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资料范文1
【关键词】地理环境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一、莫桑比克地理环境概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莫桑比克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南部，南邻南非、斯威士兰，西界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北接坦桑尼亚，东濒印度洋，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马达加斯加相望。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属东2时区，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当地无夏令时。
（二）语言
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各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绝大多数属班图语系。在主要的大城市中，英语作为商贸用语被广泛应用。
（三）人口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3年莫桑比克人口为2583万人，女性占51.1%，男性占48.9%。
二、莫桑比克经济环境分析
莫桑比克由128个县组成，约有50%的地区还没有电力资源覆盖。只有22%的人口能够享受电力资源，80%的人口仍在使用生物燃料。
（一）该国的主要能源应用情况
莫桑比克能源供给以水电为主，工业用电量大，但是覆盖地区少，该国水能资源丰富，水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水电站的建设则需要很大的投资，尤其对水泥的市场需求量巨大。
莫桑比克新能源应用虽然有了一些项目，但存在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等问题。项目推动主要依靠南非、美国、印度等国的技术和资金。2011年5月，莫桑比克政府批准了2011-2025年国家十五年新能源战略规划，以推动新能源的发展。
（二）莫桑比克的基础设施状况
（1）公路：公路总长约3.03万公里，其中柏油公路6303公里。
（2）铁路：总长3372公里，3条东西走向、互不连接的铁路，主要进行货物运输。
（3）水运：内河航线1500公里，海岸线2600多公里，有马普托、贝拉和纳卡拉等港口15个。其中马普托是最大港口，也是非洲著名的现代化港口之一，有25个泊位，年吞吐能力为1200万吨。港内有铁路通向南非、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
三、政府政策
（一）莫政府为稳定水泥价格免除水泥进口附加费
为了发展水泥民族工业，莫从1997年开始征收水泥附加费，费率为12.5%，2002年起费率降为10.5%。但目前国内水泥工业最大生产能力每天约25000袋，只能满足南部需求的80%、中部的70%、北部的60%，因此严重制约了国有和私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二）环境保护
（1）由企业和投资者采取适当措施预防和减少环境问题，特别是预防和减少那些上一点提及的，根据出自本部门主管机构法律中的，某些规定或批准项目实施具体范围内及签发的，经营活动许可证中的规定和指示，对环境影响评估研究中认定的问题。
（2）有污染、传染而消极改变和影响环境或公共卫生的活动，要遵守出自主管机构的规定，法律中仍限制以及与此有关的国际协议和准则，特别是莫桑比克签署的协议及准则。
四、投资咨询非营利性中介机构
“中国（莫桑比克）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是我为加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双边经贸关系而在非洲设立的十一个"中心"之一。"中心"可为国内企业赴莫桑比克及其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方便和服务；可为中资企业提供当地及其周边国家投资环境和政策信息，协助办理公司注册、货物报关、商检等事宜。
五、风险评估
莫桑比克政府致力于健全经济政策和投资环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6年，莫桑比克历史首次成为适合外国投资和政府对于外来投资不设定苛刻条件的非洲10个国家之一。
虽然如此，但就总体而言，莫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做得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表现如下：
（1）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网络、交通、水电供应等仍是投资障碍。
（2）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欺诈行为多有发生。
（3）医疗卫生条件差。
（4）政府办事效率低，严重。
（5）通货膨胀率较高，投资要注意货币贬值风险和汇兑风险。
莫言资料范文2
莫言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主要作品包括《丰乳肥臀》《蛙》《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善于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他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瑞典文学院对其的评价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不仅令文艺界沸腾，也令证券市场振奋。莫言获奖，其书籍销量必将在国内外出现井喷式增长，出版社能够获得丰厚利润；加上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的称号，概念的稀缺性和新颖性都吸引游资敢死队借风炒作出版传媒股。10月12日，两市小幅高开，传媒板块个股全线飘红，一度出现6只个股涨停的壮观奇景。
由于此前就有“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流传坊间，出版传媒股在“十一”长假后的走势一直表现不俗。与莫言关系最“蜜”的新华传媒(600825)股价已在“莫言概念”的影响下连续多天股价上涨。10月11日当天，沪深股指双双以下跌收盘，两市出版业公司中，仅有新华传媒一家逆市上涨，涨幅为4.81%，周五开盘即告涨停。本周新华传媒累计涨幅18.67%。
2011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与新华传媒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签订了《数字出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出版、发行为主的两大集团从此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打造数字出版产业。资料显示：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的成员单位，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是新华传媒大股东新华集团的股东，持有新华集团5.1%股权。
上海文艺曾出版过莫言的18部作品，几乎将莫言现有作品全部囊括在内。新华传媒则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发行商，拥有可观的渠道。因此，如果莫言作品因获奖事项而销售火爆，公司也将随之受益。
除上海文艺出版社外，长江文艺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一部《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上市公司长江传媒(600757)的全资子公司，2012年上半年，长江文艺为上市公司贡献的现金红利为915.48万元。
莫言资料范文3
本文作者耘山历经十余年，寻踪外公毛泽民的革命足迹，其间数次远赴俄罗斯，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寻找到了毛泽民1939年在莫斯科治病期间留下的大量档案。在此基础上，耘山与另一作者周燕合作完成了《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民兄弟关系》一书，日前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征得作者同意，本刊摘发此文，以飨读者。
一
1959年8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奇怪的足，她让妹妹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直到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
那天，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发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着。
婚礼结束前，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靠在他的身前。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作主定下来的。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的什么亲戚。但真正搞清母亲与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那年，空军飞行部队在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员，我报了名。“选飞”的条件非常严格。我连续通过了好几道体检关。就在最后填写政审表时，却把我难住了。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不仅要填写在世的直系亲人，还要写明祖宗三代。
母亲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就连我们兄妹和在一起的照片，也被她锁在柜子里，不拿给我们看。她是担心我们因是的亲戚而产生优越感。但这次我要考飞行员，如实地填写政审表是对组织负责的大事。母亲和父亲认真商量后，由父亲郑重地为我填写了这份政审表。表里有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
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最终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却由此知道了母亲毛远志的血缘脉络。从此，我倍加努力，一言一行都要为争光，为毛家的烈士们争气。
1968年，我应征入伍，并主动要求到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阶，参加过城市“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还特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79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每当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身边英勇地倒下，一种不可言状的慷慨和悲壮在我心中升腾着，仿佛我也站在了毛家先辈的战斗行列中。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击着我的心灵：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外公毛泽民，这辈子要活个明明白白，否则在战场上“光荣”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了解，那该多遗憾啊!
