯经历了许多“天灾人祸”,由于距离四大皇城之一的梅克内斯不过30多公里,公元17世纪当穆莱・伊斯梅尔(Moulay Ismael)在梅克内斯大兴土木修建皇宫时,不少巨大的石柱建材就取自这座罗马古城,好像这是很多古罗马遗址都逃脱不了的命运。到了18世纪,1755年那场里斯本为中心的大地震,,让沃吕比利斯遭到毁灭性打击,湮没在乱石中,直到1874年被考古学家发现,1915年,这里开始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目前对游客开放的这处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 of Volubilis是沃吕比利斯古城的主要部分,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游览从昔日的罗马剧场开始,就是那几根石柱。立在一座两层的高台上,拾阶而上,这里显然是古城视野最开阔的地方,山坡下的平原,或许是昔日古罗马人驰骋北非的沙觥A硪徊啵一条罗马大道穿过凯旋门,大道两侧一片片昔日的住宅区。

虽然处在帝国边缘上,这座罗马小城的打造却一点都不含糊,留下的残垣断壁依旧可以看出当年的恢弘气质。据说Volubilis 还有一个特殊的职能:提供罗马帝国斗兽场用的狮子,因为当时的这个地区出没很多狮子,真让人难以想象,如今在整个撒哈拉以北都难觅寻猛兽的踪影了,估计在那时候就已经被赶尽杀绝了。

公元二世纪沃吕比利斯盛极一时,有两万多居民,成为罗马帝国粮食的主要供应地,盛产橄榄油,仅城内的橄榄油作坊就多达50家,至今仍留有遗迹。古城标志性的建筑是凯旋门。据说建于鼎盛时期的公元217年,然而建好后,罗马帝国却开始走下坡路,随着罗马人退守地中海,沃吕比利斯的地位也逐渐衰落,接踵而来的是一些基督徒,而当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后,这里又变成穆斯林和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的家园。

788年,一位名叫穆莱・伊德里斯(Moulay Idriss)的阿拉伯圣人创建了摩洛哥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王朝,据说最初的都城就设在沃吕比利斯,他去世后就葬在沃吕比利斯旁的小山上,如今那里已成了一座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圣城,也就是我们半路上看到的那座山坡上的白色城市。公元808年,伊德里斯二世迁都菲斯,沃吕比利斯的居民追随他离开,从此古城日渐荒芜,最后竟变成了一座空城。

马的古诗范文2

意象有观念意象及高级审美意象之分,而文学艺术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艺术家审美理想的高级意象。在中国古诗人的笔下,马的意象就是“至情”、“至理”的高级艺术形象,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早在《诗经》时代,马意象就出现在了诗文中,到唐代诗人李贺的诗作中,马的意象频繁出现,并且马的意象在李贺的诗中具有不同的精神内蕴,如“瘦马”的怀才不遇,但仍刚劲执着;“肥马”的平庸无能但仍长期受用;以及“骏马”境况凄凉但仍显豪壮之情.

一、李贺诗中“马”的意象与杜甫诗中“马”的意象的异同

在唐代咏马的诗人中,李贺和杜甫是最具代表性的。据记载,“在李贺的诗中,咏马的特多,径题马诗及句中谈到马的竟达八十三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杜甫的咏马诗虽不算多,可查阅的整篇为咏马且有代表性的咏马诗有12首,[2]但是他的咏马诗不但史料价值高,而且艺术价值也很高。杜甫和李贺同样是写咏马诗,却表达出不完全相同的寓意,且诗歌的表达形式也不完全相同。这是由诗人个性的差别和诗歌创作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同样强烈的出仕愿望和坎坷不平的仕途又使二人的马诗传达出一些相同的信息。下面就二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分别论述。

(一)不同的吟咏主题与不同的审美取向

1、不同的吟咏主题

首先,杜甫和李贺同样是写“马诗”,乐观的态度和对仕途的无限向往,表现在马诗上,集中在这首著名的《房兵曹胡马》,他写到: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一般认为是作于开元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正值诗人漫游齐赵,裘马轻狂之际,所以语词矫健豪纵,充满着天地任我闯的睥睨之势。诗歌风格超迈遒劲,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但是与李贺强烈的出仕之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仕途坎坷曲折、终不现用。但李贺为人又抱负不凡,自视甚高,在遭逢怀才不遇之下,自然郁结难抒,更何况造成他终生微卑的原因,竟是与之争名者所谓的“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这样的无稽之由。出身高贵却毫无补益,少年成名却不被赏识。

2、不同的审美取向

杜甫和李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杜诗多歌行体,诗歌感情充沛。而李诗则一律用五绝形式,诗歌铿锵有力。[4]杜甫所写的十二首马诗中。有7首为七言古体,这七首古体诗中有6首是歌行体诗歌。如《高都护骢马行》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各有十六句,《骢马行》24句,《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达34句之多。杜甫为何要用歌行体来写马呢?歌行体可长可短的自由形式便于对马进行细致的描绘,并且可以自由的抒情和议论。以《高都护骢马行》[5]为例。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然来向东。

全诗采用七言句式,句式结构比较自由,较少讲求对仗工整,形式的安排主要取决于内容的需要和抒情的要求。诗歌婉婉道出骏马的来历、志向和遭遇,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全诗除了“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一对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仗之外,其余的句对都算不上。

李贺的则不同,整组咏马诗都采用五绝,简洁明快,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马的群像,刻画有力深沉,寄托了诗人的情怀;李贺能写出气势如此壮阔的全诗,实在难得。

杜甫和李贺在诗歌创作上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杜诗故事性强,李诗抒情性强。杜诗擅于对马进行整体描写,一首马诗就是一匹马的故事。马的形貌、气质、来历、遭遇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二)相同的出仕愿望与相同的坎坷仕途

1、相同的出仕愿望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渴望出仕的普遍心态。杜甫和李贺也不例外。表现在咏马诗上,杜甫有“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李贺有“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二十三首・其五》)。

2、相同的坎坷仕途

杜甫先是在安史之乱爆发时被囚于长安,后冒险投奔唐肃宗,肃宗见其忠诚,授予左拾遗。可是杜甫生性耿直,不肯屈从权势,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忠言善谏,不被采纳,后被贬到地方任微职。他一等再等,始终没有等到再被重用的一天。出于对肃宗的失望,他最后辞去官职,举家搬到边地秦州。从此,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缺衣少食,诸病缠身。

