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俗语范文1
关键词：马；文化；中国；韩国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220-01
一、汉韩俗语中“马”的相同象征意义
（一）行动迅速敏捷
马在奔跑的时候，速度快而且十分敏捷。根据这一特点，中韩两国人民创造了很多的相关俗语。
在中国，“光阴如白驹过隙”是众所周知的俗语，它与例1）中的b都是表示时间飞快，人生如梭的意思。因此如例1）c所示，有“千里马日行千里”这样的俗语。
（二）忠心耿耿
在古籍典故中，有名的将领身边都会有一匹名马，对主人忠心耿耿。因此，马呈现给我们的即是忠诚、衷心的形象。在韩语中，也有表现这一象征意义的俗语。
例2）a用马配鞍来喻指女子的忠烈。“马有垂缰报”①表现的是马对主人的忠诚，“刎颈之交”比喻能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之情。例2）b用马的忠诚和人的无情作比较，更加凸显马在我们心中衷心耿耿的形象。在韩语中，如例2）c，表现的是人心叵测，和人相比，马要更忠诚、更值得信赖。
（三）象征财富
在古代，只有富人家才有马，因此，在古代，马就成了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一个人拥有多少匹马，就直接体现了他有多少财力或势力。
例3）a中，马不仅象征着财富，同时也象征着权位。在例3）的b、c中，马同样都是财富的象征，可以看出，马在汉韩两种语言中都有表示财富的象征意义。
二、汉韩俗语中“马”的不同象征意义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知道，马所体现的很多象征意义，在汉韩俗语中都是一样的。但由于中韩两国的文化存在着不同，也有一些象征意义并非是两国语言共同具有的，而是汉语或韩语一方特有的。
（一）汉语有的相关俗语
例4）兵强马壮 / 千军万马 / 汗马功劳
通过例4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马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韩语中，却很难发现像这样关于战争的有关马的俗语。这是因为与韩国相比，中国古代的战乱纷争要相对频繁，而在战争中，马的作用又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有关马的俗语也比较多。
（二）韩语有的相关俗语
在韩国俗语中，马象征着自由，不受约束。例5）a反映的就是这一内容。与韩国相比，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人们严重束缚的背景下，反映大众自由思想的有关马的俗语就很少见。例5）b是有关梦的俗语。在韩国，人们相信梦境呈现的暗示，因此在韩语中，关于这一内容的俗语也比较多。
三、结论
本文选取在汉韩俗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马”为研究对象，并分析了汉韩俗语中有关“马”的象征意义的相同及相异性。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韩两国在古代都长期处于封建农耕社会，广大劳动人民辛勤耕种，却又受到阶级思想的束缚，等级制度严明，因此两国语言中关于马的俗语都具有表示速度、表示衷心、表示才能、表示财富、表示弱者的象征意义。而在古代中国，相对于韩国，战争更为频繁，所以有关马的俗语中描写战争的就更为丰富，同时，中国古代的农耕技术也比较先进，因此也有一部分俗语是来体现农作内容的。而韩国俗语则多是对自由思想及梦文化的描写或总结。
注释：
①出自《异苑》，说的是前秦世祖皇帝苻坚在与容冲的一次交战中，不幸战败，落荒而逃，不料一失足掉进了山洞，爬又爬不上来。在这个钧一发之际，他的坐骑突跪在涧边，将缰绳垂了下来，苻坚抓住缰绳爬上来，才脱了大难。
参考文献：
[1]华惠伦，吴炎煌.十二生肖丛书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11.
马的俗语范文2
二十八，贴年画。接下来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春节俗语，欢迎大家阅读!
春节俗语1全家人在一起图的就是热闹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
小孩盼过年，大人忧无钱
大寒小寒，杀猪过年
三十夜的火，十五的灯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乞丐过年也要歇3天
.三六九，往外走 .二五八，好回家。
瑞雪兆丰年
春节俗语2有钱没钱，买件新衣过年
人家杀猪我杀狗，肝肠肚肺样样有
腊雪是宝,春雪是草
上马饺子下马面，起脚包子落脚面。
冬至黑，过年疏;冬至疏，过年黑
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
礼到人心暖，无礼讨人嫌
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窟窿堵，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倒有，三十晚上坐一宿。
欠债勿过年
.新年头，旧年尾
春节俗语3二十九，蒸馒头。
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发。
初五、初六捏面团。
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倒有。
起脚包子落脚面。
三十晚上坐一宿。初一的饺子。
二十五擂大鼓。
二五八，好回家。
年到二十九，无钱债无路走。
二十四，扫房子。
梭布七八寸，铜扣买连环。
春节俗语4二十四扫房日。
上马饺子下马面，起脚包子落脚面。
二十七去宰鸡。
年到初七八，家家劣粥钵。
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
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日，
二十五去碾谷，
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去宰鸡，
春节俗语5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首，
三十晚上扭一扭，
大年初一拱拱手”
三六九，往外走 .
