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范文1
一、儒家与武术
儒学是我国思想发展史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不仅仅是儒学的创始人，还是将原属于“王官之学”的武学传播到民间的有功之士。
孔子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吕氏春秋・慎大》分别记载，“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足见他是一位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勇猛有力的人。他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论语・八佾》)且“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礼记・射义》)，足见其善射。他也回答过自己的学生：“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乎。”(《论语・子罕》)其御车的造诣自不待言。这说明孔子一生是非常重视习练“六艺”的。孔子演练并传授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6项课程中，“射”“御”二艺就是有关武术的课程。“射”指“五射”。郑玄注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此乃射礼的五种射法。“御”指“五驭”。郑玄注曰：“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这是驾驭战车以及田猎的五种技法。由此可见，孔子不仅提倡文化教育，还把“武”作为发展人的重要环节，视人才的标准为文武双全。这样，孔子门下就出现了冉求、子路和有若等，或文武兼备，或勇猛著称的弟子，这足以证明，孔子在传授武艺方面是卓有成绩的。
儒家文人也多有尚武之风，以佩剑舞剑为荣。屈原身穿文服，腰佩短剑；诗仙李白曾随名师学剑，常在朋友面前仗剑而舞，且剑术高超。李白《侠客行》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是何等的功夫；“三杯吐然诺”，“纵死侠骨香”，这又是何等的豪迈。儒家文人尚武，对武术的确立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二、儒家“仁”“礼”与武德
古人尚武且崇德。“武德”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功定、安民、和众、丰财”。这是诸侯用兵道德的要求，但与武林的“武德”仍有渊源关系。
何谓“武德”?是在处理武人之间、武术流派之间、武人与其他人之间、武术界与其他社会各界之间等诸方面的关系时，所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
武德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指导下，在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观影响下，在民族精神滋润的培养下，不断充实和完善，且带有鲜明的儒家仁学色彩。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论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仁”的内容，并将“仁”与“爱人”联系起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进而罗列出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内容。孟子又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仁”的内蕴。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仁”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武德”观念恰恰以这些内容为主体而构成。
“艺无德不立”、“未习武者先习德”等，都是中国武术界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也是儒家仁学论理的具体表现。历代宗师在择徒授艺之际，都从天资、根骨和德性上选拔，要求门下弟子必须首先具有良好的武德。尽管武术界有众多门派，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技法、功法，但其拳谱、家法、门规，几乎一定都是开章明义的阐明武德。明代内家拳法有五不传：“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毒者，骨柔质钝者”不传。以心险者为首恶，因为此种人难望其武德。湖南巫家拳提出：“狂妄之徒不教，轻浮之徒不教，忘恩负义之徒不教”的戒条。《峨嵋枪法・戒谨篇》称：“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这些戒条的形成，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武术中的道德标准，代表了中华武术的主流，教育和培养了无数武林人士，对武术流派的传习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子曰：“见义无为，无勇也”，“仁者必有勇”。可见品格正直，嫉恶如仇，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人，必定见义勇为，这是武林中人显示自我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中国传统武德之一。“劫富济贫”、“重义轻生”、“锄暴安良”、“匡扶正义”等，都是其不同的表达方式。战国时期著名的游侠荆轲，为报燕太子丹在秦做人质时受辱之仇，为阻止秦国对燕国的侵蚀，悲壮演绎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士情怀。
重义节名，德重于艺，儒家文化融入武林，抵御外患“舍生取义”中又增添爱国气节。爱国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情操，它是武德内涵最深层次的体现。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豪言壮语激励自己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岳飞“精忠报国，誓退金兵”，遇害时年仅39岁；明代戚继光慷慨赋诗曰：“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充分表达了保卫祖国海疆抗击倭寇的决心。他们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勇当国难、凛然赴死的精神，乃中华武术自立自强的生命力所在。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使中华武林豪杰产生极大的感染力，强烈的凝聚力和遒劲的奋发力，使中国传统武术的技艺不断进步和提高。
孔子道德观中的另一个根本原则是“礼”。不仅治国靠礼，“为国以礼”，做人也要靠礼，“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人的行为规范。
尊敬师长、谦逊恭敬、宽容忍让等，既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武林各门派共同遵奉的另一道德标准。
尊师敬长是武林中必遵的礼仪，严格禁止任何违抗师长的言行举止。《少林戒约》规定，“平日对待师长，宜敬谨从事，勿得有违抗傲慢之行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即使弟子日后功成名就，也不得狂妄无礼，否则将遭到武林的谴责和不容。作为师长，要遵守师德，关心爱护弟子，在传授技艺时，诲人不倦，弟子“学而不厌”。对于同门师兄弟和朋友之间，也应遵守礼仪，彼此间相互尊重和友爱。
《少林戒约》讲：“对待侪辈，须和顺温良，诚信勿欺”；《永春白鹤拳・十戒》强调，处世做人“戒私斗、戒好胜、戒好名、戒好利、戒骄、戒诈、戒浮夸呈能、戒弄虚作假、戒挑拨离间、戒为非作歹”。无论武林后辈，武林高手，都要注重谦逊恭敬。为人处世，要遵循儒家的“见利思义”、“舍己从人”，谨守“有若无，实则虚”之训言，做到“不可轻显其技，不可妄论他人短长”。由此可见，武德蕴含着儒家深刻的处世做人的道理。