1983年秋天，我从中国人民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了。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恰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乌鲁木齐。
这次纪念活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些当年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仍在新疆工作的老同志都去了，还有他们的家属。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谈论当年在新疆经历的事情，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谈回到延安的喜悦心情。我们通过瞻仰毛泽民旧居，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祭扫烈士陵园，特别是查看了新疆自治区档案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珍藏的档案资料和《新疆烈士传》，才真正了解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才知道他是怎样被捕的，他的牺牲又是何等壮烈。我们甚至得知，江西赣南有个铁山时，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还兼任过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真没想到，我的外祖父毛泽民还做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的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她的心一直浸在泪水之中。母亲出生前，她的父亲便跟随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也很少见到。对父亲，她脑海中只有依稀的印象。16岁时，她被父亲召唤到延安参加革命，而那时，父亲自己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在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日日想，夜夜盼，最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这次，一到乌鲁木齐，母亲触景生情，十分动情。当她踏过“毛泽民旧居”的门坎时，迎面看见一个坐着烧水壶的灶台。她停住了脚步，泪流满面，说：“爸爸，在您生前，女儿没能亲自给您做一次饭，烧一杯茶……”此情此景，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一年，母亲已经61岁了，对她来说，来新疆的机会实在难得。纪念活动结束后，母亲又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周。她与我父亲一起抄写了许多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两代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辛的寻踪之旅。我们沿着毛泽民的足迹，从老家韶山，一路追寻他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地方，长沙、安源、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闽西、瑞金、遵义、陕甘宁、新疆……经过20多年的寻踪、搜集和考证，逐步梳理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
那时，我还是一名现役军人，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潜心研究外祖父毛泽民。直到2000年，一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非常热心地提示我：毛泽民是我党金融工作的老前辈，可称得上是新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了，作为后人，你应该为毛泽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朋友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为毛泽民做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工作间隙，一口气跑了天津、湖北、上海、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十来个省市，把毛泽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寻找资料，拍摄照片，寻访知情者。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署名、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反映毛泽民革命生涯的一部大型彩色画册《毛泽民》终于问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毛泽民是我党红色经济的重要开创者，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作为的亲
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难道他就是一个埋头拉车的“老黄牛”?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为什么毛泽民会相安无事呢?有人甚至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是不是持有不同政见。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所能找到的反驳意见，只有他当时的大嫂贺子珍的一句话：“如果连泽民都整了，红军还要不要吃饭?!”显然，这句话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二
2004年8月初，《作家文摘》转载了作家卢弘撰写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引用了李德《中国纪事》一书中的两段话：
12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外，还有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坐在一旁，像是“原告”。
后来我多次听说，和毛泽民受了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李德的斗争。真没有想到，毛泽民的革命经历还与我党一段重要历史有联系。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的作者卢弘，曾经是《报》的记者，就住在北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知情人竞在眼前!我设法找到了卢弘的住处，很快拜访了他。
眼前的卢弘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泛着红光。他的言谈很风趣，还常常助以手势，仿佛他本人就在故事的情节之中。
在交谈中，我得知，卢弘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军旅画家，曾在军内外书报刊中发表过大量的美术作品。“”初期，因为他发表在《报》的一幅大批判漫画，便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卢弘把重走长征路当成“避风港”，他与《报》的几位摄影记者一起去旅行写生。一路上，他画了许多画，收集了许多材料，一个与党中央领导层一起走完长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国人――李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如果没有李德，很可能就没有这次长征。从那时起，卢弘便对李德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卢弘的岳父将军，是当年李德身边的俄文翻译，又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耳闻目睹了李德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几乎所有的活动。这使卢弘有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
与卢弘交谈，我最渴望的还是更多地了解有关毛泽民发言的情况。卢弘却眯着眼睛，十分谦逊地说：“我知道的也就是书上写的那些。”说着，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本他的著作《“洋钦差”李德外传》送给我。
当我翻开《“洋钦差”李德外传》，认真寻找书中有关毛泽民的内容时，却感到很不满足。李德对毛泽民的态度如此耿耿于怀，那么，毛泽民在发言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书上对此却未展开，只写他讲了一连串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数字。如，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等等。
为此，我曾请教过卢弘老师：“毛泽民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就讲了这些?”
卢弘非常爽快地回答说：“那是我推测的!你想，我当年研究李德，什么资料都没有，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对于毛泽民更是一无所知。我想，毛泽民是搞经济的，整天拨拉算盘珠，对数字最感兴趣，我就把这段‘关键词’用在了他身上。刘亚楼是带兵打仗的，火气大，我就给他安排了‘发火’，‘炮轰’等内容。”
闻听此言，我不禁笑出声来。卢弘兼有画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文字中带有画家的洒脱大气，画中又蕴含着文人的豪放与沧桑。
我非常感谢卢弘老师――经过他艰苦的文学劳动，不遗余力地从尘封的历史中，把这个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洋钦差”挖掘出来，使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增添了更加曲折而浓重的色彩，也使毛泽民在莫斯科的点滴活动线索浮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卢弘的文章为我出示了路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足迹，揭示尘封历史背后的真相!