二五八，好回家。
上马饺子下马面，
马的俗语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言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25-02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有赖于语言形式的转换，即把德语（或者日语、俄语）转换为汉语，而单纯的语言形式的转换还不足以实现中国化和本土化，其理论的可行性和实践性就沦为空谈，只有转换成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即实现大众化的形式才能达成这一目标。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语言大众化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特征内在要求的体现，是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大众化是由它的自身特点决定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该理论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它的基础是科学的。而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理论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为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其二，该理论具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并且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相联系，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学问。其三，该理论能够被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也从侧面说明他的理论走的是群众路线，具有彻底的人民性，而且其理论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一理论品质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独特魅力使人民群众相信、接受并主动学习它，研究它直至信仰它。这三个特点水到渠成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语言形式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转变成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明白转变成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明白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语言形式大众化的过程。
首先，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大众化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都有表现，单从语言形式上说：其一，他将语言风格中国化。他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提炼、概括，甚至将其某一重要思想浓缩成一两句话，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容易理解接受的语言。如：他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时使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话语。他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来评价那些为人民牺牲的同志。这样的语言使得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了言简意赅的中国形式，深得人心。其二，他将语言表述大众化。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指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表现实际生活的。”[1]不仅这样提倡，而且是这样做的。他说：“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了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1]这样的语言表述使比较抽象、枯燥的马克思主义富有生机与活力，人民群众一听就懂，心领神会，并且喜欢听。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大众化实现的具体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语言是完全的大众化形式，如邓小平同志运用了很多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朴实、生动、简短、诙谐的口头语言，如“猫论：不管黄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实事求是的通俗表达；“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通俗表达；“闯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生动体现了其先富与共富思想的关系”[2]，这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大众化的实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大众化语言的形式。在论述新闻思想时更体现了大众化的语言形式，如他总结新闻核心内容是“喉舌论”、“生命论”、“导向论”、“创新论”、“根底论”等思想。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表述。
再次，中国未来的发展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选择，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大众化也是正确的选择。这说明后续的发展定然会沿着这一正确的途径继续走下去，不会停止，永远“在途中”。
三、现时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大众化存在的问题
马的俗语范文4
关键词：德国；马丁·路德；民族思想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