宽容忍让是武德的重要内容。止戈为武，“武”字体现了武德的含义。武术技击的运用是为了以武止武，不得轻易伤害对手，只是制服对手。金恩忠《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言：“技击之德，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既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也。夫所谓截脉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而那些无限度尽其力技有意伤害或置对手于死地的行为，是不符合武德标准的。因此，武林中对绝技的学习和使用有着某些限制。金恩忠指出，少林阴劲轻功一指禅、朱砂掌和仙人掌功等，“着人必死，无药可救，似太嫌狠毒，有乖仁道”。因此，练习这些功夫“最宜左手，盖恐右手功成，于无意中伤人”。中国武术家多表现为大义服人，先礼后兵，比武较技时主张“点到为止”，以相互切磋，提高技艺。
拳谚曰：“为武师，须学礼”。在练拳或表演时要行拳礼。拳礼是武术礼仪性招式，表示礼让、谦逊、友好，其动作既是技术的组成部分，也是武德的体现，还是流派的一种标志。
总之，中国武术家十分注重“仁”与“礼”，中国武术与儒家论理源远流长，武德无所不在，无处不在。
三、儒家对武术的消极影响
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儒家文化的稳定性，使处于这种较为稳定环境中的传统武术，也必然受其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淡漠竞争意识儒家文化倡导“中庸”，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这也是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方法。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藐视竞争和抑制竞争能力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二者的相互影响，使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缺乏竞争意识，而且始终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竞争原则。
2、派别门户之见各种武术派系是武术的载体和传播者，属于武术文化范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这种经济形式所决定的传统武术文化各派系间，必然自相满足，各自为政，讲求保密。武术流派林立，但各流派之间缺乏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形成了以自我标榜，互相攻击为特征的宗派门户之纷争。
儒家文化范文2
[关键词]儒学市场经济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儒家文化范文3
既然社会需要儒家文化，世界需要儒家思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其发挥作用，并且使他成为治国治家乃至治理全世界的灵丹妙药!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孔子则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终身没有追求物质生活，将毕生的精力放在治人，治国的精神世界里并且周游列国孜孜不倦的讲述自己的做人原则和治国理念。说到这里，有人会责问:“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是封建社会，能和现在比吗?”，殊不知，封建也好，资本主义也罢，那都是人们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特点给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下的定义而已。但是，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人”的生存这个客观因素则不会改变，而且是永恒的话题，变化的只是人生存的条件和受条件限制的生活方式而已。然而，无论是什么条件，无论是什么生活方式，人总是要遵守“人”的尊严，以及做人的基本原则。孔子探讨的就是这个原理从而建立了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比如，“克己复礼”这个思想，不仅道出了做人的原理，而且指出了人与社会的必然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一员，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作为自然的产物人有其自然属性，作为社会成员也有他的社会属性，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互相对立的。那么如何将这两个载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属性放在一起并且使之成为“统一”呢?那就是“克己复礼”。作为自然产物，人有他的自私和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消极一面，而且这种欲望是无限的，可以说宇宙有多大他的欲望就有多大，因此人的自私十分可怕!必须加以限制，否则人群就成不了社会，因此人必须学会和自己做斗争，学会要克服自己的欲望服从社会的规章制度。这就是“克己复礼”。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社会总有他的法则，而合乎这个法则的原则就是“克己复礼”。况且，只要这个社会是合乎逻辑，合情合理的人们自然心甘情愿服从这个法则，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乐意“克己复礼”。儒家文化确实很优秀，他不存在过时问题，更不存在腐朽，无论是古今中外，他的思想总是适合人的生活规范。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提倡自己祖宗留下来的如此灿烂文化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那是因为中国人还不够成熟，知识还不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过多地追求“快乐”，盲目地追求房子，车子，票子，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抢劫杀人，拐卖妇女，倒卖儿童等行为。人之所以人是因为他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规范性即应当“推己及人”，人过多地追求“快乐”他就最终失去社会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目前我们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患有严重的“我行我素”症，并且蔓延到整个社会，他们只谈快乐，只谈享受，却从不谈约束和修身，有的甚至不顾家庭的和谐，不顾社会的安宁，一心一意追求享乐，最后选择犯罪道路。在社会和家庭中女人的言谈举止往往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受影响更大，前不久，十岁女童在楼梯里打伤两一名一岁幼童，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其家庭教育，尤其是孩子母亲的修养，因此领会“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圣外王”等儒家思想十分有现实意义，这些思想都是治理社会和家庭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年轻人的社会，到处充满着年轻人的歌声和欢乐。然而，随着这些“享乐气氛”的铺天盖地，那些“严肃，认真，工作，责任”等概念却被统统淡化，他们把“工作”等同于“工资”，“责任”等同于“放任”，领导干部的，责任事故的频频发生，校园里的学术腐败等，不无和这些消极思想有关。然而面对金钱和享乐主义的泛滥整个社会却缺乏有效的精神控制。
