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理散文范文1
关键词：许地山散文;创作来源;创作特色
许地山笔名落花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其创作风格、思想见解都可以用独树一帜来评价。
一、许地山散文的创作来源
许地山的散文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哲理性和神秘的宗教情怀以及异域风情。他用个人的睿智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虽然深受宗教的影响，但对命运的透视非常清晰。他熟知佛道经典但却不消极避世。他同情弱者，想着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社会的不平和世道的不公，他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我们可以想见，腐朽社会的摧毁和新世界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那么容易做到的。他的那种佛宗禅理都只是他对现实无奈的一种寄托，所以说他的作品带有很浓厚的宗教和异域色彩。他的作品《命命鸟》直接取材于佛教，而《空山灵雨》中空和灵本就是佛家经常用到的两个词，而且其整个散文集都弥漫着“生本不乐”的思想意识和情绪，这一思想意识与佛教的教义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债》还是《愿》，我们最后都可以体会到佛教所阐释的道理，普度众生也好，还债人生也罢，都是通过平凡的人世生活一点一点剖析出来的。然而许地山绝不是悲观消极主义者，他总是以改变社会和改变世界为人生目标的。在《海》这篇文章当中虽然他把人生比作苦海，但却鼓励人们“尽管划吧”，只有努力奋进才能在茫茫大海取希望和自由，所以他的散文作品才这样具有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二、许地山散文的创作特色
许地山的散文联想丰富灵活，想象瑰丽奇特，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具有很深刻的哲理和思辨的味道。《空山灵雨》是他的散文集，非常著名。它或者以写物为主，借实物描写来发表议论，阐释观点，表达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或者借助身边小事老表情达意，从记事开始，到哲理的升华结束;又或者借助佛禅故事以及夫妻生活中的琐事来赞扬人间的真情和爱意。他可以把蝉在疾风骤雨的打击之下的生存状态与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命运联想在一起，从写景开始，从蝉这个弱小昆虫的挣扎和求生开始，把它的遭遇一一展现，让读者透过这一小小的昆虫透视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他们对人生命运和前途的深思和探究。《蛇》这篇散文描述了人和蛇的对峙以及人和蛇的互动，也对这一人蛇互动的场景进行了探讨，最后得出结论人怕蛇的同时蛇也是怕人的。作品中对人和蛇的心理以及心态变化对人蛇大战结局的推测最后让我们都感悟到面对强权应该奋起反抗才能得以生存的道理。这些联想所带来的深刻哲理才是许地山散文的价值所在。
许地山散文中体现出很浓厚的女性崇拜的观念。这与许地山的生活经历和道教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典雅贤淑或善良聪慧，她们或勇敢坚强或者坚韧不拔。他在《醍醐天女》中塑造了一位勇敢无畏，排除万难与丈夫患难与共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空山灵雨》有很多的篇章是塑造妻子形象的。
许地山所处的时代，散文和小品的写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摒弃了封建八股和诗歌的格律要求，吸取了国外散文和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现代抒情散文的写作风格。许地山的散文作品取材非常普通，大多数题材均来源于大自然中的微小的日常琐事，然而这些日常琐事通过作者刻意的经营，精巧的构思，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进行联想和对比，再通过诗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行文虽然短小精悍然而所蕴含的哲理却非常深刻。他的散文《落花生》被收入中学的教科书成为散文学习的经典之作。通过夫妻父子相处的生活琐事，对花生这一寻常的食物进行了探讨，用语朴实无华，然而要做一个像花生那样有用的人这一思想却深入人心。
三、结语
总而言之，许地山的散文受到其生活经历和的影响，具有很浓郁的佛家和道教的宗教色彩，其散文作品善于通过灵动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对大自然的寻常实物进行描写来表达寓意深刻的哲理和思想，他可以通过人间百态和夫妻生活的场景来探索人生存在的意义，抒发自己的感情。他的散文虽然有着佛家和道教各种禅理的表述，但其自身却绝不消极懈怠，而是希望人们敞开自我，积极向上，有着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雷文学.超越命运之苦与求真适性――许地山创作与老庄思想浅论[J].咸宁学院学报. 2010（11）.
[2]冯芳.《愚妇人》的“委屈”――以佛学重新观照许地山受争议的散文《愚妇人》[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06）.
经典哲理散文范文2
关键词:宋代散文 审美 人格
文学史上欣赏宋代散文，常常以散文的体裁知识为突破口。把“形散神聚”作为入门钥匙，来步入散文这座艺术殿堂饱览其中的奇珍异宝。其实，若从审美角度对宋代不同体裁的散文做纵深的剖析，会发现它具有诗歌的人性美、哲理美和意境美的艺术特质。 但人格美的探究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本文再次就对宋代散文的人格美加以论述。
宋代古文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散文，它远承先秦，近师唐代，往往熔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于一炉，在模山范水，叙事寓情，咏物述怀，贯穿哲理思辩道德追求等方面，闪烁着人格美的异彩.
先秦诸子中，《庄子》《‹孟子》尤富文采，这首先取决于它们的哲学基础。儒道两家一主有为，一主无为，一主用也，一主出也，其哲学思想是对立的。然而对于崇高人格、理想道德的追求和培养，却是殊途同归。孔孟主张从伦理关系中来培养理想的道德，造就伟大的人格;而老庄视伦理为枷锁和绳索，主张人类返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去返朴归真，去造就理想的道德，高尚的人格。两者所循道路不同，最终归宿一致。对于理想道德伟大人格的追求是《庄子》《孟子》富于文采，具有人格美的哲学基础。
唐宋散文直接师承先秦散文，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哲学散文表现人格美这一优良传统。韩愈在政论和抒情散文中时时表现一种积极进取、穷达兼济的理想规范，显示出人格美。他的《进学解》《原毁》更是明证。
柳宗元也在《小石潭记》中托山水以抒忧愤，体现了自己的傲慢不屈，洁身自好的崇高人格，在山水游记中亦焕发出人格美的光辉.