三
诚然，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被逐步解密后，才为我查找有关中共历史档案提供了方便与可能。但怎样去莫斯科?怎样才能找到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呢?这对连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的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正当困顿之时，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中共早期负责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教授。
60岁开外的李英男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她出生在莫斯科，20世纪60年代初回到中国。她长期从事俄罗斯历史、礼会与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对俄罗斯的情况非常热悉。
听说李教授近期就要去莫斯科，查找她父亲的有关档案资料，这对我真是绝好的机会!毛泽民和李立三都是中共湖南早期党员，又同在安源路矿工作过。我当即拨通_r李教授的电话。当我自报家门后，她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由于时间太紧，她根本顾不上与我见面，带着我传真给她的委托书，就出发了。
数周后，李教授从俄罗斯回来了，还带同一叠毛泽民档案资料的复印件。李教授告诉我：“毛泽民档案卷宗里的材料不少，因为来去匆忙，中文件我基本带同来了，俄文的东西，就挑了几件。”
李教授所说的“中文件”，主要是指毛泽民档案卷宗中的中文手稿，是毛泽民留存莫斯科的真迹。其中有：毛泽民亲笔撰写的《个人简历》、毛泽民《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和《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有王松(刘亚楼)、李进()、周全(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还有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以及共产国际干部部负责人为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的工作表现所作的评语，等等。
李教授出国前，我想如果能找到毛泽民在批判李德的那次会议上的发言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她找回这么多的东西。我真是喜出望外!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后，中央党史部门曾从莫斯科找回一大批档案资料，其中就有毛泽民《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俄文件。这篇文章由马贵凡先生翻泽成中文，曾在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业刊物《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发表过。也就是说，这份文件经过了中译俄、俄译中两个过程。而李教授找回的，是由毛泽民亲笔书写的中文原件。
我激动地翻阅着外祖父毛泽民的中
文件档案资料，脑海中跳动着一个个惊奇，心中或明或暗地闪现出一个个疑问。有时，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毛泽民自己写的吗?越看这些材料，我越感到毛泽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寻常。那么，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卷宗中，那些我还没去找的俄文件又会写些什么?在另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卷宗里，是否还能找到更令人出乎意料的东西?这些档案是否能揭开深埋在历史深处的、毛泽民兄弟之问的那些尘封往事?我想，只有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完成解密毛泽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四
2005年7月16日清晨，我终于登上俄航SU754班机，飞往我从小就向往的伟大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说实在的，我去过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去莫斯科还是第一次。
这时正值莫斯利最好的季节，国内出访、考察的团队很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住房一时比较紧张。我是自费出国，也不可能带翻译。使馆负责接待的同志把我安排在价格便宜的半地下客房。房间虽然很小，但条件还算不错，有卫生间，也有电视机。
到莫斯科后，我给自己确定了四个目标：第一，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尽可能多收集有关毛泽民的文字资料，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漏掉；第二，寻找与毛泽民有关的历史影像资料；笫三，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几个地方；第四，最好能找到当年的知情人，或听说过当年事情的一些人。当我把自已的想法告诉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时，他们都感到很困难，认为这是大海捞针。当时我想，就算是大海捞针，也要试着捞一捞。
按照李英男教授的预先指点，我首先来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拜见著名的史学博士乌索夫研究员。
乌索夫博士70岁开外，中等身材，身体很硬朗，待人谦逊而热情。从他办公室里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肖像，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感情之深。乌索夫精通汉语，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他对一家情况也很清楚，与他交淡显得很轻松。关于我要合阅共产国际有关档案一事，乌索夫提出很好的建议，并答应亲自带我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去办理查阅手续。
谈话间，乌索夫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同事――82岁的卡尔图诺娃研究员。这位俄罗斯老太太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热地与我拥抱。原来，卡尔图诺娃与家的好几位亲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她曾是兄弟在东方大学的同窗。1949年，带女儿李讷到苏联养病时，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她担任的翻译。老人带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拿出她珍藏的十余张当年与等人的合影照片，还有写给她的亲笔信。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人一直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一家的情况。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我却像同到家里一样。我把从中国带来的纪念110周年诞辰的邮折和《毛泽民》画册送给两位研究员。我还在莫斯科东方红酒楼请他们吃了一顿中国饭，两位老人的脸上始终荡漾着喜悦的笑容。
与乌索夫见面后的第三天，我们相约来到莫斯科德米特罗夫卡大街(原普希金大街)15号――俄罗斯同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档案馆大门上方镶嵌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雕塑头像，显得格外庄严。这座档案馆是在原苏共中央档案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前身曾是第三国际档案馆(1919～1943年)。1991年8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苏共档案馆中全部档案被收归同家所有。同年12月，同家档案馆正式对外开放。
