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名言范文1
1、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2、我们若要生活，就该为自己建造一种充满感受、思索和行动的时钟，用它来代替这个枯燥、单调、以愁闷来扼杀心灵，带有责备意味和冷冷地滴答着的时间；
3、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办事；
4、时间是最公开合理的，它从不多给谁一份，勤劳者能叫时间留给串串的果实，懒惰者时间给予他们一头白发，两手空空；
高尔基的名言范文2
关键词：名词 对比研究 汉语 维吾尔语
语言系统中，名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那样：“构成句子的最根本的词类是名词和动词；除特殊情况外，光有名词，没有动词，不能成句，光有动词，没有名词，也不能成句。”[1]组成句子的基本结构是动核结构和名核结构，一个动核结构是由动核和动元（动核所联系的强制性语义成分）组成的；而充当动核和动元的正是动词和名词。一个名核结构是由名核和名元组成的；充当名核的是名词。因此，在研究句法结构时，只研究动词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名词。显然，在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对比研究中，名词的对比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两种语言名词的对比研究，找出两种语言名词在语法特点方面的异同，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两种语言的结构特点。
一、语名词对比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对比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比研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认识语言的特性。只有比较才能发现特点。在对比的过程中引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从而促进整个维吾尔语言的理论研究。比如我们在该研究项目中运用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格语法”“配价理论”对于维吾尔语来说都是崭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的引入有利于维吾尔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仅可以促进维吾尔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还能促进维吾尔语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研究。
2.本选题从名词的对比入手，从语言形态类型的高度去认识汉语作为孤立语、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的本质特点，从而为丰富语言形态分类和句法特征分类的理论提供例证，同时又以丰富的实例证实形态分类和句法特征分类的局限性。这将为普通语言学、类型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差异，但由于思维的共性、双语环境等多种因素，也有不少的共性。通过名词的对比研究，揭示两种语言在与名词有关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有利于普通语言学、类型语言学的研究的发展。
3.为对比语言学提供具体语言对比的语言事实。从运用的理论、方法、范围和涉及的层面来看，本课题算是对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一定程度上可算是开拓性的研究。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其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虽然也有对比研究的部分成果，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名词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两种语言的名词进行较为全面的对比研究，为他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帮助，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做出贡献。
（二）实际意义
1.本选题从理论上对两种语言名词的异同进行深入、详尽的对比分析，从而为两个民族互学语言的双语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在语言学习中必须运用对比研究的成果，因为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摆脱不了母语的干扰。在教学过程中这种干扰不能忽视，而应该通过母语和目的语的对比解释排除。因此本课题的研究结果对新疆双语教学有益。
2.本选题不仅对于第二语言的语言教学有实际意义，而且对于两种语言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因为翻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把源语的内容尽量完整并全面地转换成目的语，因此首先必须了解两种语言的共同点和细微的区别，而这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二、语名词对比研究的学术背景
（一）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是在20世纪产生的，是语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当然，语言的对比研究的历史要长一些，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stics）这一术语是美国人种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于1941年提出的（许余龙，2000）。他的《语言与逻辑》（1941）分析了语言的差异。C.C.Fries从1945年起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都讲到语言对比问题。他认为语言教材的编写应该建立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这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尊定了基础。从此以后，欧美各国出版了一系列理论和应用对比语言学论文集以及双语对比丛书和专著，召开了多次关于对比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随着对比语言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对比语言学研究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埃及、伊朗、约旦、俄罗斯等国，也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展，其成果可以在《应用语言学》《国际应用语言学评论》等著名的学术刊物和论文集中看到。对比语言学随着现当代语言学的总的发展方向而发展。越来越多的对比语言学著述问世，其中有关于对比语言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有涉及语言不同层面（从语音到修辞，从具体的语言单位到语篇）的研究。对比的范围也在扩大，从初期的语言系统的对比分析，逐渐转向语言行为、语言实践的研究。对比的方向涉及当代语言学的内容，涉及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符号学等等。
在汉语界，最早涉及语言对比的是《马氏文通》（1898）的作者马建忠，他仿照英语的“葛朗玛”草创了第一部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
在维吾尔语研究领域中，最早涉及语言对比的是《突厥语大辞典》（1074）的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他对突厥诸族语言与阿拉伯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对突厥语语法（与阿拉伯语法进行比较）、词汇、语言作了与众不同的诠释。这比欧洲19世纪末才开始进行的比较语言学还要早800余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马氏文通》和《突厥语大辞典》之后，都没有产生一个成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因此不能算作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作品。
（二）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汉语语言学界最早由黎锦熙先生在《比较文法》（1933）中将汉语和英语的句法进行了比较。赵元任先生在1933年发表了关于汉英语调对比的论文《英语语调与汉语语调比较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随后，吕叔湘的《中国人学英文》（1947）出版了。在我国，对比语言学真正为人们所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许多人开始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进行语言的对比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对汉语和外语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中国语言对比研究从此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语文》《中国翻译》《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学术期刊和各高等院校的学报纷纷刊载语言对比研究的论文，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对比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集。就对比的语种而言，英汉对比处于领先地位。如：吴洁敏《汉英语法手册》（1982），任学良《汉英比较语法》（1984），张志毅《汉英比较语法》（1984），徐士珍《汉英语比较语法》（1985），杨自俭、李瑞华《汉英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王福祥《对比语言学论文集》（1992），王还《汉英对比论文集》（1993），万惠洲《汉英构词法比较》（1989），熊文华《汉英应用对比概论》（1997），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等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对比语言学一般理论和方法的专著――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1992）。目前，我国的语言对比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关汉语与其他外语对比研究，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等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对比研究。