宋代是一个忧患的时代，思辩的时代，更是一个内省的时代，程朱理学因此而盛行，与朱程理学血脉相连的宋代散文把人格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成了必然。此时最有代表性体现人格美的散文就是周敦颐的《爱莲说》和范仲淹的《岳阳搂记》。
《爱莲说》表现的是理学家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宋学是一种新儒学，它不仅对儒家经典作出了新的解说，而且将佛教道教的思想因素掺杂于其中。可以说，宋学实质上是儒家、佛家和道家三教合一的产物，而且周敦颐正是宋学的鼻祖。在《爱莲说》中，周敦颐借助于“爱莲”这一性象，使三教和人的理学道德观念具象化——抽象的道德观念，审美理想只作了具体生动、令人肃然起敬的艺术形象。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许多菩萨，如观世音菩萨的宝座就是莲台。佛教主张逃避尘世，所以佛教徒心中的莲花也是超脱凡尘的，是圣洁的。佛教关于莲花的意念不仅影响了周敦颐的道德观念，而且很可能就是作者构思《爱莲说》的直接诱因之一。但周敦颐毕竟是儒家子弟，奉儒学为上流.所以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完全不等同于佛教徒、道教徒眼里的心里的莲花，更多地融进了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挤进了污浊之中而唯独保持其洁净，其心上，其意念中无欲望杂念窒塞，持静守虚，品性不凡，它既不同于菊花之避世，又不同于牡丹之媚俗，它入世而不拘于世，用世而不媚于世，是君子而不是隐士，更不是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
范仲安在写《岳阳楼》时，他也是“迁客骚人”，可他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迁客骚人。一般迁客骚人无不“以物喜”“以物悲”——为环境的好坏，个人得失，或喜或忧，腾子京亦如此。然范仲淹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不愧为出将入相的栋梁之材。襟怀开阔，大气包举，志向宏伟因而能跳出因袭的圈子，独标高格。在这篇文章里阐发“先忧后乐"，积极进取的做人做官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与互勉。体现了作者的高尚人格，真是虎炳千古。因此本文不仅以其模山范水、尽态极妍之气量，大增文采，更以其人性之美，人格之美形成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移人情性，从而使本文具有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本篇的诗性美有特殊的内涵，特殊的分量。
宋人作诗，不仅讲究有情趣，更讲究有理趣，宋人写散文亦然。既讲究有情调，又刻意追求理趣，在写人托物中，托物寄情、托象寓理，使人在鉴赏仪态万方倏然万变的意象与意境时，不仅在情感上激起共鸣。而且在心灵上有所顿悟，这便是所为理趣，所谓哲理美。
唐宋散文大家不仅继承了和发扬了秦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而且善于吸取诗、赋、骈文的艺术营养来丰富散文的表现手法，使唐宋散文在艺术方面臻于完善。特别是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他们在营构意境方面可以说是越来越自觉，他们的文艺性散文，尤其山水游记、亭台名胜记，抒情与写景并重且往往以写景为手段，以事情为宗旨，刻意使情与景、物与我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我与物、意与景，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我们穿越时空遨游于大家描绘的这些图画中，感叹优美的山川名胜之时，作者高尚情感也感染着我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格美是宋代散文也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也是宋代散文的诗意特质。因此，我们鉴赏古典散文，特别是宋代散文，应根据体裁特点分两步:第一步按散文读法来读它，更不可以忽视。第二步以读诗之法来品味，不仅能味出宋代散文的各种滋味，而且还可以逐渐掌握中国古典散文的赏析技能，培养和提高阅读中国古代散文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版。
经典哲理散文范文3
关键词：《道德经》；和谐；诗歌特质；哲理散文诗；生态管理；大成管理智慧
笔者认为，在先秦文学中，《道德经》是介于《诗》、《易》之间的，形式为韵偶，骈散结合的哲理散文诗，相当于今天的押韵自由体诗。老子把哲学与文学、诗歌与散文精妙地熔为一炉，通过哲理化的意境、辩证化的语言、形象化的说理、韵散化的句式，组织、建构起《道德经》诗化散文、散文化诗的韵味、散行诗体的风格特质，使大量枯燥乏味的哲理变得可视、可感、可亲。从整体上看，《道德经》既可与《诗经》比美，又同《周易》堪称双璧(即中国先秦二大哲学诗)，成为我国先秦文学中富有含蓄而独特风格的诗体瑰宝。
修辞：形象化的哲理
老子《道德经》之所以文约义丰、言简意赅，是因为它既富哲理的韵味、诗歌的特质，又具散文的意境、文学的色彩，兼备韵偶、骈散融汇的语言艺术特色。这种语体特色是由丰富的修辞所编织而筑构的。从整体上看，《道德经》它以充满哲智和诗意的辩证语言，优美与诗境的散文风格，形象生动，磅礴有力，极富哲理性、启发性和感染力，“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道德经》五千言(据通行本统计约为5500多言)，写得如此简约、精微、深刻、大气、美妙，令人回味无穷，这在先秦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独著的珍品与奇葩。老子利用担任“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有利条件，大量阅读了当时国库中的古籍文献，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从社会人生感悟与思辩说明的高度，运用“正言若反”(七十八章)的语言艺术和“有”(实词)、“元”(虚空)辩证的表现手法，追求“淡乎其无味”(三十五章)、返朴归真的美学境界。这一方面是老子“文质附乎性情”，疾伪主朴，“重质轻文”，以辩证短语(实词)和诗化语言构成“五千精妙”来表达哲学道理与治邦安民之道，注重语言文辞的自然本色；另一方面，老子又“正言若反”，自然无为，重视天道自然的修辞观，大量综合串用比喻、排比、设问、顶真、回文、层递、对偶、警句、讽刺，以及比拟、反诘、引用、互文、双关等多种修辞格，生动的描绘、形象地刻画、辩证的说明、情理交融，用精洁美妙的文字把人生哲理、社会规律、宇宙自然都汇织得如诗如画，如此生动，如此形象，实现了“言必有信始为美，辩必其精方称善”的辩证说明的艺术效果。总之，老子以精炼的语言，辩证的短语、独特的修辞手法，揭示了天道自然的本质，说明“无为无不为”(三十八章)、“无为而治”(三章)、“不为天下先”(六十七章)的生存哲学、为政法则和人生道理以及自然规律、管理真谛，给人以指导、启迪、遐想、激励和鼓舞。大量乏味而枯燥的哲理，在老子笔下都变得灵动起来，成为生动活泼、形象鲜明、文情并茂而永远取之不竭的人类精神财富。从大成管理智慧这一角度来说，大道文化经典《道德经》，开创了中国文人独著(篇章结构)作品大量运用修辞格之先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本性的自然生存和生态管理规律的真谛。
(一)比喻与排比
大量运用比喻与排比，使精深的哲理生动形象化，是《道德经》最重要的编织管理文字与诗化艺术特色之一。《道德经》中的比喻与排比的修辞格，几乎占了全篇的一半，有时是单独出现，有时是综合运用的，甚至与多种修辞手法串用。如比喻这一“语言艺术中的艺术”，老子就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其中。“水”成为老子喻理达意的典型形象，是他最为喜爱的比喻之一。在老子看来，“上善若水”(八章)、“柔之胜刚”(七十八章)“静之徐清”(十五章)、“善下之”(六十六章)等水性(品性)，同人性是和谐一致的。老子笔下的“水”，不仅是人格化的水，而且是内质、外质统一的完美形象，老子赞美水的无为、柔弱、处下、不争(虚静)的品性，也是以水喻人，更是为了以水来阐明柔弱胜刚强的生态管理状况和顺从自然生存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在先秦，老子《道德经》与孔子《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篇第六)中都有以“水”作比的例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水”的品质和功用来喻人之性格、意志，道德、涵养等品性，进而拓展到为人、为政、立世以及治国平天下，已开始普遍得到春秋时代人们的认同与重视，并获得当时哲人们的共识。再如六十六章，老子把治大国当作家厨煎小鱼：“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从官民和谐共生态哲学的高度，说明治政的时机与火候，以及政策的稳定性，告诫为政者对“民”的治理，不要朝令夕改，搅扰、祸害或增加“民”的负担，必须把握好生存规则，留有生存空间余地，营造人本自然生态、共赢互惠关系或共生链环境，这是多么贴切生动、自然亲切、形象逼真!在《道德经》中，类似这样的比喻比比皆是。