乌索夫首先带我来到大楼的五层填写报告，办理好出入证，又带我去四层查阅共产国际档案索引本，并在电脑上查找资料目录，为我订阅了毛泽民的个人档案，以及共产国际与毛泽民有关的档案。他为我填写好借阅申请单，约定了阅读日期和时间。看到老人跑上跑下，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如期来到国家档案馆，领取了编号为495／225／477的、写有MA0Ц3 E－MИН字样的档案卷宗。当我走进静悄悄的专为外国人开放的阅览室时，“目不识丁”的我，心里不停地打鼓――下面我能独立完成顶期的工作吗?
环视四周，我发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一前一后，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看材料，其中一位是黑头发的亚洲人，我便轻手轻脚地走近她们。说来也巧，那位黑头发的女青年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刘震霞。当她看到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国同胞时，喜不自禁。她高兴地把坐在身后的美国女孩介绍给我。
这个女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硕上，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马意莉。她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很有意思，专门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和开国元勋；40年代的留苏学生有的已进入中国当代最高领导层：50年代至60年代的留苏学生则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中坚。据说，马意莉在这里已经看了好几个月的材料，对查阅档案非常有经验。她的汉语和俄语都很好，很愿意为我提供帮助?
中同共产党成立初期，即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座档案馆里存放着我党早期大量的梢案材料，几乎每一位在苏联学习、工作或养病的中共党员，这里都会为他(她)建立一份档案?从本人填写的详细的履历表到手写的一张纸片，都会完整地存放在他的档案袋里。当然，越是重要人物，档案卷宗里的东西就越多，也越完整。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8个多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其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批准他入境的批件有季米特洛夫指示共产国际书记处，向毛泽民提供中共有关重要历史文件的批示，还有毛泽民在柳克斯饭店(共产国际公寓)的出入证、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挂号证，等等。把这些批示和证件的签署日期联系起来，毛泽民在莫斯科的整个行程，便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当年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的条件是何等艰苦。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方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竟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
随后，我又查阅了与毛泽民有关的的档案卷宗。的档案有15卷，绝大部分是中共递交共产国际的的讲话和著作的俄文翻译件。其中一份资料让我特别好奇，那就是毛泽民为代填的《个人履历表》。浏览这份长达四五页的《履历表》，我有许多惊奇的发现，如：过去只听说母亲的名字叫“文七妹”，毛泽民此处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文素勤”。
这一天，因为要查阅的资料很多，
中午，我没有休息。马意莉和刘震霞也没有离开阅览室。她们每人带了一份三明治和一瓶水充作午饭。据说，这几个月，她们都是这样。看来，她们真正是在艰苦地做学问。
出国前，我的父亲曾嘱咐我：“毛家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你这次去俄罗斯机会很难得，如果能找到贺子珍和兄弟的材料也一道带回来。”按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规定，查阅个人档案必须是本人的亲属。而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我的身份后，热情地为我提供了方便。
就这样，我白天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回到大使馆半地下的小屋里整理资料和照片，以便从中寻找新的线索。逢双休日档案馆休息，我就去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地方，顺便领略俄罗斯的自然风光和古老文化。
去莫斯科之前，我曾在杂志上看过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撰写的文章。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过，对中国党校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红军时期，毛泽民长期与林伯渠一起工作，还肩并肩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对于我的造访，85岁的林利老人显得格外高兴。
老人回忆说，1939年夏天，毛泽民在库其诺中国党校七部居住过，但时间不长。老人告诉我：“当年，莫斯科的铁路交通很方便。我们从库其诺去莫斯科，都是乘坐火车，再换乘地铁进入市区。”她还向我描述了党校周边的自然环境，有小河，有树林……
根据林利提供的线索，我开始寻找位于库其诺的中国党校分部遗址，使馆的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位熟悉莫斯科交通并精通俄语的中国小伙子。然而，要在偌大的莫斯科郊区寻找70年前的遗址，决非易事。凭着军人特有的潜质，我决定从寻找库其诺火车站人手，然后再确定党校的具体方位。
库其诺现在叫“铁路市”。150年前修建的老车站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古老建筑的门楣上方嵌着“КУЧИНО”的俄文字样。我在车站边的报亭买了一张当地的市区地图。地图标得很细，加之俄罗斯地域广袤，旧建筑一般不拆，这给我寻找旧址提供了方便条件。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进一片树林掩映的村庄。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一座庄园式的院落。旧主楼的东墙上还保留着一幅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画，旁边的石碑上记载在卫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所野战医院。我想，当年，中国党校分部的生活保障由红色救济会负责，在这里学习、养病的中国学员在1940年春天就毕业离开了。1941年夏天，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红色救济会在这里设立野战医院是完全可能的。
一位热心的俄罗斯人带我们走向楼房西侧，他拨开一人多高的野草，露出十几级台阶。我站在破败的杂草丛生的石阶之上，仿佛看到了当年庄园的辉煌：主楼前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和漂亮的花园，沿两侧弧形台阶走下去，又是一个带喷水池的花园，再下去是清水涟漪的小河，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我判断，这里可能就是中国党校七部遗址。我用摄像机记录下所看到的一切，准备带回去请当年在库其诺学习过的老同志再辨认……
三周的俄罗斯之行，在紧张忙碌中结束了。虽然，最初定下的四个目标不可能全部实现，但也初战告捷。此后，我拿到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长基里尔・安德尔松亲笔签名的证明信。
五
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的舅舅毛远新正好在北京看病。当他听说我找回一批材料后，便推迟了归期等我回来。