二、要学会向大自然学习
人生是短暂的，不要把它充满着火药味，充满着嫉妒和恨。要知道人和人比最终会逼死。生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爱情本来应该是甜蜜的，然而何必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房子碾压，被汽车撞碎，被钞票拐卖呢!要学会和大自然做朋友，风和日丽的时候要听听天空里的鸟叫声，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会对着星空思考。也要学会向古人学习，古人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有电有车，但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依然能够快乐，依然能够度过他们的一生，因此很有必要和大自然做朋友，学会心地善良且懂得“爱”。电影“天仙配”和“马路天使”就是一个纯朴自然的缩影，也是我们儒家文化的缩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回答宋勾践“怎样才能安详自得?”时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这不仅反应了一种道德和修养，同时也反应了一种心灵的境界，也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看过“天仙配”的人都记得那个大树旁的田园，看过“马路天使”的人也都记得那个拉二胡的青年和他的情侣对唱的情景，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无论是农民和还是市民电影里他们都散发着一种粗朴自然，天真可爱的自然景象，这正是反应了我们东方人特有的含蓄，这就是东方文化。没有这种自然的“爱”，就没有那种真实情感的流露。电影的成也在于此。遗憾的是现在屏幕却很难看到这种纯朴而动人的情景。所看到的却是长刀子捅进胸膛血溅屏幕。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过分追求金钱和自我享乐，不把人的情感当回事，甚至把玩弄感情当成聪明，从而导致情感危机，爱情危机，婚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倡传统的儒家文明，使人们懂得任爱，珍惜爱，并树立“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好品德。
三、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学
其实，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个很好的社会学。什么叫社会学?社会学(sociology)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虽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最后还是回到社会，孔子研究的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之所以“人”就在于他完成了社会化变化，这就是与动物的差别。人既然从自然人转化成社会化的人，那就应当具备社会化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即至少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也就是说要遵从做“人”的原则。否则，岂能成为社会，相反成了兽群。孔子强调的就是这个做“人”的道理，而且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做“人”原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人就应当遵从这个规律。遗憾的是，虽然孔子2000多年就已经提出这个做人的道理，但却一直没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真意义上的“智”的境界。“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即把对自己的爱，对亲人的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论语》中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博爱思想，已经囊括了现代的人权理念。无论是西方的“人权”也好，还是孔子的“仁爱”也罢，他们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然而孔子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即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社会人，因此，不难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个和好的社会学。
四、儒家思想与治国
治国的根本就在于治人，治人的核心就是治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使人明白“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从而使人的言行有所收敛，有所约束。会约束的人，也就是说会“克己复礼”人，他的责任性相对高，至少懂得不能伤害别人，也不会有违背道德和世俗的行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就越安宁，越和谐。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是要说构建和谐社会，仅靠法律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治人的心。法律是套在人身上的缰绳，是人的警戒线，它虽然套住人的两条腿，但它套不了人心。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两条腿，而恰恰是控制这两条腿的人的“心”，因此，与其套腿还不如去套心，用绳人会反感，用心人会感动，这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理学原理。随着人的自觉性，责任性降低，就算一千条法律，一万条法律，这些人却想的不是遵纪守法，而是如何去“对策”。社会上懂法律，讲法律的人不多，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大，很少有领导去学习和提高这方面的知识，一般老百姓那就更别提了。大多数基层领导和干部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很得意，很牛，基本上没有服务意识，相反“威慑”他人意识到很浓，认为“握拳”在手，理所当然要吓唬人。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老百姓也心甘情愿被这个“拳”吓到，也认为理所当然，且会说“我当官也会这样，这才有本事!”，并把钱和色源源不断的送给这个官，当这个官最后露了馅被法院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骂他“贪官!贪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所以“贪官”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官”儿本身，其实也和老百姓有关。归根结底和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因此根除，净化社会环境，提高正能量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提高国民素质。那么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里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懂法的不多，不懂法就不存在守法意识。