李富森，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9）
16世纪宗教改革是德意志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宗教斗争，实质是要求德意志民族彻底结束罗马教廷的统治，加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一生著述浩繁，思想宏富，其中争取德意志民族独立、维护德意志民族利益在其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马丁·路德的民族思想对宗教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德意志民族教会、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教育以及德意志民族意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却对路德的民族思想缺乏深入系统的剖析，本文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试就此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民族国家思想
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早期，天主教一直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德意志徒有帝国虚名，皇权衰落，政治分裂，日益成为罗马教廷最大的掠夺对象。天主教会占有德意志1/3的土地，成为德意志最大的封建地主。帝国诸侯中1/5是高级教士，7个选帝侯中3个是大主教，这些教会封建主支持分裂，抵制统一。16世纪初，德意志的经济发展一度走在欧洲前列，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实力和政治作用日益增长，但国内分裂割据、教廷掠夺构成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就成为路德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也是路德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总纲领。
首先，路德主张“君权神授”，提出国家的存在源于神的旨意和命令，而君主的权力则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他的“因信称义”说，从神学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中世纪教会制度、教阶制以及罗马教皇统治的合法性。1517年10月，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口张贴《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九十五条论纲》），强调信徒凭借信仰，无需教会就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以下简称为公开书）及《基督徒的自由》等书中，路德都阐述了“因信称义”，强调信仰的作用。路德驳斥了中世纪的“神权论”，他认为上帝设立了两个王国：一个是属灵王国，即教会。在属灵王国，人是完全自由的；一个是俗世王国，即国家。在俗世王国，人是受管辖的。二者都是上帝的王国，但又是完全独立的。也有两种法律：上帝的法律和世俗的法律，前者适用于恩赐与仁慈的国度，后者适用于愤怒的国度，国王手里拿着宝剑，保有惩罚、法庭和判决。路德进一步论证了世俗权力来自上帝。“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任命的。”{1}世俗政府行使权力是合法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世俗的政治权力是上帝委任的，服从并依赖于上帝。国家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仆人与佣人，它的建立是上帝对人们的关怀，是为了惩恶扬善以及教会的福祉。
基于此，路德主张君权独立。路德认为世俗的政权独立性是直接由上帝的意志来决定的。他号召超国家的教会神权，代之以民族的世俗权威，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家，并鼓励世俗君主来领导宗教革命。他说：“教皇应该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富、荣誉、身体和灵魂，让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2}路德认为罗马教廷是德意志长期分裂的罪魁祸首。他敦促德意志王公贵族使用暴力，把教皇使者驱逐出德意志，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在《公开书》中，路德呼吁，让德意志的皇帝做一个真皇帝，不让他的权力或刀剑为教廷伪君子的糊涂托辞所压服。《公开书》是路德宗教改革的政治纲领和德意志的独立宣言。
其次，在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上，路德主张政教分离。路德认为国家和教会并非隶属关系。神授的君权独立于教会，可以用国家权力约束、惩罚教皇和教士，并有改革教会的义务。针对教皇世俗权力过大现象，路德认为教权所辖范围仅涉及灵魂，不应涉及金钱、土地以及世俗的行政、司法权力，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在国家管理上，国王的权力是唯一合法的。路德主张世俗事务划归国家管辖，教会活动也由国家来监护。针对宗教改革运动中国王干涉问题，路德发表《论世俗的权力》，规定了国王权力的限度。路德说，只有上帝与人的灵魂得救有关，因为人内心是人难以看见、知晓、审判、惩罚和改变的。因为灵魂只受上帝所辖，所以假如世俗权力擅自为灵魂制定法则，就必然侵犯上帝的统治，只会将灵魂引入歧途而毁灭。他认为国家应避免使用暴力干涉信仰，异端邪说从来都不能以武力征服，只能以上帝的话来进行争论。1545年， 路德还进一步阐述了世俗政权无权干涉上帝领域的原则。
再者，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上，路德主张人民必须服从世俗政治权力。路德认为国家的存在来自于神的旨意，君主的权力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是绝对的。君主的权力是神授的，而教皇的权力则是人为的。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在内的世俗政权都是上帝创立的。它的成立是上帝慈爱的工具，同时也是上帝愤怒的工具。路德认为，既然世俗权力是上帝的佣人与人，是合法的，那么人人必须服从世俗政治权力，这也是对上帝的服从。任何对世俗政权的反抗都是有违上帝，即使君主不公，也不得反抗。服从是良好的品德，反抗是最大的罪恶。基督徒生活在上帝统治的宗教国度里，同时也生活在依法治理的世俗国度里，顺从一个不公正的君主实际上是人在尘世中必须背负的一个十字架和必须承受的苦难。