老子在说理过程中除了使用比喻外，还巧妙地结合排比等，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据笔者粗略统计，《道德经》81章中就有40余章使用了排比句式。如在五十七章，老子为说明政府与“民”(百姓)的和谐共生，互赢相长的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排比兼层递的修辞句，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语感美和音乐美，而且寓含深刻、丰富，令人余味无穷。
(二)设问与排(比)、递(进)
在《道德经》中，老子的设问往往是排比的、递进(层递)的。其中第十章，无论从思想上、内容上，还是从句式(四言)、修辞手法来说，都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老子在这章一连用了六个设问句，前三个以比、兴作铺垫(“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而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来着重点明、突出后面三个设问：“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一连三个设问、排比、递进，把为政治国的哲学智慧、执政理想的三层境界和“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修养的道理讲得如此深刻、如此透彻、如此淋漓尽致、如此意味深长，余音绕梁。这在先秦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语意连贯，结构紧凑，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不仅引起并加强读者的注意和思考，增强了论辩力、说服力、鼓动力，而且表达曲折到位、语意蕴含丰富，思想深刻独到。在这里，老子描绘出对人的生态管理境界和高层次的为政者理想要求。
(三)顶针与层递
在第二十五章中，老子为了说明“道”的含义和“道法自然”的深刻哲学道理和境界管理法则，指出，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老子以三言为主，运用一连串的顶针和层递句式，并巧妙地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构成节奏明快、旋律美感强的辩证语言，有力说明了“道”、“天”、“地”、“人”的生态存在和“道法自然’的哲学意蕴，管理规律，“道”不会随运动变化而消失，它经过变动又回到原始，这种状态就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最基本、最本源的地方。这样，道理一步步深入，逻辑一层层推进，层次分明，脉络清楚，论述深刻，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强，老子“道法自然”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和大成管理哲学法则，也就给人以清晰明了的认识。
(四)对偶与排比
老子《道德经》之所以如此精微、美妙，是因为老子常常以一修辞格为主，多种修辞手法连用、或综合串用所产生的美感效应和艺术效果。在《道德经》中，老子巧妙地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寓于诗化语言、韵化散文的哲理诗篇中，这在先秦，除哲学诗《周易》外，还是极为少见的，也是后人往往只重其思想性，而忽视其文学艺术价值的原因之一。诸如《道德经》第五章(“飘风不终朝”)、二十七章(“故善人，善人之师”)、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等章中就综合运用了对偶、排比等多种修辞格来说理的。其中老子《道德经》的第一章更富有代表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傲。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种一、二、三、四、五言构成对称整齐的形式、韵谐律调的音节、相关相连的道理、相对相反的辩证，补充映衬，抑扬顿挫，铿锵谐和，令人信服，感人至深，简直是一首哲理的诗篇，一曲优美的乐章，一段天道共谐的赞歌!
(五)反语与警策
“正言若反”，是《道德经》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老子利用语言条件的表达辩证性，对反面事物或现象，表示不赞成，不妥协而加以揭发，并言近旨远，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如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看来，在“大道废”的时代，就会出现“仁义”、“大伪”、“孝慈”、“忠臣”，老子站在民(百姓)的立场上，强烈谴责和痛斥当时为政者，沉重地揭示“民”(百姓)贫困的原因：“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乎?非道也哉”(五十三章)的不平与黑暗的社会现实，并指出统治者奢侈生活是百姓饥饿痛苦的根源，以构成贫富不均的鲜明对比的社会生活图景。对此，老子愤懑地抨击：这样的一批人所遵行的难道不是强盗们所走的道路吗?的确是强盗们所为，绝不是正义的道路!“非道也哉”，反映了老子对现实社会不合理的谴责和愤辞，并从反面预示着社会的黑暗、政风的败坏、管理道德的沦丧、人们处于痛苦不堪的现实境况。这里，老子综合串用反语，对比，层递、瞽策、设问、排比等多种修辞，富有警示、启发和感人的效果，这种激烈的情感语言，至真至诚的批判，不知深含多么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哲理!
风格：自然和谐美妙
老子《道德经》精妙绝伦，在于“道法自然”的独特风格。从文学特质上看，它除“重质轻文”，大量运用辩证实词和修辞手法外，还离不开其均衡互补、自然和谐的辩证说明语言特色和独特瑰奇的诗体风格。从先秦文学史来看，《道德经》可与《诗》、《易》媲美。不过，它既不同于古朴、深奥、难懂的《周易》，又不同于用字整齐、押韵严格的《诗经》，而是“对字协韵”(对此古今学者多有论述，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朱谦之《老子韵例》等)，即文字对应，音韵相谐，又不甚严格，灵活多变而利于把深刻的哲理和思想寓于说理、思辩、自然、和谐之中，通过“有、无”的辩证表现手法，构筑表达思想、激发兴趣、易于记诵的形式美、声音美、韵律美的和谐工整并富有文学色彩和美学风格的哲理散文诗。从整体上看，老子用韵不仅合于《周易》、《诗经》，而且合于楚声、楚辞，灵活善变，丰富多彩，节凑铿锵有力，音韵和谐悦耳。由此可见，《道德经》之所以传之久远，其价值不只是它的思想性和哲学性，还在于它所蕴含独特的文学性(文采)和艺术性(魅力)，《道德经》就是这“四性”自然和谐、完美统一的艺术精品。无论是它的哲理描述策略、诗意飞扬杰构、跨文体写作方式，还是它的语言风格、文学特色和辩证艺术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作用。
(一)语言风格：对偶、散行、磅礴有力
从文字看，《道德经》“的确很美，文字用得很简要，一个字代表了很多意思，而且读起来又很顺畅”(南怀瑾《易经杂说》)。《道德经》融汇了当时南北诗歌、散文的艺术成就，情理交融、喻理达意，对偶、散行错落有致，磅礴有力，以其诗文相兼的艺术创造开辟了楚文学发展的新天地《楚文学史》，形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多用三、四、五言为主，杂用二、六、七、八言的有韵的文字和“有”(实词)、“无”(虚空)相杂的辩证表达方式，如虚实、强弱(三章)、有无(一章)、禍福(五十八章)等；一是自由散行的句式，尤其是精妙的修辞，如对偶、排比等多种修辞格的综合而辩证运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二十四章)、“曲则全，枉则直”(二十二章)等。
在先秦，《道德经》与《周易》二大哲理诗，堪称精微洁静、珠联璧合，二者句式上整散互用，结构上长短交错，语气上缓急谐调，朗朗上口，自然和谐，构成了文体上的对偶、押韵、骈散形式，整齐的对偶，活泼的散行，错落有致，参差锵有力，“具有哲理诗的声音美，也发挥了散文复杂句法的错落美”(台湾梁容若《文学二十二家传》)，使高度抽象的原理得到充分的表达效果。《道德经》第一章和《周易》“系辞”第一章就是十分典型的、《道德经》第五十八章(“祸福相依”)和《易·乾·文言》(“同气相应，同声相求”)也都富有代表性，二者都从比、兴的手法开始，引出主题和中心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道德经》的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在这里，老子以比、兴引出主题和中心问题，采用对偶、排比句式，长短变化，结构一致，章法严谨，形式多样，对称平衡，表现出哲理散文诗《道德经)的三大特点，一是参差错落的句式，变化有致的章法；二是对偶工整的俪辞，气势奔放的排句；三是简洁精练的语言，铿锵和谐的音韵。这些特点对后世散文创作讲究力度、重视气韵都有极大的影响。
(二)文学风格：诗意、韵味、形式独特