因此，要提高社会正能量净化社会空气，必须做到法制要结合德治并把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来，遗憾的是教育基本上被边缘化，政府谈教育一般都是投入和改建校舍等问题，至于“什么叫教育，如何搞教育以及教育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等要害问题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去关心，甚至连教育工作者本身也漠不关心，学生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也因此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那呢?教育不但对社会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被房子和车子埋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正能量而且严重缺乏“千里马”，这涉及到我们国人的素质更涉及到我们官员的素质，说是我们的官儿是“考”上的，那也无非是做了个文字游戏而已，说是被“选”上的，那也只是被一帮像“球迷”，“歌迷”一样的人起哄而上的，这些“迷”哪里知道他们选出的人肚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也不知道他是“半斤还是八两”，这是官员的情况。至于老百姓，情况更不用说了，他们目前很单纯只是想挣钱。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教育”是学校的事儿，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票子，房子，车子，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一举一动，一句一话不但影响着家庭和孩子也影响着周围，影响着社会。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并把它放在突出位置，这对社会的治理至关重。这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净化社会，提高正能量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孔子的“仁爱”，“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德治的基础。中国是个讲情义的国家，自古以来如此。尤其是自孔子，孟子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变革，人们却始终没有放弃骨子里那种“亲亲”，“长长”，“仁爱”等道德观念。“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意思是说，亲近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是仁，尊敬自己的兄长，就是义。而仁义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追求和提倡的目标，就象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一样。正因为不和谐，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缺少仁义，所以要提倡“仁爱”。我们说“尊老爱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年长的称“兄”，年少的称“弟”，德高望重的人不但受到尊重，也自然成了一种权威，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遇到什么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向他们请教，因为年长的不仅德高望重且总比年少的见多识广，农村里的刘家营子，王家村就是这么过来的，之所以人们以“刘”或者以“王”命名他们的村落是因为这个姓刘或者姓王的人他们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无意中成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经过自身的修养已经具备“内圣外王”的高尚品德。他们没有文凭，也没有被上级委派，但他们照样主持公道，为人厚道，使所属社会井然有序，村民们也相互尊重，互相关心并遵从他们根深蒂固的“亲亲，长长”原则来服从他们的“官儿”。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的社会一贯提倡“年轻化”。的确，年轻人有文凭，年轻人有朝气蓬勃，但管理社会方面却不如长辈，因为，至少，一个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年长者在他面前，他怎么好意思向他发号施令;相反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辈又怎么好意思去听一个孩子的教诲。虽然现实中都这么做着，但心里还是不服，从而避免不了冲突，因为，归根结底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的“亲亲”，“长长”原则。总的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才知道需什么叫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什么叫“克己复礼”，什么叫“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知道“克己复礼”的人，他不会有极端的自私自利，他会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社会道德的;知道“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他会尊重别人，饶恕别人，不会强求别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从而能做到“推己及人”;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他懂得不管怎么穷或者不怎么如意且能把精力倾注于自己身上，提高自己的修养，相反不管怎么富或者做官且忘不了继续努力为天下人造福。一句话懂得儒家文化的人，他们都’能“内圣外王”，使自己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品德。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提倡的“社会正能量”。去年，也就是刚刚过去2013年11月26日来到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要以为过着现代化生活，也不要以为进入了21世纪，且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统统放弃，要知道改善中国人的思想灵魂就得从传统文化开始，就像说的那样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思想和特点。其实，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摆脱不了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儒家文化，因此要改善国人的思想修养就得结合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得到和谐，从而才不会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违规事件。
五、儒家思想与“教育第一”
儒家文化范文4
关键词：“礼——乐”文化；儒家；诗学；“诗言志”
中华民族自古贯之以“礼乐”文明的称号，把礼乐作为这个民族文明精神的核心，“礼——乐”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存在方式。中国诗学从《乐记》开始，经魏晋六朝钟嵘《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到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诗学主要要求用诗言志、抒情达意。由此而形成的由形神结合到以形写神，以至要求“神似”，讲“神韵”等，都是这一特点的具体表现。“诗缘情”说的产生，也是与“诗言志”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由此而形成中国文艺作品抒情性很强的重要原因。“诗言志”说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历代的诗学理论，它是中国诗学史中不可否认的“开山的纲领”。