同时，路德也认为：由于世俗权力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故此世俗政治权威也应受到限制。路德强调诸侯必须负责地行使上帝授予的权柄，虔敬地服务臣民，保护和促进臣民的和平与富足。
路德提倡因信得救和“君权神授”，根本否定了教会的教权至上论，并对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论证，是当时西欧正在萌发的民族意识的反映，为民族国家和民族教会独立于罗马教会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罗马教会在德意志的神权统治江河日下，德意志新教诸侯势力大大加强，以诸侯国为中心的地方性民族统一倾向日趋增强，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民族教会思想
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德意志民族教会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目标，也是路德民族思想的核心和宗教改革的关键环节。路德民族教会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路德主张人人在上帝与《圣经》面前都是平等的，信徒只有信仰基督才能获救。路德进一步提出了“平信徒皆为祭司”的主张。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但并非都是牧师，要想成为一个牧师，必须有一个职位，承担相应的工作，才能使他成为牧师及教师。”{3}在《公开书》中，路德抨击教会依靠的三道墙：属灵权高于属世权；教皇有解释《圣经》特权；教皇有召开教会会议特权。路德否认特权属灵阶级的存在，否认神职人员与平信徒有本质区别。他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是属灵的阶级，除了职务不同，没有其他差别，每个基督徒的祭司身份都直接来自基督，有形教会中的神甫是由大家选举执行公务的职员，是受大家之托来完成施洗、行弥撒、宣赦和传教等活动的。路德认为只有教皇才能解释圣经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并指出人对上帝的信仰不需要任何中介。路德还说唯独教皇才可召集教会会议这种说法也毫无根据。路德论证道，《圣经》中和历史上的几次重要教会会议，大都是由使徒、长老或皇帝召集，并非由教皇。甚至最著名的尼西亚会议，也不是由罗马主教而是由君士坦丁皇帝召集批准的。他呼吁德意志贵族致力于宗教改革，德意志教会从罗马教廷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并号召全体德意志人团结起来反对罗马，建立以德意志总主教为首的国家教会。
路德强烈主张建立民族教会。路德特别反对罗马教会对德意志的干涉和掠夺，号召教皇在德意志的教皇权。在宗教改革初期，他甚至号召市民、贵族、诸侯大张旗鼓地惩处罗马教皇和主教。从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路德提出了建立民族教会的一系列原则。路德宣称，国王有权管理和处置教会财产。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不受罗马教廷统治的民族教会和异于传统天主教的新教制度。路德极力否定教皇在教俗两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在信仰中的决定权。他强调教皇不得干涉皇帝的权力；教皇应当放弃那不勒斯、西西里、波伦亚、拉温那等领地，不得享有任何特权；德意志的宗教不能是罗马的臣属，德意志的牧师、僧侣应享有自己的宗教权利。路德拟定的改革计划包括：完全废除高踞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教皇权力；民族教会的宗教会议是德意志的最高上诉法院，并像帝国议会代表德意志那样代表德意志教会。
路德还提出改革教会内部管理制度及活动方式，建立德意志的廉俭的民族教会。在《公开书》中，路德提出27条改革计划，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司法等方面，主要有：废除教皇权力；建立民族教会；宗教当局只能掌管属灵事务，凡属世俗事务均归世俗当局处理等；每一教会推选一个主教，并有神甫或执事做助手，以传道和圣礼来治理教会；减少托钵僧和流浪汉数量；允许修士还俗和教士结婚；改革大学教育。路德认为改革教会应属于世俗君主而非教皇的职权范围；废除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和教阶制度；废除教士独身制；教会应是教徒自愿结成的组织；减少朝圣和节日；只保留洗礼、圣餐和忏悔；取消兄弟会、赎罪券、放任状、许吃奶油状、享受弥撒惠益状、特许状等。
路德还努力革新崇拜仪式。路德将拉丁文《圣经》译成德文，鼓励信徒读《圣经》。路德认为讲道才是圣餐聚会的重心。路德提倡一种新的崇拜仪式，并于1523年制订出第一套崇拜仪式《弥撒和圣餐的仪式》，将讲道（德语）列于中心地位，并鼓励以德语唱圣诗，而非拉丁文；删除弥撒中由神甫代替信徒献祭仪式，由信众直接领圣餐；以德文进行整个弥撒程序。1526年，路德修订德文弥撒，编写德文《教义手册》，1529年，编订了两种教义问答书。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新教会的民族化。
路德的“因信称义”和“平信徒皆为祭司”的主张，了罗马教皇统治的合法性及教会的救赎理论和教阶制，为德意志及各国建立民族教会提供了理论论证。1525年撒克逊约翰公爵领地建立路德教会，教会首领为约翰公爵所控制，并用德语进行圣事活动。这是德国及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教会。此后黑森、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普鲁士等相继建立邦国教会，虽然此时德意志还没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在诸侯支持下成立的新教会本质上属于民族教会。随后丹麦、挪威、瑞士民族教会也建立起来，最后扩展到英国和其他国家。
三、经济自主思想
德意志政治分裂，国力削弱，罗马教廷不惜任何手段对德意志进行剥削，征收贡赋和什一税，出卖圣职、圣徒遗物，兜售赎罪券。16世纪初，教廷年收入的1/2来自德意志，德意志成了“教皇的奶牛”。