当远新舅舅认真翻阅了我从莫斯科带同的所有资料和照片后，很感慨。刘亚楼、、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他看了好几遍。他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主席在世时，曾多次和我谈过他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远新舅舅介绍我去找当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刘亚楼上将的儿子刘煜奋。他说：“刘煜奋出生在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资料，要搞清毛泽民在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也许他能为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和我的专家朋友又先后四次去莫斯科，多次走访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电影和图片文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友好协会、莫斯科市资料馆等历史档案保管单位和研究单位。我将找到的有关毛泽民的全部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类，并请专家和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帮助翻译和解析。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看过这些档案资料后评价说：“毛泽民这次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许多至今尚未解开的谜团。细致研究从莫斯科找到的毛泽民亲笔撰写的档案材料，我们有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
这些新发现是伴随着一个个问号出现的：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刚刚结束，毛泽民为什么匆匆离开延安去苏联学习、治病?途中又为什么突然勒马新疆?
1939年初夏，笫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新疆形势出现阴云，党中央为什么又批评毛泽民去苏联治病?其中有什么更重要的不为人知的动机?
为什么毛泽民的到来引起共产国际极大的关注?季米特洛夫甚至亲自批示，提供大量的有关文件、资料让他阅读，莫斯科究竟想了解什么?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在中国的错误后，为什么李德反倒松了一口气，难道仅仅是因为免于对他的处分吗?
中共中央领导人、任时当时都在莫斯科，为什么却是刘亚楼、、毛泽民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反映问题?他们都写了些什么?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十分中肯地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这封有关中共七大组织和干部问题的绝密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莫言资料范文4
因为NBA火箭队的某队员在中国内政上对香港事件妄加评论，并且公然支持香港的暴乱分子，NBA火箭队总经理莫胖子发表支持港独言论，至今没有道歉不说，NBA的大老板萧华更是在此事上默许了该队员的不当言论。
莫雷事件发生后，莫雷拒不道歉，萧华为其开脱，中国球迷对此非常愤怒，毕竟火箭队在中国的球迷数量太多。央视一直没有复播NBA，NBA遭受巨大损失，火箭队损失更是无法估计。如果NBA一直得不到中国的谅解，很可能NBA会在2020-21赛季的工资帽大降低最终迎来第三次停摆。
莫雷事件后，萧华一直希望不道歉、不处罚莫雷的基础上得到中国的谅解。据美媒爆料萧华请求和姚明第二次对话遭遇拒绝。更加严重的是，萧华恐怕连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伙伴都要失去了。莫雷事件发生后，腾讯体育顶巨大压力复播了NBA，萧华的“言论自由”让火箭、篮网、奇才等NBA球出现众多“莫雷支持者”，他们声援莫雷，身穿涉及香港问题的T恤，腾讯体育为此经常停播本已经安排好的比赛。
（来源：文章屋网 ）
莫言资料范文5
猛然问被推到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莫言的表现是“诚惶诚恐”。世界给他荣誉，我们给他疲劳。
10月15日上午，一直躲着媒体的莫言，不小心被本刊记者在家中撞了个正着。他没好意思直接掉头躲进书籍文稿如山的“一斗阁”，他愿意与记者聊聊，但事先定好了规矩：“只谈文学不谈其他”。
他穿着紫色绒面休闲外套，内里是格子衬衣，眼袋明显，神态疲惫，边说边摩挲着半截破梳子。
“你平时身上喜欢带把梳子吗？”记者想起了本刊刚刚采访过的刘震云一刘有这习惯。
“不是，一进门看到你，想赶紧梳梳头，一时找不到好梳子，随手摸了一把。”他稀疏的头发齐刷刷倒向右边，力图罩住光亮的脑袋。他的一位朋友宽慰他：“贵人不顶重发”。
在当地政府眼里，莫言着实尊贵。事实上，莫言早已被高密当成文化建设的招牌。诺奖一获，其有形、无形价值无法估量。10月11日获奖消息当晚，高密政府放了半个多小时焰火庆祝。是夜9点半，还安排了一次新闻会。但中外媒体过多，莫言不得不在次日下午又召开了一次新闻会。此后，他躲了起来，一是因为身体不堪重负，每天只能休息3个多小时，二是因为这个惯于安静的作家不知怎样应付如此热闹场面，他希望一个月后一切恢复平静。
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地政府显然不想让这件喜事一下子归于平静，它们要让莫言这块金字招牌为高密，甚至整个山东带来点什么。山东的旅游口号“—山—水—圣人”因为莫言，已改为“—山—水—圣人一文豪”。高密城里和莫言旧居到处张贴着其获奖的标语。
大栏乡平安村，莫言旧居，一所5间房的土垒老屋，唯有院子内的两畦胡萝卜和门口的大豆是坚守在此的活物。看护这些活物的，是莫言90岁的父亲管贻范。但老人有心无力，游人和记者肆意的热情已迫使胡萝卜苗半数伏地，无数的脚印使这里新踏出了一条路。
16年前，来此处拍摄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的张艺谋，曾在这所土屋前和同样光着膀子的莫言与姜文，还有身着戏服的巩俐留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张艺谋让各国运动员用脚踩出的七彩彩虹，却没有莫言家老屋新路上不分国籍的脚印来得如此急遽，冲力十足。
一切都格外匆忙。14日上午，莫言家老屋村头的石桥被重新粉刷，几名村妇被组织着铲除通往老屋路边的杂草，侧柏幼苗迅速被栽在屋后，点缀着落寞了20多年的老屋，“莫言旧居”的牌子被匆忙插在屋后，标语“获得诺贝尔奖奖者”用病句的方式告诉来访者，这一切到底有多么措手不及。
连风水先生也来凑热闹，他大叹，这旧居背靠胶河，不得了，上风上水的宝地啊。从早至晚，这里车流如织，忙着秋收的平安村男女老少也过来扎堆，他们纷纷感叹这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
故乡对莫言的盛情美意不始自今日。1982年他在部队提干后，每次还乡，高密政府都将他奉为座上宾。1986年，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一炮而红后，时任高密县委宣传部长的孙惠斌就召集了一次莫言文学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媒体和文学评论家到高密就莫言早期作品展开讨论。孙后来担任高密市委（县级市）书记，理所当然把莫言视为当地文化建设的招牌。2006年，莫言研究会成立，退休的孙惠斌担任会长，其后又推动莫言文学馆在2009年建成。
当地政府的厚意，一直遭到管贻范父子的反对。2002年春节，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到莫言老家拜访，管父对莫言讲，大江健三郎比你有名，人家都不建文学馆，你有什么资格建？
当地政府执意将莫言旧居整修并保留下来，其父又教训他，都坚决不保存故居，我们有什么资格？
父亲的庭训，让莫言惶恐，但他却奈何不了当地政府。有官员曾言，莫言是高密的，也是世界的。文学馆并非是为莫言修家庙，而是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文化建设的标志、莫言研究的平台、学生教育的基地…一在一个人隋社会，莫言研究会除了文学价值外，给会员创造了高端人脉资源、致富商机等附加值。
以往每年春节回家的莫言，总会在正月初二去给自己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张作圣拜年，并送上签名的首版小说。“张作圣老师，这是学生的习作（《透明的红萝卜》），望批评，像当年为我批改作文一样。学生莫言。”这些被看得页面有些发黑的小说，仍被张老师保存。