老子《道德经》融铸当时南北文学艺术，推陈出新，行文韵散结合，以诗文相兼的艺术创造首次较全面地显示了南北艺术融会发展的风貌，代表了春秋时代楚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楚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和个体作品，它以丰富的想象、鲜明的形象、强烈抒情的特性，“书楚语，作楚声” 的特色，全面地反映了楚文学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道德经》的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一方面离不开韵味(律)的语言，简洁的文句和节段的形式，一方面表现在诗化意境、散化诗体、辩证说明和个性化情理交融的手法。《道德经》与《诗经》都用了比、兴手法，但在语言方面，如前所述，《道德经》文字对应，押韵自由，散行长短，灵活多变，诗体之句与散体之语杂然并存，即表现为“对字协韵”的形式；而不同于《诗经》讲究用字，押韵严格。据孙雍长统计，老子《道德经》用韵426处，其中各韵部独用245处，占全部用韵57.51％；通韵与合韵共181处，占全部用韵42.49％。并例举了各部所有人韵之字，即韵谱40例。可见，《道德经》几乎是用韵语写成的，多合于汉字古谐声(古音入韵)，用韵自由宽缓、原始质朴。
总之，《道德经》说理借助于典型事例的筒述，准确的叙事、象形的描绘和感情的抒发来进行，哲理韵味很浓，构成了自然和谐的文学风格，对后世思想与艺术并重、内容与形式齐美的哲理讽刺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辩证风格：说明、思辩、正言若反
“正言若反”、说明与思辩结合，这是老子《道德经》辩证说理、独特瑰奇的风格特色的主要构成要素。老子否定之否定、自然无为的辩证观点，贯穿于《道德经》创作的始终。可以说，《道德经》充满了辩证的逻辑力量。老子一面运用辩证的观点，即相反相成的反语，诸如“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四十五章)、“大制无割”(二十八章)等来构筑这种“正言若反”的独特而瑰奇的风格；一方面又在结合辩证短语的基础上，采用直接论证方法，形象生动地阐述了客观事物的哲理和大成管理的生存理念。老子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中概括出哲理短语：“大器晚成”、“知足不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等，这久已成为格言或成语；同时，老子鲜明地指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充满着对立统一的辩证现象，诸如有无、大小、长短、多少、前后、高低、远近、轻重、厚薄、静躁、黑白，寒热、雄雌、正反、同异、美丑、善恶、祸福，强弱、利害、真伪，生死、荣辱、损益、柔刚、吉凶、兴废、进退、巧拙、治乱、贫富、贵贱等等，这些涉及到自然、社会、管理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充分反映了老子《道德经》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现实和宇宙人生的深刻认识。老子大量使用辩证短语(论证性的反语)、辩证的论证方法，形象生动，通俗明了，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了，这种辩证说理，是有力的、鼓动的，符合“话语通俗方传远”的语言流布规律，易为广大人们所接受。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文学家像老子如此广泛而深入地运用“有”(实词，辩证短语)、“无”(虚空，辩证推理)和谐自然的表现手法，并结合叙事、抒情、议论等多种创作方法，建构起辩证的美学风格大厦和哲理化优美的诗篇，给人以如此美的感受、如此鲜明的形象、如此深刻的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构成老子《道德经》真实精妙、丰富鲜明、独特瑰奇的辩证说明的风格特色和艺术魅力。
影响：文史哲综合效应
从宏观来考察，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文学艺术，都没有哪部作品有《道德经》对后世甚至世界文化的影响力如此之巨。从文学艺术影响力来看，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它本身所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诸如“自然无为”、“道法自然”等丰富的创作和批评观点，老子重在“自然”，又重在“神”，自然的顶点，即是“神境”(郭绍虞)；一是《道德经》哲理散文诗体所表现的，尤其是它的文学体式、辩证说明以及“正言若反”的艺术魅力。可以说，《道德经》开创了思想性、哲理性、辩证性融汇的韵、骈、散一体的文学体式。老子从“道”出发，用这种诗文结合的式样，把自然无为，包括“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不为天下先”等为政哲学思想与“重质轻文”、“正言若反”的修辞美学思想熔为一炉，融汇了丰富的哲学道理、科学道理、人生道理、治国道理、养生道理、军事谋略和管理法则等。从发展的角度看，老子《道德经》对中国文史哲及其诸方面的渗透产生了综合效应及深远影响。
(一)《道德经》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从哲学发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应该从老子开始”(叶朗)。《道德经》的影响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主要在生活哲学、自然哲学与管理哲学、和谐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历代诠释和研究老子，一般可归纳为三条路线(南怀瑾)：
一是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作这方面研究的人，各有各自的心得，各有自己的见解。
二是把《道德经》单纯地归到个人修养、做工夫。所谓修神仙丹道上去。这一类自几千年前，直至现在，已自成一个系统。
三是把《道德经》归到谋略学的主流，认为老子的谋略学是阴谋，是阴谋之术。这种观点错得很离谱。正如章太炎所说的“老子明明说的‘正言若反’，后来人却不懂老子的用意”(《演讲录》)。
从整体上看，老子是从宇宙物理与人事必然法则的因果规律到生存智慧、自然哲学规律，告诉人们“天道好还”淇事好还，三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的原理。在老子看来，若不从自然的道德规律去做，却以权诈争夺为能事的，最终反败。可以说，老子《道德经》是一部人生百科、治世的宝典和生存智慧的源泉。在这方面的总结性成果，2004年出版的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系列丛书(包括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明清卷等)，是全面总结而又系统论述了老子为首的道家对中国哲学影响的系列著作。
(二)《道德经》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老子的自然和谐原理，是为政治国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法宝。从西汉以来，黄帝与老子之学，已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政治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从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这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盛世的政事治理与和谐管理的秘诀：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管理思想，是黄帝和老子之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外在所标榜的，即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思想，儒家文化”。如汉文帝就皇位和收伏赵佗，就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黄老之术(《汉书》)。这可以从历代君主对儒道经典的看法得到证实。从“无为”到“有为”，从思想观念到规范、和谐制度转变，直至汉武帝才真正完成了构建封建王朝统治大厦的演变过程。因此，在历代君主中，没有一个为孔子的《论语》作过注；而对老子《道德经》，却有唐、宋、明、清四大君主为之作注，即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和《御制道德真经疏》、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明太祖《御注道德经》等。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君王如此重视《道德经》，把道、儒作为治国之道、为政之术、管理之法宝，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和传统文化史上的奇迹，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老子思想体系的大成智慧与中国封建社会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子儒家思想是共通的。