一、以“礼——乐”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上古时期巫师作为人神沟通的中介，利用诗、歌、舞营造人神交融的氛围。巫术、祭祀活动中的歌舞表演是向神求福，体现出“神人以和”的天人关系与生存追求。远古社会中，祭典活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集体活动。祭典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意识，而“乐”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宗教大多通过巫术礼仪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又是和原始歌舞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乐舞是沟通神人联系的工具和手段，表达人对自然的祈求，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祭祀乐舞凝聚着人们的精神信仰和心理需求，祭典活动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共同文化心理和表现形式。“神人以和”是原始艺术和巫术文化时期审美艺术的共同特性。中国早期的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艺术和宗教常常互为载体。商周之交完成了巫术文化的人文化，审美意识由“神人以和”发展到“礼乐之和”。《诗经》保留了不少巫史结合融为一体的诗篇，反映的正是巫术文化时期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心理。
从文化渊源看，远古时代，巫术是政治的一部分，主宰着文化的走向。商周的社会变迁，不仅是制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变革。就社会制度而言，西周初期宗法制色彩仍很浓，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观是“礼”的重要内容，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随着封建制的完善，殷商充满巫术色彩的礼乐文化向人文性的礼乐文化发展，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从“神人以和”向人伦礼乐的融合。殷礼以事鬼神为主，周礼则加强了“礼”的人文功能，强化其在道德、人伦规范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儒家追求的以德配天，道家所追求的生命意义和精神自由的境界，本质上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都与早期祭祀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
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有识之士开始编定礼书，提倡重建礼乐和谐的社会，这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范畴。
从字源上看，“礼”字在卜辞中为“豊”字。王国维考证说：“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礼之器，其说古矣。”此说可证明礼字的来源与礼字的本义，即礼为祭祖祭神的仪式。可见礼是原始社会中的社会风俗习惯，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现象，随着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的发展，礼逐渐演变成国家典章、制度、仪式等。举行礼的仪式是为了加强社会的和谐和有序。儒家学说就是想通过礼乐的教化使礼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契约，并使礼乐精神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文化和道德自觉。儒家思想以“礼”为宗，孔门之内礼乐相传，师徒授受，形成一种教育及传承关系。
孔子在确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阐述了礼与仁义思想的关系。孔子强调恢复周礼秩序，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他指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又把学礼作为修身的基础。战国时代孟子、荀子也都阐发了“礼”的含义，荀子还撰写了《礼论》专篇，成为后来礼学著作所遵循的理论依据。儒家认为，伦理、道德和有序是人类在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中受到启示，并经学习实践总结而得的规律和法则。孔子认为：“夫礼，先王承天之道，以治人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论语·泰伯》)。孟子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文明社会的人有别于禽兽就在在于学习和受教育，“教之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在解释为何要实行礼治以及礼的来源时说道：“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为序，星辰以行”(《荀子·乐论篇》)。“礼者，天地之序”，“礼者，理不可易也”，礼是秩序是规律是法则，和自然一样永恒不变。
礼乐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礼记。冠义》云：“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乐之和”把伦理道德的“善”和审美情感上的愉悦统一起来，成为儒家诗学理论的重要来源。礼乐一体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教育的艺术化。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及其传人，在继承总结了先秦以来对乐重视的思想、肯定乐对政治具有辅助功能的同时，认为乐作为人崇高精神必备的修养，是保持畅达愉悦心态的生存必需。从儒家人世人生的价值取向来说，儒家不仅重视现实人生，也重视艺术人生。从人文主义的思想出发，儒家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的后天教育，相信乐能净化人的心灵。儒家礼乐文化对诗学的影响必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诗学，“诗言志”之志围绕的必是“礼一乐”社会理念的体现和追求。秦汉时代，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都被儒家纳人“礼——乐”规范的范畴之内，从而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道德政治效应，以达到巩固社会礼制的稳定结构。
二、《乐记》与“诗言志”
《乐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音乐思想，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代表了儒家全面系统的经典性著作，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汉代刘向《别录》载公孙尼子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故形于声，声音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儒家认为理想的音乐，不仅在于“审音知政”和“乐以政和”，还应超越“政治”，“乐以天地同，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子贡问乐》)。