“《红高粱家族》风格很狂放，到了《檀香刑》和《蛙》，看得出他很压抑，而且因时间跨度大，伏笔多，往往要读好几遍才懂。”张作圣感慨自己年龄大了，已跟不上学生的进步，连见莫言也开始变得困难。“近几年，特别不容易联系上他，太忙。”每次归乡的莫言，总会被政府拉去参加活动、做报告。“政府对他很重视，因为他把高密推介出去了，对当地经济拉动都是能看得到的。”
高梁酒、九儿酒都是借莫言小说而注册的商标。莫言获诺奖后，前去注册与莫言有关的商标的人数激增，当地旅游部门也正在琢磨如何挖掘莫言资源。
但莫言回报故土的，依旧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推介故乡。1990年，莫言在《人民日报》连发《高密之光》等3篇报告文学宣传故乡。后来，他不仅在小说里写到了高密地方戏“茂腔”，而且在北京多次推介。2006年，这个濒临灭绝的地方小戏，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密“三绝”本是剪纸、扑灰年画、泥老虎，如今已变为“四宝”：剪纸、扑灰年画、泥老虎、茂腔。
别说是自己的老师，如今，就连家人也不是想见莫言就能见到。哥哥姐姐们心疼弟弟，怕他累坏身体，不过文化程度不高的妻子早已习惯了这个为了创作寝食不定，但对家庭超级负责，偶尔又像小孩子的丈夫。只是在严厉一生的父亲眼里，莫言永远是个农民。
“想起老家的馒头和大葱我就想家。北京的大葱不好吃，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大（即爸），今年春节我们回去过年，您能做点黄酒吗？用黍子米做，不要用地瓜。另外告诉俺二嫂子，让她把酱包上几个地瓜放着，我好久没吃地瓜成菜了。三儿拜上。”这是2003年莫言给其父的一封家书。
如今的莫言，想吃地瓜成菜更难了。家乡越是大张旗鼓，他越惶恐不安。
其实，这种惶恐感贯穿了莫言过往的人生。2011年，他凭《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曾告诫自己用“10分钟忘掉这个奖”，以遏制膨胀的虚荣心。
惶恐外化成的低调谨慎处事风格，是莫言全家人的特点。传世家训中，低调谨慎是管氏家族在高密东北乡能够世代安身立命的处事智慧。历经战乱和政治风云，高密管氏只想做安分人，而不愿招惹任何是非。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生于1955年2月17日的莫言，小名“射斗”，大名管谟业。从他懂事起，“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就被威严的父亲挂在嘴边。年轻时的莫言好动话多，他起笔名为“莫言”，便是为了遵循父亲希望他少说话的教导。
作品是作家对社会说话的一种管道，但莫言最初写作，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两位哥哥一样，当兵曾是他想“与地瓜、野菜离婚”的唯一出路，因为另一条出路——读书——因被迫中断了。
1961年，刚6岁的莫言开始上学。“他是班里32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有脑子，语文尤其突出。”张作圣回忆，莫言擅长出奇制胜的开头和细致入微的场景描写，比起其他同学的文章来，更引人入胜。他把莫言的作文常当范文朗读。莫言记忆力极强，且喜读书，可惜农村书少，张作圣曾召集学生成立一个图书角，他自己和学生们把书凑到学校，“凑了四五十本”，有《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及刊物、连环画，莫言的父亲做了个小书箱，莫言当管理员。这样，在小学时，莫言已读了好多大部头的书，其中还包括他靠帮邻居干活换回的书。发掘莫言写作天赋的张作圣认为，管家崇文尚礼的严格家教成就了莫言，“他爸爸就爱看书，一辈子没得罪一个人，在村里很有威信。”
生于1923年的管贻范，解放前读过四年私塾，是高密管氏第23世孙。他谨小慎微一生，传承的就是管家世代“耕读”的传统。高密管氏是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后代，世居胶东，以耕读传家，多文学隐士，少达官显贵。清末民初，莫言曾祖因官司败诉，迁至平安村（又称下洼），创业二十余载，家富足，育三子。莫言祖父行二，名管遵义，字嵩峰；大祖父管遵仁，字嵩山。三祖父抗日战争时不幸遇难。在管贻范记忆中，他青壮年时期是在躲避战火中度过的，他把那些战火连天的历史讲给了孩子们听，莫言用耳朵阅读获取的小说素材就包括这些内容。现在90岁了，管贻范还坚持看新闻、看书，炕头上还摆着一摞线装书，《易经》便在其中。
“你能看懂《易经》吗？”记者问。
“看不懂。看不懂也爱翻翻。”老人家笑了笑，耳背目明，什么书都愿意看，就是没看过莫言的书。坐在他旁边的80岁弟弟管贻喜说：“莫言不给他看，怕小说里的内容不好，让他骂。”老哥俩各自的老伴都已去世，经常坐在一起聊天。虽都是耄耋老人，管贻喜在兄长面前还是特别恭敬。
年轻时，恪守传统礼教的管贻范就掌管着整个家族，和弟弟不分家。弟弟管贻喜不爱读书，想编草鞋卖钱，被兄长全烧了，逼他外出求学。如今80岁的管贻喜，很感念兄长当年的逼迫，他现在是退休工人，一辈子没有像哥哥吃过那么多苦。当年他外出上班，哥哥负责教育他的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如今定居美国洛杉矶。
解放后，农村兴起，家里的财产都要充公到生产队。“爷爷不交，我爸劝他看清形势，不交不行。”莫言的大姐管谟芳忆及过往，对父亲在特殊年代的隐忍，以及在家中的威严深有感触，“他每天干完活，再累，回家也得先到爷爷奶奶屋里道个安。”而莫言借驴、马等动物之眼，用佛教六道轮回说架构的、反映农村50年历史变迁的《生死疲劳》，正是自己家族及全村人命运的投影。
莫言63岁的二哥管谟欣说，他们的祖父没上过学，但博闻强记，手巧，木匠活精，自学打算盘，算账快，还会讲故事。擅长讲古的祖父和懂中医的大祖父是莫言文学上的启蒙人。“《东周列国志》、《山海经》、《封神演义》等一些神怪故事，还有三皇五帝的历史，都是两位老人讲的。”
爱给莫言讲故事，熟读《易经》并带莫言学中医的大祖父，对女儿管贻兰说：“（射）斗将来一定是个大偶侯（了不起的人物），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肯定能看到。”作为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原型，75岁的管贻兰听到莫言获得诺奖后，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说的那句话。莫言至今写作仍惯用繁体字，文稿工整，字体漂亮，很有大祖父处方上的毛笔小楷风范。
管贻兰接过父亲的衣钵，1973年后才转向西医，接生技术极好，十里八乡闻名，退休后至今求诊之人不断。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当年便由她接生，她的二女儿王梅去年又为专门从北京回到高密的管笑笑的女儿接生。
而莫言小说中姑姑的第一个男朋友，背叛国家到台湾的飞行员，竟是管贻兰的哥哥、莫言大祖父唯一的儿子。1949年解放青岛时，这个堂叔到了台湾。这也是管家在期间忍气吞声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让管氏兄弟们倍感孤独和压抑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里有两头牛而在时被扣上“中农”帽子。
好在1963年，年长莫言13岁的大哥管谟贤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此事轰动乡里，也让管家人心绪稍平。同样喜好文学的大哥，至今还是莫言小说的第一读者。教了一辈子书的大哥，亦擅长写作，《莫言研究》集刊中，每期都有其文章。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济钢，一个在华为。
孤独之外，莫言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初感受，还有饥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两大源泉。”莫言说。
莫言四五岁时就赶上了三年，饥饿成了童年最深的记忆。管谟贤说：“莫言是兄弟中最小的，在家中似乎成了多余的人，由于饥饿，被认为很馋。”馋鬼莫言触犯了父亲教导的“不偷不抢不摸”，拔了生产队的一棵红萝卜。管父大怒，暴打了他一顿。
不在忍耐中死亡，就在忍耐后爆发。就像国人对诺奖的期盼一旦成真必然引发抢书狂澜一样，莫言青少年时期积压的饥饿感，在小说创作大门打开后，对这种饥饿感的宣泄就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于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就揭示了作者对饥饿的深刻记忆，小说中“黑孩”的原型便是莫言。