二、李贺对“马”意象写作的继承与创新

从《诗经》开始,“马”的意象就成为中国古诗人抒写的对象,并且赋予了马一种精神品格,如《小雅・车攻》中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③写出了马的俊朗,且暗示出英雄的昂扬斗志,又如《楚辞・离骚》中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③则又以“马”的意象来寄寓诗人的壮志,以至到唐代,“马”的意象频繁出现,进而形成了一种写作有关“马”诗的传统,虽然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曾经出现有关“瘦马”意象,但却不如李贺笔下的“瘦马”刻画的传神、意境构设的独特。

三、李贺诗中“马”意象的影响与发展

在中国文学史上,继李贺之后,又出现了众多写“马”的意象的诗人。如南宋诗人辛弃疾就是写作马诗最多的诗人,他继承了李贺写“马”意象的传统。游国恩说:“李贺的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诗,都或在意境、或在手法、或在语言、或在意象上受过他的影响。南宋、金元的诗人也有模仿他的诗歌的。”[6]在辛弃疾的《稼轩词》中,描写了数量众多的动物意象,其中数量出现最多的是“马”的意象。

马意象是李贺怀着一种深沉且特殊的感情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在诗人李贺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马的形象,而且深刻感受到了该意象背后的独特内蕴;李贺以“瘦马”自比,寄寓忧愤之情,与“肥马”相比,深怀嘲讽之意,以“走马”作比,深表不舍之情,可见,马的意象在诗人的笔下已成为一种人格的显现。不仅李贺,在中国古诗人的笔下,马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精神品格,或积极向上或平庸无能或悲惨凄凉。可见,马意象作为中国古诗人的所咏之物,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写作对象,而且印证了创作者的情感历程并彰显了其人生品格。

参考文献:

[1]王充闾.李贺咏马. [M]中华诗词,2007:57.

[2] 巍立明.古道驰骏马画形寓深悲―浅析杜甫咏马诗 [J ] .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

[3] 杨凤琴.论唐代咏物诗的时代精神[J ]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4.

马的古诗范文3

关键词:上都;扈从诗;饮食民俗;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13-02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来源,没有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文学。而某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这一时代的作品中。上都(上都,又称为上京、滦京、滦阳,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扈从诗也称上京(都)纪行诗,是元代边塞诗的主要形式。它以其广泛的题材、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触及了上都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明清时期到当代,学者们虽然不大看好上京纪行诗,认为它艺术价值不高,但却众口一词地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包根弟出版的专著《元诗研究》中,第二章为《元诗之特色》,其中第四个特色为“多塞外景色及风物之描写”,书中写到:“每当元帝北巡上都之时,大批文人学士皆扈从而往,是以沿途的塞外风光,上都的风土人情,遂尽入吟咏。……诸诗描写塞外风土景物,或自然真切,或气势雄伟,不但在诗坛上特立一格,更兼有文献史料上的价值。”[1]

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通过对上都扈从诗中反映的滦阳饮食民俗特征进行掘微与阐释,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上都地区民俗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也可以加深对上都扈从诗的认识和把握。

一、滦阳饮食民俗的民族特色明显

元代漠北、漠南的“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白云黄草”,“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2]。因而上都的蒙古民族是以富有特色的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正如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所言:“塞边羝牧长儿孙,水草全枯乳酪存。不识江南有阡陌,一犁烟雨自黄昏。”[3]诗中用对比的手法来描绘上京与南方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上京人民以羝牧为生,即使是水草全枯的季节仍然以留存的乳酪为食物,而不像南方人以耕种阡陌为生。牧民们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牲畜的种类也很多,有牛羊:“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之一)“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黄《子》)也有马:“朔方戎马最,刍牧万群肥。”(周伯琦《纪行诗》之一)”还有骆驼:“遥见马驼知牧地,时逢水草似鱼村。”(吴师道《闻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阁检讨三首》其一)“阴森晚色晦,寒沙聚群驼”。(袁桷《登候台》)所以元代上都地区虽是蒙古、汉、回、畏兀儿、西域色目人等多民族聚居,但扈从诗中关注最多的是蒙古族的饮食民俗。

首先就是肉食风俗。上都地区以畜牧为主,蒙古人民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的食品,以家畜(主要是羊,其次是牛、马等)肉和奶制品为主,而以打猎所得的野生动物肉为补充。蒙古人习惯吃羊肉,因而羊肉在肉食结构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宫廷饮食以羊肉为主,许有壬是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多次扈从上京,他的《上京十咏》主要刻画了蒙古草原的物产和风光,其二为《秋羊》描写秋高气爽的季节,庖人供肥羊,皇帝以之颁赐重臣。其中“肉净燕支透,膏凝琥珀浓”的描写,逼真地写出了秋日肥羊的肉质和庖人烹饪的高超。张昱的《辇下曲》中有“大官羊膳两厨供”,《塞上谣》中也有“野帐吹烟煮羊肉”的诗句。元代时期,蒙古统治者到上都巡幸,与各路亲王举办大型的国宴也是重要的内容,其名为诈马宴,因为赴宴者都着皇帝钦赐的衣饰,也称为质孙(一色服)宴。周伯琦在《诈马行》序言中说:“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两千嗷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在诗中也说:“大宴三日酣群,万羊脔灸万。”除了羊肉,牛马的肉也是主要的食品。到元代时,蒙古族还有生食的习俗。陈伯通《海青马生肝》其二“催荐厨中语未阑,控拳豪客簇雕盘。翠翻云叶并刀乱,冰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齿滑,十分香彻鼻头酸。梦魂不到鲈鱼脍,醉眼江湖特地宽。”诗中描写生吃马肝的情景,马肝不仅可以生吃,而且味道堪比鲈鱼脍。

除了家禽肉,野生动物肉是重要的补充,这些多靠打猎获得。骑射之长技是蒙古族传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牧民们除了从事牧业生产以外,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狩猎既具有经济意义,猎获物可以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又具有军事意义,通过大型围猎活动训练战士,使牧民熟悉弓马,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元朝统治者巡狩上都,除了举行忽里台与朝觐活动以外,还要在这里避暑狩猎。陈高华、史为民在《元上都》第四章里专门谈了上都宫廷生活,主要是宴会、佛事、狩猎、祭祀和其他娱乐活动。上都扈从诗中多有关于这方面的描绘,杨允孚《上京杂咏》中有“北陲异品是黄羊”的诗句,提到了上都地区的一种野味――黄羊。许有壬《上京十咏》其三为《黄羊》:“草美秋先,沙平夜不藏。解文豹健,脔炙宰夫忙。有肉须供世,无魂亦似。少年非好杀,假尔试穿杨。”诗中作者把饮食与狩猎结合起来,描写了狩猎之后,宰杀黄羊的情景。