（三）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
近年来，在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总论性的论著，如：严学的《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1985）论述了中国对比语言学的任务，尤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当代形式、变换、干扰及其对应关系。提出在对社会交际、语言教学、文字翻译和母语本身进行研究的同时，系统地进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戴庆厦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1992）在探索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法比较》（2006）一书，内容包括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对比的理论方法研究。王远新的《中国民族语言学史》（1993），在论述我国的几种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史的同时，还论述了汉语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以及对比研究的情况。此后，对汉语和具体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论著不断问世，如：张元生、罩晓航编著的《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1993），贺又宁的《汉，苗语言里几类词的语法特点比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4/3期），柳英绿的《朝汉语语法对比》（1999），伟景熙的《中韩名量词对比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02/3），哈斯额尔敦的《汉语与蒙古语语音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4），拉都的《汉藏并列复句的比较与翻译》（《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成燕燕的《汉语和哈萨克语反义词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3期），韦达的《汉壮语的词类活用》（《河池师专学报》2003/1期），戴庆厦、邱月的《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比较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2），戴庆厦、范丽君的《藏缅语因果复句关联标记研究―兼与汉语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1），李春风、齐旺的《近十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比研究概况》（《民族翻译》2011/3）等等。这表明我国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随着双语教育的全面开展，在不断地发展。
（四）汉语与维吾尔语对比研究
与汉语和上述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相比，汉语与维吾尔语的对比研究起步更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为止在这一领域已问世的著作有：刘珉的《共时对比语法》（1991），张玉萍的《语法对比》（1999），张洋的《语语音对比研究与维吾尔语音析辨》（1999），马德元的《对比词汇学》（2004）等，对汉语和维吾尔语的语法、语音、词汇做了对比分析。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且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其中有综述性的、专题性的，内容涉及语法、语音、词汇诸方面。比如，综述性的论文有：靳尚怡《对比研究的若干问题》（《语言与翻译》1989/2），高莉琴《语法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0/1），阿布力米提・优努斯《谈对比语言学》（《新疆大学学报》1993/3维文）；专题性的论文有：乌丽亚《汉语维吾尔语代词对比》（《新疆石油学院学报》1995/1），普拉提・卡德尔《对比语言学与翻译》（《语言与翻译》1997/2），赵平《复句中关联词语的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7/4），张洋《语辅音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8/3），张国云《维、汉语被动句的对比研究》（语言与翻译1998/4），许伊娜《从对比的角度看维吾尔语副动词多谓项结构》（《语言与翻译》1998/2），张洋《语语音对比研究方法初探》（《语言与翻译》1999/1），马德元《语词的结构形式对比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0/1），王新青、艾克拜尔・库尔班《语序数词对比》（《语言与翻译》2000/1维文），莎尼亚等《论量词的小类及其特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维文），阿依夏木姑丽・阿布都热西提《维吾尔语数词与汉语数词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01/2），吐尔尼沙・肉孜《形容词的使用对比》（《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2/3），阿依西姑丽・卡德尔《论语被动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2维文），帕尔哈提・阿帕尔《论汉语与维吾尔语的礼貌用语》（《新疆社会科学研究》2003/3维文），徐春兰《语基数词称数法对比研究》（《语言与翻译》2003/2），赛比燕・吐尔汗《符合词对比》（《民族翻译》2010/3），李芸《语修辞对比研究概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5）等等。
（五）语名词对比研究的现状
汉语与维吾尔语名词的对比研究成果并不多。刘珉在《共时对比语法》中，张玉萍在《语法对比》中，曾就维吾尔语名词研究的现有水平，两种语言名词的定义、语法特点、分类等做了简要对比分析。除此以外，上世纪80年代起在各种学术期刊上不时可见有关两种语言名词的对比研究成果发表。如，张鸿义《略谈现代汉语与现代维语名词的“数”》（《语言与翻译》，1885/1），白晓丽《汉语介词与维吾尔语的格》（《语言与翻译》1990/4），张玉萍《语名词构词法对比》（《语言与翻译》1999/2），骆惠珍《动物名词的联想与比喻》（《语言与翻译》2002/3），李素秋《名词在多重定语中的分布顺序及其理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0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年）等等。
三、语名词对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语名词对比研究过程中须克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语言本体研究不够深入。由于语言本体研究的情况有差别，确立对比的基础时就遇到困难。比如词类的研究，汉语词类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曾进行过大讨论，对词类划分的标准和划分结果做过深入讨论。除了总论词类划分的著作外，还有对词类的专题研究成果，例如：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2001），刘顺《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2003），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2000），王启龙《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2003）。维吾尔语词类划分的问题虽然在有关著作中系统论及，但至今还没有反映专题研究成果的专著问世。因此，要深入进行语词类对比研究，或者说深入进行本选题的研究，必须在收集汉语名词研究成果的同时，要对维吾尔语名词做一些补充研究，搭建起对比研究的平台。
2.已有的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一般模式是对现象的异同做简单对比，对比描写比较粗略，缺乏细致深入的对比。这种现象牵扯到多种原因。首先，以上所说的两种语言研究水平的不平衡现象导致对比研究停留在表面现象。其次，国内外的新观点，新理论不能及时运用到语言对比研究，缺乏理论的借鉴、方法的吸收和更新。比如，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分析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适合于分属不同类型语言对比研究的“格”语法、配价语法等理论都在汉语界广泛运用，而尚未吸收到对比研究中。这也导致对比研究的理论高度不够。此外，正因为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类型语言，要从语言类型特点的理论高度做深入分析，揭示产生异同的本质特点、内在原因等。这也是对比中所欠缺的。
3.语言应用研究比较薄弱。应用对比的目的是为双语教学、翻译、计算语言学等有关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其中指导双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是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对比研究的成果必须运用到双语教学中。而这正是一个薄弱环节。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深入语言本体的对比研究。语名词对比研究是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尽量突破以上问题。
四、语名词对比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一）研究方法