(三)《道德经》对文学及发展的影响
老子《道德经》除了对文学语言、修辞的极大影响外，还是对文学恩想、创作构思以及篇章结构的组织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文学整体发展来考察，《道德经》对文学思想内容、文学诗文样式、文学批评美学、文学创作构思以及文学语言艺术等都有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在文学创作与构思上，老子自然、无为、清静、素朴的思想和虚静空明的观照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心境，对诗歌、散文以及后世的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对道教诗词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成为道教徒自觉遵守的原则，而且古代文学家创作也是如此，从唐代刘禹锡、李白、白居易到宋代苏东坡等文学创作体验，都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在文学语言和修辞艺术上，老子精妙的《道德经》，把语言文字、修辞文采运用得如此质朴、幽美、深刻，哲理诗般的语言、散文乐章般的意境，对楚文学的发展以及后世文学家的创作思想和美辞学运用理念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经典哲理散文范文4
论文摘要：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是指艺术经历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三个阶段的解体而走向终结，于是在艺术中无法实现的“理念”转移到宗教与 哲学 领域。艺术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内终结了，而在 历史 上继续 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终结论”是有效的。在黑格尔整体框架之外，“艺术终结论”的局限凸显，并遭遇了零碎化的现代环境的挑战。
黑格尔美学实质上是艺术哲学，在其卷帙繁浩的《美学》中，“艺术终结论”是一个重要而争议颇多的结论。现代以来，艺术以新颖的方式、多元的面貌呈现出来，人们开始质疑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并讨论艺术是否死亡了。对艺术前途的关怀、对现代艺术的不满、对艺术存在的危机感，交织成各种复杂的情绪。在这个背景下，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这个曾经的预言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将在探讨“艺术终结论”之真正内涵的基础上，联系现代环境下的文艺实践，对黑格尔的这一理论假说进行历史的阐述和现时的评价。
一、“艺术终结论”终结了什么?
黑格尔宣告了艺术的终结，在这个宣言中既隐藏了真知，也潜伏着被误解的危险，并孕育着重新思考的土壤。丹托指出：“艺术史的后来发展一定是证明了黑格尔的预言的不正确——只要想一想那之后有多少艺术被创造出来、有多少不同的艺术见证了艺术的差异性扩散。”但是，仅仅说“艺术被创造出来”并不能推翻黑格尔逻辑体系内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所谓的“终结”并非是一种悲观主义论调，并非是看不到艺术前途的呓语。“艺术终结论”到底终结了什么?在这里，他把艺术的绝对层面和存亡层面分离开来，也就是在逻辑上认为艺术已经终结了，而在历史中仍然发生着。艺术的终结不是艺术本身的消亡，而是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担当的功能将被其他文化形式所取代，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艺术的形式并没有终结，艺术会以不同的方式沿着曲折而进步的道路继续发展。
黑格尔所阐释的艺术是从理念演绎出来的，极重视精神的呈现和传达。“当绝对、精神、真诚或从精神派生出来的世界在感性现实中得到呈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个艺术领域。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就是艺术。”艺术开始后，把理念作为艺术内容的掌握方式不同，理念借以显现的形象也不同，它在理念与形象的制衡中经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艺术发展阶段。艺术在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后走向终结。首先，理念本身没有找到所要表现的适合的感性形象，缺乏形象的意义和单纯的外在因素之间缺少关联，象征型艺术在意义与形象的分裂中消逝了。其次，在古典型艺术中，内在意义与所显现的形象能达到完满的契合一致。在古典型艺术的典型代表古希腊文化中，希腊人用拟人的方式来想象和表现精神，把神当作个别的人来理解和把握；但是神与人，无限与有限，都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这些缺陷导致了它的解体。最后，题材的偶然性造成了浪漫型艺术的解体。艺术用感性的具体的形象，去表现无限的普遍性的心灵，而心灵是不能按照它真正的概念得到表现的。外在世界不足以表达和显现内在的无限心灵时，于是心灵就从物质世界里退回到心灵世界本身。在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灵之间的冲突中，浪漫型艺术也解体了。
随着浪漫派的退场，理念在艺术中不能得到完满的呈现，艺术在本质上已经终结。而这种“终结”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黑格尔称古希腊时代为“英雄时代”。此时英雄们的个性虽然是独立自主的，但同时个人与整体有机统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个人的个体性即是普遍完满的整体。于是，不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冲突，特殊即普遍，古希腊人是宥于地方性的，他们还没有达到反思和普遍的主体性。这也就提供了完美的古典艺术理想得以实现的土壤。经历了这种人类幼童般的黄金时代，必定要跨入一个碎片化的分散的世界，即黑格尔所谓的“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这时个人自作决定的独立性在缩小，人作为个别主体的自由活动的范围变得狭窄，个体只代表个体自身而且是受局限的。“作为一个个人，无论他向哪一方转动，他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显得不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既完整而又是个别的有生命的形象，而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受局限的成员。在这样的散文世界里，普遍性的精神要在个别零碎的外在形象中得以显现，无异是天方夜谭似的梦幻。黑格尔的美学坚持理念对艺术的驾驭，坚持从主体内部的自我经验来解释审美特征。这个世界开始出现无数零碎的片断，每个片断只能尽其所能显现自己的意味和意蕴，没有普遍的真理能在艺术中得到全面的诉说。古典型艺术在这碎片化的世界里无法得到实现，它不再能把精神和外在世界很好地融合；而浪漫型艺术零散地表达局部真理，也无非是杯水车薪，永恒而庞大的涵盖一切的理念永远在彼岸，追索不到。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终结了。
进入这种散文化的现代生活后，艺术只能追求而无法达到黑格尔的艺术理想，艺术终结了。在这之后，怎样完成心灵的归属?黑格尔把艺术的理想转移到艺术之外的宗教和哲学领域，把艺术未能完成的理念在它们身上来加以实现。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范畴下，宗教和哲学是高于艺术的，它们具有想象和把握自身的更高形式。当世俗的世界不再令人满意，当艺术不再能实现艺术理想时，人便躲藏到了宗教或哲学的世界里。这一切开始于一个真实世界的丰富多样化和人类的迷失衰落。普通的民众向宗教祈求宁静，将无法释怀的痛苦、无法理解的困难都抛给万能的神；有足够思维能力的人在哲学中捕捉信息，让思维化解现实世界中支离破碎的困境。在理念至的精神建构里，只有哲学的思辩能在散文世界里找到出路，而更多依靠外在事物感性显现的艺术便处在了绝对精神的最底层。理念已经在宗教和哲学中找到了艺术无法匹敌的更高的意识样式，艺术不复是谋求纯粹精神的演绎，艺术只是表现现实意味的一种意识样式，艺术在逻辑上走向终结也就表明了艺术只需要具备表现局部真理的功能。艺术、宗教、哲学各自分别有着“在其位谋其政”的意义，“艺术终结论”终结的理念最终在哲学里回归到了自己，实现人的自由本质。
二、“艺术终结论”在什么范围内有效?