马的古诗范文4

关键词:马瑞辰;诗经研究;释诗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用“三家诗”异文及引《诗》异文来讨论诗语,是马氏《毛诗传笺通释》(以下简称《通释》)释诗的基本特点。《小雅•四牡》中有“周道倭迟”一句,他说:“《传》:‘周道,岐周之道也。倭迟,历远之貌。’《释文》:‘《韩诗》作倭夷’。瑞辰按:……《文选•琴赋注》引《韩诗》‘周道倭夷’,与《说文》《释文》并同。《西征赋注》又引《韩诗》‘周道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险也’。……险阻者必邪曲。《天台山赋》:‘既克跻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夷承九折言,正状其邪曲也。《说文》‘逶’字云:‘逶迤,袤去之貌。’音义与威夷并相近。邪曲则必纡远,故义又转为长。《文选》谢玄辉诗‘威纡距遥甸’,李善注:‘威纡,威夷纡余,流长之貌也。’颜延年《秋胡行》‘行路正倭迟’,李《注》引毛《传》‘倭迟,历远貌’,又引《韩诗》‘周道威夷’,其义同。是知《毛》《韩诗》字虽异而音义并相近。此当从毛《传》历远之训。倭、威、迟、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汉书•地理志》‘郁夷’,《注》引《诗》‘周道郁夷’,郁、倭双声,故通用……又按《说文》:‘倭,顺貌。引《诗》曰:周道倭迟’。” [1]由此,倭迟、倭夷、威夷、郁夷、逶迤均为音义连属之词矣。又《四牡》“骆马”句下,马氏说:“《说文》‘,喘息也。’引《诗》‘骆马’。本毛《诗》。又曰:‘,马病也。’引《诗》‘骆马’。盖本《三家诗》。与一声之转,故通用。之言瘅,《说文》:‘瘅,劳病也。’《广雅》:‘,疲也。’《玉篇》:‘,吐安切,力极也。’引《诗》:‘骆马。’亦为。《说文》掸字注:‘读若行迟。’据颜师古《汉书注》引《诗》‘骆马’,亦当为《三家诗》之异文。通作,与和、桓通音为一类。” [1]又《大东》篇“或以其酒,不以其浆。佩,不以其长”处,瑞辰云:“‘不以其浆’‘不以其长’,二不字皆助句词。此章承上‘私人之子,百僚是试’,以言小人在位,有名无实。或以其酒,宜其味之醇也,实则以其浆耳。佩,宜其德之美也,实则徒以其长耳。《唐书•萧至忠传》引《诗》‘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佩,不以其长’,而释之曰:‘此言王政不平而众官废职,私家子列试荣班,徒长其佩耳。’其云‘徒长其佩’,正释《诗》‘不以其长’为‘以其长’也。” [1]此皆就引《诗》及《诗》异文而论诗语诗义也。

特别是《说文》的引诗及训义,马氏尤多信取。如《皇皇者华》“征夫”句下,马氏云:“《传》:‘,众多之貌。征夫,行人也。’瑞辰按:《说文》:‘,马众多貌。’《说文》字注:‘读若《诗》莘莘征夫。’据《韩诗外传》、《说苑》引《诗》并作‘莘莘’,是知作‘莘莘’者《韩诗》。、莘古声转通用,犹《螽斯》诗‘诜诜’,《说文》作‘’;有莘氏,《吕氏春秋》作有也。《说文》:‘,行。’据《楚辞•招魂》‘豺狼纵目,往来’,王逸《注》:‘,往来声也。’引《诗》‘征夫。’《玉篇》‘,往来行声’,引《诗》‘征夫。’作者,盖齐、鲁诗。以经义求之,当从《说文》训为行貌为是。者,谓征夫往来行貌也。、莘莘、皆之同声假借。” [1]

马氏又好以俗语释诗。《四牡》篇“翩翩者”处,瑞辰按:“《尔雅》:‘隹其,。’郭注:‘今鸠。’ 即夫不之合声。今俗呼为勃姑, 勃亦语之转也。《左氏》昭十七年《传》‘祝鸠氏,司徒也’,孔《疏》引樊光曰:‘祝鸠,夫不。孝,故为司徒。’是知诗以者,正取其为孝鸟,故以兴使臣之‘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为之不若耳。《笺》说非诗义也。又按《正义》引舍人云:‘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是知《尔雅》读各不同。毛《传》及李巡皆以‘夫不’为名,即以‘隹其’字连读,《传》只言‘’者,顺经文也;舍人则以‘其夫不’三字连读,故《诗疏》兼引以证其异。《左传疏》引舍人曰:‘隹一名夫不。’盖误脱一‘其’字。又按陆《疏》:‘其,今小鸠也。一名鸠。粱宋之间谓之。’又云:‘斑鸠项有绣文斑然,鹁鸠灰色无绣项。’鹁鸠即鸠,是即今俗名勃姑之证。” [1]他综合各种关于鹁鸠鸟的俗语资料,证实《诗》之“”即今民间的 “勃姑”也。又如释《鱼丽》篇“鲂鳢”云:“‘鲂鳢’,《传》:‘鳢,也。’《正义》曰:‘《释鱼》云:鳢,鲩。舍人曰:鳢名鲩。’”瑞辰按:“鲩、古今字,即今俗称子鱼,舍人曰‘鳢名鲩’,是也。” [1]又《采芑》篇释“钩膺革”云:“‘钩膺革’《传》:‘钩膺,樊缨也。’瑞辰按:《传》意盖以樊缨释膺字。缨之为言膺也。《周官•巾车注》:‘郑司农曰:缨谓当’。《士丧礼下篇》曰‘马缨三就’,礼家说曰:‘缨当,以削革为之。三就,三重三也。’……今俗所云马踢者,其遗象也。” [1]

马氏以俗语证诗,往往找到俗语词的古义。如释《天保》篇“何福不除”云:“‘何福不除’,《传》:‘除,开也。’《笺》:‘何福而不开,言开出以予之。’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传》:‘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其焉辟子产!举不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王观察曰:’除,开也。言天又开除子产。天又除之,犹言天又启之。‘今按王说是也。训除为开,与此诗毛《传》义合。开犹启也,启犹起也,起犹兴也。僖二十三年《左传》:’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下文楚子又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天所启即天所兴,则此‘何福不除’训开,开亦为兴,犹下章‘以莫不兴’耳。……‘何福不除’犹云何福不予。予,与也,授也。凡《史记》言‘除吏’,《汉书》言‘除官’,皆谓授以官,除与此诗‘何福不出’同义。……开与闭对文。《左传》:‘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粜。’古以不与为闭,则知以开为与,是言开即有予义,故《笺》言‘开出以予之’以申《传》意,开即予也。是知《左传》言‘天方授楚’者,犹《说苑•善说篇》云‘天方开楚’也。开、启、兴皆予也。今俗语云‘发福’,正与古合。” [1]