先秦之“乐”，无论在其起源意义，还是在宗教文化层面和精神境界上，都要比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礼略高一筹。礼是人所制定的，而“乐”则与天、神有联系。《礼记·乐记》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者，天地之命”，并兴舞“降兴上下之神”。
《史记·乐书》谓：“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春秋时孔子虽提倡礼乐并重，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说乐是诗、礼兴立之后才能达到的一种更高的意境。而《尚书·尧典》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吕氏春秋·慎行》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其谓之“和”，正是中国古代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超越客观世界的最高审美精神境界——天人合一。
儒家的“礼乐之教”、“礼乐之治”是以“仁学”、“德治”为核心而提出的。孔子儒门的诗学非常强调理性对感性的把握，这是符合诗学本身的感性特质的，因为众所周知，诗学是对人的感性需求的满足与发展。荀子《乐论》的传统就强调情感的伦理道德属性。《毛诗大序》明确地指出了诗歌是通过“吟咏情性”来“言志”的。《大序》中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同时又指出诗是“吟咏情性”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把“情”“志”统一了起来。刘向在《说苑》中说诗歌是“思积于中。满而后发”的结果，即所谓“抒其胸而发其情”。《春秋纬·说题辞》中在解释“诗言志”时说，诗是“天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这揭示了诗在早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情志蕴涵于人心的本质。儒家论诗着意于通过人的自然情感来唤起人的伦理情志，人的情志必须“止乎礼义”。朱自清说，“诗的讽喻就是美刺，就是诗言志。”《诗大序》论《诗》之《风》《雅》《颂》，从始至终贯穿着美刺教化的观念。可见，儒家的诗学理论是直接与德治、仁政联系在一起的。
《诗大序》继承并发展了《乐记》中艺术乃情感的表现的思想，它将“志”与“心”联系起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就把志向情感方向推进了一步，和以前笼统地说“诗言志”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它进一步明确提出诗为情感的表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诗乃内心情感外化为“言”的结果。孔子曾要求美与善的统一，主张既要“尽美”又要“尽善”。如《论语》的记载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但是在孔子看来，美与善相比，善是更根本的东西。他说：“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就是说，人如果不能行仁道，所谓“乐”就没有什么意义。《乐记》在区分“音”与“乐”的时候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乐”不仅是给人以美的感受，而且要通过情感的表现传达出一定的伦理道德内涵，“乐者，通于伦理者也”(《礼记·乐记》)，这是此一时期诗学理论以“志”为主，以志统情的原因。
孔子称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无邪”，又称赞《关雎》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这都是从诗所表现的人的道德心理状态去“观”所作出的结论。《乐记》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的说法，与孔子以乐“观风俗之盛衰”的思想是一致的。《诗大序》总结了前期儒家美学思想，使儒家美学那种把文艺作为教化工具的看法极大地发展丰富起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孔子、《乐记》、《诗大序》都把诗的作用规定在实用性的政治教化上，因而也就从外部规范了“志”的含义，并使刚刚被发现的“情”紧紧依附于“志”，受制于“志”。而作为诗人个体的内在的“志”。儒家认为诗乐是人的内在伦理情性之外在表现，即《乐记》所说的“和顺于中而英华发外”。中国诗学的发展是在—个传统中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这也是“诗言志”为何一直是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中国诗学主流的核心原因。
三、“礼—乐”核心与“诗言志”
“礼”与“乐”为“六艺”的重要内容，礼乐教育肇始于原始的祭祀活动。《尚书·尧典》记载舜对夔说：“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可见礼乐教育能够提升人格，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说法概括地指明了礼乐教育对于人格完善的重要性。诗之用，也就是礼乐之用。《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记》则说：“乐者，德之华也”；“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
在中国，诗与艺术，乐与审美，都是以深厚的哲学意蕴作为背景的，这首先是“礼一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要求，其次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人文的要求。儒家认为，产生于诗人心中的情感是受到伦理道德制约的社会性的理性情感。孔孟把人的情志归于仁，归于善，认为这是天赋予人的天性，人的情志就应当体现人的这一天性。但荀子的人性恶论却肯定了人的情志是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对个体情志的进一步的肯定，但他同时认为这种个人的情志需要社会伦理的教化和制约。《荀子·乐论》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但是荀子所说的情感，并非人的天然情感，更不是审美情感，而是他所倡导的以“礼义”为核心的伦理情感。荀子认为要以礼义制约感情，把情感纳入伦理之轨，他明确提出“诗言志”，强调诗要“明道”，明“圣王之道”(《荀子·效儒》)。
儒家之志是一种人世进取的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痛心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不信鬼神，积极进取，希望通过完善人的自我道德的约束，来达到和谐的礼乐社会。儒家之志更是一种道德修养，涵养的是一种伟大的人格。中国古代诗论一向重视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实践效果。礼乐的实践功能尤其被重视，“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天子，如此，则礼行矣。”“礼”是根据统治需要后天产生的，是用外加的“理”来制约人的，具有强制性。儒家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仅强调了对政治和道德的热情，对人的爱，也强调了和谐的文化，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地反映了儒家务实的人生观和鲜明的人文精神的。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称道儒家“仁近于乐，义近于礼”，指出孔子要“克己复礼”，要把“礼一乐”精神内化于“仁”学结构中。