《透明的红萝卜》被当时正在大栏中学教语文的毛维杰读到，通灵的风格让其过目难忘。“看到里面有好多熟悉的场景，如村头的滞洪闸，还有村里的一些人物原型。”爱好文学的毛维杰听同事提到，平安村有个在外地当兵又会写东西的人，叫管谟业。由“谟”字分拆开正好是“莫言”，他便猜到了个大概。回乡探亲的莫言，带着女儿管笑笑到家旁边的大栏中学玩，被毛维杰确认。自此后毛成为莫言的拥趸。1993年当上校长的他，在学校开了两间教室做莫言资料室，莫言的文稿、小说、评论以及照片等资料，都被他收集到此，并作为“相似教学”的平台。莫言的创作经历，在他看来，与世界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类似，“都出生在偏僻处，后来都到了繁华地，经历过反差极大的两种生活状态，这种刺激促其在作品中反思社会和人性。”
他把莫言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76至1984年是模仿阶段；1984年以后是形成自我风格的阶段，其中《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字样；而1988年因苍山县出现的抢蒜薹事件创作的《天堂蒜薹之歌》，则使其创作进入超越阶段，容量更大，视角更大，历史跨度更大。例如，莫言带有民间史诗风格的作品《丰乳肥臀》（1996年）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这部小说使其实现了从“为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转变。
此后，糅合了魔幻主义、武侠传奇、抒情主义、结构主义、表现主义、现实主义的炫技式实验小说《酒国》（2001年）、以八国联军侵华为历史背景的《檀香刑》（2001年）、以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的《四十一炮》（2003年）、讲述中国农村解放后50年变迁的《生死疲劳》（2006年），一次次将莫言推至创作巅峰。然而也有评论认为，他的作品“泥沙俱下”，充斥力比多（libido，指）味道的语言，令很多读者无法接受。
莫言资料范文6
两个世界
我们注意到，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至少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黑孩儿在工地上干活，发现了透明的红萝卜，然后努力去寻找被小铁匠毁灭掉的红萝卜。一条是小石匠、小铁匠还有菊子姑娘之间的感情纠葛及其悲剧结局。两条线索相互纠缠，互相牵制，并在叙述层面上形成了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冲突。
其实莫言小说的情节性并不强，故事结构也并不复杂，这一特点在这部小说中就显示得十分清楚。但莫言更注意故事的塑造方式，通过转换故事讲述的视角塑造一种阅读的惊奇。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叙述人在讲述故事过程中叙述视角的跳动，尤其是当谈到黑孩儿的时候，叙述常常会转移成为孩子的视角，也只有如此，小说中色彩斑斓的世界的出现才具有叙述的合理性。这个世界与成人世界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对立的、复合的、协调的等等。小说中黑孩儿的世界存在于成年人世界的缝隙中，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空白之处，也是在成人的世界之外，黑孩儿世界的审美价值才具有独特的意义。但是这种叙述视角往往又会被成人世界的视角打断，这时，粗粝的现实世界就会凸显出来，而将审美世界流放了。
莫言十分注意对感觉世界的塑造，尤其是刻意放大叙述的主观感受，从而塑造出一个光怪陆离、不同寻常的声、光、色、味的世界。有评论者很早就指出莫言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植根于农村的童年记忆中的世界，一种儿童所独有的看待世界的全新眼光”，在莫言最优秀的篇章中都表现出了“儿童所惯有的不定向性和浮光掠影的印象，一种对幻想世界的创造和对物象世界的变形，一种对圆形和线条的偏好。”[2]也因此，许多评论都集中在对莫言小说感觉世界塑造的独特性上，而忽略了这种独特的塑造方式和叙述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莫言小说中叙述时间往往与故事发展的时间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张力，由于注意塑造个体的主观感觉，这使得故事的讲述时间往往要慢于故事发展的实际时间，并因此而削弱了故事的情节性。同时故事的结局往往又是悲剧性的，对于故事的叙述由于刻意从一个“儿童式的”视角去刻画，并着力于塑造出一个美感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冲淡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儿童世界时刻处于成人世界的挤压中，同时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在语言叙述的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前者总是处于一种诗意化的语言结构中，同时讲述的速度明显放慢；而后者则常常是一种普通的乡村土语，叙述性很强，这种语言充满了一种暴力、粗俗的色彩，带有明显的乡土世俗气息。而儿童世界的想象性会在这种粗俗的语言中突然出现，又往往被这种语言突然中断。这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暗示出叙述人在叙述态度上的差异：即存在于儿童记忆中的乡土和存在于理性思维中的乡土之间的差异。前者是美丽的、充满了个体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精神幻觉；后者则是现实的，是知识分子个体反思之后的结果。前者努力在塑造一个美的世界，而后者则在塑造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前者充满了温馨、愉悦，而后者则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前者是儿童似的，后者则是成人化的；前者更富有感性的色彩，而后者则充满了理性的精神。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成就了《透明的红萝卜》两个世界之间的张力。莫言自己也承认，一方面他认为，“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另一方面，“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3]前者是一种情绪化的个体体验形式，而后者则是一种带有理性反思意味的思考；前者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也因此在小说中以“美”的形式出现，后者则是一种在文学价值层面的追求，也因此具有一种批判的意味。此二者纠缠在一起，就成为《透明的红萝卜》中两个色彩对立分明的世界。
悲剧性结局
但两个世界在小说的结尾都以悲剧收场，其原因何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儿童世界的毁灭不仅仅来自于物质的贫困，来自于情感的匮乏，还来自于个体的麻木和蒙昧。而成人世界的毁灭则来自于现实世界中个体之间的利害冲突，来自于个体的无知与人性的弱点，还有命运的强力。小说中，小铁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挤走了师傅，而他的师傅也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烫伤了徒弟的胳臂；小石匠和小铁匠为了菊子姑娘大打出手，老队长因为黑孩儿拔光了地里的萝卜而愤怒地将黑孩儿踢倒……现实世界就处于这样一种争夺和为争夺而出现的暴力中。暴力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中，还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中，而且也只有这种语言模型的日常化才意味着暴力的日常化。
在这样一种世界中，黑孩儿的行为是怪异的，这种怪异不仅来自于他对自我世界的沉迷，还来自于现实世界对他的判断――他的种种行为都不符合现实利益支配的逻辑。但在现实世界中，黑孩儿的行为同样具有一种暴力形式，他为成人世界的暴力所侵犯，同时他也以暴力的形式回击成人世界。而且一旦黑孩儿进入到成人世界中，他的行为就只能如此。小说中，黑孩儿最让人费解的行为就是在结尾帮助小铁匠打小石匠。而其根源则在菊子姑娘身上。菊子姑娘在黑孩儿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她几乎是出于母性的本能照顾黑孩儿，从而使这个丧失了爹娘、又生存于继母暴力下的孩子获得了从未体验过的爱。但黑孩儿无法容忍这份爱被他人剥夺，尤其是当他发现了菊子姑娘和小石匠之间的情感秘密时，他脸上闪现出的“冰冷的微笑”几乎展示出了这个孩子内心深处的冷漠和仇恨。爱与恨处于如此紧张的两极状态中，也因此黑孩儿才会毫不犹豫地在关键的时刻去袭击曾给予自己帮助的小石匠。这时候，小石匠以前的一切都无法替代他强占菊子姑娘带给黑孩儿的愤怒，也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孩子丰富的感受性的内心深处所隐含的可怕的一面，我们才可以理解黑孩儿行为的怪异，而菊子姑娘给予黑孩儿的爱则成为自己命运悲剧性的重要原因。