揭示诗语中的古俗内涵,是马氏释诗的又一特色。如释《常棣》“死丧之威”的“威”字云:“‘死丧之威’,《传》:‘威,畏。’《笺》:‘死丧可怖之事’。瑞辰按:威、畏双声,古通用。古者谓兵死曰畏。《白虎通•丧服》引《檀弓》曰:‘不吊三:畏、厌、溺也。畏者,兵死也。’又《通典》八十三引卢植云:‘畏者,兵死,所杀也。’《周礼•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此诗‘原隰裒矣’,朱子《集传》谓‘尸裒聚于原隰之间’,则上言‘死丧之威’正言兵死,故知威即畏也。《烈女传》引《诗》而释之曰:‘言死可畏之事,兄弟甚相怀也。’正以畏释诗之威。又《吕览•劝学》曰:‘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耶?’高《注》:‘畏,犹死也。’是古通谓死为畏,亦取可畏怖之意耳。” [1]由是可知,畏乃兵死之忌言,此古俗中专用语词也。又释《杜》篇中“会言近止”的“会”字云:“‘会言近止’,《传》:‘会人占之’。瑞辰按:孔广森曰:‘会合之字皆从。《说文》:‘,三合也。’《礼》:‘旅占必三人。’会有三义,故《传》云‘会人占之’。’今按孔说是也。古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各以一人掌之,卜、筮皆三人。《洪范》‘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郑《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周官》九筮,筮参其一,谓占必三人参之也。《士冠礼》‘筮人还,东面旅占’,《注》:‘旅,众也。还与其属共占之。’《国语》:‘三人成众。’旅占亦即三人占之义。又《国语》‘天子举以太牢,祀以会’,韦昭《注》:‘会,会三太牢。’三太牢谓之会,三人占谓之会,其取义于三合一也。若但以为卜与筮会,则上已言‘卜筮偕止’,不须复言卜与筮会,且《传》不得言‘会人’也。又按《尔雅•释言》:‘集,会也。’《说文》:‘,读若集。’又曰:‘合,口也。’‘会,合也。’三口相同为合。是皆会为三合之证。《说文》集字正作,云:‘群鸟在木上。从木。’从三隹,亦有三合之义。又按《周礼•筮人》九筮,九日筮环。环之言还也,盖筮征夫之还期。此诗‘会言近止,征夫迩止’,即筮环之语。”[1] 此释“会”字,而将卜筮必取“三”之古俗揭示得十分明了。

马氏重毛《传》,常用其它文献以证之。如释《鹿鸣》篇云:“‘呦呦鹿鸣’,《传》:‘鹿得,呦呦然鸣而相呼。’瑞辰按:《淮南子》:‘《鹿鸣》兴于兽,而君子美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义同毛《传》。”这里是以《淮南子》对《鹿鸣》篇的看法证释毛《传》。然在毛氏释诗不确时,马氏亦非一味附和,而是根据诗篇的具体语境来认定。如《鹿鸣》篇中“食野之苹”的“苹”,毛《传》云:“苹,。”郑《笺》云:“苹,萧也。”马氏推论说:“为水草,非鹿所食,此当以《笺》为正。” [1]

对郑《笺》,马氏有一些纠误。如释《出车》“仆夫况瘁”句云:“《笺》:‘况,兹也。’瑞辰按:况者,况字之俗。《说文》:‘况,寒水也。’因通为寒苦之称,苦亦病也。况、瘁皆为病,与殄瘁、尽瘁同义,皆二字平列。《笺》训况为兹益之兹,失之。[1]P521此处乃以俗字纠郑《笺》之失。又《小明》篇”畏此罪罟“处曰:”《传》:‘罟,网也。’《笺》:‘畏此刑罪罗网我。’瑞辰按:《说文》:‘罪,捕鱼竹网。’‘罟,网也。’秦始皇以罪易,惟此诗罪罟二字平列,犹云网罟,与下章‘畏此谴怒’、‘畏此反复’语同,盖罪之本义。《大雅》‘天降罪罟’,义同此诗。《传》不释罪字,疑有脱误,本当作‘罪罟,网也’。《笺》直以罪为刑罪,失之。“ [1]这里马氏是以”罪“字之古义证郑《笺》之误。

马氏又以引诗与其它诗训以证《笺》之误。《四月》篇”尽瘁以仕“句下云:”《笺》:‘瘁,病。仕,事也。今王尽病其封畿之内以兵役之事。’瑞辰按:‘尽瘁以仕’与《北山》诗‘或尽瘁事国’同义。昭七年《左传》引《诗》‘或憔悴事国’。《周官•小司寇》‘议勤之辟’,郑《注》曰:‘谓憔悴以事国。’贾《疏》亦引《诗》‘或憔悴事国’。王尚书曰:‘盖《毛诗》之尽瘁,《三家诗》有作憔悴者,故郑、贾皆用之为说。’又曰:‘憔亦尽也。郑注《昏义》曰:酌而无酬酢曰醮。《正义》曰:直尽爵而已,故称醮也。《尔雅》水醮曰,郭《注》:谓水醮尽。醮与憔声义相近。悴亦尽也。《荀子•礼论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记》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尽也。尽爵谓之醮,亦谓之啐,尽力谓之憔悴,义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尽瘁二字亦平列,非谓尽其瘁也。毛《传》曰尽力劳病以从国事,则亦平列字矣。’又曰:‘尽瘁,双声也;憔悴亦双声也。’今按王说是也。……成十二年《左传》‘争寻常以尽其民’,犹言以病其民也。劳病谓之憔悴,人之枯瘦亦谓之,‘《说文》,面焦枯小也’,‘,也’,《楚辞•渔父》云‘颜色憔悴’,《玉篇》引作是也。人之陋贱亦谓之蕉萃,《左传》引《诗》‘虽有姬姜,无弃蕉萃’是也。《笺》谓‘尽病其封畿之内以兵役之事’,失之。“ [1]又《无将大车》篇”不出于“句下云:”《传》:‘,光也。’《笺》:‘思众小事以为忧,使人蔽阍,不得出于光明之道。’《集传》:‘与耿同,小明也。在忧中耿耿然,不能出也。’瑞辰按:《尔雅•释诂》:‘,光也。’《说文》:‘,火光也。从火,顷声。’耿字注引杜林说:‘耿,光也。从光、圣省。’是音义与耿正同。《邶•柏舟》‘耿耿不寐’,《传》:‘耿耿,犹儆儆也。’《礼•少仪注》:‘,警枕也。’儆、警说文并训戒,‘不出于’即谓不出于儆戒之中,与‘自兮’同义。《笺》谓不出于光明之道,失之。“ [1]可见,其证郑《笺》之误均颇详,甚至有些繁琐。