在语法对比中，特别是在维吾尔语和汉语这样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语言的语法对比中，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因为维吾尔语是形态极为丰富的语言，而汉语则相反，汉语词汇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例如，维吾尔语名词有数、人称、格的形态变化，而汉语名词则没有。如果我们只限于形式（结构）对比，就会出现缺乏对比基础的现象，似乎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但是，一种语言没有某种形态，这决不意味着该形态范畴所表达的意义在该语言中不能表达出来。因为除了形态范畴的形式特征以外，还有语言单位的排列形式（即语序）以及语法辅助词的应用等都是表达语法意义、实现语法联系的语法手段。语法手段具有一定的语法功能，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因而将语言单位组成一个语法结构。同样的一种语法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用不同的手段来表达，这些手段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层面。因此我们必须跳出形式系统的传统描写模式，从多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这样才可以真正了解这两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运行机制。着眼于这种差异，我们应借助三个平面的语法观的研究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等三个平面来对两种语言名词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语法特点。
首先，从句法平面看，句法功能对比的必要性尤为明显。因为语名词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的形态特点虽然不同，但在功能上却有一定的共同基础。比如语名词都可以充当主、宾、定，受代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的修饰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共同基础出发，探讨其不同的体现形式。其次，从语义平面看，名词的“配价”和“格”反映的是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适用于一切人类语言。我们可以从这种共同基础出发，探讨“配价”和“格”在具体的语中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体现。最后，从语用平面看，我们将对比分析两种语言名词的有定与无定、回指、话题化等语用特点，及其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
（二）基本内容
语名词对比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再分类情况的对比分析。首先要介绍语名词的分类情况。对两种语言共同存在的一些小类，专有名词、抽象名词、以及几种特殊的名词小类：方位名词和时间名词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从分类情况来看，汉语名词的分类，尤其是后期的分类系统层次性较强，分类标准和目的都比较明确。而维吾尔语中对名词的分类的层次性不显著，分类标准方面有多标准并用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两种语言共有的部分具体的名词小类的特点来看，汉语名词小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即与数量短语的组合规律上。而维吾尔语名词小类的特点除了表现在句法功能上以外，还表现在进入句子时出现的形态特征上。
2.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构词法的对比分析。对语名词的词法构词法和句法构词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名词词汇扩展途径中表现出的语言特征。在汉语中，句法构词法比维吾尔语使用广泛，其复合名词的词化程度也比维吾尔语的高。而维吾尔语的词法构词法更胜一筹，构词成分（尤其是后缀）的能产性和虚化程度很高。这恰恰是汉语的孤立语特征和维吾尔语的黏着语特征在名词词汇扩展途径中的具体表现。不过，汉语中大量的准后缀表明，汉语的词法构词法正处于发展中；而维吾尔语中句法构词手段也在渐渐成为很能产的构词手段。
3.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句法特点的对比分析。从句法平面入手，对语名词的句法特点，即名词在句法结构中充当的句法成分，名词与其他成分组合的情况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汉语表示句法关系的句法手段主要是语序和虚词，维吾尔语表示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形态。在名词充当句法成分的问题上，维吾尔语中形态格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很大，大多数句法成分都有形态标志。当然与汉语一样，语序和虚词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次于形态手段。
4.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语义特点的对比分析。从语义平面入手，对两种语言名词的配价情况和格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名词语义方面的特点。名词的配价指的是语义结构中名词的搭配要求。格关系指的是语义结构中名词所担当的语义角色及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从语义格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来看，汉语作为缺乏形态变化的孤立语，其语义格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手段是语序和介词，而维吾尔语是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因此在维吾尔语中语义格的体现手段首先是名词的形态格形式，其次是后置词。从句法结构中承载语义格的句法成分来看，语义格在汉语中的分布情况比维吾尔语复杂。汉语的语序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大，而维吾尔语名词的形态格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大，所以，汉语中语序的变化将会导致句法成分的改变，而维吾尔语中语序的影响不象汉语那么大。因此，汉语中在表层能够体现一种深层格的句法成分比维吾尔语多。从名词的配价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来看，汉语中还是用语序和虚词，维吾尔语中通过形态格和后置词体现。
5.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语用特点的对比分析。从语用平面入手，对两种语言名词有定/无定、语篇中的回指和话题化现象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名词语用方面的特点。虽然汉语和维吾尔语都是无冠词语言，但是两种语言中都存在表示名词有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具有可比性。在回指问题上，两种语言的篇章中某中事物都可能被不只一次地提及，形成名词的回指现象，只是其表示手段不同。在话题化问题上，两种语言中充当各句法成分的名词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话题化手段来成为话题。在名词的有定和无定问题上，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有定与无定的表示手段有同也有异。首先，两种语言作为无冠词语言，其指示代词都是体现名词有定性的有效手段。两种语言都可以通过指示代词来表示名词的有定性。由于维吾尔语是形态发达的语言，因此还有名词的格，人称和动词的态等形态手段也可以表示名词的有定。汉语中虽然没有类似的形态手段，但“把”字句和“被”字句等句式中名词的句法功能和语序也能表示名词的有定。
从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回指情况来看，在汉语中回指关系的确定主要靠上下文，而在维吾尔语中先行词和回指词在人称上的相互一致的特点是回指关系的重要标志。
从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话题化现象中可以看到，宾语、定语、状语等大部分句法成分都可以通过话题化充当句子的话题，但是由于汉语句法结构中语序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明显，充当话题的成分的句法位置（充当的句法成分）往往会发生变化，一般成为主语。而维吾尔语的形态发达，句法成分的形态标志比较明显，其语序比较自由，所以一个句法成分往往可以以原有形式直接移到句首充当话题，而其充当的句法成分不用改变。从名词的有定与无定、回指、话题化等语用特点可以看到，就表达手段而言，在维吾尔语中形态变化的作用较为明显，在汉语中词与词的组合能力和语序的作用较为明显。
6.立足于语言形态分类的理论高度，在以上进行的细致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探讨两种语言名词的形态特征和句法结构特点，论证两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名词对比研究过程中，必须从语法分析的“句法、语义、语用”等三个平面入手，把结构（形式）对比和功能对比结合起来，把具体理论对比和具体应用对比结合起来，在“由意义到形式”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适当使用双向对比和单向对比两种分析方式。即两种语言相互平行对比，互为出发语与目的语。尽管从总体上看，汉语属于分析语，维吾尔语属于综合语，汉语属于孤立语，维吾尔语属于黏着语，但是以上的对比分析说明，没有一种语言是纯粹的分析语或综合语（或者纯粹的孤立语或黏着语）。汉语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的句法手段，也要兼顾词与词的组合能力；维吾尔语以词形变化为确立句法关系，但语序和虚词的运用有时也很重要。更何况处于双语环境之下的汉语和维吾尔语的结构特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都处于发展的状态中。汉语的黏着成分在发展着，维吾尔语的复合成分和外部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
（本文系新疆大学博士毕业生科研启动基金项目[BS0602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面向双语教学的名词对比研究[09XJC740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基于语料库统计分析的现代维吾尔语名词研究[11CYY054]。）
参考文献：
[1]吕叔湘.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A].句型和动词[C].北
京：语文出版社，1987.
[2]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4]阿依克孜・卡德尔.现代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名词对比研究[D].