路德认为改革教会应首先从经济上割断德意志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在《九十五条论纲》中，路德发出质问：“为什么今天教皇的财富比首富克拉苏的财富还多，为什么教皇不用自己而用贫穷信徒的钱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4}路德认为罗马教会的奢侈靡费源于对于意大利、德意志的掠夺。教廷对各主教区、修道院进行搜刮，以征收首年捐、出售赎罪券、颁发特许状等手段劫掠德意志。路德主张世俗政府应当废除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一切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剥夺他们的一切骗钱权利，如圣职任命权、免税权、什一税等。在《公开书》里，路德主张禁止向罗马缴纳上任年贡和一切其他收入。在1520年6月发表的《论罗马教廷对莱比锡最著名的罗马法学家的攻击》一文中，路德抨击了罗马对德意志的经济掠夺，指出德国的王公贵族若不尽快行动起来，德国将变为不毛之地，人民就会被迫彼此吞噬，而这将使罗马教廷引以为快。这些罗马人视德意志人为禽兽，并嘲讽道：要千方百计榨取那些德国蠢货的钱财。路德说，每年罗马从德意志搜刮的现金达三十万钱币以上，而德意志人得到的只有侮辱和轻视。路德痛斥说：“德意志人为什么要容忍教皇对自己的财产这样掠夺榨取呢？法兰西王国已防止了这等事，为什么德意志人还要忍受呢？”路德还抨击教会：“每当他们假装要打土耳其人时，就派出人敛钱，并常常打着同样的旗号发行赎罪券，他们认为我们德意志人将永远是大傻瓜，会继续供给他们金钱以满足其无穷贪欲。其实我们很清楚，无论是上任年贡或赎罪券款以及其他钱，都没有一文用于打土耳其人，全落入了他们无底的私囊。”{5}路德要求各地教会经济活动自主，由政府官员进行管理，实行教会税收国有化。君主应当防止其土地和人民被无故劫掠。路德抨击罗马教皇高价出卖主教职位，越权管理各种基金，向各国兜售赎罪券，搜刮全世界的钱财。德意志每个诸侯、贵族和城市应坚决停止向教皇缴纳首年捐。所有教士职位都应由德意志人自己担任，由世俗君主任命，脱离贪暴的教皇，使圣职俸不再流归罗马，并取消赎罪券。由本国主教管理修道院。修道院的基金和钱财不能再送教皇。教皇无权颁发特许状，其家属和红衣主教都应用自己的费用维持。
路德建议政府组织管理经济，制定规章制度，发展民族经济。在市场管理方面，他认为主要是规定物价原则，由政府指派贤明公正人士先将所有的货物评价，然后再公平定价。路德建议政府必须制定法律反对德意志民族的奢侈和奇装艳服，有许多贵族和富人因此贫穷。“上帝赐给了我们充足的羊毛、纤毛、亚麻和其它各物，我们无需花费更多的金钱去购买丝绸、鹅绒、金饰和其他外国货。”为防止国家资财外流，路德主张限制香料贸易及其他外贸。他说，若德意志不用英国的布匹，英国不会有那么多黄金；若不用葡萄牙的香料，葡王也不会有那么多黄金。同时还要约束富格尔等资本家及类似公司。
四、司法自主思想
在司法权方面，教皇牢牢控制着最高裁判权。格里高利七世的《教皇赦令》规定唯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以及制定法律、划分教区、设立新教区的权力。因此，德意志不仅应当在经济上和组织管理上，而且在司法上摆脱罗马教廷的一切控制。
路德提出改革建议，要求摆脱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经济、政治、宗教、司法等方面的控制，建立一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司法自主。凡属世俗问题的案件都应当归世俗当局审理。把世俗的案件送到罗马会损害一切国家的管辖权，是坚决不能忍受的。路德强调说，每一个国家都可用它自己简单的法律来治理，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质。这些国家在帝国法律没有制定之前，就是这般治理的，如今许多国家也是这般治理的。
在《公开书》中，路德痛斥教权至上论，主张取消教廷的最高司法权，取消罗马任命德意志神职人员的权力，驱逐教皇使节，废除其特权。并应颁布一种帝国法律，规定今后凡主教的礼衣和一切圣职的按立都不得从罗马领受。罗马只管信仰之事，有关金钱、财产、生命等事由世俗当局负责，不再送交罗马。在教士任用上，他提出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自己的教会，不受罗马教廷的统治。叙任权属于国王，教皇不得干预。教会不应享有独立的司法权，教士不能妄作胡为而不受惩罚；神职人员和教徒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教土只是教徒的公仆。同时废除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和教阶制度。
路德认为，在民族国家的新教教会中，君主应牢牢掌握对高级教士的续任权。路德说：“续任权在古时候本来是属于德意志皇帝的，在法兰西和其他王国，还是属于国王的。”{6}续任权的丧失，意味着德意志教会经济权益的丧失和独立地位的丧失。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教会的独立，凡神职都不得受任于罗马，在职人亡故或其他原因均不应成为罗马剥夺其神职的理由。应当废除主教对教皇宣誓效忠仪式，这种宣誓使德意志主教沦为教廷的奴隶。凡涉及教士职位和俸禄的案宗，无需送交罗马处理。德意志的大主教有权设立教会法庭，内设审计官和大法官，成为德意志人上诉的最高法庭，这个教会法庭负责处置德意志人的上诉，并接管由罗马控制的施恩所、裁判所。路德还主张凡涉及教士职位、俸禄的案件应由主教、大主教和国家大主教审判。还应该废除教会法，罗马的司法权应受限制，不能及于其他各国。1520年6月26日路德发表《论罗马教宗制度》，敦促王公贵族将罗马派来的歹徒们逐出他们的城市，使其主教的披肩和职俸不再横行于他们的邦国。
五、国民教育思想
新教改革的关键就是信徒通过直接研读《圣经》与上帝交感，以取代教会作为人神间交流的唯一中介，这就决定了新教教育改革和新教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然而，“仁慈的上帝，我看到了什么苦难，”路德写道：“老百姓知道对所有的基督教教义一无所知……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牧师几乎不熟练教学能力。”{7}路德深知教育是摧毁罗马教会的强大武器。同时，路德还强调教育也是适应当时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需要。路德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这两篇专门阐述教育问题的论文中。
第一，国家办学与强迫义务教育思想。1524年，路德发表教育论文《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阐述了宗教与世俗二重教育目的论、国家办学和普及义务教育等观点。路德既重视教育必须服务于新教，培养真正的基督徒，使人们虔诚信仰基督而使灵魂得救，又注重教育对世俗政权、社会和个人的意义。路德强调教育对国家的繁荣昌达、城市的安全幸福和个人利益及尊荣有重大影响。教育培养男人们善于治理国家，妇女善于养育子女，照理家务。他呼吁必须给儿童一定的教育和抚养，必须不遗余力地教育青少年，把对青少年的教育视为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家长应尽的义务。教育必须由国家负责举办，任命教师，保障经费，提供良好的学校和图书馆，培养学生成为能干、博识、聪明、正直的公民，把最聪慧的学生教育成为最具才华的教师。