马氏纠正孔氏之失的地方也颇多。如《出车》篇处云:”‘畏此简书’,《传》:‘简书,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瑞辰按:简书即盟书之假借。古简字读若,与明、盟同声通用。……《周官》:‘司盟掌盟载之法。’凡盟书多言患难相恤,故闵元年《左传》引此诗而释之曰:‘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即请从盟书所言耳。凡盟必质诸神,《释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有不信者,神降之祸,诸国将共伐之,故《诗》言’畏此简书‘也。’盟书即戒命之词,故《传》曰:‘简书,戒命也。’《周官•司盟》:‘既盟,则贰之。’凡盟必用牲,埋其书,又各有贰以为信,俟有急难,以其贰奔告求救,故《传》又曰‘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也。《毛诗》多假借,毛公盖知简书即盟书,故以戒命释之耳。《正义》以简书为书之于简,失其义矣。古书未有不书于简者。若泛言简书,《左传》何以言‘同恶相恤’,《诗》又何以言‘畏’乎?“ [1]又释《菁菁者莪》篇”我心则休“云:”‘我心则修’,《笺》:‘休者,休休然。’瑞辰按:《广雅》:‘休,喜也。’《疏证》曰:‘《周语》为晋休戚,韦昭《注》:休,喜也。’又引此诗‘我心则喜、我心则休,(云)休亦喜也。’今按《蟋蟀》诗‘良士休休’,《传》:‘休休,乐善之貌。’《秦誓》‘其心休休焉’,某氏《传》:‘其心休休焉乐善。’是休休为喜乐。《笺》云‘休者,休休然’,亦是训休为喜。《释文》、《正义》并以休为美,失之。“ [1]又《采芑》篇”其车三千“处,《正义》云:”天子六军,千乘。今三千乘,则十八军矣。“ 瑞辰按:”今按《周官》,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特平时简阅制军之数。至出兵,则每军所属人数、车数,必量其敌之强弱,事之缓急;初无定数。晋文三军,而城濮之役七百乘;鲁僖二军,而《诗》曰‘公交车前乘,公徒三万’;皆车数无定之证。《鲁颂》‘公交车千乘’,盖以五百乘为一军。此诗为天子之制,不过六军,而曰‘其车三千’,盖以五百乘为一军。《正义》泥于《周官》制军之数,谓其车三千则十八军,失之。“ [1]又《车攻》篇”赤芾金舄“处马氏曰:”‘赤芾金舄’,《传》:‘舄,达屦也。’《笺》:‘金,黄朱色也。’瑞辰按:《周官•屦人》郑《注》曰:‘复下曰舄。’《疏》云:‘下谓底。复,重底。’《释名》:‘复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下使干腊也。’《方言》:‘、屦、,履也。徐兖之郊谓之,自关而西谓之屦,中有木者谓之复舄。’是皆以舄为复下。而毛《传》以为达屦者,段玉裁曰:‘达、沓古通用,达屦即重沓之义。’其说是也。……孔《疏》乃以金舄为屦之最上达者,误矣。《小尔雅》曰:‘履尊者曰达屦,谓之金舄而金也。’亦后人附会之说,不足据也。《屦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为上。’金舄即赤舄,此诗既言‘赤芾’若再言‘赤舄’则不辞,故以‘金’易之。《周易干凿度》曰:‘天子之朝朱芾,诸侯之朝赤芾。’《斯干》诗‘朱芾斯皇’,《笺》:‘芾者,天子纯朱,诸侯黄朱。’黄朱即赤芾也。是知《笺》以金为黄朱色,亦谓金舄即赤舄耳。孔《疏》乃以金舄谓加金为饰,失之。“ [1]又《小明》篇”至于艽野“处云:”《传》:‘艽野,远荒之地。’瑞辰按:《说文》:‘艽,远荒也。’《玉篇》:‘远荒之野曰艽。’义本此诗。艽从九声,艽之为言究也。九者,变之究也。(见《易纬干凿度》)地之究极,故曰远也。又九、鬼古同声。《明堂位》‘脯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仓颉篇》:‘鬼方,远方也。’艽与鬼声近而义同,故亦为远。《正义》谓‘野是远称,艽盖地名’,失之。“ [1]

对诗中各种名物制度之细节作明密辨析是马氏释诗见功力的地方。如就《六月》篇”织文鸟章“云:”‘织文鸟章’,《传》:‘鸟章,错革鸟为章也。’《笺》:‘织,徽织也。鸟章,鸟隼之文章,将帅以下衣皆着焉。’瑞辰按:《周官•司常》贾《疏》两引《诗》皆作‘识文鸟章’,识为正字,今作织者假借字。或通作帜,《史记•高祖本纪》‘旗帜皆赤’,帜亦识也。徽识字当作,《说文》:‘,识也。以绛帛箸于背。’据《司常》贾《疏》云:‘按《礼纬》,天子之旌高九仞,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士丧礼》,竹杠长三尺。则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若然,在朝及在军,缀之于身亦如此。’是天子、诸侯、大夫、士识长短各异。孔《疏》据郑注《仪礼》,谓‘识疑同长三尺’非也。郑注《周官》云:‘今城门仆射所被及亭长箸绛衣,皆其旧象。’据《说文》卒下云‘衣有题识’,是识箸臂,惟军中士卒则然耳。至天子、诸侯以下,大夫以上,据昭二十一年《左传》‘扬者,公徒也’,曰‘扬’,则是旌旗而非箸背矣。盖惟士卒以下,长仅三尺,始可箸背。天子、诸侯、大夫之识,长自九尺至五尺,皆非可箸背,故别有扬者耳。郑《笺》谓自将帅以下皆箸焉,亦非。“ [1]此考致细且在理。