高尔基的名言范文3
北欧世界的思想大厦
卑尔根大学创建于1946年，屈指算来，也就六十多年。但是它成为了让挪威人引起自豪的高等学府之一。即便是将它称为北欧世界的一座思想大厦也不算过分。卑尔根大学的前身是卑尔根博物馆。早在1873年，卑尔根博物馆的阿默尔・汉森发现了蜚名世界的麻风病杆菌，并因此而使卑尔根在国际科学界崭露头角。19世纪90年代，著名的探险家、卑尔根博物馆馆长弗里乔夫・南林率先开设海洋科学夏季班课程，并在神经解剖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使卑尔根博物馆的名气远扬海内外。
随着卑尔根博物馆在学术界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逐渐开始朝着大学建制的方向发展。1907年，卑尔根博物馆设立了第一个学术职位――教授，1914年，研究室主任均被任命为全日制教授。到了上世纪20年代，地质物理学教授威尔汉姆・杰克尼斯又一次使卑尔根名扬世界，他创立了现代气象预报与类别基金会，后来该基金会发展成为卑尔根气象学院。伴随着条件的日益成熟，当时的挪威政府于1946年，决定在原卑尔根博物馆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卑尔根国立大学，建校后，由于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时至20世纪70年代，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斯坦・洛肯使卑尔根大学成为挪威社会科学比较研究中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校增设心理学、社会人类学、非洲考古学、热带医学等学科。1990年可以说是卑尔根大学师生倍感荣耀的一年。在这―年，该校荣获了德国贝特尔斯曼奖。参加该项奖角逐的有欧洲的60多所大学，获奖的两个学校必须是在大学管理上有突出成绩者。
与此同时，卑尔根大学同欧洲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纪录，从而使这所年轻的学校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等学府。
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圣地
尽管卑尔根大学是以自然科学为起点的，但是它是一所极为重视人文学科的大学。卑尔根大学的人文科学学院，下设16个系，几乎囊括了整个欧洲的各个语种，尤其是斯堪的纳维语言文学系，其研究的领域填补了语言学诸多空白，对于斯堪的纳维亚语系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卑尔根大学具有前瞻性地创建了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档案馆。目前，档案馆已经完成了维特根斯坦6000页收稿的电子化工作，成为了仅次于英国剑桥大学，掌握维特根斯坦收稿最多的机构。
上述各系共开设50个专业。学院的科研规划分为语言、历史和美学，如中世纪研究、中东与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欧洲文化研究、应用语言与计算机语言、美学研究、自然科学史、伦理学、电影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人文科学院拥有一套完整的学位教学机制，该学院可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岛屿上的科学王国
自然科学一直是卑尔根大学的强项，其数学与自然科学学院下设8个系，其中包括数学系、微生物学与植物生理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水产与海洋世界著名学府生物学系、地质系（矿物学）、地质2系（四级地质学）、信息学系。院级学术机构包括营养学研究所、地球物理学研究所、固体地球物理学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动物分类学部、动物学实验室、动物学博物馆、工程学中心、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博物学陈列馆以及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环境与资源研究中心。
数学与自然科学学院半数以上的教师从事生物学和地质学研究，海洋资源与环境是学院的重点研究项目，还同医学系合作研究生物工艺学。每年的科学经费高达1亿元挪威克朗，即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挪威政府也没有明显降低科研经费的投入。
物理学系是学院中最具实力的科系之一，并且与欧洲原子能研究组织、欧洲粒子物理学中心以及欧洲空间组织等科研机构存在着长期而又稳定的合作。该院学生除了可攻读自然科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外，还被允许选学营养学研究所、生物工艺学中心和生物学系开设的理学士和博士学位专业，乃至外语和法律等社会科学的专业。
全球化发展战略
卑尔根大学创建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因此它更为注重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语言研究领域，它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将各种语言文化都纳入到其研究中，从而形成了最具开放新的语言研究体系。此外，卑尔根大学不断开发信的科研领域，例如生态学，环境学、保健学以及软件开发等。在挪威政府的支持下，卑尔根大学在近年内新增了多个研究中心，并且取得了十分瞩目的科研成果。
卑尔根大学的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中心是卑尔根市的三大同类学科研究中心之一，它和另外两个研究中心（汉森环境与遥感中心、海洋研究所的海洋环境中心，负责制定与开展各研究项目，为政府和工业界服务。卑尔根大学还将校外社会各界出资的合同科研项目纳入本校的教学与研究规划，这种被称为“卑尔根模式”的研究方法已被其他大学采用，并且取得了十分丰厚的回报。据资料显示，卑尔根大学从科研中每年的获利至少在5亿挪威克朗。
同时，卑尔根大学和许多全国性、地方性研究机构保持着友好关系，其中较重要的有汉森环境与遥感中心、挪威人文科学计算中心、挪威社会科学资料服务部、挪威组织与管理研究中心、卑尔根IBM科技中心、挪威语言与术语中心、克里斯蒂安・米切尔森研究中心。2012年，卑尔根大学的在校学生达24000名，其中72%是外国留学生。同期各类教师计4000名，其中1850人为全日制老师、1450人为副研究员。卑尔根大学的办学规模仍旧在不断地扩大之中，这要归功于挪威政府不懈地支持与投入。据资料显示近十年，挪威政府每年投入15亿挪威克朗用于学校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卑尔根大学能够在短期内高速发展的奥秘之一。