1530年，路德发表《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进一步阐述了强迫义务教育的思想。他提出普及初等教育的主张：全国儿童，不分贫富、男女，一律入校受教。他认为平等受教是儿童应享有的权利，只有人人掌握知识，才能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感。路德强烈呼吁各邦诸侯和城市统治者关心教育，兴办学校，负起教育组织者的职责。他声称，发展教育不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利益。他指出：“市民的幸福，不仅取决于大量的财富、坚固的城垣、华美的房屋、战争的武器……城市最大的幸福、安全和权利，乃在于有才能、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文化的公民。他们能维护、保全并利用各种财富和优势。”{8}有必要通过教育把最聪明的儿童培养成为教会和政府机构所需各类人才，包括布道者、法学家、牧师、医生、教师等。国家、教会及家庭都要负起对儿童强迫义务教育的责任。国家要像战时迫使臣民履行军事义务那样强迫父母送子女入学受教，让所有儿童都可能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成为精神和世俗世界的统治者。1526年11月，路德上书萨克森选侯，要求选侯应负起教育青少年的责任，培养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政府应该像筑桥梁、修道路那样承担起学校的费用{9}。
第二，重建国民教育体系思想。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其他有关论述中，路德就新的基督教学校教育体系的教育体制、学习科目和教师培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路德认为，教育体制应该包括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拉丁学校和大学教育四个阶段。
路德极其重视家庭教育。他认为教会和国家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父母对儿童的良好宗教和道德培养是建立良好政府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条件。家庭教育最主要的是宗教教育。路德认为每周都要询问孩子《教义问答集》中的内容是做父亲的职责。路德还强调家庭道德教育应和世俗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培养优秀的家庭成员和启迪开明的政府联系起来。
路德关于初等教育的论述也很精辟。他认为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父母没有精力进行教育时，就必须送他们到国家开设的初等学校去进一步接受教育。主要学习宗教、各种语言、历史、数学、体育和手工艺课程。路德非常重视学校对儿童的德语教育，主张运用国语来学习拉丁语、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拉丁学校相当于中等教育机构。主要从初等学校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将之培养成为教师和教士。路德主要精力是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以把统治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为牧师、教师和官吏。他认为只有中、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方能在与天主教的斗争中起到领导组织作用，向广大人民宣传新教思想。大学主要培养教会和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学生主要来源于拉丁学校的优秀者，以更深入地学习在拉丁学校中已涉猎的各种课程。
此外，路德还深刻认识到培养优秀的教师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强调选拔最聪慧、最贤良、最能干的青年培养为博识、懂音乐、态度和蔼、教法独具的优秀教师。
路德教育思想最深刻的意义是把文化教育当做国家的职责。1525年，路德在艾斯勒本创立新教学校，德意志各地也都先后建立了各类新教学校，实行新式教育。这样在德国出现了最早的国家教育，促进了德意志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六、民族语言思想
直到宗教改革时，德语仍然未被教会公开承认为正式语言，拉丁语在教会、高等学府和世俗政权中仍为通用语言。起初，路德也是如此，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就是用拉丁语写的。后来路德逐渐意识到拉丁文是一种外国语和死的语言，而且在宗教改革中路德发现使用一般民众人人都懂的普通民间语言——德语的重要性，便毅然改用德语。他说：“我愿意说德语，而不是拉丁语，也不是希腊语。”{10}
同时，路德认为每个普通教徒直接与上帝交往的途径就是都能亲自阅读《圣经》。过去，神职人员可以随意解释《圣经》，现在应该把《圣经》原原本本地交还教徒。路德极力赞成把《圣经》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使民族语信徒各自去理解。路德开始将《圣经》译成德文，他说：“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用拉丁化的德语。”{11}主旨是为了给所有德国基督徒提供一部各地各阶层人人看得懂的《圣经》，以实践他的“平信徒皆为祭司”、“因信称义”的信条。他还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翻译原则：避免使用时尚和宫廷的表达方式，选择通俗易懂、可吟唱和有民风的表达方式，内容清楚明了，忠实再现原意，但诗人不必奴役般地拘泥原字原句。路德翻译中还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使译文成为德语的典范。
在宗教改革早期，路德非常重视德语教学，提倡德语为初级学校的教学用语，主张运用德语来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
路德通过对《圣经》的翻译，使德语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语言。从新教的唱诗、说教到一般的诗歌、戏剧也都逐渐使用路德的语言。1534～1570年间，仅维滕堡一地，《圣经》德文译本的印数就达10万册。德国1/3的识字者都读过这本书。
由于有了《圣经》德文译本，罗马教会从此失去了垄断《圣经》的特权，促进了德意志各地教会的民族化，德语的地位也得到确立，并发展成为统一的德语。而且，在路德的词汇中，已经出现“德意志民族”（Teutsche Nation）一词。在1520年呼吁书中，路德高呼：“如果德意志民族统一起来，在一个君主之下，将是不可战胜的。”{12}德意志民族意识日益得到增强。
路德能顺应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勇敢忠实地维护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受到德意志民族的尊敬，人们称他是德意志的先知、手持福音的天使，是民族战士和民族英雄，是德意志的国父。
注释
{1}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The Age of Reformation，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2}Mark U. Edwards Jr.：“Luther's Last Battl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2004，pp.186.