黑格尔的美学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他的真理就在于理论的整体性建构，在这个真理背景下任意抽取某一截，或许是有漏洞的，是可以被质疑、可以商榷的。哈贝马斯说：“黑格尔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的特征是古典模式发生了崩溃。因此，为了调和四分五裂的时代，黑格尔预设了一种伦理总体性。”“艺术终结论”只有在这种预设的伦理总体性中、在其完备体系的范围中才是最有效的。艺术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演绎中惟有走向终结才符合其艺术理想。这是一个强劲的论证过程，一切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们习惯于将黑格尔的美学及哲学称为唯心的、脱离时代客观现实的，并从实践的角度加以批判。黑格尔说：“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现存世界里充满了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的若有所感，都在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实际上，黑格尔洞悉了他那个历史时代的各种经验，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和危机。他在浪漫型艺术的论述中就体现了现代性的精神。面对分裂与破碎的生活系统，黑格尔试图用理念的和解力量将之整合起来。于是，他从先验的角度把理念理解为一种力量，在这个力量的支配下进行总体性、体系性的假设与论证。在时代的困境中，黑格尔用自身的原则来把握现代性，如哈贝马斯所说：“黑格尔这样做，其目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克服由于反思本身所带来的一切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这是黑格尔面对世界的方法论。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乃至哲学体系内，所有的推理是要服从于他的理念统治下的整体性建构的。
黑格尔的 艺术 理想要求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灵是充分协调的，可以表现和被表现的，古典的理想注定要失落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在黑格尔的整体建构中，任何个别的维度要想独立而得到 发展 ，必会以牺牲其体系的总体性为代价。黑格尔把人类的发展理解为一个 历史 的过程，并通过现实生活的张力来理解。按他的 哲学 ，艺术是他的“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或阶段，是绝对精神通过人进行反思或观照的方式之一，必将被高于它的方式(宗教、哲学)所取代。在黑格尔这里，“艺术是一个阶段，哲学则是另一个，而艺术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哲学成为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艺术在巨大的宇宙历史范围内就不再有历史使命了。黑格尔的美学是其哲学体系的产物，他站在哲学的立场反思艺术，认为艺术已经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经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必需的和崇高的地位，艺术已经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了。在黑格尔的哲学框架内，艺术的终结是他构设的一个逻辑推演：他从绝对理念出发来对艺术进行线性的推理分析，各个阶段的艺术是对理念不同层次的显现，并且这个显现却是有条件的、受制约的，当感性显现不能呈现理念，不能完成人们最高的精神需求时，艺术也几乎走向终结。
“艺术终结论”作为其体系中的一个推理，是不能离开自身依托的背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有效的。只有让艺术在逻辑上终结了才能继续维持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和哲学体系。艺术的出路虽然在逻辑上走人困境，而其推理的有效性在黑格尔的整个美学体系中便也彰显出来。逻辑上的困境并不代表艺术历史发展的困境，黑格尔并不否认艺术继续发展的可能，而且是坚信艺术仍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和进行。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一个所处的时代的符号，人们总能在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情境中对艺术作品进行考察，黑格尔并不否认艺术在事实上发展的可能性。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有效性也就呈现于对这两个层面的理解上。
三、“艺术终结论”遭遇何种挑战?
“黑格尔的演绎系统妨碍着他以实用方式设定的那种对客体的专注或虔诚。”黑格尔在其美学理想基础上对艺术几个阶段的推演是无关实用的，而其美学理想本身就是建构在一个空中楼阁之上。黑格尔作为一个思辩哲学家，偏执于抽象的概念领域，忽略了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的诗性需求。当我们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框架中走出来，在理念的笼罩之外思考艺术问题时，便会发现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我们步入了 现代 社会，这是一个纷繁的时代，是一个关注日常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疯狂消费的时代。这时人们开始从总体的、抽象的主体向具有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的更具体的主体转变。那么，“艺术终结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
现代的艺术发展形式及当下的命运开始更多地与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到来的社会事件、历史事件有关，而不是仅仅与哲学计划、哲学推理有关。黑格尔建立的哲学体系，一方面承袭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的体系而发展，另一方面开启了后代对其体系的思考和颠覆。“黑格尔的问题空问里，那种曾经激发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不惜一切代价朝向体系的动力已经耗尽了，或者至少是减弱了。”对体系、理性的质疑促使人们采取了一种反体系、非理性的讨论形式，现代性的生活本身就是带有偶然性的、分崩离析的、反权威的，现代人纠结的心灵景况无法用一种普遍的全知视角来伸展，只能通过断裂的、碎片的艺术形式展现。每一种艺术、每一个作品都有被时代驯化的痕迹，审美内在的张力不能凭借先验的理念、理想退回到心灵自身。黑格尔所讨论的不同阶段的艺术是对理念不同层次的感性显现，而在其美学体系内能自圆其说的“艺术终结论”所依托的美学理想在现代的环境中一定程度上也演变成了一种审美乌托邦。在现代环境中，艺术必定还会以其无法预测的方式产生，并以其无从理解的方式被人们欣赏。某些艺术形式确实不复是人们心灵的最高需要了，而其美学理念还仍然是艺术的最高目标么?罗伯特。皮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黑格尔最初的意识：“在黑格尔对他所谓的‘否定性’、由历史变化而来的各种不满的描述中，它们都起源于自我意识最初的失败，一种在根源上不能理解人类历史及其各种机制由自我决定的特征，以及不能反思地说明这些机制的原因，或不能为它们防范来自怀疑论的攻击。”
“艺术哲学是从一般的哲学观念出发演绎出艺术概念的相关范畴，然后才结合具体的艺术现象，赋予这些范畴以具体性。”。黑格尔将艺术历史化并以绝对精神的整体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件。文学或者艺术都有属于自己的场域．过去这些场域是紧闭在“精英”、“经典”的光环之内，而当今这些场域却有意无意地敞开了，艺术的边界都变得模糊不定。实在的物体变为一个虚拟的符号，而画布上的艺术却开始转化为实物的展出。那些无关于艺术状态的物体被摆在美术馆内，是对古典审美理想的挑战。在现代性的环境中，艺术凭借其过去的内容在一个崭新的、摆脱了野蛮文化的社会中得以生存。艺术欣赏和研究不再为黑格尔的艺术理想而辩护，而是散落为众多具体、纷杂的艺术事件。我们承认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中，艺术既然不能作为一个完美的终结点成为理念的归宿，那么艺术三个阶段的解体乃至艺术的终结就是一种必然。固然这是黑格尔一个严密的推理。然而，在一个价值观念不断变化的时代，黑格尔的体系思想、逻辑建构是要被解构的。艺术发展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黑格尔对艺术所做的这种线性推理是否是合理的?如果艺术本身即是呈现非线性的发展 规律 ，那么便也无所谓“终结”。我们已经进人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试图从这个曾经被综合、被统一的世界中剥离出众多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经验，以此来应对分崩离析的现代世界，从此我们注重意识的多元取向。在这个注重具体经验的多元化的年代，黑格尔的体系建构、“艺术终结论”所依托的背景在当下显得如此地不合时宜。人们在艺术中生活，呈现不同的心理路径及体验方式，这些不同的生活亦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没有一个视角可能产生普遍有效的洞察力，而黑格尔所推演的“艺术终结论”只在一个哲学体系框架有效，它的局限使它无法真正面对现代多种经验的冲击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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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契机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指出，希伯来民族是“对近代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之一，与中国、印度、希腊。在差不多同时猛然抬头。迈开了大步”。希伯来这个多灾多难的小民族，地处中东地区的中央，亚、欧、非三洲的边缘，受到四邻古文明大国如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叙利亚、波斯以及希腊、罗马人的折磨，同时又接受了四邻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点而加以消化、创造性地发展，自成系统，用优美的文字，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文明起步较晚。公元前八世纪“荷马时代”终结，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到公元前五世纪，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超过了比它早二三千年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些东方文明古国。那么。古希腊文明出现的条件除了政治、经济之外，独特的地理历史为其文明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希腊文明最早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位扼欧亚非三洲交通之要冲，地理环境特色为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有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发达的航海业便于和东方先进文明建立联系。黑格尔曾说：“东方世界是希腊世界的基础。”远在西方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期，东方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地都已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战争的不断发生和大规模的移民，地中海沿岸各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融合。促进了东方文化逐渐传入希腊。希腊人从东方汲取了拼音文字，吸取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自然知识，也吸收了他们的农业、手工业和航海、铁器制造技术，还从东方各种原始宗教观念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从而产生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希腊文明形成并涉及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体育、艺术、科学、技术、婚姻、家庭、教育等，汇成希腊化文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文化大汇合。