有评论认为，莫言的深刻性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试图超越历史直接窥查人的本性，历史在他这里只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刺激，他更关心人心和人性的种种反应。他不愿恪守任何关于文学的既定规范，甚至也对还在禁锢人们的道德律条产生怀疑。他极为痛恨虚伪，而宁愿用自己的笔去真实地揭示丑陋。”[4]黑孩儿的矛盾性就体现在作为一个被想象的个体和作为一个想象世界的个体之间的矛盾，前者寄托着叙述人回归故土的情思，展示的是记忆世界中故乡璀璨华美的乐章，展示的是人性中美丽灿烂的一面；而后者则是故乡在反思世界中出现的形式，这种人性深处“恶”的力量对个体的毁灭，并塑造一个出具有“恶”的因素的个体；黑孩儿不仅是一个被摧残的对象，同时他还是一个摧残世界的形象。这种个体形象上的矛盾在小说叙述层面上的表现，就是小说塑造方式和叙述行为之间的矛盾。
苦难的张力
这种由“恶”的力量支配的世界同样是苦难的世界。《透明的红萝卜》是苦难、饥饿和美丽共同组成的世界，黑孩儿是这个世界的生存者、体验者，也是这个世界的见证者和描述者；而他在被他人毁灭的同时，也以暴力的形式参与到对世界毁灭的进程中去。叙述人努力通过不同人的眼睛改变着我们对于乡土世界的感受和体验，重新组织一个新的经验世界。莫言承认《透明的红萝卜》有着强烈的童年经验色彩，一是童年时代对于饥饿的记忆，二是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我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与我的这段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儿虽然不是我，但与我的心是相通的。”[5]
来自于乡土的作家对于乡土的描绘往往不同于来自于城市的作家，二者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对乡土是否存在着童年记忆，而且童年记忆往往以各种形式进入到小说的文本中。来自于城市的知青作家对于乡土的描写十分复杂，例如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就充满了对乡土的赞美，小说几乎没有太多的情节，以回忆的形式将自己在乡土中遭遇的困苦还有面对困苦的坦然，与乡土农民的淳朴、热情、真诚表述了出来。而另外一些作家则往往将乡土描述为一个神圣而苦难的地方，一个重新塑造自我灵魂情感、重新拯救自我沉沦的地方；而个体在乡土中的遭遇既是一种不公正的历史境遇，也是个体感受农民生存苦难的机遇，更是重新塑造自我神圣形象的开始。因此在苦难的塑造上其着眼点更注重知识阶层个体在其中的感受。如张贤亮的小说《马缨花》、《绿化树》等。这类小说对于乡土苦难的描述往往更是实现叙述人主体精神价值的修辞手段，并使主人公具有分担“苦难”的价值色彩。但在上述诸种类型中，叙述人的叙述语气具有明显的“客居”色彩，这种态度不仅将个体置于故事之外，也将叙述人置于整个叙述之外。
莫言对于重塑乡土具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他认为“农民的苦难感与知识分子、的苦难感还不完全一样，不要把知识分子自己的苦难感强加到农民头上，结果写出来的农民一个个像知识分子。”“从我自己对农村的感受出发，我觉得农村生活并不像‘’作家、‘知青’作家笔下所表现的那样暗无天日，悲悲戚戚。农村生活的确很艰苦，但农村生活并不是一点欢乐也没有。我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我能够体会农村生活的欢乐与痛苦。为什么不能写农村生活欢乐的一面呢？”[6]也因此，莫言笔下的农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尤其当这个世界经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时。莫言将乡土世界中人们的言语，劳动的行为，还有这一行为中蕴涵的复杂的情感以一种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看一下小说中打铁的那段描写，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富有魅力的章节之一：
老铁匠从炉子里把一支烧熟的大钢钻夹了出来，黑孩儿把另一支坏钻子捅到大钢钻腾出的位置上。烧红的钢钻白里透着绿。老铁匠把大钢钻放到铁砧上，用小叫锤敲敲砧子边，小铁匠懒洋洋地抄起大锤，像抡麻秆一样抡起来，大锤轻飘飘地落在钢砧子上，钢花立刻光彩夺目地向四面八方飞溅。钢花碰到石壁上，破碎成更多的小钢花落地，钢花碰到黑孩儿微微凸起的肚皮，软绵绵地弹回去，在空中画出一个个漂亮的半圆弧，坠落下去。钢花与黑孩儿肚皮相碰撞以及反弹后在空中飞行时，空气摩擦发热发声。打过第一锤，小铁匠如同梦中猛醒一般绷紧肌肉，他的动作越来越快，姑娘看到石壁上一个怪影在跳跃，耳边响彻“咣咣咣咣”的钢铁声。小铁匠塑铁成形的技术已经十分高超，老铁匠右手的小叫锤只剩下干敲砧子边的份儿。至于该打钢钻的什么地方，小铁匠是一目了然。老铁匠翻动钢钻，眼睛和意念刚刚到了钢钻的某个需要锻打的部位，小铁匠的重锤就敲上去了，甚至比他想的还要快。
姑娘目瞪口呆地欣赏着小铁匠的好手段，同时也忘不了看着黑孩和老铁匠。打得精彩的时候，是黑孩最麻木的时候（他连眼睛都闭上了，呼吸和风箱同步），也是老铁匠最悲哀的时候，仿佛小铁匠不是打钢钻而是打他的尊严。
这不仅是师徒打铁的过程，也是两个铁匠之间竞争角力的过程：老铁匠的局促，小铁匠的放肆，老铁匠对自己力不从心的掩饰和小铁匠步步紧逼、得势不饶人的心态，都在这个过程中被传达了出来。同时叙述人又通过不同的人的眼睛重新叙述着这个场景中的含义：在菊子姑娘眼中这是一个充满了美感的世界，小铁匠的身影映在石壁上，充满了力量和动态、还有生命的活力；而在黑孩儿的眼中，这是一个让他窒息，让他沉醉甚至是忘记自我的场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世界中。也是在这种投入的状态中，可以看到黑孩儿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他无法真正感受到这种场景中微妙的竞争状态、无法感受到这个场景中老铁匠内心世界中的悲哀和恐惧，面对年龄的衰老而将丧失一切后所带来的对世界的恐惧感。
但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塑造，莫言不是回避了乡土世界的苦难，而是将这苦难推到了小说的远景。黑孩儿是一个身在苦难中却没有苦难感的人，在小说中，苦难是通过老铁匠的声音，通过老铁匠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老铁匠那满是窟窿的围布，还有默然的姿态，无不是苦难和安于苦难的缩写。而那猛然间唱出的戏文，既是对苦难世界的表述，也是对世界苦难的无奈抗争：
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
这段凄怆的旋律曾反复在文中出现，它曾化解过小石匠和小铁匠之间的冲突，也曾传达出老铁匠在临走之前的凄苦无奈。它与黑孩儿的想象世界形成了呼应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老铁匠是一个洞彻苦难世界的觉者，而黑孩儿则是沉于苦难世界中的迷者。这一老一少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又不无相通之处。而在这种苦难中个体之间关系的漠然，更衬托出一种特殊的冷寂。
《透明的红萝卜》所呈现的世界就存在于这冷与热相交叉的世界中，黑孩儿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份子。但他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中困难的体验者，苦难的背景化使黑孩儿在精神上外在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激情与这个世界麻木的自在性之间，叙述人对故土的所有情感得以释放。
注释：
[1]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2] 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1页。
[3]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1页。
[4] 夏志厚：《红色的变异》，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18页。
[5] 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