儒家文化范文5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本管理；“仁”学；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
1 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从人性出发来分析、考察人类社会中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以人性为中心，按人性的基本状况进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而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仁、义、礼”三学就反映了人本管理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1)突出人的主体性。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同时，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
(2)注重管理的道德性。如何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来实现其管理目标，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
(3)创立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儒家在用人标准上，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任人之道就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同时，儒家还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才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
2 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位管理学家和企业精英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得出结论：“修炼企业，人本为大”。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只有从人入手，充分考虑人的社会性，实行人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管理才能够有效实施；企业的经营目标才能够最终实现。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搞好企业管理实现效益上之最大化，不仅要改造设备、改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创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文化，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鼓舞员工，使员工能够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之中，提高管理效益；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更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祖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管理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即对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创造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作用。
(1)有利于形成反映时代要求的人本管理新模式。纵观人类发展，人本思想贯穿于管理学的历史。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20世纪初以来，人际关系理论、“参与管理”即y理论以及“权变理论”先后出现，他们提出的“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 假设，都反映了人本管理思想的新成就和进步。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文化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2)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借鉴作用。 作为贯穿于儒家文化人本管理的“仁爱”思想，它在经营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实现企业最有效的价值选择这一宗旨。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企业的团结和凝聚力。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3)适应了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人本管理适应了信息化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工业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人本管理将成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企业所处环境、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经营管理方式也将随之变化，企业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信息和人才是企业战略资源。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企业迫切要求统一使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简化流程，优化组织实体，强调“人”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人为中心，实现人与技术相互结合的路线，这就把人本管理摆在了首要位置。在学习型组织中，管理的重心是发挥员工的创造力，要按照员工的特长将其放在最适宜发挥创造智慧的专业工作岗位，这正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所以，人本管理是关键。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可以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相适应，焕发出新的生机。
(4)可以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企业目标。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是那种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知道，人本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情感是影响人们行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任何人都有渴求各种情绪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断地关心群众的生活，要建立起正常、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要营造出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同志氛围、朋友氛围。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中寻求智慧，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悠悠管理，人本为大”。如果我们能够对儒家文化去粗取精、兼收并蓄，充分发掘人本思想的内核，让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扬光大，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必将会对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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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伯拉罕.哈罗维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人本管理模式［m］.呼合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儒家文化范文6