高尔基的名言范文4
关键词：托尔金 《精灵宝钻》 神话形象
一、托尔金与《精灵宝钻》
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D1973 年）是英国牛津大学古英语教授、语言学家、作家，以《霍比特人》[1]（The Hobbits， 1937）、《魔戒三部曲》[2][3][4]（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1954；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1954；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Return of the King，1955）、《精灵宝钻》[5]（The Silmarillion， 1977） 等奇幻小说（Fantasy）著称于世。托尔金的主要作品《精灵宝钻》《霍比特人》和《魔戒》三部曲一起构成了一个有关联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由传说、诗歌、各类语言和不同物种共同组成，形成了一个以中土大陆（Middle-earth，又译作“中洲”）为中心的奇幻世界。
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创造了中土世界的最高神埃汝（Eru，又叫伊露维塔Iluvatar ），把它作为创造一切生灵的主宰。随后伊露维塔又创造了诸圣贤“埃努”（Ainu又称维拉Valar），是地位比伊露维塔稍低的神。在维拉之后伊露维塔又创造了级别更低一些的次神迈雅（Maiar）作为维拉的助手。后来伊露维塔和维拉们一起创造了他们的臣民们“初生者”精灵（elf）和“后来者”人类（man）。
《精灵宝钻》（The Silmarillion）全书主要叙述在《霍比特人》和《魔戒》三部曲之前的纪元所发生的事，讲述了各大种族的起源和相互联系。本书主要围绕诺多族精灵费诺在变节的维拉米尔寇（Melkor，堕落后更名为魔苟斯Morgoth）的帮助下打造的三颗精灵宝钻而展开。魔苟斯为了自身的贪欲，欺骗和利用费诺打造了三颗精灵宝钻，而后又用巧计窃取了它们。愤怒的费诺被贪欲和仇恨蒙蔽了双眼，诅咒了偷走精灵宝钻的米尔寇和处于旁观地位的曼威（在中土大陆统领众神的维拉），并和他七个儿子发下费诺誓言，表明将会追杀任何夺去宝钻的生灵，直至世界结束。最终费诺和其子孙为了夺回精灵宝钻在中土大陆引发了长久的战争。因为这个誓言的诅咒效力，费诺家族和精灵饱受战争的摧残和同族的背叛，从而在该时代引发了一连串无可挽回的悲剧，也造成了托尔金作品体系中传说时代的终结。
二、《精灵宝钻》核心形象的借鉴
《精灵宝钻》作为整个中土大陆传说的第一个纪元，交代了不同物种的起源和渊源，许多在之后为人所熟知的形象也正是在本书中初露头角。例如在《魔戒》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两位巫师甘道夫（Gandalf）和萨茹曼（Saruman），正是在此书中作为次神迈雅（维拉的助手）以欧络因（Olórin）和库路尼尔（Curunír）的名字出现。而在《魔戒》三部曲中令人闻风丧胆的魔头索伦（Sauron）也作为魔苟斯的助手和军师在《精灵宝钻》中初露头角。舒伟（2007）指出托尔金对于神话和史诗一直怀有崇敬之情[6]，托尔金对古代欧洲神话传奇的研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神话和史诗，如古冰岛诗歌集《埃达》（The Poetic Edda）、古芬兰神话《卡勒瓦拉》（The Kalevala）和盎格鲁萨克逊英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等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作为贯穿了所有作品的，为人所熟知的角色巫师甘道夫，其人物原型就是取自于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Odin）。在托尔金作品《魔戒》第一本开头，主人公弗拉多就注意到甘道夫的外貌：“……只有一位老汉赶车。只见他头戴尖顶蓝色高帽，身披灰色长斗篷，脖子上围着银色围巾，白须垂胸，浓眉突兀。”而他带来的烟火上每一件都贴着“一个红色的大G和一个小精灵如尼字母”[2]（P6）。在北欧神话的描写中，奥丁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留着灰色大胡子，精神充沛。当他在人间行走时，经常戴着灰色大阔边帽并且手持长矛。除此之外，在北欧神话中，奥丁作为知识之神在世界之树上倒吊九天九夜从而创造了如尼文（Runes），正和托尔金作品中甘道夫使用如尼文代表自己遥相呼应。
另外一个贯穿整个托尔金作品中的元素“戒指”和德国中古高地上流传的《尼伯龙根之歌》不无关系。戒指的元素在托尔金作品中无处不在，如《精灵宝钻》中的三枚精灵宝钻，《魔戒》中的至尊魔戒和其他一些在人类，矮人，和精灵王手中具有灵力的戒指，等等。李为玮（2004）指出，在托尔金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神话中家族仇恨，诅咒，抢夺宝物和把宝物沉入河底的影子。冰岛诗歌集《埃达》中存在一枚被诅咒的戒指，但它没有别的力量。德国神话传说《尼伯龙根之歌》中出现了可以统治世界的宝物，但并没有提到这件宝物就是戒指。瓦格纳在《尼伯龙根之歌》基础上改编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可以认为是进一步给了托尔金创作的灵感。《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一次把之前的宝物具体化，变成了一枚可以统治世界的戒指，这和《魔戒》开头提到的至尊魔戒“一枚戒指统领众戒，尽归罗网”更为相似。《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出现的戒指由侏儒打造，后被众神之王沃坦骗走，侏儒在绝望中发出得到指环的人必会死亡的诅咒。诅咒后来应验在得到戒指的所有种族他们往往刚刚得到黄金和指环便发生内讧自相残杀，引发一系列悲剧。在这个故事中既可以看到《精灵宝钻》中故事主线的影子：费诺精心打造的宝钻被堕落的神米尔寇骗走后，费诺发下誓言诅咒所有抢走宝钻的人，从而引发了精灵族内的战争和自相残杀；又可以看到《魔戒》中故事的雏形：索隆欺骗精灵打造至尊魔戒，然后把魔戒据为己有，企图控制其他戒指，但又因为戒指的诅咒引发生灵涂炭的战争。
不仅如此，托尔金的《精灵宝钻》还借鉴了芬兰史诗《卡列瓦拉》的结构[7]。《卡列瓦拉》主要是讲述三宝（一种带来财富的神磨）的制造、被夺走（丢失）和找回的故事。正如《精灵宝钻》也是围绕费诺打造宝钻，宝钻被魔苟斯抢走和最终宝钻重回维林诺来展开整个故事的。与此相似的是《魔戒》三部曲也是围绕魔戒的制造、丢失和毁灭（找回）来构架的。甚至是《霍比特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构架的痕迹：矮人王宝藏（以阿肯宝石为例）的来源（制造），恶龙史矛革霸占宝藏（丢失），霍比特人和矮人一起夺回宝藏和领土（找回）。可以说托尔金作品的构思上受芬兰史诗的影响颇多。