二、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原因
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和西方的希腊文化，开始时各自由不同的道路发生和发展：但到了双方的晚期。却接触频繁起来，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引，终于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文化――基督教文化。
从两希文明融合的表面看，其原因有两种显性的因素，即散居、斗争与渗透，通过这两种形式实现了文明的融合。而究其深层原因，则为两种文明从宗教、哲学、伦理等方面寻到了契合点，从而使得两种文化得以相会、碰撞、妥协乃至结合，形成西欧文明的内核。
1.散居与渗透
散居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征。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整个近东建立了广大的散居地，而各民族通过散居进行种族和文化的交融也很普遍。犹太人的散居(dispora来自希腊词，意思为分散或散布)则更为突出。自摩西出埃及和巴比伦之囚以来，散居成为其民族的历史特性，在希腊化时代。以犹大王国为中心，犹太民族的散居更辐射至广阔、遥远的地区。早期的犹太人并不是一个从事贸易的商业民族，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也有在军事或行政部门任职的。当时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希腊化文明的思想文化中心，人口总数达50万，其中1/5是犹太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在整个埃及犹太人数高达100万，他们和希腊人、埃及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黑人混杂居住，而始终能保持本民族的同一性。希腊化的帝国制度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为犹太人在异教城市定居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保障。许多犹太人在希腊化城市中获得公民权，犹太教是完全合法的，犹太人因信奉犹太教而保留某些坚守宗教法律的权利。《圣经》的正典化是犹太散居区得以保持民族同一性的最重要的原因。通过《圣经》，犹太人作为一个与上帝签约并必须遵守其诫命的民族，保持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民族特性。
伴随犹太人的散居，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遇，有所交融。当时一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潜心研究希腊传统智慧和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在《旧约圣经》的后期作品中。如《亚里斯提亚书信》、《马加比传》、《所罗门的智慧》等篇中，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作家已用希腊哲学为自己的宗教辩护，称希腊哲学家从摩西那里获得唯一上帝的一神观念：他们还吸收了柏拉图论主要美德和斯多亚学派关于世界理性、神圣智慧和自制节欲的思想。另一方面，希腊人对希伯来文化也不断加深了解，要求犹太学者将圣书译成希腊文。亚历山大最早的重大成就是将《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这不仅让希腊人得以理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且使希腊人得以获悉《旧约圣经》的全貌。
2.斗争与渗透 希伯来人原是闪族的一支。起初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民，他们在三次大规模北征中。吸收了人类文明摇篮的各种文化，酿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希伯来文化。第一次北征中产生了古巴比伦文化；第二次北征中休养生息：第三次北征中，征服了许多贝都英人，经过百余年的斗争，进入迦南，并渐渐和当地人同化、融合，受到了迦南文化、腓尼基文化、叙利亚文化、埃及文化以及巴比伦文化的影响，还有从地中海克里特岛屿进入的非力士人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是希腊系统的。希伯来人在迦南和复杂的民族、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和风俗习惯打交道，在斗争中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希伯来文化，把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等成果笔录下来，把自己民族的一神教教规、教律以及民族发展、斗争的历史记录下来。并创造了他们独有的“先知文学”和“骑士文学”等。从犹大王国到最后一次反抗罗马失败时。七百多年的死亡线上的挣扎，却使希伯来的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历史文献的整理、犹太教的成熟、波斯、希腊文化的新影响，使希伯来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基督教文化。影响及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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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 经典教育方法 教学改革
中国哲学经典一直以来是高等院校中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在重视通识教育的今天，为了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提高人文素养，中国哲学经典在许多高校都作为一门选修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专业的学生。经典教学在上海海洋大学综合选修课程《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本课程根本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了解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从而不断启迪智慧，提升人生境界。与此同时，由于过去中国哲学经典教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等在当代新背景和新要求面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寻找新的经典教育方法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建设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回归中国哲学经典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中国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医学、科学、文学、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直接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既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成就，又要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学习中国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意蕴内涵在不同的哲学经典上，要想把握中国哲学特质及其演变的逻辑，离不开对中国不同时期哲学经典的把握。
过去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家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些是直接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和哲学架构来诠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这样就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运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这种方法对于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的学理特征、提炼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叙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胡适运用的方法主要是西洋的实证方法，对于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方法的意义，却没有真正从理论建构和创制的角度为中国哲学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方法的发展和进一步运用倒是阻碍了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哲学原本教化作用的发挥，因此金岳霖先生认为该书美国式的“成见”过多。他认为《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此书给人一种奇怪额定印象，让人觉得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作者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诸多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比如曾经被广泛使用的任继愈先生的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精神难以达到完全的相契。当然我们可以吸收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优势资源来建构中国哲学，但是如果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身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哲学文化系统，那么很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所以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深刻意蕴，就需要回到中国哲学经典中去探寻中国哲学活的精神，挖掘中国哲学固有的人性教化功能，揭示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课程目的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典：一是可以把历史上经过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诸多典型经验教训，锻炼、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揭示其规律和特点，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继承这份珍遗产；三是可以吸纳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二、中国哲学经典教学改革的方法