马氏或用金石铭文证诗中名物。如释《蓼萧》”革冲冲“云:”‘革冲冲’《传》:‘,辔也。革,辔首也。冲冲,垂饰貌。’瑞辰按:者,之假借。《说文》无有,云:‘,辔首铜也。’《玉篇》:‘,一作。’《广韵》:‘,头铜饰。’头即辔首也。革古或作勒,《石鼓文》及《寅簋文》并云‘勒’是也或省作攸勒、攸革,《伯姬鼎》云‘攸勒’,《师酉簋》云‘中攸勒’,《焦山鼎》、《讼鼎》、《颂簋》并云‘攸革’是也。或作革,《康鼎》曰‘幽黄革’是也。[1]又《六月》“张仲孝友”句下,马氏云:“‘张仲孝友’,《传》:‘张仲,贤臣也。’《笺》:‘张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瑞辰按:……《汉书•古今人表》有张中,即张仲也。欧阳《集古录》、薛氏《锺鼎识》并载有《张仲铭》五十一字,其文曰:‘用飨大正,歆王宾,馔具召,张仲受无疆福,诸友飧具饱,张仲畀寿。’其言‘诸友’,与诗‘饮御诸友’合,簋盖因此诗得与燕饮作也。《易林》:‘六月采芑,征伐无道。张仲叔季,孝友饮酒。’盖以诗言‘诸友’,当时叔季皆在,诗特言张仲以该叔季也。刘原父《先秦古器记》有张伯,云:‘按其器曰’张伯作旅‘,疑为张仲昆季。’此则以意言之耳。” [1]又《车攻》篇“我车既攻”处云:“‘我车既攻’,《传》:‘攻,坚也。’瑞辰按:《尔雅》:‘攻,善也。’善读如缮。《小尔雅》:‘攻,治也。’攻又通工,《石鼓文》:‘我车既工。’” [1]又同篇释“搏兽于敖”云:“‘搏兽于敖’,《传》:‘敖,地名。’《笺》:‘兽,田猎搏兽也。敖,郑地,今近荥阳。’瑞辰按:搏兽,段玉裁谓当从《后汉书•安帝纪注》、《水经注•济水篇》、《东京赋》引《诗》作‘薄狩’。……狩又假借作首,《石鼓文》‘搏首’即薄狩也。” [1]又《车攻》篇“助我举柴”句下马氏云:“《说文》:‘,积也。’引《诗》‘助我举 ’。许所据《毛诗》或作 ,《石鼓诗》有‘射夫写矢,具夺举 ’,与此诗义同。” [1]又同篇释“徒御不警”云:“《华严经音义》引《玉篇》曰:‘驭,古御字。诸书装为驾,牵控为御。’牵、控皆为引,是御亦引也。以马引车谓之御,以人引车则谓之徒御。《石鼓文》‘徒驭孔庶’,《嵩高》诗‘徒御’,并与此诗徒御同义。”[1]又释《蓼莪》诗云,“‘蓼蓼者莪’,瑞辰按:汉《孔耽神祠碑》‘竭凯风以惆,惟蓼仪以怆’,《平都相蒋君碑》‘感慕诗人,蓼蓼者仪’,莪并作仪。《卫尉卿衡方碑》‘悼蓼义之劬劳’,《司隶校尉鲁峻碑》‘悲蓼义之不报’,又通作义。古莪、义字并从我声,仪从义声,并读如俄,故三字通用。《毛诗》作莪,用本字;《三家诗》或借作仪与义,为碑文所本。” [1]

马氏喜欢考证《诗》中名物,但和一般经学家不同:他往往考虑到古人的诗思特点以及诗语构成、诗思形象发生的规律。如考证《鹿鸣》“食野之芩”说:“‘食野之芩’,《传》:‘芩,草也。’《释文》引《说文》云:‘芩,蒿也。’瑞辰按:今本作“芩,草也’,当从《释文》所引训蒿为是。首章‘食野之苹’为萧,即蒿,三章‘食野之芩’亦蒿属,正与二章‘食野之蒿’相类。足证古人因物起兴,每多以类相从。” [1]他从诗人创作每每“因物起兴”、诗中事物大多“以类相从”的特点出发判定《诗》中的“芩”乃蒿类。又如《常棣》篇马氏按:“《艺文类聚•木部》引《韩诗序》曰:‘《夫》,燕兄弟,闵管、蔡之失道也。’又引《韩诗》曰:‘夫之华,萼不炜炜。’直以夫代常棣,则常棣即为夫可知矣。……又按《论语》‘唐棣’即‘棠棣’,而言‘偏其反而’者,谓其华初开反背,终乃合并也。诗取以喻管、蔡失道者,亦取其始华反背为兴。” [1]可见,马氏考“唐棣”,着眼于揭示其与诗旨间的艺术比兴关系,而非徒考诗中之物耳。

马氏释诗也有未解透之点。如《伐木》篇处云“神之听之”,《笺》:“此言心诚求之,神若听之,使得如志。”瑞辰按:“以经文求之,并无求通神明之意,且‘神之’与‘听之’相对成文,不得言‘神若听之’也。《尔雅•释诂》:‘神,慎也。慎,诚也。’神之即慎之也。《小明》诗亦无求神之义,两言‘神之听之’,义同此。《蜀志》郄正作《释讥》云:‘盖《易》着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其所云‘神之听之’亦当训为慎之从之,不以神为神明。《韩诗外传》引此诗,释作神明,《笺》义盖本《韩诗》,然于经旨不合。”[1]其实《伐木》篇的古义当有祝祷求神听佑之意,马氏好以声求义,故出此牵强之解。

马的古诗范文5

刘长卿的“鸟道通闽岭,山光落剡溪”诗句中的“鸟道”在会墅岭,会墅岭也是唐诗之路的干线,这便是谢灵运开辟的“谢公古道”。从天台山国清寺向北行38公里,途经赤城山、关岭、越万马渡再两公里到天姥山南端,再依天姥山麓西向北行6.5公里到会墅岭。会墅岭左有圳塍,是剡溪源头之一,下接惆怅溪。有斑竹村、司马承祯桥,是数百位唐代诗人从旱路游览台州。越州的必经之道。惆怅溪过司马承祯桥向北10公里与兰沿村前的剡溪汇合后,北流11公里到今新昌县城。