杨雅婷（2010）指出，托尔金不仅自己研究古英语和中古欧洲语言，而且他会运用究出的原理去发明自己的语言，然后再应用到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上[8]。在以芬兰语为原型的的昆雅（Quenya）语中可以看到托尔金自己创造人物名称的依据，并根据这些人物名称又创造了后来收录在《精灵宝钻》中的《刚多林的陷落》这篇故事。不仅如此，在托尔金所创造的高等精灵语里也可以看到昆雅语的影子。对于除了高等精灵语之外的其他精灵语言，托尔金则借鉴了威尔士语，以其为原型创造了精灵语中的一种，辛达林（Sindarin）。昆雅语和威尔士语构成了整个托尔金作品体系中的主要人名和地名。托尔金为人物和地点取名的方式有着他自己的思路。不同语言的选择在他的小说中有着重要的隐示意义。托尔金的儿子谈到托尔金会根据一个单词的词根词缀的意义先构思好相应的名字，再来组织故事本身。
具体地来说，从托尔金的作品《精灵宝钻》中人物名字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到这位语言大师对神话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例如创造万物之神伊露维塔为第一批居民居住的地方命名为阿尔达（Arda）。《精灵宝钻》中的这个阿尔达（Arda）大陆和冰岛诗歌《埃达》（Edda）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茅盾（1990）提到过冰岛诗歌里的Edda由表示大地之母的Erda演变而来，表示“诗”和“中心”的意思。[9]托尔金将其奇幻世界的中心土地命名为由Erda演化而来的Arda既表达了这是孕育了一切文化的中心土地，又能表达这是一切诗歌和传说的中心。而在北欧神话中多次出现的 “大地，人间”（Midgard）和托尔金《魔戒》三部曲的发生地中土大陆（Middle-earth）也在名字上有着一脉相承的演化关系。
除此之外，《精灵宝钻》中频繁出现的邪恶的化身魔苟斯，全名魔苟斯・包格力尔（Morgoth Bauglir），翻译作可怕的黑暗暴君。魔苟斯来自昆雅和辛达语中表示“可怕的黑暗”的Mor和Goth。包格力尔则出自辛达语中表示暴力的Baw。魔苟斯没有堕落之前作为一个次神他的名字米尔寇（Melkor）是辛达语中“大能者”的意思。
除了以上人物和土地的命名之外，在阿尔达大陆上三块主要大洲之一的努美诺尔大陆（Numenor）是神给大人族居住的地方，后来因为灾难的降临而沉入深海。而努美诺尔大陆在精灵语中的名字就叫做亚特兰提（Atalante），和古希腊神话中被史前的大洪水淹没的拥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大陆亚特兰蒂斯（Atlantis）不无关系。努美诺尔大陆在《精灵宝钻》的描述中和亚特兰蒂斯一样位于大洋中央，生活在努美诺尔的大人族善于航海和远征，而最后努美诺尔大陆的命运也借鉴了古希腊神话中亚特兰蒂斯的命运，被永远沉没在之中。
三、精灵宝钻中借鉴的童话和神话元素
宗教中的神话作为影响因素在《精灵宝钻》里也有所体现。《精灵宝钻》中《维拉本纪》（The Ainulindale）的行文风格和庄严肃穆的气氛都和《圣经旧约》有所对应。伊露维塔创建众维拉，维拉们来到人间创造了精灵人类以及他们生活的世界的模式也可以和圣经中上帝创造人类一一对应。在《精灵宝钻》中，高等人类努曼诺尔族本来受维拉保护，被维拉赐予他们长寿和智慧，但同时也对他们下达不准西行到维林诺的禁令。但人类在达到文明颠峰之际被魔苟斯的助手索隆诱惑，嫉妒精灵的不老不死，多次违反维拉的禁令向西航行攻打维拉所居住的阿门洲。最后触怒维拉将维林诺从世界上隐藏，而努美诺尔大陆也被沉没，努曼诺尔最终走向了灭亡。这个过程和失乐园中描述的亚当与夏娃受撒旦变成的蛇的诱惑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有异曲同工之妙。
茅盾（1990）谈到北欧神话不同于南方的希腊神话，它表达的不是嬉戏恋爱的抒情诗，而是庄严又具有一种宿命的悲剧性。[9]北欧诸神随时处在“诸神的黄昏”（ 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末日，在这一天诸神与巨人怪物最终决战导致世界毁灭）的威胁之下。从托尔金作品自身的结构走势上来看，和北欧神话有着一定的关系。纵观《精灵宝钻》，由于费诺家族的战争，最终导致了精灵整个种族在第一纪元的衰败，比如诺多族的动乱和逃亡，高等人类努曼诺尔族（即《魔戒》中阿拉贡的祖先）违反众神维拉的禁令最终一步步走向灭亡，战争中维林诺（阿门洲的别称，是众神维拉在人间的领土）陷入黑暗，随后被维拉隐藏起来，普通精灵人类和矮人不能像之前一样看见和出入该地。这些悲剧式的发展在形式上和北欧神话中诸神的黄昏相一致：诸神在和怪兽作战并且将“大地”（Midgard）化为一片焦土的同时纷纷重伤或死亡。
不仅仅是在《精灵宝钻》中高等种族们的陨落体现了这种宿命悲剧性，在《魔戒》三部曲中大多数种族也都难逃悲剧式的结局。比如人类先王伊西铎无法克制内心的欲望在打败索隆之后将魔戒据为己有。作为众神维拉的助手来到中土的巫师萨鲁曼本来是巫师之首，却由于最后对权利的贪婪也陷入了追逐至尊魔戒的狂热中。而托尔金作品中所描述的几处世外桃源种族乐土到最后都无一幸免走向破败。《魔戒》三部曲中出现的霍比特人的家乡夏尔，被誉为第三纪中土最美的受精灵女王凯兰崔尔保护的洛丝萝林，号称是大海以东最后一处精灵的庇护所受半精灵王埃尔隆德所保护的瑞文戴尔都是让人神往的乐园，它们随着精灵宝钻和至尊魔戒的出现或毁灭或纷纷在战火中消失贻尽。
曾庆熹（2010）指出，托尔金的作品体系虽然借鉴了北欧神话的悲剧性，但又与北欧神话有所不同。[10]北欧神话着力于描写战争的宏伟画面和最后的满目疮痍。在北欧的神话原型中，人类才是神话的绝对主角，精灵、矮人、怪兽和妖精只是游荡在体系之外的小丑和邪恶的化身。如在上文提到过的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中，整个故事都以人类家族的兴衰为中心。而《精灵宝钻》中托尔金刻画的是战争中不同种族的贪念和自私：变节的维拉米尔寇为了自身的贪欲利用费诺打造了精灵宝钻，而后又用巧计窃取了它们。诺多族精灵为了夺回费诺打造的精灵宝钻发下诅咒，使整个家族始终蒙在追杀任何夺去宝钻的生灵的阴影中，为了誓言他们多次上演“精灵杀害精灵”这样一个在整个托尔金作品中独一无二的奇景。高等人类努曼诺尔族在达到文明颠峰之际由于嫉妒精灵的不老不死多次违反维拉的禁令最后走向灭亡。即使是被派到人间的众神维拉也在人间一步步被战火和黑暗笼罩之后选择隐藏维林诺这个众神在人间的领土，不再回应精灵和人类的求助。正是这些各个种族之间不同的贪婪和权衡，让托尔金的作品带上了一种和北欧神话类似的宿命性的悲剧色彩，但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让人们在为悲剧叹息的同时引发对人性的思考。
四、结语