经典教育法在有些课程中也会应用到，但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对此方法运用的具体手段也应有所差异。就经典教育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运用而言，需要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注重经典教育与人生智慧的启迪相结合，从而达到传统经典的人生智慧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目的。因此，要想使得经典教学法在《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运用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探讨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引导学生做好课前阅读准备。通常在经典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中国哲学经典作者的观点、影响、评价，这样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有必要在讲授某部经典之前，规定学生需要在课前做好经典阅读的准备。比如在准备讲解《道德经》这部经典之前，可以要求学生通过阅读《道德经》事先了解以下内容：老子的生平简介、《道德经》简介、《道德经》主要观点、《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哪几章、《道德经》的人生哲学和《庄子》的人生哲学的区别等。这样在教师课堂讲授之前，学生有了大致的了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集中精力讲解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为了突出本课程是引导学生吸纳经典人生哲学中的智慧这一目的，所以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阅读准备时，需要帮助学生筛选经典中与人生问题相关的那部分内容来阅读，避免平分秋色。
其次，注重分组讨论和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中的比例。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应当用于小组讨论、交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组织讨论、交流，教师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活动的组织者，其次才是讲解者。比如在讲《论语》这部经典的时候，教师提出供小组讨论的问题可以有：《论语》在中国哲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与《论语》有哪些相契合的地方，《论语》中表现人生智慧的有哪些章节，《论语》和《道德经》的人生哲学有何相似和不同，《论语》中的哪些内容对你影响最深。可以引导学生将小组中对这些问题思考结果进行概括并形成报告，然后派小组中的一名同学在课堂上进行报告，报告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比如教师可以在小组对《论语》的人生智慧讨论之后，总结这种人生哲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影响：其长处表现在人道精神、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乐观进取的实践精神，其短处表现在等级主义、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乎情止礼义”的中庸之道、压抑个性和情感调人世现实、忽视抽象思辨等。为了达到以上教学效果，必须扩大平时成绩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可以各占一半，平时成绩包括课前准备情况、课堂讨论、小论文等。提高平时成绩在考核体系中的比例，其主要目的就是激励学生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学习，避免期末考核中一张试卷“一锤定音”的片面性。
最后，教师对经典的诠释要以增长学生的人生智慧为目的。作为经典，虽然其具体思想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整部经典蕴含的精神能量只要与经典阐发所激越的人生智慧相沟通，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彰显出来。《论语》尽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解释，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其作为经典的意义就是在代代中国人的口诵日记中潜在地发挥着一种人性教化的作用，使得中国人的人性和人心不断向善。这一强大的教化作用应该在《中国哲学与人生》的教学过程中凸显出来，使之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从而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讲解《庄子》时，就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思路来深入剖析庄子的人生哲学。第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庄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第二，生命的意义何在？《庄子》借庄周梦蝶的寓言来表达人生如梦的感叹：“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第三，《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什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第四，达到真人境界的途径是什么？一是吾丧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二是坐忘与心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最后，通过老、庄、禅比较来凸显《庄子》人生哲学的特点。老子是以无情展示其人生哲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庄子确是有情的，“与物为春”，“万物复情”，“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禅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种境界彰显其对无情与有情的超越。《庄子》的内容纷繁复杂，但是就《中国哲学与人生》的课程而言，我们只关注其人生哲学，所以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展开，就可以让学生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大概，通过与老子、禅宗人生智慧的比较，又可以凸显庄子人生智慧的特点。面对当下的各种困境，《庄子》给我们的启迪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些困境，超越这些困境，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全新的境界，进入到一种精神极度自由放松的状态。
三、中国哲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经典是指古今中外重大知识领域的原创性著作，是世界各族文化的根本，是全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是被历史证明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文化精髓。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中经典教育而言，其目的不是追求直接回到经典本身的文句和文意当中，而是运用现代教育方法，使得学生了解并吸纳中国哲学经典蕴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智慧。所有经典教育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进行哲学经典教育是维系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心理结构、共同的精神价值，根本缘由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传承着共同的经典。因此，梁启超曾说，《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而在不同的经典中，哲学经典又显得尤为重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展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重现和恢复传统民族心态。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高度，而文化思想的高度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具有的经典的学习能力和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一个民族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民族成员在人文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其次，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经典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而哲学史的就是一部部哲学经典的延续，所以进行中国哲学经典教育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历史的分析和鉴别水平，看到古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逐渐由浅入深，他们在认识的曲折历程中，如何不断克服谬误而发展前进的。
最后，进行哲学经典教育可以启迪智慧，提升境界。传统经典承载的是民族精神，经典教育以此为依托，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性和人心的显发提供精神家园。经典教育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梳理民族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心理健康。比如《论语》的人生启迪有“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变通比执著更重要，人无无虑必有近忧，成功需要勇气更要智谋，胸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道德经》的人生启迪有“知道满足是富有，坚持力行是有志，轻诺必寡信，勇于不敢，少取反而获得”；《庄子》的人生启迪有“与物为春，无用乃为大用”；《坛经》的人生启迪有“破除贪、嗔、痴”。可以看出，儒家经典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经典中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丢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这些经典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不是无根的，它有中国传统文化做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诸多中国传统经典的延续。经典教育对于人文素质的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而言，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哲学经典中人生哲学的内容，结合学生当下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惑给予新的诠释，启迪智慧，丰富心灵；在运用经典教育这一方法的同时，需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启发式教学，避免“满堂灌”的传统教法，从而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得这一高水平建设课程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仲林.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