谢公道:泛黄的古诗

我们行走在唐诗之路上,无疑我们是在吟诵着千年古诗,而谢公道,便是谢公遗留在新昌山水间的一句经年不朽的诗行。尽管这句古诗,已经泛黄和残破。

如今的 唐诗之路“已严重缩水,就保存良好的新昌精华段,也只剩下横贯斑竹的长街,会墅岭的石阶路,天姥寺至冷水坑的山路。驿道上残存的小石佛铺,关岭铺,还依稀可见古驿道的疲乏原貌。驿道再经桃源穿越天姥,抵达关岭头一段,全长共35公里。如翻越万马渡又可至天台,唐诗之路便一路延伸……

无论是行走唐诗之路,还是说谢公道,恐怕是不能避开谢公谢灵运的。谢灵运与颜延之,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为晋宋之际的著名诗人。有专家评定:谢灵运为中国山水诗鼻祖,并且是李白一生的偶像,李白多次入浙探寻谢公旧迹,行走谢公古道,确实是个明证。谢灵运开辟了七百里剡(指剡溪)中道,后引得唐代众诗人追慕谢公风采,流连剡中山水,“唐诗之路”应运而生,更是无可非议。

但有一点,我们一定感兴趣:谢灵运酷爱登山,尤其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为此,它发明了“谢公屐”,即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谢灵运仕途落寂,却穿着著名的。谢公屐“寄情山水,写下无数美诗佳句,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殿堂上的地位,以至熠熠生辉,万众景仰。因为谢灵运,有了“唐诗之路”,来了李白,孟浩然,王维,杜甫,白居易……并留有了踪迹和万古传唱的诗作。我想,这就是我们钟情的“唐诗之路”的魅力!

斑竹村:古老的记事绳索

本想谢公道定是个探幽思古的好去处,没有想到的是,见它的第一面却是留有缺憾的,好端端的一条古道,却被人用水泥覆盖上了一层外壳,说是鹅卵石路面走着不舒服。

还好,谢公古道还是留下了它的最精华的部分:斑竹村,天姥山拔云尖下的一个古村,在这里,谢公古道就像一条古老的记事绳索,牢牢地给我们打捞起来历史中的重要章节。

拥有司马悔桥,古驿道和惆怅溪等古迹的斑竹村坐落在天姥山下,是当年谢灵运投宿的地方,是道家的第六十福地。去斑竹村一般从村口下车,经过司马悔桥,踏着谢公道进村。我们就这样离开了104国道,下到了惆怅溪边。只见几株参天大树之下,有一座石拱桥,高10米,桥横侧刻有“落马桥”字样,桥头还有一座后来新建的小庙,是纪念司马承桢的。

司马悔桥又称落马桥相传唐代道士司马承祯隐天台桐柏山白云观,因唐玄宗数诏出山,至斑竹村落马桥,见这里高山流水林木葱郁,触景生情,陡生悔意何必出山自寻烦恼,还不如回去仍过我那自由自在的神仙日子。

从此开始,这座“文官到此需下轿,武官到此需下马”的落马桥,同时也成了有名的司马悔桥。桥上古藤缠绕,是不是就如当年司马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一般?

进村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条长达1.5公里的古驿道,说起古驿道,村人无不知晓。古驿道上铺着鹅卵石,经过几百年的磨砺,泛着青光,牢牢地镶嵌在大道上。

驿道两旁的黄泥瓦房,多为寻常百姓家;屋檐高挑、墙体斑驳的就是惟一留存的章家宗氏祠堂,却破旧陈烂,惟有尚存的门堂牛腿雕刻精美,昔日的富足与繁华仅此一斑,不过听村人们说,祠堂前的台阶有六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走近一处破败的黄土堆砌的院落,此院据说曾是徐霞客在此住过的地方。这个院子里曾有驿站、监狱等。朝西的一间土屋敞开着门扉,门上的对联还在,只是退去了鲜艳的红色。很小的窗口晾晒着一双农村常见的沾满泥土破旧的解放鞋,站在这个院子里,我想像着当年徐霞客住店的情景,恍惚中感觉到了时间的瞬息万变和如风火轮般的急速飞逝。

天姥山:浮云遮梦眼

怀着对谢公的崇敬之意,到了新昌不上天姥山,将是一个缺憾。在一个岔路口,岔路口立着一块石碑,上写着“古驿道碑”。这里其实是谢公道的中间部分。岔路为上山路径,沿着山脚一直往前就是通过冷水坑穿越天姥山直达天台的古道了。

陪同的唐诗之路专家竺岳兵用脚踏着岔路口一块很不规则的立石说,这就是过去的路标石,从这里沿石子古道上山可以到达山顶。说着,他用手指向山林间若隐若现的石径。其实天姥山并不是一个山峰,而是一条山脉。斑竹村后的拔云尖就是天姥山的主峰或者说最高峰。

迎面一阵清风拂过,我们登上了天姥群山的一座山峰,登高四望,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树林一片葱郁,一浪高过一浪。水泥公路104国道在山下若隐若现,与古驿道并行,述说古时与现代的情缘。望不尽的天姥群峰,峰峦叠嶂,绵延不断,那磅礴的气势,那巍峨的景致,不觉让人吟哦起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来。

我们虽未看到李白描述的天姥烟雨、海日,清猿、天鸡、熊咆、龙吟、云裙,霞色梦幻景色,却为亲临天姥的那份经历而倍觉欣慰。于是,我们向着群山大呼:“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岔路口的南侧有一座路廊,其实就是建在路上的房子,山墙两头可以通过。这种房子便是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供那些出门在外,饥餐露宿的人歇息的地方,甚至人一时走不到目的地,还可以住在路廊里。我们从山上下来便通过路廊前行了一段。这时的古道由于被路边过厚的青草覆盖,显得很是狭窄,似乎只有一米的宽度。

在一个天姥山下的村子里,市文物馆的一个文物管理员正管理着几块刻有李白诗歌的石碑。那块刻有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已经断裂几块的古代碑刻才从一座废弃的村小学办公室里抱出来。

我们惊喜地发现,碑刻对在一起,碑文还尚完整,用水冲洗过后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就是李白的那首著名的诗篇。另有几块碑刻上有两个比李白诗歌碑文要大一些的“唐”字,不知道是否正好对应了李白与 唐朝的关系。

就在我们随后到的天姥寺遗址旁边,我们另外又发现了两块古碑,刻字已经十分模糊。但还是被看出来有着“大明”字样的碑文,于是,同行的新昌文物管理所的馆长说,这是大明的碑,刚才看过的诗碑应该和它是一个年代,因为这些碑原来都在一起。后来这两块已经分辨不清字迹的石碑和李白的诗碑一起和古驿道碑立在了一起。