官场是个道场。论语有言，学而优则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与中国官场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儒家官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宗教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潇洒任侠的孔子脱去了普通人的外衣，走向神坛，从孔丘变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从此，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孔子被供奉了起来，这个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孔夫子在唐朝以后，有了自己的道场：文庙。他的故里曲阜成了圣城，他的弟子也随之成圣，他的家族成了中国最久远的世家，香火绵延三千年。儒家就此成了儒教。
儒家宗教化至为重要的一个推力便是科举制度的出现。官场变成了儒生们的名利场，儒教由此深入人心，并开始和中国原有的“敬天”、“祭祖”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农村的某些地方，有的人家还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里的“师”，就是孔子。
儒家宗教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官场的信仰，他们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按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法则来修身养性。
后面这“十六字”真言是中国官场偶像曾国藩的立身格言，他从前人诗词中集出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幅对联与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儒家的气度，也是古代为官的至高境界，近乎道，从乎圣。
王莽谦恭未篡时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曾提到这样一则故事。清乾隆间，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同演《长生殿》，国饰玉环，于饰明皇。于念堂属不敢尽情嘲，国庄容责于曰：“在官言官，在戏言戏，苟非应有尽有，则戏之精神不出。”此事久传为笑谈，假如国泰能如其言，在官言官，处处尽责，倒也无伤大雅。问题关键在于，国泰和于易简做官如演戏，共同制造了乾隆年间的惊天贪腐案，亏空帑银200万两，最终落了个自裁的下场。
官场如戏场，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儒家的道德修养要求太高，在官场挣扎的士子们很难成为真正的方正君子。
汉元帝的时候，有位叫诸葛丰的人说：“如今天下之大，却已找不到能够为了气节、正义而献身的臣子，大家都是在相互讨好，以利益相迎合，心中只有一家一姓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兴亡。”他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出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数十年，用了多少儒生！但是，临终时像托孤这样的绝顶大事，武帝却一个儒生都不用。可见他最后已经认识到儒生的虚伪面目，他们身披着儒学这张“羊皮”，暗地里却嘶嘶地呼出狼的气息。
这样的官场风气让后来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胡雪岩的大败局
官场如战场，朝臣争斗，看似表面谦和，实则步步杀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起步颇有中国特色：找到政治靠山，因人成事。
虽然其个人能力出众，但能有合适的舞台供其发挥，和他的后台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为什么其能在短时期内聚敛巨大财富，最后让人对其财富地位愤愤不平。
政治经商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样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这样的商业模式，和某一政治人物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官场本身巨流暗涌，风险极高。因为没有谁能在官场长青，所以胡雪岩的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商业生命的一个主线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争权斗争，故事也就随着两人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展开。
因此成事，也因此落败，当左宗棠李鸿章相争时，作为左宗棠得力助手的胡雪岩，也就成了李鸿章一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当时中法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李左势同水火。左宗棠是胡雪岩的政治靠山，胡雪岩是左宗棠的经济后盾，两者利益休戚相关。
胡雪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官场中纵横捭阖的能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资源，以致于在政策风险加大之时，仍然一味扩张，固执地做庄，对旗下的钱庄、当铺没有能够未雨绸缪。对付左宗棠得先拿胡雪岩开刀，而此时的胡雪岩却有如风雨飘摇，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李鸿章动动动手指，一击则溃。
纪晓岚的双重人格：
大学士、倡优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古代读书人在官场上的进取心有时令人瞠目结舌。西汉重臣主父偃贫困时便立下豪言壮志：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
一入官场，身不由己，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家天下的古代中国，臣子荣辱不过是帝心一念之间。
有一朝显达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一朝潦倒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万历首辅张居正在世时，圣眷正隆，权势滔天，等到死后失了君心，连尸体都要扒出来受戮。
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刘郎是路人。范进中举之前，在其老丈人胡屠户眼中不过是只“癞蛤蟆”，中举之后，立刻就成了“文曲星”。《红楼梦》中元春回家省亲，就连她的老祖母贾母都得跪拜相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