{3}Martin Luther，Helmut T：“Lehmann and Jaroslav Pelikan，Luther's Works，Vol.13”，Saint Louis：Concordia Pub. House，1955，pp.65.
{4}Martin Luther：“Theodore G Tappert （ed），Selected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1517-1520”，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1967，pp.59.
{5}Heiko Augustinus Oberman：“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6}Martin Luther：“Sermons of Martin Luther”，Lexington，Ky.：Forgotten Books，1988，pp.101.
{7}Michael A.：“Mullett，Martin Luther”，London：Routledge，2004.
{8}Martin Luther：“Martin Luther's S？覿mmtliche Werke，Bd.15.”，Weimar：Herman B？觟hlaus Nachfolger，1899，pp.9-53.
{9}Martin Luther：“Margaret A. Currie，The Letters of Martin Luther”，Charleston：BiblioBazaar，2010，pp.156.
{10}Martin Luther：“DMartin Luthers Bisher Grossentheils Ungedruckte Briefe，Bd.2”，Vienna：Wappler，1784：，pp.215.
马的俗语范文5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特色
党的十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31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政治任务，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伴随。笔者认为，坚持理论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持续创新话语体系，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通俗性特色；创新传播平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交互性特质，努力打造紧密相连、相互支撑、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格局，意义非凡。
一、坚持理论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充满生机与活力，始终能够成为革命民众前进的指引方向，就在于它“不是现成的教条”[2]691，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562他还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583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遵循这一条原则，使其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
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根本依据是认清中国国情，科学判断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633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正确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勇于开展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4]333——思想，从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城市中心”、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始终牢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清醒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社会主义建设任重道远，并以此为总依据，进一步准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使之与马列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保持了自洽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保持了自洽性，说服并引领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面向未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牢牢把握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始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围绕新形势下党的新使命，回答党的事业面临的新课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融入新思想、新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要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揭示时代要求，准确把握时展的脉搏，不断分析和解决时代提出的历史性课题，把“中国梦”的来龙去脉、科学内涵、实现路径讲清楚、说透彻；同时，要以此为基础，站在时代前沿，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当代世界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二、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体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为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从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建构总是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286。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鲜明的人民情怀，始终高度关注人民的当下生活，始终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以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宗旨。《共产党宣言》强调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42这使马克思主义天然具有大众性。而如何解决好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题，给出了原则性的解决方法。他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7]可以说，这是一段意味深长、内涵丰富的经典论述，从中我们可以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势必要坚持意识形态认同与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高度一致性和同向发展性，党内外都要为此努力，方可形成蔚为大观的“大众化”气象。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反过来，只有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才能发挥好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提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531只有实现和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改善民生，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187。
民生是一个温暖而内涵十分丰富的词语，关涉到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发展状况。一个政党能否取得广泛认可，民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简言之，民生直接关涉人心向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贯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早在1934年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就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9]137邓小平强调“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0]116，因而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372等“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邓小平一句“发展是硬道理”简单通俗，却又囊括了中共对民生问题的真理性认识，早已融化成滋养人心的营养液，被人民群众广泛认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1]281。同志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12]15可以说，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就是始终强调在实现利益认同的基础上促使人民群众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仰。
谋划并开展好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改善民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的民生问题仍然比较严峻，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能不能从理论上讲清问题、实践上说服群众，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和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决心如何，改善民生的政策是否有效，是不是每时每刻都挂念着群众的冷暖安危，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认同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就必须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从而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
三、创新话语体系，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通俗性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提高马克思主义传播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要求，是增进人民共识、激发改革动力、促进社会发展、托起“中国梦”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语言，更离不开具有高度逻辑自洽性的话语体系。话语既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信息传播最重要的载体，决定着信息传导的质量与受众接纳的效果。话语体系作为传播内容的外在体现，在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论能否广为普及、是否深入人心、可否得到普遍赞同的晴雨表、温度计。[13]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真诚信仰的确立，必须借助于“好”的话语体系。这一“好”的话语体系，既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又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是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容性、非矛盾性的话语体系。
通俗性是马列主义话语体系的要义。列宁强调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Umschlag）”，“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14]468。用通俗性的话语体系向工农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求得民主革命之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工作”，必须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愈能通俗化，愈能使其理论和原则在群众日常生活和斗争中得到根本的认识和了解”[15]237。“凡文字的鼓动方式，如传单、标语、布告等，采用时必须做到内容具体简明，文字通俗动人，必要时用绘图加以说明，使为普通识字的群众所能了解”，“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应尽量利用之”[16]。刘少奇还特别强调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只要能用他（工人——引者注）懂得的话解释给他听，他的兴趣，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还要高得多”[4]113。
群众是真正的语言大师。用通俗性的话语体系向工农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求得党的事业之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乘风破浪、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等都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密不可分。正是借助通俗性的话语体系，“主义”彰显伟大力量，革命真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以建构通俗性的话语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史的经验昭示人们：优化话语表达方式，把“官方理论”转化为“大众话语”，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才能使抽象化、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念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学术层面、深奥晦涩的话语体系向老百姓日常生活层面、通俗易懂的话语体系转变，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向易于被感觉、理解和接受的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理论界重大而迫切的时代课题。广大理论研究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平民特质，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12]15的原则；广大理论宣传工作者要用民众的话语来阐释科学理论，寓科学理论于群众话语之中，采用符合大众思维和习惯的言说方式解释理论文本。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畅通民间通道的目的，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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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3]李忠杰.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N].北京日报，2012-05-14，（17）.