令人遗憾的是,天姥寺早已不复存在。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这些了。当地一村民指着旁边的一座不大的厂子告诉我这个工厂就是原来的天姥寺遗址。在没有建厂之前寺里还有配殿什么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太可惜了!可见,当地高速发展的经济却给自己的文化遗存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

迎仙桥:遇仙古径

在新昌盘桓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从县城再次出发,沿104国道南下。在桃沅乡刘门坞附近的惆怅溪上,我们终于下车看到了惆怅溪上的迎仙桥。迎仙桥系国内首次发现的近似于悬链线拱的古石拱桥。该桥在明万历《新昌县志》有载,清代道光时重修。迎仙桥长29米,宽4.6米,净跨15.6米。悬链线拱桥型系20世纪60年代国外发明的世界先进桥梁科技。迎仙桥远早于国外应用了这项桥型技术。该桥的桥名源于民间传说。相传东汉时吴县青年刘晨和阮肇入天姥山采药迷路。在刘门坞遇见了二位仙女,双结伉俪。不几日,刘、阮回乡,世上已是其七世孙时代。此桥因刘,阮在此遇仙得名。此桥位于宋诗人谢灵运开辟的“谢公道”通向天姥山的门户处,经历了数百年商贾军旅的穿行,至今安然无恙,足见其结构的科学性。

一座桥不仅与千年古道相关联,还与美好的传说有关,实在是奇妙无比,更何况自身的桥梁科学价值。我们在桥上望着溪水,听着叮咚的水声和着山里的鸟叫,想着久远的故事,满怀的激越溢于言表。就在桥的东侧,有一条铺满错落的鹅卵石的小路,间杂这绿绿的草丛,向着山里蜿蜒而去。陪同的朋友说,从这里就可以到达有着美丽传说的那个村庄:刘门村。而这条山间的古道小径也正是刘,阮遇仙的所在。

马的古诗范文6

其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知道阿古拉泰了。当年,作为《诗选刊》的编辑,年轻的阿古拉泰选发了很多诗人的优秀作品,一个写诗又编诗的人,自然就为诗友们所熟悉,说他是广交天下也不为过。可是囿于我疏懒联络的天性,等见到他时,已是在彼此神交的许多年以后了。

在读阿古拉泰的诗歌之前,我首先认可他的鉴赏能力。在一起聊天,我们喜欢的诗人大多一致。也许和从前在《诗选刊》的工作历练有关,他对诗歌的判断有着职业的敏感。眼睛有准儿,评价一首诗,三两句话就到位,有些评点相当精彩。看上去高大健壮的他,艺术感觉却是细致精微而敏捷的。

一套厚重的《阿古拉泰近作选》,让我见识了这个蒙古族诗人的创作实力。而我,在这套丛书中,最为喜欢的,就是这本装帧雅致、名字特别动人的诗集《青草灯盏》。

这真是一次愉快的阅读。我不知道还能有谁把青草写出这样的韵味。这本面貌独特的诗集,让我更加了解了诗人阿古拉泰,知道了他的来路和他经常眺望的远方。这个蒙古族男人,果然没有辜负草原。他就像草原的草派出的使者,发出了那么清新动人的声音。这声音里没有杂质,是雨水洗过、月色照过、牛羊漫过,骏马驰过的草原的声音,是带着根脉、能开出花朵、能深藏和包容的土地的声音。

“每一行字都会长成一棵青草/我在纸上放牧着牛羊/那些散漫的牛羊/被我的心/一一照亮/我轻轻翻过一页白纸/大风翻过草原/牛羊漫过四季”(《纸上的草原》)。

一种单纯之气,像最轻的风拂过,这是干净到了透明的诗句。这样的诗句有一种静气,而这种静气,仅仅靠浮光掠影的草原体验和感受,是不可能获得的。

“在众鸟高飞的草原/迁徙的我们/总是从歌声和马背上起飞……众鸟高飞/那是我们从前的样子”(《众鸟高飞》)。朴素如斯,如信口吟出,像远古传来的歌谣,又像神灵前的悄然诉说。一种伤怀之美,弥漫在句子里,让我们会一下子想到这个古老民族血液的源头,想到一个伟大民族历经的沧桑苦难和风雪。苍茫辽阔的背景,雄浑豪迈的气概,沉默坚忍的性格,都在其中了。

这是一部关于青草的传记,整个诗集里一百多首诗,都是写草和草原的。一路读下来,竟毫无重叠之感。草原上万物和人的精神履历,与草原相关的一些心灵情节,都在诗行间跳荡。朴素的诗句里,这个有着赤子情怀的诗人,一会儿站出来为青草歌唱,一会儿又深入到草的根须之处,让青草说出自己的心事。他知道“一棵青草的忧伤/露珠一样/凝结着/大地的光芒”(《青草的光芒》)。诗人从青草入手,深入到生活与事物的根部,饱含深情开掘出生命的新意,让心灵受到震动。“晨风洗亮了一棵草/内心的暗”,这样的句子,在整本诗集里俯拾即是,与其说这是一个成熟诗人的技艺,不如说是一个诗人心灵的温暖和体恤。

读着这样的诗,让我看到,真情的诗人像一个忧伤的少年,提着青草灯盏,正从他祖先的土地上,向我们缓缓走来。他的身后,是古老民族蜿蜒的历史,是族人扶老携幼跋涉的身影,是勒勒车轮深刻的辙印,是蓝天白云下明净的湖水,是风雪弥漫中穿行着的马队,是蒙古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柔软心肠和刚毅的性格,是整个蒙古民族草原一样博大的襟怀和天高地阔的仁慈。

青草的眼神,青草的光芒,青草的呼吸,青草的忧伤……诗人笔下的青草,从语义的角度,转化为内心的景象,层层递进的表达,蔓生出来的是绵绵的乡愁,是对土地、牧人、生活的礼赞,是对生命和灵魂的问询。一棵草、一簇草、一片草乃至整个茫茫草原,无尽地铺展在我们眼前,这种淋漓酣畅的抒写和表达,是浓郁的情感,是深邃的思索。犹如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这草原,“那是故乡啊,正从远方返回/一个牧人内心的深处” (《那是什么在草原上奔跑》)。这充满灵性的,被神的光芒照耀的草地,其实,就是一个诗人无尘的心灵,是诗人精神的原野,是他诗的根基,是他语言的圣地。

整本诗集气韵静谧,弥漫着青草之香,而诗句中,那种沉稳的节奏,又让我们依稀听到了马头琴委婉悠扬深沉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