托尔金的故事构架借鉴了北欧神话和传说，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个人的发挥和突破。在托尔金的故事中，不同物种和种族间的联盟和友谊伴随着故事展开，人类，精灵，矮人，巫师都共同存在于故事的主线中，而不像北欧神话中其他物种只是人类故事的陪衬。也正是因为如此，托尔金的中土世界比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更丰富多彩，发人深省。所以托尔金的作品不是简单地照抄或者拼凑童话传说和北欧神话，而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对语言的创造，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对善恶的拷问。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J.R.R.托尔金奇幻小说中的童话研究”，项目编号：[XKJS201408]）
注释：
[1]李尧译，托尔金：《霍比特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丁棣译，托尔金：《魔戒第1部： 魔戒再现》，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3]姚锦F译，托尔金：《魔戒第2部：双塔奇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4]汤定九译，托尔金：《魔戒第3部：王者无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5]邓嘉宛译，托尔金：《精灵宝钻：魔戒起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6]舒伟：《托尔金的神话意识和神话想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57-63页。
[7]李为：《幻构人类心灵之镜――魔戒的文化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第159-165页。
[8]杨雅婷：《论J.R.R.托尔金的语言观念及其对“传说故事集”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26-128页。
[9]茅盾（方壁）：《北欧神话ABC》，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
高尔基的名言范文5
等文献中出现大量的人名词汇，对其进行分类和相关的语音切分方法研究，可为当前通过藏语信息技术构建格萨尔史诗人名知识库，提供基础性的分类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格萨尔 人名 词汇 音节 切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132-02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美学和欣赏价值的史诗，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诗篇，它既是藏族民间文化的代表，更是藏族历史中各类神话、传说、谚语和诗歌的总和。由于《格萨尔王传》在藏文化的特殊地位，向来被认为是研究藏文化的桥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格萨尔王传》相关的历史、文学、语言等各领域的研究日渐深入，但限于诗传的篇幅和各类名词含义解读的多元化，仍有诸多问题难以深入到应有的程度。我们将自身专业特点与研究人员的需求结合，尝试通过藏语信息处理技术构建格萨尔史诗知识库。由于人名音节相对其他名词更为复杂和多元，对其正确解读与否，有时甚至会影响研究人员对关键事实的判断，因此，我们将人名知识库的构建作为这项工作的首要阶段。鉴于计算机和人类思维方式之间差异性的存在，为了方便计算机识别翻译和人工检索使用，我们在录入海量人名的同时，需要对人名词汇进行基础的分类，并对其进行相关的语音切分方法研究，并将之转换为相应的符号语言，最大限度的增加计算机获取和输出信息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目前我们暂以《格萨尔王传》中著名诗篇
等文献为基本资料，对其中人名词汇相关的分类方法和语音切分方案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这一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的专业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在这一工作的初步展开阶段，诚挚的希望得到相关领域不同专业学者的指导与批评。
一、人名词汇的音节分类方案
《格萨尔王传》中的人名音节多样，从单个音节到十个音节的人名词汇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是建立计算机与人互动的必要前提。根据当前藏语信息处理技术的特点，我们将相关人名词汇按音节数量的不同，初步划分为九个子分类，并对其进行简要说明。
1.单音节人名
《格萨尔王传》中极少出现单音节人名，但其中若干姓氏用一个音节表示的情况较多，诸如：
根据我们目前的统计，尚未在格萨尔史诗中发现单音节人名。
2.双音节人名
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双音节人名基本都是以单纯人名为主，并未发现任何附加在名字前后显示身份等内容的信息。
例如：
3.三音节人名
三个音节的人名多是在名字前后附加了姓和身份。例如
4.四音节人名
四音节人名在格萨尔史诗中出现较多，成为音节分类中出现数量较多的人名类型，多数是在名字的前后附加了身份等方面的信息。例如：
5.五音节人名
五音节的人名在格萨尔史诗中属于相对出现较少的类型，仅有部分人名的乳名、美名和地名信息等内容组成。例如：
6.六音节人名
六音节人名一般是在人名前后附加地名、身份、部落名等信息组合形成的称谓。诸如：
7.七音节人名
七音节的人名多数是由姓名、地名和性格等附加信息组成的称谓。例如：
8.八音节人名
八音节的人名出现较少，同于前述六、七音节的人名，这类人名也是多数由姓名、地名、尊号等信息共同构成。诸如：
9.九、十音节人名
就我们收集到的材料而言，目前尚未发现九个音节的人名，但十个音节的人名数量仍有个别出现。例如：
二、人名语音的切分方法
格萨尔史诗中的人名音节长短不一，开展人名知识库的构建工作，必须首先人工对这些人名进行正确的切音和标注。切音和标注工作的准确性将会直接影响知识库的质量，不同的语音切分，可能导致对人名和相关信息理解上的歧义。在计算机人名知识库的构建过程中，由于电脑信息处理和人脑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存在，为了便于计算机高效识别与正确理解，在较长音节的人名语音切分中，我们暂以藏文“ ”和“ ”分别表示人名词汇语音切分中的单、双音节停顿，用“”和“”符号分别作为用于计算机藏文信息识别的单双音节的切分停顿符号。按照这一思路，对这些人名音节的切分方法暂列如下：
1.格萨尔史诗中几乎未出现单音节人名， 若有出现也可为单音节来切音，不会混淆于其它人名。
2.双音节的人名在格萨尔史诗中属于数量最多的类型，基本都是以双音节作为语音切分点。
3.三音节的人名多数以双、单语音切分点的形式表现，但也有个别人名以单和双的语音切分点的形式表现，大体归纳为如下：
4.四音节人名基本都以双音节为语音切分点划分，几乎没有单音节的语音切分现象。