[14]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马的俗语范文6
关键词：《天堂蒜薹之歌》；修辞手法；方言；通俗性
《天堂蒜薹之歌》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通俗性，这一风格与莫言讲故事的叙事特点是紧密相关的。它的语言特色主要通过用词、修辞手法以及句式结构等手段来表现，对于研究莫言小说语言特色有很大的价值。
一、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天堂蒜薹之歌》中多用动物做比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狗，“......都悠闲的看着他晃晃荡荡的，像一根草，像一条被打伤的狗，走出了乡政府的大院。”[1]这是高马在追求与金菊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的心酸遭遇，他原想去乡政府讨个公道，结果却遭毒打，此处作者用狗来形容高马的遭遇很生动，虽然没有直接描述高马身上被别人打得伤，但是人们在头脑中浮现出狗的样子就可以想象的出来高马的遭遇了。“孩子......你把我咬破了......咬破了......我像狗一样地在地上爬啊......”[2]此时的金菊已经家破人亡了，对于无力抚养孩子的金菊来说，孩子的出生，她将过着更加猪狗不如的生活，此处说她像狗一样地在地上爬无疑是更加形象生动的表现了金菊生活的艰辛。“老头子像一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3]当方四爷被车撞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要带着他的尸体去政府讨公道时，作者对于方四爷的描写，这里并没有出现他的死后的惨状描写而是直接说方四爷像狗一样趴在地上，画面感极强，人死了贱命一条，这样夸张地表达更好的渲染了政府对百姓的不公正对待。“王书记轧死了俺爹，起码也得来打个招呼吧？俺爹虽然贫贱，可孬好也是条人命，就算轧死l狗，也该向主人家道个歉吧！”[4]这两处的描写充分表现了政府并不把百姓的事当回事，像人命关天的大事，杨助理竟然劝方家私了，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让人不由得激愤起来。莫言曾说：“我写《天堂蒜薹之歌》实际上是把我积压多年的，一个农民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出来”[5]“‘老狗、看门的老狗，快打开锁！’群众高呼着。”[6]“老狗”一词一出百姓的愤怒之情表现地淋漓尽致，是对政府的蔑视，更多的是对自己走投无路、被逼无奈情感的直接流露。除了比喻手法的运用之外，文章多处也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红马驹兴奋地飞跑起来，马蹄弹起的泥土打在麦秸垛上，发出的响声把他吓得很厉害。”[7]这里对于红马驹的描写并非是它本身，这正是高马和金菊第一次约会时的心理状态，作者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红马驹人的心理，而这恰恰很好的阐释了高马和金菊内心的狂喜。与单纯的描写两个人的心理状态相比，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无疑更加惟妙惟肖、生动形象。“它似乎比以前清瘦了，眼睛也变大了。它怜悯的注视着他......马蹄声消逝了。”[8]此时的高马因为金菊的死已经濒临崩溃，红马驹渐渐消逝了，此处以马的消逝说明金菊永远的离开了。
二、《天堂蒜薹之歌》语言通俗性是通过多种手段得以实现的
《天堂蒜薹之歌》语言通俗性不仅通过比喻、修辞手法等体现，它的句式结构紧凑简洁，叙述故事多以人物对话的形式，用词精炼，多以大众化、生活化的方言为主，而且充满民间迷信色彩。除此之外，莫言还将民间流传的茂腔运用到文章中，民间语言特色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个民间特色主要体现在每一章开头张扣的歌谣中。“高金角怒吼一声：‘高直楞！’高直楞直愣着眼，说：‘怎么啦？不让说话？你怕他，俺可不怕他！’” [10] 这一小段的文字描写突出表现了百姓生活话语的粗俗，贴近百姓的生活，极具口语化特色。莫言曾说道：“在我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中，民间戏曲、尤其是我的故乡那个名叫‘猫腔’的小剧种给了我深刻的影响。‘猫腔’唱腔委婉凄切，表演独特，简直就是高密东北乡人民苦难的写照。”[11]《天堂蒜薹之歌》分为二十一章，每一章的开头都有民间歌手张扣演唱的歌谣，字字句句都表现出农民的处境，莫言将茂腔运用到这里，言简意赅，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农民的心声。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它的艺术价值往往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它的叙事手法、语言特色、茂腔等通俗性的体现却是很值得的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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