5.五个音节的人名在格萨尔史诗出现较少，在语音切分上主流以双双单形式划分音节，也有个别人名是单双双形式的进行音节切分。
6.六音节的人名都是以双双双形式的音节语音切分。
7.七音节的人名在语音切分上没有一致的音节语音切分，相对其他分类而言规律性较弱。
8.八音节的人名都是以双音节为单位进行语音切分，目前尚未发现单音节切分点的人名出现。
9.九个或九个以上音节的人名在格萨尔史诗中只个别出现，基本除格萨尔王的别称外没有其他的人物名称。
三、结语
《格萨尔王传》中出现海量的人物形象，人物名称的音节变化多样，尤其部分人名具有多个别称，诸如格萨尔王即有十数个称谓，多是终其一生不同的友人和敌人出于各自立场对其进行褒贬，因而形成的形成各种称名，此类人名的出现，给研究者造成极大困扰。将这些人物名称进行嗜返姆掷嗪脱芯浚对于构建格萨尔知识库的工程而言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这些工作的共同开展，又将会极大的有助于理清格萨尔史诗中诸多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推动和提升当前关于《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能力和认识水平。
参考文献
[1]《仙界占卜九藏》，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
[2]《花岭诞生六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
[3]《玛玉封地》，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
高尔基的名言范文6
[关键词] 维吾尔；Uyur；突厥语
“维吾尔”（Uyur）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大约从八世纪到十三世纪，在蒙古和中国新疆的历史上，这个部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操用一种称作维吾尔语的突厥方言。在近九个世纪过程中，“维吾尔”一词对于力求断定突厥部落名称和专有名词词源的人们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十一世纪后半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写了下面一段话：《Uyur》是一个国名，它有五个城廓。这些城廓是亚力山大·马其顿同突厥可汗议和后建立的。这些城廓是：唆里迷，火州，彰八里，别失八里，仰吉八里”。这个国家由五个城廓组成，其百姓是异教徒中最强悍的猎手。其中叙述部分和词源都已陈旧了。当亚力山大·马其顿抵达维吾尔国境时，突厥可汗曾派四千人出迎。他们的帽沿象隼的翅膀一样，他们张弓射箭朝后和朝前都同样准确。亚力山大·马其顿对他们甚感惊奇，便用当时的波斯语说：nn hwud hwurand。其含义是：“这些人自行猎取食物，对他人无所需求，因为野兽不能逃脱他们的射猎，他们需要时，可以随时打猎过活”。从此，这个国家就叫作《hudhur》。后来，词首的h变成了alif。喉音字母（hurft'1–halg）的交替，尤其是ha变成alif，或alif变成h，是屡见不鲜的，这是突厥语固有的现象。
《维吾尔》——词，用现代术语来讲，它是由动词uy-和后缀—ur构成的来自动词的名词，表示“联合”、 “结盟”之义；显然，维吾尔名称是产生于自称为维吾尔人，并操用他们和我们都称作维吾尔语的人们中间，人们称他们为维吾尔人。这种语言在其通用的整个历史时期，其浊塞音—d—保持了自己的特征。
突厥语中没有这种后缀的痕迹，维吾尔语、汗国语、克普恰克语，乌古斯语和蒙古入侵前的其他任何突厥语也没有这种后缀，然而它却出现于察合台语。与此同时，怀疑它同-ul/-？、ur/gu1同样都是蒙古语后缀形式，也是没有根据的。这些后缀形式渗入察合台语和其它语言，使这些语言拥有了大量的蒙古入侵时的蒙古语借词和后缀形式，所以，它不是纯粹的突厥语后缀系统的组成部分。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扼要地探讨一下突厥专有名词的整个问题，将是有益的。在此，我不打算涉及地理学的名词（地名学），因为这将会引出相互矛盾的解释。如果只提出像Yani：Balik《新城》这样一些城廓的名称，显然它是具有突厥语词义的；而类似Balasagun那样的城廊名称，以及Selene和To1a那样的河流名称却完全没有突厥语词义，而且多半都不是突厥语，它们显然是来自图瓦（通常叫叶尼塞）的碑铭。这些碑铭撰于九世纪及其以后，假定它们是柯尔克孜军事酋长所撰，那么在这个部落中，新出生的男孩降生时，无论如何是要给他命名的，而且成人后还要另起一个名字，叫做erat《成人名号》。我们不了解这些名字之间的关系，但是显而易见，成人名号总要比儿童的名字受人尊敬。在一些突厥村社中，常以奇异的方式选择小孩的名字；比如，婴儿出生后，仅仅是因为父亲或母亲说了一句话，其中第一个词便成了婴儿的名字。还应该说明，当男于成为Kaan之后，他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或成人名号）.而代之以公爵封号。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渊源不同和时代不同的许多固有的突厥专有名词中，有许多人名，在使用该名字的人们的语言中，有着可以理解的含义。比如Akbars《白色豹子》，Aydemir《月长石》，Ay dodi《月亮升起了》。后者可能是因婴儿诞生在月亮升起的时候。但是除了这些含义明显具有可理解的名字外，有一些专有名词，尤其是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那些早期的名字，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例如人名Bumin和Estemi，就是最早的两个突厥可汗的名字。实际上按词源说，这两个名字同部落名称的系属是一致的。
根据已经阐明的理由，我认为，同其它语言一样，突厥语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那些最早的语言形式，除了普通词汇和借助能产的后缀构成的词外，曾有一系列由基本词汇构成的词（名词或动词）及其后缀，迄至当时都已陈旧了；有些词是由缀于词后的能产后缀组成的，在无后缀的情况下，它们已不再通用了，还有一些词是靠基本词汇和后缀构成，但在语言中通过其它形式的搭配，无论是基本词，还是其后缀，也都不再使用了。作为八世纪前的普通名词已经陈旧了，以致于其含义完全失传了，并且保留下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合词，最初多数都是带后缀的基本词汇（名词或动词）。有些专有名词总是当专有名词用，任何时候也没有普通名词的含义，这完全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1]《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耿世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